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在对历史规律的探讨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民族发展为主题，建构了文化哲学的历史理论，也正是因为这一理论，马克思才能够真正发展出实践哲学。为此，只有对马克思的文化哲学及传统进行研究，才能够从深层次上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变更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文化哲学；传统
文化哲学作为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是一种通过哲学方法、站在哲学角度，进行文化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而为了能够更好的通过马克思文化哲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对马克思文化哲学及其传统进行相关研究，就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文化哲学对人的生命阐释
在马克思哲学的形成中，青年黑格尔派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学说就是由此而来的，但马克思就自我意识学说进行的深入研究，也使得马克思哲学从自我意识的矛盾走向了人的生命文化哲学研究。在这一研究中，马克思创造了一种实践性的文化哲学，并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文化哲学挣脱精神世界的内在欲望和实现这一欲望的必然性与现实性，这正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核心之一。
马克思哲学中，马克思通过对感性世界、人的价值生命以及肯定实践与人的创造活动的关系上，对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进行了充分的体现，而这种体现马克思则是通过三方面内容说明的。首先，马克思在自身的文化哲学研究中清楚了哲学史上对偶然性的认识论规定，并通过研究确定了偶然性的本体论意义，这一意义额确定也标志着马克思解决了德谟克利特把偶然性定义为认识论范畴与伊壁鸠鲁把偶然性定义为本体论范畴之间的思想碰撞，并在哲学模式上强调了偶然性是本体、本质，而必然性是偶然性外部条件且需要不断否认的方面；其次，马克思在文化哲学的研究中，吸取和改造了伊壁鸠鲁哲学的伦理学原则，并将人定义成了人的价值生命的存在，这一定义中马克思结合了伊壁鸠鲁把伦理学原则贯通于哲学之中，把哲学当作人追求幸福、享有自由的境界，并认为哲学本身便是自由。而为了说明人的生命创造活动，马克思对偶然的抽象的可能性与偶然性是以时间标志的生命存在方式这两个特性进行了阐发，而这一阐发正是典型的文化哲学说明人的存在的方式。
在最后，马克思借助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学说探讨感性世界的内在矛盾思想，并以此确立了实践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地位、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没有从原则的内部消除黑格尔哲学的矛盾，这一研究结果为马克思“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按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这一论调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后马克思有根据这一研究提出了三个观点。其中第一个观点马克思认为实践本身就是一种种哲学的内在规定性和世界历史性；而第二个观点，马克思则揭示了感性世界的内在矛盾，而这种内在矛盾的出现也使得感情世界成为生命创造的过程，这使马克思确定了自身“实践”的哲学性质；而在第三个观点中，马克思将自身创造的感性世界视为自身生命价值的确认，这三方面观点正是马克思实践的哲学定位。而由于这一定位在创造中大量采用了文虎哲学思维定式，所以企业可以被称为实践的文化哲学范式。
二、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关于这一哲学实践的重要著作，我们能够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了解到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
在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确立中，马克思通过对“实践”理论的考察，提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这一论断，而这一论断也对人的生命创造的能动性进行了阐释。在马克思所说的类特性中，这一类特性指的是“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其存在着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人在自我意识建立中的精神二重化，这种二重化将人类精神分为生命本身与生命意识，这种二重化揭示了人之所以会创造文化，是由于人类生理上具有创造文化的本能，也就是说马克思将人的文化创造能力看作是人的天赋；而在第二层含义中，马克思希望人能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这一层马克思不仅认为人的精神能够实现二重化，而且能够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并根据这种二重化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通过分别从自我意识和现实创造活动两个层面上揭示出了人的生命本质即是人的分离和抽象能力的实现，而这一实现在历史考察中则说明了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历史性特征。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人同外部世界、自然世界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这四个方面对异化劳动的历史形式进行了展现，而这一展现也使得马克思创造了自身独有的异化劳动说明人的文化创造的历史性特征，这一特征构成了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的独特内容。
三、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传统
在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传统中，我们需要通过本质、结构、规律以及动力四个角度，对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传统进行具体阐释。在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文化本质中，马克思认为文化是自然界的“人化”，其既是客体的主体化又是主体的主体化，这也使得马克思认为人类实践的产物、人的主体性的外在表现就是文化的本质；而在文化的结构中，马克思创造的唯物史观把社会生活划分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两大类，其认为社会的本质就是实践；在文化的规律中，马克思揭示了文化发展中自然规律与文化规律的联系，其认为文化结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构成文化规律，而各类文化规律的协调发展与协同并进，则是最重要的文化规律；在文化的动力中，马克思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对践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原动力进行了深入阐述，这一阐述最终得到了，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斗争根源于文化基本矛盾，而这也体现为文化发展的直接动力。
四、结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都在不停交流、碰撞、融合，我国政府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并以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为指导，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人的文化自强与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何萍.马克思的文化哲学及其传统[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06：5-14+138.
[2]冯光春.论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指导意义[D].四川师范大学，2013.
[3]顾红亮，刘晓虹.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讨论综述[J].教学与研究，1998，12：32-36.
[4]何萍.中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传统——读《陶德麟文集》[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06：645-658.
