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近年来，欧洲政治学不断深入探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充分关注欧洲政治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促进政治学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融合，在公民身份和政治认同、欧盟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现代国家与民主的历史建构等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同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欧洲社会的后现代性发展，欧洲政治学将会加强对媒体与政治、族群与身份认同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政治学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欧洲政治学；研究领域；学科发展
文献标识码：A
欧洲是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当今世界范围内政治学和政治研究所使用的基本思想框架和学术体系，几乎都来自欧洲政治学经典作家的构造。近年来，欧洲依然是政治学研究的重镇，欧洲的政治学研究既具有高度的国际性和普适性，深入探讨了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又充分关注欧洲社会和国家的政治发展的新格局，不断回应政治现实变化带来的新议题和新挑战。
一、近年来欧洲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情况
欧洲具有政治学研究的深厚历史根基。在传承古希腊和罗马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欧洲启蒙运动的经典作家重新构造了全新的政治图景和政治关系模式。19世纪的欧洲政治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传统。随着政治研究日益成为一门科学，研究者更加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归纳和分析来解释政治现象。欧洲政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一方面深受美国政治学发展方向的影响，出现了从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则保持了欧洲长期以来在政治理论研究方面的特点，在现代性、国家理论以及民主理论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和逻辑思考。
二战后。欧洲政治学的发展，与民主化和福利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前者显而易见，后者是由于一个积极、开放、有渗透力的国家需要大量的有关政治过程和政治绩效的信息。就近年来的情况看，政治事件和政治格局依然是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简要梳理近年来欧洲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总体情况。
1、政治理论。主要围绕五大主题展开：一是自由民主体制的问题及其前途研究。欧洲政治学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以及阿伦特的公共空间理论中汲取资源，进行了大量关于推进公共领域复兴和协商民主建构的研究。二是后现代境况下的现代性及其反思。一些思想家如米歇尔·福柯、安东尼·吉登斯、艾森斯塔特、德里达等，从现代性遭遇的难题出发，探讨了风险社会、政治不确定性、社会碎片化等后现代现象，深刻反思或质疑现代性的正当性。三是现代国家和民主体制的历史生成研究。吉登斯、迈克尔·曼、贾恩弗朗哥·波齐以及昆廷·斯金纳等学者，回应“回归国家”的研究范式更新，从战争、民族主义、社会权力网络、现代国家的概念生成等方面对现代国家和民主体制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四是冷战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研究。苏东解体后，欧洲学界长期的意识形态对手消失，以吉登斯为首的学者提出了超越左与右，走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主张。五是新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的研究。近年来，欧洲绿色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等兴起，体现出不同于传统政党政治的特点。另外，公民社会在现实的福利国家体制遭遇困境时再次勃兴，关于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研究也是欧洲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2、本国政治。近年来，欧洲各国本国政治的研究，主题主要是欧盟与欧洲一体化问题。由于欧盟这种新政治和社会模式的发展，欧洲各国无论是否加入其中，都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基础、理论问题、一体化政策、发展中的挑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学思考。此外，大量的政治学研究集中在本国的选举、政党政治、公民参与、移民融合以及地方政治等领域。
3、比较政治学。欧洲比较政治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领域：一是对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的研究。这以苏东剧变前后最为繁盛，产出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二是南欧、南美、非洲和东亚的威权主义体制及其转型研究，以吉列尔莫·奥唐奈等人对威权政体及其现代化变迁的大量研究为代表。三是对东欧、南欧、南美、东亚一些国家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研究。
4、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欧洲政治学在这个方面主要有三个研究主题：一是对政府政策制定中的决策机制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的议程设定问题。是近年来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二是政府改革尤其是地方政府改革的研究。其中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和北欧地方政府再造引起了较大的关注。三是公共行政和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研究。欧洲一些国家有一些地方社区发展项目，鼓励建立公民参与的决策机制。研究者则对此进行了案例观察和分析，探讨了公民参与和优化公共行政的途径。
