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五四运动历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五四运动后至建党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加强以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力开展工人工作;积极推进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结出了丰硕成果，工会组织纷纷成立。考察五四运动后至建党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总结规律性，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篇：五四运动历史论文
理解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四个向度
【关键词】五四运动 伟大觉醒 革命形态转型 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国共产党诞生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8.002
1919年5月4日，一场全国范围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在中国爆发。作为100年前的历史事件，它已经成为留存在人们头脑里的过往记忆;作为彰显民族精神的历史运动，它依然是激励当代中国前进的思想财富。五四运动具有厚重的价值，它不仅铸造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时代精神，而且汇集了中国人民伟大觉醒、中国革命形态转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建立等历史价值的精华。2019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安排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目的是重温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深化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激活历史记忆，挖掘历史资源，从而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添不竭的动力。
体现近代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民品尝到民族耻辱的苦涩。从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始，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压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山河破碎、经济凋敝、生灵涂炭、国弱民穷，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之中。中国人民在屈辱中抗争、在苦难中奋斗、在危机中担当，五四运动是表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顽强意志的标志性事件。
历史带来的不幸，催生中国人民的一次次觉醒，每一次觉醒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五四运动之前，近代中国人民的觉醒有几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一是三元里抗英斗争、义和团运动等类型的人民群众反抗外国侵略的壮举;二是以林则徐、魏源、康有为、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救国救民道路探索;三是遭遇战争失败而形成的刺激，尤以1894年甲午战争为突出，堂堂天朝帝国被弹丸岛国的日本打败，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震撼，时人有“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的感受。这几种形式的觉醒促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一步步向前发展。
沉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那个年代，国外称中国是一头“睡狮”，对中国人民来说，如何从睡梦中醒过来是个沉重的话题。近代中国人民不是一下子觉醒的，而是有一个由弱到强、由浅及深的过程。诚然，反侵略斗争中无论哪一种觉醒形式都表现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英勇气概，但表现形式不同，覺醒的表现在程度和意义上有所差别。概括地说，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基本上还处于被动反抗、急促应对、行动自发、目标茫然的状态，主要局限于社会部分群体和少数仁人志士的范围，形不成斗争合力，缺乏整体性的觉醒。一些先进中国人对这样的局面深有感触。孙中山先生曾形容中国犹如一盘散沙，没有觉醒起来形成团结的力量，他说：“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2]陈独秀认为鸦片战争后各次变革都只是少数人的行为，缺乏民众的参与，广大国民都还站在旁边“隔岸观火”，以致“共和已经八年，一般国民不曾有一天明了正确意识的活动。国民和政治，隔离得千百丈远”。[3]五四时期鲁迅创作的《呐喊》《药》等多篇小说，以辛辣的文字揭露社会黑暗，他把当时中国的社会比作一间沉闷的屋子，希望用呐喊唤醒房间里所有沉睡的人们。这些观点都蕴含着对中国社会和人民整体性觉醒的期望。
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意义是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整体性觉醒，这不仅表现在全国规模的范围上，更表现在觉醒的形式上。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而引发，西方列强无视中国的主权，达成把山东胶州半岛管辖权交给日本的协议，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成为这场群众性爱国主义运动的鲜明主题。五四运动不仅发生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且是一个持续较长时间的过程，因此形成“五四时期”“五四时代”等历史概念。它不仅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北京青年学生的示威活动，而且蔓延成为遍及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罢课罢工罢市的抗议斗争。这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是空前的，对唤起近代中国人民觉醒有着重要意义，吴玉章回忆五四运动时说，“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4]与以前中国人民的觉醒形式相比，五四运动表现的爱国主义不是被动地反抗，而是主动地抗争，是为国家地位和民族尊严而战，体现出近代国家和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五四运动体现近代中国人民伟大觉醒表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一次集体行动，参与其中的不仅有起着先锋队作用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有极大热情的广大工人、商人、教师、城市居民以及农民群众。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斗争于北京发生，蔓延到全国各地，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抗争。这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果缺少有序的组织引导是难以开展起来的。虽然五四运动不是在哪个领导机构或哪种政治力量主体的组织下开展起来的，但全国各地为声援抗争而成立的学生联合会、请愿团以及“三罢”斗争的一些工商界团体统一行动，使五四运动在秩序、方向、目标和过程等方面体现出组织性。北京学生五四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复旦学生举行集会，决定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5月19日，该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各校派代表分赴外埠，联络全国学界，并在罢课后组织演讲、散发传单、调查日货、组织义勇团等活动。5月9日，武昌各大中学校学生以学生团的名义向北京学生致电声援，17日，正式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6月16日，全国学联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各地报纸纷纷加入斗争的行列，发挥媒体舆情宣传的作用，连续报道五四运动进展的消息。《民国日报》《申报》等报刊揭露北京政府出卖国家权益、镇压学生的罪行。学界、商界、新闻出版界等团体通电全国，要求释放学生，拒签和约;组织游行;抵制日货。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五四运动的社会动员组织性、抗争行动组织性、方法步骤组织性等特点。
五四运动体现近代中国人民伟大觉醒还表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具有彻底性。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5]如果把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进行比较，那么评判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显然不在实践的激烈程度上，而是以思想的深刻程度为标准。再进一步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主要也不是表现在声势浩大的现象上，而是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民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打破了对外国侵略者的幻想，同时又加深了对封建主义的认识，提升了与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斗争的思想自觉。1919年5月18日，李大钊撰文指出：巴黎和会就是“欧洲分赃会议”，“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个强盗国家的牺牲!”五四运动“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6]这是从本质上认识帝国主义的体现。五四运动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使中国人民进一步看清了封建统治阶级成为帝国主义附庸的面目，开始认识到必须推翻他们的统治。认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深化，是五四运动超越历史的表征，不能认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必然影响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有效性和彻底性。正是有了五四运动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本质的认识深化这个基础，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迎来中国革命形态的历史转型
