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文化范文第1篇
【摘 要】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以书法艺术为校园文化核心资源，以“德慧”课程为校园文化建设纲要，确立书法特色文化建设。近年来，学校突出书法文化与教育本质的融合，努力突破单一的“写字教学”操作模式，从书法艺术中寻找文化元素，在书法艺术中挖掘教育意涵，进而系统地、深层次地思考书法课程建设应该采取的方式和策略，从而积极探索校园书法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途径，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键词】书法课程建设;校园书法文化;“德慧”课程
【文献标志码】B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始创于1906年，是一所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百年老校。书法教育是唯亭实验小学办学的一张亮丽名片。白1998年以来，学校在书法教育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真正实现了书法进课程、特色创品牌。学校先后获得中国书法（写字）特色学校、中国特色教育示范基地、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书法教育示范学校、苏州工业园区特色学校AAA级等荣誉称号，同时，成为江苏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实验基地、苏州市书法家协会教育基地。
为进一步改进学校特色文化建设工作体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彻落实《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等文件精神，紧紧围绕培养阳光少年、美德少年、智慧少年的办学愿景，传承书法艺术，培育德慧少年，学校重视课程整合，构建“德慧”课程体系。硬笔书法安排在德慧素养核心课程的语文课程中，软笔书法安排在德慧国粹基础课程的美术课程中，而书法社团则安排在德慧生活拓展课程的自主拓展国粹类课程中。这样的书法课程设置，使“学校书法教育特色”发展成“校园书法文化”，使“书法文化”渗透到校园环境、学校管理、教育教学等各个方面，努力创建富有学校特色的校园书法环境文化、书法制度文化、书法精神文化，以文化的魅力去影响人、造就人，最终使之内化为师生的素养，促进学校、教师、学生的共同发展，从整体上提升“学校精神”。
一、改善教育条件，做好学校书法环境文化建设
苏霍姆林斯基说：“我们的教育应当使每一堵墙都说话。”环境能感染人、熏陶人、塑造人，学生的良好行为习惯和高雅艺术追求是在环境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学校不断改善书法教育教学条件，打造优美的校园文化环境，营造浓郁的书法氛围。学校有4个书法教室（其中2个用作书画教室，与美术教学功能结合）和1個篆刻教室。学校建设校园室内、室外书画长廊、书画作品陈列室，每个教室外走廊上布置学生书法写字作品展示栏，展示栏中悬挂着师生软笔书写的名言警句，扇形宣传牌更是独具匠心，加上“国粹艺术传承中心”的成立，让校园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条走廊、每一个室场内巧妙地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由本镇书法家书写的文化石点缀其间，使整个校园充满浓郁的书法艺术氛围。学校通过校园文化的建设，美化了书法文化的环境，突出了书法教育的特色，营造了良好的育人氛围，为师生提供了一片自由飞翔的翰墨天空。
二、规范学校管理，做好学校书法制度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体系需要制度文化建设来保障。学校确立了书法教育的课程目标，完善了书法教学的“四个统一”，制定了《唯亭实验小学书法（写字）教育的“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学校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在各年级进行硬笔书法教学，一到二年级每周安排两节硬笔书法课（每节课35分钟），由语文教师任教，主要使用书法校本教材《墨韵唯华》。三到六年级每周安排一节软笔书法课，统一使用西泠印社出版的《书法练习指导》教材。4个书画特色班和4个书法社团聘请书法家和学校书法专业教师任教。在校外专家的指导下，学校培养了自己的书法专职教师，结合国家的课程进行校本化构建，做优做强书法特色课程。学校努力打造书法团队精神，围绕“文化立校、特色兴校”的宗旨，要求书法社团的领队教师做到“六个一”，即：一个社团、一门课程、一本校本教材、一个课题、一本记载本、一份社团活动报告单。学校组织相关部门加强书法教学的巡视与检查，做到课堂教学有教案，有练习，有作业，有实效，每学期期末进行全校学生书法考级，对优秀的指导教师进行奖励。对在软笔、硬笔书法上取得较高造诣且能指导学生得奖或发表的教师也予以奖励。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学校发展的重要支撑。高水平的师资不仅可以提高学校书法教育质量，还可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学校一方面采取具体的措施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考核，另一方面，为更多教师的成长搭建平台、提供机会。学校成立教师书法中心学习组（软笔），聘请书法家进行分层教学，两周活动一次。学校经常组织教师参加各级各类书法展览、比赛，书法（写字）课堂教学评优竞赛，与苏州市文联、江苏省书法家协会、苏州市书法家协会、江苏省硬笔书法家协会等专业学术团体保持联系，指导、帮助教师成为会员，在更高的平台上锻炼自己，提高自己，为书法（写字）教育特色学校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师资保障。
书法课题研究与书法技能提高紧密结合是学校书法教育开展的基础。学校通过开展“写字教学的育人功能”“小学生良好写字素质培养的研究”“深化写字特色，推进学校品牌建设的研究”的课题研究，促进了学校的书法教育、培育了学校书法写字特色教学，并且深化了教师对书法教育意义的认识，充分挖掘书法教育功能。2016年1月，学校申报了市级课题“国粹文化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研究”，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把培育书法特色与弘扬中华国粹艺术、建设校园独特文化、提升学校办学内涵、树立学校办学品牌进行融合。
制度文化既能约束人，又能激励人。学校以相关的制度规范书法教学行为，凝聚师生合力，强化责任意识，从而为书法教育教学的开展提供了保障。
三、丰富书法课程，做好学校书法精神文化建设
学校通过书法课程建设，实现“以书育人、特色兴校”的目标，丰富师生的精神世界，增强师生的精神力量，使学校成为具有文化艺术品位和精神感召力的场所，从而形成了唯亭实验小学独特的校园精神文化。
学校严格执行课程方案，配合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积极开展书法教育，把德育、智育、美育等渗透到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书法活动中，建立促进学生书法发展的评价体系。
随着书法课程建设的不断深化，教育理念也不断创新。书法教师通过学校组织的培训和活动进行研学，提高书法水平，提升综合素质。学校要求所有书法（写字）教师确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更新教育思想，对书法课程目标进行科学的制定，结合校园文化建设需求，合理地组织实施具有教育意义的书法教学活动。
书法教育除了课堂教学外，理论研讨、经验交流、技艺切磋也很重要，尤其是一些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不但能提高教师书法（写字）教学水平，而且还能更新学校的书法教育管理理念。因此，学校承办了2013年度江苏省教育学会书专会书法教育学术年会，参与了江苏教育报刊总社主办的“书法名校高层论坛暨师生书法作品年展”活动，由此激发了师生的书法热情，提高了师生的书法水平，提升了师生的精神风貌。
学校注重学生的梯队培养，充分挖掘各级各类比赛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书法活动，书法创作比赛让学生懂得竞争，书法作业展评让学生相互促进，“小小书法家”评比让学生学习典型，进社区写春联活动让学生奉献爱心，“书家连环画”让学生陶冶情操，开展书法考级活动让学生拓展视野。2018年6月，“挥别小时代书写新时代——唯亭实验小学毕业生书画作品展”在苏州工业园区文化馆举行，等等。这些活动得到了家长的大力支持，使学生的书法素质得到了提升，思想感情得到了熏陶，精神生活得到了充实。
唯亭实验小学在“让每一个孩子享受爱与智慧的品质教育”的办学理念引领下，以书法文化为主题，统一规划校园文化，建立书法课程体系。通过逐年建设，学校注重内涵发展，立足本校实际，依托书法特色教育，培育德慧少年，提高全校师生的民族文化素养，精心打造一个翰墨飘香的美好校园。
书法文化范文第2篇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要] 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书法艺术，它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的结晶，是世界艺术之林的奇葩，蕴含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这凝聚着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精髓，倍受世界各国人们青睐的中国书法，在当代社会教育尤其是青少年教育中所受重视的程度，令我们不禁感到传统文化传承的危机。为此，本文探讨了书法教育发展的新模式。
[关键词]青少年 书法教育 文化传承 发展模式
一、书法教育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内蕴，与中华民族的内在生命精神血脉相连，融为一体。书法不仅仅是“技”，是“艺”，更是“道”，它与中国文化相表里，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的结晶，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
(一)文化认同价值
书法是中国文化艺术的瑰宝，语言学家洪堡特说:“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书法艺术以汉字为载体，而汉字是记录汉民族语言的符号，与民族语言是共生的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睿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小学生学习书法，不仅仅是让他们去把汉字写得工整、规范，还是认识民族的文化、寻求文化认同的手段，具有深刻的文化认同价值。
(二)文化传承价值
德国文化人类学学者兰德曼说:“文化使人能自立行走，只有在文化包裹的气氛中人才能呼吸，文化如同人体内的血管系统是属于人的一部分，而血管里流淌的是主观精神的血液。”民族文化的传承被中断，这个民族的人们就会有“精神流浪”的楚痛。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文化的传承。青少年书法教育具有基础
1 性，对生命个体的成长有深刻的影响，可以利用书法教育的优势在青少年心中播种下民族文化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讲，青少年的书法教育在书法技能传授的同时更是对书法文化的传承、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
(三)文化创造价值
青少年书法教育是一个文化传递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生成的过程。一方面体现在书法教育是一个陶冶人生、促进生命个体“文化”生长的过程;另一方面，生命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又在不断推进、创造着书法文化。
青少年既是书法学习的重要阶段又是个体成长的重要阶段，一方面我们必须从培养人、塑造人的角度来认识书法教育，明确书法教育“以道立人”的文化创造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从书法文化创造的角度看待我们的青少年书法教育。
总之，中小学书法教育除了教孩子书写规范、工整、易认的汉字外，还有文化识同、文化传承、文化创造等文化价值。因此，青少年书法教育的意义超过写字本身，应该上升到对民族文化的识同、传承、创造中去。
二、从文化传承视角看普及青少年书法教育的意义
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优秀代表，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新的时代要求人们善待书法艺术，社会要形成重视书法艺术的风气，青少年正是继承和弘扬书法艺术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力量，因此，普及青少年书法教育显得至关重要。
(一)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写字教育的目标要求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1]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高度重视学生写字能力的培养，明确提出了各学段的写字教育目标。
