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成真的近义词范文第1篇
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在反思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著名的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从17岁开始投身教育事业，直到52岁生命的结束。他最令我为之动容的，不光是他对教育事业全身心的投入和付出，更令我为之一颤的是，他在从教的生涯中，几十年如一日地写教师日记，他所有的智慧大都源自于他手中的那枝笔，那是“马良的神笔”啊，他记录的日记，随着岁月的更迭，成了宝贵的智慧，并且飘洋过海，帮助了世界各地的教师们，我就是其中被影响的之一，我因他的自我反思的毅力和勇气感动着。
他说：“多思自己过，莫言他人错”。在教学和教育时碰到了难题，我们不能抱怨我们的上级对我们指导不够，我们自己才是离学生最近的人，我们自己才是站在三尺讲台上的人。我们应该学习苏霍姆林斯基，在一天结束之后或者在某一天的间隙里，拿起笔，静下心，好好的反思，如何才能改变，如何才能取得突破?如果还不能找到答案，我们就潜下心来研究，把难题当课题研究，有了研究的心态，我们迟早会找到解决的方案。
在来丽晶的第二个年头，我在教研组的建议下，开始了我的记录生涯，两个学期过去了，我已经写了满满两本。或许理论不深刻，或许在专家眼里，就是个“菜鸟”水平，但这没有关系，教育和教学是慢的艺术，这是个循序渐进、铁棒磨成针的过程，没有谁一口就能吃成个胖子。
反思自己教学的过程，是一种游记，精神的游记。反思，让自己看清楚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反思，让自己积极寻找理想和现实的可行路径;反思，让自己能多点奇思妙想;反思，可以让自己智慧起来、振作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反思，能够重新点燃对教学的信心和希望。
在反思的世界里，我既不怨天尤人，也不妄自菲薄。我以理性乐观的态度，对待教学生涯。只要教学在继续，我就要像苏老学习，既然我没有特别突出的才能，那么我给予学生的，只能是我人生中宝贵的东西——时间!花时间去陪，花时间去写，花时间去研究。只要还站在三尺讲台，那么我，就一定会在反思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梦想成真的近义词范文第2篇
大连音乐台“居然相约”珍藏CD签送会活动
主持人流程稿
场外音
尊敬的各位来宾，我们的活动将在5分钟后正式开始，请您耐心等待一下。
开场舞
一、主持人致开场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可以在这个惬意的阳光午后与大家齐聚在这里，我是大连音乐广播电台主持人(XX)，我非常荣幸的可以站到这里为大家主持居然之家(金三角店)大连音乐台“居然相约”珍藏CD签送会活动。今天到场的嘉宾，有一直以来对我们音乐台和居然之家大力支持的听友们，也有一只给予我们帮助的各位领导和各界朋友，以及进驻我们居然之家的经销商们，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厚爱，感谢你们今天在百忙之中来参与我们的CD签赠会。
“泛国际化“趋势下的中国城市，越来越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风貌，就连它的声音似乎也已经被相同的噪音统治。大连音乐广播推出策划大连音乐台“居然相约”珍藏CD签送会活动。邀大家静听城市之音。他们可能是你未知的、耳熟能详的、亦或濒危的。这些音乐代表这座城市，是这座城市的灵魂独白。让我们用音乐揭示一个城市最真实的情感、文化和生活方式。
居然之家凭借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多年的发展基础，预期成为家居建材市场的商业典范，多年来居然之家秉承着“一流的设计、一流的商品、一流的服务，为顾客营造时尚温馨之家”。自居然之家落户大连以来一直深受大连人民的青睐，为大连大部分家庭提供温馨舒适的家居建材。拥有世界著名家居建材品牌的居然之家，倾力为大连打造国际化标准的家居建材品牌广场。
大连音乐广播FM106.7携手居然之家(金三角店)邀您一同来聆听来自天籁的声音，一同参与“居然相约”珍藏CD签送会活动。
二、音乐广播台长致辞
大连音乐广播多年来一直服务于滨城百姓，音乐广播关注音乐、文化、艺术领域，充分发挥广播媒体传播速度快，在我们姚台长的带领下，我们作为一个优秀的团体一直不断的在前进，学习。下面我们有请出我们音乐台的一家之长，姚台长上台致辞。有请。
三、企业领导致辞
刚才我们姚台长的致辞可谓是语重心长，对我们的工作不但做出了肯定也给予了希望。 居然之家入驻大连多年，在大连市民心中也是根深蒂固，大连市民对居然之家的评价不但是赞不绝口，而且在选择家居建材的同时总是首先想到的是居然之家，想必也是因为居然之家同样拥有着一批优秀的领导班子，下面让我们请出居然之家的领导上台致辞。
四、沙宣组合主打歌曲
(在领导讲话过后，主持人不用上台，在场外表达，对居然之家领导的致辞表示感谢，之后，想起音乐前奏，沙宣组合上台演唱。)
五、采访沙宣组合
(主持人走上台前)
非常感谢沙宣组合为我们带来这么动听的音乐，观众朋友们说，好不好听!
你看二位这么受大家的喜爱，也听说今天有为我们大家带来了限量版签名的CD，我特别感兴趣这CD背后的故事，可不可以在这里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沙宣回答后)
那你们觉得这里哪几首歌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它们又涵盖了怎样的故事呢?
(沙宣回答后)
看来沙宣对这张CD的情感很多不是用言语能表达的，对于它们成长的故事也是水滴石穿的日积月累，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一路走来最让你们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说来看看。
六、插播企业宣传口号
沙宣的成长离不开听众们的支持，同样居然之家的成长也同样离不开咱老百姓的支持。 装房子、买家具、只来居然之家。
想必这也同样是我们广大市民的心声吧。
七、自创歌曲
回过头来我们还要继续说说沙宣组合，既然你们来了，我们就不会轻易放过你们，刚才伴随着《XXXXX》的音乐，为我们带来了如此悠扬的歌曲，是不是也该为大家展现你们另一面的才华，展现你们创作方面的天赋呢，在此献上一曲你们的自创歌曲呢。
八、畅聊心路历程
虽然刚才我们已经聊了一部分你们成长起来的故事，但是很多观众还对你们的成长有着浓厚的兴趣，到底是怎样的经历成就了今天这么深受大家喜爱的沙宣组合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吧。
九、独唱
聊了这么多了，看来沙宣的组合真的是涵盖了二位不断的努力和不懈的付出，现在我们继续有请沙宣组合为我们带来好听的音乐吧。
(两人分别演唱一首歌曲)
十、现场连线
好，谢谢我们的沙宣组合深情的演绎，我们的现场现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大家的热情也在不断的持续升温，现在我们一起连线一下直播间里通过频率将我们的快乐分享给在大连每一个角落的人们。
十一、独唱
一段连线过后，我们有请沙宣组合再次为我们献上那些包裹着他们故事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采访这一时段，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让我们用歌声来铭记今天大家欢聚在一起的点滴时刻吧。
十二、互动游戏
接下来呢，我们来释放一下心情，一起来做几个小游戏。前段时间风靡全国的一档益智类综艺节目《最强大脑》使得大家都欲罢不能，被参赛选手的睿智和过人的能力所折服，今天我们也通过几个小游戏来挖掘你潜在的超能力。随后我们的获胜者将会一次为我们抽出今天幸运的观众，来获得我们的神秘大奖。
第一个游戏呢就是在规定的时间里转魔方，谁先将魔方恢复到原始的样子就是获胜者。 (游戏结束后，请第一名选手在旁边等候，等待为我们抽出幸运观众。)
第二个游戏呢就是找不同，将两幅画中不同的地方找出来，用时最短的人就是获胜者。
(两轮游戏过后，请出两名获胜者为现场的观众抽奖。)
十三、沙宣组合演唱《时间的印迹》CD大碟的片尾曲
今天的重头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期待已久的签赠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有请沙宣组合再次登台。
沙宣啊，你们上台可是没有那么轻易的，上来了必须还得给我们唱歌，我觉得编筐编篓重在收口，不如你们就再给我们唱一曲《时间的印迹》CD的片尾曲怎么样。
十四、公益签赠仪式
大连音乐台“居然相约”珍藏CD签送会活动签赠仪式现在开始。
十五、结束语
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在不知不觉中此次的签赠活动已经进入尾声，非常感谢大家对大连音乐台多举办的大连音乐台“居然相约”珍藏CD签送会活动的大力支持，和百忙之中抽身的到来，我们表示深深的感谢，也很感谢你们对大连音乐广播和居然之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会用最真诚的笑脸音节每一位听众和顾客，也会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的努力为听众奉献上更动听美妙的音乐，为您的生活增添一抹不可缺少的阳光，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嘉宾，谢谢你们的支持，大连音乐广播携手居然之家再次感谢您的到来，祝您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幸福!
