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关于我国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若干问题的研究
蒋宁 汪雷
世纪之交，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再次成为国内学术界注目的焦点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对21世纪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繁荣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研究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仅仅分析这种转变的必要性、意义和一般实现途径是不够的，理论界更重要的任务在于精确地判断出我国目前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既有水平，认清阻碍我国实现集约化农业的诸种障碍因素，并结合我国当前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向、农村改革现状和农民的具体实践活动，寻找出一条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途径。
一
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我国目前农业增长方式的现状和水平。
一般而言，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建立在集约化经营方式基础之上的。农业的集约经营是一种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即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改良品种，改造土壤，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并通过有效、科学地施肥和精耕细作等手段的应用，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最终实现农业的有效、持续发展。这与那种单纯地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来发展农业的增长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有的同志仅将精耕细作看成是集约型农业的基本特征，由此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确定我国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他们将农业生产方式划分为美国型、西欧型和中国型三种基本模式，认为美国的农业生产选择的是一种粗放型的经营方式，西欧由于土地稀少、人口密集、资本集中、技术先进，故而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出典型的集约化特征，中国介于二者之间，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精耕细作，因此，就集约程度而言，我国农业生产水平落后于西欧而高于美国。乍看之下，这一判断不无道理。但只要对中国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增长方式的现状有一些粗略的了解，此一结论的不合理和非科学性就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我国农业生产土地经营规模狭小，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小农经济生产经营方式特征显著。
目前，家庭承包经营仍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生产经营组织形式，这一形式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业生产在数年之内接连跨上新的台阶。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着天然的不足，它以一家一户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单位，土地经营规模狭小，抗灾能力不强，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能力较弱。198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即达4.0731亿吨，比1978年增长34.65%， 但此后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都步入徘徊和低速增长期，至1993年，粮食产量才首次突破4.5亿吨大关，1996年虽以5.0454亿吨创历史最高纪录，但也仅比 1984 年增加9700余万吨，12年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率仅为1.99%，这一增长速度甚至赶不上11年来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粮食增长速度的缓慢，不能不说其与农业生产的小规模经营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集约型农业是建立在一定量的土地经营规模基础之上的，没有土地经营规模的稳步扩大，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的机械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农业生产就无法摆脱靠天吃饭的窘境，所谓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也就无从谈起。据国家土地局最新调查，我国实际可耕地面积接近1.39亿公顷，但人均耕地仅有1.5亩，约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997年，乡村农业劳动力总数为3.24亿人， 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也仅有0.42公顷。此两组数字，美国则分别为我国的6.5倍和63倍。 此外，我国每万名农业劳动力仅拥有农用大中型拖拉机21.2台，大中型拖拉机机引农具29.97部，农用载重汽车22.88辆;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仅拥有小型及手扶拖拉机8.77台，机动脱粒机5.15台，农用水泵7.9 台，机动喷雾(粉)机0.38部。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我国农业的机械化和产业化程度都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由此，我们很难得出我国农业生产集约
化水平高于美国的结论。
2.精耕细作虽是我国农业生产的表征之一，但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精耕细作，其与现代农业的精耕细作有着本质的差异。所谓传统意义的精耕细作，是指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农作方式，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依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实现农作物产出量的增加。而现代农业的精耕细作，在要素投入的选择上，显然与此大相径庭，资本投入的增加和技术含量的提高，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相应地，劳动力要素在量上的投入则呈现出不断萎缩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乡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被转移出来，农业生产中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较改革前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生产的传统特征，1997年，我国农业居民家庭人均经营耕地仅为2.08亩，农业劳动力人均产值只有4818元，农业生产效率仍然低下;而滞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仍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7%，由此而形成的“精耕细作”，显然不同于集约型农业下的精耕细作。