在中国近代史上，五四运动是划分新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阶段的标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新旧之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殊现象。新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同一个范畴，但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是两种革命形态。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其历史意义显示的又一个向度。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理论上统称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实，这只是历史研究分期意义上的使用，严格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实际发生的时间很短。中国资产阶级到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以后才产生，而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从辛亥革命才开始的，“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7]从这个意思上看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它以实现革命形态转型推动了近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进程。
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还要加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辛亥革命之前，无论是统治阶级的开明人士进行的革新自救，还是旧式农民战争或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都发生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环境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间接或直接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特点。之所以说辛亥革命是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因为它以推翻封建统治为目标，同时也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旗帜，追求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1年武昌起义掀起的革命风潮取得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成果，结束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华民国。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的伟大业绩。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新生，中华民族仍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桎梏。孙中山先生认识到革命尚未完成，要求同志仍须努力，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实践的反思中对曾经奉为法宝的西方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辛亥革命的夭折事实上宣告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短命，它的内在逻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胜利的使命。撞上了墙、碰破了头，就要寻觅新的路，中国革命形态转型成为必然要求。“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五四运动迎来了时机，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印证了这个时机的到来。五四运动前，思想处于激进状态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中华民国强烈不满，但还是束缚于仿效英美国家的目标;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虽然表示出崇尚法国革命的激进姿态，但依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圭臬。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了俄国，走十月革命的路成为新的选择。李大钊发表了多篇文章评论俄国十月革命，颂扬它是“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开辟了人类新纪元”“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揭示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8]陈独秀说“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俄罗斯共和推翻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认为中国走上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是必然的。[9]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改造中国的出路问题时说，“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10]这些历史资料清晰反映了中国革命面临形态转型的思想动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难以再按照老的样式进行下去了。
五四运动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当时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诞生，但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使它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次重大实践。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新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分水嶺，是因为它显示了革命形态转型的征兆。这场运动发生于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世界革命格局的新形势下，发生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情况下，这就使中国革命的属性内涵、斗争特征和发展趋向都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从资产阶级领导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二是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这两个基本要素决定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不再沿着以往的路径发展，革命的前途不再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他强调“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11]近代中国革命这样的变化从五四运动开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态转型显示了五四运动特有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以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为使命，但革命属性和形态的变化使它能够创造出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天壤之别的历史场景。五四运动揭开了新的历史扉页，深刻的社会变革使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天堑变通途，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有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彻底胜利才得到了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出发，打开了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通道。
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思想契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要坚持大历史观，“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12]五四运动不仅在近代中国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思潮的第一波转向是摆脱封建传统文化束缚，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第二波转向是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替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第二波转向的历史标识。