一至二年级 “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见的偏旁部首，能按笔顺规则用硬笔写字，注意间架结构，初步感知汉字的形体美，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书写规范、端正、整洁。”三至四年级“能使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做到规范、端正、整洁。用毛笔临摹正楷字帖。”五至六年级“能用硬笔书写楷书，行款整齐，有一定速度。能用毛笔书写楷书，在书写中体会汉字的优美。”
三个学段对学生写字目标提出的要求，体现出如下两个特征：一是注意循序渐进，以夯实基础为重，重点是学习楷书，尤其是实用性较强的硬笔楷书。二是 2 提出了用毛笔临摹、书写正楷字的要求，这一要求显然不是为实用书写而设置，而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书法艺术打下基础。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写字教育、书法教育，对书法教育目标的明确表述，进一步反映出新的时代对祖国语言文字和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的高度重视。
(二)中国书法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青少年学习书法，作用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有助于了解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哲学思想，激发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丰子恺先生说书法是中国艺术的最高代表。宗白华先生称书法可以表现人格、思想、感情。更有华裔法籍学者、艺术家熊秉明先生谓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之核心。[2]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亦在其《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中公开赞同此论。著名文化学者王岳川也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门艺术，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的明珠’。”[3]我们姑且不论这“核心的核心”一类说法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书法和中国其他艺术门类，如文学、音乐、绘画等一样，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精微之处。
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阴阳观念在书法中体现为刚柔、动静、虚实、方圆、曲直、迟速、轻重、浓淡、润燥、大小、疏密、离合、奇正、巧拙等一系列相对立的审美范畴，又由这一系列对立双方的统一与转换，派生出具有无穷生命意味的气势、风骨、神采，从而形成书法审美的独特性格，为几千年来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所钟爱。中国儒道哲学思想形成于先秦，随后在两汉的书法创作中就已经体现出哲学思想对书法艺术创作的深刻影响。东汉崔瑗作《草势》云：“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已经体现出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稍后的蔡邕在《九势》中云：“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4]更直接的承继了老庄性任自然、反对雕凿的思想。后世书法家在书法创作和论书时，莫不遵此而行。
书法不仅在观念上受儒道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在技法层面亦如此。论点画，要求藏头护尾、欹正相生;论墨法，要求浓淡有序、润燥相宜、骨肉不离;论章法，要求首尾照应、顾盼生姿、疏密相间、大小错落。难怪著名学者王岳川说：“世界主义立场使我更为尊重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每当我在国外看到母语 3 汉字或书法艺术，都会产生一种深沉而持久的激动，难以平息。这是古老华夏文明给我的精神空气和知识水源，丧失了这一切作为个体就是无根之人，作为民族就只短暂的呼吸而走向精神枯萎。”[5]
(三)书法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是新的世纪里我们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青少年有责任和义务继承并弘扬书法文化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拿来主义”的中国，由于饱受闭关自守导致的贫穷落后之苦，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学习，随之而来的便是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经过一个多世纪对中西方文化的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惊讶的发现，曾经被中国人推崇备至的西方文化，正是东学西渐的产物。后现代时代的西方一流社会学者，无不关注并惊叹于东方孔孟和老庄哲学思想。这促使我们深刻反思，在上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是否过于偏狭，对我们的老祖宗是否过于轻视和无知。而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有责任和义务继承并弘扬书法文化。
三、中国书法教育的发展
(一)古代书法教育
古代书法教育在中国文字产生时就已经开始萌芽，至唐代时已是我国书法史上书学鼎盛的时期，它的兴旺发展，一直延续到此后的宋、元、明、清等朝代。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书法家，既当学生又做先生，既是书法家，又是教育家，他们就像传递奥林匹克“圣火”一样，充当“书艺传人”，把书法艺术传到了今天。自从真、草、隶、篆等书体的相继诞生后，于是产生了流派，为书法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颜真卿其书初自家学，早年曾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并著有《张长史十二笔法意》一文，述其受笔法之经过，后又师从褚遂良，一变古法，自成一格。唐太宗则崇尚“二王”，极力“雅好王羲之的字，心慕手追。”“万机之馀，不废模仿。”[6]在他得到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后，于宫中大兴书法之风，以“书”论赏，成为一时趣话。
(二)当代书法教育
我国大规模的书法教育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那时“文革”结束 4 不久，万物复苏，百废待兴，书法教育活动也应运而生，不失时机地加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书法教育从我国目前教育体制和实际受教育的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青少年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高等艺术院校，二是中小学校，三是各类专门培训班。
1.高等艺术院校——我国书法教育的主力军。目前我国各类师范院校或大专以上的艺术院校，是我国书法教育的高等学府，他们有一流的校园设施，一流的老师，一流的教材和一流的教学，具备完整的教学体系和方法，是我国书法教育的主要阵地。据专家分析，随着近二十年来书法教学的不断完善和积累，在学院式的书法教育下的确涌现了不少高水准的书法专业人才。这其中尤以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王镛书法篆刻工作室、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南京艺术学院教育学院和美术系这四所大学的教学成绩最为突出。[7]充分说明了高等艺术院校的教学实力，展示了新形势下书法教学的新成果。
2.中小学校——书法教育后备力量的摇篮。目前，我国中小学校基本都设有写字课，有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也有老师专门上课讲解。但都比较浅显，属于启蒙教育和素质教育，一般对学生没有更高的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以后，掌握写字的一些基本常识，有灵气和有灵感的学生会因此对书法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进而参与高层次的学习和深造。有的学校通过抓学生的素质学习和培养，掀起了书法教育的高潮。如山东省曲阜市鲁城中小学2000学生用硬笔现场书写《论语》，其情其景，无不令书法教育者们兴奋万分，激动无比。[8]硬笔书法教育的出现，也加速了我国书法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
3.专门培训班——书法教育的补充力量。各级各类专门培训班有以下特点：一是人员多，分布广;二是教学地点不稳定和人数不确切，有时甚至只有
三、四个学生;三是形式多样性，少年宫、书协的各类培训班、培训中心等，林林总总，数不胜数;四是授课老师差异大，有美术专业毕业的书法老师，也有中文系毕业的语文老师，而更多的老师则是一些书法爱好者。但他们的口号很响亮，要求也很明确：就是写一手漂漂亮亮中国字，做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
(三)中国书法在国际上倍受推崇
书法艺术是国人深为自豪的艺术精粹，素为世界上许多熟谙和热爱汉文化的 5 国家和民族称道，千百年来，书法艺术呈现出华夏审美人格的心灵世界，表现出中华艺术最潇洒、最灵动的自由精神。它飘然着儒的滞重、法的森严、道的超然之外，在笔飞墨舞的律动中刻画出中国民族最真实的精神轨迹，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东方特色的艺术形式。中国书法文化早已以其特有的审美性、艺术性走向世界范围，不止在日本、韩国，而且在众多西方国家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米肖托贝便远涉重洋到东方学习书法，代表着西方现代画家对书法专注的热情潮流，使得中国书法逐渐成为一种跨民族、跨地域、跨语言文字的泛世界性文化形态。
四、中国青少年书法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青少年书法教育的不断发展为继承和弘扬书法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代书法教育，面临着新形势、新环境的严峻考验，尤其是信息技术全面普及的今天，书法教育显得倍加艰难，难以走出徘徊不前的局面。
综观中国教育全局，在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力图深入推进的同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依然是显得嘴上谈得多，手上做得少。
(一)书法艺术的教学难以由语文课程来实现
书法与语文联系紧密。书法以文字为载体，以文学作品为书写对象，这就使书法鉴赏不是单纯的停留在墨法、章法、笔法上，同时也是玩味文字内容的过程。书法作品的风格还常常要求与文学作品的审美风格保持一致，或壮美，或优雅，或沉雄，或舒展。这种风格的一致，带给人更加强烈深刻的审美体验。书法作品与文学作品相得益彰，才使其充满无穷魅力，此其一。
其二，根据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一至六年级的学生主要的写字目标是实用性要求，即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和姿势、掌握汉字书写的基本规范、写硬笔楷书，在此基础上初步接触毛笔，这一写字目标基本上可以由语文教师来帮助实现。但是在七至九年级，写字教育已经发展到书法艺术教育，尽管还是初级阶段，但语文老师们已经一多半不能胜任了。
其三，语文课程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教育任务存在分歧。语文的性质长期以来人们争论不休，各种语文观充斥着语文教育的课堂，因此，将书法艺术的教育纳入语文课堂来进行，全社会没有达成共识。在这样的情势下，老师们操作起来随 6 意性就更大了。语文课程庞杂的教育任务实际上也决定了很难再抽出精力来训练学生的书法意识和进行必要的书法鉴赏教育。
(二)社会对书法艺术的重要意义认识严重不足
尽管近年有不少文化精英在为书法艺术的振兴鼓呼，在努力改变社会对书法艺术的冷漠和无知，书法的学科建设、从专科到博士后的教育层次都已具备，但是和网络时代相比，整个社会对书法的认同度仍然不够。书法正在由大众文化艺术向极少数的精英艺术转变，正在从广阔的生活走向狭窄的展厅，连新春佳节贴春联都买印刷体了。这种状况，不利于书法艺术的承继和繁荣。
“无色而具画图的灿烂，无声而行音乐的和谐。”(沈尹默)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全世界也只有中国的汉字才有如此奇妙的本事。连西方的画坛巨擘毕加索也由衷赞叹：“中国书法是最高的艺术。”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中法文化年系列活动中也说到：“中国书法博大精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美国人福开森说：“中国一切的艺术，是中国书法的延伸。”[9]当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为世界各国的文化精英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在漠视、贬损它，这不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事情吗?
