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精选10篇）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 第1篇

一、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时代课题和新世纪

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 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框架体系

1. 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因此, 任何理论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特性, 主要解决那个时代的首要任务。随着历史的发展, 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 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弊端和社会问题纷纷暴露出来, “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问题逐渐成为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针对这一课题,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创新理论, 有针对性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些根本问题。主张以人为本, 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主要回答了“什么是发展和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的问题;统筹兼顾, 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主要回答了“怎么样发展”的问题。

2. 科学发展观具备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清晰的框架体系

第一, 科学发展观贯穿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不仅指导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也渗透在科学发展观的各个论断和观点之中。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 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努力实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用联系的观点统筹整个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等。这些都完整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二, 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解决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 科学发展观主要深入研究解决和创造性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这一当代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对这一中心问题的准确把握和正确回答, 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 为其他相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先导, 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三, 科学发展观围绕发展这一中心问题全面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新课题, 形成了若干创新性的新论断。科学发展观围绕“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这一中心问题对我国未来发展的一系列新思路进行了系统论述, 形成了一个相互贯通、内在联系的系统科学理论。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发展和创新

1. 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把社会主义向人的回归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以人为本”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摒弃, 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完善和发展, 实现了从人本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 这在社会主义的认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和提升, 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审视社会主义, 将重新确认社会主义的一条最不容忽视的、最基本的价值判断———社会主义应是真正的“人的社会”。

2. 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新目标。

科学发展观认为, 只有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尤其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坚持全面的观点显得更为重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全面发展的目标。

3.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新要求, 这就是中国经济社会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

协调发展, 揭示了中国发展过程中必须特别关注和着力解决的主要矛盾关系。协调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坚持协调发展, 就是要落实“五个统筹”。就是要通过统筹协调, 解决地域、城乡、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等差距较大的问题, 使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就是要合理利用和开发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 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推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理论有一系列重要创新

1. 对发展的内涵、实质和内容作了新阐述

科学发展观倡导“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 指出了发展不仅是物的GDP增长, 不仅是经济发展, 而且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是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 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达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内容作了全面的论述。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要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发展, 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 要促进“五个统筹”, 要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 这就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发展的内容作了完整

2. 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的根本目标有重要创新

为谁发展?这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必须回答的问题。科学发展观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 强调发展的出发点是人, 发展的目的是人。正是这一回答, 使科学发展观与其他发展观从本质上区别开来, 并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目标理论。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取代了以物为本的发展观, 强调发展以人为目的, 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自身发展的完整性;强调不但要注重发展的物质因素, 更要注重发展的精神人文因素;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实际上矫正了我们过去发展过程中的方向偏离和价值缺失, 增加了发展过程中的人文向度和道德关怀。

3. 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道路理论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道路的理论, 就是立足中国实际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所谓全面发展, 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所谓协调发展, 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 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 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友好, 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

4. 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动力理论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既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又明确了新的依靠力量。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强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 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中国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 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 是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动力的新认识, 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理论更加全面和科学, 更加符合时代特征。

5. 科学发展观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理论有重要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分为三个领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而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提出了更全面的社会建设理论, 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发展为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这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 而且还将极大地推动中国

6. 科学发展观关于对外方针理论方面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鲜明地提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努力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论后, 进一步把这一理念推广到国际领域, 鲜明地提出中国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 努力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新论断。中国需要并将坚持走对内和谐、对外和平的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之路意味着中国将全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发展自己, 同时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富强的需要, 也是中国根本利益使然。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谋求和平、维护稳定、推进合作, 构建和谐的世界。而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 和睦的世界, 公正的世界和

7.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公正性作了进一步强调

改革开放以后, 经济发展了, 人民收入提高了, 但一些社会发展问题日益突出, 如失业、贫困、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社会分配的公正性问题开始困扰我们。针对这些新情况, 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建立社会发展的公正机制, 着眼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协调, 着眼于当代人和后来人的承前启后,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环境, 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 从制度上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生存和发展需求, 保证每个人平等竞争的权利和机会, 创造良好的追求公平的社会环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摘要：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出了重大的理论发展和创新。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新时代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 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体系。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发展思想都有重要的理论发展和创新。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G]//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2]杜建国.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继承、丰富和发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6, (5) .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 第2篇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诞生起,就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锐意进取,使得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中,都有一些优秀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诞生,科学发展观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一 整体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社会整体发展中赋予了“四位一体”和“社会建设”的新内涵。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其重要贡献是把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使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共同发展。“四位一体”的实质在于“和谐”。这种以“和谐”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既不同于以经济增长为惟一目标的片面发展，也不同于忽视乃至破坏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畸形发展，更不同于一部分人受益而一部分人受损的恶性“发展”。可见，科学发展观倡导的发展新观念，丰富了社会发展的内涵，开阔了社会发展的领域，必将引领我们调整发展布局，提高发展质量，进一步彰显和升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 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新内涵，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工农、和脑力体力劳动三大差别；统筹区域发展，关键是促进共同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防止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统筹社会发展，关键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防止片面发展造成社会制度结构性破坏；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键是实现资源永续利用，实现社会历史发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键是开拓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战略相结合，同时注意防止对外开放的失度和自力更生的削弱。

三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坚持永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它要求通过生产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循环经济，逐步形成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注重资源的合理利用、节约和保护；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大力提高人口质量；要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速度与效率、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把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在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关于“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的规定性及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关系的理念，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持续论。四 以人为本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它以人为根本出发点来考察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凸现出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体理论，尤其是关于历史主体地位的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胡锦涛郑重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无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不脱离人民群众。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

《文艺科学发展论》：理论创新之作 第3篇

其一，我以为，该作最引人注目的贡献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充分运用到了对文艺发展的理论思考之中，即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对文艺规律、文艺发展、文艺历史等的探讨，并进而提出了“文艺科学发展”概念。对于已跨越温饱、初步达到小康、正努力走向“全面小康”的现代国人而言，精神需求的满足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文艺能否大发展、大繁荣，也事关能否有效提升我国的软实力。而要想文艺大发展、大繁荣，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发展、繁荣什么样的文艺；怎样发展、繁荣文艺；文艺的繁荣发展应由什么思想来指导等问题。袁学骏以一个文化人特有的自觉与自信，对这一重要问题做出了新颖独到的探讨，并提出了“文艺科学发展论”，这就是他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文艺发展规律、文艺发展理论基础一类的话题在文艺理论界并不新鲜，而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谈这些话题，袁学骏的理论创新、学术贡献就体现在这里。

其二，此书中有关文化产业的论述也极具启发意义。在市场经济下，文化的商品化、产业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国内外成功经验也反复证明，文化产业如果发展得好，不但能促进文化的发展，而且能增加“绿色GDP”的比重。所以到目前为止，文化产业问题已经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在谋求文化发展、文化繁荣时绕不开、也不想绕开的重要问题，中国也不例外。袁学骏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这一著作里用了相当一部分篇幅来谈论文化产业问题。袁学骏在此书中通过大量实例分析启示我们，文化产业的转企改制工作一定要彻底实现。袁学骏在书中告诉我们，有竞争力、可持续的文化产业必须奠基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之上，所以要发展文化产业，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清晰界定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对于公益性文化事业，政府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供养与承办的责任来，对于经营性文化产业，政府要毫不犹豫地退出，将之推入市场，转变成参与自由竞争的市场主体，主要由市场“无形的手”来解决它的荣辱盛衰。在这个问题上，素有“官本位”文化传统的我国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在有些落后省份，经营性与公益性的界限还没有完全厘清，有些该推入市场的文化单位还没有被完全推入，有些该由政府承办的部门政府还没有完全承担起来；经营性文化部门的转企改制还没有彻底完成，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差，观望态度浓厚。这就使这些省份的文化体制改革落在了国内发达省份的后面，影响了这些省份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袁学骏的这些观点相当于为我们这些还没有完全实现转企改制的经营性文化部门敲响了警钟。