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诞生于西方，它传入中国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国人知道外国有叫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是在19世纪末。1899年2月，上海发行的《万国公报》刊载一篇译文，最早提到了他们的名字。此后，国内一些报刊杂志上的介绍陆续多了起来，介绍者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派的人士、海外中国留学生和无政府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情况看，有几个特点。一是介绍杂乱零碎，大多是片言只语，甚至断章取义。二是流传范围窄小，仅限于知识界的少数人。三是猎奇性明显，兴趣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学的某些具体观点上。这样的介绍没有与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相联系，因此还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到中国，外部原因是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内部原因是中国社会自身的理论需要。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里，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地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先后聚焦于仿照西方船坚炮利、发展工商业、取法民主共和制度以及进行思想启蒙等方面，希望通过向西方寻找真理发现救国救民的出路。但是，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辛亥革命在取得推翻封建制度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幻灭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美好憧憬，中华民国初年混乱不堪的糟糕实践，实际上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破产。救国救民需要新的思想武器，变革中国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五四运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构成近代中国思想嬗变的一个环节。
从19世纪末开始介绍，到五四运动后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登场中国的局面改变是因为这一新思想进入了中国社会需要的关切之中。如果说五四运动前的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还只是把它作为新的学术观点加以认知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开始把它当作新的救国方案进行定位，从而使寻求先进理论指导的社会需要与救国救民道路探索的重新选择挂上了钩。五四运动期间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表明，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具有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价值而形成了广泛传播的动力。五四运动后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再停留于学术视野的介绍，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面思想旗帜树立起来，就如当时毛泽东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3]针对有人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李大钊指出，研究问题和谈主义不是分离的，要解决社会问题，“先要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并明确表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强调应该“宣传我们的主义”。[14]这些立足中国社会变革需要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当先进中国人从救国武器的角度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时，近代中国思想史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制造了新的历史镜像。首先，马克思主义得到系统的宣传。1919年9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7篇研究马克思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立场和观点不同，但以专号形式进行集中宣传则放大了传播的社会效应。其中，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详细介绍了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丰富内容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其次，马克思主义成为流行社会的新思潮。“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15]“及‘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的学说盛极一时，很受一般青年学子的欢迎”，[16]在“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后，“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17]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知晓度越来越高，而且他们的思想先进性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再次，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层出不穷。有研究者统计，五四时期各种宣传新思想的刊物达1000余种，除《新青年》外，像《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一大批刊物都成为宣传新思想的重镇。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刊物都宣傳马克思主义，但传播新思想形成庞大媒体阵营，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最后，形成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介绍的情况不同，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信仰的转变，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许多人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们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中发挥了中坚力量的作用，而且成为一辈子奉献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第一波转向没有给中国带来成功的希望，第二波转向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18]五四运动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思想契机，使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从此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联，中国人民正是因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才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占据了主动、把握了命运、赢得了胜利、走向了光明。
创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条件
五四运動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广大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涨引出了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于五四运动两年后宣告成立的事实，把两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近距离地连在了一起。“一九二一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是五四运动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国内已经有许多政党存在，形形色色的政党以不同的面目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中华民国初年，一些人热衷政党政治的实践，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纷争角逐出现的乱象景观，给人们留下极坏的印象。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与之前的政党相比，不仅是后来者，而且力量很单薄，又处于秘密状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弱小稚嫩、毫不起眼的政党，却不断发展壮大、日益成熟，成为担当革命重任、赢得人民拥护、引领中国发展的大党。近代中国政党兴衰沉浮的逻辑，演绎了中国共产党旺盛生命力的密钥，五四运动创造的机遇助力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诞生，一些新的历史要素赋予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品质。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各种政党林立和各派政治力量博弈中脱颖而出?因为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先进的政党品质。这样的品质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阶级基础，二是思想基础。中国工人阶级代表的新社会力量和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新思想新理论，使中国共产党一登台亮相就具有与它之前的其他政党根本不同的性质。五四运动不是工人运动，但中国工人阶级是在五四运动中成熟为一个觉悟了的自为阶级;五四运动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形成思想解放的浪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广泛传播。这两个层面上的发展使五四运动创造出“三个相结合”的历史机遇：一是新的社会力量与先进思想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三是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这“三个相结合”的产物。新的社会力量与先进思想相结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建党特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建党性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建党取向。“三个相结合”衍生的政党先进禀性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担当神圣使命的历史品格。
