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论文范文

2023-09-16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1篇

一、应用文定理排除不可能为最优角点解步骤

文定理要求:“最优决策是从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 从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 最多只卖一种产品。”也就是说, 文定理否定了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情况, 认为会产生不必要的交易费用;也否定了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的情况, 认为应当用已有换未有;还否定了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 认为这样会破坏专业化经济;因此, 通过应用文定理, 只筛选出自给自足、专业化生产两种模式, 排除掉了使每种产品的买卖同时为正的内点解情况。然而, 期货市场的出现, 打破了文定理规定的, 最优决策只能是符合文定理角点解的界定, 使得内点解也可以成为最优决策。只卖而不生产的情况在期货市场允许出现, 比如做空投机, 比如接受实物交割, 进行期转现等等;不卖任何一种产品, 而有钱买其他产品的情况也可能出现, 比如只在要买的品种上进行投机获利。期货市场的出现, 在生产领域虽然没有颠覆专业化经济, 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好处。却颠覆了产品交换过程中, 文定理对于时间要求不同时点, 产品限于不同产品间的买卖规定。之所以打破文定理在生产领域的角点解界定, 我认为是与杨小凯的动态决策不成立相类似, 期货市场可以在当前时点买卖未来期货标准合约的特点, 让动态决策在同一时点发生, 只要确定基差走向和误差, 就可以同一时点买卖从而确定最优决策。

二、边际分析求解局部最优

其次, 应用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方法求解局部最优解。具体方法是依据时间约束和预算约束、生产函数, 建立无约束条件的拉氏效用最大化函数求解。注意此处的生产函数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 即考虑到分工专业化水平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求解得到局部最优解的两种模式:自给自足模式、专业化生产模式 (只生产一种产品) 。其中, 第一种自给自足模式与期货市场无关, 不予讨论。第二种专业化生产模式, 涉及到角点供给函数、角点需求函数、以及角点效用函数。首先, 考虑角点供给函数和角点需求函数, 根据杨格提出的倒数需求律, 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 当人们因选择专业化生产一种产品而增加收入时, 对另一种产品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期货市场也不例外, 一种品种的交易获利, 会催生出另一种品种的交易动机, 从而促进期货市场品种细化, 厂商只供给自己擅长的品种。再考虑角点间接效用函数, 角点间接效用函数随着所卖商品价格的提高而增加, 而随着所买商品价格的提高而减少。这种情况类似期货市场跨品种套利, 都希望品种价格趋势朝着利好方向发展, 这样持仓的间接效用会增加。只不过不一定如现货市场那样只有卖涨、买降才会使间接效用增加。期货市场只要判断对方向就可以使效用增加。可以说打破了传统分工对增加间接效用的局限。

三、超边际分析求解整体最优

最后, 应用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方法, 比较自给自足和专业化生产两种模式的局部最优值, 找出效用最大值即为整体最优解。与期货市场相关的只有专业化生产模式, 分别涉及到三个函数和对应参数, 即角点供给函数与供给产品价格、角点需求函数与需求产品价格、间接效用函数与交易效率。当这三个参数不同时, 带来的效用就会不用, 寻找效用最大化最优解就是确定三个参数的最优值。当边际交易效率超过边际交易费用时, 专业化生产的好处可以通过交易实现, 人们会在期货市场场内进行交易, 进而确定一个相对价格是交易双方效用最大。期货价格便得以形成。反之亦然, 当交易效率低于交易费用时, 人们就会退出期货市场。

四、结合期货市场的讨论

在期货市场中人们是如何选择专业化生产哪种品种的呢?杨小凯注意到各品种间的相对价格问题, 提出只要各品种的相对价格使得选择各期货品种交易效用相等时, 分工才会发生, 期货市场上各品种生产的专业人数才会趋于均衡, 这保证了期货品种的多样性和整体效用均等。这就是杨小凯提出的“价格负反馈机制”在起作用, 原理如下, 当分工细化到交易效率高于交易费用时, 期货价格形成, 期货价格调整专业生产人数, 又反馈给市场, 市场便能调整分工的细化程度, 使得过于细化的品种专业人数退出, 不能细化的品种增加专业人数, 当然这要基于期货市场的择业自由和专业人数与效用负相关原则, 价格的负反馈机制最终能使各品种间效用均等。

人们是如何从场外市场转到期货市场呢?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是影子价格, 虽然场外市场无法得到真实的期货市场价格, 但可以通过需要售卖和需要购买的产品相对比例决定影子价格, 影子价格虽然不能精确等于期货市场价格, 却可以传递进入期货市场能够获得的效用信号, 从而给厂商进入决策提供依据。其次, 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一旦有一个厂商率先发现进入期货市场的分工经济好处, 则其余的人都会发现, 当全社会厂商都进入期货市场后, 在自由择业和价格负反馈机制调节下, 分工的角点均衡最终会形成。

期货市场的分工生产是如何维持下去?或者说现货厂商在进行期货交易时获利的根源是什么?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只是表面原因。由于分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差异, 进而给现货厂商带来的内生比较优势才是根本原因。内生比较优势让有现货支撑的厂商在期货市场交易时也能享有优势, 无论是实物交割平仓、期转现, 还是对实物资产的套期保值, 这些优势都是源于专业化分工造成的生产差异。

为什么期货市场交易品种在数量庞大的基础上仍能获利?这看似违背了古典经济学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假设。实际上, 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 边际成本分析应该被总成本效益分析取代, 期货品种的总成本收益分析, 考虑到交易效率提高, 使报酬递增行业总成本递减, 带来收益增加的结果。解释了期货市场在庞大的供给下, 交易品种的总效用仍然增加的原因。

杨小凯的观点

杨小凯的观点是:“自由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分配资源, 而是寻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 而分工水平又决定了市场网络大小、人们购买力高低、生产力高低、商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市场发挥这一功能的重要条件, 一是择业自由, 二是价格自由。”

摘要:期货市场的出现, 颠覆了产品交换过程中, 近年来, 我国期货市场发展非常迅速。为了加深对期货市场的认识, 文中就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期货市场的结合进行了探讨。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正在深刻改变着媒体传播的内在结构和总体格局。互联网新兴媒体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带来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加强对互联网新兴媒体建设、运用与管理,推动新媒体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新兴媒体;和谐社会;新平台;新课题;新举措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新兴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并成为强有力的传播新锐,在新闻传播方面展现出的强大影响力,对这个社会的发展以及这个社会结构产生着强大冲击力。胡锦涛同志在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深刻揭示了互联网新兴媒体的特征和作用,对全党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兴媒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平台:互联网新兴媒体及其功能

1.互联网新兴媒体及其主要特征。互联网新兴媒体又称新媒体(New Media)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概念,一般而言,新媒体是指所有与传统媒体相比较,在技术、运营、产品、服务等模式上有一定创新的媒体平台和机构。新媒体借助于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以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数字传播技术为驱动,主要包括互联网站、手机媒体、数字电视、机航媒体、户外液晶、移动电视、电子期刊等。之所以称其为“新”,是针对传统媒介而言,它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充分的交互性、超前的便捷性、广泛的开放性、真正的国际性等特征。

2.互联网新兴媒体具有传递信息、舆论监督、文化传承与教育、联系社会、娱乐、商务及信息储存与检索等功能。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期盼,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孜孜追求。互联网新兴媒体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团结奋斗、不辱使命,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方向,牢记自身所肩负的光荣而沉重的社会责任,努力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的“舆论推进器”,以及化解社会矛盾的高效的“减压阀”,促进政府与群众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课题:互联网新兴媒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互联网新兴媒体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平台

媒体是整个社会系统正常运转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互联网新兴媒体以崭新的姿态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日益凸显着其重要的作用。据中国互联网络中心的统计,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网络新闻使用率无可争议的压倒了传统媒体。在全社会全力以赴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新兴媒体更应该充分发挥其优势,当好“先遣兵”。

