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力范文

中国动力范文（精选12篇）

中国动力 第1篇

回顾复星走过的路,我们做了3件事情。

首先,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做了合适的投资,包括黄金、地产、钢铁、矿业、商业的投资都是比较成功的。这些投资项目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基于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解。比如,复星一直非常重视医药产业,所以我们对医药产业长期关注、长期投资。

其次,请最专业的人来做最专业的事情。作为投资者,你的角色与身份可以很多元,你可以通过买卖股票的方式充当投资者;你可以控股,掌控运营;当然也可以有一些中间的状态。复星作为投资人,不管是控股或是参股,我们都是站在股东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思考找什么样的人来管理企业才是价值最大化的。无论是自己运营,还是寻找精英来管理,我们始终坚持一点,要请最专业的人来做最专业的事情。

我们投资国药控股的时候,它大概只有60亿元左右的销售收入,1000多万元的利润。经过7年多的发展,现在已经变成拥有10多亿利润的企业,我们的投资回报也非常高。所谓投资回报,首先要把握介入的时机,另外就是通过管理提升效益,国药控股的投资属于后一种。投资之后,我们加快了一体化运营,加快了全国扩张和布局,所以国药控股发展很快。

第三,立志对接资本市场。从复星诞生的那天起,我们就想办法和最好的资本市场对接。现在的复星投资中,既有A股上市的企业,也有在红筹上市的企业,还有在海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现在我们又开始了资产管理的业务,2011年1月复星与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成立了一支股权投资基金,总规模为6亿美元。

复星的“复兴”路

今后,复星往哪里去?我有几个方面的思考。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一定要跟“中国动力”紧紧关联,因为我们最懂中国市场。什么是今天中国发展的动力?中国的制造业还有空间。从全球来看,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代替中国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当然,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制造的层面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中国可能、也有这个机会继续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所以,在工业化、后工业服务产业方面,中国还有巨大的潜力。另外,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空间,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的确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但是我们还有2000多个县级城市仍处于发展状态,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辐射能力非常强劲。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其实这是一柄“双刃剑”,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一方面,企业的竞争力会被削弱;另一方面,国民的消费能力也随之提升,对经济发展又是一种助推作用。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得好,在劳动力成本提高这个问题上,劳资双方是能够产生良性互动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知,我们非常关注投资消费领域,比如我们投了分众传媒等。

另外,复星近年来开始强化国际化。我所理解的国际化,绝对不是说到国外去收购一个企业、成为它的大股东,也不是说一定要把自己的产品卖到海外去。作为一个投资性的公司,我们是站在价值创造的角度,重新对复星集团进行定位。做全球投资,你的价值创造在哪里?我们选择了一条路,希望跟全球最好的企业、最好的资源进行合作。而我们能够把“中国动力”很好地嫁接、关联起来,比如,2010年6月14日,复星收购法国著名旅游度假品牌地中海俱乐部集团7.1%股权,从而成为该企业最大的战略投资者之一。我们双方宣布签署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合作备忘录,并在中国高端度假村建设运营及全球业务协同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在把企业经营好的同时,我们还会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会关注两个生态的健康,其中一个是自然生态。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席卷而来的场景令人震撼,人就像蚂蚁一样渺小,没有任何抵抗力。生态的保护对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最近我们也宣布,向日本留守在抗核辐射区的勇士们捐500万元。不是他们需要这个钱,是复星需要通过这个行为来表达我们的一些感受。即使蚂蚁,本身也有一种精神。一只蚂蚁过河肯定会被水冲走,蚂蚁怎么过河呢?一群蚂蚁密密麻麻地缠绕在一起,像球一样滚过河水去。当然,最外围的蚂蚁肯定被冲走了,但是整个蚂蚁群体就过了河。企业发展中,我们强调个体意志,更强调群体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输送不竭动力 第2篇

——从两会看深化改革

2013-3-20 5:41:55来源：《 人民日报 》（2013年03月20日 06 版）人民日报北京3月19日电（记者余荣华、程晨）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凝聚改革共识，厘清改革方向，探索改革路径，改革再次成为两会强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

早春三月的北京，一次次发言讨论，一份份议案提案，深化改革的呼声激荡会场内外。“改革呼声和氛围从未如此强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带来的4份提案全部围绕改革展开。浙江广博集团董事长王利平代表说：“过去的发展，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现在大家又在期待深化改革的红利释放。”

30多年来，改革从未停息。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5年，我们不失时机推进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如今，改革更不能止步。代表、委员与《政府工作报告》皆有共识：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3月5日，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

上下同心，“改革好声音”不断涌现，深化改革形成共识。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代表说：“如果说以前的改革是先从增量改起，到了攻坚期，就要改存量。”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徐冠巨委员说：“政府把不该管的坚决

放掉，让‘有形的手’回到自己口袋中，就会减少对企业和百姓的束缚，激发起市场和社会的活力。”

实现中国梦，改革思路要廓清。酝酿多时、备受瞩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在3月14日高票获得批准。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不只是减少4个正部级机构、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核心是职能转变，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

实现中国梦，改革要啃硬骨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委员说：“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务院新一轮改革，让各方呼吁多年探索多时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得以明确。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改革难，难在触及各方利益。深受改革影响的铁路系统200万职工，怎样看待此次机构改革？两会上，郑州北站马寨站站长郅慧说，作为一名来自铁路基层的代表，一定要准确把握铁路发展形势，振奋精神，坚定信心，为加快铁路现代化进程贡献力量。

决策者用坚定、鲜明的改革之声和具体、有力的改革举措回应民意。有敏锐的代表、委员注意到，两会文件中强调，2013年要深入研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迟福林说，大家都对此充满期待。

“中国好动力”发榜 第3篇

盛典伊始，中国汽车报社总编辑李春雷先生、中国石油润滑油公司副总经理罗贵儒先生以及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董事长张福生先生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对“中国心”年度十佳发动机评选活动给予高度肯定的同时，也对此项活动的未来寄予了殷切希望。

《汽车与运动》出版人兼总编辑周丽娟女士随后宣布了中国汽车发动机网（WWW.china-engine，net）正式建成上线，以“中国心”年度十佳发动机评选活动为基础的中国汽车发动机网，以更好服务消费者、适应汽车企业的营销发展需求为目的，用新媒体的形式为各方提供更加广阔的展示平台，同时，这也意味着《汽车与运动》开始向柔性多媒体全面转型，这是传统媒体向新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打破固有传播架构的大胆创新。内最具技术含金量的评选活动，是一项贯穿了全年的评选活动。从每年的3月份启动，到5月份的中国汽车发动机产业沙龙暨“中国心”年度十佳发动机评选技术咨询委员会第四届年会，再到6、7月份的校园行，以及8、9月份的网络投票，最后在每年的10月份还要经过3天的实车测试工作，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动力性、技术先进性、节能减排、市场表现和现场评测等五大评价指标分别为每款入围实车测试阶段的发动机打分，参考并根据总分名次决定了“中国心”2012年度十佳发动机的荣誉归属，奖项的得来十分不易。

在颁奖盛典上，来自于政府部门主管汽车工业的领导和发动机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作为颁奖盛典的荣誉嘉宾向获奖企业代表颁发了奖项。同时，评选组委会和获奖企业也再次发起了“捐赠获奖发动机”的活动，在到场所有嘉宾的集体见证下，江淮汽车和上汽通用五菱汽车两家获奖企业在现场向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吉林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五所大学的汽车院系捐赠了本年度的获奖发动机供教学实验使用。

“中国心”年度十佳发动机评选活动经过7年来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创新，已经成为了我国汽车发动机行业的一件盛事，并得到了国内汽车及发动机行业、相关媒体和广大消费者高度认可。每一年随着评选活动的举办以及奖项的揭晓，都帮助我们见证了国内汽车发动机工业的进步，通过评选活动，也让公众看到了发动机行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复星“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 第4篇

复星集团荣获“2011中国 (内地)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创富榜百强企业”称号, 综合排名在全国百强民营企业中名列第4名。

复星集团在2010年《福布斯》杂志全球2000强中排名第1264位。

复星集团在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利润排名在第81位。

……

复星集团自1992年创建以来, 目标明确, 脚步稳健。

2007年7月16日, 复星集团母公司复星国际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整体上市。目前, 复星的业务主要涉足医药健康、房地产、钢铁、矿业, 同时亦通过投资, 分享零售、服务等高度受益于中国内需发展的行业的快速成长。

复星凭借持续发现和把握中国投资机会的能力, 持续优化管理提升企业价值的能力和持续建设多渠道融资体系对接优质资本的能力, 形成了以认同复星文化的企业家团队为核心, 以上述三大核心能力为基础的价值创造链的正向循环。目前, 复星已稳居中国企业前100强, 并连续多年名列中国民营企业纳税总额前茅。2010年, 复星位列福布斯全球2 000强第1 264位,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利润第2位、资产第4位、纳税第4位、营收第14位。集团旗下产业业绩稳定增长, 在各行业内细分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高看“成长动力”型新兴产业

2011年4月, 复星集团在纽约四季酒店举办了初入华尔街的晚宴。本来, 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高规格企业活动, 不过不一样的是,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换下细条纹西装, 换上了丝质太极服表演了一段太极功夫。

在宴会上的客人、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副董事长格里尔看来, 这次10分钟的表演传达了郭广昌想要在通过运营企业带来具体商业影响之外为中国做出贡献的信息。另外一人认为, 郭广昌这是要展示他作为一个年轻、强有力的领导者的活力。

不管用意如何, 这次表演都提醒人们, 44岁的郭广昌与那些普通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领导人不一样, 复星集团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型中国企业。