五四运动体现的一些历史要素，创造了孕育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政治生态。首先，五四运动彰显的爱国主义，呼唤着诞生一个能够领导人民彻底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党。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决定着新型政党取代旧式政党，时代催生先进政党，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中激发的爱国主义热情，构成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要政治生态。其次，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成熟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为相对应的政党建立提供了孕育环境。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以工人为阶级基础，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表现和作为，以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得以显示，营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政治生态。最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形成，改变了此前政党运行的社会政治生态。五四运动促使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新的宇宙观帮助先进的中国人实现了建立政党的动力变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摆脱了争权夺利的官僚政治运行轨迹，确立了为民族解放、国家统一、人民幸福而奋斗的政党建设取向。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想明白我们要到哪里去，就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化进程和发展趋势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不在这个时候诞生，也会在另外一个时候建立。历史之所以选择五四运动两年后这个时机诞生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的历史起点，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共产党孕育过程的历史发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时，突出了五四运动的发端意义。他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20]这个历史叙事的表达，启示我们应把五四运动纳入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视野之中。“三大历史性事件”由五四运动拉开帷幕，五四运动创造的社会条件，注定了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干出和干成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事业。
五四运动时的中国，中华民族还挣扎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中;100年后的中国，中华民族已经以繁荣富强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光荏苒，令人感慨万千，百年历史见证中国的沧海桑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实现了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不懈奋斗。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可以使我们通过回顾历史，增添砥砺前进的力量和激发更大作为的斗志。
注释
[1][12]习近平：《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4月22日。
[2]《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页。
[3]《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4～405页。
[4]《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60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9页。
[6]《李大钊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4页。
[8]《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19页。
[9]《独秀文存》，第360、374～375頁。
[10]《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2～673、668、669页。
[13]《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8页。
[14]《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1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16页。
[16]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新青年》，1921年第8卷第6号。
[17]《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9页。
[1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1～342页。
[20]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责 编/刁 娜
作者：齐卫平
第二篇：五四运动后至建党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历史考察
〔摘要〕五四运动后至建党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加强以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力开展工人工作;积极推进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结出了丰硕成果，工会组织纷纷成立。考察五四运动后至建党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总结规律性，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共产主义小组
〔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以其宏大的理论体系，揭示了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世界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就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并运用它作为改造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首先是一个大众化的过程，即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并得到认同、接纳后逐步向工农大众传播。五四运动后，随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纷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身体力行，艰辛努力，很快在工人、知识分子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向，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扎根，并且转化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巨大力量。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工程。回顾历史，考察五四运动后至建党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总结规律性，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早期共产党人学习、
研究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一大批理论家和理论工作者，需要党中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系统、全面地介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点是：关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李达、瞿秋白、李汉俊、陈望道、恽代英、张太雷、邓中夏等人的传播活动，带来了全国各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而他们自身也在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提升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以便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
早期党组织民员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深入，但他们对当时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有了基本正确的理解。他们着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始学习列宁的著作。
