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在全球生产网络下，产品内分工使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活动呈现出较强的互补性，价值链扩张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关系契约使国际投资治理机制趋于多元化的同时也充满了“动态矛盾”。与全球生产网络下国际投资发展相对应，国际投资协议的内容更加复杂，公共利益也引起了缔约国的关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途径更加多样化。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投资协议应平衡跨国公司利益和公共利益、兼顾规则的一致性和灵活性，同时还应重视投资促进条款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能力建设。
关键词：全球生产网络；国际投资协议；经济发展
一、全球生產网络下国际投资的新特点
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进一步延伸到了产品内部，生产过程出现了垂直分离。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重新调整了企业边界，把附加值较低环节的生产任务外包给生产链上其他企业，逐渐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在这种新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下，国际投资活动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
（一）国际投资参与国家（地区）日益多元化
在全球生产网络下，生产的含义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制造过程，而被看作一个广义的增值过程。一般说来，全球生产链大致可以划分为研究开发、制造加工、品牌营销等几个环节。就增值能力而言，以上三个环节呈现出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形状，这也就是所谓的“微笑曲线”。在微笑曲线上，上游的核心技术研发和核心部件生产环节，以及下游的品牌创新和营销管理环节的附加值较高，而中游的生产加工环节则获利最少。
在企业向高附加值生产环节扩展的内在动力和政府投资促进措施的外在拉力综合作用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积极向能源和资源丰裕的发展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梯级转移边际产业，或者向技术和管理水平比较先进的发达国家投资并融入当地的生产网络。根据《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中所占的比例由2003年的4.93%一路上升至2009年的20.81%。虽然跨国并购交易的2/3以上仍涉及发达国家，但是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作为跨界并购交易东道国的份额已从2007 年的26%升至2009年的31%。中国、马来西亚、印度、海湾合作委员会及其南部非洲国家对非洲的投资非常活跃；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内部的对外直接外资目前占该区域内外资存量的一半之多；越来越多的拉美公司（主要是巴西和墨西哥的跨国公司）也持续向发达经济体扩展。
（二）国际投资领域充满着“动态矛盾”
在全球生产网络下，企业边界日益模糊，生产链上不同企业之间也超越了传统的市场交易关系和企业内部的命令与控制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不可能把未来所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都囊括在契约条款中，或者由于国际投资的复杂性及其隐藏于其中的各种利益冲突。一些国家可能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对国际投资活动主体的权力或义务进行准确地界定，或者没有能力完全理解国际投资协议可能产生的所有潜在后果，相当一部分国际投资协议条款采用了概括性的或模棱两可的语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的国际投资协议是一种不完全契约。
不完全契约使国际投资领域充满了“动态矛盾”。所谓“动态矛盾”是指一个首选的行动或行为，一旦被采纳或实施之后，由于没有建立一种保证或承诺机制，而最终没能够坚持。“动态矛盾”通常表现为一种“时间矛盾”， 即使当时情况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最初形成某种最佳方案在以后看来却不再是最佳的。与国际贸易不同，国际投资在东道国完成以后，产权不但没有转移，其在东道国的利益才刚刚开始。在投资前东道国可能对国际投资者承诺许多优惠的投资措施，但如果东道国认为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不再像预期的那样有效，或已不利于本国利益，它就可能通过改变国内相关法律的方式来影响国际投资。由于这种存量效应，国际投资经常面临着动态矛盾问题。
（三）国际投资的治理机制趋于多元化
全球生产网络是跨国公司根据治理环境（市场或关系）的变化而对其所有权（一体化或外包）与控制权（授权与激励）进行相应调整而形成的、介于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以关系契约为治理基础的一种组织形式。与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命令与控制不同，国际投资的治理机制趋于多元化，全球生产网络的权力主要包括公司权力、机构权力以及集体权力等三种类型。
尽管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权力总是不对称分布的，但公司之间的权力并非是零和博弈，主导公司即使有也是很少的垄断权力，次要公司有时具有足够大的制定和执行业务升级的自主权，至少原则上次要公司有可能联合其他次要公司来改善它们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机构权力主要包括政府机构、政府机构联盟（EU、ASEAN 和NAFTA）、国际经济组织（WTO、IMF）、联合国机构（ILO）、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如美国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等机构的权力，这些权力的执行对融入网络内的主导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投资及其决策的影响是不对称的。集体机构（如商会、企业家联合会、有关人权和环境的非政府组织等）试图运用集体权力影响全球生产网络中某些区位的公司、当地政府甚至国际机构（如WTO）。
二、全球生产网络下国际投资协议的主要特征
与全球生产网络下国际投资活动的新特点相适应，国际投资协议所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公共利益，国际投资协议的内容更加复杂，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途径更加多样化，国际投资协议体系呈现出多层次性。
（一）国际投资协议的焦点是公共利益
在全球生产网络下，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对外投资的步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投资呈现出双向流动态势。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国际资本的重要来源地，它们不再是单纯的资本输入国，而是兼具了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双重身份。在过去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而勉强接受国际投资协议，如今它们也开始运用国际投资协议为本国的对外投资保驾护航。总体上来说，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在投资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公正和公平待遇、征用补偿标准、自由转让权，以及投资者与国家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等方面具有相同的立场和原则。
