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的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先秦时期 秦汉时期 饮食文化
1. 引言
原始社会时期是中国饮食文化初始阶段。当时人们已学会种植谷子、水稻等农作物与饲养猪、犬、羊等家畜，这时便已奠定中国饮食的以农产品为主，肉类为辅的杂食性饮食结构的基础。先秦时期是中国饮食文化进人真正形成时期。经过夏商周的近两千年的发展，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特点已基本形成。秦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时期，带动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稳步发展。
2. 先秦 时期
先秦是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仅从炎、黄二帝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也近三千年之久。其中主要分为：炎黄时期、尧舜禹时期、夏商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
炎黄时期的社会已有相当多的人口，为了维持生计，身为部落首领的炎帝尝遍百草并创制了耒、耜、犁、镰等农具，还教会了部民们因地制宜种植植物。炎帝也因此被称为“神农氏”。与此同时另一个部落的首领皇帝也基于同样的原因，在教其部落成员驯养家禽、家畜种植五谷等等。 在炎黄时期，人们的主要肉类食品是猪、羊、鱼，粮食是粟、稻，蔬菜是白菜、芥菜和油菜，水果是桃、李、梨，而饮料，除了白开水便是茶。具体吃法，不外乎烤、煮、蒸三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已经出现了油和盐。人们不仅懂得了“烹”，还知道了“调”，使饮食摆脱了蒙昧而走向光明，人们进入了烹调时代。
尧舜禹时期，中国古代国家已经形成。舜在位期间发生了一次特大水患，严重地威胁着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禹用疏导的方法治理了水灾，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并引导炎黄子孙一改过去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生活方式，走上了以农为本的道路。 在饮食方面，尧舜禹时期和炎黄时期相比，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 ① 在烹饪时完全摈弃了以往的烧石烤法，而普遍采用了煮蒸方式。因为此时制陶业已十分发达，陶制品的质量也大大提高。 ② 碎石工具已经出现。如：杵臼、石棒、石盘。它们可以将粮食脱皮，尔后再捣碎或砸碎，吃起来更方便些。 ③ 出现了素食。但此时素食只是供奴隶食用的粗劣食品。 ④ 诞生了“五味调羹”。“羹”即菜汤，最早的羹是黄帝首创的“大羹”。而“五味调羹”，则是彭祖发明的。 ⑤ 出现了酒。在大禹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期间，酒作为饮料问世了。
到了夏商周时期 ，禹的儿子启在禹死后，一改传统的“禅让制”，强行接了大禹的“班”，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从此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即夏商周时期。在此期间，统治者对食品口感的追求增加了食品的花色品种，促进了食品的结构变化，引发了食品制作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产生并不断丰富着饮食文化。 ① 食品原料大大增加。如：新出现的梁、菰米等。肉类最多，仅在殷墟挖掘出来的动物骨骸中：哺乳类就有二十九种，蔬菜二十几种，水果三十几种。此外还出现了酱、醋、糖等调味品和饮料。 ② 出现了菜园和果园。商时代出现了菜园，周时代出现果园。 ③ 人们开始使用冰。此时上层社会在酷夏时开始吃冰消暑。 ④ 餐具相当讲究。此时的餐具有：鼎、豆等。这些餐具都很注重形状和质地，还尽可能的在上面精雕细刻，绘上各种图案，使之美观大方，看着也舒坦。 ⑤ 始兴宴席。 ⑥ 吃与政治相联系。如：鼎由餐具变成礼器等。 ⑦ 出现了一日两餐制。
春秋战国时期 ，各路诸侯为争夺天下霸权，他们高度重视制铁业，致使铁制农具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推广牛耕技术，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他们还竞相变法。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生产的发展，在饮食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① 肉食品相对紧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牧场逐渐减少，导致牛羊等牲畜大幅度减少。 ② 水产品备受青睐。主要是：鱼、鼋、鳖等。 ③ 出现南北食系。由于当时各路诸侯相互征战，导致南北两地得不到交流，再加上两地的自然环境不同，从而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食系——中原食系和荆楚食系。 ④ 注重饮食礼仪。 ⑤ 讲究饮食卫生。 ⑥ 饮食学论著问世。如：《吕氏春秋》中的《本味篇》等。
3.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不仅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开创时期，也是中国饮食上的大变革时期。在此期间还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旅店，使餐饮业更趋发达。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外交流日趋广泛，烹饪原料、调味品种迅速增多，烹饪技术也显著提高。因此我国在饮食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① 面食代替粒食。秦汉时期石磨已遍及各地，人们使用石墨粉碎小麦，从而出现了面食。随着“面”的出现，各种“饼”也应运而生。 ② 两餐变为三餐。原因是因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三餐制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和生产。 ③ 三大菜系渐趋形成。一个菜系的形成除了其独特的烹饪技术外，还有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秦汉时期形成了鲁、川、粤三大菜系。 ④ 注重食养食疗。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药食同源”之说。在此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药补不如食补。 ⑤ 筷子已经普及。 ⑥ 羊肉备受青睐。秦汉时期人们不得乱杀马和牛。因此当时人们的肉食主要羊、猪、狗和鸡、鸭、鹅，而羊肉又被视为上品。 ⑦ 肉食吃法多样。如：炙、煮、煎、蒸、腊、膗、脍、脯等。 ⑧ 宴饮礼仪繁杂。 ⑨ 饮食差异巨大。皇帝和诸王及中级以上官员吃的是山珍海味，各种美食佳肴。而当时的平民由于灾荒、战乱而挨饿，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秦汉时期出现的外来食品： 石榴、大蒜、葡萄、葡萄酒等等。 秦汉时期出现的新生食品： 豆腐、腊八粥、元宵、烧饼、擂茶、蒙顶差、香肠鱼、洋县黑米。
4. 结语
中国的饮食，在世界上是享有盛誉的。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举世无双的中华民族饮食史。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参考文献】
[1] 吴澎.中国饮食文化(第2版)[M].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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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自山.中国饮食文化(第1版) [M]. 时事出版社， 2006.