梦想成真的近义词范文第3篇
辨析近义词要坚持“同中求异”的基本原则，可以从以下10个方面分析：
一、词义轻重不同：有些近义词的细微差别表现词义的轻重不同。
例：在西藏高原的雪山中也有变速这风光，也长着香蕉和菠萝，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啧啧
(称奇 称道)的事。(2006年山东卷) 析：“称道”是称述，称赞;“称奇”是称赞奇妙。“称奇”比“称道”语义重。这里用“称奇”。
二、范围大小不同：有些近义词词义涵盖的范围大小不同。 例：“保卫钓鱼岛”网站遭受黑客袭击，——(目前 日前)仍在修复当中。(2006年江西卷) 析：“目前”指说话的时候，“日前”指几天前。这里指直到说话的时候“仍在修复当中”，因此用“目前”。
三、适用对象不同：有些近义词所表示的概念相同，但适用对象不同，有上下、内外等之分。 例：今年1月1日，中国26年来粮食接受联合国——(馈赠 捐赠)的历史画上了句号。(2006年江西卷) 析：“馈赠”是赠送(礼品)，“捐赠”是赠送物品给国家或集体。这里“中国26年来粮食接受联合国”是赠送物品给政府，因此用“捐赠”。
四、语体色彩不同：有些近义词词义体现出的庄重和诙谐、谦敬和讽刺、委婉和直露以及文、白，雅、俗等不同色彩，虽然意义相同或相近，但各适用于不同场合。
例： 帕金森病是常见的中老年神经系统疾病，拳王阿里就患有——(该 本)病。(2006年江西卷) 析：“该”是指示词，指上文说过的人或事物，多用于公文;“本”是指自己方面的，多用于口语。
五、感情色彩不同：有些近义词词义附带的表现为感情上的某种倾向、情调不同。
例：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仍然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探索出固有的而不是 (臆造 编造)的规律。(2005年重庆卷) 析：“臆造”指凭主观的想法编造。“编造”①把资料组织排列起来(多指报表等);②凭想像创造(故事);③捏造。“臆造”是贬义词，“编造”是中性词，因此应该选用“臆造”。
六、搭配关系不同：有些近义词基本义相同，但搭配有别，不能混用。 例：中国文物信息网日前公布了已入围2005年度全国考古手大新发现的24个项目名单。适当“新发现”
(涵盖 囊括)了石器时代至宋元时期的文化遗銌。(2006年山东卷) 析：“涵盖”是包括，包容;“囊括”是把全部包罗在内。这里“石器时代至宋元时期的文化遗銌”从搭配关系来看，应该用“涵盖”。
七、语法功能不同：有些近义词的差别表现在句法功能的不同上。
例：故乡的小溪永远在我的心中静静流淌，轻轻私语， (给予 给以)我精神的抚慰。(2006年浙江卷) 析：“给予”是指给，是动词，可以直接接宾语;“给以”是指给，后面只说所给的事物(并且多为抽象事物)，不所接受的人。本句后面接的宾语是“我”“精神的抚慰”，因此应该用“给予”。
八、词义侧重点不同：有些近义词词义侧重点不同。
例：————(淡去 淡忘)火红的时代背景，„„„„(2006年北京卷) 析：“淡去”是指逐渐的离去，“淡忘”是指冷淡下去以至于忘记。“淡去”强调客观性，“淡忘”强调的是主观性。因此，这里应该用“淡去”。
九、主动和被动不同：有些近义词表示的动作行为的施事者与受事者不同
例：就此事件，我新华社 (授权受权)发表声明。(2002年高考)
析：授权，把权力委托给人或机构代为执行;受权，接受国家或上级委托有权力做某事。“受权”和“授权”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接受，后者是授给别人。因此，应该选用“受权”。
梦想成真的近义词范文第4篇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此句出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是诸葛亮在刘备托孤时说的话，这句话传诵了近1800年，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早在刘备托孤时就已经定格。
本文要说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刘备的遗言。刘备说了什么，诸葛亮才回应了这句经典台词呢?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刘备在永安病笃，把诸葛亮从成都召来，嘱咐后事。刘备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主流的观点，刘备这句话的意思是：“皇太子刘禅要是给力，你就好好辅助他;若他不给力，你就自己当皇帝吧。”在《三国演义》里，刘禅是个扶不起的昏君，在正史中，刘禅也不是一个有大作为的皇帝。于是，诸葛亮又亮了。刘禅不给力，被刘备授权可以篡位的诸葛亮却没有篡位，所以他忠。诸葛亮忠于刘家的节操由此被代代传诵。
但其实，刘备说的“君可自取”，未必是授权诸葛亮可以称帝。汉语博大精深，一个“取”字便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可以说是“夺取”，也可以说是“选取”。在这里，笔者不认为刘备是在授权诸葛亮可以称帝。
原因有三：其一，刘备死时，刘禅已经十七岁，刘禅是“才”还是“不才”，刘备心里有数，如果真觉得刘禅不给力，刘备完全可以在弥留之际，将皇位直接禅让给诸葛亮，何必让诸葛亮等一等?待得刘禅血统纯正地继任了蜀国皇帝，诸葛亮再废他，势必引起蜀国内乱;其二，诸葛亮只是刘备心腹，尽管刘备称帝后，诸葛亮被封为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重臣，但诸葛亮若称帝，却没有政治基础和舆论基础，缺乏“根正苗红”的必然性;其三，刘备称帝的时机是曹丕篡汉后，其实刘备的称帝已经遭到益州知识分子的舆论攻击，但刘备姓刘，为继承汉室正统帝位，倒也勉强说得过去，一旦刘皇帝改成诸葛皇帝，益州必然内乱，那些豪族和知识分子必然不会同意，这一点刘备和诸葛亮都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本文是有一个假设前提的，这个假设就是：刘备说，如果刘禅不给力，那诸葛亮就从刘备的几个儿子里“自取”一个另立。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刘备的遗言就是非常恐怖的。刘备之死，孕育着一场表面上看不见的血雨腥风。刘备能这么说，也说明益州的贵族们对刘禅即位是有保留意见的，刘禅的皇位并不稳固。
1.刘备究竟有几个儿子?
如果诸葛亮“自取”的话，还能取谁呢?刘备一共有几个儿子呢?答案是：四个。四个可不是四个儿子，而是3+0.5+0.5=4。
3是刘禅、刘永、刘理。第一个0.5是刘封，这是刘备的养子，早在刘备死前，就把刘封赐死了。问题出在第二个0.5身上。这个0.5是谁?下文会说到。在此之前，我们先把刘备儿子的年龄梳理一遍，从刘禅开始。
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载：“(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章武是刘备称帝的年号，章武三年即公元223年，由此可以推论刘禅出生于公元207年。
刘禅的生母是甘夫人，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有《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为证。史书记载，刘备在小沛时，纳甘氏为妾。因刘备“数丧嫡室”，甘氏“常摄内事”，随刘备去荆州后，产下刘禅。这和刘禅的年龄对得上，刘备去荆州依附刘表是公元201年的事。
《三国演义》中有赵云七进七出血战长坂坡以及截江夺阿斗的精彩故事。这些故事并不是罗贯中凭空捏造的，而是有历史样本的，罗贯中只是演义了一下，把历史精彩化而已。赵云的努力，保证了刘禅自出生伊始，就没有和刘备骨肉分离。
刘永和刘理也是刘备的儿子。章武元年，刘备称帝后，封刘永为鲁王，刘理为梁王。据《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记载，刘永和刘理都是“后主庶弟也”。他们是刘备的儿子，但不是甘夫人的儿子，年龄比刘禅小，而且刘理和刘永也是“异母”。根据刘永和刘理在传记中的排列顺序，应该是鲁王刘永更年长。刘备入蜀后，娶了吴壹的妹妹吴氏为妻，后来又立其为皇后。《三国演义》里说刘永和刘理都是吴皇后的儿子，这是罗贯中瞎扯，史书白纸黑字地说了，刘永、刘理是同父异母，也就是说，如果吴皇后给刘备留下了血脉，最多只有刘永或刘理中的一个。关于这个吴皇后，我们后文还会再提到，暂且按下不表。
刘备托孤时，刘禅并不在身边，只是给刘禅送去遗诏，但鲁王刘永是在身边的。为什么刘禅没来，而是刘永来了?这也是个谜，我们下文还会再说到，这里依然先缓一缓。
再来看看刘备养子刘封的年龄。关于刘封的年龄，正史没有确切记载，只说“及先主入蜀，自葭萌关还攻刘璋，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刘备拔刀相向刘璋是在公元212年至214年。如果此时刘封已“年二十有余”，那他应当出生于公元2世纪90年代，比刘禅年长十多岁。
刘备为什么要收刘封为养子呢?《三国志·蜀书·刘封传》称“先主入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这段史料表明，刘禅当时还没出生，刘备收了一个养子以免断了刘家香火，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未有继嗣”怎么理解?刘备在刘封、刘禅之前，是否还有其他儿子?如果没有，一切都顺理成章。但如果有呢?“未有继嗣”不能证明刘备在收刘封之前，没有儿子，可能有过，或是夭折，或是走散!在刘封之前，刘备极有可能是有子嗣的，刘禅并不是刘备的第一个亲生儿子。正是因为这个“儿子”没了，刘备才会急着要一个“儿子”。
刘备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以当今对好男人的评价标准来看，刘备肯定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刘备没有和夫人各自飞，而是笨鸟先飞。每当遇到攻击时，刘备从来都是自己先闪人，顾不上家眷。这才有了赵云在长坂坡的神武。刘备抛弃甘夫人和刘禅，并不是初犯，而是屡有前科。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刘备割据徐州时，与袁术相持，被吕布偷袭下邳。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布虏先主妻子”，刘备向吕布求和后，吕布“还其妻子”。这是有史记载的刘备妻子第一次落入他人之手。值得一提的是，据《三国志·蜀书·糜竺传》记载，吕布虏去刘备妻子后，糜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这个“于是”很重要，这是逻辑。因为老婆没了，所以糜竺才献妹妹，这个妹妹就是“糜夫人”。“为夫人”三个字表明，糜竺的妹妹是正牌，而不是妾。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吕布派人去河内买马，买来的马被刘备中途抢了。吕布大怒，派出大将高顺、张辽攻打刘备。刘备兵败，投奔曹操。高顺打败刘备后，又抓了刘备妻子，送给吕布。直到曹操出兵下邳，击破吕布，刘备才“复得妻子”。这是第二次。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刘备再度割据徐州，留关羽镇守下邳，自己屯兵小沛。曹操亲征，大破刘备。这一战的结局是“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这是第三次。
也就是说，在赵云表现神勇之前，刘备的妻子就已三次落入敌手，荆州的抛妻(甘夫人)弃子(刘禅)逃难，是有史为证的第四次。
关键是前三次的“妻子”怎么理解?在古文中，“妻子”有时是“妻子+儿子”的合称。公元200年，刘备又丢了妻子，最终脱离袁绍投奔刘表，然后因“未有继嗣”，收刘封为养子。刘备和吕布互掐时，是打打停停，吕布不会加害刘备的妻子，而且刘备离吕布不远，妻子随时可以送还。但这次不一样，妻子落入曹操的手中，刘备当时和曹操已经彻底翻脸，完全没有和好的余地。如果刘备有儿子的话，也料定了今世或永无再会之日，加上当时刘禅还没出生，所以刘备才会急着收刘封为养子。
前文推出，刘封出生于19X年，而196年，刘备第一次弄丢了儿子，刘封和这个有可能存在的儿子年龄应该很相近，所以刘备才要了这个养子，来填补一下内心深处的空虚寂寞冷。以刘备的地位，如果想收一个养子，随时可以收。公元201年，刘备入荆州投奔刘表时，已经年逾四十。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还没子嗣，这不科学。后来的刘禅、刘永和刘理也足以证明刘备的生育能力是健全的。所以说，如果刘备一直没有儿子，想收养子的话，不可能等到四十岁以后。
《三国演义》神化了刘备集团，诸葛亮是神，赵云是神，关羽也是神，比如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护送刘备的两位夫人“完璧归赵”。但《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只有关羽归刘备的记载，并无关羽护送刘备家眷回归的记载。如果刘备在刘封、刘禅之前，是有过儿子的话，这个儿子多半“丢”了。
我们不能肯定刘备在徐州三次弄丢“妻子”的“子”就是儿子，但结合刘备第三次弄丢“妻子”的时间节点以及收刘封为养子的时间节点来看，刘备极有可能是有过儿子的。这是一个倒推，也是一个假设。否则，以刘备的年龄来看，四十岁才收养子，在情感上说不通。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这个儿子就是我们上文所述的第二个0.5。这个0.5没有被《三国志·蜀书》所记载，但并没有消失于历史的视野中。
魏晋年间，陕西西安出了一个史学家名叫鱼豢，《魏略》是其著作的私史。在《魏略》中记载了这么一则关于刘禅的八卦，这段野史也被裴松之注到了《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这则八卦是这么说的：
刘备在小沛时，被曹操击败，逃亡荆州。当时刘禅才几岁大，在乱兵中被人拐卖去了汉中。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扶风人刘括避乱去了汉中，买下刘禅做养子，还为他娶妻，这个刘禅还有一个儿子。刘禅早年和父亲失散时，年纪尚小，但记得老爹的字是“玄德”。刘备平定益州后，派了一个姓简的将军去认亲，简将军一看，还真对得上，就把刘禅带回去。然后刘备立刘禅为太子。
当然，这则史料被裴松之推翻了。裴松之认为，时间对不上。刘备兵败小沛是公元200年，如果当时刘禅已经五六岁，就不能在公元223年登基时才十七岁，而应该三十多岁了。再加上赵子龙长坂坡救阿斗、截江夺阿斗的记录，也可以侧证刘禅自公元207年出生后，就没有和刘备失散过。
但是，《魏略》不一定是空穴来风，刘备这0.5个儿子极有可能是存在的，只是被鱼豢弄混了，误认为是刘禅而已。东汉末年，微博还没有发明，刘备不可能把自己儿子的照片晒出来，发动群众一起找。
如果这0.5个儿子是真实存在的，那么相比刘禅，更年长的他才是嫡长子。再加上确定是亲生子的刘永和刘理，刘备遗言中的“君可自取”，就非常可怕了。围绕皇位继承人的争夺，就像一股暗流，在蜀汉政坛涌动!