3.我国农业经济基本上属于自给半自给经济，既存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系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相去甚远，农村、农业、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与市场相互隔离的状态，这是与集约型农业增长方式不相适应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总是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其基本环境条件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我国农业经济及其生产方式，要完成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困难重重，这一点，已再三为各国的农业现代化实践所证明。
综上，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基本判断：我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相当低下，以规模化、商品化生产为前提条件的农业集约化进程尚未有效展开，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其面临的困难之多、之大可能远远要超过许多决策人士的设想。研究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程，就不能不立足于这一现实，立足于这一基本国情，这是我们寻找我国农业集约化道路的思维基石和基本出发点。
二
要使我国农业走上集约化发展之路，首先必须解决诸种与农业集约化相左的阻碍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宏观的、外在的因素，也包括我国农业发展自身存在的各种内在因素。
1.农业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互脱节问题。由于小农经济构成了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与商品化大生产的要求相互矛盾，如此，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就丧失了基本的市场环境条件。如果农业生产方式不能与现代市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那么，集约化农业对中国农业而言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寻找一条有效的途径，将农业、农民和农村迅速推向市场。
2.资本投资问题。集约化农业对资本的需求是巨大的。在要素投入的选择上，集约型农业实现产出量的增长更多地依靠资本与技术投入的增加(技术的投入更表现为对资本的大量需求)，而非如传统农业那样，仅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就能实现增长。显而易见，现有的小规模农户经济是无法积聚起转向集约化农业生产所需的巨大资本的。截止1997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2090.1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一数字大约比1985年增长了
1.5倍，但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 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为2131. 21 元， 而人均现金支出则高达2297.3元，这意味着该年农村人均储蓄为-166.09元。如此，我们很难想象我国的农业生产主体能够积累起足够的资本金来支撑集约化农业的运行和发展。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户经济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极弱，在现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条件下，农业生产主体无法走向集约化经济增长道路。因此，能否寻找到新的资本注入途径，这是关系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能否顺利转变的核心问题。
3.劳动力素质问题。集约化农业需要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显然，我国现有的农业人口素质水平是不符合集约化农业对从业人员素质的起码要求的。这表现在以下方面：(1)据第
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我国文盲半文盲人口高达2亿以上，且90%以上集中在农村。 另据有关调查，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者所占比例极低，而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却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2)据统计，至1996年， 我国已进入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年均进入育龄的妇女100万以上， 净增人口80%在农村。同时，截止199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尚有5000万左右。人口生育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越生越多的贫困农村家庭无力负担子女的教育费用，旧文盲尚未铲除，而新文盲却在不断滋生。以此推论，我国未来的农业劳动力素质前景堪忧;(3 )80年代以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民工潮的涌动，我国农村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业已呈现妇女化和老龄化的趋势，受教育程度稍高的农村青年都急于跳出农业生产部门，如果这一态势无法遏制，那么，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滑坡就不可避免。凡此种种，皆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未来的集约化农业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未来的集约化农业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衡量的标准绝非仅仅是汉字识字率的高低，除了劳动技能以外，是否掌握了生物、化学等先进科学知识，是否能够应用外语、计算机等工具来熟练地获取全球或地区最新信息，甚至市场感知能力、交往能力乃至于创新能力，都将涵盖于高素质范畴之中。因此，如何提高我国农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这是我国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首先解决的一大课题。
三