五、中国青少年书法教育面临的困惑
书法教育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二十年，其“热”早已不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人们现在所要关注的是它的教育质量问题。
(一)高等院校面临的困惑
一是因教学思路所限，面临就业问题，学生学完四年大学书法后真的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能干些什么?于是不得不痛苦地又继续选择考研、读博，以博取更高的身份以便为择业找到一条便利的通道。二是作为已经具有学科意义的书法艺术教育，其科学性却无法在教学方式上显现出来，基本上还没有逃脱“私塾”教学模式，虽然好像都有教学大纲，都有培养目的和教学方式。三是作为书法这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该如何把握书法本体与跟书法有关的相关文化的关系?是应该唯书法而书法?还是泛书法而书法?还是二者兼顾?四是高等书法教育如何处理培养精英书法群和大众书法群的关系?[10]这些都是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势必影响到高等院校的教育方向和培养目标。
(二)中小学和专门培训班面临的困惑
7 一是任课老师的素质不高问题。目前大部分学校并不是由专门书法老师来承担这些教学任务，而是由一般的语文老师来承担。在培训班里，则是当地的一些所谓“书法家”来承担此项任务。师资的常识修养、雅俗高低，必然会影响教学中的学习。
二是缺乏系统的指导性教学理论，更不要说有完善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法，有的连教学计划都不全，教材也不规范，不统一，基本上是各自为政，你写我编，大同小异。教学中缺乏创造性，只是一味地“死教、死写”，不能循序渐进地掌握点划、用笔的基本方法。
三是受形式和体制的制约，不被当地教育部门等有关权威机构所承认，即使承认了，与之有冲突时，首先被砍掉的也是书法课。为此，在2000年的全国政协第九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森先生，就我国中小学生书法(写字)教学等相关问题作了专题发言，他指出，在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学生“减负”的紧急通知后，不少学校将写字课砍掉了，甚至语文课中的古文比重也被压缩，这些做法都是不符合通知的本来精神的。我国小学中的写字教学，本来就不是普遍健全，有相当数量的小学写字教学的设置和师资配备还很薄弱，尚待补充和加强。初中以后，课程、科目增多，负担加重，刻意学习写字，这对一般学生来说，则已成为不太可能，所以在小学阶段学习写字是至关重要的，不能掉以轻心。[11]
六、书法教育发展的新模式研究
书法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想使书法能够长盛不衰，必须使书法教育模式跟上时代的发展，推陈出新。
(一)书法教育要突出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动发展
历史上，汉唐的书法盛世，已是“政府主导”的典范，足为后世效仿。书法教育不能仅仅作为一门艺术教育，而是关系着我国文化和谐发展的大事。在书法教育方面，广东省教育厅已经先走一步，在2006年3月下发文件，要求广东省的中小学设立书法课，这无疑为书法教育指明了方向。[12]
(二)书法教育要“纵横交错”，形成网状模式
8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书法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远，更重要的是，书法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也会慢慢的离我们而去。当我们的社会让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学习用电脑处理汉字时，数千年来牢牢建立在我们深层意识中的汉字审美模式，也许就会从他们的脑海中逐渐消失。当我们的小学生能够熟读ABC，却不知道字帖是什么;当他们对网络文化了如指掌，却不知道王羲之、颜真卿为何许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的书法教育模式已经逐步走入死胡同，从原来的追随一生的工具，变成了现在的曲高和寡的艺术门类。
(三)书法教育要“走出神坛”，介入商业模式
书法是艺术，艺术需要生存，经济是基础。书法教育要取得更大的突破，经济后盾必不可少。当然，书法教育中的经济利益获得并非卖字画那么简单，必须挖掘书法内在的价值。我们知道，书法在很多方面应用十分广泛，如书信往来、影视字幕、书籍封面、报刊杂志的装潢和广告宣传等等，通过诸多方面加强书法教育的宣传，尽可能多的为书法提供经济载体。
(四)书法教育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潮流
任何一种教育模式都需要推陈出新，都要与时代接轨。实践是检验这种教育模式是否符合时代的标准，而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教育模式必然会被淘汰。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书法艺术固然有它自身的古色古香，在琴瑟和鸣中、一泓清泉旁，挥毫泼墨，流露出风雅儒士的古风，但是毕竟在现代社会的紧张节奏中，很少有人有这样的心态去研磨撰写了。书法教育不能要求受教育者背离时代的潮流回归古代，就必须要从自身改变，适应信息时代的变化。
七、结束语
“高山大海育真魂，松有劲姿梅有芬。书画从来求气韵，人文自古重精神。”书法教育利用书法的普遍性、形象性、群体性和美感性等特点，使习者在美的魅力的诱导和陶冶下，激起感奋、惊觉、共鸣。[13]我国青少年书法教育在多年的实践中，虽然遇到诸多的困难，依然坚持不懈，不断求索，在书法展览，中小学书法课程设置，书法理论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面对新的挑战，相信我国书法界和教育界、文化界能逐步探索新的书法教育模式，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书法教育的蓬勃发展再立新功。
9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继承与发展、再次地崛起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要具有大的思维，站在历史的高度，清醒地审视它的未来，为弘扬与振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不懈的努力。书法教育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要科学、合理、有效地实施，我们仍须不懈努力，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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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 [5]王岳川，《东方文化身份与中国立场》，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 [6]《宣和书谱》，北宋，1120年。
[7]《书法报》，2003年6月30日，书法报社，第26期。 [8]《中国硬笔书法报》2002年10月15日，第81期。
[9]吴翥九，《网络时代加强书法教育的现实意义》，青少年书法，河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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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文化范文第3篇
摘 要：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催生出一些因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重大的历史变迁而名垂青史的城市，这些城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然而，在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频繁渗透、交融，中国丰富的地域文化也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因缺乏清醒的自我认知而深陷同质化的困境。各区域不同的文化决定了地域人之间思维、行为及地域发展的差异，文化基因作为文化系统的遗传因子，对其深入研究将大有裨益于当前的城市文化传承。城市规划领域内，依据文化基因的功能、属性将其分类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立足各类文化基因的特性选择相应的传承路径，通过文化生态保育、文化战略嫁接、文化基因植入等手段保护文化资源并使其转化为文化资本，引领城市文化的良性继承和发展。开封作为著名的“五大古都”之一，“八朝建都”之地，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个性鲜明的城市特色。以开封为例进行研究，对其城市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出谋划策，也对其他历史名城的文化传承提供借鉴。
关键词：文化基因;地域文化;传承路径;开封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化是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然而在“西风东渐”的语境下，多元的文化世界正被“推土机”般的西方文化强势摧毁[1]。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浪潮的出现，“千城一面”“空心城市”“文化与活力双重缺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人们往往容易将某类文化现象视为地域文化的精髓，甚至不假思索地“拿来主义”，盲目套用国内外城市的一些实践经验和艺术样式，为城市文化建设带来一些不良后果。本文试图以开封为例，在城市规划的背景下，将“文化基因”作为切入点，挖掘和梳理城市文化基因探索适合中国土壤的文化传承路径，希望以一种全新的生物遗传学视角对地域文化的保护、发展与传承提供借鉴指导[2]91。
一、文化基因的相关研究
（一）文化基因的内涵
文化基因是与基因类比而产生的一个概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生物遗传学的迅猛发展，一些文化学者亦开始尝试以“基因”的视角来研究人类文化进化规律，探索文化中是否存在类似生物基因那样能够遗传、控制性状的“文化基因”。1976年，英国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中创造了Meme一词，指代“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他认为，文化可以像生物基因那样复制、变异、选择。自此，西方很多学者掀起了对Meme的研究热潮。1988年牛津词典将“谜米”定义为一种文化要素并录入其中，可视为一种非基因手段的复制[3]。1999年，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出版了《谜米机器——文化社会传递过程中的基因学》一书，类比生物学基因的功能和作用将模因的理念应用于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中，掀起了模因领域的新高潮。之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纷纷展开对模因的研究，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文化基因是隐性的，却可以物化地表现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展示于城市文化的各种要素之中。正如Daniel Dennet在2008年3月8日TED Confrrence 2会议上所指，文化基因具有竞争、并存、复制、繁殖的功能，比如语言就是一种有声的文化基因[4]。