那么，这位识得刘备那0.5个儿子的简姓将军又是谁呢?他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他能证明0.5是刘备亲生，就必须在小沛时已经追随刘备;二，必须是刘备非常信任的人;三，至少是个官。那么，这个简将军就可以锁定人选——简雍!
奇怪的是，《三国志·蜀书·简雍传》对这位刘备集团元老的记载，写到刘备入蜀就戛然而止，没有下文了。不过，开启“君可自取”这扇迷宫之门的钥匙，就在简雍手上。
2.阆中谋杀案
简雍在三国迷的印象中，一直是个文官，但这不影响他领“将军”之职——昭德将军。比起糜竺、孙乾、伊籍这些在徐州、荆州时期才加入刘备集团的幕僚，简雍资格更老。年少时，简雍和刘备就是好朋友;刘备受刘璋邀请入蜀时，简雍跟着去了，刘璋很喜欢简雍;再后来，刘备和刘璋闹翻了，兵伐成都，也是简雍去做说客劝降。《三国志·蜀书·简雍传》只写到这里，至于后来简雍怎么样了，则像太监一样——下面没有了。
《三国志》并不是简雍在青史留名的唯一文献。今天的四川省简阳市有一个叫简城镇的地方，三国时代，此处是牛县。清朝咸丰年间的《简州志》记载：“简雍字宪和，《旧志》(指乾隆年间的《简州志》)昭烈时以昭德将军守牛县，多方招辑，惠泽及人，士民赖之，因名山曰赖简山，池曰赖简池。”昭烈皇帝是刘备的谥号，昭德将军就是简雍。隋朝时，这里改名为简州，因为山水都有一个“简”字。这说明简雍在牛县是有贡献的，而且贡献巨大，几百年后，人民都还记得他，才会以他的姓命名山水。迄今，简阳市还有一个简雍巷。简阳市还曾有过简雍墓，清朝时被盗了;民国二年，县政府曾出资修复过;但90年代修建成渝公路时，简雍墓被夷为平地。
这些资料证明简雍应该是死在牛县的。简雍贵为一个将军，且有劝降刘璋，兵不血刃拿下成都的奇功，怎么会客死他乡，最终埋骨牛县呢?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简雍去牛县，是被贬官了，从中央大员被贬为地方官。
那么，简雍为什么被贬官呢?虽然在《三国志》中跃然纸上的简雍形象是“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行来看，他是个名士，用当代人物臧否的眼光来看，他就是个坐没坐相、睡没睡容的逗逼，但这些都是小节，什么仇什么怨，会让简雍这样一位开国元老，半辈子追随刘备的心腹重臣，老死在牛县呢?
史书没有记载简雍的“失事”，为其立传，却不交代归宿和子嗣，这便为后世打开了想象之门。真相已经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但可以肯定的是，简雍的罪不轻，只是念在他是刘备老臣的份上，才饶其一死。
这种罪名，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立嗣问题上，简雍太有自己的想法了。如果刘备那个曾被拐卖的嫡长子是存在的，他又是被简雍领回来的，那么简雍就是居功至伟的人。可惜，围绕刘禅的太子党势力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已经结盟。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封汉中王，立刘禅为王太子;章武元年五月，刘禅被立为皇太子。刘备突然又多出一个儿子，这让刘备、刘禅和太子党都很尴尬，偌大一个蜀国，并不是简雍说了算的。
即使刘备这0.5个儿子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荆州帮的党魁诸葛亮也不会答应。为了让刘禅地位稳固，诸葛亮甚至曾建议刘备杀了刘封。刘封因孟达、申仪先后反叛，丢了上庸回到成都，被刘备臭骂一顿，又是怪他吞并孟达兵马导致孟达反蜀投魏，又是怪他不出兵救助关羽的荆州军。但骂归骂，虎毒不食子，何况刘封还是一位战功累累的猛将，最终刘备赐死刘封后，也是大哭一场。促使刘备除掉刘封的人就是诸葛亮。《刘封传》记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这说明诸葛亮已经在担心皇太子刘禅即位后，刘封是一颗定时炸弹，同时也侧证了诸葛亮是亲刘禅派。
荆州帮的丞相诸葛亮是亲刘禅派，而蜀国政治的第二号人物司徒许靖也是太子党。刘备为汉中王时，许靖官拜太傅。刘备称帝后，许靖官至司徒，司徒是三公之一。但刘备伐吴的章武二年，许靖突然死了。太傅这个官职，就是给太子上课的老师，刘禅被立为汉中王太子后，他的老师不是诸葛亮，而是许靖。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许靖是不折不扣的太子党重将。但是，许靖早不死晚不死，就在章武二年八月，刘备兵败，永安病倒时，许靖死了。
许靖之死，稍后再说，先说另一位蜀汉重臣之死。诸葛是丞相，是文官一把手，文官二把手是许靖。在武官方面，马超是骠骑将军，张飞是车骑将军，在大将军、卫将军的职位虚设未立的情况下，不论实权，只说官职，马超是第一武官，张飞是第二。但是，就在刘备伐吴前夕，张飞也死了。《先主传》《张飞传》都说张飞是被部下所害，因为张飞动不动就殴打部下士卒，所以被杀了。
从今天的《刑法》来看，张飞是死于仇杀。陈寿在著《三国志》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并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道理：性格决定命运。笔者认为，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同，常常是因为信息量不够大。陈寿要么是想得太简单，要么是故意不深究，因为这事儿不能说太细，也说不了太细。张飞之死，不可能是一起简单的仇杀，更可能是——政治暗杀。张达、范疆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杀害刘备身边的大红人——开国元勋张飞，其背后一定有他人指使。
张飞死前，屯兵于阆中。今天的阆中，是四川南充市下属的县级市，地处嘉陵江中游。东汉三国时代，江州和阆中都属于益州的巴郡，按照刘备的伐吴计划，张飞应该带着一万多兵马至江州与其汇合。但就在张飞出兵前夕，被部将张达、范疆给杀害，而且死得很惨，张达、范疆“持其首，顺流而下奔孙权”。
此时魏延、马超都在蜀国北疆，防止曹丕入寇，动不得。赵云则是反战派，他不支持刘备伐吴，认为刘备最大的敌人应该是篡汉的曹丕。所以刘备的伐吴将领中，只有张飞是最有战斗经验的人选。别说黄忠，老将军战死伐吴战场，那是《演义》的虚构，早在刘备称汉中王的第二年，黄忠就先走一步了。
谁是唆使张达、范疆杀害张飞的幕后黑手，我们并不知道，但为什么说背后一定有黑手呢?其一，是犯罪动机的问题。就算张飞打了张达、范疆，两个小角色也不至于把张飞给杀了。陈寿在《张飞传》中暗示张飞之死是性格决定命运，但事实上，就算张飞喜欢殴打士卒是改不了的坏脾气，要死的话，早就死了，张飞有足足半辈子的时间，被杀一百次。其二，是犯罪后果的问题。杀害朝廷命官车骑将军，这可是要诛连全家的，张达、范疆是顺流而下投奔孙权了，他们的家人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最关键的是，杀了张飞，对谁最有利?在无法调动马超、魏延的情况下，刘备集团最有战斗力的名将只剩张飞!除掉张飞的目的是什么?
无非有二。
其一，阻止刘备东征，但这不大可能。刘备从登基第一年，就开始筹划伐吴。赵云劝不动，秦宓劝了被下狱，连诸葛亮都不直接劝阻。刘备可谓是势在必行!