马克思哲学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形态的设想与实践总结，对实践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新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真理，具有历久弥新、与时俱进的特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在新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
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意义
1.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时代价值
学术界目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路径的演化持续关注，成为当今时代的热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现代化程度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性及紧迫性也日益凸显。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变革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甚至党在初期遭遇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偏差与错误解读，经过共产党人的完善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体系，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无产阶级。只有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社会实践才得以科学地推动，人民群众才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
2.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经验总结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研究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五个生长点，分别是其文本研究方法论、创新路径、全球化与唯物史观的创新、以人为本、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实质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创新其发展路径，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发展。
二、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1.用“实事求是”概括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
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既唯物又辩证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世界本原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世界可知性问题，即思维能不能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毛泽东用中国语言将其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就在世界本原问题上肯定了物质第一性;“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强调客观事物遵循它所固有的内部规律而不断发展变化，这从根本上划清了辩证唯物论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界线;“求”就是我们去分析研究，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找到规律性，这一观点不仅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线，而且和一切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划清了界线。可见，“实事求是”是从三个方面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进行了精辟概括，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和方法，成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石。
2.在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关系上正本清源
辩证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变革就是将实践引入哲学视界，着力以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运动关系解决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统一问题。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实践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然而，当时党内盛行着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成为实现这种“结合”的主要障碍，中国革命也因此遭到惨重损失。基于这样的党内实际，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把扫除主观主义作为主要目标，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便是这种哲学旨向的代表作。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紧紧抓住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特别详细地阐述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一种是教条主义，即轻视实践和实际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到处生搬硬套;一种是经验主义，即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照猫画虎。两者都拒绝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其实质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倾向的表现。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要从迷信“本本”的教条主义蒙蔽中解放出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开展调查研究，因为这些方法是架起主观世界通往客观世界的“桥梁”，内含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认识客观规律并以此指导行动的方法论。
3.揭示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及其表现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得出了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实践过程的正确结論。毛泽东将其概括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仅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两个飞跃”理论，是对认识发展过程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具体化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认为“调查”就是深入实际全面把握客观情况，“研究”就是从“事”中求“是”，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群众中来”，就是在深入群众的实践中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产生正确的认识、理论和求“是”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将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思想和求到的“是”，再运用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用它们来指导社会实践并进行检验与鉴别。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1.实现了实践标准从真理标准向价值标准的跨越
在针对“两个凡是”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理论要由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原则，现在对这样的问题也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到了一定程度。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为此，由政治领域开启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触发了对哲学相关问题的反思，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得以重新明確，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开启的改革开放征程中，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成为被自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基本理念，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党的重要思想理论主张，而这些思想从理论上把真理和价值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统一起来，实现了认识论标准向价值论标准的跨越。
2.实现了从抽象原则转向现实实践的社会主义本质认识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考察和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为解决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而建立的崭新社会形态。这个社会具有什么样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作出具体的描述，更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
3.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上的飞跃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毛泽东曾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概括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些思想虽然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是出现了超越国情、盲目冒进的错误。为此，邓小平强调，目前的中国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参考文献
[1]冯刚.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有益探索[J]高校理论战线，2011（10）
[2]黄亮.管理哲学-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路径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7（01）
马克思哲学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哲学;教学方法;自然科学;文史知识;路线;方针;政策;学生实际
