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人类的经济利益得以较快地实现, 但另一方面, 生态利益却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全面深化落实,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 强调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 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构成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位置, 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 要求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都说明在我们的发展实践中, 正经历着一个从生态利益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从侧重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中心主义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维护生态利益的转变过程。
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博弈
谭培文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一书中, 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层面界定了利益概念, 指出人们由自己的生产活动或由生产力创造满足其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 又涵盖了一定生产条件下的交换关系。可见, 作为“类存在物”、“社会存在物”的人追求利益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实践过程, 既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又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把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动因归结为对利益的追求, 强调“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利益需要, 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活动积极地作用于自然, 生产出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吃、穿、住等基本物质条件, 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中, 利益的主体是人, 而自然物只是利益的载体和客观对象。
然而, 当人与自然之间这种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的需要与被需要、索取与被索取的利益关系遭遇到需要的无限性和生态资源的有限性的对立时, 就导致了人与生态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分配矛盾, 也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分歧与博弈。在传统的发展道路上, 人类选择了站在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目标一边, 把自身看做一种自在的目的和唯一的内在价值, 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 把自身的一切需要都合理化和合法化, 从而按照自身的主观利益需求、工具价值观来肆无忌惮地索取于自然界, 忽视了自然界本身生态利益的内在目的性和自身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也给自身带来了报复性的灾难。
面对伴随着巨大经济发展成就而来的生态利益受损和人口、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受限问题的突出, 一些学者倡导确立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 如汪劲在《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环境立法目的论》一书中, 呼吁实现从“人类利益中心主义”向“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从“人类利益优先”向“生态利益优先”的价值理性转变, 强调在保护人类自身权利与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衡平世代间利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既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又维护生态世界的自然权利。尽管至今学术界对于“生态利益”的概念界定尚存在很大分歧和“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取代“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价值目标难以实现, 但“生态利益中心主义”者们所倡导的自然固有的内在价值并不排斥人类的利益和生态共同体内各成员间相互平等、共生以及协调, 与“弱人类中心主义”者倡导的对人的利益和需要进行理性把握和权衡及某些限制、承认人自身利益的同时肯定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不赞成将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观点, 也不赞成生态利益中心主义者把生态系统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看成评价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最高标准和尺度, 因为在今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无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命题, 我们应该遵循的是在促进人类社会更好发展、人类利益得以更好维护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利益。从理论层面来看,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就指出, 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实践, 而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上去, 而动物只会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求进行活动, 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以, 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 能够依据自身的目的和需要这一内在尺度来开展, 也能够依据劳动对象的客观属性这一外在尺度来开展, 能够使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在实践的基础上相统一, 实现“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辩证统一。从现实层面来看, 生态利益也是人类利益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为人类其他利益需求的实现提供重要的生态基础, 即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目标与保护生态利益具有一致性。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发展是硬道理、把自身的发展看做是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 都充分表明了我国致力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财富的增加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运行, 以满足我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利益需求。但在发展的实践中, 我们也逐步认识到了只有在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尽最大可能地推动生态利益的保护和增长、推动生态利益功能的最大发挥, 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长久发展。
二、生态利益保护的对策
随着生态问题的突出, 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护生态利益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目标。针对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加强生态利益保护进行了合理定位,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一) 必须树立正确的生态利益观
生态利益观通常指对生态利益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二战后, 各国都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目标下把单纯的经济重建和经济发展看成首要任务, 我国也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时期, 这导致了经济高增长下生态急剧恶化的两极现象, 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加, 人们开始对传统利益理论反思, 生态利益观的构建问题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经济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并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黄金发展期, 也是“矛盾凸显期”, 我们的利益观也经历着从求温饱到要环保、从重生存到重生态的转型。面对传统污染问题和新问题相互交织的重污染这一最复杂、最严重的生态利益现实, 我们及时把建设美丽中国提到了发展战略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发出了中国领导层在生态利益观上“最强有力陈述”, 为我们在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具有根本一致性的辩证关系下建构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生态利益观指明了方向。
(二) 必须加强生态利益保护的法制和制度建设
生态利益保护的实现必须有完善的法制和制度作保证, 用制度管人, 按法治办事, 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只有通过法制和制度层面的设计, 确立科学的生态利益保护目标、考核及奖惩机制, 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效益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之中, 才能使生态利益保护工作的开展有法律和制度可依、必依, 才能纠正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重经济利益轻生态利益、甚至牺牲生态利益换取短期经济利益或个人利益的错误政绩观, 才能对损害生态利益的行为予以纠正或追责。同样, 也可以通过法制和制度的设计使一些可能使生态利益受损的决策、项目等难以进入实施阶段, 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例如, 习近平就明确提出的生态红线和高压线追责甚至终身追责制, 对罔顾生态利益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严格执法, 这种严厉的追责制度既可以惩治危害生态利益的不法行为, 又可以把一些怀有侥幸心理、想打生态利益擦边球的思想扼杀在萌芽之中。
(三) 必须全面推进生态利益节约
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利益的根本之策。在我国当前发展中, 资源短缺和资源浪费现象并存:作为13个贫水国之一, 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却与日加剧, 70%的农业用水利用率仅为40%, 城市和工业用水浪费严重;全国40%的城市人口消耗的粮食依靠进口, 每年食物浪费总量折合粮食约500亿公斤;耕地面积以每年30多万亩的速度锐减, 而乱占耕地、挖沙、土地质量下降、荒漠化等蚕食耕地的现象横生;矿产资源紧缺, 却没有形成废物利用的资源回收机制, 煤矿资源回收率仅在40%左右, 特别是小煤矿的回收率只有15%, 每年有约500万吨废钢铁、20多万吨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废纸及大量废塑料、废玻璃等被浪费——从这触目惊心的事实来看, 加大生态利益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 通过道德自律的力量、科技的推进、结构的调整等逐渐改变人们不合理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态价值取向, 增强全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 推动形成合理消费、保护生态的良好社会氛围, 全面促进资源节约, 从源头上扭转生态利益受损加剧的趋势, 是一项急迫的任务。鉴于此,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来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摘要：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博弈由来已久, 但在发展实践中, 我们却站在了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之上。然而,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态利益受损加剧的现实, 促使我们重新反思传统发展观, 开启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时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生态利益观、加强生态利益保护的法制和制度建设、全面推进生态利益节约。
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生态利益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2] 赵家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关注的几个重大问题[J].理论视野, 2007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