(1)新兴媒体要成为宣传党的中心工作的重要阵地。互联网新兴媒体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新型媒体,积极促进我党和政府工作的顺利开展是新兴媒体的重要职能。新兴媒体要坚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立场,加强宣传力度,准确、及时地宣传党和政府的工作,使群众充分了解和正确理解党和政府的工作方针、政策。民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在网络上迅速反映出来,以便党和政府及时对不足的地方进行修正和改进,提升我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2)新兴媒体要成为积极引导舆论、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利器。和谐社会的本质是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新兴媒体更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利器。新兴媒体的交互性特征能够让网民在宽松的环境下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愿望,使民众的表达权得以实现。民众可以在网络上迅速、直接地反映自己对国家事务以及社会问题的态度、意见和看法,亲身参与于国家事务的管理,真正实现民众参与政治的权利,促进和谐社会的民主建设。新兴媒体具有宣传、反馈和监督的强大功能,应该凭借其优势积极宣传法律知识,进行法制教育,自觉充当法律和正义的维护者。

(3)新兴媒体要成为密切关注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前哨。新兴媒体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三贴近”的原则,切实关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时刻以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密切关注人民最关心的、影响到人们切身利益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是由各个不同阶层组成的,网络媒体要时刻坚守媒体的公正原则,体现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的利益,努力建立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渠道,真实反映民众的思想,排解各方面的堵塞情绪,缓解社会矛盾,促进问题的解决,以实现民众的根本利益。

(4)新兴媒体要成为倡导公平正义、营造和谐社会氛围的平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新兴媒体要将自身发展成为一个倡导公平正义的平台。保障民众享有平等的知晓权、表达权和参与权,提供平台进行平等的交流;保证自身发展的公正,保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保证信息传播的公正,努力达到传播的平衡。新兴媒体要坚决批判与之相悖的言行,宣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公德;关注各阶层利益,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努力营造和谐社会氛围。

(5)新兴媒体要成为弘扬先进文化和发挥教育功能的新兴空间。网络的兴起开辟了传承文化和教育的新途径。人们的道德养成是自身修养与社会教化的结果,所以新兴媒体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积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和谐文化建设,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网络已经承担起除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的社会教育重任。网民的构成以青少年和学生居多,他们是未来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生和主要力量,是社会中最活跃也是比较不安定的一部分,新兴媒体必须正确引导和教育青少年,促成他们的道德养成和健康成长。

2.互联网新兴媒体给和谐社会建设带来新挑战

新兴媒体以其独有的信息生成方式、传播方式,挑战传统的新闻宣传话语模式,正在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在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的大背景下,新媒体运行存在的种种问题更加暴露出来,并严重影响党的执政能力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1)新兴媒体对党和政府的话语主导能力构成了断挑战。拥有对社会舆论的主导权,是执政者巩固执政地位、保持国家稳定的前提条件。新兴媒体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和舆论格局的深刻变化,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人们不再单纯依靠传统媒体获取信息人们可以通过新兴媒体广泛、自由地传播和交流信息。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媒体把整个世界联络在一起,实现了信息的全球传播,网上信息的流动越来越脱离相关权力的控制。新兴媒体正削弱着政府对媒体的话语主导权挑战着政府的舆论引导能力。

(2)网络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传播与弘扬造成了强大的冲击。互联网络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渗透方式以及巨大的信息量对“主旋律”文化的传播、弘扬造成强大冲击。网络已成为文化渗透,尤其是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西方发达国家将网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冲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利用其在信息占有、支配和传播的优势,极力向世界各国特别是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灌输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理念,在网上推行新的政治、文化上的“殖民扩张”政策,加强对我党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此外,网上不时出现的种族歧视、宗教仇恨、法西斯主义等,也对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行为产生消极影响。

(3)新兴媒体对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的能力提出了断挑战。新兴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带来了信息传递的快捷性、丰富性、多元性和超强的交互性,人们在网上发信息或言论时具有匿名性、安全性和主体平等性,相对于传统的民意表达渠道而言,新兴媒体弱化了民意表达的风险,降低了成本,更方便于民众意愿的表达。民意表这通过新兴媒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能否通过互联网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搭建快速广泛的沟通平台,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实现科学执政,是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量,更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检验。

(4)新兴媒体对党和政府处理突发件的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重大事件,如重大事故、群体性事件、自然灾害等。开放的技术状态直接导致相应开放的社会状态,公开、透明日渐成为了新兴媒体聚焦时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任何执政者都要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其决策结果又必须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新兴媒体要求执政者具有迅速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网民、网络信息已成为信息交流传播的重要平台,政府应适应这一变化,以避免失去主动。

(5)新兴媒体对各级党政干部的媒介索养也提出了新要求。在网络时代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主要是指领导干部通过掌握与新兴媒体交往的技巧,提升自己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水平的能力。新兴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越来越强大,新兴媒体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生态环境,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能够善用、善待和善管新兴媒体,重视新兴媒体建设,实现执政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新兴媒体对政府执政能力提出的新要求。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举措:加强互联网新兴媒体建设、运用和管理

充分发挥互联网新兴媒体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扩大宣传思想工作的阵地,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辐射力和感染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软实力,从而更加积极有效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切实把互联网新兴媒体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

1.确立科学的意识和理念、确保政治引导舆论正确性,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唱响新兴媒体思想文化的主旋律。要着力加强和推进新兴媒体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讲求引导艺术,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大正面宣传力度,突出特色优势,注重打造品牌,改进媒体管理,促进健康发展,推进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互动,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在处理突发事件中,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主要作用。建立健全安全预警系统,确保在第一时间及时报送事态发展情况,持续跟踪人们思想情绪的波动变化,多角度、多侧面掌握群众思想反应,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提出舆论引导的对策建议。同时,要把运用互联网水平当做衡量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一个主要参照,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网络信息素质。

善于运用国际通行规则。新兴媒体的发展实现了全球范围的传播覆盖,但“入户并不等于入眼入脑入心”。要重视对不同意识形态下受众心态、接受习惯的研究,设计符合不同受众心理特点的议题。加大研究资源投入,重视高校、研究机构、智库等研究成果与实践工作的结合。结合新兴媒体的特点,注重传播技巧,对传播内容进行本土化加工和包装,把舆论宣传和信息服务结合起来。

2.理顺管理体制和机制,完善管理法律和法规。新兴媒体的管理涉及宣传、广电、通信、公安、安全等多个部门。理顺管理体制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责任不明、效率不高、扯皮推诿等现象。一是建立新媒体管理专职机构。把新媒体宣传管理的相关行政资源整合起来,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协调各方、共同管理的体制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试点,改变“多头管理、都管都不管”的情况。二是建立新媒体管理联席工作制度。认真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要求,建立完整的管理责任链,形成统一、权威、协调、高效的管理机制。定期召开工作例会,通报各部门掌握的新情况,在重大问题和重要工作上,及时沟通,统一步调,形成合力。

依法管理新兴媒体是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从当前我国新兴媒体的发展来看,立法工作最紧要的是三个方面:一是确立立法的原则和重点。立法应遵循四条原则: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坚守道德底线、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出台层级较高的法律,修订完善现有法规,清理部门规章。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法律具有普遍适用性,通过司法解释,将规范现实社会行为的法律法规延伸到新兴媒体上,节约立法成本,避免出现“管不完的事,立不完的法”的现象。三是要加大执法力度。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另外,由于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正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法规时,既要考虑这些政策的规范性和传统继承性,又要具有超前的发展眼光,让立法与网络的发展协调起来,共同促进。

3.为新兴媒体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制定、完善相应的财政、税收、融资、人才等优惠政策。加强对重点网站、重点项目的扶持力度,着力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重点网站和手机媒体。在信息高速路建设、宽带使用、业务应用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二是增加资金投入。加大对主流新闻网站和手机媒体的投入,为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人才引进和培养等提供财力支撑。三是鼓励新兴媒体通过经营增加收入。进一步拓展经营项目,提高造血机能。另外,还要尝试拓宽融资渠道,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多种渠道拓展资金来源。

新兴媒体处于思想交锋和舆论斗争的第一线,迫切需要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人才队伍。从现在看,既懂技术、懂新闻又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稀缺。要把队伍建设作为新兴媒体建设、管理、运用的战略性工作来抓。我们党要着重培养三方面的人才:一是建立现代化的快速反应部队,监控舆情和突发事件,第一时间抢占信息发布的制高点。二是培养一批意见领袖引导舆论,让主流声音压倒偏见和敌视。三是媒体管理队伍引入优秀外部力量,引进有国际视野的、立足国情的、有前瞻眼光的管理人才。