Study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Marx doctrine philosophy "，" teaching method
Li Ke-q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of Tongren University Guizhou Guizhou Tongren 554300)
2007年版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原理》)已正式开始使用。本教材根据深入改革开放的实际，经过2008年、2009年、2010年、2013年四次修订，突出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教育性与知识性相结合、整体性与针对性相结合的原则，而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学科，学生对哲学理论的把握、对知识点的运用有一定的难度，因而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循序渐进。
一、哲学教学应联系自然科学实际
哲学是对各门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一方面，它以各门具体科学为基础，并可以由各门具体科学加以证明;另一方面，它又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指导。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学生已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有助于无可辩驳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从而大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可信度。例如，在解释量变质变原理时，量变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数量的变化引起质变;另一种是由于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空间排列秩序和结构形式上的变化而引起质变。因此，我们可以用化学中的“同分异构体”的概念来说明。所谓同分异构体，就是指化学分子式相同，而结构式不同，进而其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也不相同的事物。例如，甲醚和乙醇(酒精)，它们每个分子中所包含的都是两个碳(C)原子、六个氢(H)原子和一个氧(o)原子，分子式都是“C2H6o”，但是由于这些原子之间排列秩序不同，即结构方式不同，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化合物(见下图)，在常温标准大气压下，甲醚是气体，几乎不溶于水，乙醇是液体，能以任何比例与水混合，因此，它们的化学性质也不相同。这就说明事物在空间排列秩序和结构形式上的变化会引起质变，所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既要注意事物数量的变化，还要注意事物在空间排列秩序和结构形式的变化。
二、哲学教学应联系文史知识实际
哲学教学，不但要联系自然科学实际，还要联系文史知识实际，例如，在解释唯物辩证法辩证否定原理时，即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就可以用到历史课上学过的“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三次武装起义、四次革命与反革命的曲折斗争，才最终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1)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武装起义，攻占了巴士底狱，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国民自卫军。(2)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 中途被识破押回巴黎， 君主立宪派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 路易十六批准立宪派制定的宪法(1791宪法)，建立了立宪派统治;1792年4月，法国抗击外来武装干涉的战争开始，路易十六的反革命面目暴露，立宪派的保守妥协态度愈加不得人心;于是，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第二次武装起义打倒波旁王朝，推翻立宪派的统治，建立了吉伦特派政权，并于1793年1月21日，处死了路易十六。(3)1793年2-3月，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组成反法联盟，武装干涉法国;同时，法国国内发生大规模王党叛乱，在革命处于危急的时刻，巴黎人民于5月31日至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统治，建立雅各宾派专政。(4)雅各宾新政权面临严峻局面，被推翻的吉伦特派在许多地区煽起武装叛乱，于是雅各宾派实行“恐怖”统治;1794年6月，国内反对“恐怖”统治的势力得到加强，并于1794年7月发生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专政，从此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这中间经过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长期复杂的斗争，才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确立。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尚且如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即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三、哲学教学应联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是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党的每一个路线、方针、政策无不包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以党的基本路线为例，它包含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事物是普遍联系、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以及抓主要矛盾、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等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又如，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又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既要反左，又要防右，但主要是反左”的思想等。也都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因此，哲学教学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结合，可以教育学生用哲学观点更高层次地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四、哲学教学应联系学生的身边实际
科学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学习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把理论当做锐利武器，去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就会失去其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就在于它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例如，由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那么启发同学们分析：“现实生活中是否有些时候没有矛盾?是否有些地方没有矛盾?”同学们经过一会的思考，回答说“没有!”于是就进而得出了“在现实生活中必须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必须全面分析事物，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结论。同时，生活中的这些矛盾是否都是均衡的呢?当然不是，有些主要、有些次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诸多矛盾，但主要还是教与学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努力学好各门功课，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为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我们顺理成章地得出矛盾有主次之分这一哲学命题，进而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通过分析，大家不仅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了深刻的理解，而且提高了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在哲学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能使抽象的哲学理论变得具体生动，不仅有利于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而且能大大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何虎生.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进展.教学与研究，2005(4).
[2]刘新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初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6).
[3]王学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多样化教学模式研究——案例分析教学法探析.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6).
[4]王学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多样化教学模式研究——图解式教学法探析，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8).
[5]刘泽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研究生教育研究，2001(3).
基金项目：铜仁学院校级特色重点学科(教育学)资助。
作者简介：李克强，男，汉族，本科，1963年7月出生，铜仁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政治副教授;研究方向：人类变迁。
马克思哲学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视为“改变世界”，根源在于对马克思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的错误理解或误读。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理解或解读为“改变世界”，过分强调、夸大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不仅是对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割裂，而且在现实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此，我们必须作出反思。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解释世界”；误读