武汉党组织建立后，为了加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重视自己成员的思想政治学习。他们每周开一次会，除交流工作外，就是畅谈学习心得。他们学习的资料有：《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资本论〉浅谈》和《新青年》、《共产党》等杂志。
五四运动后，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利用国外的有利条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心得，与国内毛泽东等人分享。蔡和森等人还组织了工学互助社，联络中国进步留学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周恩来、赵世炎、陈炎年、陈乔年等人到西欧后，也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
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1920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其后，北京、天津、长沙、武汉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这些团组织引导青年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后备干部。
早期共产党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各有特色。李大钊重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他是使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开拓者。他提出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研究旨在探求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陈独秀看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早在1920年5月《新青年》组织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讨论中，他就运动马克思和剩余价值理论揭露资本家剥削的残酷性，指出中国不能再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1]李达1921年春出版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3部译著，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方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平，对中国共产党人加深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蔡和森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重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强调用阶级专政的办法改造社会。
在提升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同时，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早期共产党人开始了马克思主义转播的历程。
二、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
马克思主义，大力开展工人工作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进行话语方式的转换，从学理性的理论术语和政治性的文件语言向日常性的大众语言转换，从抽象向具体转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把理论形态、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念和行为准则;要把抽象的理论通俗化、具体化，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人民服务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眼睛向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社会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从工人运动中产生，是指导工人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强大理论武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義那样，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认识到，要想实现改天换地，变革中国社会，推翻旧制度，建设新国家，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民群众尤其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将其变成实现社会改造的强大力量。他们深入工厂，同工人打成一片。上海党组织成员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去做工。
北京党组织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李大钊对该会非常重视，希望其为中国革命培养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人。”[2](371)该会成立了专门搜集马克思主义书籍、指导青年阅读的图书室，取共产主义中译名“亢慕义斋”。
北京工业不发达，没有可以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党组织决定把工作转移到铁路员工方面。由于担心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有距离，因此，决定同这些工人加强内部联系。为此，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2000名铁路工人。该校1921年元旦正式开学。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为工人子弟上课，夜班为工人上课。上课的工人多是青年工人，学校主持人是邓中夏。在这所学校，有3名社会主义者任教。教育人什么呢?北京党组织成员之一的张国焘说：“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遭受他们的厂主资本家的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情况以及工厂里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起初，他们感到有些为难，但后来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鼓动员。”[3](15-16) 讲课内容同浅入深，从工人为什么受苦，为什么要团结，为什么要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作斗争，一直讲到阶级斗争，讲到工人阶级政党，讲到十月革命和苏俄，通俗易懂，受到工人的欢迎。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为北京党组织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他们和工人之间逐步产生了亲密的感情。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各种阶级要求，像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之间不断增长起来。后来，工人们成立了拥有340至350人的铁路工人工会。
利用刊物教育工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式。工人文化水平低，10人当中只有1人看报，北京党组织感到应该加强对他们的宣传工作。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1920年，北京党组织创办了《劳动音》周刊，由邓中夏负责编辑。该刊的宗旨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指导工人劳动。邓中夏在创刊号上说：我们既然要排斥那帮不劳而食的人以维持我们的真正劳动同胞的生活，那么，我们不可不有充足的知识和善良的方法，做我们排斥他们的利器，阶级斗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劳动音》来阐明道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这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斗争。《劳动音》改变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宣传，而向无产阶级作实事运作。该刊强调：“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结果还只是空谈。”[4]张国焘说：“我们经常鼓励工人自己写简讯，并全部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或一般的报刊上。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劳动者》(应为《劳动音》)周刊，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传播得相当广泛。可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这些要求现在已成为最有效的战争口号。”[4](17)1921年上半年，北京党组织又创办了《工人周刊》，该刊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报道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启发工人的觉悟，此外，号召工人组织工会，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该刊很快在北方工人中风行，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