如上所述，我们可将培育农民的市场意识、增强农业的资本自我积聚能力和提高农业活动人口的基本素质三者看成是转变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先决条件。综合各种因素分析，并联系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具体实践，笔者认为，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推动农业产业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是我国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途径。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1.农业产业化是推动农村、农业与农业生产主体走向市场、与市场经济联结起来的内在驱动力。如前所述，在我国现有的农业制度中，在以小生产为基本特征的农户经济中，满足于自给半自给现状的农业生产主体是不可能主动去关注市场的。这也正是我国农业与农村长期游离于市场之外的深层次原因。那么，如何促使农业生产主体主动去关注市场并进入市场呢?问题当然在于必须寻找到农民与市场相互联系的利益结合点，只有当农业生产主体切身感受到市场与其物质利益密切相关时，他们才能主动地融入市场，成为或希望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合格主体。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农业产业化对农民乃至于农业与市场联结的驱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产业化的结果导致了农户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农产品产出量的迅速增加，增强了农业生产主体对市场的依存度与关联度，最终将使农业内在地产生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烈需求，并为集约型农业构筑好必备的市场环境条件。
2.农业产业化能为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营建一种较为合理的内部资本积累机制，并提供必要的资金准备。集约型农业必须是高技术含量、高投入与高产出的农业，如果不能在农业内部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资本积累机制，由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型农业转变就缺乏资金支持，那么，所谓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就只是一个神话，不存在任何现实可能性。回顾2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农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是有目共睹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由1978年的133.6元上升至1997年的2090.1元， 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导致农民收入提高的原因有三：一是农业制度的变革创新致使农产品产出量迅速增加，二是价格改革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实际售价，三是80年代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和始于80年代中期并一直绵延至今的民工潮，使农村居民的实际货币收入产生了大幅增长。但由于我国农村尚处于由贫困型向脱贫型、温饱型转变的特殊发展阶段，农民的诸多物质需求尚未得到有效满足;与社会其它各生产部门相比，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仍然低下，因而，农民不能、也不愿对农业生产注入更多的增量资金。并且，在现行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农业部门也始终无法有效地构建一种合理的资本自我
积累机制。农业产业化的成功实践及其在增产增收方面昭示出来的巨大潜力，一方面将为我国农业发展解决资金匮乏和物质、精神动力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又可在农业内部培育形成资本自我积累的合理机制，这就为未来我国的农业发展和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扫清了现实障碍。
3.农业产业化能有效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从而使集约型农业的人才供给与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趋于缓解。农村居民和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及综合素质普遍低下，业已构成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重大阻碍力量，尽管政府和社会为此采取了种种对策措施，如颁布实施《教育法》、实施“希望工程”、“春蕾工程”等，但并未阻止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下滑的势头。然而，从实践效果来看，农业产业化却在一定程度上卓有成效地解决了这一社会难题。通过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其实现途径主要有以下三条：(1)由于中介组织的加入， 农业产业化为农业生产部门引进了一大批高素质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市场人士，从而改变了传统农业劳动力的总体结构和素质结构;(2 )农业产业化成功地把高科技融入农业之中，拓宽了农民的视野，提高了农民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从而有利于现有农村劳动力基本素质的改善;(3 )农业产业化使农业从业人员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从而为我国农业后续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相信，农业产业化必将构建一个巨大的人才资源宝库，以满足未来集约型农业对各种人才的巨大需求。
4.农业产业化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农业生产主体进入市场、进入高科技领域所需承担的风险，为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扫除了心理障碍。集约型农业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生产过程和生产产品技术含量都将有大幅提高的农业，集约型农业中的生产主体必然是为市场生产且已走向市场的市场主体，如此，则在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农业生产主体肯定会面临两种风险，一为市场风险，一为科技风险。如果风险过大或风险预期过强，那么，农民将对集约型农业丧失信心且心怀恐惧，相应地，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就会遇到极强的社会心理排斥力。农业产业化的意义在于，通过多种经济主体的加盟，尤其是公司等市场活跃主体进入农业产业链之后，农民本需承担的风险被大大降低了。与此同时，他们切身体验到了市场的魅力和科技农业所产生的巨大效益。因而，经过农业产业化浪潮锤炼过的农业生产主体，必将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推动力量。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农业产业化为我国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创造了诸多有利的条件;其二，农业产业化实践不断削弱了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转变的各种阻碍力量;其三，农业产业化事实上已经启动了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程。因此，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实现农业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现实途径。