先秦史的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摘要】侯外庐先生将中国历史视为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结合，他依据唯物史观对两者进行了通贯性的系统诠释，并以此揭示出了中国历史的独特发展道路，如中国文明起源的亚细亚道路、封建土地国有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浓厚宗教性、传统社会的“维新道路”及其对进步思想的束缚等。此外，他指出了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中国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对今天的文化自觉思潮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侯外庐 中国史观 中国社会史 中国思想史
侯外庐先生（1903-1987）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相继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2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956年）等著作，40-60年代主持完成了五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他通过这些著作对中国思想史及中国社会史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并建立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并且，侯外庐先生可能是最早提出并最系统论证中国历史与思想发展有其特殊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一、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历史观念
今天我们看历史，一般认为它包括三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思想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主要以人类生活的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为基本研究对象，关注历史上的自然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变迁。社会史以人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变动。思想史以人们的理论化的社会思维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
侯外庐先生认为，研究历史的本质内容，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相关的经济制度，一个是人们理论化的社会思维。他说：“自三十年代开始，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史研究，二是思想史研究，我向来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当然，我研究社会史，并非仅仅为了研究思想史，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方面，侯外庐先生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确立了他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是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最核心的内容，而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关键要研究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简言之，即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对于物质生产方式的观察，则既不能简单看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能简单看社会生产关系，而是要看它们结合的特殊方式。根据这一原理，他系统研究了中国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并剖析了其主要特征。
侯外庐先生认为观察理论化的社会思维，既要看其世界观（哲学思想）和逻辑思想，更要看它对于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考，并需要揭示出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他指出，要把握好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的互动，判断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如果要避免以思想解释思想的随意性，只有把思想置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背景之中。他说：“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 否则，对于中国思想史的解释，不仅容易犯主观化的错误，而且容易使古人的思想被曲解，即“流于附会臆度” 。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先生并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他虽然认为“经济发展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同时意识到“思想意识的产生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侯外庐特别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以此发现中国历史的特点。他说：“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科学研究，同时也反对这样的态度：或者孤立地用一句封建主义的定义来代替各个角度的全面分析，或者动不动就武断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这种态度妨碍人们对科学理论进行虚心而认真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代表中，侯外庐先生与郭沫若先生有很大的不同。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运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第一次提出并且论证了中国古代同样存在奴隶制社会，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史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揭示的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思想与西方社会的相似形。侯外庐同样运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但得出的结论却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巨大的差异，他发现的是中国历史和思想发展的独特路径。
二、侯外庐先生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
侯外庐先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坐标，力图从中探寻中国社会历史的独特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研究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等方面：