上海党组织1920年8月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她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拟订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草案和《中国共产党宣言》，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青年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包括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恽代英译)、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李季译)等。其中还有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的中文全译本。1920年8月15日创办了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该刊开辟有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演说、读者投稿、时文、调查、通讯、诗歌、小说、趣闻、闲谈等11个栏目。上海党组织成员李汉俊特别重视在该刊上做启发工人觉悟的宣传，发表了《为什么要办这个报》一文，提出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中国工人比外国工人更苦，这是什么道理?是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而中国工人晓得。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该刊上发表了《真正的工人团体》一文，告诉工人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必须结成团体，靠大家共同努力。但这种团体一定要真正属于工人自己，而不能被资产阶级操纵。他号召觉悟的工人赶快联合起来，组成真正的工人团体。该刊上的文章大都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工人能看得懂，在启发工人的觉悟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上海杨树浦电灯厂工人陈文焕致信《劳动界》编辑部说：“有了《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話可以说了，有冤可以伸了。”[6](52-53)
武汉党组织成员重视调查工人的状况。在党组织成立前，他们就“汉口劳动状况”进行过调查;党组织成立后，他们的调查活动更为密集。他们深入到铁路、码头、纱厂、兵工厂，取得第一手材料。他们通过在武汉第一纱厂、裕华纱厂、南洋烟厂、汉阳兵工厂等地办识字班同工人接近。在识字班，他们向工人灌输革命思想，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们还经常通过学生家长同工人联系，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
湖南党组织成员毛泽东注重对工人的教育。1920年冬，他在湖同第一师范附小创办了民众夜校和青年补习班，吸收附近工厂的工人来学习。在讲课时，毛泽东将“工”和“人”联系起来，写成了一个“天”字，并形象地说，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于天。他还同工人一起做工和学习，共同讨论摆脱压迫和剥削的道理。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湖南党组织成员创办了“文化韦社”，销售进步书籍，如《社会主义史》、《劳动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1920年8月，毛泽东等人创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目的是研究俄国情况，作为改造中国的借鉴，此外，计划派人到俄国实地考察，倡导留俄勤工俭学，培养革命人才。
山东党组织成员也重视对工人的教育。1921年5月，他们组织了济南劳动周刊社，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反映工人的痛苦生活，报道各地工人运动进展情况，提出了“提高劳动者地位”、“增进劳动者知识”和“改造劳动者生活”等三项任务。周刊受到工人们的欢迎。他们还深入工人中间，宣读进步报刊上的文章，启发工人的觉悟，培养骨干，建立工人组织。山东党组织还创办了“文化书社”，出版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阶级斗争》等。
广州党组织1920年创办了对工人进行教育的通俗刊物《劳动者》，由于该刊由无政府主义者主持，向工人宣传了很多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陈独秀到广泛后停办了该刊。他开办了机器工人夜校，认为机器工人比较先进，革命要依靠他们去发动。1921年2月，广州党组织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周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希望将妇女发动、组织起来。广州党组织还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约有80人，除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还有其他职业者。他们还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学习内容为社会科学、共产主义常识、国语常识等，目的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培养向人民大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1921年1月，《新青年》杂志社由上海迁往武汉，陈独秀及中共部分早期领导人也来到广州，广州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又大大前进了一步。广州党组织以原有的《群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刊登了有关马克思、列宁的传记，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三国际的文件。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利用便利条件，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大量搜集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旅法学生装和华工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
早期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尤其在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促使工人觉醒，推进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三、推进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
学习和运用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的学说，不是为了构建一个纯粹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武装群众以完成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伟大使命。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大众化”中来，变成马克思主义为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
早期中国党组织成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精髓，学得马克思主义，就主张运用它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李大钊强调：“我们应该细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7](711-712)这说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思想，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播下的宣传工作的第一批种子有了果实。1920年5月1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一千多工人参加了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励性演说，会议持续了3个多小时，可仍有一些工人没有来得及发言。群众大会后，开始游行，由1500名工人组成的队伍高举着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游行。此后，不到1个星期，工厂车间里发生了10起使管理人员感到不安的小型活动。经过最初一个时期的斗争，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得出了经验;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从工人中选拔一些领袖;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摧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庆祝大会，通过组织工会的决议。
上海工人经过有组织的教育，阶级觉悟不断提高，认识到建立独立工会的必要性。上海党组织促使工人摆脱旧式行帮和黄色工会的束缚，直接领导工人建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等新型工会组织。受陈独秀组建真正的工人工会思想宣传的影响，上海海军造船所锻工李中(即李声毅)投书《劳动界》，主张 “ 我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一个大团体。由我们的大团体，再联络他一大团体，以成中国一大团体。”[8][6](53)1920年11月，由李中等人发起筹组上海机器工会，这是在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机器工会会员、其他工人团体的代表和来宾近10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陈独秀、孙中山等到会祝贺并讲话。大会通过工会简章，决定出版，《机器工会》，同天津、北京等地的机器工会建立联系。12月，上海印刷工会成立，会员有1300多人，由工人自己创办《友世画报》，主旨是宣传提供劳工生活，改造社会。为适应形式的发展，上海党组织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专门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上海工人运动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1921年5月5日，汉口人力车夫为反对加租，举行罢工。罢工工人散发传单，提出“奋斗，争自由，争人格”等口号。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结出了丰硕成果，革命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之间参加实际斗争，思想感情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树立了为工农大众服务的革命信念;工人中一部分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这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具备了。中国革命的面貌即将“焕然一新”.