中国早期的海外投资热潮是由国有企业收购国外矿业和能源公司引导的。然而, 当复星等民营企业开始利用利润丰厚的国内市场向全球扩张之后, 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格局就发生了变化。比如, 私募股权机构北京弘毅投资就正在考虑把资金用到海外。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正在投标竞购德国建筑公司Hochtief AG的机场资产。

瑞银集团亚太区投行部主管金弘毅说, 这些公司代表了新一代中国金融投资者, 他们动力十足, 行动迅速。

2010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680亿美元。与美国的3 290亿美元相比, 这一数字不值一提, 但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 这个数字已经是中国之前五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五倍以上。

复星集团的资产主要集中在中国的钢铁、采矿、医药和房地产等行业。不过, 2010年复星买入了法国休闲度假企业地中海俱乐部集团的股份, 而地中海俱乐部也有意进入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内旅游市场。2011年早些时候, 复星集团购入了希腊高端珠宝服饰零售商Folli Follie Group SA10%的股份。

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CEO梁信军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很多业界评论复星是中国的巴菲特, 将复星类比巴菲特是抬举, “我们只是粗浅得学习, 但我们在投资过程中会践行一些巴菲特的理念, 比如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强调自己的投资纪律——不会因为市场高估了某些概念, 就放松自己的投资标准等。”

他说, 复星不会想刻意成为某种形态, 还是希望能有自己的特色:首先是在“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领域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先行者和未来的领先者, 要在全球范围找到品牌、技术、网络、体系、组织有先进之处的资源, 尤其是行业前三强;通过复星这样的中国伙伴使他们更好地从中国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成长中受益, 从这个细分领域找到复星存在的价值。

梁信军说他们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分为两大类, 一是与消费升级的行业, 比如轻资产的体验类行业, 例如文化消费、互联网、旅游等服务业。另一类是与工业化升级相关的, 例如物流业, 中国的物流成本是全世界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 如果有一种有效降低物流成本的解决方法, 就非常值得关注。“此外还包括在整个企业清洁生产节能减排方面的高效率低成本的解决方式, 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总的来说, 与中国成长动力相关的产业, 我们会高看一眼。”

企业中的太极哲学

郭广昌说,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这就是太极哲学。复星提出的将中国增长势头和全球资源结合在一起的理念……旨在令各方受益, 就像水一样。

2011年4月11日, 美国华尔街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 来自中国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此举办“中国动力-复星之夜”主题聚会。复星作为中国投资品牌与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商洽“复星-保德信中国机会基金”的合作细节, 明确此前在北京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

郭广昌此行代表了中国投资企业跨越了长期阻挡于华尔街上的那堵墙。据悉, 复星与保德信筹建的股权投资基金中, 保德信预期出资5亿美元担任此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LP) , 复星出资1亿美元并担任负责投资决策的普通合伙人 (GP) 。

据了解, 保德信历史可以追溯到135年前, 旗下管理资产达7 500亿美元, 全球寿险保单额达2.97万亿美元。保德信管理的资产约合人民币4.95万亿元, 与中国保险业的总资产规模相当。仅就资金规模而言, 这是保德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第三方资产管理委托, 也是复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有限合伙人投入。

设立“复星-保德信中国机会基金”, 旨在发掘、扶植中国本土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这正是复星集团国际化发展的一个方向。郭广昌此间表示, “我们正从一家多元化的产业集团向投资集团转型, 重点利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机, 在全球范围内对接及募集优质资本。”

郭广昌认为, 国际化绝不是去国外收购企业成为他的大股东, “作为一个投资性的公司, 复星的国际化战略站在价值创造角度上, 试图用中国动力嫁接全球的优势资源。”

复星无论是投资国外公司还是和国际巨头合作, 都并未追求控股权, 这似乎是一种缺乏掌控力的表现, 但恰恰相反, 复星有自己独特的投资安全逻辑。一是要选择投资强势企业, 强势企业有足够的安全冗余, 允许犯错误, 如果是弱势企业犯一个错误就可能无法挽回;其次, 和有能力者合作, 而不是单纯追求控股, 在自己不擅长的行业控股反倒是件坏事;最后, 先想输再想赢, 避免犯别人重复的错误。

在复星集团内部认为, 2010年7月, 与已经有60年历史的世界著名度假品牌——法国地中海俱乐部集团, 成为合作伙伴是其“嫁接全球资源”最好的样本。

在双方合作后的5个月, 地中海俱乐部集团在中国开出了第一家度假村——亚布力滑雪度假村, 而从中国前往地中海俱乐部世界各地度假村的中国游客数量, 正在以每年30%的速度快速增长。

“以全球视野来看待中国成长带来的机会。”复星集团副董事长梁信军表示, “新基金会重点关注具有中国动力特点的企业, 其中包括三类企业:符合中国动力特点的, 未来成长性非常好的中国企业;国内企业在海外上市的企业, 像分众传媒;纯海外企业中能够与中国的发展连接起来的企业, 类似像地中海俱乐部这样的投资。目前打算中国企业和海外企业各投一半。”

全球视野

最近两年复星清醒地认识到, 成为全球投资公司的关键不是钱, 而是背后的中国市场。只有成为中国专家, 才能和西方商业和投资圈建立平等的地位。因此, 尽管复星强调全球投资, 但只投资于能够从中国成长受益的行业跟领域, 绝不跳开中国做文章。曾经有人建议复星投资美国的一个药企, 复星的决策方法是, 先研究这家药企在中国的销售和增长率, 进而依据此判断其未来的成长性。“即使你有再好的投资理念, 在一个陌生的市场, 也做不出准确的判断。”梁信军和复星已形成这样的逻辑。

全球眼光是复星走出去之后的另一个收获。过去数年, 中国概念是全球投资长盛不衰的投资标的, 但现在形势已经发生逆转, 中国国内资本的泛滥已大幅推高了本土股权投资的价格, 视野再仅仅局限在中国, 投资成本已没有任何优势。但如果放眼全球寻找投资价值洼地, 潜力巨大。梁信军举例指出, 在中国收购一个服装类品牌, 市盈率可能高达20倍, 但收购一个全球排名前列、30%利润来自中国且仍在快速增长的品牌, 市盈率只有不到10倍, 这远比在国内投资更为安全。

随着复星全球化投资战略的逐步清晰, 要实现中国成长动力嫁接全球资源的独特投资模式, 复星正在同时建设全球能力和中国能力。

复星提出的全球能力包括全球投资能力、全球融资能力和全球塑造品牌的能力, 和凯雷合作一方面提升了复星对全球资产的评估能力, 一方面可以学习它在全球的投资经验;与保德信合作说明复星的投资能力获得了全球主流投资机构的认可, 同时也在融资领域获得了强有力的品牌背书;在全球的品牌塑造方面, 复星的合作伙伴福布斯家族显然也具有很强的优势。在未来, 复星还会加强全球退出、出售资产的能力。

中国能力的建设则是复星的根基。要真的能够帮助国外品牌分享到中国市场的增长, 帮助它们开店、树立品牌、打假, 这些能力如果不具备需要从头建设的话, 无法真正将中国动力嫁接到全球资源。复星的优势在于其过去的多元化产业经营, 无论是商业地产还是零售网络、品牌宣传、社会资源, 复星都不需要再额外建设, 而是逐渐加强, 比如在国内多投资消费类、渠道类、传媒类等能够和全球资源互动的项目。

至于中国未来成长的动力, 这似乎是最不需要担心的。尽管中国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但按照复星的判断, 未来高通胀背景下政府仍会持续刺激经济成长, 这无疑是复星全球化最大的利好因素。

当复星等民营企业开始利用利润丰厚的国内市场向全球扩张之后, 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格局就发生了变化。

中国动力 第5篇

“一个人可以一无所有，但是不能没有梦想。”这句话，我一直记得。是的，正是因为有梦想，我们才经历坎坷依然前行，正是因为有梦想，我们才历经沧桑信心不改。梦想是什么?在卖火柴小女孩眼里，梦想是飘香的烤鹅，是奶奶温暖的双臂。在“千手观音”邰丽华的眼里，梦想是聋人可以“听”得到、盲人可以“看”得到、肢残朋友可以“行走”。在无腿青年李卫眼里，梦想是考上大学学习美术。在最美女支教老师孙影眼里，梦想是带给山区孩子更多的爱和温暖。梦想是从不言弃，努力拼搏的精神支柱。他们的梦相虽平凡，但这也正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一个中国人的梦想虽是平凡，但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梦却不平凡，这些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们的梦汇集在一起就是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我们伟大祖国的脉搏正随着这梦想的逐步实现而有力的跳动!我们怀揣中国梦，一步一步走来，从“嫦娥奔月”的美好故事到“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成功，千年传说，终于成为了现实;从1932年刘长春只身参加奥运会到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百年奥运，一朝梦圆;从“割地赔款”到香港、澳门回归，百年耻辱，终于一去不返。这一个个梦想最终都变成了现实，这是因为我们怀揣梦想，有梦想就会有奇迹!中国梦承载着中华儿女的无限憧憬，无数个体的殷殷期待和不懈奋斗终将汇聚成中华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带领着有数千年文明的华夏古国再度崛起，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梁启超先生曾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是充满激情的时代，也是梦想绽放的年代，我们要焕发激情，挖掘潜能，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让我们的青春在梦想中不断成长，让我们的生命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绽放光彩!走过“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跨越“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中国梦正指引当代的中国向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迈进!中国梦是大家的梦，是祖国的梦，把你的梦、我的梦串在一起，串成我们共同的梦，串成一个“中国梦”。在今朝，共同放飞属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之梦!