第二篇：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定
郭显光
粗放型农业增长方式是指主要靠生产总量的增加，即通过土地、劳动和资本等投入要素的增加实现农业增长，不注重品种的质量，不惜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造成高投入、低效益，自然资源退化，生态环境恶化。集约型农业主要是提高现有的生产要素的效率，同时要求高产、优质、高效。它的特征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经济效益高，产品竞争力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的增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1979年到1995年，中国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6%。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增长的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趋势如何?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行测定，为确定我国农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一、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
为全面、综合评价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状况，首先要建立反映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反映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1)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要严格按照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内涵，结合农业系统的实际，对农业增长方式的现状及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程度作出科学的描述;(2)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从多方面反映出来的，如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快慢如何、集约化水平的高低如何等均应在指标体系中得到反映;(3)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即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尽可能完善，而且要考虑资料的易于取得，以便在实际进行评价时具有可操作性;(4)指标之间的独立性：评价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评价，因而指标之间应是相互独立的，要避免评价指标之间不必要的重复。
根据以上原则，建立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下：
(一)反映农业增长集约化程度的指标—农业集约化程度 农业产出取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记为Y，在Y增长额ΔY中，可以分解为按集约型增长和按粗放型增长两部分，由于集约型增长主要是靠提高投入产出率而获得的增长，而粗放型增长主要是靠增加投入获得的增长，于是有：ΔY=Y1-Y0(投入产出率1-投入产出率0)×投入1+(投入1-投入0)×投入产出率0=T1+T2
式中：T1代表集约型增长获得的增长额，T2代表粗放型增长获得的增长额。
农业投入要素主要有土地、劳动力、农业固定资产、中间投入等，由于农作物总播面积有一定波动性，在此暂不考虑。由集约型获得的Y增加额
T1=(ΣQ1K1-ΣQ0K1)×α+(ΣB1L1-ΣB0L1)×β+(ΣN1M1-ΣN0M1)×γ (1)
式中：Q
1、Q0为报告期、基期的农业固定资产生产率，K1为报告期的农业固定资产;B
1、B0为报告期、基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L1为报告期的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N
1、NO为报告期、基期的农业中间投入生产率，M1为报告期的农业中间投入;α、β、γ为固定资产、从业人员、中间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于是：农业集约化程度=T1/ΔY (2)
农业集约化程度代表了在农业增长中集约型增长所占的比重，农业集约化程度指标值越大，说明集约化程度越高;当农业集约化程度小于或等于零时，则说明农业增长完全是粗放型。
(二)反映粗放型还是集约型的指标—投入弹性系数 由于粗放型增长主要是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获得增长，而集约型增长主要是靠提高投入产出率来获得增长，因此我们可以构造一个指标来反映农业增长中有多少是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取得的，据此判断农业增长是粗
放型还是集约型，这就是投入弹性系数。
投入弹性系数=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农业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α+从业人员增长率×β+中间投入增长率×γ)/农业增长率
(3)
投入弹性系数≤0，说明完全是集约型;投入弹性系数≥1，说明完全是粗放型;该指标介于0和1之间说明是粗放和集约结合型。
实际上，投入弹性系数也可以反映出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程度，由索洛方程：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农业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α+从业人员增长率×β+中间投入增长率×γ)
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农业增长率=1-投入弹性系数
(4)
因而，在投入弹性系数和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这两个指标中，只要计算出一个，另一个就很容易求出。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科技进步因素主要是在要素生产率中得到反映，所以投入弹性系数也可以反映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投入弹性系数越小，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大。
按照独立性原则，这两个指标只要选取一个即可，考虑到投入弹性系数从经济意义上更具有直观性，我们选取投入弹性系数作为反映农业增长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的指标。