4.加大新兴媒体传播技术研发力度。没有强大的技术平台,再好的内容都无法送达受众。胡锦涛总书记到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引发了中国互联网史上的最强拥堵,导致强国论坛几度瘫痪。如果有更强的技术保证,这种情况就可能会避免。新兴媒体是信息技术的产物,技术推动着新兴媒体的更新、决定着新兴媒体的发展。通过新技术提升新兴媒体的管理水平和运用效率是必然选择。加强新兴媒体运用管理的科技攻关,确保信息传播安全。投入一定的科技力量和资金,加强对基础性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信息管理技术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开发网络舆情监控系统、有害信息过滤技术、数字版权登记技术等,为新兴媒体运用和管理提供技术保障。

四、结语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新媒体已成为新闻宣传的重要阵地,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也是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快速通道。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加强互联网新兴媒体建设、运用与管理,推动新媒体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走向进步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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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邹建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政府媒体危机公关案例回放与点评[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6.

作者简介:

胡莲香(1968—),女,河南漯河人,馆员,现供职于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研究方向:科技信息共享、电子政务。

杨琳瑜(1981—),女,河南漯河人,讲师,现供职于中共漯河市委党校现代科技教研室,研究方向:网络政治学,网络治理与法律。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高科技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环境和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我国高科技企业依托创新平台汇聚企业内外部创新要素,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并应用于生产与管理等方面,通过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成了新时代社会经济增长的亮点,在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建设实施科技强国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加强高科技企业创新平台建设,更好地帮助我国高科技企业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分析了在数字化背景下,我国高科技企业创新平台建设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数字化;高科技企业;创新平台

DOI:10.19968/j.cnki.hnkj.1003-5168.2022.01.030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g of Innovatin Platform for High-tech Enterprises under the Digital Background

CHEN Jianhong1    WANG Jiangrong2

(1.School of Business,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22,China;

2.Jiangxi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Nanchang 330022,China)

0 引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技术变革和创新成果转化变得更加快捷,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产业更新迭代的速度不断加快,给高科技企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作为最具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的科技创新主体,高科技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市场活力的持续迸发和创新动能的培育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数字化背景下,高科技企业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主动迎合时代发展趋势,孜孜不倦地进行科技创新,不断创造出与时俱进的产品或服务。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是帮助高科技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如何采取有效的策略和措施,全面提升高科技企业创新平台建设与实施成效、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

1 高科技企业创新平台概述

1.1 高科技企业

高科技企業也叫高新技术企业。2000年7月23日,科技部印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明确规定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高新技术企业是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和开发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经济实体,它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企业内部从事科学研究和产品技术开发的工作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不少于10%,二是企业每年用于科学研究和产品技术开发的经费支出占本企业当年总销售额的比例不少于5%[1]。

目前,我国的高科技企业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组织类型。一是新兴型高科技企业,这类企业一般是依托高新技术园区、经济开发区和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成长起来的[3]。二是转化型高科技企业,这类企业主要是通过技术革新或者技术改造升级转化而来的。三是集团型高科技企业,这类企业突破了传统的单一生产模式,具有研发、设计、生产、培训、咨询、服务等多种功能[4]。

1.2 创新平台

1.2.1 创新平台的概念。创新平台是指由政府或某一组织牵头,通过汇聚创新要素、整合科技资源来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以支撑某一行业和区域自主创新与科技进步的集成系统[5]。简单来说,创新平台就是用来组织开展科学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等创新活动的场所或载体。

1.2.2 创新平台的特征。创新主体具有多元性和协同性。组织开展创新活动往往需要多个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和通力协作才能顺利完成,因此创新平台是包括政府、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和市场等多个创新主体在内的多元组合体,多方共同致力于构建以政府为政策引导、企业为创新主体、高校院所为智囊依托、金融机构为资金支撑、市场为成果导向的多元联动技术创新体系。

创新要素具有集聚性和关联性。创新平台通过集聚创新要素和整合科技资源来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有明确的设计方案、发展目标、服务对象和产业导向。因此,加盟平台的各个创新要素之间应具备一定的关联性,才能更好地进行资源整合和要素配置。

创新资源具有独特性和优质性。创新平台一般聚焦于具有成熟研究基础、优秀人才队伍、良好条件设施的科研院所的特色研究方向、高等學校的重点建设学科、高科技企业的核心技术领域,汇聚了优质的创新资源和先进的创新要素。

运行机制具有开放性和共享性。创新平台主体的多元性和协同性决定了其运行机制的开放性和共享性,只有在战略联盟之间建立开放共享机制,实现信息互通,促进沟通交流,才能更好地集思广益、共商共建,最终实现合作共赢。

平台功能具有多样性和复合性。创新平台有着汇聚创新资源、传播科技信息、开展基础研究、进行技术创新、实现成果转化、培养创新人才和服务产业发展等多种功能,尽管各类创新平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一般均为两种功能以上的交叉和复合。

1.2.3 高科技企业创新平台的分类和功能。根据创新链理论,高科技企业创新平台大致可分为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和科技服务五大类。基础研究平台主要聚焦于重大科学发现、学术研究前沿和新兴交叉学科等,负责阐明新技术的概念和分析其特征、用途,发挥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技术创新平台主要致力于关乎国计民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范应用,发挥技术引擎导向功能。成果转化平台主要对接技术供给端与需求端,通过检测验证、二次开发等,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新产品或新服务,并为其实现商品化、产业化、规模化奠定基础,发挥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功能。产业发展平台主要通过科技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培育孵化类平台的运作,集聚创新要素、整合创新资源,孵化新兴企业,推动高科技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发挥产业培育孵化功能。科技服务平台主要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科学技术指导、科技资源共享、创新人才培养、信息资源整理等专业化服务,发挥综合服务保障功能[6]。

2 高科技企业创新平台建设现状与问题分析

在我国,常见的高科技企业创新平台主要有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两种形式。《2020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累计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5 206个,其中东部地区计3 346个,占比高达64.27%;累计建设众创空间8 000个,其中东部地区多达4 612个,占比高达57.65%[1]。我国高科技企业在加快创新平台建设、不断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短板问题。

2.1 创新要素过于集聚,区域分布严重失衡

从全球情况来看,创新要素普遍要比其他要素资源更易于集中在少数地区,区域化特征非常显著。就我国而言,从2019年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占比均在50%以上,东北地区分布最少,占比均在5%以下,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过度集中,区域分布非常不平衡。北上广深等东部发达城市在创新资源集聚上存在着巨大优势,使得“马太效应”愈发明显,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6]。

2.2 研发资金短缺,科技人才难求

当前,我国大部分高科技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与资金实力雄厚、科技资源丰富、人才队伍强大的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受组织规模小、科技资源短缺和知名度不高等因素制约,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融资难、招人难、用人贵等难题[7],导致企业即使有好的创意和想法,预测未来产品市场前景也是一片光明,却往往因为受限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而看不到黎明前的曙光。

2.3 发展理念狭隘,运作模式落后

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市场竞争对手的打击,一些实力雄厚、人才队伍强大、科学技术先进的高科技企业可能会倾向于“闭门造车”式的自主创新活动,这样能够保证创新成果为企业所独有且不被同行窃取和复制,有利于形成和维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这种发展理念和运作模式同样有可能会导致企业过于沉浸自主创新而忽视了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和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无法很好地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对浩如烟海的科技领域信息进行充分的收集和有针对性的筛选梳理,难以构建形成基于未来市场需求的精准预测模型,无法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开展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动,甚至可能因与当前科学技术高速发展趋势不相适应而造成资源浪费,对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2.4 数据资源利用效率低,信息化技术应用不足

当今社会,数据的强大功能日益显现,已发展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是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提升科技创新平台质效的重要资源。然而,我国高科技企业的信息数据资源利用情况并不理想,普遍存在数据资源挖掘不到位、科技信息更新不及时、技术分析研判不准确等问题,信息孤岛、数据闭塞现象比较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8]。