袁学骏先生还启示我们，政府要用恰当的方式继续支持已实现“转企改制”、被推入市场的文化企业。文化事业单位的改制转企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不是简单的政府甩包袱，所以对于改制转企后的文化事业单位。政府仍然有义务实施某种形式的财政支持。其次政府还要扶持没有做大做强的文化企业。文化产业是一种公认的高风险、高投入的产业，尤其当它还处于起步阶段时，显得尤为脆弱。所以此时的政府财政支持就显得相当重要。

我完全赞同袁先生的这些观点。政府财政支持文艺企业是各国的通例，发达国家的优势文化产业大都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为了扶持动漫产业，日本政府每年拿出1000亿日元，推动动漫业的信息化、数字化以及人才培养；为了扶持网络游戏产业，韩国政府每年拿出500亿韩元，推动网游新产品的开发，并成立了游戏产业振兴中心；为了扶持好莱坞电影，美国政府经常利用各种谈判机会，要求别国开放电影市场；为了扶持音乐产业，英国政府运用了倾斜性税收政策，免除了音乐出版增值税，唱片销售也只收17.5%的增值税……（上引数据参见王庚年著论文《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障碍与对策》，发表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3期，P20-21）对于文化产业还不是很发达的我国来说，国际上的这些成功经验很值的我们政府学习。

此外，袁学骏在此书中还启示我们，文化企业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就需要以品牌化、专业化、集群化为发展目标。在今天这个“品牌时代”，在消费者心理，品牌就意味着资源、价值、优质、信誉等，因此竞相追逐品牌也就成了消费者的常态，消费者的追逐就意味着可观的市场份额。专业化就意味着高质量，在成熟的市场条件下，取得胜利的不二法门永远都是商品的质量。集群化可以使文化企业的盈利方式多样化，可以使文化企业在需求瞬息万变的文化市场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袁学骏的这些观点是事关文化企业生存发展的金玉良言。

其三，此书涉及的文学史资料、新中国文艺政策史知识之丰富也令人叹为观止。该书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谈到深受当下年轻人欢迎的网络文学、青春文学、校园文学；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作品谈到《毛诗大序》《乐记》《文心雕龙》《文赋》等理论著作；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歌德、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古代、近代理论家谈到弗洛伊德、哈贝马斯、杰姆逊等现代理论家……不谈这些广博资料对该书核心论点的充分支撑，仅从对资料本身的梳理来看，该书就堪称中国文学史和新中国文艺政策史方面的较完整教材。同时，此书从整体上体现出来的有意建构体系的理论追求也令人印象深刻。从“哲学基础”写到“文艺规律”，从“文艺发展历程”写到“文艺批评历程”，从“文艺生态平衡”写到“文化产业”……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围绕着“文艺科学发展论”，通观这一切，似乎一个体系性的东西已呼之欲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建构“文艺科学发展论”理论体系方面，袁先生可能还会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作者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 第4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和实质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第一次作了系统深刻的阐述:“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他的具体内容就体现在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国外开发的“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是“五个统筹”的首要内容。所谓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克服多年来存在的注重城市,忽视农村,导致政策和投资过分向城市倾斜,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统筹区域发展是“五个统筹”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资源不同,环境禀赋不同,原有的基础迥异以及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尽一致,致使地区之间,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克服“增长是硬道理”,把“速度”等同“效益”等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观点和倾向,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即不断促进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要纠正和克服以牺牲环境,过多消费资源为代价而求得发展的片面观点和倾向。必须坚持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文明发展之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努力营造优美、洁净、舒适的生产生活空间。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发,就是要正确认识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坚持以我为主,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要在分享更多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协调发展是“五个统筹”的基本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统筹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是坚持“五个统筹”的根本所在。坚持这个最高价值取向,就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二、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主要的里程碑式的贡献在于:从生产决定生产关系的角度,拨乱反正,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从阶级斗争为主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解除了经济发展中许多姓“社”和姓“资”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强调投入产出效益,经济发展的统计和核算的指标,从社会总产值转向GDP;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另外,在对外开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地区发展的的大局观、发展要共同富裕等方面也有许多深刻的论述。

但是,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是1978年以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正因为理论是实践的总结,邓小平发展理论的一些观点也有其历史的阶级性。这就是,一方面,要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将不计效益的社会总产值转到讲求GDP增值上来,要将不计效率的吃大锅饭转变到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和先发展上来。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中央计划经济还没有被触动,国企低工资高就业,虽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很低,但居民收入和地区发展差距不是太大;再加上农民联产承包制改革、农产品价格改革和发展乡镇企业,城乡差距较小。因此,改革发展初期面临的是要纠正创造GDP有罪、以社会总产值代替GDP的问题;今天面临的一些问题,当时还没有出现,或者还不严重。

在新的形式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它是指:不能单纯以GDP的增长来代表发展,发展是一个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发展要以人为本,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要通盘考虑,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协调好各方和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和利益关系,发展要可持续,处理好发展的近期目标和远期长久发展之间的关系;政府调控经济和促进发展,不能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客观规律。这无疑是对邓小平关于发展理论的丰富。

三、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关发展的理论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三者是是一脉相承的

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关发展的理论中,在执政党的第一要务是发展、党的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科学发展观,不是否定发展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全面进步。此外,在统筹协调发展方面也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江泽民都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等重要、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与资源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等等。在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方面也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提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我国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任务、根本途径和根本目标,阐明了社会主义实现人的解放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满足人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物资基础,消除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基础,实现共同富裕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胡锦涛同志结合新时期的新实践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一论述,同样揭示了社会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揭示了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又到总体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要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快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集成的目标体系,它相对前两步目标来说,又是一次质的飞跃:它不仅关注物的目标,更关注人的目标,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它要求我们制定方针政策时既要关注经济指标,也要关注政治和文化指标;既要关注社会指标,也要关注自然和生态指标;既要关注近期指标,也要关注远期指标。一句话,就是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应该看到,我国在经济发展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危及人的生存环境的状况:从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看,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这种状况如果不尽快加以改变,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就难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才能如期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四、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发展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关发展论述在新的形势下的创新和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面临着许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挑战,包括历史积累的问题,体制保障形成的问题,国情所约束的客观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发展和对外开放遇到的问题: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压力较大;“三农”问题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着力解决的难题;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需要花大力气加以控制;财政和金融风险需要化解: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严峻。而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新的形势下,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指导性理论。科学发展观正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能在现实需要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需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若干重大关系:

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发展和稳定的动力,发展是改革和稳定的目标,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因此,因善于通观全局,精心策划,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使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达到内在的统一。

第二正确认识和处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关系。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运行过程,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过程,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过程。三个文明建设中,物质文明是基础。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不断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又是同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紧密联系的。政治文明是民主发展的积极成果,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等方面,它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政治保障和法律保障。精神文明是思想文化道德建设的积极成果,表现为精神生活的进步,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正确认识和处理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五个统筹”,既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说,我们的改革与发展,不仅要着眼于城市,更要着眼于城乡协调,更多的关注农村地发展和农民利益地维护和提高。能否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既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也关系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问题。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解决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实现区域之间地统筹发展,不仅有利于各民族各地区的团结和稳定,而且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发展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全面进步,它只是为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物质条件。社会问题包括与经济发展相互联系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如失业、贫困、教育、医疗、公共卫生以及社会公正和反腐败等。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正确认识和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既要保持人类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又要保持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绝不能只见今人而不见后人,为了今天的发展而影响明天的发展。我们必须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把经济的增长建立在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要正确处理国内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关系。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在对外开放中谋求国内的更大发展。

