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农业在日本（精选9篇）
都市农业在日本 第1篇
1 理论背景
作为教育界的一种新的认识论和学习理论, 当代建构主义者主张虽然世界是客观存在的, 但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赋予意义却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的。建构主义理论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学习观, 倡导以学生为中心, 学生是教学的中心和认识的主体。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 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 借助其他人 (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 的帮助, 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 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学习过程同时包含2个方面的建构:一方面是对新信息意义的建构, 另一方面又包含了对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而传统的教学模式与之相比则忽略了学生的主动性。
英语教学应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 在强调学习者的主体作用的同时, 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的作用从传统的传递知识的权威、知识的提供者和灌输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辅导者或合作者。学生不是简单被动地接收信息, 而是学习信息加工的主体, 是意义建构的主动者。在建构主义教学情景下, 学生是主动投入而不是被动地作为听众。这种学习模式大大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 使学生更乐于学习, 也能学得更多, 最后当他们完成任务时, 获得的成就感也就更大[2]。
同时建构主义者强调学习社会性。建构主义认为事物的意义不是独立于人们而存在的, 而是源自人们的建构。学习者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于事物的理解, 故而不同的人看到事物的不同方面, 不存在唯一、标准的理解。学习者通过与他人之间的合作可以看到不同的观点, 从而使自己的理解更丰富、更全面。因此, 合作学习受到建构主义者的广泛重视。
2 课堂展示在大学英语课堂中的应用
笔者将小组课堂展示运用于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 期望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的反思性评价等探索该方法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可行性和实效性。在2010级新生刚入校时, 笔者向所教授的来自园艺、会计和食品工艺等专业的学生说明小组课堂展示的要求, 并对任务步骤进行描述。由于北京农学院大学英语课堂采取大班授课, 学生人数较多, 笔者将每个大班学生分成11~12个小组, 每个组平均有5~6位成员。随后每学期笔者都会选出教材中的6个单元并进行任务分配。每个组的小组成员商量后选定一个单元的主题, 随后, 各小组再根据所选主题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制作。由于每个单元的任务又下分为2个小任务, 即主题相关的文化背景介绍和课后相关语法知识的讲解。所以, 小组课堂展示活动就分别定在每个单元的第一次课和最后一次课, 展示时间为15~20 min。
根据各自的特长及兴趣爱好, 小组成员在课下准备时, 进行适当的分工与合作, 共同完成整个小组任务。组员中有人负责演示文稿的制作, 有人进行课堂知识讲解, 还有人负责整体策划, 各尽所能, 相得益彰。
各小组在课外完成制作任务后, 在课堂规定的时间内向老师和同学们展示成果。成果的形式多种多样的, 有的是针对课本知识点的课件展示与讲解, 有的是配合背景知识的影视、音乐欣赏, 又或是自创英文歌曲。例如, 笔者所教授的班级中有一组学生在讲解《新世纪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三册》中第一单元Friendship时, 将臧天朔演唱的《朋友》翻译成英文并进行合唱。虽然他们翻译出的歌词不是很精准, 但具有创新的展示方式, 提高了其他学生学习该英语单元的兴趣。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经过3个学期的课堂教学实践, 笔者对152名所教授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在调查过程中, 当被问及“是否喜欢在英语课堂上进行小组课堂展示”时, 有58.55%的学生回答喜欢小组课堂展示, 另外有31.58%的学生回答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有65.79%的学生认为每组课堂展示的时间应该在控制在5~10 min, 这样才能较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回答“通过小组课堂展示你是否有所收获”时, 有52.63%的学生认为在这种课堂小组活动中有收获, 有21.05%的学生有很大收获。另外, 在被问到课堂小组活动带来的最大收获时, 有44.08%的学生认为通过这种活动能提高自身口语水平, 也有部分学生认为这种活动能够促进团队合作,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并激发学习动力和兴趣。
笔者在课堂教学实践中, 发现小组课堂展示既调动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又让枯燥的书本知识变成鲜活的语言, 可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首先, 学生通过小组合作课堂展示在收获知识的同时, 培养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不再是被动地坐在教室, 等待着教师进行语言灌输;相反, 他们积极地参与到英语学习中, 独立查找资料, 制作课件, 通过小组合作解决疑问。其次, 在讲解语法知识点时, 有的小组会针对所讲内容设计相关练习, 让其他学生回答, 能够比较有效地实现课堂互动。再者, 在介绍相关背景知识时, 有的小组会选取一些视频片段, 在欣赏视频的同时, 加入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这样既不会让课堂变得枯燥无趣, 又不会让大学英语课堂单纯地变成英文影视欣赏课[3]。此外, 通过课堂观察和了解, 笔者发现有些性格腼腆、英语口语水平相对较差的学生为了克服自己的缺点会主动地承担上台讲解的任务。通过近2年的锻炼, 他们都能主动并自信地进行英语展示, 其口语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
但是这种形式的课堂实践同时也会产生一些问题。首先, 由于北京农学院大学英语普遍采取大班授课, 班级人数多 (笔者所带班级人数均为60人左右) , 课时紧, 小组合作课堂展示时间难免受限, 很难保证每个小组成员都能充分地参与其中, 并获得同等的上台展示和锻炼的机会。其次, 有些小组在对待这种活动时态度不够认真, 制作出来的演示文稿会出现一些拼写或语法错误。有时讲解人对展示内容不太熟悉, 以致讲解过程有错误。另外, 在进行小组展示时, 会产生一言堂现象。个别组的组员会依赖其他英语水平较高的组员, 有些想法都是交由一人设定, 又或是每次都是由同一个人上讲台展示。最后, 部分展示者缺乏与听众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虽然笔者屡次强调展示者与观众的交流和互动, 但教学中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小组不多。当然, 通过不断的改进, 小组课堂展示活动一定会日趋成熟, 更好地发挥小组课堂展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4]。
4 结语
小组课堂展示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 能够有效解决大班授课教师兼顾面小的局面, 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乐于学、乐于听、乐于参与讨论, 真正体现课堂教学过程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在生生互动中, 学生积极运用不同的模式展示自己, 在“听、说、读、写、译”各方面提高英语水平。但这种教学实践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学生前期准备不充分, 以致展示内容单薄, 或者遇不能拼读展示材料中的生词;有时缺乏课堂互动等。因此, 作为大学英语教师, 应该在教学实践中启发思维,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使其能够运用已有的知识, 通过独立思考、交流和探索, 进行语言实践, 探索语言规律, 不断巩固和深化, 最终实现语言习得。
参考文献
[1]张丽华.美国课堂中presentation的启示[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3) :38, 48.
[2]竹旭锋.Presentation在大学英语课堂中的应用——一项基于教学实践的实验报告[J].淄博师专学报, 2007 (4) :41-44.
[3]吕燕.论合作学习的六要素——以课堂展示为例[J].科教导刊, 2010 (12) :41-42.