其二，让刘备集团非战斗减员。大战未始，先折大将，从而削弱刘备集团的战斗力，进而增大刘备伐吴失败的概率，甚至不想让刘备活着回来。
先绕一点弯子，说一说刘备称帝后，蜀国重臣的政治背景。我们可以笼统地把蜀国的大臣分为荆州帮和益州帮，其划分标准并不是出生地，而是刘备入蜀前，入仕于谁?入蜀前，就跟着刘备的关羽、张飞、赵云、陈到、黄忠、魏延、诸葛亮、马良、简雍等，属于荆州帮;入蜀后收编的，则是益州帮，如许靖、吴壹、吴班、李严、黄权、刘巴等。
有意思的是李严。严格意义上，李严算是荆州出生的人士，曹操兵伐荆州时，李严流入蜀中，被刘璋启用，刘璋投降刘备后，李严才为刘备所用。李严的问题，这里先引出来，在“三国谜案系列”中，我们还会重点说，本文先来说说刘巴。
和李严一样，刘巴也是荆州士人，先被刘璋启用，尔后才入仕刘备。但自始至终，刘巴都不买刘备的面子。在荆州时，刘备听说刘巴很有才学，就派当时的神童周不疑去求学，刘巴却以一种很高冷的姿态拒绝了，说我没啥本事，跟着我学不到东西。
曹操攻打荆州后，刘备逃跑，带走了很多荆州名士，刘巴却北上投奔了曹操，这说明刘巴一点儿也不喜欢刘备。刘巴得到曹操重用，派他去招降荆南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但刘巴命比较背，在执行过程中，不但曹操战败北还，他看不顺眼的刘备还拿到荆南三郡。刘巴只好继续跑路，这一跑，就跑到了交趾(今越南河内，汉朝时隶属交州)。为避风头，隐姓埋名，改姓为张。再后来，刘巴在交州混得不好，就入蜀了，为刘璋所用。
刘璋邀请刘备入蜀，刘巴是这么说的：“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内也。”刘璋不听劝告，还是引狼入室。又派刘备去抵御张鲁，刘巴再劝，说让刘备攻打张鲁，等于放虎归山，刘璋又不听，于是刘巴称病不出。直到刘备拿下成都，刘巴没办法，才不得不跟着刘备混。刘巴其实很牛，限于篇幅，本文不展开，只引用一句诸葛亮对他的评价：“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子初就是刘巴的字。
刘巴不愿入仕刘备，最终出山也是情势所迫，因此刘巴对刘备的忠诚度必须要打问号。高冷的刘巴不但对刘备只是表面敷衍，对张飞更是嗤之以鼻。《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说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刘巴不但是名士，也算是一个君子，《刘巴传》说他“躬履清俭，不治产业”。问题是，张飞爱敬君子，但君子却不爱敬他。《零陵先贤传》记载了一则八卦：张飞去刘巴家拜访，刘巴理都不理他，张飞很生气。
诸葛亮为此劝过刘巴，说张飞虽然是个武人，但很仰慕你，刘备正在收合文武，是为了天下，虽然你很高冷，但还是应该多多少少给张飞一点面子吧。诸葛亮也自讨没趣了，刘巴是这么回复的：“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
刘巴不买张飞账的故事，传得很远，甚至传到孙权和张昭的耳朵里。孙权和张昭在八卦刘巴时，张昭都看不下去了，认为刘巴“不当拒张飞太甚”。
刘巴这句话同样传到了刘备的耳朵里，刘备终于发怒了，他认为自己有平定天下之志，但刘巴专门在背后使坏，他的心根本不在我这里。
神奇的是，在刘备伐吴兵败的章武二年，刘巴和许靖一样，也死了。和简雍一样，在《三国志·蜀书》中没有交代刘巴的子嗣。刘巴是怎么死的，诸葛亮一定知道，刘备也一定知道，但刘备和诸葛亮都已经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刘巴是正常死亡吗?不好说。
刘璋迎刘备入蜀时，刘巴持反对态度，还有一人也是反对派，是黄权。与李严、刘巴这样出生于荆州的益州帮所不同的是，黄权是土生土长的益州人。刘巴的劝诫，刘璋听不进去，黄权的上谏，如出一辙。刘备和刘璋撕破脸后，益州很多郡县的长官都倒戈刘备，但时任广汉长的黄权却闭城坚守，直到刘璋投降，才归附刘备。
刘备计划伐吴，很多人都劝过，赵云劝过，黄权也劝过。赵云反战的出发点是天下大义，认为刘备最大的敌人该是北方的曹丕。黄权则说得比较实际，他认为孙权的军队善战，蜀国出兵的话，出兵是顺流，撤兵则是逆流，所谓“进易退难”。黄权还说：如果陛下一定要打的话，我来做先锋，您坐镇后方。
刘备不听，还是坚持御驾亲征。赵云反战，刘备没带上他;黄权也反战，刘备却把他带上了。这是为什么?按理说，赵云和黄权二选一的话，自然是赵云。论战斗经验，赵云更丰厚，在入仕刘备前，黄权并不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领;论对荆州军事地理的了解，显然是跟随刘备在荆州呆了十多年的赵云更为熟悉。
刘备没有把黄权放在家里，而是带在身边，这说明什么?刘备甚至不给黄权部队和吴军交战的机会，只是把黄权留在江北，防御魏军，这又是为什么?最终刘备战败，黄权失去归路，向曹魏投降。
除了向曹魏投降外，黄权其实还有两个选择，一是向孙吴投降，二是死战殉国。在刘备伐吴时，几名战将坚决不降，比如冯习、张南、傅肜、程畿，都力战而死，赢得烈士美名;投降东吴的将领也有，这里不一一列名。
但黄权两条路都没选，这是为什么?
上文已述，张飞死于阆中。黄权是哪里人?阆中人!
阆中这个地方，为蜀国贡献了很多人才，比如刚刚提到的程畿。刘备撤军后，程畿由水路归蜀，追兵将至，有人劝他乘小船快逃，程畿说他从军以来，从没有看见敌人就逃跑的先例，于是执戟而战，还打翻了几艘敌船，最终吴国大军来临，程畿寡不敌众，阵亡。
阆中还出了一个马齐，这个人是张飞发掘并推荐给刘备的，官至尚书郎。此外，阆中的人才还有马、姚等。后来还出了一个马忠，马忠原名狐笃，刘备见到马忠后说了一句话：我失去黄权，却得到马忠，这也不错。
当然，最著名的阆中俊杰还是黄权。
再回过头来说说刘备战败后，黄权的抉择问题。黄权没有死战，说明黄权和刘巴一样，并不是刘备的死忠，至少认为刘备不值得他效死命。和刘巴一样，黄权归顺刘备，只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为什么不降吴呢?因为黄权还有家眷在蜀国，如果降吴，家眷必然被杀。黄权是个聪明人。
黄权投魏后，蜀国的确有人说要将黄权家人正法，被刘备阻止了。刘备说：黄权没有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他。黄权在魏国混得不错，临死前一年的魏明帝曹时代，官拜车骑将军。汉与三国时期，在武官的职位中，这个官职仅次于大将军、卫将军和骠骑将军。
我们在这里大胆地做出一个假设，如果黄权是加害张飞的主谋呢?作为阆中人，黄权对阆中的地形更熟，可以指使张达、范疆杀害张飞后顺流而下投奔孙权。
我们当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黄权是刺杀张飞的主谋，但不妨做一个倒推。如果黄权降吴，会有什么后果，留在蜀地的家室被满门抄斩不说，而且声名尽毁。那么，黄权有没有暗杀张飞或者期待刘备战败的动机呢?有!
前文已述，黄权和刘巴一样，对刘备忠诚度不高。和刘巴先忠于曹操，尔后才入蜀投奔刘璋所不同的是，黄权自入仕伊始就是刘焉、刘璋父子的人。
刘备入蜀后，《三国演义》中有一个人消失了，谁呢?刘璋!但在真正的历史中，刘璋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刘备从刘璋手中夺下益州后，将刘璋派去荆州的公安(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赐官震威将军。孙权从关羽手中打下荆州后，刘璋投降孙权，被孙权封了一个虚职——益州牧，并屯驻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刘备伐吴，在先锋吴班、冯习的猛战下，一度攻下秭归。章武二年正月，刘备兵进夷陵，就是从秭归出的兵。
孙权任命刘璋代领益州牧是一个高招，这是直接扔在蜀中腹地的一枚遥控炸弹。为什么?因为刘备夺得益州，在道义上并不光彩，是刘璋引狼入室，这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刘璋代领益州牧，就表示刘璋还有“复辟”的可能性。建安十九年，刘备攻打成都时，围城十余日，《三国志·蜀书·刘璋传》里对刘璋集团的描述是，成都城里有精兵三万，粮食、衣服够用一整年，更重要的是“吏民咸欲死战”。这六个字折射了益州百姓和官员对刘备的态度。
刘璋无战意，被简雍劝降，但黄权、刘巴这样的人，却很难说不是“身在备营心在璋”。孙权拿下荆州，刘璋又成为益州牧，黄权、刘巴们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想法呢?
刘备贵为一国之君，的确不必御驾亲征，派出一员大将代替他领军出征未尝不可。黄权毛遂自荐，刘备拒绝了，为什么?因为刘备知道黄权的心在哪儿。如果放任黄权出战，黄权带着大军迎接刘璋，与孙权的人马打回来，那刘备就傻眼了。刘备为什么安排黄权在江北驻扎防魏国偷袭，或许就是想彻底断绝黄权部队倒戈投靠孙权的可能性。
章武二年，亲刘璋的刘巴莫名其妙地死了，刘璋旧臣司徒许靖也莫名其妙地死了。这段历史就这么被尘封了。刘巴会是黄权的同谋吗?已经不重要，因为张飞已经死去一年。许靖和刘巴是被刘备做掉的吗?也说不清了。但时间点上的巧合，无法不令后人多想。当然，死于章武二年的，还有马超，我们一会儿就要说到。
黄权和刘巴只是益州公知们对刘备面服心不服的一个缩影，为拉拢益州豪族和士人，刘备不得不采用政治联姻的方式，接盘了一个寡妇。
3.西蜀内乱
刘禅的母亲甘夫人，本是刘备的一个妾，死于南郡，死后才被追封为皇后。刘备生前只立过一个皇后，那就是吴皇后。吴皇后的完璧之身并没有留给刘备，她的第一夜给的是刘瑁，刘瑁是刘焉的儿子，刘璋的兄弟。刘瑁死得早，吴氏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
刘备入蜀后，在法正的劝说下纳下吴寡妇，并在称帝后立其为皇后。吴氏的哥哥是吴壹，吴壹本是刘焉、刘璋父子两代的重臣。在诸葛亮北伐时期，战功累累，诸葛亮选派街亭人选时，只有吴壹和魏延被军事会议的参会者列入“宿将”名列。吴壹在蜀国最终官至车骑将军，他的族弟、参与刘备伐吴之战的吴班，后来官至骠骑将军。
刘备立了吴皇后，吴壹也就“死心”了。刘备当了皇帝，吴氏成为皇后，吴壹就是皇亲国戚。这桩政治婚姻尽管在伦理上不是很完美，但刘备通过这样的方式拉拢了一批益州帮的能人。
有意思的是，像吴壹这样一位曾经在诸葛北伐战场大败魏将费瑶，且在诸葛死后，长期把守蜀汉北门户汉中的“宿将”，在《三国志·蜀书》中，居然没有自己的传记。陈寿只用了一句“失其行事，故不立传”。
吴壹死于建兴十五年，即公元237年，这一年，四川人陈寿还是一个不懂事的4岁娃娃。按理说，吴壹这么一位蜀汉重臣，为什么会“失其行事”呢?虽然蜀国不置史官，但对吴壹的生平，就没人有记忆吗，一点资料都没留下么?简雍的传记也是残缺不全的，只写到其入蜀为止，但在《三国志》中也留下了几行字，而吴壹却是“故不立传”。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吴壹的资料被人为地抹去了。那么，又是谁要抹去吴壹的资料呢?顺着这条线索，我们稍微展开分析。
如果说黄权、刘巴这样的亲曹操、亲刘璋的益州帮，有不买刘备账的动机的话，吴壹则一点都没有。因为他的亲妹妹是皇后，如果刘备出了事，他这个皇帝的大舅子就保不住了。吴壹没有背叛刘备的理由，但对于吴壹而言，最理想的结果却不是刘禅继位。
假如刘永或者刘理其中的一个是吴皇后所生，吴壹会怎么想呢?和吴壹的“不立传”一样，刘永和刘理的生母在史书中也没有明确交代，可能是吴皇后，也可能不是。前文说到，刘备托孤时，刘永是去了的，这说明什么?刘禅都没去，刘永却去了，这说明刘永有可能是吴皇后的儿子。如果刘备不是有改立刘永的念头，为什么让他去呢?(刘理去没去，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
从这样一个角度说，刘备的遗言“君可自取”，背后折射的是一种无奈，选择长子刘禅，还是益州帮拥护的刘永?刘备管不了，他撒手人寰，将这个难题踢给了诸葛丞相。
刘备死得不安生!死前、死后，蜀国的内战还是爆发了。章武二年八月，刘备战败撤军，屯驻永安，并没有回成都，这说明刘备不甘心，时刻准备二次伐吴。到了十月的时候，刘备终于熬不住了，急召诸葛亮从成都去永安面圣。
此时，孙权求和，刘备答应了。刘备居然答应了!关羽之仇，张飞之仇，夷陵之败，刘备不计较了。刘备伐吴前，孙权也请和过，但“先帝盛怒不许”。刘备答应求和，不可能是自己身体的原因，即使刘备病故，收复荆州的战略也可以作为一项军事国策，交由后人完成。刘备答应求和，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不愿意“四面楚歌”，因为蜀国的内战爆发了。
第一个扛起反旗的是汉嘉(今四川芦山县)太守黄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章武二年)冬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闻先帝疾不豫，举兵拒守。”章武二年十月，黄元只是举起反旗;章武三年二月，诸葛亮从成都抵达永安，三月，黄元起兵，攻打临邛(今四川邛崃市)，战败，被其亲兵擒至成都，斩之。
刘备驾崩前后的章武三年夏，蜀国南中的大姓和异族全反，雍、朱褒、高定先后举起反旗。其中，南中豪族雍作乱，还是孙权策反的。刘璋死后，孙权封他的次子刘阐为益州刺史，刘阐去蜀国益州和吴国交州的交界处，策反了这次叛乱，直到诸葛亮南征平定了南疆，刘阐才回到吴国。
刘备就在这样一个东有孙吴大军虎视眈眈，成都大本营附近有太守造反，南中异族、大姓又被孙权策反的内忧外患中含恨而终。
雍等人南中作乱，这里按下不表，单说黄元。这个人的历史记载很少，但很重要。虽然《先主传》对黄元的作乱、战败、伏诛只有寥寥数笔，但《三国志·蜀书·杨洪传》却留下一个重要的信息：“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惧有后患，举郡反，烧临邛城。时(诸葛)亮东行省疾，成都单虚，是以(黄)元益无所惮。”
这必然又是一个历史的隐笔，黄元和诸葛亮不合，也不至于起兵造反，且发兵火烧临邛(临邛是汉嘉进军成都的必经之路)。问题来了，黄元作乱的政治动机是什么?底气又在哪里?