第一，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路径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维新道路”。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社会的起源遵循的是一条特殊的路径，它“采取了土地为国家所有的路径，一开始便是大土地所有制，这不能不说是‘早熟’”，“氏族公社的保留以及转化成为土地所有者氏族王族，是它的‘维新’的路径”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氏族遗制，氏族贵族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紧密结合，土地地域化的私有制及国民阶级具有巨大难产性，形成了古代东方国家的“维新路径”或“亚细亚道路” 。他总结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标志是家族而不是家庭，是氏族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是国野之分而不是国民意义上的国家。与恩格斯所揭示的古典的古代不同，古代希腊文明社会的建立路径是：家族的消灭、私有制的起源、城邦国家的产生；而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是：家族和氏族制度与奴隶制度结合，土地财产为土地国有或氏族贵族专有，“宗子维城”的城市国家出现。中国文明形成之际，土地所有形态的发展过程走的是从氏族公社公有到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的路径，中间未经过土地的氏族成员私有化阶段，个体私有财产权不发达。侯外庐以氏族、公有制、城市国家作为研究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以及力图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独特途径的科学精神，对后来者探索文明起源有很大的启示。
最重要的是，侯外庐先生通过对中国文明起源独特路径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的“维新道路”，即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往往采取与旧制度和思想妥协的改良路径，而非实行彻底变革的“革命”路径。他说：“‘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是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 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社会历史独特路径的重要表现，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第二，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形态与中国古代的集权政治道路。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侯外庐先生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判断封建社会确立的依据、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封建土地国有制等。他认为法典（体系化的制度形式）是判断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主要依据。他说：“真正作为分界线以区别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志，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析。” 对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不能因为古代社会有封建因素的萌芽就断定其为封建社会，而应当以制度体系转变为标准，即法典化为标准来衡量。所谓法典化标准，就是以体系化制度形式作为判断社会形态的标准。侯外庐先生据此把中国封建化的过程划在战国末以至秦汉之际，他认为战国时期虽有封建因素的萌芽，但只是一种局部现象，没有取得全国的支配性质，经过汉初一系列法律形式的确定，至汉武帝法律化过程的完成，中国的封建制才最终确立。
此外，侯外庐先生通过考察土地与生产力的结合方式以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等，探讨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并明确提出了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的论点，即土地为皇族地主（国家）所有，其他阶层仅有占有权或使用权，其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不过是“法律的虚构” 。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就是君有、皇族地主所有，封建土地国有制作为“一条红线贯串着明清以前全部封建史”。但这不等于整个封建社会土地的基本形式都没有变化，他以两税法为标志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阶段从秦汉起到唐代开元、天宝之间，以军事的、政治的统治形式为主，表现为对土地的直接干预；后一阶段从唐代安史之乱后到清初，以经济的所有形式为主，表现为通过赋税方式的变化实现对土地所有，经营方式虽有改变，但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侯外庐指出，与西方中世纪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自由的土地私有的法律观念的缺乏” 。封建思想定于一尊，根源就是统治阶级掌握着土地所有权。皇族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秦汉以来中央专制的经济基础，伴随着土地国有制的所有形式，在主要的手工业生产方面也实行国家管制。这种以土地为主而以其他产业为副的国有的财产形态，从秦汉社会发源，一直是中国封建所有制主要的形式，也是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思想史的关键所在。侯外庐先生通过对封建土地国有制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以及专制集权政治长期存在的深刻历史原因。
第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曲折道路。
侯外庐先生从土地关系的变化、手工业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三个方面考察了的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情况，力图证明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他说：“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在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的” 。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私有土地所有制和经营地主的势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一条鞭”法的施行是对土地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法典式总结 ；虽然土地商品化的程度还很低，还不足以改变整个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已经反映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此外，明中期以来城市手工业及海外贸易的发展、商业资本的活跃也逐渐将封建生产方式解体，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内容。但侯外庐先生同时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有其独特性，与西欧是不同的。他说：“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 而原因就在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方式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他说：“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形式，既然是东方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又是巩固东方专制政制的基础” 。虽然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更名田，使旧制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策也并未能长久的阻碍历史进程，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依然很难突破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有了一点自己的民族工业，但资本主义萌芽仍然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这种“近代社会的难产”正是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的又一重要表现。
