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家谱文章后记
家谱 后记
后 记
家谱编撰，看似简单，实则很繁杂。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收集、整理、核对，《我的家世》一书，今天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此书的出版，以家谱为基础，将内容进一步充实、完善、扩展、延伸。这次撰写，将所知道的情况从先祖开始追述，按辈份顺序介绍，除了探寻王氏家族的渊源历史，也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王福兴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特别是在他的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的子女们和其他亲属们。本书着重记载王氏家族各辈主要成员及其突出大事与经历。主要记载金城古城和一良、二良王氏家族各支、各房、各辈族人的来龙去脉、生殁日期及坟墓所在地。这样，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和层面来认识王氏家族的百年沧桑，从更多的细微之处来品味家族的历史变迁。
盛世修志、望族列谱。我王氏家族成员，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无论身在何方，都能秉承诚实守信、洁身自好的家风，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勤劳善良，奋发向上。这正是家族不断兴旺发达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王氏族人更加重视教育，考入高等学府和在外地工作者不断增加。《我的家世》一书自起草编辑工作开展以来，全体族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各尽所能，积极奔走。弟弟福庆身残志坚，与族人多次联系沟通，协助调查，加强了亲人的联系，历尽周折，搜集到了第一手资料和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照片，福庆不论冬夏，单手打字录入文稿，制作表格，不辞辛苦。他还自费购买打印机、打印纸，提草稿，打印校对，二话不说;弟媳吴秀娟，日夜操劳，在工作之余，照顾病重父亲和丈夫的同时，忘我工作，为本书的电子录入和校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老叔、三叔、三婶等积极讲述、提供和收集家史资料。有的族人主动捐款，提供经费保障。尤其是个别无固定收入者，也主动提供照片等信息，精神鼓人。如一良的二婶，王立强等。一年来，所有族人，有力出力、有车出车，打电话、发短信，自己印、请人帮，为《我的家世》一书的出版节约了大量经费。在此一并致谢。
为了更加丰富本书内容，特增加了照片，各个族人的家庭及本人的简要介绍，还包括老房旧居，祖坟寿地等等。总之是要提醒人们，孝敬老人，饮水思源。了解家族、热爱家族。
《我的家世》作为一部重要资料，本人虽已努力，但漏误难免。期盼祈阅此书的族人勘正，及时纠正与补充，以作修改。
致敬，谨呈。
笔者：王福兴
2014年9月
第二篇：家谱后记
后 记
我族第六次重修家谱历时近一年，在编委会编撰人员的竭诚尽力、不辞劳苦、潜心编修下，数易其稿，于2014年秋出版，与大家见面了。
族谱是一部特殊的历史，记载着宗族自始祖以来的繁衍生息、分支迁徙、不断拓展的艰苦而光荣历程;记录着历代先辈治理家政经验和子孙处世为人教训;展示了宗族内部其诗书科第、达官贵爵、忠义贞节、表功扬德、生齿蕃衍、居徙殁葬、成就著述、术业专攻等人文景观。一部族谱是一个宗族发展史，生生不息的生命史，也是一个一代一代紧扣血肉之躯的生命链条与宗族的血缘纽带，故族谱不可无，家史不可忘矣!
家谱编撰，看似简单，实很繁杂。从开始的策划，召集大家议商，听取众人意见，排查摸底，又根据第三次老谱的相关内容进行考证、导根溯源、全面整理，最后汇总、校对、打印，才正式定稿。故工程之繁，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本次修谱14世孙本忠公、15世孙绵亭公、绵灿公、晋省公，17世孙亚钟、18世孙博华等宗亲在本次修谱和编撰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排除一切困难，齐心协力，力求本次修谱尽量完美。特别是黄陵16世孙振亚以亲历修谱为荣，严谨负责，殚精竭力，阙疑纠偏，补漏拾遗，查证求实，不辞劳苦，爱族之心，可鉴可敬。在第六次修谱参与的协办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得以把本次修谱完成。在这里我代表编委会谢谢你们，辛苦了。
在编审过程中，虽然我们以尽善尽美为宗旨，核真校实，力求做到求真、求精、求细，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于编委会成员文字功底未达境界，可能在本次编撰过程中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在编撰过程中，由于居住分散，未能统计完整。在房族造册时，出现用字误差等疏漏差错，在所难免，望族人谅解指正，有待本族后来贤能重新编撰。
修谱不仅仅是怀念过去，更重要的是创造未来，凝聚族人，唤醒族众爱族敬祖之心和责任感，振兴宗族，达此目的，上可告慰先祖在天凛凛之灵，下可昭示子孙后代，吾辈无愧，已完成应尽之责。此为编审者以及一直关心族事的宗亲之愿也。
向所有关心谱事族人以及支持吾族修谱工作的社会贤达名士致敬!向积极支持、慷慨解囊诸多宗亲深表敬意!