国内的文化基因理论发展相对滞后，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陆续展开了对“文化基因”的研究。1990年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透视》中提出文化基因是一种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5]。毕文波认为文化基因是一种隐身于各种文化现象中，能在时间和空间上传承和作用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包括具有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6]。虽然赵传海对前者的观点高度评价，但他指出这个定义没有看到有些传统文化可能被激活而成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文化基因是那些具有复制性和复活性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要素[7]。王东认为文化基因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和基本要素[8]。乌再荣认为，文化基因和生物基因相似，都是可进行传播与遗传的复制因子[9]。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文化基因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类似于生物基因遗传、变异和选择功能的信息传递单元，用以指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均有不同的文化基因，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之间的交融也导致了文化基因的良性和恶性变异，促使了文明的前进或倒退。
（二）文化基因的类型划分
解析文化基因首先要对文化基因进行分类，不同的划分原则下种类亦不相同，较为普遍的是物质文化基因和非物质文化基因的分类方法。物质文化基因以实物为载体，通过物质材料、结构、色彩、样式等呈现、传播与传承，如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生产文化等，而非物质文化基因则以意识形态方式存在，通过思维模式、艺术审美、行为方式等来表达和传递，如信仰文化、语言文化、制度文化等[10]。
需要说明的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并非必然对立，有些文化基因兼具物质与非物质属性，如河南林州的红旗渠号称“人工天河”，供人欣赏的同时又兼具非物质文化的特质——“红旗渠精神”。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类别下的亚类文化基因又可再分，如居住文化可分为建筑文化、街巷空间、聚落形态等，信仰文化又可分为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等，各种文化基因相互影响制约形成地域特有的文化[2]91-92。
此外，文化基因也可按照功能特性进行类型划分，参照刘沛林教授对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分类，本文遵循以下原则：1.是否占据主导地位;2.对文化有无辨识功能;3.是否具有良性变异价值，将文化基因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11]（如图1）。其中主体文化基因占据主导地位，它记录着核心信息，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其他文化衍生母体，如周庄，纵横交错的河网孕育了临河而居、粉砖黛瓦的江南风采，水文化成为周庄的主题基因。附着基因是存在于某个载体上的遗传符号，能够高度反映历史文化片区的文化特征，且有利于加强对主要基因的认知，如物质文化基因中具有高辨识度的建筑构造、装饰纹样（徽派文化的马头墙、天井），非物质文化基因中的地方方言、戏剧技艺等（如东北地区的二人转）。混合基因不是某个地域所特有的，但却记录了该区域某一时段重要的历史信息，是地方文化基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2]。
（三）文化基因的要素
生物界的基因通过碱基配对来完成物种繁衍。而探索人类文化系统遗传密码的文化基因是如何实现“碱基配对”，便需要首先搞清楚这类遗传密码中包含哪些文化要素，各要素间如何识别、配对和转录等。传统的历史文化、民俗艺术、宗教信仰、聚居形态等各种文化元素依据自身属性和内在的逻辑关系有序的排列组合，最终形成全面性记录地域文化的特定基因结构[13]。构建地域文化的结构模式图就是我们层层解答上述问题的过程，该图能够清晰展示文化基因的内容、特性及相互关系[2]91。
（四）城市文化基因对地域文化传承的意义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遗留下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信息，而这些信息蕴含着地域重要的文化基因，地域文化的传承就是文化基因延续的过程[14]。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发展中，地域文化基因的深层次特征并没有很好地被挖掘和运用，导致了千城一面和文化断裂问题频出。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和人们主观重视程度不够等方面的原因，不同城市的文化传承状态不尽相同，尤其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保留民族文化的灵魂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提炼、挖掘城市文化基因，探索地域文化传承的优化路径，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基因最为集聚的区域，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借此，文章选取中原城市开封为例以文化基因的视角探讨地域文化的传承路径。
二、开封城市文化基因的要素解析
（一）开封概述
开封地处河南省东部、中原腹地和黄河之滨，是全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旅游城市。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水系使这座至今4100余年建城史和建都史的城市，孕育出汉唐以后、明清之前、影响深远的“宋文化”。北宋时期的东京是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更是世界性的国际大都市，经济、文化、科技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讲，开封的城市文化是以“运河和宋都文化”为主体的历史文化演绎发展而来的文化体系。因运河而造就了璀璨一时的宋文化，并通过现存建筑遗址、生产生活方式、民俗技艺等得以呈现及延续;在后续的历史潮河中，连同衍生或者汲取而来的文化基因，连同前者共同交融形成了如今独特的开封文化[15]。
（二）开封城市文化基因的要素解析
基于上文中文化基因的划分标准，在借鉴参考大量的开封市历史文献、名人拜访、居民口述，以及实地调研等基础上，对开封的历史、人文、地理等深入研究，文章试图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构建开封的城市文化基因结构，并从中提取出具有深层次、高影响性、强生命力的文化基因要素，对其进一步解析，借此期望探索开封地域文化的内核，并为后续文化基因传承路径的研究，创造良好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如图2）。
1.运河文化基因
开封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节点，拥有丰富的运河文化遗产，包括汴河故道开封段、州桥遗址和开封古城等[16]。运河沟通、交流、包容兼并的特征使得开封在历史上，尤其宋时期，人员流动和物资信息交换频繁，经济、文化、商业、科技达到巅峰。这座因运河而在世界荣极一时的城市，繁华的都市景象都被张择端清晰地描绘在《清明上河图》中，包括商业生产、文学艺术、建筑园林、民俗文化等。尽管现今虹桥、州桥、汴河遗址等多因地质、河流冲刷等原因深埋地底，但以汴河段為代表的大运河所产生的灿烂文化，却为这座城市积淀下深厚底蕴，是开封不断前进的文化之基，没有汴河就没有宋东京城的繁荣，没有东京城就没有历史文化名城开封。运河文化无疑是开封的主题文化基因。
2.聚落文化基因
聚落文化主要从街巷文化、院落文化、建筑文化方面进行分析。开封现存的历史建筑类型多样，包括居住建筑、宗教建筑、商业建筑、公共建筑等，建筑形制、空间、色彩及装饰比较丰富，如大相国寺、开封府、包公祠、铁塔、繁塔、延庆观、刘青霞故居、山陕甘会馆等。
开封街道众多，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有书店街、马店街等商业性街道。星罗棋布的胡同纵横交织，其中大部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着较为深远的历史渊源，素有“七角八巷”之称。其中七角：县角、行宫角、崔角、丁角、吴胜角、都宅角、府角，演变成大街的有丁角街、吴胜角街。八巷：双龙巷、贤人巷、聚奎巷、保定巷、金奎巷、南京巷、慈悲巷、第四巷，第四巷今改名为生产中街。因曾居住过两位皇帝而负有盛名的双龙巷现存12处名人故居，是国家历史文化街区。
遗落在胡同中的院落多数形成独具特色的窄院模式，即由传统的北方四合院历经演变而成的院落，前面的宽场主要用来从事农业劳作，多用来打谷、脱粒;近代以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活动逐渐退出居民生活，前场淘汰，仅保留后面院落[17]。这些院落面宽较窄，最窄的只有0.9米，进深较长，因此称其为窄院，以徐府街中的窄院住宅较为典型。居住建筑一般沿袭清末明初的建筑风格，则有典型的豫东特色，多以青瓦、砖石、木材等为原材料，采用“一明两暗”或“明三暗五”的单体形制，砖木混合承重的抬梁式结构，建筑立面常采用青砖铺砌，装饰手法一般为石雕、砖雕、木雕或辅以彩绘，装饰题材以崇德思贤、君子之道、福禄长寿等为主[18]。
诸如上述这些依附于物质载体的街巷布局、院落形制、装饰纹样、建筑色彩等具有高辨识度和符号意义，是开封的附着文化基因。
3.生产文化基因
生产文化主要从汴绣、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宋朝官瓷说起。汴绣素有“国宝”之称，因其工法精致、针脚细密、图案严谨、取材高雅、色泽秀丽而著名，宋时便已驰名全国。2006年汴绣被确定为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朱仙镇的木版年画为开封另一特色传统技艺，可分为门码、神码、年画三大类，内容多源于神怪传说、民间故事、戏曲等，画作古朴夸张、线条简洁粗狂、色彩丰富，充分体现了中原劳动人民的质朴豪爽[19]。而北宋官瓷，存世较短，仅有文献和文物可考，制法工艺尚在研究中。三者高度反映开封文化特征，属于附着文化基因。
4.饮食文化基因
开封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时便已作为饮食文化中心，在北宋时期更是达到顶峰，并将中原饮食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280余种豫菜，均有千年历史。深厚的传统食文化底蕴使开封饮食业具有“名吃、名店、名产”的特色[20]。除此之外，灯火辉煌的夜市中独具特色的小推车、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含有浓厚腔调的叫卖声带着开封传统文化的痕迹，“吃小吃，去夜市”已成开封独特的饮食文化。开封饮食文化是以主体文化为母体衍生而来，融合了南北特色，归属于混合文化基因。
5.信仰文化基因