侯外庐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通贯性阐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他说：“从古代文明的难产到近代文明的难产，说明旧的传统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巨大堕力，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 出现这些独特路径的根本原因就是“旧的传统”——作为中国文明和社会基础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相应的维新道路，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封建土地国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曲折都与此有关。
三、侯外庐先生论中国思想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侯外庐先生将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史划分为先秦社会思想史、封建社会思想史和启蒙时期的社会思想史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并从中揭示出了中国思想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
第一，维新道路束缚下的中国思想史。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思想史整体上存在着保守与改革的矛盾，旧有的社会制度或思想传习往往束缚新哲学思想的产生，反映新社会要求的思想中往往保留着旧的思想形式，即“新的拖住旧的”或“死的拖住活的” ，这在先秦诸子思想和近代启蒙思想中有着集中的体现。他将先秦思想史看作国民阶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在他看来，先秦诸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受到商周尤其是西周先王观及礼乐思想的严重束缚。他曾这样评价诸子思想的共同特点：“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不论孔子和墨子，其所论定的问题，大部分重视道德论、政治论与人生论；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以人事为范围；其关于自然的认识，显得份量不大，其关于宇宙观问题的理解，也在形式上遵循着西周的传统。” 各派思想实际上就是围绕对先王观和礼乐观的批判而展开的，其中，儒家学派的特点是形式上认同礼制，而精神上则倾向于“仁”，他们把礼、乐观念化，并从道德心理和道德情操出发，批判了礼、乐的形式，并强调了其中思维的内容；道家学派的特点是发现了自然天道的某些规律，并把这种自然史的规律视为社会思想意识的依据，从而否定了孔、墨言必称先王的观点。先秦诸子“穿着古衣裳，说着古语言，而企图说明未来世界的自己的憧憬” ，即他们在表述政治、人生理想时，只有求助于对传统的重新诠释，而对自然只有“用‘譬如’的类比方法来证成思想家（贤人）的政治与道德的主张，从不为更进一步的自然认识而定立命题” 。侯外庐先生认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反封建运动依然受到“维新路线”的影响，采用了变法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例如早期启蒙思想代表人物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进步思想，一方面在自然观、政治观、伦理观上提出了反封建神学和道学、反君主专制、要求个性自由解放等新要求，体现出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理性等近代启蒙的思想属性；但另一方面，正如先秦诸子思想的发展受氏族血缘纽带的制约一样，早期的启蒙学者也受到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在他们的理论中常保留着旧的内容，而且常显出矛盾的体系” ，如对宋明理学旧形式的保留等。鸦片战争以后的启蒙思想家如改良派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民主革命派的孙中山、章太炎等人。虽然其进步思潮受到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影响，也从西洋民权、法治思想中汲取了近代的思维方法，但他们依然摆脱不了儒学、佛学等传统思想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孔教论、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等正是这种束缚的表现。
从根本上说，出现这种新旧纠葛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维新道路。在中国古代，国民思想的晚出与先秦诸子对“先王观”的保留，古代思想的“贤人”类型与人们对伦理道德的偏重，“是‘亚细亚的’或‘维新的’中国古代图景的思想史面貌” 。而中国虽然从16世纪晚期就开始了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中国并没有能够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 ，这些都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这一特殊路径的具体表现 。在他看来，这种“维新传统”正是理解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关键之一。
第二，正统思想中的宗教因素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浓厚宗教性。
侯外庐先生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提出“东方史更好像宗教史”，即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浓厚的宗教性。他是在研究商周时期思想的时候提出这个观点的，这一观点实际上贯穿于他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整个过程，是他对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国社会史发展的独特路径的一个整体判断。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思想的宗教性很浓厚 ，主要理由是：第一，中国的思想具备西方宗教的一般特征，如有神论的“神灵崇拜”，圣经、教主、神职人员、教团组织和寺院等。第二，中国思想中具有相当于西方宗教哲学或神学的理论。侯外庐先生认为宗教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哲学的，另外一方面是神学的，哲学主要以世界观作为核心，中国的哲学大多表现为自我意识的循环；神学则探讨神性、神意、神启及神迹等内容，以感性的心灵直观和想象的形式出现。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神启说、“天人合一”的神迹说、“天命”的神意说，天“寂然不动，感应万端”的神性说，都相当于宗教神学。与西方中世纪的政治服从于宗教，政治是宗教的婢女不同，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是宗教服从于政治，宗教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第三，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儒学发挥了宗教的功能。侯外庐先生比较早的指出儒家思想具有宗教化倾向，具备宗教性质，发挥了宗教作用。他认为思孟学派就已经开始对孔子进行神圣化，孟子 “天人合一”的神秘宇宙观使儒学的宗教色彩更浓厚，是后世儒教的起源 。汉代的儒学是国家化的宗教，“到了汉代，谶纬之学大盛，儒学即附带了儒教的职能” ，汉代的官方哲学“在两汉是‘经学’的正宗神学” 。