总之，欧洲政治学近年来围绕欧洲和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各分支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互为奥援，经验分析和理论构建俱有所长。
二、近年来欧洲政治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欧洲政治学近年来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里，我们主要根据2001年以来欧洲政治学联合会(ECPR)召开的四次例会所设定的主要研讨单元，从以下六个领域来概括近年来欧洲政治学的研究状况。
1、公民身份和政治认同研究。如何获得和界定公民身份，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继马歇尔对公民权利发展史的经典研究之后，政治学者一直在变动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关注主题。近年来，不少研究者从欧洲不同国家公民身份发展的不同路径、公民身份与民主实现机制之间的关联、传统的公民身份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公民身份建构来实现治理以及民族国家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公民身份的研究。全球化时代以及欧洲一体化导致的公民身份界定难题和政治认同的变化，使得研究者开始注重构建公民身份的新内涵，探讨后民族国家结构与公民身份和政治认同的关系。哈贝马斯的“欧盟宪政爱国主义”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界定了这种新的公民身份。
2、欧盟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研究。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在当代区域合作中是最成功的范例，更是欧洲政治的一个重大创造。欧洲各国政治学者围绕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基础、欧洲一体化的文化认同构造、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欧盟内部民主体制的建构运作、欧盟发展遇到的挑战以及对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此外，欧盟这样一种后民族结构(哈贝马斯语)，如何应对民族国家认同与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转换，同时保持适当的均衡和张力，始终是欧洲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如何协调民族国家和欧盟这样一个超国家体的关系，使得主权共享可持续，是挑战欧盟未来发展前景的重要问题。
3、民主深化与政府改革。欧洲国家自由民
主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遭遇多重困境，如公民政治参与冷漠，传统政党制度不受新生群体欢迎，官僚机制侵蚀民主，民主过度造成国家能力不足，民主机制失灵以及缺乏活力等。欧洲政治学展开了大量研究，探讨民主体制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复兴政治的公共领域，建设政治体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密关系，发展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的有效途径和机制以及构造社区参与基础上的地方发展规划等，力图在理论和实践领域激活民主机制。此外，一些学者认识到民主机制中的决策制定的重要意义，其中议程设定问题更是决定何种问题被提出、什么时候提出、怎样提出等的关键，因此对议会、政府机构中的决策制定和议程设定进行了大量研究，尤其以丹麦学者为多。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福利国家导致的政府效能不足、服务能力低下等问题，德国、英国和北欧一些国家兴起政府再造运动，关于新公共管理(即使用商业管理的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绩效管理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和政府改革的研究成为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
4、前苏联、东南欧转型和民主巩固的研究。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前后，大量政治学集中关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制的类型及其构成，分析这一体制的运作机制和发展规律，解释体制崩溃的原因。与这一研究取向具有紧密联系的是谈论东欧国家剧变后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问题。苏东研究的政治学者从民主变革的条件、社会结构、变革步骤、经济制度与民主体制的相关关系、精英行动选择等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南欧、南美和非洲国家的前民主体制或威权主义体制及其民主变革也是欧洲政治学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主题。
5、民族主义和集体认同以及行动研究。民族主义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与民族国家建构相关联的民族主义，既是现代性的推动力之一，又很容易成为反现代力量据以反抗现代化的力量。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一些民族分离运动，刺激欧洲政治学对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与分歧、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民族建构与想象的历史情境、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以及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的建构等议题展开了广泛地研究。另外，各种民族冲突和社会冲突往往以集体暴力形式出现，9·11之后民族问题又与移民问题和恐怖主义相关联，使得相关问题成为欧洲政治不得不关注的热点问题。