民俗文化方面，这里是中国菊花名城、书法名城、“戏曲之乡”和“盘鼓艺术之乡”，民间技艺繁多，既有传承的艺术脉络，又有后人开拓的新品[21]。随着深厚文化资源的积淀，打马球、 蹴鞠、斗鸡、斗狗、秋千、抖空竹、高跷、旱船、秧歌、空竹、盘鼓、摞石锁、麒麟舞、唢呐、蹦杆轿、二鬼摔等民俗活动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每度菊花节时，赏菊花灯、开菊花会和品菊花酒更成为开封独特的节庆活动。这些一般性的民俗活动和普通化的宗教信仰亦属于混合文化基因的范畴。
6.城市建设文化基因
以“八朝古都”著世的开封，前后相继有夏朝、魏国、后梁、后晋、辽朝、后汉、后周、宋朝、金朝等朝代在此定都，城市建设几经更新，文化底蕴深厚。尤以宋时开封城市建设、风景园林、生产生活、艺术审美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通过现存的城市遗址和历史文献画作不难发现，“大宋东京”显然成为开封走向国际化舞台的名片，宋文化亦属于开封的主题文化。此外历史中屡因黄河泛滥等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不同朝代的古都古城相互叠加深埋于黄土之下，构成了今日的“城摞城”奇观，是开封独有的城市建设文化特色。
三、城市文化基因视角
下开封城市文化传承路径研究
（一）城市文化基因的传承路径
文化基因类似于生物基因，同样面临适者生存的淘汰机制，其传承的路径涵盖：异质文化入侵、文化物种竞争、文化因素演替和文化基因突变等，而基因突变是文化继承和进化的基本力量。良性的变异，即在不破坏原有文化基因的基础上，移植文化基因于生产、生活、娱乐休闲中，将地域的文化资源变为文化的发展资本[22]，此外通过转换初始功能和植入符号元素等途径实现城市文化的复兴，创造一个富有特色、生机勃勃的历史文化名城[23]。而恶性突变，例如以开发文化项目的旗号谋取商业利益，大拆大建或盲目地将外来元素强加于传统的建筑或文化中，最终将导致地域文化的变异和城市传统风貌的破坏。因此，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保证的是不破坏其原真性和地域性，将所有能够记录历史信息的原始文化基因进行原样保护和保存[24]。同时，采取合理的途径利用基因的变异促进文化的优化和传承（如表1）。
文化生态保育 侧重文化资源的保护，将所有能够记录历史信息的原始文化基因进行原型遗传和协同保护;如博物馆对文物的收集保护，文化遗产单位的确定，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
文化战略嫁接 提取优秀的文化基因，移植到文化衍生品、公共实施、节庆活动、艺术产业等领域，使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实现城市文化复兴的战略部署。
文化符号植入 将原文化基因移植到其他具有发展潜力的基因或物质载体中，演变出能体现原文化基因特性和内涵的衍生品。
（二）文化基因与传承路径关系梳理
地域文化像是一条载有文化遗传信息的DNA 链，不同类型文化基因的特性和承担的功能不尽相同，所适宜的传承路径亦各有差别。
首先，主体基因占据主导地位，是其他地域文化基因衍生变异的母体，必须采用生态保育的方式使其得以原型遗传。然而，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文化资源的转换和运作实现文化价值的积累。把文化产业作为纽带，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联姻”，将分散的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成为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才是传承主体文化的关键路径，即文化战略嫁接模式。此外，主体文化基因通常具有高辨识度，文化符号提取便利，亦可采用文化符号植入的模式。
其次，附着基因同主题基因一样具有识别地域文化的功能，并且有加强主体基因的作用。现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在取得物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外， 高度关注产品的符号价值。传承地域文化时采用文化符号植入的模式，从附着基因中提取文化符号植入文化衍生品、公共设施、城市空间、新兴产业、节庆活动等，不仅可以增加文化的符号价值，还使文化更具地域性与归属感。
最后，混合基因不为该地域特有，不具备识别功能，属于一般基因类型，但对于维持地域文化的生态平衡和多样性意义重大，适宜采用文化生态保育的传承方式（如图3）。
（三）开封文化基因传承路径研究
开封文化隶属于中原文化圈，其丰厚的历史底蕴与耀眼的运河文明、宋文化是中华大地上的沧海遗珠，地域文化的传承路径选择如下：
1.文化战略嫁接模式
运河文化是记录开封历史变革的主体文化基因，大宋文化亦是其他文化的衍生母体。首先，将运河文化、宋文化作为开封文化的核心，通过宋文化主题公园——清明上河园、大型情景剧《东京梦华》及一年一度的中国菊花旅游节等节庆活动，塑造城市形象，打响开封“运河明珠”“大宋京都”的文化战略。其次，开封地处平原，交通便捷、气候温和，“一城宋韵半城水”，文化遗址琳琅满目，适宜挖掘城市传统文化资源，聯合西区的一些新建项目如城摞城主题博物馆、开封博物馆、城市规划展示馆等，建立“开封文化生态核心区”。最后，开封文化战略还应围绕汴绣、木版年画、宋瓷、历史典故、国学等附着文化基因，搭乘郑汴一体化的快车，利用开封西湖的地理优势使该片区成为集休闲宜居、商贸交流、国学培训、影视基地、动漫开发为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联合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和现代文化产业，展示开封文化风貌，成为著名文创基地[25]。
2.文化符号植入模式
对主题文化基因、附着文化基因中极具辨识意义的文化元素进行抽取，提炼为文化符号，通过设计手段应用于城市建设的方方方面，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居住、休闲、生态和文化空间，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同时根除同质化的城市弊病。
首先，由于旧城改造和现代化建设等原因，如今开封老城区日益破败，风华残褪，街巷空间遭到严重破坏，但所幸整体格局仍保存较为完整。因此，我们在疏通堵塞巷道，保证街巷空间体系完整的基础上应对传统空间进行提炼分析，抽取院落单元转化为设计符号，进行演变组合，修复城市肌理。
其次，传统建筑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风貌特色。开封现存的传统建筑多为楼院式民居，抬梁式坡屋顶、青砖墙、石雕、砖雕、木雕等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依据建筑自身及城市建设需要，我们可以将传统民居中具有标识意义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饰纹样、色彩等元素提炼为文化符号植入建筑、景观、雕塑、小品中，塑造开封特色。修缮、整治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的建筑，营造城市空间历史氛围，延续古城特色风貌。
此外，汴绣、木版年画和宋瓷等非物质文化元素同样可以采用文化符号植入模式应用于民俗节庆活动或者公共空间建设中，延续地域文化。
3.文化生态保育模式
对开封进行整体性保护，包括古遗址群、古建筑群、城墙、街巷空间和工艺技巧等主体文化和附着文化要素（如繁塔、双龙巷、汴河遗址、城摞城遗址、汴绣和木版年画等），以及民俗节庆、传统饮食等混合文化要素。协调各部门联合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严守城市规划紫线，管制历史风貌区周围的城市视线廊道、景观风貌以及建筑体量、高度、色彩等;修整相应的历史遗迹、文物进行静态展示，并辅以多媒体技术对文物内涵及价值演绎解说达到活态传承的目的，保护文化基因系统的多样性。此外，随着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可借助当前旅游热潮，围绕特色饮食，如八大碗、灌汤包等，打造美食文化节，辅以配套作坊，让游客参与制作，提升游客的体验度;利用杂技、高跷、舞龙等民俗表演传承混合文化基因，再现市井开封。
如何使文化基因发生良性变异，将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本并有效运作是促使地域文化保持旺盛生命力、实现代际繁殖的关键所在。至于具体传承路径的选择，需要综合权衡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作用、经济效益与实施的难易程度。总之，进行城市总体规划与产业规划时，应优先构建运河宋都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促进运河文化和宋都文化的战略嫁接形成自主品牌并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与此同时，在制定城市详细规划时，明确开封特有的生产生活文化、手工技艺及建筑与空间特色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保护对象，提炼符号融入生态景观、城市中心区与社区建设形成开封生态文化核心区。
四、结语
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地区的文化剧烈碰撞，地方优秀的特色文化正悄然发展、演变甚至流亡，千城一面、文脉断裂的问题频出。传承城市文化决不能止步于文物保存等单一的静态途径，本文试图在城乡规划视域下，以一种全新的生物学视角，将文化基因作为研究对象，解析地域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基因、非物质文化基因;并把文化基因梳理归类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三种基因类型，依据各类型的功能属性相应的选择文化战略嫁接、文化符号植入或文化生态保育等模式的传承路径，保护地方文化、促使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并引导文化基因的良性变异，最终实现优秀地域文化的传承延续。与此同时，希望借助本研究对地域文化的保护、发展与传承提供借鉴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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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晓娜，河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学院）建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规划。
段汉明，河南工业大学城市科学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书法文化范文第4篇
[摘要]宗白华对中西艺术及其理论资源的创新性研究，形成了现代中国艺术学研究的重要经验（“宗白华经验”），这一研究经验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建立艺术学研究的比较语境、开掘中国艺术的“道统”資源、重建中国艺术史的“青春叙事”、多维度阐发“中国艺术精神”以及融通门类艺术的思想方法。中国艺术学的“宗白华经验”是建立在跨文化比较与多学科融合基础上的，是宗氏调动哲学、心理学、艺术学、美学、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资源而进行的知识生产，并构建了完整的艺术学理论体系。这一研究经验和范式在现代派艺术崛起后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当代中国艺术学研究面临的是当代艺术的诸多复杂问题，亟需当代学者提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批评和对话。
[关键词]中国艺术学;宗白华经验;艺术精神;艺境;传统;现代艺术