都市农业在日本 第2篇
川崎广人家在日本本州岛的岩手县，那里是著名的农业、渔业产区。他在当地消费合作社供职30年，这一消费者合作组织有社员22万户，年经销额换算成人民币超过20亿元，农场组成的农业专业合作社是对应的供货商。这种直供模式使得农产品价格相对更低且保质保量。川崎广人主要负责两个组织之间的销售业务，同时研究“堆肥”栽培和农业经营。
在日本，养殖业的动物粪便被用来发酵制作“有机肥”，用于农作物栽培。在中国，川崎广人看到多数农场使用化肥，大量牲畜粪便被倾倒废弃在河边和山沟里，少量农场则使用未经完全发酵的生粪栽培作物，“农作物不好吃，不健康”。日本人情感丰富，他说“我非常想哭”。他希望能在中国推广“循环农业”，介绍将动物生粪充分发酵的“堆肥”栽培技术。
他60岁时在日本退休。“如果我（留）在日本，没有人生价值，（我会）批评社会。在中国（推广“循环农业”），中国农民感谢我，这是我的人生价值。”
2006年，川崎广人以农业专家身份受邀来华，在青岛农业大学介绍日本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经验。三年后，他再次到青岛农业大学工作了一年时间，开始自学中文，一边尝试建立大学消费合作社，一边研究中国农村和农业。
“山东是中国农业最先进（的）地方，可是，土地太硬了，日本果园土地很松软。日本人，使用有机肥，烟台的农民，全（使用）化肥，这么硬的土壤，（水果）甜度不高，质量不好。”
他发现，有机肥在中国还未普及，连大学教授对相关技术都缺乏足够认识，他觉得这是更重要的问题。他决定回日本专心有机肥种植相关技术的研究，“不是只有堆肥，是全部的（循环农业）系统（研究）。”
2013年年初，川崎广人68岁，告别妻子和一双儿女，带了盘缠和30公斤行李从日本出发，开始了他的“云游中国”计划，他希望穷尽余生，为中国提供让农作物更健康更好吃的栽培技术。
他走访中国十几个省市的大小农村，在途经农场免费做农业技术培训。即便他自学中文已有几年时间，但村里人都说方言，他蹩脚的日式普通话没几个人能听懂。日文里倒是有许多汉字与中文同义，可村里多数农民都有些年纪了，识字的不多。
一路上，吃不好，睡不足，用“不干净”的公共厕所，有时，连公共厕所也没有，“只能在路上随时（方便）”。艰难的时候，川崎广人会想起日本历史。他出生于侵华日军投降第二年，“日本历史是占领（侵略）外国的历史，在中国的时候，杀很多中国人，（这是）日本人的罪，很多日本人看占领（侵略）战争，都觉得有罪。所以我可以（在艰难中）忍耐。”
一整年下来，行李还在，盘缠所剩无几，大部分用来换成各种交通票据，吃住行算一算，开销20万人民币。
走到河南新乡原阳县时，他终于精疲力竭，感觉要累死了。2014年1月，中国春节临近，川崎广人在原阳县官厂乡小刘固村农场落脚。他已无处可去，希望农场主人李卫为他提供食宿，让他在春节期间稍作休息。
李卫2009年开始经营小刘固农场，同时，还经营养殖场。川崎广人造访时，李卫正在探索“循环农业”，但技术不够好，一直没能突破。川崎广人发现小刘固农场已遇到发展瓶颈，不无倒闭的可能。
在小刘固农场逗留月余，春节一过，川崎广人再次动身“云游”。临行前，他画了一张图，将自己一个月来研究的“重建方案”详细介绍给李卫。
在中国，川崎广人见过很多农场主、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向对方介绍循环农业相关技术时，对方都说好，“他们明白了，可是不做什么推动。”李卫是个例外，他将技术改进成果拍下来发给川崎广人，川崎广人很高兴，决定回到这家曾为他雪中送炭的农场，并在此扎根。
见面时，他递给我和摄影师每人一张名片，其中一个身份是小刘固农场的“高级农业专家”。名片上除了铅字，还手写了“中日友好”。从2014年年初至今，川崎广人已在小刘固农场工作两年有余。
李卫说，用川崎广人的“堆肥”制作和栽培技术，小刘固农场2015年实验种植的小番茄很成功。川崎广人曾做过市场调研，多数小番茄感官甜度只有1、2度，且利润不高，而小刘固农场的这批实验小番茄甜度可以达到10度，这通常是荔枝、葡萄、哈密瓜等水果的甜度。2014年时，他曾将此设定为“五年目标”，但只用一年便实现了。
小刘固农场的大米、面粉、面条等产品也已逐步打开销路，不但开了淘宝店，还跟“繁星优选”平台达成合作。
目前最让川崎广人焦虑的是，中国农村年轻人越来越少，农场缺少懂技术的接班人。在日本，年轻人同样对农业性趣寡淡，但日本政府和农业相关院校鼓励学生参与农业专业合作社，学生毕业后进入农场工作，接受培训的同时可以拿薪水。“有最低工资（保障），每月（相当于）7000人民币。”
除了吃住在农场外，川崎广人不取酬劳，还要向学员支付工资。2014年，小刘固农场终于招到了一名学员，月薪1000块人民币。拿到薪水后，这个学员离开农场外出打工去了。日本的朋友告诉川崎广人，学员接受免费培训不会专心学习。他决定做收费培训，包吃住。
在小刘固农场工作以来，川崎广人的中文水平大幅提高。李卫讲普通话，做过记者，被川崎广人称为“使用中文的专家”。开始，他还不能用中文发微博，要靠李卫帮忙。如今，他已经翻译和撰写了大量农业论文，微博也从几十个人关注增长到近3万个粉丝，阅读量最高的一条微博，达280万。
小刘固农场的很多产品上印着川崎广人的照片，他的名字已成为品牌。2016年，他的目标是让小刘固的销售额达到1000万，更理想的数字是3000万。他还打算在小刘固农场建设中国最好的堆肥厂和循环农业培训基地，今年4月下旬，新的堆肥厂将竣工。更重要的是，他要招收10个付费学员，并聘请日本农业专家来教学。
我问他，是否想过在小刘固农场赚钱后分一些利润？他笑得有些难为情，低着头说，“我喜欢人民币，可是（现在还）没有钱。有钱的时候，建立大的培训基地，像大学一样的，（教授）先进循环农业技术，培训年轻人。”
因为签证原因，他每年要回日本两次。每次回去，除了抱怨不习惯，他还会见一些农业领域的朋友，跟他们讨论中国的“循环农业”发展问题，也会与一些农业企业的领导人见面，计划送中国学员赴日学习农业技术。
川崎广人今年70岁，走路很快，他说他体力和脑力都很好，没想要停止工作，即便某天不能再做体力劳动，他还可以翻译论文。他说，“（我的）理想，我的骨（灰），一部分（回到）日本，一部分（留在）河南。”
日本东京都市圈房地产价格研究 第3篇
都市圈作为国际比较成熟的城市经济空间组织形式, 日本东京都都市圈、阪神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对其经济贡献度在80%。狭义上的东京都市圈以东京市区为核心半径80公里区域, 包括东京都、埼玉县、神奈川县和千叶县, 总面积近1万四千平方公里, 土地面积为全国的4.1%, 总人口3500万, 约占日本人口的27%, 住宅户数占日本全国31%。
一、东京都市圈土地价格和地方圈土地价格上涨的比较
根据图1和表1所示, 日本土地价格80年代初忽然出现急剧增长, 特别是87年~91年之间, 88年一年首都圈涨幅最高, 涨幅达到65.3%, 地方圈涨幅在2.4%。日本东京都市圈和地方圈土地价格趋势基本呈现同涨同跌, 但是86~88年东京都市圈的涨幅惊人。89~91年地方圈出现土地价格小幅补涨。但是92~2002年间土地价格下跌周期中, 东京都市圈的土地价格下跌幅度超过地方圈。02~08年上涨周期中涨幅超过地方圈。整体上, 东京都市圈的土地价格比地方圈的更具有弹性的基本上涨跌趋势相同。
资料来源:《土地价格的推移和分析》。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网站。
表2为日本2013年9月为止的住宅统计情况。从表2中可知, 东京都市圈的住宅数占日本总住宅数量的31%。但1950年前东京都市圈住宅总数只占全国10.55%, 随着日本都市圈政策的推进, 人口的不断聚集, 随后东京都市圈建造房屋数量在每年建筑房屋总数中不断提升比重, 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东京都市圈人口和地方圈人口的比较
日本2016年据推算人口数量在1亿2682万人, 人口逐步下降。虽然面临少子化、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但是首都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却一直没有减少没有减少, 据日本统计局数据2010年3500万人, 比2009年增加150万人, 其中集中在东京区部, 占首都圈人口的20%。如表3所示东京都市圈总人数占全国人数的比例逐年上升, 地方人口越发稀少, 但是东京都市圈人口越来越集中。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网站。
三、高速发展轨道交通、完善卫星城市配套有利于疏缓城市功能
轨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空间结构的变化。日本东京都市圈是公认的轨道交通主导的大都市之一, 东京最初的发展就是以山手线为核心, 在轨道周围聚集人口和工业。而主要卫星城市轨道交通到东京区在1个小时以下。东京区部2008年出行79%是采用轨道交通, 十年前1998年数据是74%。与此相反, 汽车保有量除了埼玉县北部、千叶西南部、东部, 茨城南部等地都是下降的, 特别是东京区部每家汽车保有量已由1998年0.5台继续下降至0.42台。然而越是在中心的东京区部, 上下班所需时间有越长的倾向。在东京区部2008年50%以上上班单程时间需要1小时以上。在离都市中心较远的埼玉县北部、千叶西南部只有11%人士上班单程时间需要1小时以上。卫星城市相对低廉的住房价格和完善的医疗、教育等生活配套设施引导居民到卫星城市落户。
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房价
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造成房价的上涨。日本80年代初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和日本维持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息息相关。然而日银从1989年5月开始在接下来的1年零三个月时间5次上调法定贴现率, 从2.5%上调至6%。与此同时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地价抑制政策。建立了土地价格监视制度, 金融机构加强对不动产领域贷款管控。新增加土地保有课税、转让课税、所得税等一系列税种。于1992年制定的“新都市计划法”, 加强土地用途管控。这一系列的财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转变跟使日本经济硬着陆。
房地产价格上涨和国家所处的经济周期, 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供求关系, 区位特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文化特色以及所在国赋予房产的特殊的资源禀赋等等相关。我国现阶段城乡发展不平衡, 造成了一线城市人口和资源集中, 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房价暴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参照日本首都圈发展经验, 都市圈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都市圈人口和经济效益会越来越集中。都市圈的房地产价格和全国整体房地产价格波动趋势相同, 但弹性更大。为解决突通矛盾应当加强城市规划与设计, 兴建卫星城市, 完善卫星城市的医疗、教育、娱乐等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轨道交通, 加强人口输送能力, 增加交通实效性和便利性。
参考文献
[1]清水爱樱美.日本泡沫经济形成与破坏机制——日本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012.