愿我族每一个家庭人兴财旺，幸福美满。
愿我族每一个子孙欢乐安康，兴旺发达。
谨为记 十七世孙：亚钟
二O一四年秋
第三篇：朱氏家谱(内省堂.)书的后记
安徽省天长市(高邮市、盱眙县)朱氏家谱(内省堂)
(作者：天长市仁和中学朱庆文)
【内省堂--朱氏家谱】 后 记
朱庆文
在众多朱氏族人的热心支持下，经过了三年多的努力，《内省堂--朱氏家谱》一书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我们全体家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盛世修志、望族列谱。内省堂--朱氏家族的成员，无论从何职业，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够坚守诚实守信、洁身自好的作风，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勤劳善良，奋发向上，这是我们家族不断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
家谱编撰，看似简单，实很繁杂。《内省堂--朱氏家谱》的编写从2008年冬月12日始,至2010年冬月12日完成。在三年多时间内，收集、整理、核对，涉及家族许多户及众多成员，从序言、世系表、繁衍图、成员简历表、合家欢、家训录、大事记、编写说明、到后记，共计130多页。
【内省堂--朱氏修谱】的萌想，是在很多年前了。2008年冬月12日，在族兄朱兆海家做会时，由族兄朱兆海倡议，得到了长辈们的赞同，尤其是长辈朱玉林、朱玉平、朱玉春、朱永高和族兄朱春林、朱庆朝、朱兆海等人关注下，增强了编写家谱的信心;在此，本人谨向各位支持修谱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修谱其初，堂兄朱庆朝及朱兆海等人向我说起修谱事。其实，我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我是七十年代高中生，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教书已有三十多年，对修家谱也知道一些，也略懂农村的红白喜事和婚丧礼节等。另外，我还有几个同事也写过家谱。认为自己有信心、有能力修好家谱。修家谱重在于需要付出时间、人力、财力，修谱也需要一定爱好、对其有认知，也要有责任感。将我们知道的本家族的人和事，要用图文记载下来。修谱的事，族人也要支持，应把家族的所有资料收集起来。
族人的热心增强了我编谱的信心。有了繁杂的资料又如何有序编排呢?因为族人的资料许多，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把手边的资料先采用分支系分人员进行横排在电脑中，整理出来，有了一个头绪后，决定按“字辈”为主线，以各支系的辈份向下排列，并全部编排出来，再把新的资料添加上去。编好后，印出了第一份稿样。把这份样稿拿去征求家族长老长辈们意见，得到了族人的支持，并还收集到一些很好的建议。接着又印出了第
二、第三„稿样。直到了2010年的冬天，才将盱眙县张洪镇的家族资料收集整齐„
为了丰富家谱内容，给参加修谱人照片放入家谱中作为纪念，这也是对族人表示谢意。为了取得更多的资料，走家串户，走亲访友„有的为了弄清真伪，多次寻查，有的提供的资料不完整，反复核对„
为了追溯我族历史，除了在地方上收集资料外，还将自己的电脑升级，上了宽带网，建立了【安徽省天长市内省堂--朱氏家谱】网站，从网上寻找了朱氏家族相关的资料。为了校对谱稿打印稿样、保存资料购买了电脑的硬盘进行储存。前前后后花了近三年时间，在族人的热心支持下，现在总算是完成了一本全新的《内省堂--朱氏家谱》的样稿，经长辈族人共同商量，本年冬月十二日，在天长市界牌镇南尖村朱庆龙家做会时，还邀请部分族人代表讨论，对谱稿进行审定，次年内印刷成新谱就可和族人见面了。
当手棒着家谱样本时，心里感到还不满意，全篇光是人名，看起来很枯燥，既是新编，为什么不可以增加些内容呢?让【内省堂--朱氏家谱】更有可读性和实用性，就是将横排版变为竖排版世系直观性。又编排族人个人简历表，随后就开始收集相关资料。再增编家族人员的通信录。新编家谱在族中知道已经很多了，不断有热心的族人参与进来。例如，从电力战线退休的族兄朱春林的积极参加，给这次修谱增加了很大力量，他年纪比我大，有文化，会骑摩托车。见面后谈到了我们这次修谱的宗旨;凡是参与的人均是义务奉献，在谱书完稿前，所花的一切费用都由参与者自己负担。并谈到去盱眙等地访祖一事，他都表示支持，我们就一起修编家谱。
为了更加丰富家谱内容，特增加了附录篇。《治家格言》、《孝子歌》、《容忍歌》、《莫生气》等文章，并附几篇已公开发表过的文章，重在提醒人们，孝敬老人，饮水思源。了解故土、热爱家乡。
在修谱时，大多数族人都很支持，但还有少数人，由于编者没讲清楚为啥要修谱?怎样修谱?在走访家族人时，也曾出现：“我不晓得”、“要多少有钞票的”、“我们要上班，没有时间跟你谈”、“修谱我不感兴趣，对我没有好处，”、“随便你，你写了就算了吧?”等等语言。在耐心解释，仔细说明后，尤其看到家谱的初稿后，族人与编者配合很默契。家谱的问世，使每位家族成员又有了新的沟通渠道。
欣慰的，在本家谱成书过程中，全体族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各尽所能，积极奔走，出资助印，解决了资金问题，并由朱寿高负责印刷。 此外，在家谱成书过程中，曾为谱而热情工作支持的天长市仁和中学几位老师，还有对本谱关心过的人致以深刻的谢意。