美丽中国梦

“中国”这两个字，是我们骄傲。我们是中国的新生力量，我们的未来，背负着一种责任，一种寄托，一种祖国对我们的期望。崭新的太阳每天都在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每天都在飘扬!中国之梦，犹如翱翔在中国苍穹之上抨击长空的雄鹰，展翅高飞，而我们的中国之梦，犹如绽放在中国藤蔓上的牡丹，明艳美丽。这每一笔都浓墨重彩，每一笔都富有激情，每一笔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是无数中国人梦想才汇成了我们大家的中—国—梦!

中国，一个饱经五千年风霜雨雪的悠悠古国，一个走过65年辉煌的国家，一只耸立在亚洲之巅的雄鸡!因为有了中国梦，中国上千万年的民族文化才得以延续;因为有了中国梦，中国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因为有了中国梦，中国才能长久屹立于世界的不败之地。

温家宝总理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脚步不能就停留在今天，我们的应该远眺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梦，振兴中华，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中国梦为的是所有中国人的梦，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由一个个小梦砌成的。每个人都努力一点，进步一点，我们离中国梦就会更近一点。实现自己的小梦，不也是为了实现大梦做贡献?我们可以平凡，但不可平庸;我们可以无能力，但不可以无志向。要实现中国梦，还有很长、很长的路。你一言，我一语;你一计，我一策;你一行，我一动……“美丽中国”的城堡经过我们一砖一瓦的努力逐渐变得高大，我的中国梦的轮廓也从模糊变得清晰。

近年来，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以及“玉兔”号成功发射等不计其数的成就伴随着一阵阵掌声雷鸣般响起，于是世界将其欣赏的眼光投向中国。我知道，中国的光芒已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个梦，一个叫作中国的梦，一个被每一个中国人所深呼的梦。那仰视奖牌下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倾听每一声临近中国梦的足音，俯身捧起岁月流淌过的荣誉，扬手敬礼，大声喊出自己的中国梦!

中国梦还是那回荡在校园的朗朗读书声，是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伟大志向。我们的中国经过了灾难与战争的洗礼，从一个封闭落后的清政府，随意被人宰割的工具，蜕变为一个积极向上的文明大国。

我们现在应该努力做一个积极进取的中国好少年，勤奋努力，奋勇拼搏，去实现属于自己的中国梦。

梦想是阳光的，它使人们由浮躁走向踏实，由彷徨走向坚定，并且走向成功;让梦想伴随我们成长，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让我们自己真正拥有自己的梦想，然后带着自己的梦想远走高飞吧!

为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个国家，拥有五千年历史文明，拥有独具特色的文房四宝，拥有全长六千多千米的万里长城，拥有庞大的兵马俑，拥有喜闻乐见的京剧，拥有震撼人心的四大发明，这，就是中国。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说着中国话，唱着中国歌，跳着秧歌舞，吃着中国菜，喝着黄河水，我自豪，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一个伟大的祖国。

今年，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提出了中国梦。

以前我不懂得什么是‘中国梦’以为中国梦是中国会做梦，听老师讲后，我才知道中国梦就是中国的复兴梦和强盛之梦，在这170多年来无数先贤先烈把自己的梦融入中国梦，有“为中华之崛起”的周恩来，有领导人们走向幸福的毛泽东，有让人们不再肌饿的袁隆平等伟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中国的GOP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神州飞天，蛟龙出海，高速列车领先于世界;奥运金牌稳居第二;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等等，从此，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这条沉睡的巨龙终于扬眉吐气的睁开了眼睛，抬起了久久躺在地下的头颅。

但是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我们的国家需要人才，需要力量，而我们就是下一代，我们就是祖国未来的星星之火，我们要点燃东方民族的志向。梁启超曾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世界则国雄于世界，”祖国能否实现中国梦，取决于我们少年朋友，虽然我们现在年龄还小，也许不能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在学校，认真听老师的话，好好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在家里，尊敬老人，爱护幼小，帮助父母做家务;在社会，帮助老弱病残，做一个文明的小公民。虽然这些事看似简单，举手之劳，但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只要我们每个人能做到这几点，中国梦将很快实现。

中国卫星动力破局 第6篇

所谓电推进，就是用电能作为卫星的主要动力来源。

卫星动力是衡量卫星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目前，国际卫星市场上的通信卫星中超过50%采用混合动力，即包括常规化学燃料和电推进系统;另外40%以上采用常规化学推进剂。通信卫星之外的其他类型卫星，则极少采用电推进技术。”张天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混合电推进系统卫星在进入轨道前采用常规化学燃料，入轨后再开启电推进发动机。

电推进技术带给人的深刻印象来自两次卫星发射事故。2001年7月发射的欧洲阿特米斯卫星，由于发射故障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在接下来的18个月用电推进系统进行轨道转移，成功到达预定轨道，首次证明了电推进系统具有超强的修复轨道错误的能力。

另一次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2010年8月发射卫星时发生意外，用两台电推进推力器花费14个月，完成了几乎全部的轨道转移任务。

“现在国内产品的基本性能和欧美国家相当，但从研制出样机到最后工程应用时间较长，国外已经大量成熟应用，我国现在才开始，和国外差十年。”张天平说。

电推进技术将大大提升中国在国际卫星市场的地位。特别在具有成本优势的情况下，促进中国航天事业自“科研型”向“市场型”的转变。

为什么要买中国卫星

相较化学剂推进，电推进的最大优势是节省推进剂，从而增加有效载荷、降低发射重量、延长卫星工作寿命。

中国卫通集团“中星10号”工程总师、“实践13号”工程副总师闵长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颗5.5吨的通信卫星，通常化学燃料占3.1吨，如果采用电推进发动机，三四百公斤足矣，“维持卫星正常运转一年需要化学燃料55公斤，氙离子只需要5公斤。”

节约的重量和空间可以用来安装更多设备。通信卫星多安装转发器，可以显著增加经济效益;燃料系统如果可以维持更长的卫星在轨时间，又间接增加了卫星的经济效益。

一般来说，离子发动机的燃烧效率比常规化学发动机大约高10倍。这在专业术语上，就是所谓高比冲。

比冲是指火箭发动机单位重量推进剂产生的冲量，或单位重量、流量的推进剂产生的推力，又称比推力。对空间应用来讲，比冲是火箭发动机效率的最终体现。

动力系统一直是制约中国卫星走进国际市场的短板。“我国以往出口通信卫星大都依赖于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张天平对本刊记者说。

现在国际卫星市场上份额最大的是美国，占有约50%，其次是俄罗斯。通信卫星在国际卫星市场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主体还是其他各类小卫星，“在通信卫星国际市场份额排名中，中国排第八位。”张天平说，美国的份额超过60%，欧洲也占有20%以上。

中国的通信卫星少量出售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如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国。“和美国、欧洲一些大的卫星运营公司相比，目前我国通信卫星的竞争优势不明显。”张天平说。

选用中国卫星产品的国家，一方面出于友好关系，同时对通信卫星的容量要求不高，中国产品的通信能力能够满足需求。再者，中国采取微利模式，同性能产品具有价格优势。

当前国际市场上的通信卫星主要采用氙离子电推进系统和霍尔电推进系统。张天平解释说，二者同属于静电加速类型，只是在工作原理上有些差别。“离子电推进系统的放电、加速等几个过程分别独立，霍尔电推进系统中这几个过程是耦合在一起的。”

他认为，国际卫星市场上的竞争主要集中在有效载荷比与成本这两个方面。

在使用常规化学燃料的当下，中国的通信卫星平台只能安装50多个转发器，是混合推进技术的三分之二左右。

“‘东方红3B’卫星平台加载电推进系统后，已经比较接近国外电推进系统平台的性价比、载荷比。以后使用电推进技术的‘东方红5号’，性能要达到当前国际先进水平。”张天平说。

闵长宁则解释，目前国际市场上受欢迎的还是混合电推进技术的卫星，“通信卫星空间转移轨道时用化学推进剂，进入静止轨道后改用电推进，这能节省几百公斤的重量。全电推进的市场还不好，全电推进卫星转移轨道需要半年时间，影响卫星的运营。”

寿命更长的中国卫星

中国电推进技术研究在1967年始于中科院电工研究所。1978年，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前身——航天五院510所制造的中国第一台新型离子电推进发动机试验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一阶段，美国、俄罗斯已处于电推进样机研制和飞行试验阶段。

不过，当时中国并没有注意到电推进技术的应用前景，此后电推进技术的研究进入萧条期。

在2012年10月14日成功发射的“实践9号”上，中国用两种电推进技术进行了在轨飞行测试。

作为中国卫星通信主要开拓者之一，总参通讯部原副部长、中国卫星应用大会主席杨千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如果我们的卫星有了电推进技术，就相当于多了一重保险，并能节约一些燃料，别国就会愿意购买。”

张天平说，虽然开始对电推进技术的重要性认识程度不足，但正是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国际竞标的过程中，发现电推进技术是竞标的基础条件，由此引起了特别重视。

他说，“实践9号”对电推进技术进行了首次飞行测试，不过“应用时间比较短，它主要验证了电推进技术在空间与地面之间性能的差异，以及对空间环境的适应性、与卫星的兼容性等方面”。

他解释说，“实践9号”属于搭载飞行，是新技术验证。当时共验证了20多项新技术，电推进技术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只能算是中国电推进技术的首次空间飞行试验。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过自筹资金，于2010年确定在“东方红3B卫星平台”上进行电推进技术应用实施。

所谓的“东方红3B”卫星平台，是基于这一平台系统，有一系列的卫星。

“实际上，‘东方红3B’最早立项时没有电推进技术，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后来自己加进来的。通过它的研制，在电推进技术应用方面取得很好的进展。”张天平解释，“东方红3B”采用200毫米的氙离子电推进系统——电推进发动机的喷射口径为200毫米，这是电推进发动机动力大小与性能的具体体现。