日本大都市圈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第4篇
作为人口密度很高、且在亚洲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在大都市圈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以高密度及高集中度为主要特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综合统筹、规划引领、法律约束与保障、交通先行、环境友好等相关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一、日本大都市圈总体状况
（一）基本情况
日本的大都市圈主要包括以东京为中心的首都圈、以大阪为中心的近畿圈、以名古屋为中心的中部圈。首都圈为1都7县，即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茨城县、栃木县、群马县和山梨县。总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9.76%，2010年人口数为4347万，占全日本的33.95%。2010年名义GDP189.56万亿日元，为全日本的38.25%，2011年工业品出厂销售额78.52万亿日元。2012年银行贷款占全国比重为54.9%，东京+横滨海关进出口全国占比分别为47.4%和36.9%。
近畿圈为2府4县，即大阪府、京都府、奈良县、和歌山县、滋贺县与兵库县。总面积2.73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7.23%，2010年人口总数为2090万人，占全日本的16.32%，2010年名义GDP77.17万亿日元，为全日本的15.57%，2011年工业品出厂销售额值47.83万亿日元。2012年银行贷款占全国比重为13.7%，大阪+神户海关进出口全国占比分别为26.5%和28.9%。
中部圈是以名古屋市为中心的5县，即爱知县、三重县、静冈县、岐阜县与长野县。总面积4.29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11.35%，2010年人口数为1726万人，占全日本的13.48%，2010年名义GDP69.89万亿日元，为全日本的14.10%，2011年工业品出厂销售额71.51万亿日元。2012年银行贷款占全国比重为8.6%，名古屋海关进出口全国占比分别为12.7%和23.7%。
（二）管理制度及立法情况
日本的首都圈及大都市圈的规划与管理均严格依法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与实施是基本前提。1956年就出台了《首都圈整备法》，1961年和1963年分别出台了《近畿圈整备法》和《中部圈整备法》，使得日本三大都市圈的规划与管理均具备了相应的法律依据。
为与相关法律相配合，日本政府在1958—1988年间，先后出台了《首都圈近郊整备地带与城市开发区域整备法》、《首都圈近郊绿地保全法》、《首都圈既成市街区施工限制法》、《多级分散型国土促进法》等，以促进《首都圈整备法》的实施。在1964—1967年间，还先后出台了《近畿圈近郊整备地带与城市开发区域整备法》、《近畿圈保全区域整备法》、《近畿圈既成市街区施工限制法》、《中部圈城市整备区域、城市开发区域及保全区域整备法》等，强化《近畿圈整备法》和《中部圈整备法》的实行，并于1966年出台了《首都圈、近畿圈、中部圈近郊整备地带国家财政特别措施法》，从资金上对三大都市圈的发展予以支持。
其它有关法律法规还包括《国土利用规划法》、《土地基本法》、《国土调查法》、《都市规划法》、《都市再生特别措施法》、《中心市街活力法》、《都市铁道便利化增进法》、《密集市街放灾街区整备促进法》、《都市公园法》、《都市绿地法》、《水资源开发促进法》、《汽车排放特定区域总量削减特别措施法》等。
在大都市圈的规划、管理和建设等方面，超越都、府、县的更宏观视角上的法律运用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就需要在大都市圈的地域结构基础上，制订广域空间规划。日本国土交通省为首都圈、近畿圈、中部圈的规划、整备及建设的统筹主管单位。基于《首都圈整备法》、《近畿圈整备法》和《中部圈整备法》，由国土交通省牵头制订《首都圈整备计划》、《近畿圈整备计划》和《中部圈整备计划》，确定发展架构及方向，并在此基础上由国土交通省牵头制订《首都圈建设计划》，基于修订后的《国土综合开发法》，实现首都圈规划与建设的一体化。而《近畿圈建设计划》与《中部圈建设计划》则由各府县知事依据《近畿圈近郊整备地带与城市开发区域整备法》与《中部圈城市整备区域、城市开发区域及保全区域整备法》等制作完成，并报国土交通大臣审批同意。
国土交通省还根据2000年颁布的《国土审议会令》，于2001年建立了国土审议会，由10名国会议员和20位来自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大公司及大学等的专家组成，并制订了《国土审议会运行规则》。国土审议会下设有首都圈整备部会、近畿圈整备部会、中部圈整备部会，各有10位委员，由相关地方知事和工商会所首脑、大学等专家按5∶5比例组成，主要负责审议各都市圈的整备计划、建设计划以及相关规划。在国土审议会下还设有大都市圈政策工作组，由来自大学及工商会所的6位专家组成，负责大都市圈政策评价、方向性确定、地方分权改革等宏观政策制订。在2001年国土交通省组成之前，原国土省中设有国土审议会首都圈整备特别委员会、国土审议会近畿圈整备特别委员会，以及国土审议会中部圈整备特别委员会，负责各大都市圈的规划制订与审查。此外，原建设省中还设有都市计划中央审议会等部会。
二、日本大都市圈规划及政策
（一）整备计划
首都圈整备计划（或基本计划）至今已制订5次，1958年的第1次计划以1975年为目标年，对象区域为以东京中心为半径的100公里区域。方向为抑制东京中心区及近郊街区的膨胀，促进卫星城的工业开发，以吸收人口，该计划还基于《工厂限制法》对东京都区的工厂及大学等的兴建进行了限制。1968年的第2次计划仍以1975年为目标年，但对象区域已扩展至1都7县。以东京中心为半径50公里的新近郊作为整备对象，开展城市建设并与绿地空间相协调。将生产与物流功能向首都圈全域扩展，并对高速铁路与公路网、大规模住宅集中街区，以及大型水源地进行集中开发。1976年的第3次计划期限至1985年，以限制首都圈人口增长、改变单极依存为目标，逐步打造多极结构的广域城市负荷体，以形成不依赖于通勤的近郊外侧城市圈。同时，在东京都内建设多个中心区，以分散城市中枢功能，将大学迁至都区以外，并避免工业在首都圈范围内的显著增加。endprint
1986年的第4次计划期限至2000年，以顺应人口自然增长、形成核心业务自立都市圈为目标，促进核心业务的集聚，逐步打造多核多圈型区域架构。多角度开展业务管理及国际交流，避免工业、大学等的规模显著扩大，创建知识、信心集聚依存的新型产业和研发机构。同时，开展交通信息体系的整备，研究推进政府机构向都区外的迁移和再布局。1999年的第5次计划期限至2016年（其间2005年《首都圈整备法》修订后，基本计划与整备计划整合为首都圈整备计划），以从东京都单极依存，向与自立性高的各中心都市之间形成功能相互分担协作的“分散型网络结构”转变为目标，培育广域业务核心城市，并强化北部中心城市圈的协作。在实现东京中心与近郊之间城市功能再分配的基础上，促进城市居住空间的重组、强化各近郊功能区的相互交流协作，形成环状核心城市群。
近畿圈整备计划至今也已制订5次，1965年的第1次计划期限至1980年，对象区域为2府8县①。针对产业和人口集中所带来的交通难、住房难，经济发展差距加大，以及城市的无序扩张等问题，以防止城市过密化、纠正经济发展不平衡为目标，在产业发展、产业升级、产业间收益平衡、区域经济平衡等方面做出努力。1971年的第2次计划期限至1985年，针对产业与人口过密过疏、基础设施整治滞后、环境污染突出等问题，以有计划地土地利用为突破口，逐步改善居住及生活环境，力争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功能完善、交通通信网络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1978年的第3次计划期限10年，针对经济增长钝化、国际化与信息化迟缓等问题，以建设西日本经济、教育、文化中心为目标，实现近畿圈在居住、历史、环境、国际化和信息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1988年的第4次计划期限15年，为改变近畿圈相对下降的地位，以向内需拉动转变、开拓新机能、建设具有国际功能的都市圈为目标，促进多极化分散型结构发展、国际经济文化圈的形成、以及多核协作型圈域结构建设。2000年的第5次计划期限15年，为扭转大都市产业活力与中枢功能低下、南北近畿活力较低的局面，以建设世界城市为目标，强化产业经济圈域、情报信息圈域、文化学术中枢圈域的形成，最终实现“多核网格状圈域体系”。
中部圈整备计划至今已制订4次，1968年的第1次计划期限至1985年，对象区域以名古屋为中心的9县。以纠正首都圈、近畿圈的产业与人口过度集中为目标，努力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改变过密与过疏问题，加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1978年的第2次计划期限至1985年，以实现圈域均衡发展为目标，创建一体化圈域、进行居住环境整治、促进地区产业振兴、强化圈域的全国性与国际性功能。1988年的第3次计划期限15年，针对中部圈高层次功能聚集迟缓等问题，努力培育高层次机能，提高中枢性水平，以形成多样性、创造性的产业和技术中枢性圈域结构，促进多核协作型圈域的形成。2000年的第4次计划期限15年，以促进圈域内新的交流和协作为出发点，努力建设国际化产业和技术创新圈域，创建“美丽中部圈”，最终形成“国际化多轴协作圈域结构”。
首都圈、近畿圈、中部圈的整备计划实施状况，均由国土交通省牵头进行年度审核，并以年度报告或年度白皮书的形式对外公布，有效保证了整备计划的实施，以及相关建设计划的落实。
（二）政策支持
日本政府对三大都市圈发展的财政支持主要包括国库补贴、贴息、允许地方发行公债三种方式。在1946—1985年的经济高速成长期间，日本政府给予各大都市圈以国库补贴为主的相关财政支持，1964年高峰时三大都市圈分别接近300亿日元、250亿日元和200亿日元。为减轻政府负担，日本政府于1966年出台《首都圈、近畿圈、中部圈近郊整备地带国家财政特别措施法》中，给予三大都市圈发行公债上限提高、公债利息补贴等财政支持，同时给予市、镇、村提高补助率的优惠政策。该法案使得国库补贴逐步下降，1986年之后转向以地方发行公债为主，1995年公债发行达到高峰年，总额与1964年相近。随着三大都市圈发展的逐步成熟，公债发行额迅速下降，日本政府于2007年废止了该法案。
三、日本大都市圈发展的主要经验
（一）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工业过度聚集，以规划引领都市圈多核化发展