6、现代国家与民主的历史建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欧洲政治学界认识到国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自主性，并开展了一场回归国家的政治学术范式转移，形成了所谓的国家中心论的新范式。吉登斯从暴力和战争角度强调了民族国家的权力集中过程。蒂利从资本和强制两翼分析了欧洲国家的历史演变。迈克尔·曼将国家建构作为社会权力发展的一个阶段，对社会权力的来源及其现代发展道路进行了宏大的历史系统分析。斯金纳通过对国家、自由、民主的概念史探讨，考察了国家和民主等概念的思想史发展进程。安德森研究了民族国家之前的绝对主义国家发展的系谱。斯塔萨维奇从公债角度探讨了英法的民主进程。其他一些研究者将从欧洲国家研究中获得的启示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意识、国家建构和民主转型。
此外，欧洲政治学还大量探讨了绿色政治、环境政治、女权主义以及新族群融合等，这里限于篇幅，不再予以介绍。
三、欧洲政治学的发展趋势
当前，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欧洲社会的后现代性发展，欧洲政治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学科发展上将会出现对以下五个研究方向更加重视的趋势：
1、媒体与政治。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电视和报纸媒体的发展，政治议题几乎被媒体舆论所主导。这一方面导致公民意见的更充分表达，另一方面也使得大众意见的整合和梳理能力严重不足。此外，媒体往往由于考虑受众的喜好而扭曲和遮盖舆论，使得稳定和理性的政治决策更为困难。这是欧洲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2、新安全挑战和恐怖主义。9·11事件的出现和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安全观受到全方位挑战。全球性的战争威胁、恐怖主义和有组织暴力、地区和族群冲突等，使得传统的国际政治安全框架难以有效保障。尤其是出现在印尼的巴厘岛、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西班牙的马德里的恐怖袭击，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尖锐化。
3、族群与身份认同。国际化的欧洲，移民融合日渐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巴黎非裔移民骚乱引起欧洲政治研究的重视。世界不少地方以族群为名义的战争和冲突，都涉及现代社会如何有效容纳其民众的政治和身份认同，以化解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不安和紧张。另外，欧洲一体化中欧洲公民身份的建构，也是一个既紧迫又缺乏明确预期和有效策略的政治议题。
4、亚洲研究和中国研究。由于亚洲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尤其是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亚洲政治与欧洲政治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欧洲政治学界必须应对亚洲特别是中国以何种方式进入世界，会对既有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亚洲政治向何处发展等问题。
此外，欧洲政治学还会在新社会运动、性别政治以及后现代政治等领域进行探讨，以适应政治发展的需要，完善学科建构。分析
四、欧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的比较
总体来看。欧洲政治学研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这也是需要中国政治学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1、在政治学基本理论问题上有持续不断的深入开掘，引导政治学理论思考的方向和深度。吉登斯、斯金纳、迈克尔·曼等人对欧洲现代国家发展历史和道路的分析，开创了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并使得当下世界民主发展中的很多难题得到从国家建构层面的解决方案；哈贝马斯等对启蒙理性的推进和民主可能发展模式的思考，进一步推动了世界政治学对理性和民主可能性的深度理论思考。中国政治学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建构上很少作出成绩，往往满足于引进西方政治理论。这使得中国政治学的学科根基始终是外来的，难以建立植根于本身理论问题思考的学理体系，因此也难以对世界政治学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2、注重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融合。欧洲政治学虽然有与美国政治学同步的行为主义研究，但是始终存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问题进行探究的强大趋势。在具体研究中，往往能够充分注意政治理论和经验分析之间的有机融合。相比而言，中国政治学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两个层面都存在问题：一是经验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精确性，二是理论建构比较空泛。在两者的对接和融合上，表现更差。
3、不局限于地域研究之中，而是始终体现为与普适性理论之间的对话。欧洲政治学不但在学科设置和研究领域上具有世界性取向，而且始终具有一种普世主义的理论取向。中国政治学目前还具有明显的地域研究特征，还未实现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走向政治学的中国研究。
4、政治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与政治机构之间有很好的交流互动机制。欧洲政治学界与政府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往往是政治中的重大问题，而且相对独立的政治研究往往能够从理论基础和视野上给政治操作者以重要启示。中国政治学在如何紧密连接政治研究与政治操作问题上，还存在长远的路要走，首先就是建立政治学的学科自主性，其次要建立政治研究界与政治实践界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