宋明理学是比汉代儒学更加高明的宗教，“中国的道学是一种特别形式的中古宗教” ，宋明理学的天理论及方法论便具有宗教神学的特征，以朱熹为例，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朱熹的哲学也尽了它作为神学奴婢的作用” ，即发挥了神化专制君权并巩固封建统治的国教作用，道教和佛教的宗教性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影响自不待言。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的启蒙思想也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进步思想家往往利用宗教“旧形式及材料”表达新思想，比如王夫之、傅山等人都是用利用佛学的概念或思维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鸦片战争以后，康有为的孔教论实际上是宗教改革的中国式的再版，谭嗣同思想的实质则是泛神论的孔教观，章太炎是一方面反孔教的迷信，又用佛学的思维来表达新思想。因此，侯外庐先生指出中国思想的历史更好像是宗教史，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又一重要特点。
第三，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存在着正统与异端思想的矛盾斗争。
在侯外庐先生看来，中国思想史并不是自三代开始的“道统思想”的传承与延续，也不是西方学术语境下的“哲学思想”自身发展与逻辑展开的历史，而是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历史与逻辑之间的统一得以揭示。他说：“思想史以‘正宗’与‘异端’，唯心与唯物的对立或斗争为其发展规律。”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及哲学史的研究中，就注意探讨唯心思想与唯物思想之间的辩证矛盾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他突出了孔、墨的对立，老庄与孔、墨的对立，法家思想与儒、墨、道家思想的对立；在两汉思想史的研究中，他突出了正统经学与异端思想的对立，“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斗争，通过汉代是有一条线贯穿的” ；汉代异端思想的代表司马迁、桓潭、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他们表现出对社会弊端的揭示和神学世界观的怀疑。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主要是理学思潮，作为哲学化的儒学，“道学成为维护和承认封建统治的精神力量”。 侯外庐认为，理学唯心主义和反理学唯物主义哲学的斗争则是贯穿封建社会后期思想史的主线。他说：“我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思想史，必须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 他在探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理学思想的同时，还发掘了杨万里、罗钦顺、王廷相、吕坤、李贽、方以智等反理学思想家，以此显示思想史内部的矛盾发展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并非机械的将“正宗”与“唯心”，“异端”与“唯物”等同起来，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他认为：“有的利用思想资料进行改编工作，为统治阶级说教，这就是‘正宗’；有的利用思想材料，进行改造工作，反抗统治阶级，这就是所谓‘异端’。他们所利用的材料都可能是经学形式，然而他们的立场观点却又可能完全相反”。
四、侯外庐先生中国历史观的现代启示
第一，在对中国历史作出整体判断整理的基础上，侯外庐先生指出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不足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首先，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需要进行批判性的整理。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缺陷在于：一是缺乏私有权和独立的法权观念。在中国古代最能够体现私有权的是土地，而国家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土地制度， “自由的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之缺乏，土地私有权的缺乏，甚至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真正的关键” 。私有权观念的不发达，以国有土地为核心的所有制以及它的政治形态，影响了中国思想家的生活空间和思想的范围。二是受维新道路影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分析人类社会的时候，缺乏深刻的批判精神，思想的自我循环色彩十分明显。三是中国的自然观念不发达，先王观念特别发达。中国的思想中关于自然的研究，没有成为人类生活真正的科学依据。从侯外庐先生对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批判性分析中，可以看到他对神学世界观、法律的不平等性、私有权的缺乏、专制主义制度等持坚决的批判态度。与此同时，他也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反专制思想、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自由私有权观念等可资发掘利用的优良传统，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即通过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科学观念、法权观念、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其次，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需要引入外来的动力。在侯外庐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和历史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从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统一性和普遍性将是世界各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国社会将是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不过，与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的是，他认为中国社会实现自我进化的内在动力是不足的，这一点已经为文明起源、封建社会国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等历史事实所证明。因此，要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从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引入外部动力，即马克思主义。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的目的是为扫清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障碍，他将当时学术研究的时代课题视为“民主潮流的在中国的现实解决” ，他从不讳言其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手段促进社会和思想的解放，并为时代课题的解决寻找答案。侯外庐认为：研究历史，主要的工作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时代的意义，批判其腐朽的糟粕，发掘其优良的传统。他说：“从新事物里剔除腐烂渣滓，从旧事物里提取新生契机，发扬它。这是当前哲学上的首要任务。” 他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将当时的自由主义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派视为资产阶级史学和封建史学的余绪，并通过对其理论弊端与缺陷的深刻揭露，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原则和科学性。他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具备真正的科学性。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要求，“在乎详细地占有史料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真地分析研究史料，解决疑难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可以节此解决清算封建糟粕的思想任务。侯外庐先生对实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为中国当前及未来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参考和启示。