为防止工业的过度聚集，首都圈和近畿圈分别于1959年3月和1964年7月实施了《工业等限制法》，实施对象为首都圈和近畿圈的已建成市街区，禁止一定规模以上的工厂及大学的新建与新设，由都县知事核准。因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空心化等因素影响，该法案于2002年被废止。继《工业等限制法》之后，日本政府又于1963年5月和1964年7月分别出台了《新产法》和《工特法》，为产业由大都市圈外移提供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或地方债贴息，还包括税收减免、资产置换、特别土地保有税免除等优惠政策，实施对象由国土交通大臣指定，《新产法》实施地域为北海道道央、八户等15个地域，《工特法》实施地域为茨城县鹿岛、静冈县东骏河湾等6个地域。两法案同时于2001年4月废止。日本政府还于1972年6月出台了《工业再配置促进法》，以进一步诱导产业外移，实施对象为全国27个道县的全境，以及首都圈范围茨城县、栃木县的部分市镇村，主要政策为减免部分地方交付税。该法案也于2004年被废止。
在以法律手段限制工业过度聚集的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大都市圈的规划，引导具有核心功能的外围城市建设与发展。比较典型的案例是首都圈周边的筑波、横滨、川崎等9个外围新城的建设，以筑波市为例，它位于东京东北50公里，面积284平方公里，人口21.73万，自1963年政府决定建设“研究学园都市”开始，目前已有32个国家级重要研究机构（占全日本的1/3以上）、300多家民间研究机构集中于此，科研人员总数超过2万人，为日本最大的科研基地，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城。
（二）轨道交通先行，打造多个副都心兼交通节点及快速轨道交通网endprint
在1976年的第3次首都圈整备计划中，提出了在东京建立7个副都心的设想，其中新宿、涉谷和池袋三个副都心最为重要，加上之后追加的品川，每个副都心均自成一体，有效分散了东京的城市中心区功能。更为重要的是，以此4个副都心为基点，相继建设了覆盖首都圈相关区域的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使其成为郊外与都心交通连接的骨干节点。4节点的日均轨道交通乘降人数都达到数百万人，其中新宿站的日均乘降人数达到360万人，成为世界最繁忙的都市轨道交通换乘点。
国土交通省的相关调查显示：2010年首都圈、近畿圈和中部圈轨道交通通勤与通学的日均单程人数分别达到788.8万、245万和72.8万，通勤与通学的平均时间分别为70.4分钟、65.8分钟和64.9分钟，其中首都圈干线时间为44.5分钟，平均距离为25公里，通勤与通学早晚高峰时段开行由副都心直达郊外中心城市的轨道列车，对有效降低通勤或通学时间起到了重要作用，更是充分发挥轨道交通效果、显著降低私人交通出行的重要保障。
基于首都圈、近畿圈、中部圈整备规划，由国家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跨区域的快速轨道交通网，则是实现较长距离人员和产业分流的重要前提。即使在1986年国铁改革法案实施后，运输省和地方政府仍对铁路和轨道交通县建设提供补助、无息贷款等财政支持，除国家和地方政府继续以2∶1的比例分担新干线建设费用，并交JR（日本铁道公司）承租运营外，民营化后公司合营的“第三方公司”仍在轨道交通运营中发挥骨干性作用。通过相关政策支持，JR东日本公司在车站周边物业开发、非运输业经营等利润占比达到1/3，基本实现了轨道交通系统的市场化运营，大大减轻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三）环境整治标准与法律约束并重，充分发挥民间监督作用
在上世纪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日本也经历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痛苦阶段，发生过“水俣病”、“痛痛病”等著名公开事件，东京湾曾一度鱼虾绝迹，川崎等重工业城市大气污染十分严重。以1971年日本环境厅成立为起点，基于《公害对策基本法》、《环境基本法》、《自然环境保护法》等重要法律法规，通过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双重约束，再加上民间团体的积极参与、政府对节能环保技术研发的大力支持等因素，使日本逐步成为全球环境标准最为严格、治理技术最先进、能源效率最高的环境友好型国家。
《日本环境白皮书》的数据显示：与汽车尾气排放密切相关的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其环境浓度均在1971年达到高峰后开始逐步下降，目前已分别降至高峰期的1/3和1/10以下，2010年二氧化氮普通监测点与机动车尾气为主的监测点达标率分别为100%和99.5%，一氧化碳则全部达标。工业污染源为主的二氧化硫浓度，则降到1971年的1/10以下，2010年二氧化硫普通监测点与机动车尾气为主的监测点达标率分别为99.6%和100%。可悬浮颗粒物的环境状况仍不容乐观，达标率分别为69.2%和72.9%，其中细微颗粒物达标率则只有27.6%和29.4%。
为有效治理首都圈、近畿圈、中部圈的环境污染，关东地区环境事务所、近畿地区环境事务所、中部地区环境事务所成为环境省下设的7个事务所中最重要的3个，负责区域环境保护及污染治理协调管理工作。首都圈方面，以1973年召开的《东京湾周边城市公害对策会议》为起点，1975年成立《东京湾沿岸地方环境保全会议》，包括1都2县16市1镇及6个特别区，开始了对东京湾及周边的大规模联合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后又在1989年的《首都圈环境宣言》的基础上，成立了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及下辖的横滨市、川崎市和相模原市、千叶县及下辖的千叶市、埼玉县及下辖的埼玉市等9都县市首脑会议环境对策委员会，共同制订区域环境保护计划，协调区域污染防治及环境保护行动。
四、启示与建议
（一）建立高层协调管理机制，促进大都市圈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日本的成功经验，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设立大都市圈（或城市群）改革专项小组，并依托国家发改委等机构，做好高层统筹与协调工作。以规划引领、交通先行等，增强我国核心经济区域的辐射力，促进非核心功能外移，提高相关区域的总体协调发展能力，使我国核心经济区域的自主创新及产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产业与经济带动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同时，借鉴日本的相关经验，促成各核心经济区域直辖市、省、市首脑会议机制的形成，使其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辅助平台。
（二）顺应市场机制，进一步强化大都市圈的基础设施建设
日本的经验表明，人口向主要大都市圈聚集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必然结果，如果过分强调分散发展，则有可能形成地方基础设施闲置，而大都市圈基础设施明显不足的尴尬格局。为此，应在科学分析及研判的基础上，在通过类似于日本《工厂限制法》等法律法规，对大都市圈的产业聚集进行严格限制的同时，基于规划引领、交通先行等顶层设计，适当平衡中央财政的倾斜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大都市圈的基础设施建设，顺应未来市场机制发展需求。
（三）强化技术创新，做好首都圈发展规划工作
我国可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充分依托大兴首都第2机场及南水北调工程，可考虑在北京与保定之间建设类似于日本筑波科学城的研究与创新中心城市，将北京的研究机构逐步外移，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发展。为有效分散北京和天津的非核心功能，进一步强化两地的协作，可考虑借鉴横滨市发展模式，在北京与天津之间建设一个“环境未来型城市及国际战略综合特区”，使其成为最新的产业和技术示范基地。同时，充分借鉴日本首都圈“多核网格状圈域体系”的发展经验，在北京四环的3—5个主要方向，规划建设大规模轨道交通节点及具有各自特色的副都心，在有效分散首都中心功能的同时，以进一步强化对周边的辐射与带动效果，逐步形成可持续协调发展格局。■
注：
①近畿圈与中部圈整备计划涵盖范围均有所拓展，且整备计划中有3县相互重叠。
都市农业在日本 第5篇
1 都市农业对都市农业文化的要求
都市现代农业是三次产业融合的特殊业态, 已经不局限于一产, 还涵盖了种业、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物流、休闲农业、创意农业、会展农业、生物农业等二、三产业, 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1.1 发挥都市农业文化的社会信息功能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 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旅游、文化传承功能”。都市农业发展主要是依托都市自身优势, 充分利用各种资源, 结合现代农业特点, 延长传统农业产业链, 提升农业附加值, 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市农业文化依托于人类社会环境, 是都市农业的“社会遗传密码”, 实施着传递社会经验从而维持都市农业历史连续性的功能。都市农业文化不仅充当都市农业历史经验的记事本和储藏室, 而且可以对它们进行复制和交流, 都市农业经验一代又一代地传递, 从而使都市农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连续性的特点, 把都市农业和人本身按一定的方式不断地创造出来。
1.2 发挥都市农业文化的教化培育功能
农业文化传承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形成、保持和弘扬自身优秀的文化传统有着重要意义, 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演进, 展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都市农业文化通过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社会行为方式等手段, 促进农业发展与都市发展,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理解都市农业文化的教化培育功能时, 必须区别都市农业文化与非都市农业文化的不同教化培育功能。非都市农业文化实施着不同于都市农业文化的行为规范, 体现出与都市农业文化或多或少背离的倾向。都市农业文化与非都市农业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协调并存, 但有时二者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推动都市型现代农业文化体系的发展和创新。