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投资保护和投资自由化领域日益达成共识，但在事关经济发展，特别是与东道国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其他问题上出现了较大分歧。东道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其必须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履行其国家职能，它不但要保卫国家安全和增强民族价值观念，而且还要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在与投资相关的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劳工标准、环境保护、文化多样性及金融服务等方面占有的资源较少，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因而承受着更多的能力挑战；发达国家制造行业和服务行业领域外包也引起了国内工会的抗议，甚至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国也出于國家安全考虑而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设置层层障碍。
（二）国际投资协议体系呈现出多层次性
一般说来，全球统一的国际投资协议具有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了投资条款的不一致性，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一个透明、稳定和可预见的国际政策环境。但是，与以古典契约为治理基础的市场不同，全球生产网络是以关系契约为治理基础的一种组织形式，国际生产和投资行为难以用统一的标准加以精确地界定，而且这种国际投资协议过度地限制了东道国政府的政策空间，甚至某些投资条款还可能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相冲突。因此，目前世界范围内尚未真正达成一个全球统一的国际投资协议，规范国际投资行为的主要是双边投资协议或区域经济协议。
双边投资协议可以针对缔约国彼此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所订立的条款能够照顾到双方的国情和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能改善双边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和改善了双边投资环境。但是，双边投资协议可能会随着双方经济利益的变化而终止，其稳定性较差；缔约方可能因经济利益不同、经济实力不同或国家类型不同，它们所达成的双边投资协议差异可能比较大，从而缺少统一性；缔约国经济实力的差异也可能引起双方权力与义务不对等，较弱的一方可能得到较少的权益而承担较多的义务，从而缺少公平性。
鉴于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国际社会也诉诸于包含国际投资条款的区域经济协议。区域经济协议很少是专门针对投资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投资条款只是诸如自由贸易协定、地区贸易协定、经济合作伙伴协定、经济互补协定等优惠贸易与投资协定的一部分。现有区域投资协议较少涉及东道国对外资管辖权限、投资者待遇、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众多领域和许多重大敏感问题，甚至在一些区域经济协议中并不要求最惠国待遇原则，避免了成员国过度承担相关义务。虽然区域协议在标准统一性方面弥补了双边投资协议的不足，但其自身的松散性和非针对性却成为对投资规范化的重大阻碍。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双边投资协议、区域经济协议和全球统一的国际投资协议各有利弊，它们三者能够使不同国家在不同层次上享受不同“最低标准”的权利，承担不同“最低标准”的义务，它们之间不是取代而是互补的，这也就是当今世界多层次国际投资协议并存的原因所在。从长远来看，随着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国际投资安排有可能从双边投资协议开始，逐步过渡到包含投资条款的区域经济协议，最终迈向全球性统一的国际投资协议。
（三）国际投资协议的内容更加复杂
在全球生产网络下，除了与国际贸易之间呈现出较强的互补性以外，国际投资也与知识产权、环保和劳工标准、政府采购、竞争政策、透明度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动态矛盾”也使投资争端大量涌现。为了营造稳定、透明、一致的国际投资环境，一些最新的国际投资协议明确地界定了“投资”的内涵，具体地限定了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把例外和豁免条款从税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进行一步推广到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健康、环境保护、文化多样性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还有一些国际投资协议详细地阐明了某些关键条款的内容，特别是间接征用的概念范畴、公正和公平待遇原则及其与国际最低标准待遇的关系。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面，一些国际投资协议对投资者与国家之间争端解决程序进行了重大改革，以便提高透明度，更好地节省司法资源，以促成全面和一致的结果。
随着国际投资协议内容的不断扩展、相关投资条款的不断细化、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不断革新，国际投资协议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了。复杂的国际投资协议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制度及其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政策空间，有利于在保护外国投资者利益的同时兼顾到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但是，在一个高度复杂化和分散化的国际投资协议体系里，不同国家的国际投资协议以及同一国家不同国际投资协议之间的不一致性，也对这些国家的能力和制度提出了挑战。
（四）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途径更加多样化
国际投资治理机制的多元化使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途径也趋于多样化。除了现有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公约》、《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和《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规则》等国际仲裁体系以外，缔约国有时也会选定商会、企业家联合会等无约束力的第三方进行调解或和解，以此来促进缔约方谈判和解决利益冲突。与正式的国际仲裁相比较，这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更经济、更快速、更能保护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在此方面，1990年签署的《波兰与美国双边投资条约》以及2004年的《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此外，即使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过程中，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可以为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提供各种便利。例如，在仲裁过程中，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自环保组织、劳工组织和商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会团体的代表除了可以参加公开听证之外，它们还可以向仲裁庭提交法庭之友辩护状。