3 加强高科技企业创新平台建设与实施的策略

3.1 加强开放合作,实现协同发展

企业应该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转变发展理念,树立合作共赢意识,加强信息技术交流与合作,大力实行开放式创新,优化平台运营模式,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政府应以国家高新区为依托,积极搭建东部与中西部高新技術产业开发区对口合作交流服务平台,促进科技信息流通和资源开放共享,探索建立伙伴园区、异地孵化等多种合作机制,为促进高科技企业间的友好合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合作双方共建科研设施、共通信息资源、共析科研数据、共育科技人才、共克技术难关、共享科技成果,打造协同互补、联合发展的区域创新共同体。

3.2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技金融结合

政府应积极搭建连接技术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综合服务平台,引导和促进银行、金融投资机构、社会资本等与高科技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为中小型科技企业创新平台建设和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和资金保障。设立专项科研经费,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加快筹建全国性的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将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使之贯穿到科技创新的全过程。充分发挥经济金融杠杆作用,消除企业在财务上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专心致志搞科研、集中精力抓生产、不遗余力出成果。加快落实优惠补贴政策和完善税收减免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招人难、用人贵等问题,有效激发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创新活力。

3.3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专业人才队伍

鼓励政府、企业、市场、高校院所、金融机构等创新主体开展深度合作,联合建立市场化运行的高水平试验室、技术研究中心、成果转化中心、市场运营中心等。通过一系列利好政策引导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排头兵,鼓励以创新平台密集、创新资源丰富、创新特色鲜明的区域行业龙头企业为创新主体,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创新示范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建立相关配套科技服务机构,优化创新平台运行模式,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大力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面向境内外重点高等院校招才引智。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领先技术的联合攻关和产业化、市场化应用,推动产、教、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加强专业化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注重提质效、补短板,切实解决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

3.4 实行“数字技术+”模式创新,激活数据资源要素潜能

企业要树立数字化转型意识,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和发展目标,制定科学、合理、针对性强的数据标准,培养和引进数字化专业人才,利用先进的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对企业内外部数据资源进行有效整理和精细分析,提高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增量提速。建立企业数据安全保障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理数据漏洞,保障企业数据安全。加快促进数字技术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探索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公共服务业务,集聚各类数字化新业态企业,推动形成产业数字化创新综合体。建立动态的企业创新绩效评价、考核和奖励机制,树立标准化、精细化、数字化的平台建设理念,综合运用数据计算、数据建模、数据加工等手段,赋能平台业务开展和运营管理,构建市场需求精准预测模型。定期组织平台建设人员进行专项的业务培训和新知识、新技术学习,及时了解新形势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所面临的新任务与新要求,灵活运用平台建设的新方法与新策略,有效解决平台建设的新难题。

4 结语

高科技企业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平台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关键载体。要想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高科技企业创新平台建设,通过转变发展理念、优化创新平台运行模式、实行开放合作创新、加强科技金融结合、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实行数字化转型等有效措施,构建以政府为政策引导、企业为创新主体、高校院所为智囊依托、金融机构为资金支撑、市场为成果导向的多元联动科技创新体系,切实提升创新平台建设质量与实施成效,进而达到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移转化、增强国家科技竞争综合实力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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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程宁波,范文博,田丹,等.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构的理论、经验启示及成都路径[J].决策咨询,2021(3):1-6.

[7] 唐雯,王卫彬.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现状:基于200家企业的调查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2):34-39.

[8] 刘青.关于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平台的思考[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21(14):114-115.

收稿日期:2021-11-22

作者简介:陈剑红(1996—),女,硕士生,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王江容(1994—),女,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产业协同度;产业政策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战略性新兴产业(下文简称“新兴产业”)的技术带动效应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能否实现协同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与政府产业政策制定持续关注的热点。虽然中国新兴产业受到大力的政策支持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其与传统产业的协同程度则处于较低的水平。自2009年以来,中国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发展方面存在较大问题,《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10.6—2012.6》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有66家因为传统产业空间小而进入新兴产业,占比13.20%;由于政府鼓励而进入新兴产业的有203家,占比40.60%。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产业发展受政府与市场的影响程度较大,产业协同发展需全面布局产业体系和优化政府行为。当前中国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加剧与部分新兴产业剧烈震荡所形成的产业发展体系需从根源上得到有效控制,必须从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政府功能定位上挖掘破解思路。

由于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根本区别在于技术差异性,国外文献主要从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视角研究产业演化发展规律。Anderson和Tushman[1]指出,技术演化模型被认为是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的经典模型,随后得到了Kaplan和Tripsas[2]、Murmann 和Frenken[3]以及Suarez[4]的广泛拓展。McGahan等[5]认为,这些文献主要关注的是技术演化、产业内技术进步和产业演化过程。Dosi[6]则认为主要是研究的宏观层面的技术轨迹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的相关文献还包括对宏观层面技术轨迹的研究。苏屹[7]指出,耗散结构理论最早是由比利时物理学家Prigogine在1969年关于《耗散结构与生命》的国际会议报告中提出,并与Thom的“突变论”和Haken的“协同论”一起构成系统科学的“新三论”,并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耗散结构理论和耦合系统演化理论通常被应用于产业创新系统和协同发展问题的理论层面研究,正确判断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耦合程度与阶段是政府政策制定的基础。

国内学者对产业协同发展领域的研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从理论层面界定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的阶段划分;第二,采用典型案例进行经验研究;第三,从理论层面提出促进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第四,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从评价方法、视角和内容上展开。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学者主要利用系统学、协同学与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复杂系统或产业协同机制。孟庆松和韩文秀[8]基于系统学的视角首次提出复合因子、协调机制的概念,建立了一个可实际计算的复合系统的协调度模型,并以“教育—经济—科技”的复合系统为例,对该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王宏起和徐玉莲[9]采用有序度模型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了2000—2010年中国科技创新和科技金融的复合系统协同度区间为[-0.2,0.2],表明中国还未形成科技创新与科技金融的协同发展机制。綦良群和孙凯[10]结合协同学和耗散结构理论,对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例,提出促进老工业基地产业的协同发展机制,认为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子系统兼有竞争和协同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产业的涨落,而且这种涨落必须有人参与,只有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才能促进形成具有耗散结构特征的产业系统。

从研究视角来看,近年来部分学者从产业耦合发展模型与博弈模型的角度研究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的关系。熊勇清和李世才[11]从产业要素、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等视角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子系统的耦合内容进行了细致的理论分析,并从理论层面阐述了耦合过程:萌芽阶段、成长阶段、发展阶段初期和发展阶段中后期分别对应于无耦合、低度耦合、中度耦合和高度耦合,其中,在成长阶段,需要政府的推动机制,随后依次为传导机制、叠加放大机制、联动机制和融合机制。陆立军和于斌斌[12]在进化博弈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演化、企业行为和政府的产业政策,结果表明,融合演化分为相互相应、协调发展和分化替代等三个阶段,影响融合度的因素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和龙头企业决策,并认为地方政府在产业融合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苑清敏和赖瑾慕[13]的研究认为,时变演化是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耦合发展过程中的显著特征,通过技术、产品、资金和政策等要素,能够促进两者实现动态耦合式发展,并将动态耦合过程分成无耦合、协调、发展极限、衰退和重组等阶段,政府作用的发挥应以正确评价两者的耦合程度为基础。杨以文等[14]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基于昆山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调研数据,研究了产业升级、增量创新与突破创新的关系,结论表明传统产业升级到越高阶段,突破性创新越容易出现;新兴产业升级到越高阶段,越有利于增量创新。

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是以政府补贴形式支持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多数文献研究了补贴的动机与效果。王宇和刘志彪[15]从政府作用的角度研究了补贴方式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影响,研究认为不同产业中研发的知识溢出效应决定了研发补贴的效果;产业间具备双向知识溢出的情形下,生产性补贴在短期促进新兴产业增长而抑制传统产业增长,此时的补贴方式所带来的增长在长期来看不具备持续性,甚至会阻碍技术进步。因而,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需对补贴方式进行动态调整。