早期共产党人摧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得到了党的一大的党纲和决议的首肯。一大党纲规定“党采用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决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决议强调：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因为工会补习学校是组织工会的一个准备步骤，因此各种产业部门都应建立这类学校，例如，应成立“运输工人预备学校”和：“纺织工人预备学校”等等。工人补习学校应成为工人组织的中心。学校最重要的方针是唤醒工人门的觉悟，并激发他们组织工会的需要。决议要求建立工会研究机构，加强这种机构应由工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研究的内容是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尓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之现状，并提出对特别研究中国工人的情况。[8](6-8)
通过对五四运动后至建党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历史考察，可对摧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程获得以下启示：1、必须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只有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全国人民，才能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2、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其转化为群众的生活语言，使理论简明、扼要、易于接受。要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融入群众生产的生活实践的具体生动的实践中，逐渐内化群众的观念、意识、素养。3、摧进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要坚持把理论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促使人民群众自觉地行动，发挥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主体作用，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陈独秀. 我的意见[J].新青年，2，(6).
[2]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A].中共中央選集(1921—1925)[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4]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J]. 劳动音，(1).
[5]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A].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A].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李大钊文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A].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左鹏)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During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ZHANG Bei-g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China)
Key words: Marxism; popularization; members of communist groups
作者：张北根
第三篇：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
[摘要]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民族精神为思想基础，是抗战实践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时代选择和升华。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广泛开展的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多种形式的抗战文化运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民族文化;历史贡献
一、根据地抗战文化运动引领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前进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共两党为抵御外侮而再度合作。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特区政府。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又陆续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总后方，是全国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随着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华中地区、山东地区等各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健康发展，文化建设也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历史洪流，推动了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开展。
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是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摇篮。延安的抗日文化运动，是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模范，延安抗日文化的方向，是全国抗日文化的方向。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是以政治为核心，为抗战服务的战时形态的文化，它以大众化的风格为基础，“军民共建”、群众参与是它的重要特点。[1]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化运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新兴文明建设;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大众文化运动;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实用性文化操作，它具有阶级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基本特征。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这个时期的抗战文化的主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毫无疑问，这也是抗战文化的基本纲领，所以也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谓“民族的”，就是说必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同时应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所谓“科学的”，就是必须反对和批判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对外国的进步文化批判地吸取;所谓“大众的”，就是要为最广大的抗日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又进一步强调，“文艺服务于政治”，在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
因此，在狭义上，抗战文化的任务就是在争取抗日胜利这一根本方针指导下，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文化运动。抗战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整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因此在突出其抗日这一共同目标的前提下，也不排除还要进行其他一些进步文化建设。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规定“党在文化运动上的任务”是：第一，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中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第二，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第三，团结文化干部，培养文化干部，爱护文化干部，尤其在根据地内更应大批的吸收知识分子，各种专家学者参加一切抗战的工作。第四，参加国民教育，发展国民教育，这是文化运动最基层的工作。可见，作为为抗战服务的抗战文化，除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这一最根本任务外，还担负着反对黑暗复古主义、发展民主思想、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国民教育等项任务。总的是要“推进中国文化向前发展”，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为指导，根据地的抗战文化运动推动民族精神向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发展，使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运动传播出去，对全国的抗战文化运动都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很快就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先进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在国统区，而且在沦陷区秘密流传，对各地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化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二、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坚定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信念