在时机上，黄元的选择是：
一、刘备病重;
二、诸葛亮不在成都。当时留在成都的是刘禅，黄元的目标就是刘禅。即使黄元作乱成功，废掉皇太子刘禅，也不可能自己当皇帝，没人服。黄元以一个郡的兵力，或许可以打下兵力空虚的成都，然后呢?等待他的将是被讨伐。
黄元的底气只有一种可能性，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还有人!这个人是谁?不知道。有可能是成都的内应，也有可能是其他拥兵在外的将领。如果黄元攻入成都，擒杀刘禅，那么谁会是最大的受益者，皇太子被除掉，刘永或刘理就顺理成章地继任为皇太子，除非黄元的幕后指使者有更大野心。
在《三国志·蜀书》中消失的还有一个人——刘璋重臣庞羲。庞羲和吴壹一样，都算是刘璋的亲戚，甚至比吴壹更亲。庞羲的女儿是刘璋长子刘循的妻子，刘璋被刘备迁往公安时，带走了次子刘阐，但庞羲因为自己女儿之故，留下了女婿刘循。
刘阐在益州、交州边境策反南中叛乱时，庞羲和刘循会闲着吗?不知道。因为庞羲和刘循在史书中都消失了，后人连他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刘禅是有天子命的，黄元还没打到成都，就兵败了。
史书说汉嘉太守黄元和诸葛亮不合，益州帮里的能人和诸葛亮不合的不在少数，还有一个彭。刘备一度很重视彭，但诸葛亮总在刘备面前放他坏水，说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刘备便将彭贬为江阳太守。
这个归属也不错，好歹也是一个地方老大，但彭还没赴任，就祸从口出，下狱死了。彭上任前和马超吃了一顿饭，对马超说：“咱们反了吧，你带兵在外，我在内，何愁不平天下?”马超去告了一状，于是彭丢了脑袋。
马超告发彭的动机且不论，马超是这么套彭话的：“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马超这番话很有煽动性，直接把彭抬高到与诸葛亮、法正同样的地位，就是说“你其实很牛的，就这样去一个小地方当个小官，难道不失望吗?”
彭和马超是怎么对上的呢?怎么坐到一桌去的呢?彭被贬官，为什么会去找马超这个和自己没什么交情的人一起喝酒呢?马超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和关羽、张飞、诸葛亮等刘备心腹不同，他本是和刘备平起平坐的诸侯，只是混得不好，才投奔了刘备。一部名为《山阳公载记》的史书，记录过这么一则八卦。
刘备很宽待马超，但马超却给脸不要脸，对刘备直呼其名，根本不拿刘备当主公看，惹得关羽大怒，要求刘备杀他。一次开会时，马超来了，关羽、张飞都拿着刀剑站立，马超被施了一个下马威，才不敢再放肆，开始遵循君臣之礼。
这则史料必是谣言。马超和关羽一辈子都没见过面，但史书不准确，却也不是完全没谱。马超一开始和刘备没大没小的，这种态度已经传播出去，至少传进了《山阳公载记》作者的耳朵里。彭策反马超，或许就是基于这样的考量。马超的野心，是被彭看在眼里的。马超未必不想反，只是当时不是最好的时机，为了向刘备表忠心，就把彭给出卖了。
马超的死亡时间也是章武二年，和刘巴、许靖几乎一前一后。马超享年47岁，可以说是非常年轻。马超是正常死亡吗?如果马超有反骨，彭策反时，不是最好时机，那么刘备病重、诸葛不在成都时，对身为骠骑将军的他来说，是不是最好的时机呢?
马超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秋，马超叛逃张鲁后，这个儿子被张鲁杀了;还有一个叫马承，在马超死后，继承了马超“威侯”的爵位;马超的女儿则嫁给了刘备的小儿子刘理。前文说过，刘永和刘理究竟谁是吴皇后的儿子并不清楚，只知道刘永比刘理年长，只知道刘备弥留时刘永去了，刘理去没去不知道。如果吴皇后的儿子不是刘永，而是刘理呢?那么，马超和吴壹就很有可能是一条战线的。
马超临死前上过一道表，给朝廷引荐自己的族弟马岱，为什么不是其子马承呢?只有一种可能性，马承的政治前途已经死了，最多只能继承马超的爵位，接受国家供养。马承的政治前途是因什么而死的呢?
刘备死前几个月，马超死了。他和刘巴、许靖一样，都比刘备先走一步。死神的召唤可谓是接踵而至，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难道不是蜀汉政权内部的血腥清洗吗?
综上所述，本文对马超、刘巴、许靖之死的时间节点提出怀疑，对简雍、吴壹、庞羲在传记上的消失表示怀疑，对张飞的阆中谋杀案表示怀疑，对黄元孤兵作乱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对黄权投魏的行为表示怀疑。这些怀疑糅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
本文无法得出张飞之死是出自马超、刘巴或黄权之手的结论，也不能得出黄元起义是出自上述人等的幕后策划的结论。但通过本文，我们展现了从刘备称帝到病卒的这三年里，蜀汉政权的利益分割和内忧外患，刘禅党、刘永(或刘理)党，甚至刘阐党有可能存在的明争暗斗，以及在皇位之争上的另一种可能。当然，也有刘备死前，为身后事而密布一场政治大清洗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说，刘备对诸葛亮的遗言“君可自取”是恐怖的。蜀国的乱，已经不是刘备所能掌控的，他将这个棘手的难题全部扔给诸葛亮。一代枭雄，终于随关羽、张飞而去。十七岁的刘禅登基后，蜀汉政权迎来诸葛亮的时代，一个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的时代，两个字以概括——维稳。
梦想成真的近义词范文第5篇
【举动解释】：动作;行动：～缓慢ㄧ近来他有什么新的～?
近义词：活动 行为 行动
相似词：轻举妄动 一举一动 举不胜举 一动不动 动手动脚 动不动 托举 创举
举动的造句
(1)他失常的举动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2)他探头探脑的可疑举动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3)他做出如此轻率的举动，让人感到十分惊讶!
(4)平时老实巴交的哥哥却做出这样反常的举动，不能不令人愕然!