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这在我国哲学理论界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写进哲学教科书的常识，是一个没有任何异议的共识。①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迷信、不自欺，就会发现这种常识和共识是有问题的。我国哲学理论界之所以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视为“改变世界”，根源在于对马克思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句话的错误理解或误读。
一、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读不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的一个经典文本，曾被人们无数次地研究、解读和引用，特别是它的最后一段即第十一条，更是经典。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前半句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马克思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紧接着很自然地说出了后半句“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解释世界”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功能，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我们无须赘述。因此，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确认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当然是正确的。进一步，马克思强调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是无可厚非的——哲学家作为现实中的人也不应该脱离现实。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读到的是马克思在陈述自己的一个见解——哲学家们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在这里，如果我们不把“哲学家们”和他们的“哲学”等同，是根本读不出来马克思在明确地意指自己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
我们首先通过对德文版和英文版的译文考察来看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汉语译文有没有问题。
1.德文版：
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 es kommt aber darauf an， sie zu verandern.
词义：
Philosophen：名词复数，意思为“哲学家们”。
Welt：世界。
nur：副词，意思为“只，仅；只不过”。
verschieden：形容词，意思为“不同的”，修饰动词“interpretieren”。interpretieren：动词，意思为“（用语言或艺术）解说，阐明，说明”。
es[a][··]kommt darauf an：固定词组，意思为“取决于……；全看……而定；重要的是……”。
aber：连词，意思为“但是”。
verandern：动词，意思为“改变”。
句子可直译为：哲学家们只是不同地解释、说明这个世界，但是，重要的是，去改变这个世界。
2.英文版：
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这里英文译文与德文版较为接近，添加了短语“in various ways”，意思为“以不同的方式”，句子的解释在整体上应与德文版一致。②
由上可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的汉语译文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汉语译文没有问题，而我们从译文中又读不出马克思明确意指自己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理由指认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看来，问题只能出在我们的理解或解读上了。
尽管译文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我们汉语语境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前后两半句话却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直接印象：马克思把自己排除在“哲学家们”之外，换言之，“哲学家们”的哲学与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性质，前者着眼点在“解释世界”，后者着眼点在“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似乎是马克思哲学独有的功能和性质，而其他哲学的功能和性质仅仅在于“解释世界”。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很明显不符合哲学的本性，更不符合人类哲学史的事实，毫无疑问，这是对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荒唐的误解。对此，有相关文章讨论过：“任何哲学都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因此从功能的角度，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来区分前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的哲学时，就必然陷入悖论。”③
首先，站在现代哲学（如波普尔哲学所说的“俄狄浦斯效应”即预言本身对预言结果具有影响的“预言的自我实现”功能），甚至现代物理学（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的“测不准原理”）的立场上来说，任何解释世界的哲学，无不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改变世界”不是马克思哲学独有的性质和功能，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本质差异不在这里，其区别仅仅在于是否自觉地意识到哲学有“改变世界”的功能。马克思强调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无非表明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哲学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哲学没有或不存在“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因此，把“改变世界”视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不仅不符合哲学史的事实，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
其次，就哲学作为一种追求智慧的理论思维来说，“解释世界”是它的本分，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功能，而“改变世界”仅仅是它的一个“业余爱好”，一个“副产品”。也就是说，欲真正地“改变世界”，就必须“走出哲学”。马克思高扬哲学“改变世界”的旗帜，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本人走出书斋哲学家的狭隘天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实践家的品格。而这，就不是哲学了，而是对哲学的应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16）我们不应该把哲学和哲学的应用混淆——用电脑打字和电脑不是一回事。
实际上，马克思哲学与“哲学家们”哲学的根本差异，关键在于它们哪一个对世界的解释更合理，更科学。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哲学无疑更胜一筹，因为，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哲学的“历史性变革”。
在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有一个基本结论：“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革，乃是以现代唯物主义的方式对于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对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一种现实的解决。这个变革的前提是旧哲学在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上陷入了困境。马克思正是在对旧哲学的批判地扬弃的过程中，发现了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哲学的历史性变革。”[2]对于这种“历史性变革”，国内哲学界有一套辩证、严谨、成熟而系统的论证思路，简单地说就是：马克思哲学从“抽象的人”走向了“具体的人”即“现实的个人”。“大体上来说，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阶段、《神圣家族》阶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阶段。在这三个紧密相关而又明显区别的阶段上，马克思从不同方面探讨了使主体现实化的道路，经过了出发点或主体的三次转换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扬弃过程之后，马克思终于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而达到了对于人类世界客观实在性的理论论证，从而为现实地解决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问题确立了一个现实的基础。……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把实践理解为这种主体在一定物质条件制约下和在一定的交往关系形式中的能动的活动，马克思就最终既辩证又唯物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建立起了全新的世界观即现代唯物主义。”[2]（61-75）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才真正做到对法国哲学传统的唯物论和德国哲学传统的辩证法的两种出发点的综合，即一方面把德国哲学的能动性、历史性原则引入唯物论，另一方面对其唯心的辩证法进行改造，使之现实化。
可以说，在上述解释框架内，马克思哲学就是对此前所有人类哲学的一个辩证的扬弃，它对现实世界的解释，无疑是最符合世界的本来面目的。马克思哲学具有无与伦比的解释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当属事实。如果我们仅仅在“解释世界”的层面看这种理论，那它无疑是相当完满的。
二、误读马克思哲学性质为“改变世界”后果严重
应该说，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学术梳理和论证，基本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将之冠以“历史性变革”，实至名归。实际上，与哲学史上的其他哲学并无二致，“改变世界”也仅仅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客观效果。但由于马克思哲学能够更好地、更科学地解释世界，因此，它可以更好地“改变世界”。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的理解应该到此为止，否则，把马克思哲学的性质理解或解读为“改变世界”，过分强调、夸大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不仅是对哲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割裂，而且在现实实践中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笔者认为，哲学作为一种追求智慧的学问或理论，它理应安于自己的本分——解释世界，而至于改变世界，那应该是它分外的事，是它的一个“副产品”、额外功能、客观效果，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其做出过分解读。因为，有意识地强调一种哲学的“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利害性的“功利主义”。康德关于审美的非功利性思想应该能够给我们以启示：一种理论一旦沾染了“功利主义”，那么，这种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就是值得怀疑的。过分强调和夸大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笔者认为可能就出在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的误解上：我们把这个“现实的个人”理论上的具体性误以为是现实的具体性了。