中国艺术学是一门立足于中国艺术实践基础和艺术思想资源，以现代艺术理论的视野和方法对中国艺术的基本特性、演变规律和民族精神进行研究的人文学科。由于中国文化的殊异性，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践形态、审美趣味乃至理论批评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具有迥异于西方古典艺术的特质。因此，以古典艺术哲学、德国一般艺术学以及英美现代艺术理论等为代表的西方艺术学传统，并不能完全照搬过来观照中国艺术实际。中国艺术传统中的实践经验和批评理论，中国各门类艺术特征和总体性的艺术规律，也都亟需在新的语境和理论层面进行全面总结，这些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全部对象。
基于这一认知，宗白华对中西艺术及其理论资源的创新性研究，形成了现代中国艺术学的话语范式和基本经验——“宗白华经验”。宗白华在中国艺术学的研究中自觉运用了跨文化、跨学科比较的方法，多面拓展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维度，并注重在各门类艺术之间寻求“融通”，通过提炼核心范畴（如舞、节奏等）来彰显门类艺术之间的相通规律。“宗白华经验”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体现。
一、建立艺术学研究的比较语境
宗白华是比较艺术学、比较美学的现代开拓者，他善于从中西比较中重新“发明”中国艺术的独特精神品格，他认为“要把中国的美学理论与欧洲、与印度的美学理论相比较，从比较中可以见出中国美学的特殊性”。跨文化比较的意义在于通过把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文本和思想”会聚在一起而试图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尽管历史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中西之间的文学艺术仍然可以被理解为“彼此相通”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超越狭隘眼光的局限，通过尽可能多地吸收那些与己相异的来拓展我们的视野。在比较、阐释和理解的过程中，陌生的和异己的东西可以被吸收，而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宗氏自觉建构艺术学研究的比较语境，以西方美学与艺术理论为参照，试图重新发现中国艺术的精神现象，其目的不全在“求同”（共通性），更多的是“寻异”（独特性）。
宗白华认为西方文化之科学理趣（逻辑理性）与中国文化之人文主义（艺术精神）是不同的。与西洋哲学的进路不同，中国哲学浸润于礼乐文化，在“形下之器”中体会其“形上之道”，在“文章”中显示“天道”。中国哲学家没有片面地割裂哲学与宗教、艺术之关联，而是追求“道与人生不离，以全整之人生及人格情趣体‘道’”。中西形上学之原型有根本的不同，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艺术哲学），中国文化是一种音乐型、人生性的文化，中国文化中，形上学与宗教、道德、艺术是上下贯通、不可分离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宗白华从事艺术精神研究与“艺境探索”的心理和文化因缘所在。
宗白华的比较哲学、比较文化学总是探究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他指出：“中国——立象以尽意（中和）！西洋——构形以明理（序秩）！”又说：“西洋：推理作用，概念世界。中国：感通作用，象征世界。”从中西文化精神“范型”的演变来看，西方是数（以数代象），中国是象（以象示象，象中有数）。中国文化之“象”中不仅有“数”（空间秩序），而且“象”中有“理”（“生生条理”“始条理、终条理之理”），即“意象”包含有生命之节奏、生命之理趣。作为先验范型的“象”与“数”之不同在于，象可以是经验的（在情感体验中存在），而“数”则是超验的（纯粹理性的）。因为“象”是在主体“仰观天象、反身而诚”的体验中得到的“生命范型”，先验的“象”也离不开人的经验视角来“亲证”。由于“象”既是“先验”的，又是“经验”的，因此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基本象征，另一方面又可以成为中国艺术的表现对象。宗白华认为“象之构成原理，是生生条理。数之构成是概念之分析与肯定，是物形之永恒秩序底分析与确定”。从“象”与“数”的概念分析入手，宗白华完成了从比较哲学到比较艺术学的转化。
通读《宗白华全集》可以发现，虽然宗白华关于中西比较的方法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他从早年到晚年的艺术研究中，但是对平行比较法的具体运用存在着早期与中晚期的迥然不同：大约以1920年为界限，宗白华早年侧重于中西美学（艺术）的共通性比较研究;中年和晚年则侧重于中西文化（艺术）的异质性比较。为何出现这样的转化？笔者以为，这是文化视角变化带来的学术方法的变化，这是宗白华在跨文化视野下有意识的视角转换，也是他呼唤中华新文化理想的体现。宗白华早年在国内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成员，“以中观西”的视角，决定了他要努力寻求中西方文化的一致性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感，故而他试图采取相似性比较方法来打通中西，让中国美学融入世界性潮流;而在1920年留学德国之后，宗白华的视角转变了，到海外后是“自西观中”，他自身中国本土性的一面不仅没有丢失反而更“顽固”了，开始发掘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现代感，于是运用异质性比较，见出中西文化属性之不同，意在凸显中国艺术与文化的民族个性和独特魅力。
正是由于宗白华自觉建立了艺术学研究的比较语境，因此在中西艺术风格、艺术精神的相互阐发上往往有独到的理论发现。他曾强调：“在美学研究中，一方面要开发中国美学的特质，另一方面也要同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他善于借鉴西方艺术理论来阐释中国艺术的意蕴，也运用中国艺术学的命题和范畴去观照西方艺术，在中西艺术的相互阐发中升华了他的比较艺术学思想。受斯宾格勒的文化象征论及方东美的《生命情调与美感》《哲学三慧》等比较哲学论著的影响，宗白华借鉴了西方文化的宇宙空间理论来阐发中国艺术问题。他最早在《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1932）一文中就有深刻阐述，借用西方哲学与艺术学中的宇宙观、透视法、空间、主观客观、写实写意等概念，对中国画的审美意蕴进行了深度阐释，特别是突出了中国画的“空白”意境、“气韵生动”的美感以及“心灵化”的艺术精神，在现代美学史上真正发掘出了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涵与风格特征。这显然离不开比较艺术学的相互阐发方法的运用。
英国汉学家苏立文（Michael Sullwan）指出：“宗白华是最早为追求东西方的融合的艺术家们作出‘真实’这一概念的定义的批评家。”需要指出的是，宗白华的阐发研究不是立足于中西融合的而是民族本位的立场，其目的在于重新“发现东方”并进而超越“中西对立”。刘小枫曾指出，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导致的比较哲学上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态势和方法论问题，其结果是“思想的民族性比较及其在比较中的辩护或抨击，构成了现代汉语哲学的基本语境。既有‘有似’，也就有‘不似’，‘有似/不似’的比较，成为汉语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向”。在“跨民族比较”已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生存语境的情况，美学、艺术学学人也往往秉持这种思维定势，尤其对宗白华来说，他似乎更强调中西艺术精神和风格上的“不似/歧异”的一面，偏重从文化异质性的角度为中国艺术辩护。这种方法论定势，可谓有利有弊，优点在于捍卫和深化理解了中国艺术精神，弊端在于可能会遮蔽“他者”（西方）艺术真正的精义。
二、开掘中国艺术“道统”资源
美国汉学家方闻（Wen Fong）曾指出，中国艺术不但有一个完整而连续的历史，而且这历史还与一个强大的道德精神传统、一种有精神目的却又允许自由多样行为的意识是共同发展的，中国艺术家非常注重“道统”（aGreatTradition）之“正”（correctness）。另一位汉学家高居翰（James Cahill）也认为：“与世界上其他任何艺术传统相比，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内容的丰富性方面，中国人其实留下了其他文化所难以匹敌的丰富文献。”中国文化艺术的深厚传统无疑是建构现代艺术学的丰富资源，这个“道统”（伟大的传统）也是宗白华艺术研究和艺术学思想建构的基点。从中西比较语境来看，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尤见于艺术和道德方面。宗白华异常重视中国艺术的深厚传统，他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绘画艺术史以及丰富精深的画学，其中的精思妙论“不仅是将来世界美学极重要的材料，也是了解中国文化心灵最重要的源泉”。尽管将宗白华视作一位“现代的传统主义者”的观点值得商榷，但他确实是自觉浸染于这一“伟大的传统”中并不断汲取其中的“营养”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的。
宗白华在“五四”后期曾指出：“照现在的现状，实在还无精神文化可言（学术艺术道德无一足算）。中国古文化中本有很精粹的，如周秦诸学者的大同主义（孔子）、平等主义（孟子）、自然主义（庄子）、兼爱主义（墨子），都极高尚伟大，不背现在世界潮流的，大可以保存发扬的，但是，他们已经流风久歇，只深藏在残篇旧籍中间，并不真正存在民族精神思想里了。”因此，宗白华后来阐释中国艺术思想的一系列创举，就是基于对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重新“唤醒”，这种“唤醒”不是复古，它本身是一种古今对话的“视域融合”，即具有“追认传统”和“重新建构”的双重意义。
从20世纪30-60年代，宗白华先后撰写的古代艺术批评理论札记、手稿就多达4部，分别是《艺事杂录》《古代画论大意》《建筑美学札记》和《中国美学思想专题研究笔记》。其中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艺术门类，包括书法、绘画、建筑、音乐、园林、工艺美术等。
从宗白华大约写于20世纪30-40年代的《艺事杂录》所选文献看，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画论、画品、书论等著述，年代从魏晋、唐宋到元明清。从内容看，主要集中于绘画和书法的气韵、境界、构图、笔法等方面。作者还在很多画论中留有注评，显示出他对中国传统艺术（画）的意境、空间、情感、皴法等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印迹。因此，这篇手稿尽管残缺不全，并且阐释和注评的文字也不多，但还是可以从中见出宗白华对中国传统艺术及其理论的高度重视。《艺事杂录》显示了宗白华对民族艺术传统不全是“赏玩”的心态，他对传统的重视，具有“古义新诠”的意义，即从古典中汲取现代艺术学建构的营养，从而激发出新时代的属于“中国”的艺术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氏对传统艺术理论资源的爬梳剔抉和“古义新诠”，旨在重建现代中国艺术学的精神传统。晚年的宗白华曾多次說“终生情笃于艺境之追求”，对“艺境”问题念兹在兹，可见“艺境”是理解宗氏美学、艺术学的关键词，亦可以说，他从探索“艺境”传统开辟出了现代中国艺术学研究的新方向。关于中国“艺境”问题，宗白华有专门深入的研究，1943年发表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初稿，1944年又发表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的增订稿。从两稿比较看，修订稿比初稿增加了部分内容，在理论上更加丰富深刻。宗白华从艺境的深层结构以及艺术的生命价值方面对中国古典“意境”论做了新的理论诠释与深度开拓，其“艺境”学说显然已超出一般艺术学的界限，而具有了普遍的美学价值。