第二，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学研究进行了理论思考，并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学研究内容及研究视野的独特见解。
首先，中国历史研究应当是社会史、哲学史、社会思潮史研究的结合。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注意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并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侧重于探讨社会思潮的发展与演变，这一点已经为学者熟知。他说：“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 此外，侯外庐先生对哲学史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研究手段，初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式，其研究方法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方法和范式 。他认为哲学史与思想史两者为有机的统一体，哲学史是思想史的核心部分。哲学思想是思想家的世界观，即思想家对世界总体的认识，具体内容包括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历史观三个主题。他的哲学思想史研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重视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和历史观的内在逻辑，重视利用“矛盾律”来发现某一哲学体系中固有的矛盾。二是重视对世界观性质的考察。他说：“世界观是一种更高的、即更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属于哲学的范畴” 。在他看来，世界观的首要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决定思维的是唯物主义，反之是唯心主义。三是关注哲学思想所反映的经济意图。他特别注重探讨哲学思想与经济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哲学思想在上层建筑中处于较高的位置，它通过政治和法律等制度反映出经济基础的情况，哲学思想、制度与生产方式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对社会史、哲学史和社会思潮史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其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世界视野与中国问题结合”的研究视野。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思想的上述考察，并不是就中国而论中国，而是围绕中国的现实问题与时代课题，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宏观范围内加以考量，力图对中国历史的特点、价值与不足作出全面的考察。他说：“我常注意从世界史的总范围去考察以及从各个时期中外历史的比较中去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自信不是削足适履。” 例如，他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道路，就把“古典的古代”的希腊城市国家作为主要参照；在先秦思想的研究中，则以古希腊哲学思想为参照，认为古希腊思想起源在于对自然界本原的思考，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际的思想则萌芽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对应于希腊古代探究宇宙根源的智者气象，在中国则为偏重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 ；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的研究中，则以欧洲历史上16世纪初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与文艺复兴为参照，在考察明末以来“三百年”的社会变动和学术思想时，既注意从世界史的普遍性角度看待中国启蒙思想的发生发展，又注重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出发审查中国启蒙思想的个性特点。这种辽阔的世界历史视角，使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摆脱了自我中心的局限，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狭隘眼光，进入了世界史学的领域。只有立足于中国历史问题，同时以世界历史的视野进行中西比较，才得以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及其症结所在，正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及侯外庐先生中国历史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这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第三，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特殊路径问题的理论探索，为今天的文化自觉指明了方向。
我们认为，侯外庐先生所揭示的中国文明早熟论、私有观念缺乏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实践方式的变化不能改变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实质、中国思想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具有与西方启蒙思想不同特点等种种论点，是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创见。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但是把中国历史特点指出来，这在外庐同志是最突出的。” 就其现实意义来说，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史观为今天的文化自觉指出了方向，他将历史研究视为“从掘发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中，走出一条中国化的道路” ，既注意从世界史的普遍性角度看待中国历史和思想的发生发展，又注重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出发审查中国历史的个性特点，在“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发掘中国传统社会与思想中自身所孕育出的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理性等近现代文化因子，以嫁接起“传统”与“现代”的内在性桥梁。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正体现出“文化自觉”的文化视野，并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有“自知之明”，并能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思想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文化和思想的位置与坐标，对自身文化进行创造与建设，才能较好地做到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最终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作者简介】