总之,我们只有认真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所指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我国就会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变;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实现由总体小康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转变;实现由单一的重视经济发展向重视经济、政治、文化,尤其是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转变。因为,科学发展观的实现,将使我国发生质的飞跃。它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摘要：在新的形势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有关发展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发展论述在新的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准确地理解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对于我们更全面、深刻科学地理解邓小平理论有着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 第5篇

论文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基本内涵 逻辑结构 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鲜明的理论主题；历史唯物主义人本观是科学发展观最直接的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独特的理论框架使得科学发展观构成了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科学发展观回答了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学习和研究科学发展观，只有从总体的层面了解这个理论的框架结构和全貌，才能深刻理解这个科学体系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和基本理论，以及各个原理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掌握这个理论的精神实质。

一、发展本质的新升华

中国的社会主义需要发展，更需要科学发展。十六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特点、新变化，面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历史和时代的眼光，以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发展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十六届五中全会扣紧发展主题，进步阐发了凝结着几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血的科学发展观，明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 目标和战略，为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全面总结我国 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20多年来的发展经验，深入思考未来 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后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科学发展观决不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否定，而是对 20多年来经济建设中的发展思路、发展观念、发展模式的新调整，以更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发展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协调推进。社会主义发展要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尊重经济规律，更应尊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在迈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人口、生态、环境、资源等易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必须把控制人口、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资源相协调，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乎人的科学。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唯物史观的要义所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最高价值追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靠谁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作出的科学回答。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创立群众史观。他们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人 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就要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 的根本 目的。依靠人，就要看到人民群众是实现发展的根本力量 ；提高人，就是要不断提高全体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尊重人，就是要尊重人权，包括人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尊重人的需求、生命、价值和尊严，就是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为了人，就是要把人 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提高人”进一步回答了怎样“依靠人”的问题，“尊重人”具体回答了怎样“为了人”的问题，依靠人、提高人、尊重人、为了人，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 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三、科学发展观独特的理论框架

科学发展观围绕“发展”这个主题，形成了一整套崭新的科学发展理论，这些理论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贯通，构成了一个统一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第一，“发展目的”论。科学发展观总结反思在发展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我们党执政宗 旨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发展观上的具体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 目的表明，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人民权益是否得到保障，人民是否高兴和满意，应当成为我们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检验我们的发展是不是科学发展的最高标准。

第二，“发展中心”论。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的中心是“发展”，而发展的中心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同志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首先强调的都是发展经济。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离开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路上的矛盾和问题，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第三，“发展整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由诸种要素构成的有机体，社会的发展也是各种要素互动的结果，因此指导社会的发展必须重视社会整体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整体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的逻辑结论意味着还有围绕中心的东西，否则就不成为中心了。作为对社会的整体把握，在 20世纪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确立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即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体 目标。党的十六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就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第四，“发展协调”论。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由来已久，当前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仍然很大。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解决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的迫切需要。由于我国幅员广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的特征极为突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 的现象决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

第五，“发展持续”论。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不会一蹴而就，制约我 国发展的人 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还将加大，实现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坚持可持续发展，解决好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将是贯穿我国现代化进程始终的要求。

第六，“发展动力”论。实现科学的发展，必须解决发展动力问题。通过体制改革，充分调动亿万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科技创新，充分发挥第一生产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进一步改革开放，充分发挥 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作用。

第七，“发展和平”论。从对外关系上说，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发展观，即主张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中国坚持对外的基本国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展开交流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我们要一方面充分利用世界带来的发展机遇发展 自己，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l979．24．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 第6篇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创新的党。理论创新的实质,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具体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科学发展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兴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 作出了创造性的回答,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续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二、科学发展观为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党的十七大依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 对我国的发展提出了更加明确、更有针对性的要求。一是发展的要求更加全面。依据党对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认识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作出了全面的部署。二是发展的重点更加突出。在经济建设方面, 突出了增强发展协调性这一重点;在政治建设方面, 突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这一重点;在文化建设方面, 突出了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这一重点;在社会建设方面, 突出了发展社会事业、改善人民生活这一重点;在生态建设方面, 突出了形成与建设生态文明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一重点。三是发展的目标更加明确。明确提出了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 这一目标, 用“人均”概念取代“总量”概念, 反映了发展的标准更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导向, 反映了发展的方向更明;以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为基础, 反映了发展的要求更严。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科学概念, 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明理念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三、科学发展观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以不同的发展观为指导, 就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 就会对发展的实践和发展的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党的十七大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一国两制”、祖国统一、和平发展等, 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 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 明确了一系列新要求。这些论断和要求,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并将对现代化建设全局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科学发展观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党的十七大深刻地阐明了科学发展观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关系, 明确指出, 要站在完成党执政兴国使命的高度, 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上来, 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执政使命, 提升了党的执政理念。同时, 十七大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 以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 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 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 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求真务实、改革创新, 艰苦奋斗、清正廉洁, 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参照系与科学理论的建构和创新 第7篇

一参照系及其认识功能

参照系是由一定维向(序列)构成的符号化的物质关系系统,是主体用以确定对象的性质及其量的实践关系。维向是指主体用以度量客体某一性质及其量的关系序列,是一种被赋予理性因素的符号化的物质关系系统。维向有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有在观察和测量仪器上体现出来的序列,如尺、钟、天平、温度计、光谱仪、货币等等;有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物质关系的序列,如不同物体构成的空间位置序列(参照物)、周期性事件构成的时间序列、元素周期律、生物种属序列、人口分布、血缘关系、价格体系等等;也有体现在感官上的各种序列,如视觉器官上显示的颜色序列,视网膜上确定空间位置的序列,听觉器官上确定音阶的序列等等。

具体事物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对事物的性质的把握就需要借助于许多的维向来进行,这些共同起作用的维向按一定的方式构成参照系。从可能性看,具体事物具有无限多的性质,这种无限多的性质在无限多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用以界定具体事物的维向是无限的,这种无限数目的维向所构成的参照系可称之为开放参照系。然而,在现实认识中,人的思维不可能将事物的一切性质和关系都详尽无遗地确定出来,开放参照系只能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参照系。要使认识得以进行,必须对参照系的维向数目做出某种限制,如在无穷可能序列中抽取出有限数目的维向,或者抽取出某一特定的无穷序列。作出了这种限制之后,参照系就具有了一种相对的封闭性、稳定性和不变性。具体讲,就是指构成参照系的各维向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完备性。即要求各个维向之间有一种非重合、非包含的关系,以保持认识在逻辑上的清晰;要求构成参照系的维向数目充分、完整,以保证对客体性质较全面的把握。其次,参照系的稳定性、不变性还体现在维向上各元素位置排列顺序的不变上。对于量化程度较高的认识领域,还要满足维向原点(如坐标原点)和维向上元素间隔的不变,这样,我们才能较准确地确定对象的起始点和对象的量值、单位等。当然,参照系的封闭性、稳定性、不变性也并非绝对,在一些非量化的领域中(如文学、艺术等),参照系可能就会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其稳定性、不变性也会减弱,非理性的因素也相应增加。

参照系作为我们进行经验观察的中介系统,它的基本功能就是示度功能,这种功能又是通过投影来实现的。在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主体借助参照系这一中介系统与对象发生联系,在参照系上形成某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共生态。这种共生状态既是客观真实的,同时又在参照系符号群中获得符号意义。这种符号意义的状态的形成过程就是对象在参照系上的投影,我们由此而获得关于对象的经验认识。投影并显现于参照系上的符号及符号组合,就是经验符号。变换也是参照系的一个基本认识功能。变换,就认识论讲,是主体对物质对象的改造、改变、干预,是从一种观察测量方式向另一种观察测量方式的转换。[1]在参照系的变换中,能保持不变的东西,就是普遍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而表达这种普遍、规律性东西的符号便是理论符号。在科学体系中,理论符号表达为理论词项和理论陈述。[2]