(三)反映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快慢的指标—农业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由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是要使农业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因此农业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就代表了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于是反映农业生产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的指标有：
(1)劳动生产率增长率=(B1-B0)/B0 (5)
(2)固定资产生产率增长率=(Q1-Q0)/Q0 (6)
(3)中间投入生产率增长率=(N1-N0)/N0 (7)
(4)土地生产率增长率=(G1-G0)/G0 (8)
以上四项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指标均为正指标，从四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快慢。
二、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定
为了对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我们收集了1978年至1995年农业投入与产出的主要指标。其中产出指标农业总产值为用1978年不变价表示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投入指标中农业从业人员为农、林、牧、渔业逐年年平均从业人员;农业总播面积取各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年平均值;农业中间投入由1978年不变价的农业总产值减去不变价农业增加值得到;农业固定资产的资料只有1983年以后的当年价数据，为了与其它指标在时间上一致，我们取逐年的农机总动力加上役畜动力作为农用动力，这部分包括了农业生产用固定资产的绝大部分。
(一)α、β、γ的测定 根据收集的数据，用TSP软件先对时间序列进行移动平均，然后建立农业生产函数模型：
LNY=-3.3607+0.3096LNK+0.4801LNL+0.4544LNM
(3.3114) (2.0606) (7.9708)
_
R[2]=0.9966 R[2]=0.9956
D.W=1.8348 F=964.5080
对回归系数标准化，则 α=0.248
9、β=0.38
59、γ=0.3652
(二)农业增长率、农业要素增长率和农业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根据收集的数据，用环
化公式计算出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和固定资产增长率、从业人员增长率、中间投入增长率、总播面积增长率等农业要素增长率，并计算出劳动生产率、固定资产生产率、中间投入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农业要素生产率指标。
(三)农业增长方式转变指标的计算 根据数据和测定的α、β、γ值，用公式(1)、(2)计算出集约化程度，用公式(3)计算出投入弹性系数，用公式(5)、(6)、(7)、(8)计算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固定资产生产率增长率、土地生产率增长率和中间投入生产率增长率，见表1。表1 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
(附图 )
三、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分析
由表1可见，从1979年到1995年，在农业集约化程度指标值中，有6年为负值，这6年农业增长是完全粗放型，其它年份农业增长方式均是粗放与集约结合型;17年中只有1年超过0.5(1984年)，是以集约型为主，其它年份均以粗放型为主;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集约化程度不高，仍然是以粗放经营为主。
在投入弹性系数指标值中，17年中有16年投入弹性系数大于0.5，其中有6年大于1，这说明大部分年份农业增长主要是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取得的，这项指标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的农业增长方式是以粗放型为主。
从生产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有1年为负值(1984年)，1年为零，其它15年均为正值，其中有3年的增长率超过10%;固定资产生产率增长率有8年为负值;土地生产率增长率除2年为零外，其余均大于零;中间投入生产率增长率有12年为负值。这说明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中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固定资产生产率、中间投入生产率大部分年份呈下降趋势，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不快。分阶段来看，不同阶段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
(附图 )
1979-1995年，我国平均农业集约化程度为-0.079，这说明改革开放以后的17年间，我国农业增长方式是完全粗放型，由此可看出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性。投入弹性系数的平均值为0.820，即要素生产率对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18%，这个指标的结果比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低，远低于农业发达国家要素生产率对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反映出我国农业科技进步水平低。土地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6.676%，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中最高的，但由于我国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今后耕地还要继续减少，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仍然是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一项重要措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年平均增长率为5.512%，仅次于土地生产率增长率，然而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基数太低，1995年第一产业人均GDP仅为全国人均GDP的1/4，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任务仍很艰巨。固定资产生产率和中间投入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均为负值，这反映出我国农业的资源消耗高、固定资产利用率低，如我国的化肥利用率不到30%，而有些农业发达国家化肥利用率达到60%-70%。这两项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低，成为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最大制约因素。
为了分析不同年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效果，有必要对六项指标进行综合，这里，我们采用了一种常用的功效系数法进行综合，取表1中各项指标的最差值作为不容许值，最好值为满意值，即可将表1中的实际值转换成单项功效系数，再用专家调查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假设六项指标的权重依次为0.30、0.30、0.10、0.