从上述已有文献可以看出,上述研究虽然视角比较全面,但很重要的一点是现有文献的研究均忽略了新兴产业、技术溢出与传统产业带动效应的内在逻辑与传导机理,而且基本上均为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缺乏基于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省际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由于技术扩散、技术生命周期与产业协同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在中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如何根据发展阶段选择合理的产业政策标准,值得深入研究。现有研究尚未将政府行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而且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施加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缺乏大样本数据的经验证据,研究得出的政策建议通常理论性色彩较浓,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

本文区别于以往的研究,将政府行为、资源环境约束纳入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中,并以高技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与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的差额作为传统产业的代表,首次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以期为中国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协同推进提供实证上的支持。本文以下的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是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设定;第三部分是模型相关检验与实证研究;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由于上市公司数据仅以企业为样本,对资源环境约束和政府行为难以纳入进来一并考虑。为此,本文利用1998—2011年中国30个省(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度影响,主要涉及到的数据变量有: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比重、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环境污染治理强度、能源消耗总量、人力资本、市场化指数、人均GDP等,以此全面衡量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1.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比重

由于传统产业的范围较大,且概念较为模糊,本文在衡量时采用余泳泽和刘大勇[16]的做法,将传统产业界定为: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造业、塑料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 21 个行业。由于缺乏省际的传统产业数据,我们近似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减去高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得到传统产业工业总产值。

由于学术界尚未披露新兴产业的统计数据,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具有相同的属性,一些学者例如肖兴志和谢理[17]将高技术产业数据近似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本文沿用这一做法,将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与传统产业工业总产值之比(记为PRO)作为产业协同度指标,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其中1998—2008年数据直接从年鉴中获取,2009—2011年的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数据是将高技术产业的5个子行业,即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当年总产值加总得到。

2.政府行为变量

新兴产业的技术投资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均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政府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本文选取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记为FUN)作为政府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力度的代理变量,由于2009年以后统计指标发生变化,遂将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3.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研发投入强度(记为RD)作为影响产业动态的重要变量,对于技术溢出和技术采纳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进而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比重有着间接影响,本文使用的研发数据是各地区研发经费支出,由于1999年之前指标口径不同,我们采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代表,1999—2011年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8年数据是依据1999年和2000年的均值得到,数据的单位均换算为亿元。

4.资源环境约束指标

本文采用治理工业污染项目投资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记为REG)衡量环境约束指标,治理工业污染项目投资额和工业增加值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98—2011年;为了有效衡量节能降耗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本文加入能源消耗总量(记为ENE)作为控制变量,近似作为资源约束的代表,由于电力消费在能源消费中占据的比重较大且易于衡量,本文借鉴王火根和沈利生[18]的做法,利用电力消费量作为能源消费量的代理指标,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5.控制变量

(1)人力资本(记为HUM)。人力资本对产业效率、产业技术进步有着直接的影响,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将各省每万人高中、专科和本科的在校生数量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2)市场化指数(记为MAR)。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改变产业的规模,进而能够影响到产业间的发展程度,所以本文将市场化指数作为影响产业协同发展的控制变量。1998—2010年市场化指数数据直接来源于樊纲等[19]出版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2011年数据则依据2009—2010年的数据的加权平均得到。(3)人均GDP(记为PGDP)。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宏观影响,为此,本文将人均GDP作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影响因素经验研究的控制变量,原始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上述控制变量在经验分析过程中均取自然对数。

(二)模型设定

由于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性,各地区产业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外溢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间相关性,因此,传统的面板模型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为此,本文利用Anselin[20]提出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经验研究。空间计量模型分为空间滞后(SAR)面板模型和空间误差(SEM)面板模型两大类。

空间滞后面板模型的形式为:

Yt=αYt-1+βWYt+Xtγ+φt(1)

空间误差面板模型的形式为:

Yt=αYt-1+Xtγ+η+φt(2)

其中,φt=τWφt+θt;Yt是每个省份(i=1,2,...,30)的因变量在t期(t=1,2,...,13)的样本值构成的N×1向量;Xt(自变量)是N×K的矩阵;α与γ(K×1)表示参数;η=(η1,...,ηN)′;φt=(φ1T,...,φNT)′;θt=(θ1T,...,θNT)′,且独立同分布,满足E(θt)=0,E(θtθt′)=σ2IN,IN表示N阶的单位阵;W(N×N)表示空间权重矩阵(非负),对角线数字为0;τ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α是区分面板数据模型的最核心指标,若α=0,φit=0,表明该模型是静态面板模型,若α=0,φit≠0,表明该模型是静态空间面板模型,若α≠0,φit≠0,表明该模型是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本文建立的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比重协同度的具体模型如下:

PRO=α1+α2FUN+α3REG +α4ENE +α5HUM +α6RD +α7MAR +α8PGDP +φit+θit (3)

其中,φit=τWφit+θt,τ和W分别表示空间相关系数和空间权重矩阵;α1—,α2,α3,α4,α5,α6,α7,α8是模型的相应参数;φit与θit是随机扰动项,θit~(0,σ2)。;τ和W分别表示空间相关系数和空间权重矩阵。

为了考虑经济增长的扩散影响,我们构建了包括经济影响力的空间权重矩阵。包含经济影响力的空间权重矩阵i为省份i的国内生产总值,为所有省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值,在设定包含经济影响力的空间权重矩阵时,我们借鉴陈晓玲和李国平[21]的做法,假设经济实力强的省份对周围省份的经济影响大,包含经济影响力的空间权重矩阵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w乘以各个省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所有省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值为对角线的对角矩阵来表示。各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具体表示方法为:

W=w×diag(1,2,...,n),其中,i=1t1-t0+1∑t1t0yit,=1n(t1-t0+1)∑ni=1∑t1t0yit。

计算出包含技术影响力的空间权重矩阵后,利用Matlab软件将其标准化,行和等于1。

三、经验研究

空间计量回归过程主要包括空间自相关检验、模型形式选择与估计结果等三个部分。本部分利用第二部分的省际数据进行产业协同度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回归分析,以期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提供必要的实证依据。

(一)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空间面板统计分析中,检验各地区变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的最常用方法是Moran I指数:

Moran I=n∑ni=1∑nj=1ωij(xi-)(xj-)∑ni=1∑nj=1ωij∑ni=1(xi-)2=∑ni=1∑nj=1ωij(xi-)(xj-)S2∑ni=1∑nj=1ωij(4)

其中,S2=1n∑ni=1(xi-)2,=1n∑ni=1xi;xi表示第i个省的观测值;n表示截面样本量(空间单元数);ωij是空间权重矩阵。Moran I∈[-1,1],当Moran I∈(0,1]时,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当Moran I∈[-1,0)时,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当Moran I=0时,表示无空间相关性。为便于对比和确定模型形式的准确性,我们首先估计了静态面板,结果如下:

PRO=0.53-0.03FUN+4.27REG-0.10ln(ENE)-0.09ln(HUM)

+0.08ln(RD)+0.02ln(MAR)+0.04ln(PGDP)(5)

(6.19) (-1.53) (3.32) (-11.97)(-5.64)(12.90)(0.70)(3.21)

其中,括号内为相应变量的t统计量,2=0.42(拟合程度较低)。由表2可以看出,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我们针对产业协同度影响因素研究建立空间面板模型,以剔除掉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使得实证结论更为准确。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各省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相对比重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空间自相关,且在2008—2011年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各省产业协同表现出较高的空间相关性;新兴产业科技活动筹集额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指标在2003年以前为正数,而近年来的Moran I指数变化为负数,这表明政府支持新兴产业科技活动的力度呈现出负的空间自相关。

为保证实证模型建立的有效性和便于比较,本文分别建立了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这两种形式的计量方程,依据SAR面板模型与SEM面板模型形式选择的判别标准,应当选择SEM面板模型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经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上,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各省划分的产业协同程度的计量模型而言,显然应当采取固定效应模型更好一些。