二对象世界及学科体系的界定和建构

马克思曾谈到过,“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3]通过实践,客观世界才能作为人的认识对象,作为对象化的客体进入人的认识范围。而参照系正是作为一种实践关系而引入的,它是同时具有主客体两个方面属性的中介系统,是一种二重性的存在。一方面,参照系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物质关系,它能与客观对象发生现实的物质相互作用,并以自己的状态和状态改变来显现对象的属性及其关系,为认识提供了客观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参照系又作为一种形式化、符号化的序列结构系统,包含着人们对不同物质关系系统的选择和对各种度规、符号的约定,与人所处的自然生态条件有关,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关,凝聚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各种因素。借助于参照系,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状态便能以符号、信息的方式进入主体的思维领域,实现对客体的认识。

由于物质世界的复杂多样性,用以把握对象的参照系也是复杂多样的。如罗嘉昌所说“能够使所有的性质都统一地显现出来的绝对参照系是不存在的。”[4]因此,我们只能用不同范围、层次以及不同角度、方面的参照系去把握和界定特定的对象,对象也就成了相对于特定参照系的对象了。也正是参照系的不同,同一个东西对于不同的主体、不同的立足点、不同的角度,会得到不同的对象。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过这一点:“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3]马克思在谈到“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的时候,还特别补充了这样一句话,“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3]就参照系的意义上看,这句话是不难理解的,如前所述,人的感官作为某种(既是体现了主体因素的符号化序列又是现实的物质关系)参照系的维向,它们对对象的界定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样,作为一种实践关系,参照系便能在客体与参照系之间所进行的物质相互作用中,通过参照系的投影、变换等实际操作过程,把客体纳入一定的实践关系之中,从而实现客体的对象化,实现对客体的界定。

参照系在界定客体的同时,自己也和对象化的客体共同构成某一特定的对象世界。孤立的、抽象的、“在我们之外的”实体是不存在的,正如列宁所说:“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7]。我们只能把客体纳入一定的实践关系之中,把客体与参照系之间所进行的物质相互作用考虑进来,才有可能获得客体的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具体认识。因此,我们的认识对象就不仅仅是某个单纯、抽象的本质或实在,而是在一定关系中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整体,我们的知识体系也不仅仅是单纯的范畴、规律,而是与一定认识条件、认识手段相联系的经验和理论相统一的知识系统。当然,不可否认,存在着我们尚未认识的东西,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这些尚未认识的“自在之物”总是要转为“为我之物”。但是,对这些东西的认识过程,必定包含着参照系对它的界定过程,包含着使它对象化并转化为现实客体的过程。

那么,参照系如何在它所界定对象世界认识的范围中建构一定的学科体系呢?前面谈到,由于不存在把具体事物的一切性质都显示出来的参照系,人们只能对无限可能的维度进行约定和选择,参照系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的封闭性、稳定性和不变性。这种相对的封闭性、稳定性和不变性使学科的分类有一个确定的界限,使科学中的观察、测量就有一个稳定的标准,也使一定的学科体系中的严格的逻辑运演成为可能,是保证认识上逻辑一致性的理性基础。

示度功能是参照系的一个基本认识功能。由于参照系的二重性,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显现于参照系上的状态,既是真实的又是符号化的。也就是说,这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状态或共生态,既可以被看作是由事物本质决定并在特定关系中表现本质的现象,也可以看作是对象在参照系序列上的符号显现,它能在参照系序列上的整个符号群中获得意义。这种符号显现过程就是投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观察、测量等,其实质就在于确定状态与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投影显现于参照系上的符号及符号组合关系就是经验符号。在科学研究中,经验符号往往又以观察术语、观察陈述或观察数据来表达。对量化程度较高的学科,投影一般是以数值符号的形式出现,并通过某种仪器和一定的操作而实现。如温度计作为温度的测量器,也是温度量序列化的具体体现,是基于被测对象与温度计在温度上同态的特性,通过读数而赋予被测对象在温度上的符号意义,实现投影。电流强度通过电流计来实现投影,原子跃迁通过光谱仪来确定等等。而对于量化程度不高的学科,或日常生活领域中,对象的性质和量在参照系上的投影则更为复杂,往往要通过调查、或建立某种直观模型而实现,其符号形式也往往表现为某学科的特定术语或某种自然语言。比如要认识某个人,当然可以通过眼睛看,在视网膜上确定这个人的空间图像投影,然而,单凭这种图像投影,是无法获得关于这个人的全面认识。我们还要借助于社会关系、生理及心理结构序列等维度来认识他,这些序列是通过调查、通过以往的认识等方式建立起来的。

变换也是参照系的一个基本功能。变换,具体讲就是从一种观测方式向另一种观测方式的转换,也是通常意义上讲的视角变换。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就是用来实现这种变换的,通过对对象进行干预以改变其状况和进程而达到参照系变换的目的。人类学方法所追求的“文化震撼”也是通过在异文化之间进行变换而实现的。变换的目的在于确定不变性,即确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如爱因斯坦所说:“普遍的自然规律是由那些对一切坐标系都有效的方程来表示的,也就是说,它们对无论哪种代换都是协变的”。[8](所谓协变就是变换中的不变性,或称为对称性。)这种参照系变换中的不变性,在量化程度较高的学科中,体现为不变量和不变原理,如力学中的万有引力常量、普朗克常量等不变量,以及惯性定律、牛顿第二定律、引力定律等基本原理。

借助于投影和变换,我们就可以在参照系的意义上,对一个学科体系中的经验符号和理论符号作出区分,即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投影并显现于参照系上的符号就是经验符号,而在参照系变换中保持不变的符号则是理论符号。然而,根据投影和变换而对经验和理论所做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某些东西对参照系一定方式的变换保持不变,而对另外方式的变换又不能保持不变,表示这些东西的符号既可能是经验的,也可能是理论的。这样,参照系上的整个符号系统便呈现为一个从经验逐渐上升到理论的有等级的层次结构,即“经验—理论符号系统”。可见,借助对象在参照系上的投影和参照系的变换,人们可以确定出一个学科的经验-理论符号系统,建立起一定领域内逻辑相对完备的知识系统。

三参照系与科学理论创新

参照系具有界定和建构一定学科体系的作用,但这种界定和建构并不意味着它是对科学发展的限制,事实上,科学理论的许多重大突破,恰恰是由参照系而引发的。科学的创新往往来自于问题,当旧的理论框架无法与新的事实协调一致的时候,人们就会建立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解决这些问题。但问题在于:新的理论框架的建立并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既包含着理论又包含着经验的实践问题。只有立足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我们才能对科学理论突破与创新有一个真切理解。而作为人类实践关系的参照系就能给我们提供理解科学理论创新的思路,进而了解科学理论的突破与创新得以实现的具体内容、途径和方式。虽然如前所述,参照系具有封闭性、稳定性和不变性,但这种封闭性、稳定性和不变性也只是相对的,它在本质上是开放的,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新的序列来建构新的参照系,或通过重新确定一些不依赖于参照系变换的不变性和不变关系而建立新的符号体系,使人的认识进入新的领域。