(5)人们对他的举动感到十分惊讶。
(6)他的举动好比雪中送炭，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
(7)大家对他的举动视若无睹。
(8)他这种蚍蜉撼树的举动，对事情的发展，产生不了作用。
(9)这个男青年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的可疑举动引起了乘警的注意。
(10)你要小心这个人，他往往会做一些让你猝不及防的举动。
(11)你对他弟弟采取的举动给他带来切肤之痛。
(12)她那种顽皮的举动,处处都显露出天真烂漫的性格。
(13)他的举动真的是石破天惊。
(14)这几天他的举动很反常。
(15)他的举动就好像他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似的。
(16)他这种蚍蜉撼树的举动，对事情的发展，產生不了作用。
(17)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
(18)他的这次反常举动让我们大家都猝不及防的不知所措。
(19)她那些标新立异的举动，总使麦格感到不安。
(20)他的这次反常的举动，令大家都猝不及防的不知所措。
(21)他对柯帕乌举动的直截了当，锋利无比，从不表示异议。
(22)对于他们这种毫无理性的举动，我也只能一笑置之了。
(23)陈安之的举动让老师和同学们哭笑不得。
(24)著名画家这几年常常有金针度人的举动。
(25)他今天的举动有点好笑。
(26)他今天这种异常的举动，连他的妻子都感到大惑不解。
(27)奥运之兵不厌诈的赛场竞技，胜负之间，有时求金心切，有意无意间会有一些正规动作以外的举动。
(28)我费了好多心思，才让眉头紧锁的姥姥笑逐颜开，他出其不意的举动，我们都惊呆了。
(29)在大伙的监督下,他做了一个滑稽动作,引得一阵大笑,算作聊以解嘲的举动。
梦想成真的近义词范文第6篇
时间是历史研究的第一要素。确定时限，是研究历史事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因此，学者们首先对北伐战争的上、下时限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对于北伐战争的上限，暨其酝酿与发动的过程，大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确定了北伐战争的方针;3月，湘军赵恒惕与唐生智之间的战争成为了引发北伐战争的导火线;5月，叶挺独立团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入湘援唐作战，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6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出师北伐案;7月6日，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发表出师北伐宣言;同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标志着北伐战争的正式开始。[1]
但是在北伐战争的下限，暨其何时结束这一问题上，学者们间尚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的学者主张，北伐战争的下限应确定在1927年“
四、一二”至“
七、一五”宁汉国民政府实行“清共”、“分共”政策之时。其理由是：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北伐战争应该是中国大革命的一部分。而自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发动了“
四、一二”、“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失败，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北伐战争理应已经结束，此后的北伐应该叫做“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或者“第二次北伐”。而且，自1927年“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果认定“
七、一五”以后的北伐仍然是北伐战争的一部分，则无法理解1927年8月1日至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期间中共党所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之性质。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将北伐战争的下限确定在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时。其理由是：从军事学的角度而言，北伐战争从1926年5月至1928年12月间，双方政治军事代表、参战部队、作战对象及战略目的始终未变，作为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和战略行动，其各阶段作战都具有相互延续性。这就说明，对北伐战争下限的界定，实质上是一个如何认识、评判1927年7月以后南方国民政府继续进行北伐战争之目标和性质的问题。对此，有的学者认为，1928年的第二次北伐，在性质上属于军阀之间的战争，没有积极的意义。而有的学者则不同意这一说法，提出，与北洋军阀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军事集团强烈的封建主义军阀色彩相比，以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为主体的南方国民政府更具有资产阶级代表的意义;并且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来看，1927年7月以后宁、汉国民政府的继续北伐并未因蒋、汪等国民党新右派破裂国共合作而显得毫无意义，相反对于争取中国统一，为其后中华民族全面的抗日战争准备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仍属于一场“以有道伐无道”的战争。[2]
2、中国共产党是否不赞成进行北伐战争：
1926年6月7日，在北伐战争大规模开展的前夕，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称北伐战争只是广东国民政府的一场军事投机，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随后，在陈独秀主持下进行的中共中央四届三次会议和同年7月31日中共中央第一号通告，表示了反对北伐战争的态度(据郑超麟回忆，在北伐前召开的这次中共中央会议上，陈独秀和彭述之反对北伐，张国焘和瞿秋白则支持北伐，一度形成了二票对二票的僵局。陈独秀发脾气，大骂张国焘，张最后终于屈服，于是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3]正是由于这条材料，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北伐战争持何种态度以及在这场战争中所起作用的争论。有些学者特别是少数台湾学者依据上述资料认为，中共并不赞成广东国民政府进行北伐，并力图阻止“北伐出师案”的通过。[4]而中国大陆的大多数学者则针锋相对地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赞成北伐战争，而且是北伐战争的倡导者和发起人。其主要依据是：(1)、北伐战争的政治纲领和宣言，基本上体现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因此，1926年2月的中共中央北京会议就郑重其事地讨论了北伐战争的问题。(2)、北伐战争的军事计划，是按照苏联军事顾问和中共的意见制定的。(3)、北伐战争时期，中共地方党组织如广东区委、湖南区委、湖北地委及广西、江西等地的党组织，都在本地区内积极开展了进行和支援北伐战争的组织、动员等准备工作;在北伐战争大规模展开后，共产党人又积极号召和发动两广、两湖民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等随北伐军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的战斗。(4)、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并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主体的叶挺独立团首先入湘进行援唐作战，正式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5)、北伐战争时期两广、两湖和江西等地区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既是北伐战争迅速胜利的显著标志，又基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北伐政纲。当然，我们也看到了陈独秀曾发表文章反对北伐战争，但这只不过是他个人或者少数人的意见而已，并不能以此来抹杀中国共产党主张北伐、积极推动北伐战争胜利前进的客观历史事实。[5]还有的学者提出，中共中央对北伐战争的态度曾经历了倡议——消极——支持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陈独秀本人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对待，而不是坚决反对。他虽然不赞成北伐，但同时也主张，北伐军一旦真正地发动和出征了，中共就必须要有政策上的呼应，要有明确的态度。而陈本人的态度是：第一，反对北伐;第二，北伐就是北伐，既不是拥护蒋介石，也不是打倒蒋介石。李立三在其后来的党史报告中特别注明：“实际上，不打倒就是拥护。”[6]
3、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
自1980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进行的这一结论后，学术界即围绕“中国共产党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表现出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态势。比如，有的学者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倡导、推动和领导了北伐战争的传统观点。有的学者则进一步论述道，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未能取得组织上的领导权，但已完全取得了对北伐战争的政治领导。有的学者却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北伐战争的政治领导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其理由是：(1)、从理论上来看，政治路线是通过组织路线来实现的，有了组织领导，才可能有政治上的领导。因此，没有组织上的领导权，政治上的领导权是难以实现的。(2)、从实践上来看，中共虽然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但没有“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虽然提出并促成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但没有确立与同盟者又团结又斗争的“恰当关系”;“中共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强起来。”[7]
还有的学者则围绕“中共是否完全掌握了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展开了讨论。赞成中共完全掌握了国民革命军领导权的学者们认为：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在旧军队和国民革命军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造和政治工作，“而且北伐各军的政治部的工作的绝大部分由共产党员担任。”而有的学者则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中共并未完全掌握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其理由是：(1)、1926年7月北伐军出师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中，只有第
三、四军党代表和第
二、六军的副党代表是共产党员;(2)、北伐中，蒋介石收编各种军阀武装，使国民革命军到1927年上半年就扩编为40多个军，但其中只有少数部队真正倾向革命;(3)、虽然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主张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建立类似叶挺独立团一样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部队，作为共产党在各军中的核心力量，但这一计划并未能实现。总之，如何正确、客观地认识、评估和论证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的领导权和重要地位，将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8]
4、如何看待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与贺胜桥两战中的作用：
1927年8月27日和同月30日，北伐军第四军在湖北省境内粤汉线(即今京广铁路)上的重要关隘汀泗桥、贺胜桥与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展开激战。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参加了这两场北伐战争初期湖北战场上至关重要的战斗，对北伐军打败吴佩孚部北洋军以及推动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各种史料对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战斗的具体经过说法不一，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对叶挺独立团在这两次战斗中作用的热烈争鸣。
第一种意见属于中国大陆学术界传统并且具有主导性的观点，认为：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与贺胜桥之战中，发挥了先锋和主力军作用，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其他北伐部队，只是在战斗中起配合作用的偏师。例如，来新夏所著《北洋军阀史稿》一书说：吴佩孚北洋军在汀泗桥一战中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叶挺独立团“觅鱼船数十只，在第
十、十二师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绕至敌后，于二十七日拂晓向桥北守军攻击，敌军大乱”的结果。又如，魏宏运在其《中国现代史稿》一书也认为：“二十七日拂晓，北伐军主力出动。叶挺独立团浴血奋战，冲过铁桥，突破敌人坚固阵地，其他各路左右配合，敌全线动摇，一片混乱。吴佩孚令大刀队斩杀退缩不前之旅、团、营长多人，也无济于事，他的随从副官也中弹丧命，吴只好随着溃兵逃走。汀泗桥攻占后，独立团乘胜追击，神速地拿下了咸宁城。”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亦称：“8月27日，(叶挺)独立团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穿过高山抄小路绕到敌人背后，出其不意发起猛冲，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北伐军其他部队一起猛攻，敌人仓皇溃退。北伐军攻占了汀泗桥。接着，独立团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精神，很快攻占了咸宁城，并在其他部队配合下，于8月30日攻占了鄂南另一战略要地贺胜桥，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9]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我们过去在研究中，可能对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及北伐战争中的作用和功绩估计偏高。叶挺独立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由于共产党人出色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和共产党员在该团战斗中的骨干作用，使得叶挺独立团有可能在北伐战争中能够发挥出比较大的作用，决不能将它的战斗力与北伐军其他部队一个团作等量齐观。但是，叶挺独立团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下属的一支部队，由于受军队中上下级关系和独立团本身兵力的限制，它也不可能独立地担负起解决汀泗桥、贺胜桥之战这样大规模战斗的任务。[10]而从历史资料来看，在汀泗桥战役的开始阶段，叶挺独立团的任务是担任总预备队。只是由于北伐军正面进攻汀泗桥受阻，叶挺独立团才投入战斗，承担了“从右侧向古塘角开展，与第十师的右翼联合包围”敌军之任务。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战斗中的具体作用：一是在中伙铺歼敌一个团;二是其第一营与其他部队配合，为夺取汀泗桥东南高地作出了贡献;三是独立团绕道古塘角，抄攻敌之背后，加速了敌军的崩溃;四是独立团乘胜追敌攻占了咸宁城，为进一步攻占贺胜桥创造了条件。在贺胜桥战役中，叶挺独立团曾经是北伐军的战斗主力，担负了主攻北洋军第
一、二道防线的艰巨任务。他们在战斗中与敌血肉相搏，一鼓作气突破北洋军第一道、第二道防线。该团营长、共产党员许继慎在胸部负伤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指挥战斗。因此，叶挺独立团在贺胜桥战役中的主要战绩是成功地突破了北洋军的第
一、二道防线，“为贺胜桥战斗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从整个战役的进程来看，汀泗桥、贺胜桥之战的胜利，“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官兵英勇作战的结果。”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直接指挥下取得胜利的。正是通过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的胜利，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才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而今天我们尊重历史，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客观公允地评价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的战功和作用，也并不会贬损叶挺独立团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北伐战争的重要贡献和显著地位。[11]
5、关于北伐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合作：
有的学者另辟蹊径，从国共合作的角度，探索了国共合作对于北伐战争迅速胜利的重要作用，指出，在北伐战争中，正是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这主要表现在：(1)、军事方面，有相当一批共产党人直接参加到北伐军中进行北伐作战，或者从事军事领导工作，或者是组织工人、农民配合北伐军的作战。(2)、在军事战略决策方面，共产党与国民党也作了密切配合，共产党人在北伐军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政治思想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北伐军的战斗力。(3)、在政治工作方面，中共提出了适应北伐战争要求的政治纲领，并推动国民党与广东国民政府制定北伐政纲，而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更是把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合作推向了高峰。(4)、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下，北伐军所占领区域内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使得当时的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人民大革命，国共两党在北方地区的工作中，也进行了紧密的配合。(5)、外交方面，国共两党团结一致把反帝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英帝国主义，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两党也协调一致，采取了灵活的反帝斗争策略，在推动国民党继承孙中山联俄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2]