(二)经验研究结果

1.静态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表4实现了三种静态空间误差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效应[22]。三种估计结果的空间自相关系数均为正,表明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存在空间上的促进作用。从参数估计的显著性上来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各参数显著性较好,因此,我们选择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进行解释。从新兴产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以资金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做法并未有效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可能的原因在于以获取资金支持的新兴企业并未具有足够的创新动力,这与郭晓丹和何文韬[23]关于政府补贴的光环效应并未增加企业的研发支出的结论相印证。因此,针对新兴产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政府不应当以增加资金支持为重点,而应当发挥企业在创新投资上的积极性,并为此创造良好的环境。

从全社会研发支出的系数来看,各省总体研发强度的提高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产业协同发展,这与研发支出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无关系,各地区研发支出每增长1%,产业协调度提高2.09%,因此,增加研发支出仍然是促进产业协同的重点措施;政府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相对比重,这表明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产业产值的增长,意味着传统高污染的产业在环境规制强度下并未减少生产,从侧面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促进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亦即使得传统产业得到了基于技术进步的产能增长好处;电力消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降低了新兴产业相对传统产业的比重,意味着传统产业是以高耗能的形式获得了产值的增长,表明传统产业的节能降耗是实现产业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人力资本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新兴产业相对传统产业的比重,这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市场化改革对于产业协同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促进生产要素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流动是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当前的市场化改革效果仍需加强;人均GDP的增长显著促进产业协同发展,这表明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新兴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的比重将持续走高,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持续显现。

2.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为甄别产业协同发展过程可能存在的动态性,我们拟以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为基础,引入动态空间误差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估计所需要的Matlab命令运用NB逼近估计法,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估计结果来看,在加入新兴产业相对传统产业比重的一阶滞后变量的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中,NB逼近估计法显示前期的协同对后期的协同不存在显著的动态关系。值得指出的是,在加入动态因素以后,NB逼近估计方法的空间相关系数的显著性降低(由表5的时间固定效应估计出的负的空间相关系数由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变为不显著),进一步说明静态空间面板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产业协同的特征。从表55的NB逼近估计方法的估计结果来看可以看出,政府资金所占比重的系数仍为负数(不显著),表明政府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资金力度越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程度越低,但降低的效果并不显著;研发支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比重提高,与静态面板的估计结果一致,表明创新投入对于实现产业协同发展至关重要;人力资本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产业的协同发展,与静态空间面板的估计结果一致;市场化改革促进产业协同发展,效果显著。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所形成的“双峰逼近效应”,对资本、技术人才以及产业政策的公平性、适应性提出更高要求,探寻产业协同发展机理与政府作用尤为重要。本文系统梳理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国内研究现状,针对现有研究中仅从理论层面解释和分析协同问题的视角,本文区别于以往关于协同发展的文献研究,利用1998—2011年的省际数据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空间面板计量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新兴产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对新兴产业相对传统产业比重的无显著影响;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并未有效抑制传统高污染行业的增长,传统产业的高能耗特征依然显著;人力资本的增长对于实现产业协同效果显著;市场化改革对新、旧产业协同效果不显著,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产业相对传统产业产值的比重将持续提高。本研究对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实践价值。

针对当前中国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双峰逼近效应”,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在推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中应避免单纯为促进技术创新而增加政府支持新兴产业的资金,应当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着重发挥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资金支持,鉴于新兴产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传统产业仍然占据经济的支柱地位,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投入将能够更大程度地促进产业协同发展;第二,环境规制在促进传统产业减排方面的作用较为积极,应当适度加强高污染传统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增加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对于实现产业协同效果显著;第三,加强人力资本建设,由于人力资本在实现产业协同方面存在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人力资本的培育与应用方面,应着重加强创新人才培育和加大就业市场的流动性,进而实现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第四,深化市场化改革力度,由于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在于使得生产要素能够以市场机制为作用进行流动,产业间的人才、技术和资源的共享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关键所在,因此,应当着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努力实现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突破“双峰逼近效应”,实现产业向质量和效益的协同发展转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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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雅雯)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在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与生态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模型,进而从企业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系统模型中的创新风险,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建议。这一研究的开展,将为构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风险控制机制奠定初步基础,有利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关键词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风险控制

文献标识码 A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未来的支撑产业,对于国家未来竞争力有巨大的影响。自2010年国务院提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来,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各层面的研究。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兴产业内涵、特征及其初步的风险方面,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研究几乎处于刚起步状态。由于新兴产业无论在国家政策体系方面,还是在技术、市场、机制方面都尚不完善,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而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较高的风险性。另外,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一个企业创新技术的成功往往依赖于其他众多与之兼容的协作R&D与技术标准合作,引发了传统R&D项目管理以外的风险。因此,如何识别和控制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以此来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关注的重点。

本文在提炼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生态系统模型,并以此为基础从企业视角来探讨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初步提出风险控制对策,以期为创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风险管理体系奠定初步基础。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及其生态特性

虽然2010年10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明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义:“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但是,由于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出发,突出不同的研究重点,目前学术界对其还未有统一的定义。林学军(2012)认为,对本国、本地区有重大、长远影响,并且能够带动其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王新新(2012)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依靠技术、知识吸引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形成的一个全新组织的产业集群,该集群是一个对国家经济产生带动性的全新经济形态。贺正楚、吴艳(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未来主要支撑产业,具有高科技含量、高综合效益、高产业关联度、市场潜力大等特点。姜大鹏、顾新(2010)认为,代表着科技发展前沿并且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带动产业发展的新兴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刘名远(2012)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满足社会需求和缓解环境压力而依靠科学技术培育和发展未来社会支撑性的新兴产业部门。

由此,本文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为满足市场需求、依靠科学技术发展起来的关乎国家竞争实力的未来经济支柱产业,是具有战略性、创新性、产业关联性、市场空间大的朝阳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至少具有如下生态特性。

(一)协同进化

在开放式的环境下,要想缩短复杂技术的开发周期,一个企业往往难以独立完成。目前市场已从单个企业竞争演变成产业链生态系统的竞争。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创新性、技术强度高等特性,使其常以集群的方式存在。参与整个创新系统的企业利用公共技术开发平台,充分利用各自资源、人力优势,整合总体竞争实力,降低系统技术开发成本、缩短开发周期,使整个系统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以此来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该创新生态系统,使系统中每个企业协同发展。

(二)核心物种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条长、关联度高,造就其对相关及配套产业的巨大带动作用。因此,对技术创新性有高强度要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是以一个高技术大企业为核心,核心物种居于主导地位,大量的中小企业按照垂直的生产关系形成多级的外包网络,由此作为高技术核心大企业的供应商。为了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大企业对有长期战略合作联系的中小企业在技术、信息方面提供创新平台,鼓励其参与非核心技术的创新或者提供资金支持生产互补性产品的企业参与核心物种的创新。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模型

Deborah J.Jackson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模型中,经济在参与者和实体之间流动,进而达到科技发展和创新,主要包括:由基础性研究驱动的研究性经济和由市场驱动的商业化经济两部分。其中,参与者既包括资金、设备等物质资源,也包括组成科研机构、企业等制度实体的学生、员工、科研人员等。Freeman(1988)、Foray(2009)等认为推动创意转化成产品、服务的人员、机构、政策和资源等组成了创新生态系统。Thomas Anderson(2010)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在未来利益共享的基础上把资源、优势、潜力、能量、承诺集约到一起的联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的组织通过产品或服务系统在进行有意或无意的合作。在一些商业生态系统中,企业为了满足市场多样化,经常进行合作研究或者建立新的企业(Moore 1993)。在“战略性网络”型的商业生态系统中,一个企业扮演着“中心控制者”角色,其他企业为其保证资源和信息的流动供应,以确保高效率地满足顾客需求(Jarillo 1993)。

2010年8月,NSF局工程绘制了美国创新生态系统图(图1),图中较为完善体现了从计划到产品市场化增值的整个创新过程。并且,系统从技术视角探讨了通过技术资金投入、技术标准推广等方式降低系统风险。然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合作风险、整合风险、财政风险等非技术风险,影响系统创新有效性。以此图为基础,加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特性分析,绘制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图(图2)。在该系统图中,以系统的整个创新过程为贯穿线,着重描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