因为，尽管马克思哲学中的“现实的个人”超越了费尔巴哈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类本质”和黑格尔“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的人”，但他作为现实中的个人，却还是受制于他所在的旧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即这个“现实的个人”（无产者）仍有着自身天然的历史局限性。换言之，尽管“无产阶级”是实践着的“现实的个人”，但他并不能等同于“具体的人”即“真正的人”，从理论上说，与“真正的人”相比，“无产阶级”也是“抽象的人”。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群体，其中的每个个体，都是处于与“资产阶级”个体的对立中的，即，作为个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这一点，马克思有着清醒的意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分工所造成的桎梏人的自由发展的后果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考察，一方面，他们从分工造成的社会关系层面的变化即私有制的形成来看，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敏锐地看到了分工的后果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各个人的活动领域的局限化、片面化、抽象化：“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它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为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成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1]（104）但在这里，还是没将两个方面明确地区分开来，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分工自身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对蒲鲁东的批判中，他写道：“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1]（169）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考察中，马克思则将两个方面明确地区分开来。在这里，他指出，分工使得那些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其片面性甚至缺陷反而成了他的优点；更有甚者，“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这样，梅涅尼·阿格里巴把人说成只是人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就实现了”。[3]而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而分工之得到如此程度的发展，则在于通过对劳动的分解，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总之，分工是生产劳动过程合理化的最重要手段，同时，分工自身也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自动地解决，而须另求解决的途径。王南湜教授指出：“马克思对于分工的技术层面所导致的人的自由发展受桎梏的状况的考察，可引发出一些重要的思考。譬如，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中技术理性作用的分析，是否对马克思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为韦伯所专有。进而，从卢卡奇开始的将工具理性分析引入批判理论，是否完全背离马克思的方法，都值得重新认真考虑。”[4]
不言而喻，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人”应该是对有着上述诸多片面性的“无产阶级”的超越，或者说，是对自己“阶级身份”即“利益身份”的超越。为了进一步地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打个通俗的比喻：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好比塔顶通天的巴别塔，它需要千千万万块“烧透的砖”——如“金刚石”般的个人而非如“石墨”般的个人才能建起来的，否则，它的坍塌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真正的人”的基本概念：比喻意义上的“金刚石”。④而所谓的“无产阶级”，总体上处于“石墨”的水平上——既表现在马克思所分析的他们身体机能的片面性上，也表现在其意识水平的低下上。关于后一点，我们知道，现实中，那些参与了20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尽管他们某种程度上经过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启蒙，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启蒙带有某种利诱和政治煽动的性质，他们自身并没有真正获得身份上的脱胎换骨，没有从“石墨”变成“金刚石”，因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只能处于类宗教的“信仰”的水平上，而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因此，不仅在实践上，而且从理论上说，他们是无力建成一个伟大而美好的社会制度的，他们所建成的，难免是一个由自在的而非自在自为的人群组成的没有内在张力的“集体主义”的封闭社会。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波普尔等现代西方思想家一口咬定以美好社会为最终旨归的传统哲学和思想理论都是开放社会的敌人，都具有“走向奴役之路”的“极权主义”性质了：“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为封闭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则称为开放社会。”[5]这就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由于“真正的人”的缺失或不在场，直接造成了20世纪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受挫甚至失败，故这种漏洞不是一般性的，而是致命性的。其实，这一点列宁早就意识到，他在1917年8—9月写的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这句名言就是证明。可惜，十月革命的烈焰并不以列宁的客观理性为转移。在经历了巴黎公社的失败后，马克思晚年重点转向了所谓“人类学”的研究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马克思本人对“无产阶级”能否完成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使命也持保留态度。
三、一点反思
鉴于上述由于我们误读马克思哲学性质为“改变世界”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作出必要的反思。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哲学理论本身并没有错，如果说它有错，那么这种错也仅仅是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做出了过分的理解或解读。由于这种过分理解或解读，使得马克思哲学本身最具优越性、科学性的“解释世界”的功能被遮蔽、遗忘甚至伤害了，同时，使得它内在地具有的“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性质得到了极度的膨胀，直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毋庸置疑，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迄今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其给人类设计的美好未来，如果人类不因意外而灭亡的话，终有一天会在大地上实现。因此，我们真的有必要像阿尔都塞所呼喊的那样“保卫马克思”，但这种保卫首先必须是建立在对马克思哲学性质的正确解读之上的。我们必须静下心来，戒除内心的浮躁和对现实政治的恐惧，只服从真理，认真地研究“人”的问题，把“无产阶级”这个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现实的个人”和“真正的人”区分开来，找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载体和社会力量，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这一致命漏洞补上。当然这不是西方学者所谓的“填补马克思哲学的空场”意义上的。这应该是可能的。这很可能是时代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个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否则，仅仅靠政治宣传、煽动阶级仇恨和利益引诱发动社会革命，就难免有“忽悠”群众之嫌，其最终结果也难免事与愿违，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遭致某些人“极权主义理论”的毁谤和诬蔑也就是难免的。这是整个20世纪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中惨痛的历史教训。归根结底地说，一个伟大而美好的社会制度，是需要一群成熟起来的自觉的个体来建造的，普遍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成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到来应该是同步的。
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哲学最终的归宿和立脚点——“现实的个人”本身的丰富性尚没有彻底展开，故，“现实的个人”概念在当今时代的马克思哲学中就具有某种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性”。如此一来，企图依靠这种具有自身局限性的“现实的个人”来“改变世界”，重建新世界——共产主义，犹如用豆腐渣一样的砖瓦建高楼大厦，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哲学把自己“解释世界”的工作做好，比什么都重要。这里也用得着人们常说的名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注释：
①2012年3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四大刊物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召开联席工作会议，针对回归文本和回归哲学史的倾向，提出“思想史与现实中的马克思”研究路径。“与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30日第286期）。
② 我的研究生张丹同学帮我做了上述译文考察。
③参见程彪：《超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悖论》。该文提出从哲学主题的根本转换来化解“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悖论的思路。载《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
④ 参考朱鲁子《人的宣言——人，要认识你自己》中“现代人生哲学要旨”——《从“石墨”到“金刚石”》和“序曲”——《“巴别塔”天机揭秘》，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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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25.