方光华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秦史的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摘 要:首先介绍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内涵及当代高校德育面临的状况, 其次提出了加强当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本文建立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与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潜在、深层次联系。最后总结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思想政治教育;道德修养
先秦儒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创立的,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体系,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这些理论奠定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而后,孟子、荀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又从不同角度发展、完善了儒家思想,并提出了较为全面而且更加理论化的道德教育思想[1]。就先秦儒学总体发展而言,它所建立的教育思想体系,较之先秦道家、墨家、法家等其他学派的思想更系统、更全面。[2]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它经过千百年的沉淀,有些光辉的思想已经构成了我们的民族之魂。因而积极探索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中的有利因素,对促进当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完善有重大意义。
一、当代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的状况及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近年来,高校大学生德育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从国际上看,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加快发展,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大学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从国内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大学生面临着政治信仰、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等的极大考验;从高等教育自身来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高校德育工作在目标、任务、途径等方面必然要做出不同于“精英教育”的深刻变革[3]。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4年10月份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的文件,表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也说明了高校大学生德育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的迫切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在于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4]。在高校思想政冶教育中,对人才的培养,首先应注重道德教育;忽视道德教育,将会使社会道德状况日趋恶化,最终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当今时代,由于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带来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多种传播方式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难度加大。本文拟就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作简要探讨。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1.先秦儒家伦理教育思想有助于高校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的德育原则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提倡道德修养,重视礼义和人伦关系,儒家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仁”,它是由孔子最先提出的。“仁”既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伦理思想的根本。仁的含义比较广泛,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爱人”,就是要关心、爱护他人。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都是提倡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2]。先秦儒家的“仁爱”思想在高校德育中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在高校,德育的对象是青年学生,他们和德育工作者一样,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理所应当把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作为德育的重要原则。贯彻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受教育者,靠真理去说服学生,靠情感去打动学生,靠示范去带动学生,切勿以势凌人,以权压人,以利诱人。不仅要在教育者的角度做工作,还要站在被教育者的角度想问题,不是简单地完成任务,而是要实实在在地给受教育者予以帮助、指导,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2.先秦儒家人生价值观、理想人格思想,有助于高校培养大学生理想人格,全面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的要求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儒家重视内圣和外王,即人的改造和社会的改造,内圣和外王是儒者所追求的人生价值目标[5]。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义利观”,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借鉴意义。在市场经济物质利益的驱动下,个人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开始盛行。市场经济是以“利益”为杠杆发展生产力的经济体制,要求追逐利益最大化,创造利润的多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于是“见利忘义”等不正常现象频频出现,以致社会上产生了信任危机[4]。这些因素对高校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用传统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现代人,应在尊重个人利益、承认个人利益合理性的前提下倡导社会大义,以形成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理念。当代大学生应注重内心的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完善人生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更好地为经济建设事业作贡献。