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谱中难免有不如人意之处，敬请族人给以指正，以便于今后续谱。
写于公元二零一零年冬月十二日
第四篇：中国家谱沉浮
中国的领导人们，从未否定家谱和家族之于中国的重要性。
1957年，毛泽东于成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到“文革”之前的1964年9月，他与毛远新的谈话中亦提出如下逻辑：“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人的共同体和国家。”不过，这种对于家谱、家族以及作为其精髓的家风的尊重和提倡，作为一种现象，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其动因，“寻根，是生死以外，人类的第三种本能。”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原主任李吉对《瞭望东方周刊》如是说。
如今，在对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宏大命题之外，千百万中国人对祖先的追寻，恐怕更多是为了寻找自身精神与灵魂的归宿。
鲁迅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 游客在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博物馆翻看馆藏的中国家谱。
■ 被东亚同文会带走的家谱
中国近代史行至甲午，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日本组织就开始在中国收集包括族谱、地方志在内的信息。
及至中日战争爆发，家谱和地方志仍是日本人收集的重要内容，“晋中祁县一个王氏家族，老家谱极好，有元代的彩色祖宗画像，非常珍贵。日本人得知了，金钱诱惑、武力威胁，就为了得到这一本家谱。”李吉说。
总之，“日本对中国家谱非常关注。”他说，“尤其名门望族的家谱里，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民族学，无所不包。你想了解中国，家谱是最主要的渠道。”在战争中流往日本的中国谱牒难以数计。李吉说，一个数据是上世纪60年代日方统计的东洋文库、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所藏中国家谱，总计1600余种。
1960年，中国学专家多贺秋五郎根据日藏中国家谱，历时21年编成《宗谱之研究》，那时的中国甚至都没有本民族族谱研究书籍。“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谱牒大量流传日本，日本对于中国谱牒的研究水平一定是领先我们的。”李吉说。
日本不是孤例。据称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在2000年左右就藏有中国家谱约1.7万种。
当时有一位常州巢姓企业家编修家谱，通过查阅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家谱总目》发现，只有犹他家谱学会藏有清代编修的巢氏家谱。他找到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建华帮忙联系该学会复制一份。
李吉说，据专业人士估计，目前国内公藏族谱总量不过3万种。
★ 2014年5月23日，海南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整理该校珍藏的家谱丛书。
■ “右派”能写进家谱吗
1978年，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迪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开始从不同角度对作为中华历史遗产的谱牒文化重新评估。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档案局牵头对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收藏单位所藏族谱进行摸底统计，除部分单位未来得及整理上报，全国公藏族谱、家谱有18562种。
1984年11月20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布《关于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明确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每忆及此，李吉便心潮澎湃，“之前30年中从未如此提及，这个文件说明了党和政府对谱牒的高度重视，是谱牒文化正式解冻的官方信号。”不过，政治环境的宽松并未加快家谱复苏的步伐。国家性的谱牒研究机构迟迟未有起色：国家档案局心存余悸，难以牵头组建中国谱牒学研究会调查族谱，只是建议地方学术机构试办。