马克思哲学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所有的哲学都以关注人类生存、人类自由为主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说”不符合哲学史的真实意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生存的关注视角和方法论与其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和革命性的变革;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在理论上会导致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阶级性,在实践中容易导致唯我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生存论转向;生存论哲学
彭坚(1971—),男,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江西南昌33002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争论一直没有消停。近年来,一些学者十分热衷于用当代西方哲学的流行观念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就在于实现了由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范式向现代哲学生存论范式的转变,还有人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定义为“生存本体论”。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并不在于由物质本体论转为生存本体论,从而实现了生存论范式的转换,而在于坚持唯物主义立场,以实践为基本视角,考察人的生存,考察人和社会的产生、发展,并为具体的、现实的人类(主要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劳苦大众)解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范式转换和生存本体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
一、所有的哲学都以关注人类生存、人类自由为理论主旨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大都认为传统哲学不关注人的生存。以海德格尔为例,他把反抗的矛头从近代哲学传统扩展到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他指出,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形而上学的历史,表面上看是确立“在”(Sein)的历史,其实只是在抛开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即“此在”(Dasein)之后对于实体化与知性化的“在者”(Dasseiende)的确证。海氏提出应以“此在”为中心重建基本存在论,并把通过此在所呈现出来的存在直接称之为“Existenz(生存)”[1](P16),认为只有通过此在才可能主动地确立与“世界”的关联(“在世”),从而真正阐释“存在何以在”之类的哲学根本问题。他这种哲学旨趣在后现代哲学、语言哲学中得到了强化。在这种话语背景下,国内一些学者以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为由,坚持认为:“传统哲学持一种实体性、知性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它把人悬设为一种‘现成’的‘逻辑’性的存在者,把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简化为一元性的实体,要求所有的现象、所有的活动,包括人的全部生活、一切需要服从唯一的实体的安排。”[2]“西方哲学的基础是存在论(Ontology),其核心范畴是‘Being’,由于Being的演进构成了一个在西方哲学中居主流地位的实体主义的存在论传统。而这一传统又是舍弃了另一个存在源头即生成(Becoming)论的传统的结果。”[3]“生存论转向是整个当代哲学转型中哲学存在论从超验的、实体性的抽象本体论向奠基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感性的、历史性的生存论本体论的转换。”[4]“传统哲学实体本体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颠倒了逻辑与生存、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把本来第二性的、派生性的存在‘头脚倒置’为‘第一性’的和基础性的存在。因此,必须在根本上改变基本的解释原则,对颠倒的关系进行‘倒置’,确立感性实践活动优先于逻辑和知性、并构成逻辑和知性基础的本体论地位。在马克思那里,‘感性实践活动’的确切所指乃是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2]
我们认为,以上对传统哲学的批判的确推动了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但其关于传统哲学不关心人的生存的指责是不公正的。就理论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言,传统哲学将研究重点先后放在自然哲学、神学、认识论方面,似乎远离了人的生存。但深究其理论旨趣,传统哲学从来都以人的生存本性为出发点。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5](P5)康德尽管提出了“像形而上学这种东西究竟是否可能”的诘问,但他也说过:“如果说形而上学已实际存在,那么,即使不把它看作学问,也应当看作自然的倾向。人类理性并不只是因为博学多识的虚荣心的推动,而实在是由于其自身内部的要求所激励,热烈地趋向‘理性之经验的运用及由此引申而来的原理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所以,无论何人,当其理性成熟到可以理辨时,就常有某种形而上学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6](P390)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产生是由于人的理性自然地追求思维的极致性,这就迫使人的理性自然地越出现象界,超出全部可能经验,以达致超经验的本体世界,由此产生出形而上学。对现实的人以及人的生命的眷顾,也是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的浓雾中所深藏着的人文关怀。尽管整个黑格尔哲学是以一种非常神秘的“绝对精神”为开始,并以“绝对精神”为回归,但究其理论实质而言,在“绝对精神”背后所隐藏着的就是人的力量、人的活动。只不过,黑格尔将人的这种本质力量理解为精神力量。因此,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7](P177)即使是将尘世的希望归结为天国的神学,其理论出发点还是人的解放、自由、救赎,只是黑格尔错误地将人的生存、自由的希望寄托于天国。在他看来,人是上帝的产物,上帝是人的本质,人的世俗存在是无足轻重的,回到上帝那里是人生的最终归宿。
马克思同样延续了传统哲学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他将哲学的重点由天国(其实也是对人的自由境界的虚幻表达)拉到地上,拉到人自身的思想,又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幻影背后看到了人的本质——实践,从而将人的生存、人的解放的关键归结于实践。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都以实践为着力点,具体的人、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具体的物质生产实践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理论前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其目的和归宿。
总之,我们认为,哲学自产生以来,就以人的生存为主旨,不存在哲学发展到某个阶段才有“生存论转向”一说。关注人的生存可以有多种视角,可以持多种哲学立场。我们不能因为传统哲学在外在形式上对人的疏离,而忽视其内在的生存论旨趣、生存论指向。如果仅仅以是否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为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不存在所谓的“生存论转向”。关键在于持何种哲学立场,去关注人的生存问题,关注人的解放。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人类生存问题的视角与其他哲学传统的本质区别
作为无产阶级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传统哲学及现代西方哲学无疑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一区别不在于是否包含生存论旨趣,而在于如何关注人的生存。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哲学对人的生存的理解的根本局限性。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P58)在这里,马克思着重批判的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只知道研究脱离人的生存、人的实践活动的纯感性自然界,把自然界看成是先在的、单纯的认识客体,没有看到人的主体性,没有看到人的实践能动作用,没有看到进入人的视野的自然界是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历史地生成和发展的人化自然。
正是由于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唯物主义者眼里的人没有任何特性,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8](P60)。他们只能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情感和意志等,不知道人是具体的,是处于特定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特定实践活动(首先是生产实践)的,不知道人的本质是实践的,“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P60)。
由于旧唯物主义者在人的问题上陷入了唯心史观,他们在人的解放问题上也就始终找不到现实的途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批判了费尔巴哈与青年黑格尔派将人的解放寄托于思想解放的错误观点。他说:“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8](P74-75)
可以看出,旧唯物主义者找不到具体的人,只能找到抽象的类、抽象的人,所以他们不知道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他们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观点是超阶级的。究其理论实质来说,这种观点属于资产阶级人性论范畴。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把人的解放理解为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实践活动。由此,马克思首先把视野放在实践的主体——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上。
总之,在人的问题上,马克思并没有反对旧唯物主义研究感性物质、研究人自身的立场和建立实践本体或生存本体的打算,他只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批判,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对于人的生存的基础性作用。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就是实践,人是实践的产物,人在实践活动中才能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人的生存发展状况、生存矛盾的解决及人生存的自然前提都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去理解;人的解放只有同具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才是真实的;人类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人类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将整个世界(包括自己)作为自己的对象,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人的生存与发展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哲学对人的本质理解的抽象化、主观化,强调了实践活动是感性的物质活动。