截至目前，这一平台电推进技术地面试验已接近5000小时。

闵长宁说，采取“东方红3B”平台的“实践13号”通信卫星已定于2017年第一季度发射。

它将携带四台200毫米口径的氙离子电推进发动机，在轨寿命15年。为满足这个要求，携带的常规化学燃料减少了四五百公斤，有效载荷将增加40%。

自2000年开始，世界领域内卫星电推进技术和应用已进入扩展阶段。现在在轨的混合电推进动力的通信卫星超过百颗，未来两年，全电推进动力的卫星也要相继升空，美国、欧洲即将进入全电推进时代。

目前在研发的“东方红5号”对电推进发动机的要求是：工作总累计时间超过4.2万小时，开关机次数超过1.2万次。而美国的离子电推进系统地面试验寿命已超过5万小时。

在中国未来的空间电推进技术应用中，近地小行星探测、远深空探测、载人深空探测、空间太阳能电站轨道维持等都将是它的用武之地。

试论中国高教改革的动力 第7篇

一国家意志

近年来, 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成为人们关心和瞩目的话题。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 刺痛了每个关心教育的中国人的神经, 也引起了政府高层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在政策层面上政府出台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部署了在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近年来, 对高等教育的质疑和批判之声不绝于耳, 其中不乏激烈的言辞。常言道:爱之深, 责之切, 其激烈的言辞中包含的热切期待是令人感动的。概略归纳一下公众的意见, 主要集中在大学管理的行政干预过多方面, 与之相关涉的是对我国高等院校培养人才能力的质疑。朱清时说:“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壮大, 历经了天翻地覆的发展。在1949年以前, 即民国时期共38年的时间里, 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总数是25.5万人, 平均起来则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不到7000人。而仅仅2008年一年, 我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就有5万多, 数量上位列世界第一, 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人数的7倍。同年, 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达到559万, 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人数的800倍左右。高等教育的规模越来越大, 也意味着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按常理, 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大师级人物应该越来越多才对, 但现在的情况很尴尬, 像李政道、钱学森这样的大师, 却迟迟没有冒出来。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现在为何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1]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状况, 学者们的意见最终都指向了国家的教育改革层面:“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甚大,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 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一定要改变。”[2]

应该说学者与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质疑之声, 对推动国家层面的高教改革是有很大作用的。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 从追求理想的“应如何”到立足现实国情的“能够如何”, 其间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儿。专家学者的声音往往代表了“应如何”, 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蓝图, 政治家的决策往往需要关注“能够如何”, 在各种权力关系中修改、增减、变更“应如何”的蓝图。从民间的层面上说, 有些人认为高教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不容有讨论的余地了。我们也应该理解, 对于教育的主管部门来说, 在改革的各项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是不适宜推动全面改革的。张伟江指出:“近期‘放权自主’等呼声甚多。但是, 包括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高等院校或机构以及相关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吗?大家知道, 基本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协调人类所有活动的准则, 其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全社会性质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二是高等教育体系依法完善的内部规章和执行能力;三是参与人员的遵法意识和行为。显然, 我们与之相差甚远。高等教育的系统特性要求教育管理结构系统与之相应, 即除了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外, 还要有高水平的教育科研、教育考核与教育评估机构。目前, 全国具有这样结构的省市还不多, 而我们的教育评估或称质量控制、绩效评定在国际上还是个‘弱者’, 在国际评估组织中仅是个参与者, 而且还缺乏教育评估理论与技术支撑。高等教育的系统特性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其他部门机构始终保持密切有效的合作。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水平, 由于传统和机制约束, 这种合作还停留在低水平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离高等教育强国还很远。”[3]在改革条件不太成熟的情况下, 进行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革是不妥的, 张斌贤说:“就当前而言, 我们所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对学校、教育的一味批评、指责, 有时甚至是非常情绪化和武断的责难, 教育改革和发展缺乏一种同情、理解、宽容、合作的建设性的社会舆论环境。这就造成了学校、教育发展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长此以往, 将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害。”[4]

凝聚改革共识, 减少情绪化的冲动, 对于国家层面的高教改革来说是目前必须的。“‘改革’未必就是一个褒义词, 它有可能带来社会的改良与进步, 更可能导致社会的恶化与退步。因为任何改革的动机, 都是源自对现状的不满意, 对现行的政策、制度、体系等要‘修而改之’;而‘修改’的方向可能是这样那样的, 可能‘改’得更激进、更左、更疯狂, 也可能‘改’得更保守、更右、更稳妥。”[5]我们要在大学办学理念上有新突破, 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上有新规划, 在学术组织模式上有新探索, 在师资结构与水平方面有新跃进, 都有赖于高等教育体制的历史性突破, 这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 必须在国家意志的层面才能完成。

二民众吁求

民众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的声音, 是高教改革必须实施的强大民意表现。在网络时代, 民众的意见往往会汇聚成某种程度的公众舆论, 从而影响对事物的评判和认识, 并成为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推力。

当前, 对高等教育批评的声音很多, 大致有以下几方面。一、不公平。北京、上海等地著名高校对本地区考生的倾斜性政策, 近十多年来引发的热烈讨论和两会代表的不断提案, 就是高等教育入学门坎不公平的一个显著例子, 还有诸如点招等政策也都有不公平的地方。二、商业化。为了商业目的, 不顾实际的教育资源如何, 盲目扩招, 开设新专业, 将教育变成产业变成公司来经营, 使高等教育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大为减弱, 金钱关系的色彩大为浓重。在许多高校, 不良的金钱关系甚至渗透进角角落落, 在基建招标、图书馆采购等等许多事情上都有反映, 这些方面在报刊上都能查到相关的报道。三、行政化。程天君指出:“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教育变革中, 与知识分子传统式微相伴而生的, 是大学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如今的大学行政化严重, 分三六九等, 有985 大学、211 大学、普通大学……, 即便在39 所985 大学内部, 也有副部级和正厅级之别, 有三个等级之分, 所谓2+7+30.等级越靠上者, 越‘不差钱’、教授越众多、项目越庞大。”[6]与高校行政化严重相关联的是内部资源分配不公平, 有些在行政和学术上兼职的教授很少有时间再做研究, 但却享有学术资源的分配权并占有了学术资源, 有学者指出:谁是领导, 谁所属的专业或单位往往发展就快, 除了该群体的自身努力外, 更主要是政策的倾斜和关系的谙熟, 其本质上是权力的置换和越界。更有甚者, 某些高校领导在任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 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 为自己留后路, 不考虑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际的承担能力。在行政化的主导下, 校内的权力与校外的权力往往互相勾连, 谋取利益最大化, 突出的表现为:“人数众多的行政官员在职读研究生、读博, 自己不去上课, 请秘书代上、代考, 而大学也乐得既获得了经济利益又建立了政治关系, 自己也不用认真授课、看论文, 反正大家都在混。结果教育并没有真正在为学术服务, 而是在为有钱人、有权人服务, 为大学服务, 为教授自己服务, 为自己的朋友服务。”[7]

民众对高等院校批评一般来说总是从某个具体的个案开始, 借助网络的开放性, 随着更多声音的加入, 批评的声音一般会向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方面扩展。从有利的方面说, 这些民众吁求对凝聚共识、积聚公意进行深入的高教改革提供了民众基础。

三精英倡导

与普通民众的吁求相比, 知识精英对中国高校的教育改革的呼吁更具学理性、历史感和国际视野。知识精英对高教改革的发言, 因其扎实丰厚的学科背景, 为高教改革提供了更多建设性的意见。总的来说, 知识精英的发言有以下特色:一、对中国近百年来高等教育变迁史的梳理, 是知识精英在探讨中国高教改革最具历史纵深的部分。二、立足于比较的视野, 探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是最具国际视野的部分。三、在学理性分析的基础上, 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建议和思路, 则是直接关涉到现实的高教改革。

中国高等教育能否培育出一流的人才, 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大局, 知识精英们以其炽热的爱国情怀对高教改革问题投注了巨大热情, 并在各自专业背景的基础之上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种种值得注意和吸纳的见解。如在中西大学的比较上, 有学者指出中西大学的差距是在办学机制, 特别是在办学理念上。我国高等教育曾经有过一系列改革, 包括教授聘任制度、弹性学制、选修课程制度等等, 但这些改革都没有改变中国大学的弊病, 弹性学制不过是一纸空文, 选修课选修制产生了一系列低水平课程, 还引发了教研分离等新问题。这些都要求大学的办学理念有根本改变———学术为本、教授治校。[8]在总结中国高教改革的经验教训方面, 有学者指出: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中国高等教育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改革, 一是大学扩招, 二是高校合并, 三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这一系列的改革都是同经济领域的跨越式发展相表里的, 经过这些改革, 到2009 年中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共2689 所, 普通高校在校生2144.66 万人, 各类高等教育的总规模达到2979 万人, 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但也造成了诸多不良的后果:“大规模扩招导致了高等学校超负荷运行, 不少地方高等学校预算内生均经费大幅下降, 高等学校出现了庞大的贫困生阶层, 造成教育质量滑坡、大学生就业难等突出问题, 至今尚未真正消化解决。众多的中专、大专院校被升格、重组为新大学, 造成高校定位和培养模式的趋同, 助长了高等学校片面追求高层次、大规模、研究型、综合化的风气。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收费标准反而比本科更高, 这种‘自杀性’政策遏制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正常发展。公办大学举办的‘假民办’的独立学院造成的不公平竞争, 损害了真正的民办高等学校的发展。”“它的另外一个严重后果, 也是当前最为人诟病的, 是在行政主导的发展过程中, 高校行政化弊端和官本位价值的强化。……行政机关直接干预高等学校事务, 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 削弱了高校的自主性。行政部门直接掌管巨额研究经费, 追求短期效益、重数量的学术管理被称为‘计划学术’, 第一线的教师、研究人员陷入不得不‘跑部钱进’、填表成灾的境地, 难以潜心学术,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按其自身规律的健康发展, 损害了研究型大学的向世界一流进军的努力。”[9]在如何改革当前的高等教育方面, 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见解。如刘春梅指出:“教育政策的制定是一个不断调整和变迁的过程, 它是在现行教育政策的基础之上, 结合教育发展需要而作出的适时调整。由于当前我国教育改革还处于不成熟、不完善的探索阶段, 现有的教育政策很大程度上滞后于实际发展需要, 甚至出现教育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抵制现象, 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和内容结构还不能最大程度上体现公共利益诉求, 导致政策在实践中无法有效实施。滞后或缺损的教育政策错误地指导执行主体的行为方式, 容易使本身就具有变量特征的政策执行者钻政策漏洞或抵制政策, 造成教育政策执行‘空虚化’、‘扭曲化’等现象出现。”[10]在改革的路径方面, 李立国指出:“改革的路径, 从以自上而下的路径为主, 进入上下互动、社会参与改革的阶段。地方政府和高校教育制度创新的经验可成为教育体制改革新的生长点。”[11]