10、0.10、0.10)用加权和公式即可求出不同年份的总功效系数，计算结果见表3。总功效系数越大，代表农业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越快。
表3 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评价指标的功效系数
第三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镇域经济增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镇域经济增长——洇溜镇副镇长崔彦海 镇域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缩短城乡差距、加快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镇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于实现区域经济总量扩张、促进财政收入增长、农民增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都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镇立足自身产业特点和优势，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定不移地贯彻“工业强镇、农业立镇、产业兴镇”发展战略，坚持不懈地抓招商引资、抓园区建设、抓重点项目建设，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不断培育镇域经济发展的内源动力，激发镇域经济发展活力，在镇域经济发展上实现了新跨越。
一、突出特色，因地制宜，培植产业优势。近年来，我镇立足实际，充分发挥自身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通过抓园区经济、招商引资和新农村建设等重点工作，使镇域经济特色产业优势更加明显。镇域经济的发展是农村建设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经济不发展，其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结合当前的国家产业政策和自身实际，找准特色定位，选准突破口，找到关键点，努力培植壮大适合本地发展的优势产业、支柱产业和重点产业，镇域经济才能在现有基础上实现长足的发展。
二、坚持抓投入上项目，靠合力扶工增强镇域经济发展后劲。工业是镇域经济的支柱，项目是工业发展的抓手。几年来，我镇在镇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正确处理全局与重
点的关系，在产业发展上变平衡用力为重点突破，通过大力实施优势品牌战略，采取企业带动、投入支撑、政策扶持等“多管齐下”的方式，不断加快工业化进程，工业在繁荣镇域经济、吸纳劳动力就业、促进财政增收和农民致富等方面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项目建设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骨干企业更是一方经济的有力支撑。正是抓住了这些工业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我镇经济才得以不断膨胀发展。
三、强化招商引资，走借力发展之路。经济要发展，资金、项目是关键。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实施新一轮宏观调控和银行信贷资金紧缩的情况下，资金问题更是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只有在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实现自我膨胀发展的同时，继续大力实施招商引资，不断开拓国内市场，大力发展楼宇经济，走借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才能有效破解资金瓶颈制约，不断增强镇域经济发展后劲，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四、狠抓园区建设，打造承载镇域经济发展平台。园区是产业集约快速发展的载体，也是推动镇域经济跨越发展的平台。近年来，我镇把园区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来抓，立足各自产业和区位优势，突出一二三产业发展，相继规划了一批特色园区，在镇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载体和平台作用。经济园区作为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产业聚集的主要载体，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目前在项目用地总量紧张的情况下，园区在承接外来投资项目上的优势
更加凸显。只有立足产业定位，切实加强园区建设，搞好功能配套，才能更好地发挥产业的聚集效应，才能更好地保障镇域经济快速发展。
五、不断优化软硬环境，夯实镇域经济发展基础。坚持“把硬环境做强、软环境做优”的原则，突出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经营秩序规范、为企业发展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等工作重点，镇域经济发展环境明显优化，夯实了镇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在硬环境建设方面，以完善道路建设为重点，带动基础设施完善配套，为经济发展拓展了空间、提供了条件。在抓好硬环境建设的同时，更要重点突出引导和服务这一核心，不断提升优化软环境。突出表现在，积极引导企业按产业布局规划发展生产，并在信贷扶持、土地征用、争取国家资金支持等方面积极帮助协调，促进了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实行党政成员挂包重点项目责任制，对每一个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安排专人负责，跟踪服务，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及时为引进项目、重点工程建设排忧解难，确保了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镇村干部的选用上，对优秀机关干部侧重于向经济管理部门倾斜安排，村两委主要负责人的选用标准首先必须懂经营、会管理，使一批有头脑、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充实到基层干部队伍中，从而提高了镇村干部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依法查处“三乱”和各种侵权行为，依法打击各种侵商、扰商、袭商行为，为镇域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投资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优化环境就是发展经济，哪个地方的环境好，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就快。实践证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有坚持软硬环境一起抓，使硬环境更硬、软环境更优，形成有利于镇域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才能不断激发镇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第四篇：转变增长方式 发展循环经济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1日 15:37 来源：《求是》 期号：2006.9 作者：李大伦