马克思先是肯定唯心主义者看到了人类对于自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进而指出:“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8](P58)在这里,马克思重在批判唯心主义者没有看到人生存、发展的感性基础,没有看到人的生存活动是感性的现实的(即物质的)活动。一切唯心主义都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现实运动的主体,把现实世界的运动看作是精神的“外化”,把人的本质完全归结为精神的运动,没有看到感性的实践活动对于人存在的基础性作用,从根本上颠倒了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是“用头立地”的哲学。
针对唯心主义这一错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以“物质实践”的历史观与唯心主义的“观念”相对立。他揭示到,物质是实践中更为深刻更为普遍的本质,实践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态。接着,他多次用物质活动、物质行动、物质生活过程、物质交往等用语来明示实践活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存在等的物质性,揭示了物质对于人的实践活动(生存)的基础性地位,从而将人的生存本质定位于物质的实践、最直接的生产实践。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与继承传统哲学生存论意蕴的基础上,继续关注人的生存,创立了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宗旨的“新唯物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以一种更为积极、现实的态度关注人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马克思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将人的生存建立于科学的实践观基础上,建立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统一的基础上,将人的生存问题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从抽象的人的本性(理性、情感等)转到了具体的人,即隶属于一定阶级的、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他对人的研究首先是基于对客观世界(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内在规律的揭示,为实践活动寻找一种现实的依据,进而以此为前提,高扬人的主体性,提倡对世界的改造,以解决人类生存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单纯的人道主义哲学,它内含的生存论意旨首先指的是无产阶级及广大劳苦大众的生存问题,并非抽象的全人类的生存,并不是为了追问抽象的生存意义,不是为了寻找“思”中的诗意的栖居,而是为了解放全体劳动人民,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一些学者片面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生存论范式,甚至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存本体论。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是试图仅仅用道德、伦理和价值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从而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本质区别,消解其革命性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转向说”的缺憾
从理论上看,“生存论转向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生存论者依据的大多是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而忽略了马克思中期和后期著作,存在着将青年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尤其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人为嫁接的倾向。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生存本体论并将之纳入生存论哲学范式,有反认识论和取消哲学基本问题的倾向。
生存论哲学以反对所谓的知性本体论为由,追求前逻辑的、前概念的主客体浑然一体的生存,试图从所谓的先于实践、先于主客体二分的生存结构入手,研究人的生存问题,企图取消主客体的对立,有反认识论的倾向。
另外,生存活动既包括生产活动、交往活动,又包括精神、文化活动,因而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这样,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消失了。这种倾向与“消融至今以来哲学观点的分歧,把他们争执不下的物质和精神、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实体与现象、自由和必然种种矛盾统一起来”[9](P251)的实践超越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我们认为,任何人的生存实践都离不开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主体对客体的活动是高于动物本能的。在动物眼里,没有对象的概念。人类的任何生存活动都必须以主体、客体二分为前提,以解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前提,必须正确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
第三,从实践中看,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转向,尤其是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本体论,容易导致唯我论。
生存论者们小心翼翼地回避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用“始源性”的浑然一体的生存取代传统哲学的本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力量、价值的正面认识,对于高扬人的主体性有意义。但是,忽视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前提和客观规律性,容易导致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而盲目崇拜自身主体性的力量,忽视自然的内在规律性,漠视自然的存在,从而造成人类对客体世界的攻击和掠夺。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危机不能不说与人类过去片面强调短期的、小集团的生存利益相关。生存论者一贯批判传统哲学是片面强调主客体的分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然而,他们自身又因为片面强调主体的生存,忽视自然界的自在规律,用主体性来消解主客体的矛盾,从而也走向了形而上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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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龚剑飞】
马克思哲学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意蕴主要体现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要善待自然；人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也要尊重自然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生态哲学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愈加放射出真理光芒：作为理论基础，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作为实践根据，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人与自然；时代价值
〔
自人类诞生以来，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人类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生态哲学应首先回答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剖析，客观地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人与自然之间不是截然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当今自然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生态危机凸显，导致生态结构与功能的破坏和生命维持系统的瓦解，危及社会持续发展，人类应正确面对一味发展带来的生态负面效应。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哲学思想，对于确立保护优先理念、打响生态“保卫战”，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意蕴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生态哲学”概念。1866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创造并使用了“生态学” （ ecology），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提起海克尔的观点，虽没提出“生态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内涵丰富、见解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其核心理念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要善待自然
早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就已存在，相对人类而言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人类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不能也不会离开自然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1 〕， “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 ，“人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2 〕126。因而，不论是从起源上来看还是从发展途径上来看，人类都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其基础地位并不因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而改变，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永远摆脱不了对自然界的天然依赖，否则人类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马克思认为，人靠无机自然界生活，人必须依赖各种各样的自然产品才能生存发展。换言之，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提供了人类进化的物质条件，奠定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
（二）人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也要尊重自然规律
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能量、信息等资料 ，同时也是人类的劳动对象。劳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是人类特有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也是体现人类主体性、能动性的过程。 “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 〔3 〕518。通过能动性的劳动，自然界按照人类的预期演变成自在世界，是人内在需求价值的外在表现。