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日心说与地心说的不同,可以说就是参照系原点选择的不同,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在《物理学的进化》中谈到:“我们应用任何一个坐标系都一样。‘太阳静止,地球在运动’,或‘太阳在运动,地球静止’,这两句话,便只是关于两个不同坐标系的两种不同惯语而已。”[9]指出了两大体系斗争的实质,即两个不同的坐标原点的选择决定了哥白尼和托勒密的不同理论建构。近代力学的兴起,与惯性参照系的建立密切相关。也只有在这种较严格、精确的惯性参照系上,以前纯粹运动学研究才能进入动力学领域,力学中的各物理概念才获得统一的经验和理论意义,力学才能进入一个更深刻、广泛和精确化的层次,从而区别于古代力学。相对论与经典力学的不同,就其实质,是参照系变换关系的不同。伽利略最早研究了具有相对运动的两惯性系间的变换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伽利略变换理论。但伽利略变换不能使电磁学定律在变换中保持不变,为此,爱因斯坦从光速不变出发,结合相对性原理,导出了洛伦兹变换,在洛伦兹变换中,力学和电磁学定律都是协变的(变换中的不变),由此而实现现代物理学的变革。[10]不仅物理学的重大变革如此,在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在化学中,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建立在自然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于元素周期律的发现,使我们能建立起由元素周期序列而构成的参照系维度,在此基础上,人们就可以将过去研究的各种物质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中,对各种化学元素以及化合物的性质作出统一的说明。生物学中的种属序列、物种进化序列及DNA序列等等,也都是在建立新的参照系基础上,对旧有认识框架的超越。当今科学的基本现状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统一,表现为学科之间不断交叉、融和,其中也必然包含着各种视角的选择和转换,各种符号序列的建构和重构,各种尺度、标准的约定等,这些都可以从参照系的意义上得以说明。

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和创新上,参照系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在经济领域中,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就以价格、商品量、偏好、约束条件等为参照系的基本维度,并把这些维度与理性人、偏好稳定、市场均衡假说结合,建立了一套逻辑严整的“经验-理论”符号体系,并以一种席卷天下之势向其他领域强力渗透。它不仅把这套符号体系和分析工具应用于普遍市场化的社会,也应用与非市场的社会,用于人类一切行为的分析和解释。这一方法及其分析技巧由萨缪尔逊和德布鲁业发展和完善,并由加里·贝克尔等经济学家发挥到极至。而熊彼特则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专门讨论了创新的问题,并把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他认为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些不同的生产要素序列就构成了我们对生产过程进行分析的参照系维度,由此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11]在社会学领域,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专门讨论了行动参照系的问题,他认为“这个参照系实际上就是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不能再简化的基本框架”,[12]并把目的、手段、条件和规范作为行动结构的基本成分,即作为行动参照系的基本维度,他还谈到,“如果不把这四种结构性成分一一说明,就不可能对一项行动作出有意义的描述。”[12]在人类学领域,其方法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多视野的观察与多样性的理解,它聚焦于某个具体、特殊的事例,又将之投射于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各个系统和维度上,在多层面、多方位,及跨学科、跨民族、跨文化维度的变换而对自身和他者的社会、文化进行反思和理解,显示出其具体性、多样性与综合性、整体性相统一的特质。参照系及其变换的方法,也在许多人文色彩非常浓厚的学术探讨中得到充分的展现。由于人类社会的多维性,特别是对诸如存在、自由、意志、交往等问题的讨论,多视角的观察和多维度的变换被人们特别地加以强调,现象学的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普遍应用正反映了这一现状。现象学的方法就是要求不断变换观察世界的角度,在无限多角度的自由变换中,把“现象”呈现给我们,而实现现象学的“超越还原”。

在技术活动中,技术的创新也同样离不开参照系。一方面,在参照系的选择、建构、变换中,就包含一系列复杂的技术因素;另一方面,对技术的理解和认知,也同样涉及维向选择、标准约定、仪器选择、观察和测量的方法等问题。因此,科学理论的创新,同时也意味着技术的创新,科学和技术在参照系上是不可分的。对于当今的信息、生物等高科技领域,我们也可以从参照系的投影和变换角度加以理解。比如,在某地拍摄一幅景象,通过卫星转播,最后到观众电视屏幕上。这一过程就包含着参照系(通常说的各种空间和序列)的问题,包含着一系列的投影、变换及不变性的问题。景象本身就是一种投影,即在大地的空间位置序列、光的颜色序列、光的明暗强弱序列等参照系的维向上的投影;景象的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又采取光、电、数字或其他的复杂序列形式,这就是一种变换;最后把图象在屏幕上再现,体现的就是变换中的不变性的问题。又如生物DNA谱系,本身作为一个序列就具有参照系维向的意义,我们也可以在显现、变换、不变性等意义上理解它。

总之,作为一种实践关系系统,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中的“中介”,参照系充当人们把握和界定认识对象的尺度,它使一定学科的“经验—理论符号系统”得以建立,并通过新的维度的选择和变换而实现科学理论的创新。各门学科的建立,学科的分类,学科体系的分化,新的学科体系的诞生等等,都可以在参照系的意义上得以理解。

参考文献

[1]古祖雪.玻恩的不变量思想与现代科学的认识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7(2).

[2]蒙爱军.参照系及其认识论意义[J].宁夏社会科学,2000(10).

[3][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7,126,125.

[4]罗嘉昌.客观实在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7(2).

[7]列宁选集(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8.

[8]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C].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284-285.

[9]爱因斯坦,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M].周肇威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6-157.

[10]蒙爱军.科学变革中参照系的作用与意义[J].科学学研究,2007(5).

[11](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第8篇

一、转变发展观念

社会发展观本身的变化进程总是与实践的进程、与社会本身发展的进程密切联系着的, 有一个由浅入深、由单线到多元的过程。发展主题的这种变换和社会发展观的深化, 是随着实践而深入的, 随着实践提出的主要任务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以及主要矛盾不同而变化的。

1. 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理论演进的简述

西方国家自近代已来在社会和生产发展上走在前列, 发展问题也在那里率先呈现出来, 向人们提出解决的要求。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为它们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条件。

长期以来, 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观念和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 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 人们想方设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把创造物质财富看做国富民强的一切手段。似乎只要经济增长了, 一切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社会进步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人们倾向于把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看成是可以任意取用的, 把自然环境看成是永不耗竭的, 把经济增长中的社会公正和人的生存境界提高看做自发实现的。从而忽略了这也要像经济增长一样, 是要通过政府和全社会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不错, 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 但是社会进步是一个复杂系统, 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中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社会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实践中, 传统发展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必然造成资源逐渐枯竭、环境逐渐污染, 出现资源短缺、石油枯竭、土壤沙化、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等威胁人类进一步发展和生存的“全球问题”;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表现为人的异化, 如贫富差距悬殊、剥削与被剥削、社会地位不平等、金钱拜物教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这表明社会公正、人的全面发展还远未实现。不管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上看, 这种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都是带着某种畸形的发展。

对此, 富有远见的思想家很早就开始了反思,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这种声音越来越大, 终于使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在人们的意识中逐步让位于可持续发展观和全面发展观。发展主题也从单一经济增长变为人的全面发展, 这是我们关于发展观的重大变革。马克思是最早批判片面发展而主张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家之一, 他说:“财富的新源泉, 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 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 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2]恩格斯也说, 我们把自己当做自然界的征服者, 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他告诫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爱因斯坦把人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看做一个系统, 他认为, 科学技术、道德、经济、政治和艺术等“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枝。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 把他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境界提高, 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 批评片面追求某一个方面的畸形发展, 主张全面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 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和中下层人民要求公正的运动不断增多, 以及在欧洲、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发生的危害严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促进了人们对旧发展观的深刻反思, 以及树立新发展观、采取新行动的紧迫感。