恰逢此时，两封信引起了山西省对家谱的重视。1985年，“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致函太原市市长，要求查找始祖王子乔的资料。次年，国务院侨办又转给太原市一封“泰国王氏宗亲会”来信，要求查证始祖来自南京还是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组织专门人员调查收集资料。此工作引起了国家档案局的注意。经过他们建议，1988年，由山西社科院牵头，中国谱牒研究会筹建成立，当代中国谱牒文化全面复苏。
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家谱专家胡德向本刊记者回忆，进入上世纪90年代民间修谱开始出现萌芽，当时有很多人找他咨询如何修家谱，“都还不敢张扬。”1993年，有位老人找到他，拐弯抹角地讨教：家里有一个人是在1949年后被判刑的，还有两个于“文革”期间被划为右派的，能写进家谱吗?如果写进去，有关部门会不会来家里“抓人”?其修好家谱后也不敢出版。
不过，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方对民间修谱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修谱最先形成气候的江浙一带，则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率先复苏的区域。
“一些南方省市的传统宗族制度很发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风向本刊记者介绍，福建、江西、安徽、江苏等都是“文革”后最早开始重修家谱的省份。其中一些比较正规的家谱延续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基本脉络和体例，很多新修家谱加入了女性记载。
★ 海外华人的寻根带动了新中国的第一轮修谱热。图为连战夫妇赴湖北广水寻
根。
■ 华侨带动的家谱复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建华认为，“文革”后对家谱价值的重新认识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在学术界，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家谱拥有许多其他类文献没有的丰富史料，对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同时，“儒家文化里很多优秀的思想都在家训中得以完整保存。”陈建华告诉本刊记者。
但最主要的，它是人们寻根问祖的第一手资料。
由此，海外华人的寻根带动了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轮修谱热。
改革开放初年，诸多海外华裔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纷纷回大陆寻根谒祖，其中不乏显赫一时的政要人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美国加州州长骆家辉、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香港商界巨擘霍英东、台湾科技首富郭台铭等。
“一直到1995年，中国谱牒研究中心成立7年，服务对象基本上都是海外华裔。”李吉回忆。
寻根服务之所以主要针对海外归国侨胞，与现实利益分不开。例如1984年香港船王包玉刚回宁波老家祭祖时提出看家谱，当地有关部门临时为他复印了一部，还提前修好了包家在“文革”被破坏的祖墓。
为此，包玉刚很受感动，先后捐资数千万元，帮助宁波大学和北仑港的建设。
由此，沿海一带省市对家谱的评价渐趋正面化。
“当时沿海一带正在招商引资，海外华人回乡祭祖，按照政策地方上应提供一定方便，也是向在‘文革’期间对他们的族谱等保管不善表达一种歉意。”常建华对本刊记者如是说。
“海外华人的寻根文化很深，诸如安徽刘邦的后人、凤阳朱元璋的后人，回故乡投资，办厂子、修公路、办学校，政府当然支持了。文化交流多了，地区经济也提高了。”李吉说，“那时的寻根就是文化认祖，血缘不一定找得到。但他们有这样的文化认同。”
★ 搜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对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有重要价值。
■ 家族的荣耀
但民间修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理想。“1984年的文件是文化系统内部文件，民间寻谱仍不能端上台面，就算宗族想修谱，开始也只能靠海外宗亲组织出钱、政府出头支持。本地人出头是会担风险的。”李吉回忆。
1995年，四川一位非常热衷续修自家家谱的农民被公安机关以搞封建宗族活动为由逮捕。李吉拿出国务院的有关通知致函公安机关，他才被放了出来。
李吉认为，“南方的宗族观念比北方更强烈，家谱毁坏程度也远不及北方。他们修谱一般出于两个心理：一个是光宗耀祖，一个是为后世积德。”在社会史研究领域，评判一个地方宗族制度是否发达的标准主要有祠堂、族产、家谱三项。与南方很多地方以祠堂、牌位等系统的祭祖方式相比，北方一些地方是供奉比较简单的祖先图像。