学者们在不同层面呼吁高教改革, 无论是从理念层面对大学精神的呼唤, 还是具体地谈论制约高校学术发展的“行政化”问题, 都在力图推动高教的改革。对于高校改革的反应, 无论是赞赏, 还是做悲观的预期, 都是参与到高教改革中, 客观上都是在为高教改革做添砖加瓦的工作。“关注就是力量, 社会舆论所释放的巨大围观力量, 有助于推动事件的正向发展, 给改革者以巨大的精神支持。”[12]

尽管有种种抱怨声音和不同意见, 客观地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98年到2006 年, 中国高等教育院校的数量从1011 所增加到2263 所, 增加了一倍多, 入学人数是原来的五倍, 从1997 年100 万学生增加到2007 年超过550 万学生。中国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也引起了西方教育家的深切关注,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认为:“在当前的竞争态势下, 美国正面临着失去科研领袖地位的危险。目前, 随着中国的加入, 世界范围内围绕着吸引和留住优秀科研人才和大学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迄今为止, 我们还算招架住了, 但不能因此而产生幻想。到2020 年, 中国至少将有5 所大学跻身全球20 大高校之列。”[13]中国高教改革的途径到底是什么, 笔者认为并不是已经完全明了的。某些主张改革的人认为中国高教体制改革的主调应是完全西化, 而对这样选择的后果和可能的风险缺乏相关研讨, 掩藏在理性面孔下的非理性一面还没有被学界广泛认识。上个世纪初, 中国教育体制急速从传统的体制中走出, 按照西方模式构建了新体制, 但在实际运作中, 却出现了大量始料未及的情况, 到上世纪30 年代的时候, 很多学者认为教育体制是失败的, 需要变革。范云龙认为新体制的弊端“第一是抄袭, 第二是抄袭, 至今还是抄袭”。[14]邱椿在致胡适之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模仿外国而不顾国情是三十年来中国教育的通病。”[15]周予同也认为, 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 “根本的病因在于不顾国情而专事模仿”。[16]

林毅夫:中国再增长动力何在 第8篇

早在林毅夫服务于世行期间, “比较优势”理论和政府应当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法律环境等便利的观点就已经成为他指导各国制定发展政策的理论框架。现在, 建议发达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又成为了他为解决欧债危机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而开出的“药方”。除此之外, 他还提出了“增长识别与协调”六大步骤, 希冀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一套可供参考的行动方案。

问:“新结构经济学”对于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的概括较为客观。“华盛顿共识”也的确是当时的一个思潮, 但是要说它是当时的主流理论, 似乎还需要更细致化的解释。

林毅夫:这个评论切中要害。对于书中第二版发展经济学的概括确实有些偏颇。但是这是做学术的必然。上世纪80年代“增长理论”刚出来的时候, 也并不完美。但是它对于推动一个新思潮、引发人们的关注和后续努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并不代表它全都是新的, 而之前的理论都是旧的。对于一种理论的归纳是需要勾画其主要轮廓, 其他细节部分则需要被忽略。我们只能说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特性是强调政府的作用, 而第二版则主要强调市场的作用。

问:“新结构经济学”提到政府的作用会不会给人造成过于强调政府干预的印象?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说的政府干预主要是给它提供一个参照系, 解决“在什么地方怎么干预”的问题。正如过去的“结构主义”讲协调和外部性, “新结构经济学”也讲协调和外部性。但后者点名了在什么地方应该协调, 强调量变引起质变。它所说的政府干预也指的是帮助企业进入到优势产业。如果政府干预违反比较优势, 这样的干预就是失败的。

问:在“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 我们如何确定一个完备的市场不会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林毅夫:即便市场可以选择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仍然需要面对外部性的问题, 需要政府帮助解决。旧“结构主义”也讲究外部性, 但是它的政府干预过大, 也不符合发展优势产业的目标。“新结构经济学”提倡的政府干预是非常小的, 主要是以改善企业环境的方式, 比如说工业园中一站式服务方式和为企业提供阶段性补贴。这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

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是“新结构经济学”的重点。但是它如何能有一个微观的机制带领领导者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如何把政府的作用和产业选择更进一步结合起来?

林毅夫:理论上讲, 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按照比较优势扶植本国产业。但是理论只能说哪种方式更容易成功转型, 而不能说这样做一定会成功。首先, 政府应该很清楚哪类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完全没有优势的产业不应该发展;其次, 选择比较优势具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具体怎么选?就一是看民营经济有没有进入。如果有, 代表民营经济已经发现了比较优势产业, 政府要做的就是因势利导, 使之发扬光大;比较优势产业也有可能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行业, 比如说是外国的夕阳产业转移。IBM或者英特尔芯片在刚开始时从研发到生产、测试全部在美国, 后来公司增长了, 就把某些区段转移到海外去了, 这就需要一个发展中国家来接收它。智利就是一个反面例子。当跨国企业来进行产业转移时, 它没有提供诸如税收优惠、工业园政策、土地供给等扶持政策, 所以跨国公司就到斯堪的纳维亚去了。这也说明民营企业和政府都是有选择的。

还有一种比较优势产业完全是企业自发的, 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印度的信息产业。但是印度当时基础设施不足, 所以交易成本比较高, 已经展现出发展瓶颈了。这时候只有政府能帮助这一产业克服基础设施困境和降低交易成本。所以说, 理论上来讲, 遵循比较优势原则,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虽然不一定成功, 但失败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小。

问:政府的干预会不会形成利益集团?

林毅夫:按照国际上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是利益集团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难道没有利益集团?当然有。当时整个国务院里面单重工业就有八个部门, 他们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农村公社里每个公社主任都是土皇帝, 都有利益集团。所以, 利益集团确实存在, 但是跟发展的成功与失败没有必然联系。任何领导人只要站在领导位置上面都会面临决策风险。一个国家发展成功还是失败, 根本上来讲取决于领导人是否能利用他的领导空间做一些政策变动:一开始不完全触动所有利益集团的利益, 而是让新的、有发展的集团在很小的空间快速发展起来。比如说双轨制, 比如按照产业园区发展。中国产业园区把基础设施弄好了, 规制改得简单一点, 并没有触及到大的利益格局, 所以它能快速发展。成功的国家并不是没有利益集团, 而是领导人能不能用他的决策空间进行一些必要的、关键性的、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大但是方向性的决策。

问: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在哪里?谁能监管政府, 保证它们守住自己的边界?

林毅夫:政府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 好经还是要好和尚来念。实际操作上面怎样避免失误、发挥政府积极作用也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理论上来讲, 只能要求政府居安思危, 不能大意, 要不断完善政策设置。但是, 理论无法告诉政府在这个阶段怎么干预、怎么操作、怎么执行才好, 这可能不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能解决得了的。

问: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仍然是主要由政府投资, 民营资本即使想进入似乎时间也不对。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林毅夫:基础设施是政府该做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出现债务危机以后, 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就是基础设施领域政府退出, 或者改由政府部门与民营经济体合作, 当时的看法是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资金来源也更加多样化。但是这样推行的结果是, 除了电信部门以外, 其他基础设施基本没有进入。因为电信部门收费直接, 可以给民营投资者带来直接的收益。但是像交通、港口、航空这样的基础设施投资量大、未来盈利的耗时很长, 而且其未来盈利中的很多因素也不是私营投资者可以决定的。比如修建高速公路, 经济发展好的话, 收益就多, 回报就快;但是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 公路使用少, 收费就低, 收益就少。拉美国家的上述思路导致它们有30年没搞基础设施投资。现在大家认识到了政府在基础设施大型项目上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这种转变是对的。

问:中国目前虽然经济发展得不错, 但是现行体制下很多要素价格被扭曲, 金融系统也受到抑制, 金融机构集中服务于大企业。在这种体制下, 下一步的政策建议是什么?

林毅夫:应该讲中国现在的确是存在很多扭曲。但是扭曲程度是相对低的, 比如说金融系统虽然存在抑制, 但是绝大多数时间里, 我们的真实利率是正的, 不是负的。这里面有量和质的差距。但是扭曲度低不代表要继续扭曲下去。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 这反映在要素体系里, 就是价格扭曲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深化改革。中国成功的经验是各种扭曲相对比较小, 所以发展先期是有优势的。但是要继续快速发展, 只能深化改革, 将收入分配合理化。发挥比较优势仍是中国下一阶段高速增长的砝码。

问:有评论说, 你所说的“中国还可以维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在“放卫星”。你怎么看?