湖南省郴州市资源丰富，素有“中国有色金属之乡”之称。近年来，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逐步建立起以循环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内生增长机制，结合地方产业特征和资源禀赋，在小循环层面全面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清洁生产，在中循环层面有效促进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循环产业群出现，在大循环层面成功实现了三次产业间的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开创了经济建设、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三赢”的局面。
既抓传统产业，又抓现代科技。我们不断加大科技对产业的渗透力度，使经济发展逐渐摆脱了对自然资源环境的过度依赖。
一是突出改造传统产业。重点选择能源、有色、建材、烟草食品、化工、机械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进行先进适用技术的嫁接，全力支持现有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实施技术革新。钻石钨冶炼技改工程、三九南开制药GMP工程、东江金磊新型干法水泥等一个个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环境污染少的技改项目顺利实施，极大地改变了郴州传统落后的生产技术与工艺装备。2005年，主要工业品能源、原材料消耗指标稳定降低率达77.3%，涌现出长烟郴州分厂、华润鲤电、郴电国际、资兴矿业等“郴州市十大标志性工业企业”，成为引领我市工业发展的旗舰。
二是突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坚持把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来抓，不断促进技术跨越和产业升级。以高斯贝尔、华录数码、金箭焊料、恒维电子、志富扬等企业为龙头，郴州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发展。
三是突出搭建创新平台。坚持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强研发中心建设。全市85%的工业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取得了良好成效。坚持“工业兴市、园区兴工”，把园区当作产业升级的高地和科技创新的平台来抓，重点建设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和市有色金属科技工业园。市有色金属科技工业园作为全国惟一的有色金属深加工的特色园区，树立“生态、特色、科技”建园理念，迅速形成了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群。与中南大学等著名院校合作建设的省级稀贵金属深加工基地和中俄新材料工程技术产业孵化基地不断发展壮大。吸收技术改造的“充足营养”，注入高新产业的“新鲜血液”，搭建技术创新的“坚实平台”，使郴州循环经济发展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既抓地下矿业，又抓地上加工。我市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7类70多种，这为我们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
一是围绕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推进精深加工。在力促矿山企业实现无废害开采的同时，突出发展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推动有色金属产业向新材料产业升级。钻石钨精深加工企业居世界同类企业之首，金贵有色开发的“银基纳米抗菌材料”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成功实现产业化。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形成了“钨资源—APT—氧化钨—硬质合金—再生钨”、“铅资源—电铅—银再生资源—高纯银—银基纳米抗菌材料—再生银”、“电铅(金属锡)—铅锡合金—再生铅锡”、“铋资源—高纯铋—铋氧化物—再生铋”等有色金属循环产业链。
二是围绕丰富的煤炭和水能资源，推进能源转换。突出转换煤炭资源，大力实施煤电、煤化工等清洁能源项目。总投资25.4亿元装机60万千瓦的大型火电项目华润电力A厂，2005年实现销售收入14.3亿元，实现利税3.9亿元。与美国格莱斯顿能源集团合作投资15亿美元的煤层气开发项目，总投资18亿元的永兴、宜章、资兴等六个煤矸石发电厂，正在抓紧筹备和建设中。我们已开发投产的水电装机容量138万千瓦，是1998年的4.5倍。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小水电中心在郴州设立法律框架下全球惟一的小水电示范基地。小水电龙头企业———郴电国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目前，电力装机总量达218万千瓦，成为华南地区的重要能源基地。
三是围绕丰富的衍生资源，推进综合利用。资兴焦电将精煤用来炼焦，焦油用来提炼工业荼、沥青等，煤矸石和焦炉煤气用来发电，发的电用来炼钢，产生的废渣作为水泥原料出售，形成了“煤—焦—电—钢”一体化的完整产业体系。东江金磊用工业废渣作为水泥原料，创造出废渣掺和率达31%的全国纪录，年消耗废渣50万吨。目前，我市被省认定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34家。2005年，综合利用粉煤灰、冶炼渣、化学石膏等大宗工业废弃物250万吨以上，节约标准煤10万吨，相应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5500吨。
既抓“人无我有”，又抓“无中生有”。我们发展循环经济，不仅在资源耗用“减量化”上做文章，更在“再利用、资源化”上做文章。独特的自然资源是“人无我有”的优势，循环经济则形成了“无中生有”的优势。
永兴县在“零”金银资源的情况下，从收购的废渣、废料、废液中提纯出了金、银、铂、钯、铟、铱等稀有贵金属以及铅、铜、铋、锑、锡等有色金属，并开发生产了硝酸银、氯化银钾、片状纳米银、925白银、氯化金钾以及银触头、铟粉等高科技产品，其中白银产量占全国1/4强，被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银都”称号。目前，永兴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三废”再生回收利用基地。2005年，该县有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冶炼及精深加工企业191家，生产白银1890吨，黄金6.3吨，实现税收两亿元。
在“银都模式”的带动下，我市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电池等再生资料回收利用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再生利用业不断发展壮大。在循环经济体系中，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产业被称为“动脉产业”;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再资源化，则被称为“静脉产业”，这二者共同构成了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人无我有”的“动脉产业”和“无中生有”的“静脉产业”，构筑了郴州市完整的循环经济框架。