“编修家谱尤其是创修需要有经济基础。”陈建华说。
此外，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就是“家里出了名人”，“比如省长甚至镇长，为了光宗耀祖修家谱，那绝对是不差钱。”胡德说。
比如他曾参加江苏武进一个张姓家族的颁谱仪式。该家族共104人，出了好几位厂长、镇长，仪式上很多人来捧场。
正式的颁谱大会上，众人按照家族辈分，上台签字领谱。签字时要签署一份“公约”，明确规定要把家谱保管好，如发生遗失、虫咬或私自变卖，都有相应惩罚。
“是否举行颁谱仪式与该家族在当地的地位和经济条件有关，”胡德说，比如仪式前要连唱三天戏，晚上还要在稻谷场上放电影，经济条件差些的也许只聚在一起吃顿饭。
★ 大热的重修家谱催生了一个新兴的行当——“修谱师”。
■ 修谱的生意
随着民间修谱意愿的高涨，修谱逐渐商业化，成了一门生意。
成毓升家的山西尚知堂家谱坊创建于1980年。那时他父亲在创业浪潮中从纸浆生意做起，“做纸浆，要收废品，这过程中就不断收集到了许多老家谱。”成毓升向本刊记者展示着当初收来、如今已破烂不堪的旧家谱。
“人们听说你手里有收来的谱，就跑来借去看有没有与自己家相关的。可很多时候看不懂。我父亲是北师大毕业的，人们就来求助于他，他也乐意帮忙修谱。渐渐地口碑相传，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他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还很贫乏，前来求助修谱的人无以为报，于是背来米、面，甚至烧酒。成毓升的父亲因此觉得这门手艺做下去，“家里的生计一定不成问题”。
如今，成毓升提出“幸福定制”，为客户量身打造家族故事。“我们修谱虽然是生意，但是没有定价。”在北京中关村，同样做家谱生意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创始人涂金灿的电话也总是响个不停。
“最近几年家谱大热，业务根本做不过来。”热衷于修家谱的人多是离退休的老人，“北京有200多万离退休老人，很多人都有这种家族文化情怀。”他对本刊记者说。
“尤其是2000年以后，民间修谱大热。一个企业家不修谱，村里老人家都会给你找麻烦，挣了钱你为什么不修谱?”李吉说，仅在常州市300多个姓氏中的280个都修了家谱。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对把家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内容，显示出越来越高的热情。
在仅0.3平方公里的无锡惠山古镇，政府投资25亿元，对118个祠堂和81个姓氏文化进行修复。
“以1993年为界，这之前上海图书馆每个月只能收到一两部家谱。”胡德总结说，“现在每月都能收到几十部。”谱牒文化大热，民间修谱热情高涨，看似大好的形势，李吉却仍有所担忧，“谱牒是专门的学问，过去有谱师，现在大多是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毕竟不是专业人士，知识储备参差不齐。”而比续谱存伪更严重的问题，是国家谱牒研究的断层。“学校没有这样的专门机构，学生也不爱学。我们老一辈学历史出来的半路出家做谱牒研究，晚年有了一定研究成果却无奈后继无人。”李吉感慨道。
曾经轰动一时的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如今也名存实亡。“其实1992年我们已经不再展开实质性工作，民政机构每年要我们有20万元才允许活动，但我们没有资金。”李吉说，“研究会没有了，从事谱牒研究的老一辈也快死光了，刊物停办了。其他地方也不愿意弄这个，太麻烦。”
原作者: 王斯璇 于晓伟 葛江涛|来自: 瞭望东方周刊
第五篇：家谱文化
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祭祖的习俗，每逢旧历年节，不仅举家团聚，而且还往往要祭奠先人。“先人”不仅包括我们幼时曾承欢膝下、现已故去的长辈，还会上溯很多代，甚至直到最早冠以家族姓氏的始祖。
祭祖的习俗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尊重、感激先人的情怀，然而对于每个家族来说，那么多从未谋面的先人是如何被纳入到祭奠和追怀的对象中的呢?这就要归功于家谱的存在了。我们对家谱并不陌生，可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又经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家谱的来龙去脉不甚了解。更多资料来源：家谱-百姓通谱
那么到底什么是家谱呢?简单说来，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血缘关系发展的过程，并同时也重视记录家族里面重要人物的事迹的家族历史文献，又被称为族谱、宗谱、家乘、谱牒等。