宗白华在艺术学和美学研究中很多精辟的观点受到中国古代画论的启发和影响。这与他非常注重对古代画论的整理、阐释、分析、研究有直接关系。由于宗白华对画论的偏爱，他搜集、整理了古代书画理论著述，并撰写了大量的札记，如《艺事杂录》《古代画论大意》等。由于他学贯中西，具备跨文化比较的理论视域，他常常从中西绘画艺术的渊源、基础、意境、风格、技巧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并从艺术学和美学角度深刻阐述了中西绘画在意境及表现技巧方面的不同。在《古代画论大意》札记中，宗白华从先秦的庄子到唐宋的张彦远、郭若虚，梳理了几十位画论史上著名的理论家及其观点，并有简约的阐释性按语。
从《古代画论大意》《艺事杂录》等研读古代画论的笔记可以看出，宗白华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了历代论画著述，他的美学、艺术学理论得益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与艺术传统。对古典画论的精微解读和生命体验，对伟大传统的敬畏与同情，是宗白华建立现代中国艺术学的渊源和基础。一方面是西方现代艺术学思潮的发展给他带来的学术方法，另一方面是经过新诠和重估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所带来的学术自信心，两方面的结合，使得宗白华能在贯通中西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中国艺术学。宗白华的现代艺术学所蕴含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当代的中国艺术学研究极具启示价值。
三、中国艺术史的“青春叙事”
宗白华认为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有四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即以《周易》肇端的先秦审美原型期、魏晋时期的审美转型（艺术觉醒）期、唐代艺术精神高峰期和近代审美衰落期。在他看来，中国艺术史上最能体现中国“艺术精神”的典型也有三个：魏晋六朝艺术、唐代艺术、宋元山水画，而其中尤以唐代艺术为艺术史的巅峰。1940年代，宗白华在参观敦煌艺展之后重新发现了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如同他在1920年代观摩罗丹的雕刻给予他的心灵震撼一样，他认为以敦煌艺术为典型的佛教艺术足以代表中国艺术热情高涨、生命旺盛的青春精神，也显示了盛唐时代的艺术热情。因此可以说，盛唐是整个中国艺术史的“青春时代”，可以成为重建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精神的一个重要参照。
近代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精神游艺”的结果，整个文化的意义在于使人类保持生活的“青春化”。受其影响，宗白华也非常重视中国文化和艺术的“青春精神”，他认为“春”是中国人的艺术理想。宗氏在《题（张茜英画册）》一文中提出艺术的“青春精神”这一概念，认为西方艺术追求光、热和生命，西洋油画里面“永驻着光、热和生命”，它象征着人类不朽的“青春精神”，他认为“艺术的境界是两元的。它需要青春的光，也需要秋熟的美”。中国现代艺术所需要的就是西洋油画的那种体现青春精神的“光、热和生命”。
从宗氏的生命美学观看，艺术活动就是以“灿烂感性”的意象呈现来显示出生命力的美，即所谓“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用万象感性的存在显示天地间无边的“春意”——生命创造的美。按照宗白华的理论逻辑，既然“美在生命”，那么艺术的理想就在于显现出一种“嫩春境界”（生机勃勃的境界），文化的理想在于恢复“青春”的精神。在他看来，艺术与人生、艺术精神与生命精神是合一的，中国艺术本来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生命的情怀。从推崇艺术的“嫩春境界”到呼唤中华文化的青春情怀与美丽精神，是他一脉相承的文化理想，他曾说中华民族这种天真纯洁的“青年气”是永远需要的。他在《论（游春图）》（1958）一文中说：“如果我们把隋唐的丰富多彩、雄健有力的艺术和文化比作中国文化史上的浓春季节，那么，展子虔的这幅《游春图》，便是隋唐艺术发展里的第一声鸟鸣，带来了整个的春天气息和明媚动人的景态。这‘春’支配了唐代艺术的基本调子。”宗白华认为盛唐艺术具有“春”的情调——生生不息、刚健蓬勃的生命精神，是中国艺术史的“青春时代”。
基于艺术属于文化的观念以及文化建设的理想，宗白华将中国艺术的“青春精神”进一步提升到中国文化“美丽精神”的高度来阐述。身处民族抗战的最艰难年代，宗白华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丧失深感痛心，中国古典文化的生生韵律、礼乐和谐精神以及“宇宙旋律”，却在近代文明史中丧失了价值和地位。他说：“我们丧尽了生活里旋律的美（盲动而无秩序）、音乐的境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斗争）。一个最尊重乐教、最了解音乐价值的民族没有了音乐。这就是说没有了国魂，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中国精神应该往哪里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危机，是20世纪引起如宗白华一样的学者惆怅和深思的问题。宗白华呼吁文人画写实传统的复归，则寄托了他对中国艺术与文化之健康、充实精神的复兴愿望。他说，中国文人画首先是注意人格修养与心灵充实的，视艺术为人格与自然的统一，中国的山水、花鸟画是世界第一流的、最有心灵价值的艺术。因此，他提出：“恢复文人画的真正精神，注重人格和心灵生活的充实，再发挥唐宋画像的写实精神，兼而吸收西洋艺术的刺激和丰富的印象，深入自然与社会，使体认而保全文人画的写实，这是中国艺术复兴的途径！”对敦煌艺术价值的“再发现”，明确体现了宗白华复兴中国文化理想的人文主义心迹。在宗白华看来，敦煌的艺术成就全面展现了中国艺术传统与佛教思想结合后开辟出来的一种新的艺术胜境。
四、多维阐发“中国艺术精神”
在现代“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史上，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等都曾对中国艺术精神有各自独到深刻的阐释，由此也可以看出宗白华与新儒家学者的思想关联。宗白华无疑是现代“中国艺术精神”研究的开创者，他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艺术精神”这一崭新范畴。宗白华曾说，《易经》以生生之“动”来象征宇宙人生的奥秘，这与“中国艺术精神”恰好构成了“表里”（体用）关系。在魏晋美学与艺境阐释中，宗白华进一步确定了中国艺术以“生命精神”为阐释方向。方东美曾指出中国艺术精神之美在于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这与宗白华的阐释向度是一致的。唐君毅则以独特的心性论关注中国艺术精神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学艺术之精神即在“可供人之游”。徐复观则将庄子所显示的“纯艺术精神”的性格与中国绘画相联系，强调了庄子之“道”与艺术精神有相通之处。由此看来，宗、方、唐、徐四人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维度各有特色。宗、方侧重在生命精神的阐发，唐君毅侧重阐述中国艺术精神在于“游”（自由解放）的意蕴，徐复观则认为中国艺术精神归结为庄子的“道”。
就宗白华的“中国艺术精神”研究来说，“艺术精神不仅仅是一个审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哲学问题，一个人生境界的本体论问题”。宗白华对“中国艺术精神”的诠释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
一是中国艺术的“生机之美”。“中国艺术家以体现生命为艺道不二法门，生命被视为一切艺术魅力的最终之源。”宗白华的艺术学思想也是以生命意识和宇宙情怀为核心，以“气韵生动”即“生命的律动”为表现对象，强调艺术与人生、宇宙的同一创造历程。“生命情调”构成艺术之美的本体，中国艺术的美在于“生命”、藝术的最高价值在生命境界。宗白华通过生命“同情”的途径，将生命宇宙观与人生观、艺术观相沟通。所谓“同情”，就是以物我一气相通的生命视角来看待艺术、宇宙与人生。宗白华认为人类之同情能够“扩充张大”到普遍自然中去，因为大千世界本来就具有精神化的生命。
二是中国艺术贵在“气韵生动”。气韵生动的主要特征就是音乐性与和谐的韵律感，一个充满音乐节奏的宇宙，是中国艺术蕲求的核心。“气韵生动”是中国艺术独有的一种精神，宗白华是在中西艺术比较中发现并阐释这一点的。中国画所表现的境界特征是根基于民族哲学《易经》的宇宙观：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以生，一切物体可以说是一种“气积”。这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伏羲画八卦，即是以最简单的线条结构表示宇宙万象的变化节奏。后来成就中国山水花鸟画基本境界的老、庄思想及禅宗思想也不外乎于静观寂照中，求返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
三是“虚实相生”（有无相生）。构成了中国艺术思想的核心部分，虚实结合体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结构性”。宗白华认为，中国文化强调“虚实共存、形影相生”的精神，空灵和充实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两元。中国艺术大至建筑，小到印章，都是运用虚实相生的审美原则来处理，而表现出飞舞生动的气韵。中国艺术“境界”说的内在结构是虚实相生。艺术创造要化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把客观真实化为主观的表现。中国画的“虚”是画面中流荡不已的通灵气韵，“实”是充实而光辉的画面意象，“虚实相生”就是充实的生命意象与空灵的画面空间融合而成的生机回转、气韵流荡的艺术境界。一疏一密之谓艺，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艺术之生生气韵，即在此阴阳摩荡、虚实相生的音乐般的节奏中。
四是中国艺术精神讲究“以时驭空”、时空合一。在宗白华看来，中西时间、空间意识都以不同的宇宙观为背景，中国思想里的“时”具有创造性，这在中国艺术中有鲜明的表现。如所他说：“中国画家在画面上主要的是以流动的节奏，阴阳明暗来表达空间感，而不是依靠科学的透视法则来构造一个接近几何学的三进向空间，这也就是把‘时间’的‘动’的因素引进了空间表现，在这个‘时——空统一体’里，‘时’和‘动’反而居于领导地位。这‘时——空统一体’是中国绘画境界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易经》里宇宙观的特点。”这就是中国艺术中以时驭空、时空一体的思想精义。
五、融通门类的艺术思想
在宗白华对中国各艺术门类的研究中，他从不孤立地看待一种艺术，而是强调把各个艺术门类联系起来做总体性的观照和相通性的分析。他在对诗、书、画、园林、音乐、工艺美术等的研究中就处处渗透着一种“融通”的思想。这种“艺术通观”的经验、视野和方法对于今天追求融通门类、打破壁垒的门类艺术学研究极具启示意义。
宗白华关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的讲稿可以说是其对前半生中国美学与中国艺术研究的一个系统总结，其中着重研究了中国艺术理论的一系列重要范畴：“清水芙蓉”的审美理想、气韵生动、以大观小、虚实相生、空间感等，并试图打通音乐、戏曲、诗歌、园林建筑、绘画、书法等诸多艺术门类的界限，在审美风格原型的层面上将中国传统艺术门类融会贯通。
宗白华还善于从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分析入手，来探讨中国各个门类艺术的相通性。他认为中国艺术有两大特征：第一，中国历史上，不但哲学著作中有“美学思想”（包括艺术思想），而且在历代艺术家（诗人、画家、戏剧家等）的诗文理论、绘画理论、戏剧理论、音乐理论、书法理论中也包含有丰富的“美学思想”（包括艺术思想），而且还是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的“精华”。第二，中国各门传统艺术（诗文、绘画、戏剧、音乐、书法、雕塑、建筑）不但都有自己“独特的体系”，而且各门传统艺术之间往往互相影响，甚至互相“包含”，如诗文、绘画中可以找到园林建筑艺术所给予的“美感”或园林建筑所要求的“美”;园林建筑艺术又受到诗画的影响而具有“诗情画意”。因此，各门艺术在美感特殊性与审美观方面，往往可以找到许多相似点和相通之处。