既抓“金山银山”，又抓绿水青山。我们坚持把循环经济理念贯彻到“生态大市”建设中，城市突出抓绿化，农村突出抓沼气，工业突出抓环保。
一是加强生态建设。坚持把抓好城市绿化作为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工作来抓，以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为契机，按照“规划建绿、科技兴绿、见缝插绿、拆墙透绿”的要求，重塑“林中之城”的新形象，先后荣获“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和“湖南省园林城市”称号。环境空气质量连续多年保持在国家二类标准以内，辖区出境断面水质达到国家地面水三类标准，15个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达标率为100%，东江湖、山河水库水质均保持在国家二类标准以内。
二是注重环境保护。着力实施“蓝天、碧水、生态、宁静”工程和“环境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坚持从源头上控制污染，严格限制“十五小”、“新五小”企业以及焦化、铁合金、电石等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发展，确保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率和“三同时”执行率达到100%。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业开发秩序，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遏制滥采乱挖和资源严重浪费现象。大力实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生态恢复工程，突出加强郴江河、燕泉河、东河、西河等重点流域污染治理。
三是发展生态产业。坚持把沼气作为农村循环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利用财政扶持、办点示范、加强服务等手段，在全市掀起办沼气的热潮。截止2005年底，全市累计已建沼气池8.4万个，“猪—沼—果”、“猪—沼—菜”、“猪—沼—鱼”等现代生态农业应用面积达10多万亩，被评为省农村能源建设先进市。利用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绿色旅游”和“革命红色旅游”，努力建设粤港澳“后花园”，形成了生态休闲、漂流探险、林城福地、温泉健身、红色摇篮等旅游品牌。2005年接待各类游客631.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2.2亿元，旅游综合收入由1995年的全省第9位上升到第3位。
(作者：中共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
第五篇：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
2002110094
王子健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它可分为两种形式：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的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中走的是一条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产品质量低等一系列问题。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可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实际效益较差,国有企业亏损面大,不改变这种状态,经济发展就很难良性和持久。二是可以改善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我国在工业发展上过度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是“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长,忽视现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内部管理,造成不少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能力闲置等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彩电生产能力闲置比例为二分之一,家用冰箱为三分之二,汽车为四分之三。这种现状迫切要求转变工业化发展道路。三是可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目前国家对农业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4%,远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10%以上的水平。这说明工业的粗放增长实质上已挤压了农业,成为农业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农业未受应有重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做法,而且工业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反哺和支持农业,从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将改善环境污染的现状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传统的经济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据统计,每增加一美元的生产总值,我国的能耗是日本的5倍~6倍,是美国的2倍~3倍。资源的过量消耗,也会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以集约型方式增长,资源消耗将会减少,环境污染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看,我国长期以来生产技术进步缓慢,产品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低价竞争。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占有率。 更重要的是,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科学发展,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集约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人们实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物质条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整体上比较脆弱。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节约发展、循环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不断改善生态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人们提供适宜居住的生活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迫切要求更加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