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地区，家谱的形式并不相同。北方常见的家谱叫做“谱单”，是以图表的形式简明、清晰地记录家族血缘发展过程，还可供后人悬挂供奉。南方的家谱则要详细得多，除了家族血缘世系发展图外，还有序言、凡例、家训族规、族产、坟茔、契约等与家族生活关系密切的内容，这些内容被装订成册，存放在祠堂里面，因此被称作“谱书”。谱单和谱书就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文字家谱的两个主要种类了。
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目前尚无统一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还曾有口承家谱、结绳家谱等早期形式。到了魏晋时期，中国的家谱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当时，由国家设立谱局、选取谱官统一进行家谱的编纂工作，并与九品中正选官制度相配合，共同维系世家大族的贵族地位。宋明以后，家谱沉降到庶民社会，开始成为庶民家族“尊祖、敬宗、收族”的文献依据。此后，“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家谱的体例也不断得到完善，并形成了连续不断的民间修谱传统。
中国传统家谱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可分为4大主要部分：一是谱序。谱序多由家族名人或族外名人撰写，主要包括此次修谱缘起与目的、修谱经过、家族历史渊源、迁徙经过及谱学理论等，目的是宣扬祖先功德，使子孙敬祖向善。文天祥曾为南靖《赖氏族谱》作序，他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史以纪事实，谱以序昭穆。昭穆之能明，则家派曷得而蒙哉?今赖氏谱牒历已有数百余年而弗失，开卷一览，上以见先人之勋业，下以见人之嗣绪，非普继善述者能之乎?书此为万世之观”。二是凡例。凡例是家族思想的总括性表述，规定了家谱纂修的基本内容与首要原则，可以说是家谱纂修活动的纲领性文字。清乾隆年间的《汪氏宗谱》凡例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表述，“谱牒之修者，考其本，稽其源，尊祖、敬宗、收族之所思也，而谱书之所作，使离者合之，远者近之，疎者亲之。谱图于族，岂不重哉”。三是家族世系。世系是家谱的核心部分，也是家谱中分量最重的部分。按照传统的世系记载方法，分为欧式和苏式，即欧阳修和苏洵所分别创立的世系记载方法。这种方法提出家谱要重点记载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五服以内族人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家族排行、父祖何人、婚姻情况、官爵情况、生卒情况等。在始祖方面，家谱通常会以古代名人或传说人物为始祖，例如姜姓家谱认为炎帝是姜氏的始祖，并会在家谱里面记载炎帝的历史传说。四是重要家族文献。主要包括家训族规、田产契约、祠堂坟茔、诗文传记等。以上便是家谱的主要内容，由于各地风俗不同，各个家族情况不一，家谱的内容方面也可以进行适应性调整。
那么如何才能编修一部内容丰富的家谱呢?从修谱的时间上看，家谱编修频率各地不同，约略按照30年一修的时间进行。30年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因而家谱也基本上按照这样的时间间隔进行编修，以保证在代际间的顺利传承。如果一个家族超过30年还未修谱，那么就会被认为是不孝子孙。
家谱编修活动开展之前首先要成立专门的负责机构，名为“谱局”或“修谱委员会”，由他们负责续接家族世系、组织文字材料、制定凡例、收集经费等具体工作。在清嘉庆十六年(1812)《南屏叶氏族谱·附录修谱事宜》对谱局活动进行了详明的规定“修谱先设公局，分定总修综理，汇世系，缮写、绘图、校对、监刷等项，各欸列名以专责成。”在修谱活动中经费的筹集是一个重要问题。修谱经费的第一个来源是人丁费，即家族男性成员的上谱费。但在当代，女性也可以同男性一样进入家谱，所以也须缴纳人丁费。修谱经费的另外两个主要来源是族产及宗亲赞助。在传统社会，宗族拥有一定的共有族产，可以为家谱编修活动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但随着宗族组织的消失，这一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宗亲赞助成为当代修谱经费的第二类来源。
2005年湖北汉阳汪氏家族为了表示对修谱活动提供赞助的宗亲的感谢，就在谱后的光荣奉献榜上分别记载了7位族人的名字及捐资数额。最后，当家谱编修完成的时候要举行隆重的散谱仪式。在宗族生活中，散谱仪式是重要的家族盛会。仪式通常由族长主持，在宗族祠堂中进行，要求全体族人到齐，整肃衣冠、态度谨严，然后按照每房一套的规矩由各房房长负责领取家谱。在传统社会中，家谱具有很强的家族秘密的性质，只能在家族内部发行，领谱人要谨慎保管，不能私自将家谱借与外人，更不许私售。当代的散谱仪式形式较为多样。湖北汉阳汪氏家谱的散谱仪式名为“开光仪式”。仪式在村中广场举行，修谱委员会聘请了专门的主持人负责主持，在欢快的音乐声中，族人代表纷纷登台发言，畅谈亲人相聚的快乐，之后族人按照定价自愿购买家谱。最后，在一片爆竹声中开始了仪式的最后一个高潮——集体宴饮。值得一提的是在散谱仪式中还有一项重要程序：销毁老谱。