林毅夫:我乐观不是因为盲目爱国, 而是因为我是一名经济学家, 要用理性来分析形势。增长的本质在于产业和技术的结构不断创新升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有“后发优势”, 也就是国际上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产业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朝阳产业, 可以引进、消化、模仿, 在此基础上创新。在这种模式下, 中国完全可能维持下一阶段的高速增长。

根据麦迪森发布的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人均收入, 中国2008年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 相当于日本在1957年、台湾1975年和韩国在1957年的水平。但是日本在1971年后才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 台湾在1995年达到54%, 韩国在1977年达到50%。它们都在21%的基础上实现了长达20年的、7.6%甚至更高的高速增长。我们也完全可以在2008年的基础上实现20年的高速增长, 从而在2030年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50%, 甚至更多。

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 我曾提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30年时可以与美国相当。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在“放卫星”, 但是现在大家普遍相信, 也许不到2030年, 这点就能实现了。当时的“卫星”现在已经成为了“行星”。

问:中国经济这30年来一直都是“风景这边独好”。现阶段阻碍中国经济继续“独好”的因素是什么?

林毅夫:中国经济仍然很有潜力, 这点我有信心。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分配不均带来的社会矛盾。中国历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 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矛盾就会丛生。

我们实行的是“双轨制”, 有很多体制问题, 比如说金融、环境等方面, 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对要素价格改革也不到位。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完善市场制度, 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扭曲, 同时政府要给弱势群体提供救助。

问:你一直强调“比较优势”。中国下一阶段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林毅夫: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一直升级的。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 现有体制、基础设施、金融系统都要随着产业升级而改革。这种改革就是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要发展经济, 所在产业的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都要最低。降低交易成本涉及体制、法律环境和金融系统, 只能由国家来做。

中国被人批评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 这是因为他们依据的是“华盛顿体系”, 认为只要有政府的作用, 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实际上, 任何国家的产业升级、转型都需要国家的作用。美国要实现发展, 也需要国家来帮助认清下一步的新产业。政府可以通过推动专利制度和基础研究来帮助产业升级。政府采购, 比如说偏向于新能源产品, 也会推动产业升级。

问:政策有阶段性, 政府的作用是不是也有阶段性?现阶段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500美元, 政府的作用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调整?

林毅夫:政府的作用当然是有阶段性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在全世界走在最前沿, 但是仍然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政府的信息是不完善的, 所以它更多还是依赖市场的八仙过海。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 决定重点发展哪些产业、转型过程中资源如何配置等问题都需要政府来协调解决外部性问题。

中国的某些领域政府应该退出, 另外一些领域则需要政府积极干预。中国已经有相当多的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之上, 但也有一些产业仍然在边缘地带。对于后者, 政府的角色就应该跟发达国家的角色一样, 更多依赖市场发挥作用。在国际产业链上的产业则需要政府发挥引导性的作用。这的确涉及到一个政府阶段性功能的问题。

问:大国的“规模优势”是不是也是“中国奇迹”的必要因素?

林毅夫:“规模优势”的确是存在的。但是比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它的货币能否成为储备货币。美国就是大国, 但是它现在能够跟全世界借债度过危机, 不是因为它是大国, 而是因为美元是储备货币。中国在1850年时的GDP占据全球30%的分量, 但是当时没有储备货币, 所以储备货币国能做的中国当时不能做。日元和英镑都是储备货币, 但是日本和英国都不是大国。英国的财政赤字比意大利高很多, 但是政府公债却比意大利低很多, 主要就是因为它是储备货币国。

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它的经济比较分散, 所以可以在各地做实验。但是大国也会带来问题, 比如说在赶超他国时, 除了取决于其自然资源丰富程度, 还要考虑其总人口规模。此外, 大国做决策也需要格外谨慎, 如果没有清晰的框架来进行决策分析, 犯错率就会很高。

问:如果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达到8%的年增长率, 并且持续二三十年, 发达国家怎么实现后续发展?全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是不是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中美之战就是必然的?

林毅夫:这个说法没有根据。只能说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潜力, 但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实现二三十年的8%的年增长率。

如果这些潜力发挥出来的话, 并不代表发达国家就没有发展空间了。相反,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投资, 这可以为发达国家创造更多市场。而市场不足正是目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可以为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环境。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 因为中国的发展和投资多了, 德国、日本、美国的产业就能发展得比较好。

历史告诉我们, 当老二变成老大时, 战争总是难免的。但是有一点通常会被人们忽略, 那就是历史上当老二变成老大时, 两者的差异非常小。比如说德国追赶英国时, 其人均收入已经是后者的75%, 它介入的也是当时英国的主要产业。所以它们的关系是竞争的、替代性的。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跟美国是互补的, 中国的发展只会给美国创造更大的市场。所以两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有摩擦, 但总的来说利益是共享的。

创新是中国客车产业的持久动力 第9篇

中国客车产销稳居世界第一

通过走访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俄罗斯的莫斯科、印度的班加罗尔、南美的古巴和麦德林以及德国的汉诺威等地, 确实可以看到, 近几年中国客车的品质不断提升, 并在海外市场取得诸多成就。比如在古巴等国家, 中国客车的市场占有率接近百分之百, 古巴的大型客车普遍采用了宇通客车所生产的产品。

伴随城市人口的增加与社会活动的增多, 各国政府会都会在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上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 这是客车行业发展的源动力。据全球客车产量统计数据显示, 亚洲客车制造商占到70%, 这其中, 来自我国的客车制造企业约占50%;在全球大型客车的产量统计中, 我国的宇通客车、金龙客车分列第二、三位, 它们都是中国客车制造企业的代表。在全球大型城市公交客车领域当中, 平均每年都在以8%的幅度增长, 而未来我国的城市公交客车市场仍将是很大的一个业务板块;电动客车的年增长率约为20%, 这一增长趋势值得我国的客车企业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 当今土耳其在国际客车产业的表现十分不俗。此前, 土耳其当地的客车制造水平与我国相差无几。如今再去土耳其, 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客车质量基本可与欧洲的客车水平相媲美。究其原因, 与近几年来西欧的客车制造商将工厂大规模迁移到土耳其有关, 现在欧洲的客车基本都在土耳其生产。

根据国际汽车制造商联盟 (OICA) 的统计数据, 瑞典、德国、法国的客车产量逐年降低, 而土耳其的客车产量则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该国所生产的大型客车数量, 与欧盟27国的大型客车生产总量相当。过去在欧洲地区常见的双铰接低地板客车, 近年来, 土耳其的客车制造商也开始生产。笔者认为, 当前中国的客车制造水平, 在某种程度上要略逊于土耳其。

中国客车产品价值仍需提升

从成本与价值的角度来分析, 客车企业生产一辆客车的成本是多少, 最终能卖多少钱, 其中的利润空间有大多, 这些都能体现产品的竞争力。罗兰·贝格每年公布的电动交通指数报告 (E-mobility Index) 中显示, 我国的纯电动客车产销数量位居首位, 但产品价值却相对较低。中国客车未来的海外发展之路上, 更需注重不断提升产品价值。

电池电动客车是否是惟一的新能源客车技术发展路线?其实, 在全球各地, 我们能看到各种燃料形式、技术形式的客车。在南美地区, 采用乙醇和天然气作为燃料的客车是主流产品, 也可以达到排放标准;生物燃料亦是很多国际客车企业的技术发展路线之一, 氢燃料的商业化前景也越来越现实。对于中国客车企业来说, 在海外市场能够提供多样化的技术解决方案, 会有更好的市场表现。只有能满足当地用户需求的产品, 才能被称之为是好产品。客车作为一种运输工具, 最重要的就是要依靠动力系统的匹配, 成为高效、可靠的运输工具, 多样化的动力系统、燃料选择以及不同程度的混合动力系统, 客车企业根据市场需求, 对这些要素进行有效整合的过程, 才是凸显客车制造企业技术竞争力的方式。

技术创新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

在国际市场上, 欧洲客车制造商所生产的客车被认为是品质最好的。实际上, 欧洲客车制造商亦在引领客车的技术发展理念, 在去年汉诺威车展上, 奔驰的无人驾驶未来客车, 突破了概念车的定义, 已在实际道路上使用。

欧洲很多国家都开始推广使用轮毂电机推进系统的巴士车队, 我在国内多次介绍过轮毂电机推进系统是公共巴士电驱动的终极技术, 这种先进的技术在欧洲不再是所谓的试验产品, 已经开始商品化。众所周知, 电驱动是今后客车的发展趋势, 反观国内传统动力及新能源客车的驱动形式, 轮毂电机、轮边电机车桥仅有小范围试用, 尚未达到大规模商业化的程度。可见, 客车产品的技术特征才是真正的竞争力, 也说明我国电动客车制造技术与欧洲仍存差距。

中国客车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所取得的成绩, 更多的是源于较高的性价比, 相对具备一定的价格竞争力。但是, 这种优势并不一定会持久保持。以印度为例, 近些年印度客车产业发展迅速, 相比中国, 其所生产的客车或将更具价格优势, 这一点值得国内客车企业注意。从出口市场来看, 中国客车远销南美、远东地区, 但在印度却很少能见到中国客车的身影, 反而欧洲的沃尔沃、斯堪尼亚及奔驰的客车却在印度拥有一定的市场。这一现象, 值得国内客车企业重视和思考。

在印度, 当地的客车制造商生产低地板城市客车, 既可作为机场摆渡车使用, 又可作为城市公交客车;印度的卧铺客车仍然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主流产品, 而这一车型已在国内市场禁止销售。