先秦儒家自古极重人格,重视“人禽之别”。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不同类型的思想人格,如圣人、君子、志士、贤人、善人等。孔子认为学须立志,要求弟子们要“志于学”,“志于仁”,“志于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应当有远大的志向和理想,作为人前进的动力。孔子主张仁智并重,“未知,焉得仁”,意即如果没有知识,怎能培养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模式还具有敢于负责、乐于奉献的内容。《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2]通过自己修养为他人和众的利益服务,不以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和大众的利益。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格教育尤为重要。如何促使大学生形成健康人格是工作的一个重点。首先要帮助大学生确立志向,塑造“理想的自我”,鼓励他们按照理想自我设计并努力奋斗。其次要注重德智的协调发展,避免“有才无德”和“有德无才”。再次要培养学生敢于负责、勇于奉献的精神,处理好需要与克制的矛盾、自我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矛盾,优化其人格行为,使其形成完善的人格。
3.先秦儒家丰富的道德教育方法,有助于高校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完善
先秦儒家提倡“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受众,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孔子认为对教育对象,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这一点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尤有启发,每位学生都有其不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特点,应依其特点进行教育,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武断方式。
先秦儒家主张教育要寓情于理,即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给予一定的感情投入,并为之创造健康向上的外部环境,会产生一种常规教育所无法达到的效果。思想政治工作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双边交流,除了晓之以理外,还要动之以情,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先秦儒家提出“身教重于言教”。“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施教者更应注重其自身修为,在言行、举止、思想等方面为学生做出表率。先秦儒家学者还提出了终身教育的理念,这对当代的终身教育思想具有奠基作用。大学生要树立接受终身教育的信念,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4.“克己内省、学思结合”—先秦儒家德育修养核心,有助于高校提升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水平
孔子十分重视自我修身,他提出了“克己内省”、“学思结合”等道德修养的方法,他认为道德修养的核心是要达到使自己的内心世界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规范。[2]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重视他律教育,忽视自我教育。大学生处于青年中期,他们已经具有了独立思考和进行自我教育的能力。但是,在目前的道德教育中对他们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有所忽视,或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现代德育应强调发展人的潜能,激发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积极性,注重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教育,在教育者与学生之间建立民主平等、教学相长、亲密友爱的关系,我们今天要提倡的自我教育法就是在教育者的指导下,受教育者在自我意识基础上产生积极地进取心,为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而向自己提出任务,进而自觉地转化思想和控制行为的方法。 [3]这实际上就是孔子的道德修养方法在当代的新的阐述和发展。
5.先秦儒家重视道德的实践性,强调知行合一对当前高校的德育工作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当前高校德育教育以道德标准的灌输为主,道德实践方面比较少,使道德标准无法内化为学生道德行为,致使德育效率不高。先秦儒家道德教育十分注重道德实践,知行合一,提高道德修养,既要在认识上弄清道理,又要在行为上身体力行。知行不一,就不能把道德规范内化为道德品质,不能用内化了的道德准则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和自我调节,就不能称之为“有道德”。道德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阶段:“教”是学习道德要求,“育”是培育养成,将道德准则内化为道德品质,转化为道德行为。要实现这种转化,外在教育是个重要条件,关键在个体自身的道德修养。这种修养既不是那种与实践相脱离的“闭门思过”,也不是把道德规范死记硬背的教条主义,而是创设平台,引导大学生参与各种实践活动,如:社会调查,道德专题研究,参加公益活动等。在实践中提高道德认识,增进道德情感,磨练道德意志,增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提高道德自我教育、自我修养能力[5]。
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内涵和外延丰富而广阔,其他的诸如重视家庭教育,认为“家齐而后国治”;提倡“修身为本”的立志教育;注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环境教育等等至今还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应该尽力去挖掘其中的精华为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所用,以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并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参考文献:
[1]陈来.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9):198-204.
[2]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道德修养卷.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5.184
[3]张鸿燕.儒家德育思想的特色及其现代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6
[4]廖晓衡,付小容.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与创新[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4):138.
[5]李霞.儒家人道精神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J].中国哲学,1998,(1).
责任编辑:刘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