另外，1927年4月，在蒋介石集团日趋反动，大革命形势日益严峻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了挽救革命，曾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迎汪”运动。学术界在对这场北伐战争前期国共关系史上的大事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迎汪”运动划分为“汪蒋合作”、“以汪限蒋”、“以汪代蒋”等若干阶段。并进而指出，这一运动暴露了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敢和不愿毅然地承担起领导国民革命责任，放弃了对大革命领导权的错误。其具体表现是：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认识模糊，对其在北伐军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故在“迎汪”运动开始时，没有果断地反蒋而错误采取了“和蒋”、“抑蒋”政策;对汪精卫理想化、定型化，将策略上的“迎汪”变成了政治上的“崇汪”、“拥汪”，从而对国民党左派及各实力派没有积极团结、争取而只推崇汪精卫一人;没有采取坚决的步骤支持与发展工农运动来抑制蒋、汪等国民党势力的膨胀，而只是想通过限制工农运动来换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右向左，并力图以扶汪复职来制约蒋介石。[13]
6、关于武汉政府是否应继续北伐的争论：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是应该继续北伐，还是应该沿长江东下征讨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这一问题从大革命时期一直到现在，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是一个策略错误，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东征讨蒋，才是挽救大革命的唯一出路。其基本理由是：(1)、“
四、一二”之后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南京国民政府已经蜕变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最主要敌人;(2)、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不但在政治上处于孤立地位，在军事上，因其与桂系军阀间的貌合神离，处境也很不利，武汉国民政府如果发动东征讨蒋，很有可能取得胜利，至少能够重挫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气焰;(3)、武汉国民政府只有以东征讨蒋为号召，才能够团结人心、振奋士气和打破以蒋介石集团为首的反革命力量对武汉的政治与经济封锁;(4)、武汉政府继续北伐河南而不东征讨蒋，不但使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得以存在和巩固，还由此导致了汪精卫集团动摇和背叛革命，并进而成为了大革命失败一个重要的因素。有的学者还分析指出，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之所以会作出这一错误决策，其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和部分中共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蒋介石的力量，而对其危险性认识不足。[14]
第二种意见则与第一种意见刚好相反。认为武汉政府的东征讨蒋，虽有必要性但无实现的可能性。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求武汉政府东征，去对抗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联合阵线，是极不现实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冒险的举动。因为当时在军事上，并非汉方占优势而宁方占劣势，双方至多也只能说是旗鼓相当，并且武汉国民政府所统辖的唐生智、谭延恺、朱培德甚至于张发奎等军事将领皆不愿立即东征，与蒋介石、李宗仁等兵戎相见;在政治上，宁方因其外有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内有西南诸省军阀和国民党内相当一批元老的支援，形势上并不孤立，武汉政府在政治上比宁方占优势的说法，并不成立;在经济上，即使武汉政府东征后能够占领江浙地区，也不可能打破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封锁，而且东征还极有可能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武汉政府继续北伐而不东征的政策，使得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得以存在和巩固，并非汪精卫集团动摇的重要原因，也不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汪精卫集团之叛变革命，从根本上说，是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而大革命的失败，则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以及中共党内陈独秀右倾路线所造成的。[15]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武汉国民政府无论是继续北伐，或者东征讨蒋，或者南取广东，都并非正确的战略决策，也都无法改变大革命失败的结局，正确的作法应该是中共领导人蔡和森所提出的巩固两湖根据地的主张。这一主张虽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其根本立足点在于依靠中共自己和武汉国民政府。在当时全国工农运动继续高涨的大好形势下，中共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权基础和一定的军队力量，并且武汉汪精卫集团和国民政府中也有矛盾可以利用。因此，蔡和森的两湖方案是可能实现的。[16]另外，在探讨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文章中，值得关注者还有刘继增等：《大革命后期革命军北伐河南》(《河南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和蒋相炎《武汉政府北伐的速胜与撤军》(《中州学刊》1984年第3期)等。
7、关于美、日、英等列强对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态度变化问题： 近现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外国列强出于对本国侵华利益的考虑，对中国国内各社会阶层、各种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任何异动，都非常关注。因此，对国民革命军北伐这一大事，自然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对此，传统的观点认为：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列强对大革命皆持敌视态度，并先后制造了“万县
九、五惨案”、“南京惨案”、“济南惨案”等一系列冲突，企图干涉和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并且认为，美、日、英诸国都一致反对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战争，还共同策动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
四、一二”反共政变。
经过新时期20多年来的研究，许多学者对此说法产生了质疑，提出了若干不同看法。第一种意见认为，在北伐战争时期，英、日、美三国的态度都各不相同。英国对中国革命采取的是侧重武力威慑的政策，日本是侧重于政治分化，从革命阵营内部瓦解革命，美国则徘徊于二者之间，并未确立其一贯政策。[17]
第二种意见认为，美国与日本对中国北伐战争的态度比较接近。即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师到“南京惨案”之前，美国与日本都认为，对中国革命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采取分化政策比武装干涉更适宜、也更“明智’;在“南京惨案”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美、日两国也采取了基本一致的对华政策，即在共同坚持武装保护各自侵略权益的方针下，充分利用“宁案”交涉，暗中怂恿、诱迫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政变，叛变革命，终于使其“以中国人维持中国秩序”的侵略企图得逞。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赞成将美国政策与英国政策等同观之，认为美国早已掌握了中国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情况，北伐开始后,美国便极力笼络蒋介石,诱迫他去压制共产党。[18] 另有一些学者则不赞同上述观点，认为美、英两国与日本在对待北伐战争的态度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北伐战争的开始阶段，美国采取了武力威慑和不承认广州国民政府的方针，在“南京惨案”以及事件后的交涉中，美、英两国又共同实行了以高压为重点的“炮舰外交”政策;而日本则静观形势，采取了比较低调的妥协政策，企图伺机实施其以分化为重点的方针。日本所推行的这种以政治分化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政策，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向“四一二”反共政变道路起到了主导作用;而美国则没有“在暗中怂恿蒋介石叛变革命”，它在破坏中国大革命和北伐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造成政治、军事压力，以压迫蒋介石集团，加快其投降帝国主义的步伐。[19]罗志田则在其《北伐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一文中则提出，在北伐战争前期，蒋介石因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被美国人视为激进派，甚至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也没有改变美国人对蒋介石的看法，中美关系走向缓和，是在1928年的济南事件后。[20]
有的学者提出，英国人最初的确是想通过武力来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但自1926年10月后，英国曾一度转向采取“怀柔”外交，并于1926年12月提出“对华新政策”。在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英国调兵上海。在处理“南京事件”时，英国人又回到了“炮舰政策”的老路。[21]
还有的学者从中国方面的视角来研究北伐战争时的中外关系。如杨天宏在《北伐时期反教暴力及其责任问题》一文中指出，北伐时期虽曾的确出现过民众反对外国教会和外侨斗争过火的现象，但其受损坏程度并未如外国人所渲染的那么严重。而关于“南京事件”中的抢劫、杀掳行为是由直鲁联军所干之说的证据不足，主要参与者应该是北伐军士兵。至于共产党人主谋了“南京事件”之说，则只是蒋介石集团的一面之词。申晓云的《“
四、一二”前后的蒋介石与列强》则认为，“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为争取列强的支持，在外交上放弃了“反帝”的口号，而帝国主义列强也因此对蒋介石集团的态度相继有所改变，并对蒋介石与列强关系的改变过程做了较细致的论述。[22]
8、对“济南惨案”的更深入探讨： “济案”是北伐时期中外关系上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对此，学者们在新时期展开了热烈而更深入的探索。如李家振、郭墨兰在《济南惨案述论》中，详细记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1928年制造“济南惨案”的背景、事前的战争预谋、大屠杀的经过等后，指出，“济南惨案”是日本军国主义以《田中奏折》为教科书，为其推行侵华政策而实施的一个重要步骤。自“济南惨案”后，日本侵略者即继续以不断制造“事件”、“事变”的办法，发动侵略战争。杨天石从中日外交及国民政府外交方略的角度提出，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在处理“济案”中所采取的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的对日外交方略，是其后10年间中国对日妥协外交政策的开端。罗志田则以中、日、美三国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为视角，分析指出，“济南事件”是中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国民党在外交上全力与日本维持一种稳定的工作关系，对美外交只居于第二等的位置。“济案”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开始放弃以日本为中心的外交取向，转而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制衡日本的侵略行动。臧运祜认为，“济南惨案”后，国民政府迫使日本人将这一事件的处理转入了外交交涉范畴，中、日双方在上海、南京秘密谈判了十多次。在最后达成的秘密协议中，南京国民政府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人在山东的权益等诸多保证为代价，换取了日本撤兵。这一结果，从本质上并未能真正地解决“济案”，反而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黯然失色，并由此开启了“
九、一八”以后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外交的先河。[23]
9、对“东北易帜”问题的探讨：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从即日起“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一被史家称为“东北易帜”的重大历史事件，既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也意味着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对于“东北易帜”问题，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张学良研究热”的兴起，学术界也展开了热烈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有关文章约40余篇，组织了一次“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讨论会”[24]。另外，凡是有关张学良的传记，也皆会谈及“东北易帜”。从新时期学术界对“东北易帜”讨论情况来看，研究者主要在下述几个问题上争论比较激烈。 (1)、“东北易帜”是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还是统一于中国?对此，持“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说”的作者认为，“东北易帜”只不过是国民党新军阀完成统一中国的象征，张学良的“易帜”只表明他“由亲日转向亲英美，转向蒋介石这边。”[25]而持“统一于中国”的研究者则对前一说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没有看到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所表现出的高度反日爱国精神和高贵的民族气节。”指出：不能说东北易帜是“军阀的改朝换代”，而应该看到“东北易帜的主要目的正是谋求全国统一，全力对外。”它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军阀割据，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26]还有的研究者认为，东北易帜是一种有条件的统一，“是国家联邦形式的统一”。易帜后，张学良虽然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组织在东北的合法性，但是“他以自己的实力事实上控制了这个组织，使这个组织姓张而没有姓蒋。”从而在实际上在坚持国家大的统一格局的前提下，使东北地区仍旧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27]
(2)、“东北易帜”是否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对此，主张“东北易帜”不利于共产党的研究者，以张学良在1928年7月17日《与某外人谈时局》、7月23日《与某记者谈时局》和同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通电》、1929年1月10日《关于军政党务问题的谈话》等文献材料中皆含有反共言论为据，认为“东北易帜”是反革命的统一，“统一起来是为了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全国人民”。“东北易帜在客观上增强了南京国民政府力量，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极大不利。”[28]而主张“东北易帜”符合中共根本利益的研究者，则根据中共二大《宣言》认为，“东北易帜是符合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29]
(3)、“东北易帜”是否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对此，持肯定态度的作者认为：“东北易帜”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具有重大进步作用，它“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具有积极意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张学良主张东北服从国民政府乃是历史的必然。”并且认为，张学良“自行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东北的16年统治，开创了和平统
一、和平建设的新局面。”这是张学良“由封建军阀将领开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成长为一个伟大爱国主义者的重要标志，是他为祖国为民族建树的一大功勋。”[30]而对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和“东北易帜”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对统
一、分裂要辩证地看。不能说凡是统一，就是进步;对分裂，也要具体分析，不一定凡是分裂，就都是坏的。如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的武装割据，就是代表进步的。[3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曾业英先生近来通过对新时期“东北易帜”研究状况的总结和反思，指出：自1980年代以来的“东北易帜”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其一，研究者多侧重于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而忽视了对其过程的细致探究。他并且指出，学术界所谓“东北易帜”经历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北易帜四个步骤的说法，实际上只是研究者的主观臆想，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其二，在讨论“东北易帜”问题时，研究者过多地强调了张学良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配合、协调，而忽略了二者间的矛盾与利益争夺。事实上，从1928年7月21日的预定“易帜”，到同年12月29日正式通电“易帜”，其间的多次拖延，固然有日本帝国主义顽固干涉这一外因，但同时也与张学良欲借此“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有关。张并且因此成了“东北易帜”最大的的赢家。[32]
10、北伐战争前期胜利进军及其原因探讨：
(1)、北伐战争前期胜利进军的盛况：自从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就消灭了数倍于己的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北洋军事集团，占领了武汉、南京、上海和湘、鄂、赣、闽、浙、皖、苏等省的全部和大部地区，并使川、滇、黔等西南各省地方军阀也阵前倒戈，转变立场拥护国民党和广东国民政府，使国民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国民革命军的武力亦由出师时的8个军10万余人扩展到40多个军数十万人。对此问题，新时期20多年来，学者们发表了大量论著进行探讨。其中，杨义等：《北伐军进军浙江史略》(《浙江学刊》1981年第2期)，周峦书等：《北伐战争中的江西战场》(《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李倩文：《北伐战争中武汉战役若干史实考》(《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陈万生等：《北伐战争与华侨》(《学术研究》1982年第5期)，龙初秋：《北伐战争在湖南》(《求索》1984年第3期)、《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蔡隆汉：《北伐军在湖南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冯永之：《北伐战争中发生在宁波地区的一次战役(宁海之战述评)》(《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林心红等：《北伐战争对山东的影响》(《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刘勉玉：《北伐战争时期的江西工农运动》(《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朱英：《黄石的工人运动与北伐战争》(《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等人的文章，对这一时期北伐战争若干战场上敌我态势、战场状况、战术特点等相关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概述。[33]