政策法规应成为客车技术多样化的助推剂

客车产业的发展趋势与政策、法规关系密切。其中, 客车的安全标准、排放标准和车辆报废标准是国际通行的最基本的三个标准。

在客车安全标准方面, 全球通行的只有两个基本标准, 即客车翻转稳定性 (ECE-R 66) 和座椅安全结构标准。客车翻转稳定性标准, 就是保证车辆在翻滚的过程中, 要能够保证乘员的所谓生存空间不受到侵害;座椅安全结构标准, 是指保证座椅在碰撞的过程当中不会发生人体的创伤。优化前碰撞是新的安全标准, 目标是减少乘员在碰撞过程中的伤害, 不管大客车, 小客车, 在碰撞过程都要保护人的生命, 国际标准已增加客车前碰撞的内容。

讲到排放标准问题, 这是全社会关心的话题, 电动化不完全等同排放标准, 排放标准里的欧六标准基本上就是零排放, 电动客车是零排放, 柴油车同样可以接近零排放。实际上, 只要实现严格的排放标准, 不一定只有电池电动巴士一条路。

电动巴士面临的问题不是动力挑战, 而是能源挑战。我们知道一个油箱大约50公斤, 可以满足巴士行驶100公里, 背电池的话要1200公斤, 为什么电池的能量密度是最基本的挑战?在公共巴士领域, 电动化有很多的优势, 发动机的重量、电机的重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发动机的部件那么多且结构复杂, 而电机却很简单, 这些都是电动巴士最基本的技术优势。所以我们要努力减轻电池的重量, 未来的电动巴士只背50公斤的电池就可以每天行驶200公里, 那就完全可以满足公共巴士的运营要求了, 但是现在的材料电池巴士都面临技术瓶颈问题。

未来的城市巴士应当是没有排放的, 至于用什么方式来实现, 有很多方案。比如, 过去十几年当中奔驰公司一直在做新能源客车, 它的目标就是氢燃料客车, 它的中间技术路线是混合动力, 2017年会推出燃料电池客车的标准车型。氢燃料客车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潜力, 它的使用越来越接近商业化, 在欧洲的示范城市范围也越来越广。同时, 欧洲人在做试验:欧盟的零排放城市巴士项目只有35辆车, 但是你会发现35辆车把各种技术都进行了示范运营。这些都给客车产业未来带来新希望。

再以轻量化模块夹层板车身技术为例。欧洲的客车制造商正在进行产业技术的变革, 通过采用与轨道列车车身结构较为相似的夹层板车身, 从而实现轻量化设计, 并优化客车装配工艺, 保持先进地位;而在国内客车制造商中, 这一理念和技术似乎并未得到较好的响应。

从目前国内情形看, 行业管理部门对客车使用年限, 以及卧铺客车的限制规定,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客车技术的进步。笔者认为, 政策和法规应成为客车技术多样化发展的助推剂。而对于客车企业来说, 只有不断解放思想, 实现技术创新, 才能使中国客车的技术发展更上一层楼。实现这一目的, 不仅会使国内客车市场受益, 更会提升中国客车在海外市场的品牌影响力。

浅析中国劳动力低成本成因 第10篇

中国劳动力低成本是热点问题, 特别是《劳动合同法》颁布后, 引起各方争议、质疑, 一方认为, 《劳动合同法》限制产值低下、利润微薄、高能耗、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认为, 《劳动合同法》增加了劳动力成本, 削弱了企业的获利能力和竞争优势, 影响招商引资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 导致某些企业关闭或撤资, 转向劳动力更廉价的其它国家, 动摇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根基。劳动力成本是企业成本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认为, 劳动力成本由劳动者工资收入、社会保险及其他支付给个人的费用构成, 但没有涵盖企业用于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环节的其他支出。也有人认为, 劳动力成本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为雇佣的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全部费用。

2. 劳动力成本因素分析

笔者认为, 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的管理成本涵盖了所有劳动力成本, 包括劳动力薪酬、劳动力招聘、劳动力培训与开发、劳动力分离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失误或企业违法等成本。

2.1 薪酬系统

薪酬系统包含的不仅是支付给员工的货币工资, 还包括企业为员工承担的其他福利支出,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 企业员工福利支出占劳动力成本较大比重, 如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2001年福利调查显示, 在不同行业里整个福利成本平均占工资的30%。

2.2 其他成本

除以上薪酬系统, 组织的劳动力成本还应包括:

1) 员工招聘成本。包括发布招聘信息、入职前的管理职能、入职面谈、入职前测试、人员配备会议、差旅费、调动费、入职后信息获取和传播、入职体检。

2) 员工培训与开发成本。包括信息文献资料费用、培训师及受训人员相关费用、学徒费用。

3) 员工分离成本。是因员工完全离开组织内的工作岗位而由企业承担的费用。员工分离成本由离职成本、重置成本和培训成本三部分构成。

4) 人力资源管理失误成本。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失误, 是企业在员工管理方面违反劳动法律, 涉及种族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身体残障歧视、性骚扰、违反合同、民事侵权等。

以上分析看出, 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的劳动力成本涵盖了组织的薪酬和其他的员工招聘成本、员工培训与开发成本、员工分离成本、企业员工管理失误或违法成本等员工管理费用。这一概念与我们日常讨论的劳动力成本是存在较大差距的。我们观念中的劳动力成本主要指货币工资部分, 这是对劳动力成本的误解。

3. 中国劳动力低成本原因分析

3.1 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薪酬体系不完善

就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行业或企业而言, 薪酬主要是直接报酬或核心薪酬, 较少包括甚至不包括间接报酬, 这与理论上的薪酬体系有差距。即使是直接薪酬的给付, 企业违反国家和政府劳动法规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至于间接薪酬, 企业逃避承担法定的员工的社会保障责任, 员工的社会保险福利缺失或水平极低。有人研究发现, 只有很小部分农民工有一至两项非均衡的、水平极低的社会保障, 而且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其中社会保险参保率都在10%以下, 其余75.2%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

3.2 其他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偏低

1) 员工招聘成本低。低端产业劳动力供过于求, 存在大量的求职人群, 企业对应聘人员的专业水平要求不高, 不存在过多的招聘环节, 企业在员工招聘环节的成本相对偏低。

2) 员工培训、开发成本低。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大量的劳动力属于生产线上的简单操作工, 技能要求低, 入职门槛低, 企业用于培训的投资少。

3) 员工分离成本低。在人力资源法制不完善的前提下, 员工主动离职或被动离职行为都有待规范, 企业对离职人员、即使是被动离职员工也不一定支付经济补偿金, 企业在处理员工离职时不需要很高成本。

4) 企业违反有关劳动法律法规的代价几乎没有。我国劳动法规主要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 与发达国家比较, 人力资源法制环境尚待优化, 劳动立法滞后,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突出, 与美国企业几十万美元的赔偿相比, 为人力资源管理失误所付代价极小。

3.3 劳动力成本等于货币工资

我们一直把企业组织支付给员工的货币工资看成是劳动力成本, 其实, 劳动力成本不仅仅是企业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工资, 还应包括员工福利和其他的人力资源管理成本, 尤其是随着我国人力资源法律环境的不断改善, 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失误所付出的代价会日益增加, 如员工诉讼及其赔偿, 产品出口受限制或遭抵制。

4.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制造业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企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的劳动法规, 虽然必定会增加劳动力成本, 但却是企业获得健康、长久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无论是我国的劳动法规, 还是国际劳工标准, 其核心的内容就是关注并且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 企业规范雇佣、管理员工行为, 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大势所趋, 劳动力成本的依法、合理的回归也是一种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陈淑妮.企业社会责任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M].人民出版社, 2007.

[2]黄渝祥:.企业管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22.

"中国智造"的不竭动力 第11篇

佟德辉，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技术中心主任。他以振兴和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始终不懈地坚持自主创新，先后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其他省部级奖励8项，主持参与制定了《中小功率内燃机清洁度测定方法》、《中小功率内燃机清洁度限值》等11项国家行业标准。2010年获第二届“山东省十大杰出工程师”荣誉称号。

佟德辉主持研发的GY-1型高原模拟试验台，成功实现了在发动机低海拔地区模拟实现高原试验，此项成果可为企业节省大量高原试验费用；主持开发的WD615系列欧II柴油机，为2003年全国道路用车实行欧II排放奠定了基础，保证了企业可持续发展；主持开发的WD61546型柴油机，是WD615系列柴油机的大功率换代产品，“填补了该功率档次高速柴油机的国内空白”，实现了大功率（360PS）、大扭矩、低排放（欧II），广泛应用于各种大型车辆、机械动力装置；主持开发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蓝擎WP10/WP12欧Ⅲ大功率柴油机，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性能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有两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解决了我国大吨位重型缺少先进的配套用柴油机的现状，使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研发成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升、12升大功率欧Ⅲ发动机的内燃机企业，对我国内燃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佟德辉坚持用不断提升的研发管理理念和创新思维开拓工作，强化内部研发管理，确立了“准确、准时、规范、严谨”的研发管理理念，制定了技术中心经济责任制、赋分承包制，通过开展研发管理指标持续改善竞赛、引入虚拟科室概念，推行员工岗位交流、加强流程节点沟通、突出研发内部客户作用、开展全员合理化建议活动等一系列创新研发管理工作，不断提升潍柴整体研发实力，同时也锻炼培养了一批研发技术骨干与专业研发管理人才。

佟德辉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推进行业发展提升，他分别担任国家 “十一五”863计划项目“LNG专用发动机开发”项目组组长，国家“十一五”863计划项目 “大功率车用柴油机开发”、国家“十五”攻关项目“3.5吨以上低排放电控柴油车的开发与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组副组长。还参与国家“十五”攻关项目“电控喷射单燃料CNG公交车的研究开发”等共计7项国家计划项目。2007年被国家科学技术部聘请为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参与了多项国家项目评审工作。