三、国际投资协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日益复杂的国际投资协议体系适应了全球生产网络发展的需要，但是也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履约能力和政策有效性的挑战。要提高“国际投资协议”的有效性，缔约国应以“互利共赢”原则为出发点，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照顾到各方特殊情况，并且随着实践发展对国际投资规则适时地加以调整。
（一）国际投资协议应兼顾公私利益平衡
在全球生产网络下，跨国公司被其所在的区位内已经存在的社会经济活动同化并受此约束，并与同一区位内的企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之间保持着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关系。为了维持全球生产网络的稳定运行，跨国公司需要承担起超出其商业行为以外的责任，企业运营应做到公开透明、符合伦理道德、尊重劳工社群以及保护自然环境，既能为股东也能为全社会持续创造价值。也就是说，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责任的同时，还应积极实施利他主义行为，承担起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经济和社会责任。
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投资大多是资源类产业或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密切相关。除了遵守当地相关的法律和劳工标准以外，对外投资的企业还应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东道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以国际环保标准和“碳排放”标准为指导，提高能源和资源开采、冶炼的技术和效率。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大多是技术和管理取向的，对外投资的企业应严格执行发达国家所公认的劳工标准或环境标准，遵循全球生产网络的经济运行规律，尤其是要树立知识产权意识、劳工权益意识、法律意识和信用意识，承担起作为当地生产网络成员应该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
（二）国际投资协议应兼顾一致性和灵活性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要想在國际投资谈判中达成广泛共识，以及所制定的国际投资协议能够被有效地执行，就必须充分地承认和体现这种差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签署南南国际投资协议时，应允许发展中国家保留足够的政策空间来促进其经济发展。中国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尽力维持国际投资政策的一致性，协商和制定与国际投资协议相一致的投资、贸易、竞争、技术和产业政策，在国际投资协议采取过渡性条款、例外条款、国际收支安全保障条款等措施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此外，国际投资协议的灵活性也应体现在国际投资协议的实施阶段。例如，在国际投资协议中引入一些自愿性条款，或者在约束性条款中引入一种或几种“软性”义务。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进行国际投资协议谈判前，首先要确定采取何种形式的国际投资协议，是采用重视国际投资保护的传统性双边投资条约、达成一项规定全面自由化并涵盖投资之外诸如服务、劳工流动、竞争或知识产权等问题的特惠贸易与投资协定，还是采取仅仅为未来的规则制定奠定基础的经济合作协议；其次要对国际投资协议中的“灵活性”条款 （如例外、豁免、过渡期、保障措施）进行政策研究与分析，还要确定在哪些领域进一步加强相对于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以及国际投资协议的实质性规定、争端的解决是否适当。
（三）国际投资协议应注重投资促进条款
传统的国际投资协议往往通过投资保护而对国际投资起到间接地促进作用，国际投资协议缔约国承担的只是一种的消极义务，即承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不实施损害约定投资的特定行为。为了使本国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除了加强国际投资保护以外，发展中国家或当地政府也应功能性地嵌入其中，在国际投资协议中增加相关的国际投资促进措施，以积极行动鼓励外国投资，促使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跨国公司在本地生产网络结点的形成，并且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战略引导外国投资进入东道国认为具有相对优势和未来发展潜力的某些具体部门、活动或地区。
在传统的国际投资协议中，资本输出国从投资保护条款中所获得的权益往往大于它们所承担的义务。为了提高本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建立起更为稳定、和谐的互利共赢关系，促使缔约国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发展中国家应在国际投资协议中增加一系列旨在增进投资信息交流、强化外国投资者与国内公司之间联系、加强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鼓励技术转让、缓解非正式投资障碍、举办投资研讨会和展览会等条款，并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机构以协调投资促进行为，调查、监测和评估具体促进措施的实施的执行效果。
（四）国际投资协议应重视制度和能力援助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劣势地位，在国际投资协议的谈判和执行上面临着制度和能力约束。特别是那些在制度、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严重滞后的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并且在国际投资协议体系的进一步演变中愈加落后，直接危及到国际投资协议制定的“合理性”和国际投资协议体系的稳定性。
国际社会应充分意识到制度和能力援助的重要性，帮助发展中国国家提高履行国际投资协议的能力，否则国际投资协议就可能成为只是表明缔约方善意的一纸空文。为了增进国际投资协议体系的稳定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应帮助参与国际投资协议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培训，提高其履行国际投资协议义务的能力。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所参与的国际投资协议谈判中，应当把制度、能力和技术援助作为履行市场准入、透明度、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等条款的前提条件，以确保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能够履行并遵守其国际承诺。
参考文献：
[1]李国学.中日韩投资协议的特征、问题及对中国的意义[J].中国市场，2012，（33）.
[2]李国学. 外向FDI、产业链延伸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J].中国市场，2012，（42）.