2.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科学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为基础、以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逐步展开为依托的。实践中, 我们的发展观念也经历了一个类似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观的变化历程。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上一向重视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共产党一向把人民利益的实现作为奋斗目标。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和畸形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和异化的扬弃, 是在更高基础上“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 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关于社会, 他们认为应当是以生产力发展作为基础, 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艺术和哲学等等相互联系而全面发展的;某个具体时期某个因素可能显得特别突出, 整个社会发展又有趋于协调和平衡的要求, 社会发展就是由相对平衡到相对不平衡、再由相对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不断演进过程中。他们的全面发展思想虽然没能在那个时代有好的实现, 但其思想探索是宝贵的。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个重大课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1956年,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 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 对正确处理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关系作出了深刻论述。1957年,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 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 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要求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包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解决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 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解决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 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以解决全国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断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 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 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强调发展是时代主题、是硬道理;邓小平讲发展, 在讲经济和GDP增长时也讲人的平等和社会进步, 讲物质文明发展也讲精神文明发展, 讲经济增长也讲重视环境, 讲先富也讲共富, 讲通过体制改革发展生产力也讲通过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他强调, 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 成果是属于人民的。但在实践中更侧重于前一个方面, 他讲的发展目标“温饱”、“小康”也主要是以物质生活和经济水平来衡量的。这是当时的主要任务和社会条件决定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 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们党肩负的新任务,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江泽民强调可持续发展, 认为它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三个代表”的发展观发扬光大了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三个代表”发展观的价值取向始终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 其“本质是执政为民”, “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 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 “关心群众疾苦”, “要特别关心那些工作和生活上暂时遇到困难的群众, 把他们的事情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重点考虑, 重点解决。”“三个代表”发展观把代表先进生产力作为一切发展的基础, 在此基础 (且只能在此基础) 上实现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它认为社会发展是全面的,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同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 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4], 发展要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整体推动、相互促进、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人与自然是和谐的, 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 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

二、破解发展难题

为什么党在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初期都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人和社会全面发展乃至科学发展观呢?这是因为每一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和主要任务不一样。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 任务本身,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 才会产生。”[5]发展任务是随着实践的逐步展开而提出来的。建国后直到改革初期, 中国社会发展压倒一切的主题是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和生存问题, 此外还有国家安全和农业经济向传统工业经济的转变。中国是生产比较落后的国家, 不发达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因此, 发展生产, 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 使广大人们过上温饱生活, 是我们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尽管发展生产的方法不同, 有的甚至是不正确的, 但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个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心任务基本上没有改变过。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 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十多亿中国人制造了堪称奇迹的经济增长, 它给中国人带来的福利、给中国国力带来的增长, 都是毋庸赘言的。要发展经济, 是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经验, 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手段。但是, 长期以经济增长为中心, 长期以自然资源消耗和劳动力投入带来的高速增长, 也积累了不少经济社会问题, 付出了资源环境的沉重代价。

现阶段, 社会发展要解决的问题不少。概括地说,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不是针对经济发展速度不快、成绩不大的问题, 而是针对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经济社会发展不全面、不协调, 进一步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的问题。如:一是经济增长质量不高, 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没有转到低投入、高产出的轨道上来, 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大。二是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 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完善;行政人员膨胀,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继续进行, 政府职能还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当家做主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 职能要进一步转变。三是城乡差距拉大, 三农问题严重。农民和农业为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作出重大贡献和牺牲, 现在的经济增长主要地依靠非农产业, 农业成了弱势产业;农民收入低, 农村教育、医疗条件差, 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 农民进城就业又存在一些问题, 使他们成了最大的弱势群体, 城乡收入差距平均3.11倍, 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另外, 农村还存在县乡财政困难, 向农民收费项目多, 有的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土地不足,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等问题。三农问题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最大、最难解决、也最尖锐的问题。四是东部、中部、西部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 在收入和社会面貌上存在不小差距。开放的城市与封闭的农村、发达的东部与落后的西部形成强烈反差, 有人形容为“一个国家, 四个世界”。五是个人收入差距拉大。收入最高的5%的人, 占社会总收入的20%, 也是世界上此项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六是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这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直接导致的恶果。从世界银行2000年底公布的数据看, 中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比重是惊人的, 20世纪70年代初占GDP的6%~7%, 1980年前后达到峰值, 高达30%。由于中国技术水平低, 生产同样的产值耗能是发达国家数倍, 原材料浪费严重。据统计, 中国每年有约3 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沙化, 沙化总面积达260多万平方公里;全国有63%的河段失去饮用水功能;生物多样性减少, 大气污染严重, 全球十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六个在中国;资源短缺, 尤其是水、石油、土地和森林短缺严重。七是社会保障体系薄弱, 社会保障范围小, 层次低。以上都是前进中的问题, 我们要用发展、改革和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正因为如此,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坚持城乡、区域等“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 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新的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

三、创新发展理论

1. 拓宽和完善了发展思路

科学发展观以新的视野审视世界各国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 以新的理论概括提炼了我们党半个多世纪对中国发展问题认识的一切重要成果, 把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融会贯通, 并注入了鲜活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 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 从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系统而明晰的坐标。它转变了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观, 代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实现了靠谁发展与为谁发展的统一;努力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的、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发展, 代之以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努力谋划人、社会、自然的均衡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科学发展观与各种非科学发展观念的区别, 并不在于要不要发展, 而是在于怎样发展。围绕这一主题, 我们党从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领导集体, 都作过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总结, 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和发展布局等方面作出过一系列理论贡献。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思路上的鲜明特点, 就是强调立足全局、注重统筹兼顾。一是强调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的辩证统一。二是发展布局的“五个统筹”, 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三是强调发展模式、发展机制的优化和创新。

2.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科学发展观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以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和如何科学地评价发展等系统的理论观点,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补充了极为重要的内容, 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也深化了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它还提供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理论基础。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新世纪新阶段, 我们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要继续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使之更好地优势互补, 相得益彰。科学发展观由于其蕴涵的人文价值和科学机理, 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新的理论方向。

参考文献

[1]胡锦涛.中国的发展, 亚洲的机遇[N].人民日报, 2004-04-25.

[2]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775.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83.

[4]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161-162.

论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第9篇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被统一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起写入党章。

1 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

1.1 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是指导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思想。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从根本上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

早在2003年,胡锦涛同志就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对科学发展观进行论述,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1.2 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任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历史和环境。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建设历史深思酝酿后形成的,是在推进中国改革进程中不断完善的思想理论。刘以顺[1]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为邓小平思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客观条件,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借鉴。正是有了对国家如何建设的深思熟虑,才有了中国一系列的改革发展措施,也才真正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为邓小平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提供了历史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成功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得出的理论。到21世纪初,中国已从闭关锁国、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对外开放程度高、国民经济和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发展中大国。但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不协调、不可持续及部分区域的贫富差距大、生态破坏严重、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果不断出现等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徐东、张国镛[2]提到,早在1999年,胡锦涛同志就已经针对经济发展的问题指出:“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树立科学的发展观。”2003年年初,我国非典疫情爆发之后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引起了新一届中央政府对发展观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科学发展这一课题,中国的发展要从追求发展的数量和速度的阶段,进入追求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的阶段。

2 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2.1 解放思想是科学发展的前提

要想发展,首先得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思想被“两个凡是”所禁锢,谈发展很难,更谈不上科学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激活被禁锢了10年的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理念的提出,都是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倡导的发展理念。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从发展的数量到质量的提升过程。从哲学的角度来讲,邓小平理论中所提到的发展,就当时中国的国情而言,是量变的过程,而科学发展观则是质变的过程,追求全面、和谐发展。