三、生态系统风险分析及控制

(一)生态系统风险分析

一般认为创新失败的原因是,误判市场、超出预期的竞争力度、技术没达到理想状态、错误的管理决定、运气欠佳、资金超过预算、政府政策突变等。Souder和Bethay把技术创新风险总结为技术风险、商业风险和市场风险三类;Davis则认为技术创新风险有技术风险、营销风险与用户风险三类情况。张运生、郑航认为高科技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风险包括五个方面:融合风险、机会主义风险、资源流失风险、锁定风险与外部环境风险。胡斌把企业生态系统的协作风险划为管理风险、融合风险、道德风险、核心能力泄露风险、技术衔接风险、信息标准风险和系统接口风险七个方面。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性及其生态系统模型,本文总结了生态系统中的几种风险:

1 技术风险。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兴”表明其还处于产业形成期。虽然其技术创新程度特别高,但各种新的理论、技术都还在摸索阶段,创新的技术在产品中发挥的作用都有待于考证。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对的一个重要风险就是技术性风险。据统计,只有60%的技术创新项目能成功,而且其中只有30%能够市场推广,但是推向市场的只有12%能够价值增加。在图2生态系统模型中,包括战略性计划阶段的战略性技术风险、产品阶段的组织性技术风险、市场推广阶段的实现性技术风险三种技术风险。其中,战略性技术风险是指在创新研发之前的对技术先进性、适用性、经济性评估导致的风险;组织性技术风险是指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配置人、财、物等资源导致的风险;实现性技术风险是指在产品推广过程中市场容量、产品扩散速度等导致的风险。

2 整合风险。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整合风险主要是指产业链中处于上下游地位的互补性产品都取得创新成功,整项创新活动才可能成功。参与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所有企业必须为了最终产品同步创新。在《创新的生态系统风险》中罗恩·阿德纳认为,整合风险还涉及联合概率的问题,即各合作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创新承诺的综合概率。假设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创新链中需要3个企业参与,每个企业技术创新的成功率均为95%,但根据联合概率推测,该产业链最终创新成功率却仅为85.7%(95%*95%*95%=85.7%)。另外,新兴产业技术的创新性使得技术标准处于模糊状态,技术接口处可能导致兼容性整合风险。图2的创新生态系统产品环节中,由于产品或技术开发涉及到系统中的多个企业,所以产生各种类型的整合风险。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技术接口处的兼容性整合风险。

3 合作风险。在创新生态系统中,为了快速响应市场获得利益,合作是不可避免的。而通常合作企业之间是一种协作竞争关系,每个参与创新系统的企业都会由于分享或独占创新成果而引起争端和冲突,各企业间彼此信任度逐渐降低,最终导致各合作组织不愿分享最先进技术,而是提供次优技术进行合作创新。由于参与创新系统的企业在生态系统中占据不同的地位,导致企业间信息不对称性。而这种信息不对称性往往导致参与创新生态系统的企业在合作过程中机会主义道德风险的产生。在上述创新生态系统中,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合作,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都带来了不可规避的风险。另外,合作风险还包括由于参与创新各方目标差异而引起的组织差异风险和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而引起的利益风险。

4 依赖性风险。与自然生态系统中偏利共生类似,上面论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中,往往存在一个或几个核心大企业,一批中小企业作为核心企业的供应商参与其非核心技术的创新。创新过程中,核心企业给予其技术、信息等创新平台的帮助。如果中小企业的创新过多依赖核心企业支持,一旦脱离核心企业,就很可能陷入发展困境。对于大企业而言,如果其供应商不能提供创新所需的配套技术或设备,就可能导致系统技术不能实现价值增值。

(二)生态系统风险控制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控制复杂且难以量化其有效性,针对上述风险分析,本文提出几点风险控制建议:

1 健全技术风险管理体制。技术风险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中最突出的风险之一,系统内企业应给予高度关注。通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技术风险管理体制,可以有效控制和规避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技术风险。这是因为:其一,完善的技术风险体制首先包括风险识别和风险量化。系统技术创新之前,企业对项目组建风险识别专家组采用头脑风暴法和经验法等针对系统运行各个阶段的技术风险进行识别。其二,技术风险管理体制中的风险应对措施和风险监控的设置,提供给系统处理技术风险的应急措施和事后补救措施,减少技术风险的发生率及其发生所造成的损失。在系统技术创新过程中,要对实际情况进行随时监控,不断校对偏离风险评估的创新行为,并对超出预期的新运行状况及时提出应对措施。总之,健全的技术风险管理体制大大降低了系统创新的技术风险。

2 技术标准化。技术标准化是创新系统协同创新的先决条件。首先,系统对其已有的少量技术或专利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制定技术标准的主要目标、需要达到的功能,然后根据目标和功能将其分解为模块分配给参与技术创新的企业。这样既减少了系统内技术创新的重复度,又降低了由于联合概率引起的整合风险。并且,创新技术的标准化,使参与创新的企业有统一的技术接口,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兼容性整合风险。其次,系统在将新的技术开发出来申请专利以后,可以进一步对已形成的标准进行完善或形成新的技术标准。技术标准化也使得创新产品或技术在市场推广过程中减少。由于技术而导致的推广阻力,降低了在市场推广过程中的实现性技术风险。

3 完善合作机制。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合作风险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信任度不够和合约不完备而导致。为了确保系统内合作创新真正有效地实施,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合作企业在合作之初商定技术转移或许可范围。这样,既降低了参与创新合作的企业核心技术外漏的风险,又使得创新技术知识在系统内流通,提高了系统创新的成功率。其次,在合约中明确创新成果利益分配方式。根据不同创新联盟的合作方式,按照公平原则建立创新投入评价体系,确立与其相匹配的创新成果分配方式。并且,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承诺,制定相应的鼓励和惩罚合约附加条款。这样,在系统创新过程中,通过鼓励条款提高了企业参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同时惩罚规定提高了企业“搭便车”的成本,降低了道德风险。另外,确立合适的创新成果分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合作企业之间技术专利纠纷、利益共享纠纷等。最后,合作企业间构建双向沟通平台。有效的沟通平台,能够增强最新创新技术信息、资源、人才等在系统内的流通性,这样就减少了参与创新系统的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增加企业信任度,从而降低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合作风险。

四、结论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我国产业发展、经济繁荣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界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及其生态特性的基础上,结合学者们已有生态系统的研究成果,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模型。从企业视角出发,以系统模型为依据探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风险,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建议。然而,仅从企业角度出发,采取风险控制措施不足以使整个生态系统稳步发展,因而政府必须从宏观角度出发,采取如颁布相应的法规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平台等手段来降低整个生态系统的风险,确保其带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

责任编辑:陈瑾

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第6篇

自2010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颁布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呈现出总量快速增长,效益持续提升的良好势头。金融支持无疑对“十二五”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成长起到了决定性支撑作用。全面评估“十二五”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对于更好实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最新进展

在近几年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速度明显高于传统产业,显示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工业经济总体弱势中逆势上扬,部分产业增长速度达到工业经济总体增速的两倍左右,部分行业利润增速及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均高于同期工业总体增速。产业多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各产业相互交融,涌现了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支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由于国家统计局目前尚未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统计数据,因此,无法从国家层面获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发展状况。但国内一些省市已经开始统计本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以下从国内一些省市公布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参见表1),我们可以获取相应的数据,从而“管中窥豹”地推导整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

资本是行业成长的血液。战略性新兴产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了大量投资资金持续向其聚集。中国在新能源项目方面的投资已经达到世界第一。来自第十五届高交会的信息显示,2013年1—6月,在节能环保领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分别高达31.8%和54.5%。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通信设备、电子元件、专用设备行业分别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94亿元、989亿元和5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6%、28.1%和31.8%,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5.4%。在生物领域,医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达33.7%,2013年上半年实际增发的126家A股上市公司中生物领域企业占比达8.7%。从各地的情况来看,2013年,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1881亿元,占工业投资的26.8%,增长13.8%;广东主要中资金融机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贷款余额为248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45亿元,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余额16亿元,同比增长36.7%;股权质押贷款余额916亿元,同比增长30.3%。显然,持续的高投资对“十二五”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成长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金融不协调