（编辑：张小玲）
国际投资论文范文第2篇
国际投资者非常看好中国股票市场。保德信国际投资顾问公司执行董事、首席策略分析师约翰·普利文博士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全球投资人来说，中国A股市场仍将富有吸引力。
国际投资者看好A股市场
保德信提出的投资策略是增持新兴市场的股票，新兴市场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市场。约翰·普利文说，新兴市场增长稳固，通胀在可控范围之内，估值具有吸引力，盈利增长强劲。这两个市场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并将领先于其他新兴市场，
约翰·普利文表示，宏观基本面总体上依然健康，持续均衡的全球性增长可以期待，中国、印度的增长更强于全球，预计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达10％，印度经济增长为9％。
除新兴市场外，他还看好欧元区的股票市场，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高于趋势，公司盈利虽有所下降，但还是比较健康。估值相对于美国和日本有一个折价。
约翰·普利文博士对中国经济发展持肯定态度，对中国央行在控制人民币升值方面的做法表示理解和赞赏。
他说：“虽然A股市场估值感觉有点高，但中国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将超过30％，如果有业绩作支撑，现在的估值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保德信国际投资顾问公司隶属于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国际投资部，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是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公司的外方股东的母公司。
从暴跌中恢复
今年2月27日，全球主要股市都出现了暴跌，当时有A股重挫引发全球股灾的说法，而约翰·普利文并不这么认为。他说，A股“是一个触媒而不是主因”。全球投资者对于风险接受程度的再调整才是造成下跌的主因。而由于这次下跌全球投资者风险承受的能力在增强，他们所承受的过度风险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目前多数市场已经从“中国调整”中恢复过来，预计市场将完全恢复，并且由于具有持续、平衡的全球增长，美联储降息以及市盈率的提升，股市会创出新高，投资者获利也将增加。
因此，约翰·普利文对于全球股票市场2007年的整体形势依然乐观，不过，在乐观中也有一些对近期宏观和盈利方面的担忧。虽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总体上依然是健康的，但是短期内存在风险：油价重新高涨、次级房贷问题引发的对美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美国核心通胀率依然保持在高位，美联储降息的不确定性以及趋缓的盈利增长水平。因此，短期内市场波动依然会比较大。
由于全球市场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保德信的资产配置策略依然将对股市适度增持，对债市适度减持，而对货币保持中性。
估值仍然合理
除了约翰·普利文博士外，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首席投资总监袁宏隆也对A股市场表示长期看好。
袁宏隆称，二季度市场将呈现震荡走势，长期上行趋势不变。由于盈利预期增长，市场在大幅上涨之后整体估值水平仍处于合理区间。其中，2007年按整体法计算的市盈率只有27倍，对应2008年则降低到2l倍。作为全球新兴市场，由于良好的业绩增长预期，中国股市与境外市场相比，整体估值水平仍处于合理区间。而在流动性过剩和业绩增长预期的背景下，中国证券市场的吸引力并未下降。
对于央行可能的加息，袁宏隆认为，从单因素看，加息提高投资者机会成本，降低市场估值水平。但是，利率只是影响资本市场的因素之一，且利率调整的影响还要考虑经济环境，如资本市场盈利能力、通货膨胀率、国外市场利率和流动性。目前股票资产的盈利能力具有比较优势，实际利率较低，因此加息对市场的负面影响非常小。
股市上涨或下跌主要取决于上市公司本身，他不认为股指期货对市场长期趋势会产生很大影响。由于股指期货具有卖空机制，投资者为防止即将推出的股指期货可能会打压估值相对偏高的优质蓝筹股，部分投资者已经开始提前减仓，这是第一季度部分蓝筹股跌幅居前的主因之一。第二季度可以积极买入优质蓝筹股。
在行业方面，袁宏隆预计，领涨第一季度的重组和小市值类行情在第二季度仍将继续，但不会再度成为影响市场的主导力量。市场持续走强仍需得到明确的业绩支撑，以金融和地产为核心的资产重估类公司和估值洼地类公司将重新成为市场核心。
国际投资论文范文第3篇
历经血雨风霜，练就精湛的才干和惊人的意志，让他永不言弃。
虽曾面对陷入困境的家庭，又忍受断臂的剧痛，却有颗善良、慈悲、宽容的心。
留学海外，坚毅的信念让他在泥泞中保持睿智，最终踏上通往成功大道。
勇于挑战自我，面对困难不畏惧、不退缩，攀登科技的高峰，没有一刻停歇。
他就是美国鹏博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对外贸易理事会副理事长龚其恩—美国商界的侨领，智能科技的旗舰人物和感动中美两国的慈善家。
苦涩的童年，铸就钢铁般的意志
童年对于每个人都是难忘的，但对于龚其恩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龚其恩出身在一个文商世家，祖父和外祖父都曾是上海商界名声显赫的人物，父母也分别毕业于名校浙江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然而“文革”却让他们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七零八落，也让龚其恩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改变。居无定所的的境况让他们不得不选择跨海越洋。“文革”刚刚开始，家就被抄了，祖母的腿被打断了，父亲被打成资本家的狗崽子整天遭到批斗，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后来母亲被抓送乡下，两岁的小其恩只能全托在幼儿园，幼儿园的王阿姨成了他“临时妈妈”。在绝望中，王阿姨的救命之恩让他看到了生命中的一线曙光，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这也促使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出人头地，回报这些好心人的爱心帮助。
龚其恩至今还记得在十岁那年，孩子们欺负他是“黑五类”，打断了他的手臂。他忍着剧痛跑到医院后，却又被一位不负责任的医生接错了骨位。从小就经历了太多磨难的小男子汉，竟然自己做主，要求医生将手臂打断重接。当时，他忍痛发誓，这是最后一次挨打。此后，他毅然决然地去拜师学艺，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并多次出手相助那些被流氓欺负的弱者。童年的磨难让龚其恩饱尝了世间的辛酸，也铸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这成了他日后面对困难永不言退的精神支柱。
海外留学打工，坚定的信念让他踏上成功之路
上世纪80年代，龚其恩像很多年轻人一样，选择了去海外留学。刚到美国的龚先生还来不及思念远在祖国的亲人和朋友，就要首先面对大笔的学费和如何生存下来的问题。虽然早于他到美国读书的哥哥给予了他莫大的支持和帮助，但是自强的龚先生还是毅然选择了一边学习一边勤工俭学。他每学期要坚持修完三门研究生课，而每天至少还要花5个小时到餐馆打工做服务生，这是在当时唯一能找到的一份工作。即便如此，由于没有“绿卡”，餐厅老板竟然以此为由拒付工资。龚其恩的收入就只能靠客人就餐时给些小费。由于工作的繁忙和不稳定因素，再加之沉重的课业负担，内心的孤独、思念远方的亲人和朋友，有多少次年轻的他徘徊许久，想到了放弃。但是回忆起自己苦涩的童年，顽强的信念却不停的在他的耳边响起一个声音：“一定要坚持，坚持到底！”。他感到，别人能做到的事情，自己也一定能做到。靠着自己的毅力和聪明才智，龚先生最终以全优的成绩获得了乔治麻省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机器人与计算机专业的双硕士。而当他在美国最有名的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时，又被德州仪器（TI）公司邀请参加工作。几年之后，他从专业技术工程师转向销售岗位，最后成为集团公司的高级管理者，先后担任过美国松下集团公司西部地区总经理和美国ENTIVITY有限公司亚太区总经理，全权负责整个亚太区的工作。
引领科技先锋，事业如日冲天