2.2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科学发展的必须

龙平平[3]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科学发展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邓小平理论得以在我国形成和发展,这与其实事求是是分不开的。邓小平理论所有内容的产生,都是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与中国摸索改革发展进程是分不开的。而实事求是,也是科学发展的必须。离开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谈科学发展只是画饼充饥。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壮大,必须以摸清地区实情为依据,结合国际趋势进行。

2.3 发展是邓小平理论论述最多的内容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发展的现实缩影和历史见证,其论述发展也是最多的。从最初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经济特区到“三步走”战略,从精神文明到物质文明,从民族自治到“一国两制”,都是论述中国该怎么发展、如何发展的事情。“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都是论述发展实质的最好佐证。

3 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3.1 科学发展观论述的是在新世纪下中国如何发展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理论和经验总结,更多的是阐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则是论述在新世纪,如何使中国健康发展,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课题。从更深层次讲,就是处理好在国内优质发展和在国际优势发展的问题。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在发展中又掺杂了很多因素,诸如改革进程中所暴露的体制机制问题及资本主义政策和资金强势主导的世界环境下如何平衡国内与国际发展的问题。在国际经济和政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国经济,是科学发展观涉及最多的话题。

3.2 科学发展观注重的是发展的质量

在积贫已久、百废待兴的年代,中国的建设强调更多的是快速发展。邓小平说过,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经验可循。在更多的情况下,发展讲求的是速度,因此就有了“深圳速度”的诞生。在发展的进程中,往往不能兼顾多方利益,有时甚至会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为代价。不少人、不少地方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对经济增长也仅理解为扩大规模、增长数量、加快速度的外延式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热衷于GDP的增长率,不断制造众多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就是其典型表现。

而科学发展注重的是发展的质量,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不再以GDP增长论,而是强调绿色增长、和谐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资源得到合理和有效利用,自然得到保护,人得到物质和精神的享受。

3.3 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全面和可持续发展

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鲜明主题。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是1978年以来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但其有历史的局限性[4]。今天面临的一些问题,当时还没有出现,或者还不严重,追求得更多的是发展的速度,往往较少涉及可持续发展。

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指出不能单纯以GDP的增长来代表发展,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要统筹考虑,协调好各方和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和利益关系;发展要可持续,处理好发展的近期目标和远期长久发展之间的关系;政府调控经济和促进发展,不能违背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在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全面和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核心都是论述发展这一课题。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所提及的实质内涵,都是从邓小平理论延伸而来并加入了时代的特色;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创新,突破了邓小平理论有关发展论断的历史局限性。

摘要：文章从理论本质、思想精髓、产生背景、历史意义、实践指导等方面,探讨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即两者一脉相承,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发展,科学发展观

参考文献

[1]刘以顺.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渊源[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1):47-53.

[2]徐东,张国镛.胡锦涛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阶段分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1):17-20,53.

[3]龙平平.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1):13-16.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研究 第10篇

一、后现代系统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于它的有机整体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自然界、社会、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群构成。整个系统一旦形成，其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等就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目的性。按照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的观点，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包括整体论和有机论。整体论认为，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拥有内在联系。有机论认为，具有内在联系的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是一种动态生成关系。整体有机论对“有机”、“整体”、“内在联系”的强调提示人们：人类与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之中而且也包含在自然之中。[1]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把事物看成是完全外在的、机械作用的，无视内在的和整体的联系的还原论的方法，主张科学应将其方法建立在整体的有机性基础之上，只有用整体论研究宇宙与科学的统一性，才能超越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经济主义、生态危机等种种现代性的消极后果。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正是在吸纳和扬弃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些科学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它的有机整体性。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揭示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认为在发展过程中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有机联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认为，系统性表现在一切方面，正确使用系统思想进行分析，可以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任何事物(包括系统)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它既具有矛盾运动、发展变化、否定自我的力量，同时，也存在肯定自身、保持自我、维护自己整体和统一的属性。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统一性。并认为，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内涵着增长、稳定、公平、民主、价值等要素，但发展并不仅仅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还应包括自然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决定了任何发展都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矛盾和曲折、不平衡的过程。发展不仅是个理论概念，更是个实践的概念。因此，无论在宏观决策上，还是在微观制度上，后现代系统理论始终应该成为人们的指导思想。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有机、非整体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引导人们以片面的目标与状态从事要素群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碎裂了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其结果不仅难以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相反还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有机整体的高度有效克服了这些传统思维模式的弊端。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还在于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性控制和现代社会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强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把握，尽可能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社会群体的不安定和环境的过度污染。而在信息社会和虚拟世界中，信息既非“纯粹物质”，也非“纯粹精神”，是主观和客观内容的统一。它作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其意义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虚拟性、建构性、能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对性、协同性及实用性，与人之生存状态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2]。科学发展观认为，由于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部分组成，因此，信息是一切系统保持一定结构、实现其功能的基础。社会各子系统只有拥有更多的信息，才能有助于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做到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理性控制和理性发展。由于经济社会各子系统具有耗散结构，它们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引入负熵，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熵交换联系，在熵交换的过程中，经济社会本身的作用相当于经信息流来调控系统间的熵交换，减低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内部的熵增，合理地分配负熵，走向共同有序与发展。科学发展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在熵交换的有序均衡性上提升了系统的人文精神，达到经济社会整个系统的和谐，共享负熵，走向共生的发展之路。在国际上，通过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大环境，掌握世界先进技术、发达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发展信息，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制定卓有成效的决策;在国内，使全体人民能够及时获得更多国际国内的最新技术及政治经济、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信息，包括涉及这些信息的新内容与新知识，增加国内人们对于获取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减少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不确定性，消除经济社会系统的熵增现象。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更在于揭示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平衡理论、非稳定性转变规律、非突变式质变过程。

首先，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而平衡是需要有文明程度与制度、立法等来保证的。科学发展观并不否定差别，更不是主张经济社会绝对平衡的发展观，而是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使差距控制在社会系统能够容许的限度内，使经济社会在适度发展差别中良性运行，从而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一方面主张发展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主张发展的渐进性，要让人民认识到，发展是分层次的、有先后的，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时点进入同一个层次的小康水平。

其次，后现代系统理论承认发展的非稳定性，但是，更关注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转变规律。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稳定是动态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状态。这种动态的稳定，不是封闭式的绝对稳定，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开放式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着局部变化而全局相对不变的大局稳定，是一种通过对局部变化的制度化调节而保持全局稳定的动态平衡。例如，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一致，甚至尖锐对立，但它并不影响经济社会总体的健康发展，倘若管理者能高度重视发展中具体而微的民生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适疏导，就能达到更高层面的社会稳定。

再次，后现代系统理论主张社会发展的非突变式是常态，是和平演进的量变过程，而非冲突式的社会变革。按照系统的相变理论，如果中间过渡态是稳定态，相变过程就是渐变。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重视非突变式的常态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现阶段，人们都更加注重社会变革中的非冲突形式和渐变过程，强调缩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贫富差距，强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人们的公平正义，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主旨之一。

二、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基本内涵在于它的动态共生

从后现代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所谓动态，是指一个具体系统如果不同周围其他系统发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即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和交换，它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因此，系统运行状况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系统与环境的互动。所谓共生，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种现象，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和趋势，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共生”还包含和谐的基本指向，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共生、不同文明的共生等各个方面。这种全面的共生观念不是简单的概念堆，而是应内化到具体的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之中的核心理念[3]。一般来说，动态共生是一个复合概念，在实践中不可分割。