按照传统修谱习俗，当新家谱编修完成之后，要将老家谱当众销毁，防止新旧混淆。不过这种对待旧谱的方式在当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代新家谱编修完成后不再销毁老家谱，而是将老家谱作为家族文化遗产给予保护。在安徽金寨汪氏家族的樟木谱箱里至今保存着该家族三修、四修、五修和六修家谱文本4套共计30余本。散谱仪式标志着家谱编修完成，不过这并不表示修谱活动的终结，编修机构还要对家谱日后的保管问题做出相应的规定。在传统社会，修谱机构对家谱保存方式的规定比较严格。在民国十四年(1915)《汪氏家谱·凡例》中对此明文规定“谱牒既修，凡领谱之家，务须谨慎收藏，伏天要晒，切勿令屋漏水湿，以致霉烂虫伤，甚或至为香火烧残，三年验谱之日，有一于此，定然酌量轻重加罚。”如湖北汉阳汪氏的“晒谱会”，即在夏季阳光充足的时候晾晒家谱，并由族长、房长等宗族管理者检查家谱的保存情况。当然，这种严格的定期检查制度在当代已经不复存在了。还需指出的是，新家谱最后往往会留出若干空白页，叫做“余庆录”，主要用于记录两次修谱之间家族成员的变动情况，以备正式修谱时录入新谱，同时也有子孙万代、家族绵延不绝的象征意义。
为什么家谱在传统社会中得到这么大的重视呢?这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传统习俗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都知道，魏晋以来，国家选官、个人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人们开始重视记载家族郡望、源流及世系，家谱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宋明以后，随着国家选官体制的改变，家谱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渐渐消失，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也被打破，民间私修家谱的风气开始逐渐盛行，家谱成为传统宗族组织加强内部管理的重要工具，在宗族民俗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发挥着延传家族历史、服务现实生活的多重功用。
首先家谱有利于人们寻根溯源。家谱的核心部分是世系，记载了家族始祖至今的血缘发展过程，因此家谱的世系内容也成为人们寻根的主要依据。在2005年编修完成的《汉阳汪氏宗谱·续谱序》中作者说“因为汪氏家族自安徽迁居汉阳后，散居各地，没有一个统一的宗谱，以至尊晚不辨，亲疏难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宗视若路人，后裔不知先祖，实为可悲!《汪氏宗谱》的创修，实现了“敬宗收族”的目标，记下了每个族人的生平，分清了每个支派的世系，使木得其本，水知其源了。”
其次家谱利于宗族组织对族人进行管理。作为血缘共同体，宗族成员之间形成了强烈的血缘认同感。而家谱以血源相亲为旗帜，进一步以文字形式强化了这一精神纽带关系，使族人在精神上获得彼此认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如果族人违反家训族规，宗族组织有权将其削名出谱，民国二年的《桐城汪氏宗谱·凡例》规定“子孙犯盗败伦、弃卖祖茔，罪恶彰者，或为隶卒、僧道及为人义男，并帏簿不修，有玷风化;嫁女不论良贱、婢妾，贪图财贿，贻羞先人，并削其名。”削名出谱对个人影响很大，失去了族籍身份，同时也就失去了宗族组织的各种帮助和庇护。
最后家谱有利于宗族组织对族人进行思想教育。家谱不仅是宗族历史的客观记录，同时也是具有很强伦理教化功能的文化读本，是宗族组织教育后人，继承弘扬家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家族文本资料。家谱的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家训中。家训是明清时期传统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由族长、房长等宗族领导人物制定，用以约束和教化家族成员。其内容主要包括忠君、敬祖、睦族、齐家、修身等。有时在春节、清明节的时候，族长会把召集族人到祠堂中，当众大声宣读家训，对族人进行一次集体性的思想教化。
在当代社会，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年轻人远走他乡去寻求自己的梦想，随着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家族意识似乎正在淡出人们的思想，然而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对于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追求却更加强烈。对于每一个当代中国人来说，通过家谱重拾来自血缘亲情的共识和认同都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因此，家谱文化的生命力也必定更加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