(2)、冯玉祥与国民军在北伐战争前期胜利进军中的活动与作用。在此问题上，传统的观点对冯玉祥和国民军多数是做肯定性的评价，强调冯玉祥“五原誓师”，率国民军出兵河南，在西北地区与黄河流域开辟了国民革命的北方战场，在客观上造成了南北革命力量彼此呼应的有利形势，对于北伐战争前期的胜利进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进而把前期的北伐战争分为从广州出发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作战的南方战场和冯玉祥国民军在西北地区和黄河流域开辟的北方战场两个部分，强调正是北伐军南北两个战场的相互呼应、彼此声援，才促成了北洋军阀的迅速崩溃。但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国民军在北伐战争期间的历史作用，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二重性。即当国民军倾向于革命和正式加入国民革命行列时，它对北伐军打败北洋军、推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西北地区国民革命形势的高涨，的确发挥了重要而正面的积极作用;而当国民革命形势出现分流，国民军转向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时，它对促使汪精卫集团走上反共道路，加快宁汉合流，也起了极大的负面作用[34]
(3)、前期北伐战争能够迅速进军并取得胜利的原因何在?传统的观点或者主张：“武力与民众相结合”，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根本原因;或者强调这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35]但近年来，也有作者撰文提出异议。他们或者认为：“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内容，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的指导，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最根本原因”。或者着重强调了苏联军事顾问对于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重要作用。还有的作者则强调北伐军在策略上的成功。认为，在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在进行北伐时,虽然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口号,采取了一条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革命外交路线，但在实际斗争中，北伐军并未四面出击，而是把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侵略权益的英国列为主要打击对象，形成了“集中力量孤立、打击英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分化帝国主义反华联合战线”的反帝外交策略。这一策略是明智而且极有成效的，它是北伐战争前期胜利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的作者以北伐前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变为观察点，提出，在北伐前两三年间，南方的局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唐生智武装控制湘南,李宗仁、白崇禧成功控制广西;两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而层次相对偏低的新兴少壮军人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面目一新的广西进而与刚获统一的广东实行两广统一，复与湘南的唐生智一起联合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形成一个国民政府统治之下的数省势力范围，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及权势更迭也相当激烈快速，出现了正统衰微，边缘兴起的趋势。“五卅”后，北方在“反赤”的旗帜下也一度进行过军事、政治的力量整合，但基本未能取得成功[36]
11、关于北伐战争之其它一些问题的讨论：
由于北伐战争是一场规模浩大又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新时期学术界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研究面广，成果极其丰富，本文无法一一述及。故只能在进行了以上概述的基础上，再将我们认为仍相对重要的下列问题作一简述：
(1)、谁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1月，国民政府因武汉“
一、三惨案”的爆发，而于1月9日派出军警接管了汉口英租界，并迫使英国政府在同年2月19日与之签订了《中英关于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这是北伐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对此，学术界主要是围绕收回汉口英租界中的领导权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收回汉口英租界是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和支持下完成的，是国共合作的成果。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或者认为，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进行的，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通过武汉国民政府，领导各地工会、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来实现的;或者认为，收回汉口英租界是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由武汉政府派出军警接管和收回的。[37]
(2)对北伐时期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如左双文通过对北伐名将张发奎的研究，认为张在北伐战争中屡败北洋军，立下了显赫战功。他在政治态度上同情工农，与共产党人曾有过坦诚的合作，但他因不擅长于驾驭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不能在权势和真理间做出正确的抉择，而在大革命失败时最终走上了政治歧途。罗志田则以胡适、章太炎等著名人物对北伐的态度为例，从更广泛的视角对北伐战争的社会影响进行了细致考察和诠释。[38]
(3)、其它：王奇生在《北伐中的漫画与漫画中的北伐》一文中，将北伐时期的漫画分为三大阵营：即南方国共合作下的北伐宣传性漫画，其主题是宣传反帝、反封建军阀，目的是唤起民众对革命的理解与信心;北方军阀的漫画以“讨赤”为号召，目的是蛊惑民众;置身于二者之外的一般漫画界则以超然的态度，重在表达作者的客观感受。作者认为，漫画作为史料，应该并且能够运用于史学研究。[39]高郁雄的《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的反应》(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则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就民众对北伐战争的态度进行了论述，值得一读。
[1] 参见：丁一：《北伐战争的序幕——入湘援唐之战》，《咸宁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马沈等：《北伐战争大事记》，《军事史林》1987年第2期等文。
[2]参见：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页。马沈：《北伐战争下限的再探讨》，《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参见：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4] (台)正中书局：《革命文献》第12辑。
[5] 参见：黄慰慈等：《中共广东区委与北伐战争》，《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曾庆檑：《中国共产党与北伐战争》，《理论与教学》1986年第6期。吴家林等：《北方区委支持北伐战争的概述》，《历史教学》1987年第9期。蔡隆汉：《共产党不赞成北伐吗》，《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曾成贵：《北伐战争发动问题新探》，《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5期等文。
[6]参见：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7] 黄振位等：《论第一次国共合作》，《学术研究》1983年第3期。赵丹青：《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领导作用》，《大庆师专学报》1983年第3期。
[8] 参见：肖费清：《试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历史教学》1984年第4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北伐战争时期党在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思想战线》1984年第1期。王荣科：《略谈大革命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安徽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姚江等：《十年来大革命研究若干问题综述》，《社会科学动态》(武汉)1997年第6期。孙友军等：《中共党史研究新辑》，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0页。
[9] 参见：来氏所著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1页，魏氏所著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8页，王氏所主编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另外，这几部书在目前中国学术界之影响极大。如魏书被中国大陆100多所高校列为教材，并行销于美、俄、日、德等国，王书也是目前中国大陆许多高校(包括电大、函授)历史专业“中国现代史”课程的基本教材。
[10] 史载：在汀泗桥一战中，吴佩孚曾集中了2万多主力部队顽强死守。而贺胜桥一战，更是北伐军与吴部北洋军双方数万兵力的大规模殊死决战，以叶挺独立团的区区数千人，亦难以承担起战斗中主力军作用。
[11] 有关的讨论，可参见：曹立前：《大革命时期的叶挺独立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徐锡祺：《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之战中的作用》，《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2期。丁一：《也谈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的作用》，《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5期。曾成贵：《汀泗桥战役史事辩误二则》，《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褚家渊：《“铁军”北伐片断》，《史学月刊》1986年第4期。陈立平：《北伐战争中“铁军”称号的考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张光宇：《评述北伐战争中的第四军》，《武汉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等。
[12]刘继增等：《论国共两党在北伐时期的合作》，《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曾成贵：《国共合作与北伐战略决策》，《江汉论坛》1986年第8期。
[13] 曾庆榴：《北伐时期迎汪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14]王宗华：《重评武汉政府的战略决策》，《江汉论坛》1981年第6期。郭绪印：《评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战略决策》，《历史教学》1982年第2期。向青：《共产国际和东征讨蒋战略》，《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
[15]陈泽华：《武汉国民政府北伐是当时形势的要求》，《孝感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毛磊：《对〈重评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的商榷》，《江汉论坛》1985年第5期。
[16]陶用舒：《重评武汉国民政府北上与东下之争》，《益阳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
[17] 参见：曾景忠：《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页。
[18] 牛大勇：《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分化政策与美蒋关系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
[19] 沈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论日本币原外交破坏中国大革命》，《中日关系史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论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20] 罗志田：《北伐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1] 丁宁：《中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2] 杨文和申文分别载于《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和2000年第6期。
[23] 李家振、郭墨兰之文载于《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臧运祜：《中日关于济案交涉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4] 该讨论会论文已结集由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出版。
[25] 李新：《对民国史若干问题的看法》，《江海学刊》1985年第2期。张德良等：《东北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112页。
[26] 常城：《略论张学良将军》，《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韩信夫：《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2期。钱进：《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
[27] 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祖伟：《评东北易帜》，《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28] 李新：《对民国史若干问题的看法》，《江海学刊》1985年第2期。王维远《东北易帜新论》，《东北易帜与东北建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5页。
[29] 参见《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钱进：《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
[30] 常城：《略论张学良将军》，《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朱汉国：《东北“易帜”探析》，《江海学刊》1986年第1期。周毅：《东北易帜——中国和平统一的创举》，《东北易帜与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等。
[31]杜连庆：《东北易帜：南北妥协与对日战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韩氏：《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1期。瀚海：《“东北易帜”是顺应历史潮流吗?》，《重庆日报》1984年11月23日。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页。
[32] 曾业英：《论1928年的东北易帜》，《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另外，海外华人学者傅虹霖也提出，张学良在就“东北易帜”问题与蒋介石的谈判和较量中，也以“他同日本人的关系”，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参见该氏：《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及其《张学良与日本人》(载《亚洲研究期刊》第20卷第1号)。
[33]这类文章还有许多，如龙氏，即还有《论北伐时期的浙江战场》、《北伐时期的苏皖战场》等，以及与龙文类似的文章，如高炳康：《北伐时期福建战场若干问题》，邹翔贯等：《北伐战争时期安徽战场初探》等。恕不一一枚举，有意者可参见：姚江等：《十年来大革命研究若干问题综述》，《社会科学动态》(武汉)1997年第6期及有关的目录索引。
[34]参见： 邹孟贤：《中国共产党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宗华：《论国民军在北伐战争期间的历史作用》，《武汉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任效中：《大革命时期国民军在甘肃的活动评述》，《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魏新生：《国民联军与陕西大革命高潮》，《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刘曼容：《北伐时期的国民军北方战场》，《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等文。
[35] 参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36] 参见：徐义君：《试论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策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谈方：《加伦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于耀洲、徐美群：《北伐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初探》，《北方论丛》(哈尔滨)1996年第2期。罗志田：《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以及该氏2004年关于北伐研究的相关文章。
[37] 倪忠文：《关于收回汉口英租界问题的一点异议》和曾宪林：《也谈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的领导权问题》，二文均载于《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王德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人民日报》1984年3月9日。黄德林：〈重评收回汉口英租界的领导权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1987年第2期。
[38] 参见左双文：《张发奎与北伐战争》，《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罗氏著有：《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等多篇文章，皆已收入该氏所著：《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