1.3 发挥都市农业文化的发展动力功能
鉴于农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结合都市农业服务都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定位, 都市农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 我国都市农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 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丰富经验, 围绕消费文化, 都市农业以本地资源为依托, 逐步形成了怀柔栗花节、平谷桃花节、大兴西瓜节、昌平草莓节等庆典活动, 推动都市农业旅游的发展。没有都市农业文化, 就不可能产生都市人的高级需要, 也不可能有新的更高级的都市人与自然的中介形式以及新的活动模式的产生, 不会有立足于高科学发展基础上的都市农业文化产业和都市农业文化创意产业的产生, 就失去了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的动力。
1.4 发挥都市农业文化促进都市自我认识、自我意识的功能
都市人的参与是都市农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因而都市人的行为、人类社会环境的变迁对都市农业文化有着深刻影响。从都市农业文化的角度来认识, 认识总是反映各都市心态结构的认识。而都市的自我认识, 总是都市之间都市农业文化交往的产物, 只有在与其他各种都市农业文化形态的比较中, 才深刻地唤醒都市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指出, “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 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一个都市的自我认识历经三个阶段, 即由物质都市型农业文化到行为都市农业文化, 再到以精神心态为核心的精神都市型农业文化。只是在经历了都市之间的各种冲突, 包括物质都市型农业文化、制度都市农业文化和精神都市农业文化的激烈冲突后, 一个都市才获得较全面的自我认识的升华。
2 都市农业文化对都市农业的作用
都市农业文化体系所涵盖的清新空气、开阔视野、优美环境、淳朴民风、绿色食品及有益身心的体力劳动的理念, 吸引人们特别是城市居民享受到都市所没有的农业文化消费, 刺激农业资源的充分发挥, 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 稳定社会, 同时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市农业文化是都市人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体现都市人的本质、力量、尺度的方面及其成果。整体看来, 通过以下三方面实现都市农业文化推动都市农业的发展和创新。
2.1 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当前都市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都市农业的转型期, 和其他行业相比较, 存在规模化程度较低、市场竞争的优势不明显、农民素质相对较低, 产业化程度作用不够等因素, 超越了生产功能的文化、教育要求, 还需要进一步推动人才培养等建设。“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 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都市农业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 如果不能与时代、与生活、与群众建立联系, 那么其价值就不能得到体现。
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真正变为“第一生产力”, 人才资源成为“第一资源”, 并转化为人力资本。都市农业文化能培养都市农业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 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 开发人的智力资源, 使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迸发出来。首先是促进都市农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从社会发展理论来看, 结合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要素, 从文化、农业文化、都市农业文化等多个层面深入的进行资源整合, 为都市农业产业理论、产业体系、产业链等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其次是加大基层人才的专业培训。运用相关学科知识体系, 通过专业技能培训, 解决生产技术问题, 提升产业的技术水平, 引导基层从业人才掌握都市农业的科学技术、管理技术、装备技术等。再次是加大低端都市农业的转型。面对市场需求, 调整相关产业的转型发展, 使低端农业产业向技能型、创业型、服务型转变, 提升技术含量和竞争力。
2.2 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都市农业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现代农业体系, 其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的示范引导和宏观调整, 也需要都市农业文化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都市型现代农业文化是人为的, 也是为人的。“人为”的都市型现代农业文化必须源于都市型现代农业, “为人”的都市型现代农业文化必须更好地造福都市型现代农业。因此, 推进都市农业文化的创新、发展, 就需要从“文化自觉”的高度, 在都市农业生产、局面都市生活中积极践行;反之, 通过都市农业文化的参与, 注入都市农业文化的内涵, 才能提升和发展都市农业。
在现阶段, 我们要顺利推进都市农业的发展和创新, 就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 必须从挖掘传统农业文化资源入手, 紧密结合都市农业建设的实际, 勇于探索, 敢于创新, 打造独具特色的都市农业文化。首先是弘扬生态农业文化:农业领域进入了生态农业文化时代, 需要坚持自然生态优先原则, 加紧建设生态文化和生态农业文化, 走生态文明的道路, 体现人类生存和发展追求的目标。其次是可持续发展理念:都市农业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 其生产发展不仅要在经济方面, 而且要发挥不同的地域优势, 在生态、资源利用、社会进步等方面都能实现, 使人与自然相互依存, 实现可持续发展。再次是都市农业文化要引导人们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社会, 培养人们用宽容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各种问题, 避免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和极端化, 求同存异, 共同发展。
2.3 为都市农业的发展和创新提供思想保证
在都市农业发展过程中, 局部存在重经济轻环境、重局部轻整体、重利益轻民生等非理性的观念仍旧存在。都市农业文化是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是使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的都市农业文化, 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都市农业文化。都市型现代农业文化是一个都市的根、一个都市的魂, 其力量深深熔铸在都市人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影响着都市人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
首先是推进都市农业发展思路:发展都市现代农业, 要依靠“两个创新”, 一个是科技创新, 一个是体制创新。要围绕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 结合都市农业发展实际, 顺应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新目标、新要求, 实现都市农业与都市特色的现代农业有效对接, 推进都市农业的发展。其次是提升都市农业品质:面对经济全球化, 都市农业仅靠市场的自由发展, 是难以保证其健康发展的。要深化法律培训, 提高法律意识, 在各层面形成良好的法治思维氛围, 抵制市场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进一步提升都市农业的品质, 着力提高都市农业和都市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再次是在化解诸多社会矛盾的过程中, 违反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与观念被模糊了价值判断, 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凝聚人心、激发活力;要充分发挥优秀精神产品对人们思想的引领和启迪作用, 对人们精神的抚慰和激励作用, 对社会矛盾的疏导和缓解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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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53.