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观认为，个体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改变的;开放系统随着时间而改变和发展，并日益复杂化，而不像封闭系统一样在既定均衡和非均衡状态之间摆动;系统变化体现在其内部的各个参数内;系统内没有一个发展状态或阶段是静止的。动态共生的系统又是一个自组织、自纠正、自稳定的系统，发展过程存在多种可能性，但其结果却具有普遍性。在动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点非常重要：(1)子系统在与整体保持一致的过程中缺失了灵活性，但更加稳固;(2)如果整体内某一个部分显著，则系统集中于那个部分，且这个部分有一个重要的顶点，在这个点上，当系统处在一个敏感状态时，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将改变系统的基础状态[4]。由此可见，发展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系统的变量互动变化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强调动态共生。以往的发展观，因其片面性，所以都未能形成科学的发展理论体系。现代社会的发展观历经了工业文明观、增长极限论、可持续发展观、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六个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产生了综合发展观，加进了对“人”的因素的研究，但当时还并没有突出人的地位。至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上，“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发展观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完善，但它们都缺乏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共生理念，都未能把握发展过程的本质特征，也因此都没能进入科学发展系统理论所追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境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我国国内相继发生的南方雪灾、四川汶川大地震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灾祸，因此，如何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吸收和综合人类社会发展研究的优秀成果，深入研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不仅涉及自然界、社会，还涉及人的精神领域。这些研究，摆脱了以往各种片面的发展理论中单纯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忽视人的伦理判断和道德底线的设定，从哲学的高度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而实现在扬弃中达到经济社会动态共生发展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学说还主张，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的过程，由于共生的元素的多样性，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前进中的问题只能在前进中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只能靠加快发展和科学发展来解决。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这个观点的坚定持有者。

科学发展观认为，后现代系统理论，特别是它的动态共生学说，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的需求，合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这个规律同样是对动态共生的科学发展逻辑的尊重。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吸收了其他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都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反过来，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又更好地促进了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在探索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等现实问题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众所周知，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是全球性问题。对尚处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这些问题尤为严峻。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太慢则难以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需求，经济增长过快又极易陷入人口、资源与环境的恶性循环。传统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如西方人口经济学理论偏好技术分析，而忽视人的因素;我国人口经济学理论则侧重制度分析，而忽视现实需求;新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又大多是以新古典范式，试图破解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虽然它们的阐释均具有各自的部分合理性，但均难免视角陷于狭隘，无法根治经济社会发展所遭遇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问题。究其根源，或是过于陷入理论演绎，或是过于就事论事，因此，都未能从理论上真正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动态共生的核心要义。而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则能最大限度地阐释这些问题并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如关注人口增长的适度规模问题、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问题、环境保护的自律与监控问题，等等，无不可以动态共生的理论来开拓人们的思路，求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人与自然和谐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善待自然便不能善待人类自身，而不能善待人类自身显然不符合人类追求自由发展与完善的终极目标。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主张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改变消费模式，避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抑制人口膨胀，缓解地球生态环境压力;提倡全球的绿色运动，倡导生态文明等，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和解，二是人同人本身的和解[5]。而“和解”首先便是和谐。

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物本、神本、近代物本到人本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原始物本强调构成客观自然界的各种具体物质元素，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世界的本源，尚未涉及人的重要性问题;在中世纪，神本思想成为奴役人的工具，现实世界的人只是神的奴隶;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利益，提倡个性自由。但资产阶级革命后，又异化了早期的人本精神，把社会发展理解为就是发展经济，形成近代的“物本主义”。物本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经济人”，物的增长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一切发展都应该以人为中心，最终形成了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人是自然的主人，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必然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导致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无休止、破坏性的索取和掠夺，忽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反自然的价值观，不能不说是导致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人与自然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的两个部分，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反对人类优于自然的观念。提出消除人与自然的敌对的或冷漠的异他关系，重建一种联合的、快乐的人与自然的系统关系。主张人类应既充分有效地运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善待自然，反对那种靠大规模地破坏其他生物来获得人类社会“进步”的形式，否则，人类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实践价值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这些内在逻辑。

1.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强调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

后现代系统理论看到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生态观，主张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和谐共生，其积极意义已远超出生态本身的境界。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指家或者人类的环境。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而“人态”通常指的是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精神生态健康、人格生态健全，才能真正理解和实践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和谐相处，才能真正实现哲学意义上的和谐。人当然有改造自然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样有呵护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人与其他物种都是宇宙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享用自然并非人类的特权，而是一切物种共有的权利。要使人类和自然能够共同发展，人类首先要在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倡导在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无论是传统生态观，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既没有正确认识自然生态，也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人态”，更没有认识到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关怀最终是为了人的，同样也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6]当代社会，人类之所以面临着生存危机主要就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环境问题归根结底仍是人的问题，人如何对待自然界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待自身的问题。

2.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在于它全面整合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观。

后现代系统理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二者互为逻辑前提入手，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其前提和条件，而且从人类发展的实践困境和生态伦理学的逻辑困难双重前提出发，将后者归结到前者来解决，因而获得了更有力的说明性。它一方面立足于人的尺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而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另一方面立足于自然的尺度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也是一种环境主义的价值观，它实现了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友的结合。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观是人口、经济、环境等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它将人类的经济活动、环境保护活动与培育健全人格、造就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7]。它要求把握好“以人为尺度”和“以自然为尺度”之间的必要张力，明确在什么条件下以人为尺度，什么条件下以自然为尺度。正确把握和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演化规律，自觉而积极地协调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复杂关系，真正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共赢和谐发展的境界。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并不寻求对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科技也不再是征服自然的统治工具，而是维护并增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加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的命运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要求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广范围内采取有效的协调行动，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推动人与自然同生共存的发展。

3.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表现在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平等观，主张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

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人与自然平等观并不是指不能消耗自然资源和对生态进行“必要伤害”，而是指这种“必要伤害”必须设定生态底线。“必要伤害”是人类为了发展而对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损害。“必要伤害”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伤害”现象，并以“伤害”的形式维系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对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必要伤害”虽然有它的自然生态学意义，但不能因此就成为人类大肆挥霍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理由。主张，“必要伤害”的底线是：第一，它是一种条件伤害。即这种伤害是有条件的，主要是指伤害行为的实施只有在人类和自然发生冲突时进行，才是合乎道德的，才是能够被容忍的。第二，它是一种限度伤害。这种限度，从个体上说，对个体的伤害不能危及到该个体的种的灭亡;从整体上说，这种伤害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第三，它是一种特殊的保护。这一特征是从必要伤害的另一层面来表达的。如人类通过利用一种生物的天敌来限制另一种生物的过度繁殖，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再如，令人通过科技手段采取节育来保持人口的生态平衡等[8]。设定“必要伤害”的底线，前提是生态安全原则。生态安全包括生物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态系统安全这几方面组成的安全体系。生物安全和环境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基石，生态系统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核心。没有生态安全，系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在生态安全的原则下，“必要伤害”的底线才有现实意义。在人与人的平等观上，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既要求代内公平，也要求代际公平。代内平等的原则强调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机会均等，在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代内公平要求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公平分配和负担，主张谁污染谁治理，谁最先享用了地球、最先破环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谁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发达国家对“全球生态赤字”理应负有更大责任。而代际平等的原则要求当代人与后代人享用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权利均等。人类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不能以牺牲环境和后代人利益为代价换来现代人的高速发展，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特征的“绿色文明”。

参考文献

[1]朱传信.后现代“整体有机论”的生态和谐意义[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5) .

[2]张之沧.“信息”的后现代解读[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6) .

[3]李刚.科学发展观与“系统和谐论”[J].党史文苑:下半月学术版, 2007, (12) .

[4]陈向阳, 张艳玲.动态系统理论研究进展[J].社会心理科学, 2007, (5) .

[5]海瑞.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与原则探讨[J].现代商业, 2008, (21)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35.

[7]汪才明.和谐发展:发展伦理学的价值核心[J].安徽大学学报, 2008,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