规律决定着事物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趋势。列宁认为，规律就是关系，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规律具有普遍性、客观性，自然界也有其自身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人类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劳动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改造自然界，使之“为我所用”，但人类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超越自然界，必须了解、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类通过实践深刻地改变了自然界的原本面目，但人类片面认为“人定胜天”，把对自然界表面的、暂时的掌握理解成整体的、永恒的控制，忽略了“天人合一”， 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其教训是深刻的。人类和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人类的产生和发展依赖自然界，尊重规律，使自然界按照客观规律发展，对人类 “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自身需求来征服和掠夺自然，是以子孙后代的利益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必将遭到惩罚。因此人类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之转化为自己的无机身体时，应对自然界保持敬畏之心，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4 〕。人类应控制自我，预见自身行为的影响并加以调整，选择合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实现科学、永续发展。
（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自然与社会紧密相联，人与自然的矛盾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解析了人类面临的问题，认为既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要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从人类社会发展维度看，历史划分成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的。在对待自然上，人类的错误观念引发了人与社会的对立，而人与社会的紧张又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的狭隘认识和偏执行为。因此，两种“和谐”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我们会发现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的出现，主要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调，反映在人类史中就是社会制度的落后。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与自然的社会结合方式，它的性质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私有制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占有物质财富来满足消费和维护统治，为获取更大的社会权力，征服其他民族，就要不择手段地垄断自然资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现象更加突出，特征更加明显，危害更加严重。18世纪中叶，英美等国家通过原始积累，利用先发优势，在攫取自然资源、掠夺廉价劳动力和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工业革命，抢先进入大工业文明时代，剥夺了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机遇。马克思扬弃了从社会契约论到黑格尔的异化理论，认为异化真正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最深刻的社会关系，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特别是整个自然界都变成了异己的、与人对立的东西。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反对利用自然，而是反对资本主义为了一己私利对物质资料的控制与垄断，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劳动异化，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严重对立。资本家为追求剩余价值，疯狂掠夺资源，残酷剥削工人，自然界变成了资产阶级盘剥工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资产阶级盲目扩张，最终违背客观规律，打破了自然界的内在平衡，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日趋紧张。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解决，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3 〕653，也就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2 〕77。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妥善化解，同时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和谐。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是解决人与自然对立的前提，只有建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为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才能真正消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
作为立党立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其生态哲学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愈加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一）作为理论基础，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
生态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结果，与政治制度紧密相联。马克思强调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来科学认识并正确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依据社会发展趋势，要建立先进制度，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一定要探索两种“和谐”。为实现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提供了人自身内在需求尺度和自然界本身尺度这两个尺度。从自然界本身尺度上看，必须承认资源的有限性，尊重自然和遵循客观规律，保护生态环境。自然界是人类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前提，社会发展要以不破坏生态平衡为前提，不超越自然界的承受程度，否则将导致“物极必反”，人类自己毁灭自己。从人自身内在需求尺度上看，人和自然关系的不协调，主要是“私有制异化”放大了人类贪婪，罔顾长远发展。面对人类自我发展而遗留的生态问题，即世界森林面积正以每年2 0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每6个小时就有一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年有600万公顷的土地变为沙漠 〔5 〕，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的这种行为将会给后代带来怎样的影响。所以，必须抛弃造成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我们既要发挥人类的主体性、能动性，也要考虑到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长远性，考虑到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特点，更要考虑到自然的客观性、有限性、内在价值性，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
（二）作为实践根据，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蒸蒸日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极大提高，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地看问题。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同程度地破坏了自然，生态形势严峻：水土流失面广量大，土地荒漠化加快，地下超采、水位下降，酸雨、盐渍化问题突出，河流断流、湖泊退化日趋严重，草原、森林生态功能衰竭，农村生态环境高度污染，矿产资源过度开发加剧生态破坏等，这些生态问题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当前，我们应汲取以下教训，即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经济发展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牺牲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若不考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因素，那么经济社会发展就会面临重重障碍，并且现实中已经暴露出了种种生态问题，所以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对之作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于1992年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2003年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作出具体部署，党的十八大强调生态文明事关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必须加强制度保障，建立科学、规范、完整、系统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更高的战略层次，这是总揽全局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特别是生态文明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根据，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必须以自然为物质基础，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要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生态文明作为最新的文明形态，把人类看作自然这一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可持续发展，从长远利益出发，促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是保护好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不以牺牲后代人的需求为代价，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共处共赢，其实质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所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实践中是高度契合的。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375.
〔2〕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岳世川.敬畏自然的人文视野与现实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再思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7）：8-12.
〔5〕黄顺基. 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61.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