[3]华玉武, 李刚.都市农业发展与葡萄文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
都市农业在日本 第6篇
产业集聚是城市化的基础，城市景观的形成是城市化的表象，基于产业集聚的城市化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模式。区域城市化特别是产业集聚下的城市化已成为国际都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区域产业集聚的都市化才能提升都市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使之真正融入世界都市化的进程中，才能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都市化过程中受益，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的产业构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日本都市及都市间的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都市产业发展随着产业构造的高度化，促进了都市化的进展。同时，都市化的进展又促进了产业构造的高度化。在国际化经济的进程中，这种都市化进展与产业构造高度化展现出新的动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从都市部向郊外区域、地方都市转移，1985年后更出现了向海外转移的趋势。这种海外转移的动向在制造业中最为显著，于是，日本国内(地方都市)的生产被缩小，更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向海外的转移。结果，以日本地方都市为中心，逐渐丧失了制造业的生产基础，出现了被称之为产业空洞化的问题。
此外，随着国际化经济的进展，使都市间的竞争更加激化。结果，与国家相比，区域、都市作为空间单位开始受到重视。在这种形势下，集聚经济成为都市发展的关键。日本都市(地方都市)在经历了战后经济高度增长的同时，通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了区域固有的产业集聚(企业、人力资本、技术、情报、知识等)。这种区域固有的产业集聚经过有效的结合，产生的集聚经济效应，对日本的都市产业发展(都市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通过运用EG指数与克鲁格曼集中指数对日本制造业产业集聚现象进行测度，计算了1989-2009年制造业19个行业的集聚度，观察了这个期间的集聚水平变动趋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日本7大都市圈及中心都市的集聚现象，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城市产业发展以及城市化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二、日本区域·都市集聚状况的测度
本文首先将运用EG指数和克鲁格曼集中系数概观日本制造业19个2位数行业的区域集中状况。同时运用区域专业化的赫芬达尔专业化指数和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对日本7大都市圈的制造业专业化程度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观察7大都市圈的12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现象，并分析其集聚类型及集聚产业特征。
（一）空间单元的确定与数据说明
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通常都是以划分的行政区域为考察单元。本文考察的区域范围为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以德冈(1998)的标准大都市圈(SMEA;Standard Metropolitan Employment)以及都市圈的中心都市为分析对象的空间单元。之所以选择都市圈以及都市圈的中心都市为分析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Fujita and Tabuchi (1997) 从集聚经济的视角，考察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与都市化的动向。1985年以后，日本的都市体系由东京·大阪的两极分化型向东京一极集中转移。在此过程中，广义上的运输费递减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集聚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指出了在这种都市体系的变化中，中央商务区(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重要性。这是因为，都市体系的变化与都市发展的要因是在于以商业情报的收集及运用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活动的集聚，而这些主要是形成于中心都市。在对美国都市空间的研究中，Jacobs (1969)、Lucas (1988)做出了同样的描述，此外，在对日本都市空间的研究中，石丸(2000)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些都表示了都市圈(中心都市)发挥着作为集聚经济‘场’的作用。
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来源于日本经济产业省工业统计调查《工业统计表—市町村篇(1989-2009)》。日本的行业统计分类至今经过12次的改订，在本文观察的期间内共有3次，受到行业统计分类变动的影响，最终整理得到了1989-2009年19个行业的县级面板数据，以及7大都市圈和12个中心都市的行业数据。由于本文主要是以都市工业为研究对象，因此在分析中没有列入矿业及矿物制品业。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与连贯性，以便于实现长期的观察和区域的比较，对所用数据做了如下几点说明：
首先，按照日本标准行业分类标准，综合3次行业分类变动的差异，对数据进行了归并统一。在考察1989-2009年集聚度时，依照2008年改订标准，将服装鞋帽纳入纺织工业内。
此外，随着电子机械设备及通信机械设备比重的增加，2004年开始从电气机械设备被分离出来单独分类。在2008年开始的分类中，专用设备被细化为生产用设备和业务用设备。但考虑到数据的一贯性，在本文中仍归纳于以电气机械设备和专用设备范畴。
最后，集聚度的计算可以使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就业人数等，本文的研究同Krugman (1991) 、Elison and Glaeser (1997) 一样，主要是采用日本就业数据。
（二）日本制造业集聚的总体水平与趋势
通过EG指数的计算，可以观察到1989-2009年日本制造业集聚度的变动情况。由于日本集聚经济发展的跨度较大，经历了战后经济复苏、高速发展及泡沫经济后的低迷等阶段，虽然20年的数据计算不足以完全说明日本的集聚发展，但并不影响我们对日本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动做出直观判断。
图1报告了日本1989-2009年制造业分行业的集聚水平变动趋势。我们可以观察到，1989年以来日本制造业整体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战后，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如图1所示，它经历了工业化经济、服务化经济、高度服务化经济三个阶段，这一系列产业构造的转换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构造的变化。本研究的观察期间正处于日本高度服务化经济阶段，从整体来看日本制造业的集聚水平保持着稳定的态势。
在这个阶段，生活消费工业与部分机械设备工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分散的趋势。这些产业包括;食品加工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制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印刷业及相关产业、塑料制品、橡胶制品等。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为日本后工业化的发展以及都市化水平的提高。与此相比，部分行业集聚比较明显，例如;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等。纺织工业作为日本传统优势产业，随着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扩大逐渐丧失其优势。化学工业也由于日本太平洋工业地带的解体，而导致了产业规模的缩小。此外，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也是金属、机械制造等行业集聚程度缓慢下降的主要原因。
Ellison Glaeser根据EG指数的大小，对产业集聚程度做出了划分标准。他们将产业集聚程度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高集聚度行业，;第二类为中度集聚行业，;第三类为低集聚度行业，。如表3所示，依据这种标准，对计算出的日本2009年制造业分行业EG指数做出划分。
从表3中可以发现，日本制造业分行业集聚度水平较低，行业集聚度超过0.05的高集聚度行业只有毛皮皮革加工制造业。中集聚度行业有交通运输设备、印刷业及相关产业、室友加工、炼焦。而大部分行业属于低集聚度行业，占制造业行业的78.9%。究其原因，毛皮皮革加工的高度集聚主要是由于日本传统的产地型集聚发挥了主要作用。而由于日本制造业生产机能的海外转移，而导致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使得大部分制造业行业一直处于较低的集聚水平。虽然，近年以大型企业为中心出现了短期的国内回归现象，但并没有对制造业整体的集聚水平产生太大的影响。
为了更清楚的观察日本制造业各行业在各都道府县的分布，通过计算区位商指数，对制造业各行业在地区的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列出了1989年、1994年、1999年、2004年和2009年的各行业规模位列日本全国前三名的都道府县。如表4所示，虽然冲绳县、鹿儿岛县、德县等地区的专业化程度较高，但是由于上述地区的制造业比较落后，产业构造也较为单一，2009年冲绳县及鹿儿岛县的从业人口数合计不足10万人，仅占全国1.2%，所以不具有区域间的可比性。排除上述因素，可以发现都市部的优势比较明显，例如北海道的食品加工制造业、爱知县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大阪府及千叶县的金属制造业、东京都的印刷业及相关产业等。
于集聚度的测度方法，学术界仍存在较大的争议。由于对数据的要求较高，并且根据选择指标的不同，计算结果很容易产生偏差。下面分别运用EG指数与克鲁格曼产业集中指数计算2009年日本制造业分行业的集聚水平，并对二种方法的可比性进行分析。
如表5所示，两种指数的排名具有高度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将两种指数测度2009年产业集聚所得结果进行拟合，见图2，相关性也非常好。因此可以说，两种测度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具有较高可比性，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测度结果的准确性。
三、日本都市圈及中心都市的制造业产业专业化
如表6所示，本文计算了2009年日本各地区的制造业的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与HHI指数，并按专业化指数的高地进行了排序，结果表明排名前5位的是冲绳、鹿儿岛、北海道、青森、鸟取;排名后5位的是兵库、神奈川、茨城、琦玉、群马。
冲绳及鹿儿岛等区域由于从业人数非常少，出现了过大估计的结果，并不具有可比性。排除这些因素，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北海道由于食品加工业的传统优势，保持着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其他如兵库、神奈川，琦玉等都市地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
以制造业为中心的都市产业集聚，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关东大都市圈、中京大都市圈、京阪神大都市圈是日本传统的三大经济核心区。通过考察三大都市圈1995-2009年的制造业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 可以发现中京都市圈仍保持专业化程度的稳定增长, 而关东都市圈与京阪神都市圈的专业化程度较低, 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
为了观察三大都市圈时间序列的变动趋势，对关东、中京、京阪神都市圈制造业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变化做时间回归预测，并分别用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移动平均以及多项式进行拟合，结果4次多项式的拟合度最高，除京阪神都市圈值为0.78外，其它的值均达到了0.94以上。从发展趋势来看，根据拟合方程进行预测，关东都市圈将呈现缓慢的上升趋势，中京都市圈呈现缓慢的下降趋势，而京阪神都市圈则呈现较快的下降趋势。