随着职场经验的不断丰富和积累，羽翼渐丰、喜欢挑战自我的龚先生逐渐萌生了自己创办公司的念头。尽管此时他已经担任了国际著名企业的高级职务，但龚先生还是想挑战自我的极限。2001年，37岁的龚其恩经过了七个月的精心策划和准备，终于成立了第一家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司ICP有限公司，主要开拓自动控制化系统，控制机（PAC），以及开发机器人方面的应用。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龚其恩先生陆续拥有了控制软件公司、高科技贸易公司、房地产公司及餐饮公司等。他一手创办的机器人自动控制公司已经延伸海外，尤其是南美洲市场日趋红火，成为超前的科技引领品牌旗舰。最近由美国华尔街多家基金和财团包括私募基金控股集团和担保公司等发起并成立的美国鹏博控股集团公司（Athena Technologies Inc.），由龚先生出任董事长，总部设在美国的洛杉矶，同时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分公司。目前，该公司专注中美贸易和网络电子商务业务。这个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平台（www. eathenatech.com），将帮助到世界各地的商家，特别是中小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建立B2B厂家直销模式。作为美国商贸的桥头堡，美国鹏博控股集团公司创建了连接网上电子商务和网下连锁大卖场的立体模式。同时，美国鹏博控股集团公司为中国厂家提供在美国的展览厅和办公室，代理大陆产品在美国展销和网购，在美国设产品营销机构，实现网上展示订货、网下大卖场，交易担保、法律诉讼等全方位的国际贸易服务业务。这使得中国厂家卖的放心，卖得容易，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产品的全球化。
据龚其恩介绍，目前美国鹏博控股集团公司正在利用其旗下的电视、网络、呼叫中心、展览会及杂志的立体型模式，把这个新型国际电子商务平台推向全球，使公司每一个会员能够顺利把他们的产品和技术推向全球。e-Athenatech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被中国和美国买卖家都信任的一个国际贸易平台。为双方提供正确的资料，良好的沟通方法，合理的价钱，质量好的产品，和及时供货。e-Athenatech在接收卖家为这个国际贸易平台的正式会员之前，将会对这些企业做严格和整体的考察。以确保会员都是良好诚信的合作对象。除了保证买卖双方的安全性， 他们还为会员提供以网站、电视专栏、报纸杂志等一系列的产品推广，高质量和高效率的当地会计和法律咨询，为会员的中美旅行考察提供详细的商务旅行计划，为国际投资项目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设计有吸引力的海报、名片、宣传册及产品目录等，24小时电话服务中心，安排国内外的产品/公司展会，翻译产品目录，并且把客户的问题翻译成中英发给对方等服务。通过实行会员制服务，让不同等级的会员，享有不同的服务。2012年底，美国鹏博公司还荣获了“中国诚信经营3A级示范企业”荣誉称号，这可以看做是对美国鹏博公司长期坚持诚信经营理念，始终把消费者和合作伙伴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努力为客户提供最优秀的产品和服务的嘉奖。
由于二十多年来龚其恩先生一直为欧美、欧亚和中美在高科技、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领域辛勤努力，并具有杰出的贡献，2012年5月25日，龚其恩先生被欧洲封为爵士头衔（Sir John Gong，龚其恩爵士）。由于龚其恩是第一位被欧洲封为爵士封号的华人，所以他的勋章上的设计也格外独特新颖。国际最有名的皇家御用设计大师，Andrew男爵亲自为其特别设计了勋章。勋章里画着象征中国至高无上权利的龙，有着中国皇室所特用的深红、深黄和深蓝颜色，而勋章下方的“天道酬勤”四个字，则是龚其恩爵士家族的祖训。
多一分耕耘，多一分收获，上帝总是眷顾努力工作的人们。 正是秉持着这个信念，龚其恩爵士凭着永不言败的坚毅性格，使自己的事业从无到有，蒸蒸日上。他希望“天道酬勤”这四个字能代代传承下去，使更多的年轻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份天空。
在201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弟弟，现任美国绿色纳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爱德华·尼克松先生来华进行商务考察与交流，并庆祝中美友谊40周年。龚其恩先生担任了此次访问中国的特使。龚其恩先生特意安排尼克松先生一行探访了4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问过的中国北京、上海、杭州、江苏无锡、昆山市、深圳等地。2012年2月21日晚上，龚先生在钓鱼台八方苑专门举办了庆贺中美友谊40周年的晚宴，特意邀请了毛主席大女儿李敏女士等人和尼克松先生在40年后重温友谊。此次，除了纪念中美友好40周年外，龚其恩先生还将美国的最新钢铁技术带到了中国。尼克松先生在龚先生的安排下与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积极探讨未来钢铁趋势与发展，并将最新研制的绿色环保纳米钢介绍给宝钢公司。绿色环保纳米钢以其超强度，省成本的技术可广泛地应用于国防，工业，公共安全和运输等领域。而这项新型钢铁技术正是目前中国钢铁所急需的。
慈善捐助，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事业有成的龚先生坦言，做生意的底线是为了赚钱，但这笔钱并不只属于我一个人，它是属于整个社会的。1997年龚先生担任了ISA在橙县的教育部主席，直至ISA主席。ISA是一个在全球拥有近5万余名会员的庞大协会组织，主要从事社区服务和公益慈善事业，其成员主要以工程师和职业经理人为主。之后，他还参加了美国扶轮社和狮子会等商业协会，捐助了大量善款以帮助穷人和病人。龚先生也因此在美国拥有众多著名企业家和政界朋友，并获得了美国当地政府的肯定。
龚其恩先生曾经帮助过一个叫郑智鸿的小男孩，他小小年纪便不幸患有白血病。当笔者问起这个小男孩的故事的时候，龚先生只是说他很欣慰，因为知道郑智鸿现在已经恢复了健康。他没有提及任何他为这个小男孩曾经做过的事情，他只是微笑着说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事实上，帮助小智鸿只是龚其恩先生从事慈善事业以来的一个小小的例子。仁慈和回馈社会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他不仅自己从事慈善事业，他还经常鼓励他的孩子和其他协会的成员们一起去做。2008年，中国四川遭遇特大地震的时，龚先生正在德克萨斯州出差。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取消了他在德州的一切行程回到洛杉矶筹备捐款。他的公司立刻通过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进行了捐款。
当记者问及是什么驱使他去做这么多慈善事业的时候，他回答说其实慈善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看到那么多的人都在受苦，我感觉是我的本能让我想去帮助他们。而且，仁慈是我家族的传统。”龚其恩先生说，他的外公毕业于牛津大学，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经常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住在他自己的家里。“我的父母不仅做慈善，并且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也要这么去做。所以实际上仁慈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它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了。”
龚其恩先生说，回首四十多年的人生旅程，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风雨，但没有留下遗憾；每每回首往事，总是会感慨万千，总会对生命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为自己找到了更清晰的目标；而展望未来，自己坚信仍有无穷尽的光彩事业和阳光明媚的前途。
国际投资论文范文第4篇
2、企业异质性与贸易中介理论研究新进展
3、论法学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的开展
4、论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5、高校翻转课堂的“国际投资学”教学改革实践与推进
6、“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协同分析
7、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分析
8、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业绩承诺纳入中美双边投资条约的利弊分析
9、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及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10、PAD教学模式 在“国际投资学”教学中的应用
11、国际投资仲裁发展前景分析
12、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创新战略研究
13、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
14、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目标、挑战与思路
