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月亮和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赛特–毛姆创作的优秀小说之一。在小说中, 作者毛姆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并以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为原型, 讲述了一位经济条件优越的证券经纪人在中年时突然抛弃家庭和事业, 独自前往巴黎等国追寻自身艺术梦想, 创作了许多杰出画作、并最终成为伟大画家的故事。毛姆的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翻译引进中国。不过, 目前对其作品的翻译成果的相关研究却很少。小说《The Moon and Sixpence》自问世以来, 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而其汉译本《月亮和六便士》的多个汉译本版同样受到中国读者的热捧。其中著名文学翻译家傅惟慈的汉译本 (2003年版) (以下简称傅译) 好评如潮, 堪称经典。
而在2016年, 作家、翻译家李继宏的汉译本 (以下简称李译) 出版后, 也引发了读者的高度关注与喜爱。同一文本有着不同的译本, 想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基于不同目的, 进而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或方法。因此, 在目的论视角下, 本文将从语言层面 (词汇、句法与修辞) 和文化层面对比以上两个译本, 分析译者是如何达到其翻译目的, 为译文增彩的。
二、翻译目的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者汉斯·弗米尔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了目的论。基于目的论, 任何翻译策略或翻译方法的选择都应该考虑到译文的预期目的。而译文的预期目的会在某种程度上受译者和目标语读者文化背景的影响。译者对一个作品在翻译前首先需要理解原文, 在解读和领会原作品要传达的意思后, 方能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因此, 不同的译者对同一部文学作品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 译文也会出现不同的风格。在目的论指导下, 文学翻译不仅是一种具有目的的、体现译者文化底蕴的创造性活动, 要遵循目的原则, 还应遵循连贯和忠实性原则, 让读者不必花太大的力气读懂原文。
三、《月亮和六便士》的两个汉译本的对比研究
由于文学翻译家傅惟慈 (1923-2014) 和作家、翻译家李继宏 (1980-) 处于不同的年代, 对该文学作品的翻译有不同的目的, 加上个人喜好、行文习惯和审美价值取向的不同, 在翻译过程会选用不同的词汇、句式和修辞来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一) 从语言层面对比分析两个汉译本
词汇上:
例1:原文:You are a dreadful sentiment a list, my poor friend. (毛姆, 1919/2016:178)
傅译:你真是个可怕的感伤主义者, 可怜的朋友。 (傅惟慈, 2003)
李译:你真是多愁善感得可怕, 我可怜的朋友。 (李继宏, 2016)
原文是个简单句。两个译文的主要不同在于对原文“dreadful sentimentalist”词汇的处理上。文学翻译家傅惟慈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译为“可怕的感伤主义者”, 形容词修饰名词, 译文即准确表达了意思, 也忠实于原文的形式。而作家、翻译家李继宏则采用意译方法, 译为“多愁善感得可怕”。译者在词汇上会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进而选用不同词汇来达到各自的目的。在例1中, 傅译“感伤主义者”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文风味, 直译有利于将更多英文词汇引入中国;李译“多愁善感”又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让读者读起来感到亲切、自然。因此, 在目的论指导下, 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 都达到了译者的目的, 为各自译文增添不同的风采。
句法上:
例2:原文:The artist, painter, poet, or musician, by his decoration, sublime or beautiful, satisfies the aesthetic sense. (毛姆, 1919/2016:1)
傅译:一个艺术家——画家也好, 诗人也好, 音乐家也好, 用它的崇高的或者美丽的作品把世界装点起来, 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意识。 (傅惟慈, 2003)
李译:艺术家、画家、诗人和音乐家——主要是通过对现实进行拔高或者美化来满足人们的审美意识。 (李继宏, 2016)
例2原文中的“The artist, painter, poet, or musician”可直译为“艺术家、画家、诗人和音乐家”。这也正是李译本中的译文。但是, 仔细品读发现艺术家、画家、诗人和音乐家在汉语中都并不是并列关系, 而是一种包含关系。艺术家一词已包含了后面三个意思。例2中, 李译本没有领会到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采用直译手法是不可取的。回看傅译本:“一个艺术家——画家也好, 诗人也好, 音乐家也好”, 借用一个破折号清楚向读者传达了原文的意思, 并通过增译, 连用三个“也好”, 不仅使译文自然流利, 又进一步补充说明艺术家与画家、诗人和音乐家的关系。整个傅译本与原作表达风格一致, 淋漓尽致的再现了毛姆想传达的意图。