与传统三大都市圈相比，新兴的四大地方都市圈表现出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其中，札幌大都市圈发挥了食品制造业的传统优势，专业化指数一直保持在0.74-0.78之间。仙台、广岛、福冈北九州大都市圈也平均保持着0.35的专业化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制造业的发展的重心，在逐渐向地方都市圈转移。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来观察7大都市圈的12个中心都市的专业化水平变动趋势。在期间，也可以捕捉到地方都市圈中心都市的专业化水平平均高于传统3大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整体来看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发展。
四、总结性评述及对我国的经验启示
（一）总结性评述
通过上述对日本及其都市集聚经济现象的分析可以发现;
第一、自1989年以来，日本制造业整体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从整体来看日本制造业的集聚水平保持着稳定的态势。在这个阶段，生活消费工业与部分机械设备工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分散的趋势。这些产业包括;食品加工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制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印刷业及相关产业、塑料制品、橡胶制品等。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为日本后工业化的发展以及都市化水平的提高。与此相比，部分行业集聚比较明显，例如;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等。纺织工业作为日本传统优势产业，随着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扩大逐渐丧失其优势。化学工业也由于日本太平洋工业地带的解体，而导致了产业规模的缩小。此外，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也是金属、机械制造等行业集聚程度缓慢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二、2009年，日本制造业分行业集聚度水平较低，行业集聚度超过0.05的高集聚度行业只有毛皮皮革加工制造业。中集聚度行业有交通运输设备、印刷业及相关产业、室友加工、炼焦。而大部分行业属于低集聚度行业，占制造业行业的78.9%。究其原因，毛皮皮革加工的高度集聚主要是由于日本传统的产地型集聚发挥了主要作用。而由于日本制造业生产机能的海外转移，而导致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使得大部分制造业行业一直处于较低的集聚水平。
第三、通过计算区位商指数，对制造业各行业在地区的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可以发现都市部的优势比较明显，例如北海道的食品加工制造业、爱知县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大阪府及千叶县的金属制造业、东京都的印刷业及相关产业等。
第四、2009年日本各地区的制造业的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最高的为是冲绳、鹿儿岛、北海道、青森、鸟取，其专业化指数在0.66以上;专业化指数最低的为是兵库、神奈川、茨城、琦玉、群马，其专业化指数均在0.26以下。北海道由于食品加工业的传统优势，保持着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其他如兵库、神奈川，琦玉等都市地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
第五、通过考察三大都市圈1995-2009年的制造业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可以发现中京都市圈仍保持专业化程度的稳定增长，而关东都市圈与京阪神都市圈的专业化程度较低，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与传统三大都市圈相比，新兴的四大地方都市圈表现出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其中，札幌大都市圈发挥了食品制造业的传统优势，专业化指数一直保持在0.74-0.78之间。仙台、广岛、福冈·北九州大都市圈也平均保持着0.35的专业化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制造业的发展的重心，在逐渐向地方都市圈转移。
（二）对我国的经验启示
我国的产业集聚发展与城市化建设正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对日本产业集聚与都市发展的研究对我国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及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加大我国三大都市圈集聚经济发展力度，从而带动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
城市集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而东部三大都市圈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应继续发挥都市圈的集聚经济效应。加大我国三大都市圈集聚经济发展力度，是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及中国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日本都市圈的集聚经济发展证明了城市集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通过城市集聚效应的扩大，伴随着要素的充分流动和产业扩散必然会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地区间的差异也将更快得到缩减。
第二、明确产业集群发展的主体，加大支持力度。
技术创新是促进集群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断的创新与变革使得产业集群化程度越来越高，从而形成整体的竞争优势。日本等发达国家主要是依托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与此相比，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起步较晚，各方面的积累并不能完全支撑技术创新的需要。因此，我们仍然需以大企业为依托，在促进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领域发展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同时，还要针对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并制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及相互间的网络联系提供平台。
第三、构建经济协调机制，推动区域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
根据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相结合的原则，构建区域间经济协调机制，对实现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共享，降低生产要素成本，发挥各地区优势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建立区域间产业分工体系。各区域根据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和企业优势选择支柱产业，要注重现有基础、产业关联、经济效益、技术含量等综合指标。根据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和支柱产业的发展明确确在区际分工中的位置，从而有序地推动各区域开展优势互补、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协作，逐步形成各具特色，并且具有较强互补性的区域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Ellison and Glaeser,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A Dartboard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7, Vol.105, pp88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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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石丸哲史.サービス経済化と都市.日本;大明堂.2000.
都市农业农业里的“高大上” 第7篇
“高端大气上档次”在2013年成为了一句流行用语, 简称“高大上”, 用来形容高雅的事物。按照这个标准, 都市农业就是农业里的“高大上”。都市农业是指在都市化地区, 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 结合农林牧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 为人们休闲旅游、体验农业、了解农村提供场所, 即将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结合于一体的产业。都市农业以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市场创汇农业、高科技现代农业为标志, 以农业高科技武装的园艺化、设施化、工厂化生产为主要手段, 以大都市市场需求为导向, 融生产性、生活性和生态性于一体, 是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
都市农业起源自20世纪4 0年代,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都市农业迅速发展。各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的差异, 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 各有特色。
都市农业在日本 第8篇
1 开展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效
制定并实施《成都市青白江区都市型现代农业规划》, 以培育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点, 采取政府引导、政策扶持、典型示范等措施, 支持新型经营主体进一步发展, 使之成为推动全区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生力军。
1.1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2003年以来, 成都市深入实施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推进城乡一体化, 统筹推进“三个集中”“六个一体化”和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青白江区按照市委部署, 认真实施了土地整理、确权颁证等工作, 完成了5 066.67 hm2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为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农村发展, 培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下了坚持基础。
1.2 强化策划促进管理
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 全局谋划, 促进作长产业链。比如, 2007年开始建设的城厢镇食用菌园区, 专门成立了食用菌园区管委会, 建立“招、建、管”一体化机制, 实行“园区+平台公司+主导产业+市场”“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 以食用菌链条 (制种-标准化生产-加工、营销-菌渣综合处理) 循环综合利用为特色, 完善基础设施, 提高园区承载能力, 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实现一二三产互动发展。2009年, 开始先后引进成都宜家食品有限公司、成都康祖食品有限公司等加工企业, 形成食用菌精深加工集群, 其中宜家食品、康祖食品年产值已过亿元;引进恒邦观光农业有限公司打造中国食用菌文化博览园项目, 促进一三产业融合发展;引进好农福菌业公司解决食用菌生产过程中制袋和制种环节, 采用机械化集中制袋, 促进园区标准化生产, 建设食用菌GAP种植基地。并由食用菌联合会对企业和农户的生产成本、生产利润、生产水平和工艺流程进行核查, 树立统一园区品牌。目前园区已发展到约66.67 hm2, 其中食用菌加工区20.00 hm2, 特色食用菌标准化种植基地46.67 hm2, 年产袋装食用菌5 000万袋, 年产量2.5万t, 产值3.5亿元。
1.3 积极引导专业合作社