15、ＣＰＩ增长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分析
16、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分析
17、基于信息时代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关系思考
18、论产品跨国生产经营网络扩展与产业内国际贸易垄断的新发展
19、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创新与前景展望
20、中间产品进口是否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
21、“美丽年代”最后的火花
22、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23、积极管理中资企业外向发展中的金融风险
24、国际贸易与FDI关系的发展轨迹:替代互补与融合
25、国际商务专业定位与人才培养问题探讨
26、投资资本权利扩张与管制的辩证法
27、内陆城市开放路径探析
28、沈阳自贸区的国际化、贸易便利化发展路径探究
29、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
30、浅析“低碳经济”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
31、从“WTO是模范国际法”说开去
32、英国“脱欧”是启动中英自贸协定谈判的契机
33、加快推进天津自贸试验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①
34、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协整分析
35、国际税收仲裁裁决的效力与审查
36、经济波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趋势
37、跨国公司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协调与选择
38、国际结算双语教学研究
39、法务会计教育问题研究
40、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与可能路径
41、经济一体化与当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42、大学课程教学的“三单”问题及“五线谱”教学方法
43、金砖国家引进FDI的对外贸易效应比较研究
44、因专业稳中求进 赖格局致以远方
45、全球化竞争格局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路径探析
46、探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互融合趋势
47、低碳经济影响下国际经济法的变革
48、国际投资学教学方法的改革的相关思考
49、欧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国际投资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金融危机后，我国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迅速。2012年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关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举措。文章介绍了金融危机后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主要进展，结合国际经验、相关理论以及我国当前经济结构转型需要，阐释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原因。基于优化国际投资头寸表和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评估两个视角提出了对金融开放次序的看法，并强调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规则修订改革，以创造国内有关改革的良好外部条件。
关键词：金融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
一、为什么加速金融市场化改革
金融危机后，我国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迅速，短短一两年内香港离岸市场规模从不到1000亿增至6000亿。国内的金融理财产品发展迅猛，为投资者和储户提供了新的选择，特别是储户有了更多的机会获得比传统存款收益率更高的投资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2012年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关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举措。如中国人民银行推进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同时也在尝试推进资本项目的渐进开放；国务院批准建立温州金融实验区；温家宝总理对民营金融机构准入机制的讲话。总的来看，金融危机后我国关于金融市场化的政策举措不断增加。
为何要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从国际经验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金融市场化改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进。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和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实现了高度金融市场化。各国金融市场化的内容差别不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取消政府信贷方面的管制、取消利率管制、放松金融业准入、保持银行自主经营、多元化银行股份结构与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相比之下，我国的金融体系很特别。很多比中国发展水平差的国家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金融市场化程度也比我国高。当然，国际经验如此，并不意味着中国也必然如此。国际经验只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中国是否要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如何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需要结合理论和中国的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压力是当前的金融体系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要求不匹配，压力从微观和宏观各个层面表现出来。
金融危机之前，我国主要是出口和房地产导向型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下，出口和房地产行业可提供大量的抵押品，比如出口订单、国外信用证、机械设备和土地等等，这种增长模式对于金融部门风险管理的要求不高。政府和国有银行主导的简单金融服务尽管效率不高，但还是可以基本完成从储蓄向投资的转换，不会成为发展进程中最大的短板。
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和房地产主导的增长模式越走越难，需要经济结构的转型。转型主要包括两个核心内容：一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平衡；二是制造业内部产业升级。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升级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但这些产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大，需要反复试错才能找到合适的模式。另外，这些产业的发展很难提供符合风险要求的抵押品。诸如新的市场营销、新的经营理念、专利、技术等软要素的价值很难评估，企业也很难以此为抵押从银行贷到款。这种新的模式对于金融机构的信息甄别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复杂的要求。政府和国有银行主导的简单金融服务远不足以满足这些要求。必须依靠进一步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才能让金融服务与产业转型和升级相对接。