修辞上:
例3:原文:“He must be as mad as a hatter, ”exclaimed the Colonel. (毛姆, 1919/2016:61)
傅译:“这人简直神经失常了, ”上校大声说。 (傅惟慈, 2003)
李译:“他肯定是彻底疯掉了。”上校宣布说。 (李继宏, 2016)
原文“as...as...”是比喻句标志词组, 指“像...一样...”。但两位译者并没有拘泥于原文修辞结构, 刻意译为“像帽商一样疯狂”。而是更忠实于原文要表达的意思, 把握住了着重点在于“mad”。因而傅译和李译都省略了不是重点的“hatter”, 并使用四字词“神经失常”和“彻底疯掉”形象地展现出了上校对“He”也就是原文男主人公抛弃家庭和事业独自前往异国追求艺术梦这一行为的看法。在忠实原则的指导下, 译者摆脱了形式对等的束缚, 更强调作者内在含义的深层表达, 使读者能轻松抓住原文重点。
(二) 从文化层面对比分析两个汉译本
目的论要求译文必须能让目标语接受者理解, 并在目标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因此根据目的论, 译者要采用恰当的策略或技巧使读者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例4:原文:The Prime Minister out of office is seen, too often, to have been but a pompous rhetorician, and the General without an army is but the tame hero of a market town. (毛姆, 1919/2016:1)
傅译:人们常常发现一位离了职的首相当年只不过是个大言不惭的演说家;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无非是个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 (傅惟慈, 2003)
李译:人们常常发现, 离任的总理原来只是个能言善辩的口舌之士, 卸职的将军也无非是个软弱可欺的市井之徒。 (李继宏, 2016)
在翻译家傅惟慈所处的年代,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最主要的目的是把外国文学引进中国, 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尽可能地体会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因此, 从例4中可看出, 其翻译时倾向于原语文化和原语作者, 采用异化策略把原文中的“The Prime Minister”直译为首相, 保留了原语文本当中的异质性, 译文读者能感受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而翻译家李继宏译作则更多的使读者站在自身文化解读原文。中国没有“首相”这一称呼, 故采用归化策略将其意译为“总理”。用“总理”这一等效表达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反应, 达到了翻译的目的, 也使读者了解到文化间的差异。
四、结语
综上所述, 通过在语言层面 (即词汇上、句法上和修辞上) 和文化层面上对比分析《月亮和六便士》的两个汉译本后, 笔者发现翻译家傅惟慈的译本更倾向于使用异化策略, 而翻译家李继宏的译本则更偏向于使用归化策略。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 两位译者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能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如归化和异化, 也能采用直译、意译或增译等不同的翻译方法来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由此可知, 在目的论视角下, 无论是傅译本还是李译本, 两位译者都能真切地关注到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 能运用正确的翻译策略或方法为译文增彩, 从而使自身译文更加受读者的认可和接受。
摘要：笔者以关注度较高的傅惟慈和李继宏的译本作为对比研究的对象。在目的论指导下, 对《月亮和六便士》的两个汉译本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进行对比分析, 探讨目的论在其翻译中如何指导译者运用正确的翻译策略或方法为译文增彩。
关键词：目的论,翻译策略,对比研究,《月亮和六便士》
参考文献
[1] (英) 毛姆著.The Moon and Sixpence[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19/2016.
[2] 毛姆.月亮和六便士[M].傅惟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3] 毛姆.月亮和六便士[M].李继宏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
[4] Nord, 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Prospective Approach[J].TEFLIN Journal, 2006, 17 (2) :13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