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需要把产业周期和投融资相结合。以上述标准考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四年来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一直存在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金融之间的不协调,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产业发展阶段与融资形式之间的不匹配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其供给资金的风险也在逐渐减小,因此,供给资金的种类应当是从可承受高风险的资金逐渐下降,前期进入的资金应该是能够承受最高风险的。在美国硅谷,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的风险投资支持,正是风险投资的进入将早期项目转化为相对成熟的企业,之后大规模的银行资金才可以进入。反观我国的情况,由于资本市场的发育不成熟、不完善,本应该发挥“主力军”作用的风险投资却出现“缺位”。调查显示,中国风投业早期投资项目数和投资额只占全部投资的8%左右,且还呈下降趋势。国内风险投资运用的另一个倾向是日益靠近银行资金的运作模式,目前不少风险投资等同于一般的管理资产,许多机构虽然被称之为风险投资,但已成为“保险投资”。从国际经验看,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企业发展的前端,近来更有向萌芽期延伸的趋势。相比之下,我国风险投资的运作更凸现出我国风险投资团队对新兴技术项目的技术发展路线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显不足。

(二)产业特征与金融供给模式服务对象的不匹配

银行间接融资一直是我国企业融资的主渠道,而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容易接受的资产大多是房地产、大宗原材料、存货等固定资产或实物资产等有形资产,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又大多以拥有知识产权等“软资产”居多,固定资产等传统抵押品较少。例如,节能环保、生物、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中的多数企业普遍拥有专利权等无形资产。如此的错配造成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企业无法获得来自银行的资金支持。

(三)产业领域中企业构成与银行贷款取向的不匹配

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中75%以上的企业是中小企业,大型垄断企业较少,在生物、新材料等部分新兴产业领域中小企业所占比重更高。从以往的经验看,作为融资主渠道的银行大多按照“贷大、贷集中”的客户授信模式运作,而这并不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小、散、专”的行业主体结构。因而,与一般性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相类似,但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更突出。从实际的信贷投向看,银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而且多数贷款投向了上述两个行业中的大型企业,而生物、新材料等行业中大量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依旧突出。此外,中小企业的风险问题较为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高科技企业更是如此。以北京中关村地区为例,据有关金融管理部门统计,该地区所属企业存续3年以上的不到40%。中国银行业的规模结构显示,大型银行占据主导地位,总资产占大、中、小三类规模银行总计的65%,主要以贷款形式出现的对非金融性公司债权占63%,吸纳的储蓄存款更是占到78%以上;而理论上主要面向中小企业的小型银行总资产仅占13%,对非金融性公司债权占12%。

回顾战略性新兴产业过去几年的发展,上述三点不匹配状况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随影而行”,一直仍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其中,产业特征与金融供给服务对象的不匹配是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固有特性所致,否则就不成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构成与银行贷款取向的不匹配属于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反映。这两个问题具有普遍性。赛迪智库的新近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资金来源的前三位是政府资助(包括政府设立的产业发展基金等)、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银行融资成为主渠道与我国的经济体制及历史有密切关系,属于“中国特色”的产物。政府性基金的设立则是由于现阶段我国政府还掌握了大量的金融资源。2011年,中央财政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24个省市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政府性基金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可由政府分担行业成长的成本与风险,但却有可能丧失了市场筛选的功能,且由于财政性资金的“软约束”性质,其使用效率并不高。

总的来看,资金的供给仍然远远不能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企业的资金需求,致使产业成长的潜在可能性未能充分释放。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90%左右的科研项目没有成功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之所以如此,有50%以上的原因来自资金制约。从上述两个主要资金渠道——政府资金与银行融资来看,财政资金等政策性资金的覆盖面很低,风险分散与补偿机制也不完善。有关北京中关村地区的调查显示,即便在财政较为宽裕的北京中关村地区,财政资助资金对企业的门槛也依然较高,扶助资金规模不足园区企业上缴税费的2%。银行在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时还缺乏合理的授信方案和风险缓释措施,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还缺乏银政合作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知识产权的界定、处置不够清晰,也导致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仍难以大规模发挥效用;担保体系分散风险功能没有充分体现,政策性信用保险体系发展滞后。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担保机构代偿比例不足1%,代偿损失率仅为0.2‰左右。信用保险仅在信用保险贸易融资试点、出口信用保险等业务中有介入。在此情况下,银行拓展业务和创新产品的动力不足。

三、未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对策

未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望继续保持前期快速增长的势头。因而,足够的资金支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至关重要。因此,为有效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构建与完善多形式与多渠道资金投入的融资体系,同时在产业发展中的不同阶段与不同产业链环节之间进行及时的动态转换。

(一)构建市场主导的融资模式

从深层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投融资不单是一个技术性的金融支持问题。在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还涉及到市场的功能与定位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由于现阶段我国政府还掌控许多重要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因此,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常常会越过市场的边界而直接代替市场决策、行事,最后往往是“得不偿失”和“事倍功半”。近年来光伏产业发展中的惨痛教训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足够的警示。未来金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应当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行业成长特性,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选择作用,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匹配以相适应的金融工具与融资形式。政府的调控与引导作用只是体现在市场手段不足以支持时“扶上马、送一程”的补充与扶持,而切不可一直“相伴相随”,甚至是“拔苗助长”式的过度介入,以至于“欲速则不达”。前期光伏产业发展中的惨痛经历再不能再重演了。

(二)不断完善投融资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需要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综合体系来满足其复杂的需求。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已经开始形成。当然,这样一个金融支持体系还需要不断完善、丰富,尤其需要加强两大融资支柱的资本市场与银行贷款的培育与提升。

从资本市场看,一是要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推动企业在境内外各类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大力培育上市后备企业资源,推动股权投资基金与企业上市的联动发展,有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和方式。二是增强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服务能力,围绕初创期企业成长的需求,设立投资引导基金,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力度;针对成长期企业的需求,加大重大科研及产业化项目资金支持力度,组建专业性高新技术产业创投基金,探索推进政府股权投资。三是借助民间机构等力量,扶植发展一批诸如创新工场、车库咖啡之类的新兴产业孵化机构,提升产业发展的市场活力。

对于商业银行,要加强金融制度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未来的高增长潜力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收益,而这恰好是当前财务报表中无法体现的科目。只有建立体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的信贷管理和贷款评审制度,才能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的获得商业银行的市场性金融支持。此外,应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业链融资等金融产品创新,使得处于发展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容易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具有评估值较高的知识产权和较为完善的产业链。

(三)有效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作用

未来应更加有效地运营政策性金融工具。

1、实施信贷倾斜政策

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实施差别化利率政策手段,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方向来贯彻产业支持意图,引导商业银行积极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市场性金融活动。政府还应明确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贷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管制或窗口指导。这在政府主导型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尤为明显。此外,应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良好协作关系,降低载体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载体企业获得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可能性。

2、组建财政出资的政策性担保公司

发挥政策性担保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融资担保作用,同时引导由民间出资的商业性担保公司和互助性担保公司积极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融资担保业务,尽快建立与完善“以政策性担保为主、商业性担保公司和互助性担保公司为辅”的“一体两翼”模式的多层次融资担保体系,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融资担保支持。

3、组建专业性贷款公司、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与发展银行等新型政策性金融机构

在现行金融组织体系模式下,通过金融组织(业务部门)创新方式,设立与发展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小商业银行、规模性商业银行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部,引导中小商业银行、规模性商业银行积极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市场性金融活动,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市场化的信贷支持。

(四)持续培育资本市场

为了增加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特性与直接融资的匹配性,未来需要不断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持续培育与完善资本市场。一是应增强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功能,提升企业的规范运营,使企业更容易找到投资方。二是提升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功能,使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获得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并购信息的能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并购重组进程。三是推进资本市场的产品创新,完善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体系。考虑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单个载体企业的融资规模小,可以积极尝试多个载体企业以集群方式发行债券或票据,这种发债方式又称为集合债券或集合票据,并可以灵活设置债券或票据的发行期限,以满足不同融资期限载体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为保险公司、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管理机构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债券或票据投资(贴现)创造条件。

( 胡迟,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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