中国劳动力回流问题研究述评 第12篇

一、劳动力回流国内外相关模型及理论

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文献很多,但是具体到劳动力回流问题,相对来说就寥寥无几。之所以在这里把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文献基础作为理论基础,是因为无论是劳动力的正向流动还是反向流动,其在本质上都是有很多相通性的。根据劳动力流动相关理论产生的时间以及选择回流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其大致分为以下五种。

1. 人口转移理论。

20世纪50年,唐纳德·博格提出了人口转移理论。他认为,在人口流出地既存在着“推力”因素又存在着“拉力”因素,但是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推力”因素。“推力”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的枯竭、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农业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等。而“拉力”因素包括家人团聚的快乐,自己成长的环境所建立起来的人脉网络等。而在流入地“拉力”因素则起着主要作用,其中包括较高的收入水平,较多的工作机会,较好的交通和教育条件,较好的受教育机会,较好的气候环境,等等。而对于流入地同样存在着“推力”因素,例如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当地人对外来者的排斥,等等。而人口是否会进行迁移则取决于这种推力与拉力的较量。以此类推,当大批的劳动力回流产生的时候,这时当初流出地的拉力已经大大超过流入地,所以产生了回流现象。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分为两个部门,即欠发达地区以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和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工资远比传统部门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并假定在农村存在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甚至小于0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只要用比传统部门稍稍高的工资便可以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他强调了现代部门的发展而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对农业生产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

1961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美籍华人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发表了《发展经济论》一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劳动力转移模型,被称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在该模型中,他们把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清晰地表示出来。在该模型中,他们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或者接近0,因此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弹性为无穷大。该模型发展了刘易斯模型,指出农业不仅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劳动力,而且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需的农业剩余。如果没有农业剩余,工业扩张所必须的粮食就没有来源,农业劳动的流出要受到阻碍。因此强调了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

20世纪60年代诞生了著名的乔根森模型。乔根森与刘易斯不赞成边际生产率等于0和低于实际工资劳动的存在。乔根森认为,劳动力转移是以农业剩余为前提,而不是剩余劳动。劳动力转移的意义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结构的必然变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是无限的,当人均粮食产出超出人口增长所需的临界水平,农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限制,于是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生产工业品,以满足人们对工业品需求的扩大。

之所以把上述相关理论模型归于一类,是因为之前所有相关理论都没有把心理预期因素加入到劳动力流动的考虑范畴之中,而把发展中国家分为两部门:即代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和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之所以能够使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流动是由于两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其中包括劳动生产率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等。

2. 托达罗模型。

托达罗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主要原因是“预期收入”的最大化,他是第一位把心理因素加入人口流动模型的经济学家。托达罗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1),人口迁移主要是由相对收益和成本的综合衡量来决定的,他在提出经济因素的同时也提到了心理因素。(2)促进人口城乡之间的转移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收入差距。这种预期的收入差距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二是获得城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3)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与在城市的失业率呈反向关系。也就是说,城市的失业率越低,他们觉得在城市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就越大。(4)在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很大的情况下人口迁移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托达罗在他的论文中是这样阐述的:进城决策取决于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也就是说,如果农村劳动力预期城市的收入是在农村收入的2倍,且在城市中工业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是1/2,那么他们就会作出迁移的决策。按照托达罗模型的理解,在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劳动力会流出,当这种差距逆转加上城市失业率的上升,这种现象就会逆转。所以,回流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托达罗模型进行解释。

3. 新迁移经济理论。

20世纪80年代,斯达克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该理论与之前各种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把研究对象由迁移者个人转化为家庭,进而分析家庭福利最大化的决策。该理论强调风险的扩散,转移者与转移者家庭共同承担转移的成本以及共同享受的收益等。

新迁移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契约安排理论和投资组合理论。契约安排理论是指转移者和其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的合约关系:家庭成员对转移者首先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教育上的投资,培训上的投资,资助其购买生产工具以及提供外出的交通费用,等等。通过这些投资为转移者增加相应的人力资本,转移者通过在城市里的工作向家里汇钱则成了其履行契约的重要手段,从而实现家庭效益的最大化。当然在这过程中家庭成员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一旦投资者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太少,必须要追加投资或重新投资。

而另一种则是投资组合理论。其主要是指家庭成员对内部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整体统筹规划和配置的能力。由于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所以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不稳定因素很大。通过派遣劳动力外出打工可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增加家庭的收入。退一步讲,即便是没有较高的收入,这种外出打工也可以降低整个家庭的风险,减少长期收入的波动性。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析方法相比较而言对中国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的家庭观念更强一些,所以这种投资组合理论就有存在的意义。

4. 近期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

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关于劳动力回流的理论又被重新提出。他们大多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并且有所创新。Christian Dustmann通过对瑞士、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劳动力回流现象的分析,构建了一个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的长期模型。他认为劳动力之所以回流是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家乡和城市的相对价格之比,二是基于迁移者本人的主观偏好,三是在城市积累的能在农村发挥显著作用的人力资本。斯塔克和泰勒通过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移民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产生回流的重要原因在于降低相对的贫困感。他把原因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城市期间积累的同样的人力资本和储蓄在流入地的收益要比流出地高,二是在城市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三是在流入地的生活成本要比流出地低。

5. 中国学者的观点。

由于中国的国情、制度等各个方面与国外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中国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来进行研究。张维迎认为,一种要素的流动程度由以下两种因素来衡量:一是现有职业与新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二是变换职业间的净交易费用。当农业经营的比较收益高于外出务工收益时,很多仅能提供简单劳动的低素质劳动力就会选择回乡务农。萧洪恩从农民工的观念取向上作出阐释。他认为,农民工回流的原因还包括照顾父母、结婚生育、抚育小孩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影响的结果,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决策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中科院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从迁入率和各省人均GDP关系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人口主要是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流动。对于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中国学者作了细致研究,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多个方面来分析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一个地区的农村人口比例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之比、人均土地与全国人均土地之比、农民被乡镇企业雇佣的比例与全国之比,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因素以及非正式制度,如关系,等等。

二、对国内外理论的相关评述

1. 在最终得到的结果方面。

各种理论和模型一致认为不论是劳动力的正向流动还是反向流动都有其必然性,但是在这种客观性上的认识阐述不同。一些理论和模型例如唐纳德·博格的推拉理论、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都是从宏观方面阐述劳动力流动的必然性,通过这种必然性来说明工业化、农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而之后的新迁移经济等一些理论则是从微观上来分析个体或家庭是怎样作出迁移决策的。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效用、心理满足感等微观方面的主题感受。这些理论将农村劳动力流动解释为个人或家庭为了分散风险使其收入最大化而作出的决策。事实上,任何一个明智决策的作出都不是单纯从微观或者宏观上来分析的,而是综合加以微观和宏观方面的考虑。所以这些理论和模型虽然阐述的侧重点不同,但实质上都是相同的。

2. 在转移主题决策的假设方面。

在以上所说到的理论中,除了新迁移经济学中把迁移的主体假设为家庭外,其他无一例外主体都是个人。具体到中国国情,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历来都具有很强的家庭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经济个体地位逐渐加强,所以新迁移经济学在假设主体上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3. 在转移动机的说明方面。

在转移动机的解释上,所有的理论和模型无一例外地都归因于经济因素。但是这种经济因素在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被解释为现实的实际收入的差距。而在托达罗模型中这个表述有了重大的改变,他把这种经济因素表述为“预期的收入差距”,只要有这种预期收入差距的存在并且城市的失业率能维持在一定的幅度内,那么农民工就会作出迁移的决策。

4. 对制度因素的重要性没有展开。

在以上的理论与模型中,对制度因素都很少提到。尽管斯塔克则指出,如果市场和金融制度是完善的,那么大量的转移现象是不会发生的。托达罗在分析和评论刘易斯等有关模型中也提到,这些模型和理论的一些假设放到第三世界国家中可能是不适合的。但这些都是从表面上简单地进行了分析,没有对其进行更深一层的讨论,也没有突出其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制度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三、国外主流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纵观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模型和理论,无一例外地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只有极少一部分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为研究对象,并且几乎没有一个是以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以上模型在中国能否使用,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

诚然,对于不同的国家在劳动力流动上能够总结出一些共同的规律,但是,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就决定了不可能用一种理论或者模型去解释所有国家劳动力流动的现象,目前学术界对于劳动力流动的主流观点还是托达罗模型,即以迁移者个人作为迁移主体,以城市预期收益为迁移动力,以通过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来作为政策导向。这虽然是主流理论,但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首先,对于迁移主体来说,在这个重视家庭观念的中国,迁移主体究竟是迁移者个人还是迁移者家庭。第二,就迁移动机来说,究竟是单纯的经济因素还是收入、地位、风险、社会保障因素等综合的考虑。第三,中国大部分人还在农村,城市的容纳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象是鼓励、阻止,还是放任。以上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三个问题。

四、对中国劳动力回流的评述

1. 研究对象明确,但是称谓有待于规范。

在参阅的所有文献中,有劳动力流动、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回流、剩余劳动力转移、剩余劳动力回流、剩余劳动力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称谓,他们有的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例如“流动”与“转移”就是完全不同的。流动一般是指劳动力根据劳动力市场条件变化,在职业间、产业间和地区间的运动,它是一个动态过程;而转移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变农业劳动力为非农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在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概念的界定。

2. 政策宽泛,有针对性的少。

由于中国东中西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要想得出有指导性的对策和建议,必须从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实地调查选择适合该区域适合的政策和建议,这样才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在已有文献的文章结尾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基本上如出一辙,都是从宏观方面泛泛而谈,可操作性差。

3. 学科之间的渗透不够,系统深入研究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