宏观层面上，金融市场化改革面临的压力也非常突出。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宏观调控政策处处受制。过去近十年，宏观经济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被严重干预的人民币汇率引发了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并吸引短期资本流入，货币当局被迫购买大量外汇并释放出相应的人民币。由于基础货币投放过量，货币当局采取大量冲销操作（这些操作的有效性倚赖于资本管制政策）回笼货币，并采取提高法定准备金、信贷额度管理等一揽子措施遏制货币总量的增长。这些措施还不够。当快速增长的广义货币对物价和房价形成巨大压力的时候，其他部委也不得不出面干预商品价格，干预具体的投资项目，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遏制房价进一步上升。现实充分说明，如果汇率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宏观调控政策将陷入严重的被动局面，维护物价和经济增长稳定将付出超常代价，而且效果不一定令人满意。
二、改革是否应讲求次序
学术界对7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做了很好的综述研究。这些研究发现，总的来看，金融市场化改革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有显著改善，但同时也提高了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金融市场化改革是个高难度动作，到了一定发展阶段不做不行，但做错了麻烦很大，需要特别注意其中的细节。最关键的细节就是金融市场改革的次序安排。
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次序是“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实现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国内的银行业和其他重要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建立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各种类型金融市场以及健全的监管体系优先于资本项目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和分散风险，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本身存在比较大的价格扭曲，资本项目开放不仅难以优化资源配置，还可能进一步放大资源配置扭曲，扩大风险。从国际经验看，若采取固定汇率，而资本是自由流动的，很容易招致投机资本冲击，爆发货币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出现这种局面，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也是目前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缺陷使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很长时间内都在积极地宣传资本项目开放。但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此次金融危机以后，他们对资本项目开放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仅不断地提出资本项目开放应具备的国内条件，而且开始认同在某些特定环境下使用资本管制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这些国际经验和理论研究结论是否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目前采取的是一种渐进的、边做边看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实验式改革。没有可以完全照搬的理论或者国际经验。
三、如何安排次序
对于国内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总体情况是改革风险系数相对较低而改革的需求非常迫切，应该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在多个领域共同推进改革。下文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对涉外金融开放次序安排的讨论。一个角度是基于近年的人民币贸易结算和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基本现实，评估改革的次序问题；另外一个角度是以优化中国对外投资头寸表为落脚点，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涉外金融开放次序。基于这些讨论，我们认为涉外金融开放过程当中的次序安排决定成败。
允许使用人民币贸易结算和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以来，香港人民币存款迅速增长。聚集在香港的国际投资者借此实现了资产结构的重新调整，大量的美元存款转化成为人民币存款，美元存款在香港全部存款中的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币存款在香港全部存款中的比重显著上升，港币存款在香港全部存款中的比重基本没变。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这可以看作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因为境外投资者持有了更多人民币资产。这也可以看作是变相的资本项目开放，因为在资本管制的格局下境外投资者获取人民币资产的合法途径有限。有了人民币贸易结算政策和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以后，境外投资者可以更方便地持有人民币资产了。
如果境外投资者突然大量增持人民币是因为在实体经济当中交易的需要，这样的变化是个好现象。但是根据香港金融机构的调研，我们发现市场普遍认同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利差是驱动投资者增持人民币资产的主要动因。2011年四季度人民币升值预期发生逆转以后，香港人民币存款立即停止增长，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再次说明人民币升值预期对于香港人民币存款变化的强大解释力。
基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增持人民币资产带来的后果怎样？其一，外汇储备增加，货币当局蒙受财务损失。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货币当局是境外投资者的最终交易对手。境外投资者增持人民币，减持美元，与之相对应的是货币当局增持美元外汇储备，同时增加人民币负债。如果人民币升值，货币当局要承受损失；如果人民币负债成本高于美元投资收益，货币当局也要承受损失。
其二，货币当局政策独立性未来面临新的威胁。流出去的人民币目前还缺少回流机制，因此对境内广义货币增长带来的压力不大，还不会威胁到国内物价和房价。截至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举措面临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威胁货币政策独立性。但是，随着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再加上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增加，境内货币当局会面临新的压力。一种渠道是部分回流机制下的人民币回流会增加内地货币供应，货币当局面临新的对冲压力；另一种渠道是离岸市场上的汇率变化会改变内地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预期的变化会直接改变人民币贸易结算、结售汇、外币信贷等行为，并因此影响到内地外汇市场。这是货币当局未来面临的新挑战。
其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初衷未能实现。升值预期不会长期持续，升值预期驱动下的香港人民币存款增长不可持续。
所有这些不愿看到的结果，不是因为让贸易商自由选择人民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有问题，也不是因为让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有问题，而是汇率形成机制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举措不匹配。非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创造了与市场供求关系不一致的人民币汇率变动预期，扭曲了贸易商和投资者的行为，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次序非常重要，如果缺乏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开放会放大扭曲，良好的改革初衷难以实现。
国际投资头寸表综合反映了我国对外金融财富的状况，这是所有对外经济活动作用的结果。（详见图1、图2和图3）