宗白华认为，不仅美学研究应该结合艺术进行;而且对艺术现象的研究，也要在跨学科的“比较”中进行。这就是宗白华艺术学研究中强调“融通”的理论视野和方法。下面从宗白华对园林、书法两个艺术类型的风格分析来看他的艺术门类融通思想。
其一，宗白华从建筑、园林看中国艺术的飞动之美。汉代的艺术和工艺，如绘画、雕刻、舞蹈、杂技等十分发达，无一不呈现一种飞舞的状态。图案常常由云彩、雷纹和翻腾的龙构成，雕刻也常常是雄壮的动物，还要加上两个能飞的翅膀，这充分反映了当时汉民族“前进的活力”。这种“飞动之美”也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汉代以来，建筑内部的装饰包括整个建筑形象，都着重表现一种“动态”，中国建筑中特有的“飞檐”就是起这种表现“飞动”的功能。从建筑的动态设计到园林的飞动之美，可以进一步推导出中国其他艺术门类的飞动之美与对“气韵生动”的艺境追求。宗白华说：“中国戏曲和中国画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中国画从战国到现在，发展了几千年，它的特點就是气韵生动。站在最高位，一切服从动，可以说，没有动就没有中国戏，没有动也没有中国画。动是中心。西洋舞台上的动，局限于固定的空间。中国戏曲的空间随动产生，随动发展。”中国画讲究“似离似合”的生命境界，中国戏曲也强调“既逼真又如画”的生动效果，与园林建筑的飞动之美一样，它们共同体现出“气韵生动”的规律。
其二，宗白华还从书法结构看各门类艺术的空间感。宗白华认为，从艺术空间分析可以见出中西艺术风格类型的差异性。这体现了宗氏艺术研究的方法论，即从一种艺术观念、创造法则或风格推演到其他艺术门类。如商周的篆文、秦人的小篆、汉人的隶书八分、魏晋的行草、唐人的真书、宋明的行草，各有各的姿态和风格，正如梁巘《评书帖》所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从字形的结构和布白里可以见到各时代书法风格的不同，并且不同时代书法的不同风格也可以在它们同时代的其它艺术里去考察。在宗白华看来，西方美学从希腊的庙堂抽象出美的规律，如均衡、比例、对称、和谐、层次、节奏等，成为西方美学的基本范畴;从历代论书法的结构之美里也可总结出若干中国美学的范畴，将其与西方美学诸范畴作比较研究，观其异同，以丰富世界美学。如他指出，中国书法的这种空间美在篆、隶、真、草、飞白里有不同的表现，从书法的审美观念可以观照其他艺术，如绘画、建筑、文学、音乐、舞蹈、工艺美术等，从字体结构到整篇章法可以窥探中国人的空间感特征。
综上所述，宗白华对各个门类艺术之间的相通性规律的把握采取两个路径来进行：一是从门类艺术的主要特征和本质属性进行归纳，寻找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相似性。即从一个艺术门类的基本审美风格出发，联系到其他艺术门类，由“一”到“多”扩展开来。这是“横向联系”的归纳法。譬如从书法的“笔墨”和“线条”特征开始，联系到绘画的笔墨、建筑的“线条”、雕塑的线纹等，寻找共同特征。二是从一个基本概念或关键词入手，在各个艺术门类中寻找典型案例来支撑这种“共性”原则，将一种艺术风格范畴或“法则”自上而下、“一以贯之”地串联和推广到各个艺术门类中。这是“纵向灌注”的演绎法。譬如从“飞动”（动态）范畴出发，推演到园林、绘画、戏曲、雕刻等各个艺术门类。从“推”来看待园林建筑和绘画空间问题，从空间（虚实结构）问题来看待绘画、书法、建筑、诗文、戏曲等。
六、对“宗白华经验”的一点反思
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艺术的出场，对艺术学和美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由于先锋艺术强调与美（beauty）分离，走向生活、非美和崇高（sublime），以现当代艺术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哲学（艺术理论）也与传统美学分道扬镳。艺术本质上是历史的产物，“艺术不是一个天然的范畴，而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因而它根本上是不稳定的，永远地遭到重新定义和重新建立”，这种不稳定性在现代变得更加明显，因此，新的艺术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它需要承担重新定义艺术和解释艺术的功能。
宗白华这一代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西古典艺术，而他又有幸接触到了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从宗白华对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批评中可以窥探当代中国艺术学研究的一些问题。面对现代艺术，他看到的不再是和谐静穆的古典美，而是对“美”的否定和废黜。无论是后期印象派对光、色的追求，打破完整清晰图像的再现，还是表现派、立体派、达达派侧重展现一个抽象、怪诞的符号世界，宗白华并没有固守古典的艺术理想，他力图从这些新的艺术实践中去发现新的理论问题，这使得他的艺术批评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视域。20世纪80年代时他认为：“现代派艺术不能一概否定，如毕加索。但毕加索原来写实的基础很好，后来搞的立体派都是在原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才有新意，新境界。”但宗白华的审美趣味毕竟是古典式的，譬如在现代派画家中，宗氏偏爱塞尚，认为“塞尚只是通过某种超视觉的印象，表达更深一层的自然和人生的意义”，并高度肯定了塞尚一生倾心于自由创造的艺术精神。由此可见，宗白华在拨开现代派艺术的表象背后看到的是一种现代艺术对人生的关怀和尊崇生命的意识，其评价标准仍是古典式的“生命精神”范畴。可以看出，宗白华的意象（意境）理论在一味追求“抽象化”“平面化”与“知觉本性”的现代派艺术面前丧失了阐释的有效性，言说的空间有限。因此，在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张力之间，“宗白华经验”已显出解释的限度，而当代中国艺术学研究面临的是当代艺术的诸多复杂问题，亟需当代学者提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批评和对话。
书法文化范文第5篇
一、加强写字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电脑的流行和普及, 人们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 也逐渐淡化了学生们写好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古代无数书法作品蕴涵极强的艺术性、文化性和社会学, 不光有很大的经济价值, 还有很大的社会价值。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我们有必要传承这一优秀的历史文化, 为后人留下更宝贵的财富——书法作品。
字如其人, 教学生写一手好字可以培养学生其它品质。人们在写字时注意力高度集中, 仔细观察。这样, 可以培养学生的有意注意的持久性和观察能力、动手能力。一副书法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写一手好字也可以提高艺术修养和思想品质。写一手好字是学习和就业的敲门砖。在学习和工作中, 做作业、考试、填各种表格都需要用手写字。一手好字能给人非常好的印象, 特别是见字未见人时更是如此。写好字是老师、学校、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的要求。哪个老师都希望学生字迹工整, 格式规范, 在此基础上才要求学生尽量把练习题做正确。这也反应了一个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写一手好字是老师和学校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在2009年暑假, 重庆市教委专门发文要求加强写字教学, 培养学生书写技能。
二、农村学校写字教学及学生书写汉字的现状
在农村学校写字教学中学生们书写汉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学生、老师、学校、家长和社会观念陈旧, 重视程度不够, 写字教学没有实效。很多老师认为写好字需要天赋, 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做到, 老师只要求学生把字写正确, 清楚就行;还有很多老师认为加强写字教学事倍功半;也有部分重理轻文的老师认为“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他们认为语文稍微弱一点都没有关系, 更不会重视学生的字写得是否漂亮了。2.教师书法素养不高, 难以胜任写字教学。很多老师自己的字都写得不好, 教学生更无从下手了。大部分老师不会写毛笔字, 在毛笔字教学时老师要具备双钩、悬腕甚至悬肘能力。这样, 老师们又力不从心了。3.学生写字姿势欠端正, 影响身体健康。学生写字时要做到“三个一”, 即“眼离书本一尺远, 手离笔尖一寸远, 胸离书桌一拳远”。很多老师在低年级识字教学时忽视纠正学生的读写姿势, 弓着背、左右倾斜、书本倾斜的现象到处可见, 影响学生的脊柱的正常发育, 导致近视的可能性。4.学生书写习惯不好, 字迹潦草, 作业格式不规范。学生在低年级字写得好, 到了中高年级就差了;或者开始写字工整, 不一会儿就变样了;有些学生在写字时, 习惯性的靠近格子底部或者上部;或者上一行没有写完又去写下一行, 有时跳着写, 这些都是不好的书写习惯。学生作业格式不规范更是困扰老师和家长的原因之一。
三、加强写字教学的措施
既然加强写字教学如此重要和必要, 学生的书写技能和现状又这么令人堪忧, 一名优秀的老师应该思考如何改良?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 提出以下五个措施。
1. 转变观念, 提高认识。
学生、老师、学校、社会都要转变天赋、费时、低效等观念, 我们只有从点滴做起, 有量变到质变, 在一两年学生的写字技能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
2. 加强提高, 胜任教学。
语文老师加强自我修养和提高, 自己把字写漂亮, 练习写好毛笔字, 提升书法功底, 达到胜任写字教学的目的。
3. 激发兴趣, 喜欢写字。
在写字教学时, 老师多引导学生们欣赏优秀的书法作品, 特别是身边师生的书法作品, 以身边的榜样激发学生热爱书法, 喜欢写字。
4. 纠正习惯, 终身受用。
不管是哪个学段的老师, 哪个学科的老师, 要随时关注学生的读写姿势和书写习惯, 及时纠正不好习惯, 让学生们终身受用这些端正的姿势和优良的习惯。
5. 培养技能, 提高素养。
在平常的写字教学中, 老师重点培养学生的书写技能, 有机地孕伏笔画、结构、章法、穿插避让等书法素养, 以此相得益彰, 互相促进。
在农村学校加强写字教学、提高书写技能、培养书法素养可能是从“0”开始。老师是知难而退还是激流勇进, 不用我多说。教师应该转变观念, 提升自我, 从小事做起, 从点滴做起, 激发和培养学生们的兴趣, 热爱书法和汉字, 逐步提高书写技能和书法素养, 写一手漂亮隽秀的好字, 立志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瑰丽宝贵的书法艺术和文化。
摘要：在社会经济、科技、教育、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 对学生加强写字教学至关重要。针对写字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结合农村学校写字教学及学生书写汉字的现状, 笔者认为可以从改变观念、培训师资、激发兴趣、提高素养、纠正习惯等方面提高和改善写字教学的现状, 传承中华优秀的书法文化, 令这颗明珠永放光芒、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