引导农户成立专业合作社, 由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的生产经营管理, 建立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比如, 姚渡镇光明村2015年初成立了成都聚民土地股份合作社, 按照农户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 将农村土地承包地经营权折股, 合作社实行农民自主联合, 统一经营。村支部书记胡显建说:“现在大多业主通过租赁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经营, 土地的高租金导致经营困难的情况时有发生, 而土地股份合作可以有效降低成本。”聘请了该村村民、种田能手、农业职业经理人曾加水担任生产经理, 统一生产管理;细分与重新配置土地经营权, 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农业服务等多元主体共同构建和共同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体系;建立相应的分配制度, 按照成员生产经营据实核算, 扣除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成本, 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后的可分配盈余, 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社员, 形成“共营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与分享机制。2015年, 合作社水稻平均667 m2产量561 kg, 比2014年平均667 m2增加30余kg, 入社社员平均667 m2多收入80元左右。2016年, 成都聚民土地股份合作社获评“成都市市级示范农民合作组织”。
1.4 强化保障体系建设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建立了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提供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程社会化服务。设置公益性乡镇 (街道) 农业综合服务站9个, 开展农、林、牧、渔等农业技术推广和监督管理服务。采取“专家定点联系到区、农技人员包村联户”的工作机制, 通过“专家+农业技术人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模式为农业经营提供技术服务, 发展提供经营性服务的农资放心店83个。开展了专业人才培养, 仅在2016年1—5月, 就组织开展产业培训8场412人, 农民实用技术培训13 424人次。
2 目前存在问题
青白江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虽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农业经营方式不适应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政府在推进新型农业化服务系统建设中存在以下问题。
2.1 规划引领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的数量不多, 规模不大, 个别合作社还是只挂牌不运行的“空壳社”。经营主体对现代农业发展现状了解少, 掌握的先进生产技术不多, 农产品市场和品牌意识淡薄, 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差, 市场竞争力和服务带动能力不强, 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自身生产经营的机械化、标准化、信息化程度不高, 各类经营主体之间联合与合作不够, 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 “双层经营、统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经营体系很难成型。
2.2 政策支持作用发挥不明显
青白江区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55 hm2, 地块零星分散, 加之少数农户对土地长期流转后能否顺利收回心存疑虑, 转包意愿不强, 导致集中连片流转难以进行, 农业资源规模生产难度大。资金方面, 农业生产投资较大, 抵抗风险能力弱, 缺少抵押物, 致使业主融资贷款难度较大。绝大多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融资筹资方面都存在着授信担保困难、申请手续繁杂等问题, 发展前景受到很大制约。农民利益保护方面, 企业在进行社会化服务时经常出现供给不足, 社会责任感不够, 定位水平较低等问题, 不能够全面承担起企业自身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政府所制定的相关优惠扶持政策因种种原因落实力度不够;因为农业的季节性很强, 在生产旺季时, 企业进行农业社会化服务常常陷入流动资金短缺的境地。此外, 现有的“公司+农户”模式也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 在面对企业利益及农户利益相悖时, 通常为了保护企业自身的利益而忽视农户的利益, 没有良好的服务意识。
2.3 流通渠道没有完全通畅
基础设施方面, 青白江区农村基础设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但毗河南北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依然存在, 毗河以南的丘陵山区地形地貌条件差、交通不便、水源缺失, 制约了经营主体的发展。土地方面, 经营主体需建设的管理用房、加工车间及仓库等配套设施由于缺少建设用地指标导致推进困难。
2.4 服务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质量监管方面, 监管人员和自检经费不足, 制约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 由于经营分散, 对农产品投入品使用、生产源头管理、生产过程等环节监管困难以及取得品牌证书后的监管力度不强。人才方面, 缺乏拥有生产技术和高能力高素质的人才, 取得农业职业经理人资格认定的22个, 占13.2%。
3 角色定位分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必须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方向, 充分发挥公共服务机构作用, 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针对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 在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 政府应厘清与农业经营主体的关系, 重点担当好以下角色。
3.1 长期规划的制定者
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和繁荣”的目标, 按照多业态、多功能、长链条的思路和实现农业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有机统一的要求, 从调整农业产业、生产要素投入和组织结构入手, 结合地方实际, 找准产业定位, 制定区域性农业发展规划, 提升科学规划水平, 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支撑,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 让农民群众拥有创业就业、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3.2 支持政策的提供者
3.2.1 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努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强、加工水平高、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年产值或销售收入过亿元的龙头企业。将发展家庭农场纳入财政支农政策扶持范围, 通过贷款贴息、项目补助、定额奖励等形式, 对家庭农场进行奖励或补助。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良好的内部积累和风险保障机制, 鼓励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参与财政项目申报与实施, 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指导现有种养专业大户不断提升标准化生产和市场经营能力,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农业职业经理人和农村经纪人成为种养业专业大户, 尤其是种业和特色养殖专业大户, 提高管理水平。
3.2.2 加大财政扶持。
设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兴建生产服务设施、建设生产加工基地、扩大生产规模、推进技术改造升级以及建立科技研发机构等。推进农业保险制度改革, 扩大探索除粮食、生猪、大宗蔬菜 (11种) 产品外, 诸如小家禽、水果等农产品的目标价格保险, 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 提高抗风险能力。
3.2.3 多层次引进经营主体。
本着降低门槛、降低风险、确保农民利益的原则, 鼓励、支持工商企业和社会资本流转土地经营权, 引进一批从事二产或三产的投资商, 投资青白江区一三互动、二三互动、一二三互动的项目, 或兴办家庭农场, 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农业。
3.3 流通环节的建立者
3.3.1 完善农产品市场物流体系。
加快农村市场和小城镇商业网点建设, 加大城区菜市场、乡镇农贸市场和乡镇日用品直营店的建设和改造力度,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益性冷链物流设施、城市共同配送中心、农贸市场和菜市场建设。完善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 支持大型涉农企业投资建设农产品物流设施。
3.3.2 有效对接市场信息。
培育农村经纪人从事农产品流通、科技、信息等中介服务活动, 重点扶持农产品生产基地与大型连锁超市、学校、机关及大企业等产销对接, 减少流通环节, 降低流通成本。
3.3.3 推广物联网技术应用。
鼓励运用物联网技术对大田种植、设施园艺、畜禽和水产养殖等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各种要素实施数字化设计、智能化控制, 提升农业生产标准化、集约化、自动化水平。推进农产品营销网络化, 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 促进订单农业发展。
3.4 服务体系的构建者
3.4.1 稳定农业公益性公共服务机构。
强化农业、畜牧、林业、农机等技术推广中心的职能职责, 充实和稳定农业综合服务站人员和技术力量, 重点抓好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土壤环境监测、农作物统防统治、区域疫病防控及产品质量监管等服务。
3.4.2 探索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采取财政扶持、费税优惠、信贷支持等措施,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定向委托、奖励补助等方式, 支持具有资质的经营性服务组织从事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动物疫病预防、农业全程机械化示范等农业公益性服务。推广“生产全托管、服务大包干”全程社会化服务, 逐步将公益性农业服务体系推向市场, 减少公益性服务份额, 直到彻底退出, 充分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3.4.3 创新经营主体培训方式。
进一步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 遴选一批接受能力强, 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知识, 长期从事农业生产, 并能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农户和素质高且具有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 通过理论培训、田间实践、现场会诊、赴省外高校强化培训等多种方式, 着力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3.4.4 建立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体系。
深入推进食品质量溯源监管, 推进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信用信息体系建设, 落实巡回检查、检打联动、监管协作等工作措施, 建立企业、行业、媒体、城乡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的食品社会共治机制。落实政府属地管理、部门监管、生产主体三大责任, 实现属地责任和监管责任的有机结合。
摘要：从成都市青白江区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方面的情况入手, 分析当前在推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提出政府角色定位应是长期规划的制定者、支持政策的提供者、流通环节的建立者、服务体系的构建者。
都市农业 第9篇
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傅泽田说, 都市农业是休闲农业中的一种形态, 有很显著的特点, 围绕都市发展农业, 依托于都市、服务于都市, 遵循都市发展农业的整体需求, 他是一部分, 但他的发展要配合整个都市的发展。因此他要跟城市的发展相互统筹, 以城市需求为导向, 发展方向、技术应用为特点, 同时在功能上由过去单纯生产型为主的产业形态变成由生产、生态、生活多功能的集于一身的产业形态, 因此要求高度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这是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