我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的问题非常突出，资产方以美国和欧元区的国债和机构债为主，主要是美元或者欧元计价资产，且收益率较低；负债方以国外在华直接投资为主，以人民币计价，而且负债成本较高，外商在华投资回报率平均来看在10%以上。从优化中国对外净财富的角度来看，汇率改革、外汇储备管理改革、放松对资本流出限制可以减少继续的外汇储备积累，提高外汇资产收益，应该放在第一位；人民币国际化和放松短期资本流入的限制是应该放在第二位。如果外汇资产运用不好，为什么要通过增加人民币负债的方式增加外汇资产呢？
四、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与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之间的关系
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至关重要。没有完美的制度，任何一个体系都会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陷，选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关键依据是它是否与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相匹配。现在的问题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国际贸易和金融一体化快速提高的背景下，现有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与之严重不匹配。
金融危机的爆发集中凸现了这个矛盾。设想一下，如果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设计当中存在对国际收支失衡的自主性调节机制，如果对大国汇率制度的选择方面有统一的国际标准（比如所有大国都采取统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体制），如果在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方面有更加审慎的监管，如果对储备货币发行国有外部纪律，如果在国际最终贷款人机制设计方面更加有效，如此等等。但凡上述的如果当中有一个能够成立，金融危机就有可能避免，就算不能避免，危机的后果也不会如此严重。
回想一下，过去20年国际贸易体系运行良好，关键保障在于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供一套基本有效的外部规则。过去20年国际金融体系频频出现危机，关键原因在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当中缺少适当制度层面的公共品。这不仅是某个单独国家的问题。在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今天，每一个国家都很难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事情做好，在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甚至不可能由单个国家把事情做好。我们迫切需要全球范围层面的公共产品，尤其是需要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方面的制度和规则。这些全球层面的外部制度和规则约束，能够从全局的角度弥补每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制度和规则缺陷。
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一连串的G20首脑会议以及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上，有大量关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的议题。这是非常好的迹象。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实质性的进展还不够。
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的意见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给中国提供了机会。无论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还是资本项目开放，都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规则修订有密切联系。如果是个规则缺失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国的涉外金融开放要更加慎重。反之，如果中国能携手其他国家在一些关键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规则方面做出改进，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会更加有利。
五、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符合中国与全球利益
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做出积极调整。一是主要经济体采取统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体制；二是对经常项目失衡的强制性调节；三是对系统性重要国家的关键宏观经济指标约束；四是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和重要跨国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五是国际最终贷款人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机制。这些规则的建立会让中国和全球金融市场更加稳定，金融市场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减少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上述规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经济体的现行体制都构成了冲击，应该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谋求国家之间的共识。
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一波三折，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着刺激经济与结构改革的两难困境，政策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小。通过完善当前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可以在超国家层面上改善全球资源配置，这样的调整方式不仅效率更高，而且每个国家因此面临的压力也相对较小。这是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最高性价比方案。
参考文献：
[1] （美）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
[2]（美）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控制[M]. 李若谷，吴红卫译.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3] （美）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美)斯蒂芬·S.戈卢布(Stephen S.Golub). 货币、信贷与资本 [M] .张杰，陈未译. 大连 :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纽约] : McGraw-Hill出版公司，2000.
[4] （美）约翰·G.格利(Gurley.J.G)，爱德华·S.肖(Shaw.E.S).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王传纶、 陈昕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5] 张斌.中国对外金融的政策排序—基于国家对外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国际经济评论，2011，（3）.
[6] 张斌.中国外汇储备名义与真实收益率变动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2012，（1）.
[7] Tobin，James.The New Economics， One Decade older[M].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
[8] John Williamson and M. Mahar， “A Survey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J]. Princeton Univ Intl Economics (October 1998).
（编辑：韦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