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和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共存于同一国土上，面对着共同的敌人。但由于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国民党对文化采取控制、压迫、摧残的政策，这就使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发展面临着特殊的形势，文化斗争任务更具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国民党政府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尤其是进入战争相持阶段后，更加变本加厉，抗战文化活动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恶劣;文化团体和机构经费短缺，文化人士生活困难，处境危险;文化活动中心和重要文化城市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换，由抗战初期的上海，到武汉、重庆，又到抗战中后期的桂林、昆明，文化发展多样性明显;文化战线内部矛盾斗争情况复杂，不仅有不同学术观点、艺术流派的争鸣，而且有不同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抗战路线的斗争，同时还有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等。在民族危机时刻，这些矛盾和斗争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问题，必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就使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任务更为艰巨复杂。
国统区的文化工作者大都目睹过侵略者的暴行，经历过四处流离的苦难。所有这一切，在他们思想意识深处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和撞击。民族生存危机和个人生存危机唤醒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民族解放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这一超越阶级、民族界限的意识和精神，既是他们团结抗日的凝聚剂和力量的源泉，又决定着他们自觉地把抗日救国的主题贯穿于一切文化活动之中。无论是抗战初期的上海、武汉等地的抗战文化运动，还是抗战中后期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的抗战文化运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化民族解放意识始终是高扬着的主旋律。抗战初期的文艺作品主要以简短、明快、鼓动性、大众性等特点，直接反映抗战现实。创作者高昂的爱国热情、追求民族解放和新生的心态，创作出大量展现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和顽强抗敌的英雄气概的文艺作品，其主旨就是要增强民众的民族解放意识，强化民众的爱国行为，发动民众抗日救亡，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文艺工作者对现状和未来的思索更加深沉，作品的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厚。许多戏剧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都把焦灼的目光投向历史，并把历史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用赞美本民族的辉煌历史来提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用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来吸取重振民族精神的活力，借古喻今、反思历史，使爱国主义、民族解放意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发展。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虽与反独裁反专制的民主运动相结合，但也仍围绕着民族解放这一主旋律展开。总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化民族解放意识贯穿于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始终，对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面对那样艰巨复杂的斗争形势，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化民族解放意识为主旨，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下，坚持深入农村、军队、街头，一面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和途径与国民党政府展开斗争，一面广泛联系群众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掀起了一次次抗战文化运动高潮，取得了丰硕的文化成果。国统区的进步爱国人士不仅成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国人团结抗战的信念和誓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决心，而且以自身的不畏牺牲、英勇斗争实际行动展示了坚强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国统区人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信念。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高潮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思想，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沦陷区抗战文化运动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日到底的斗志
沦陷区抗战文化运动是抗战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大的范围划分，沦陷区应包括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华中沦陷区、华南沦陷区和台湾。这些沦陷区因其沦陷的时间不同，政治环境以及沦陷前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不同，其文化也存在着许多差异。日本占领东北后，扶植了伪满洲国政权，一切文化宣传工作都操纵在日伪统治者所辖的文化机构中。华北、华中和华南沦陷区，在日寇操纵下，成立了汪伪政府，努力推行奴化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占据时间最长，推行的殖民同化政策也最甚。但这些殖民者和伪政府的统治并未得逞，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当地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众的坚决抵抗和斗争。
自日本出兵占领沈阳的那天起，东北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转战白山黑水之间，在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创作，以文艺为武器同敌人展开斗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抗联文学，生动地记录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经历，充分体现了东北抗联英勇杀敌的英雄气概和坚强意志，体现了抗日军民团结一心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
为了抵制敌伪的奴化教育，中共向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派出武装工作队，是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战斗组织。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他们一方面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一方面进行抗日的宣传教育。工作队向群众宣讲抗日形势，号召群众行动起来，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与敌人展开机智灵活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台湾人民自1894年开始就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阴影之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台湾的抗日文学就是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实践的艺术表现。在日伪战时体制下，法西斯文化专制进一步加强，对进步文化的打击更加严重。在这种形势下，台湾进步作家并没有屈服，采取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方式进行了顽强斗争。作品题材与内容以更加曲折隐蔽的方式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满和反同化、反殖民统治精神，使台湾文学进一步成熟。大批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的作家以《台湾文学》为阵地，坚持贯彻现实主义原则，继承了台湾乡土文学传统，与日伪控制下的《文艺台湾》对垒，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断揭露殖民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灾难，增强了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
与根据地和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相比，沦陷区的抗战文化运动相对处于低潮，但始终没有中断，这是沦陷区人民和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坚强斗志的具体体现。虽然，沦陷区与根据地、国统区之间交通封锁，接触机会极少，信息沟通困难，但沦陷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并不是孤立的。三种地区的抗战文化运动都是以抗日救国为主题，在实践中力求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互相支持、互相声援而形成统一的整体，振奋民族精神，号召民众起来抗日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沦陷区抗战文化运动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宣传了抗战，激发了沦陷区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奋起抗日的斗争意志。沦陷区人民的坚定意志和顽强斗争得到了根据地、国统区人民的声援和支持，鼓舞了全民族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斗志，对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吴祖鲲.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及其特点[J].理论探讨,1995,(5).
[2]詹永媛.试论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特点[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1,(2).
责任编辑 李秀华
作者：郜世奇 郑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