(责任编辑 刘龙伏)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把握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是政治学领域每一位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对2005—2006年CSSCI所收录的10108篇政治学论文标引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了解政治学研究热点，并通过对高频关键词在2000－2006年间的变化来透视政治学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政治学研究热点；政治学研究趋势；关键词分析；CSSCI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政治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又是一门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与其他相关学科不断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学科。政治学在中国恢复重建的二十多年中，其研究从早期主要受科学社会主义影响，到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广泛引介和使用，再到近年来本土化研究的逐渐兴起，其研究的主题、研究的方法都在不断变化之中。那么，如何把握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和研究趋势，现阶段政治学研究有什么突出的特点?这些都是政治学领域每一位学者关注的問题。
目前，国内对于政治学研究热点和趋势的分析主要是采用定性的专家评价法，如《中国政治学十年来研究聚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政治学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等等。本文认为，要了解政治学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除了考察在政治学研究中学术影响力较大的论文和著作以外，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途径，即对政治学论文进行主题分析来考察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如果说大量的论文讨论同一个主题，则这一主题可能就是本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由此我们通过论文标引的关键词来得到论文的主题，并讨论当前政治学的热点。此前，我们曾经使用这一方法，运用CSSCI提供数据，对2000—2004年间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和研究趋势进行过分析，并从中发现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些特点，如研究热点与官方话语的密切呼应、较明显的“政治化”倾向等。那么2005—2006年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是什么?有哪些变化?笔者使用CSSCI的有关数据，通过分析被引用最多的论著主题和被标引最多的关键词来讨论2005-2006年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热点与趋势。
二、中国政治学研究热点分析
2005-2006年间，CSSCI中政治学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几乎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关键词个数16000多个，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是“和谐社会”，高达588次，被标引20次以上的关键词有186个，这些数据为考察政治学的研究热点和趋势提供了很好的素材，通过关键词数据的变化情况，可以分析出政治学研究的趋势和特点。表1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中政治学论文标引次数超过20次的前100位的关键词。
从表1出现的关键词及其排序看，政治学研究过分“政治化”的倾向仍然较为明显，即政府阶段性的主导话语往往成为政治学领域的热门关键词，其被标引的次数往往在政府提出之后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并在之后的2～3年达到顶峰，之后逐年下降甚至很快消失。根据这一规律在对2000－2004年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时，我们曾经预言“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可能会成为今后两年被标引次数较多的关键词。从表1可以看出，“和谐社会”不仅进入了该表而且以588次排在榜首。2004年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和谐社会”，在2005年被标引次数就达到了237次，2006年更高达351次，预计2007年的数据将进一步攀升；“以人为本”的被标引次数共计为121次，排在第13名；“科学发展观”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在此后的被标引次数分别为1、54、97、178次；“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新农村建设”等则于2006年被中央正式提出，在2005年的被标引次数均为零，而在2006年则分别达到67、34和53次。而在2000－2004年排在首位的“三个代表”被标引量继续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政治文明”、“小康社会”、“与时俱进”等也出现较为迅速的下降趋势。
进一步考察这186个关键词在政治学各个子领域的分布情况，可以更为详细地了解政治学各个子领域的研究状况及其之间的差异。为了便于分析，对这些关键词按照政治学二级学科进行分类，如表2。
从关键词在各个二级学科的分布看，“中共党史”的关键词数量最多，占总数比例为20.43％，并且每个关键词的平均被标引次数也较高，为55.63，在政治学各二级学科中仅低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三个数据说明“中共党史”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热门领域，这与中国独特的政党制度与党政关系有着密切关系。从“中共党史”类关键词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来看，其研究焦点主要在于“党的执政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党的建设”等方面，而“党的历史”并不是研究的热点。应当说，这两个问题恰恰也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执政党最为关注的问题。
排在第二位的是“政治学理论”，占总数的比例为16.13％。此类关键词中排在前列的包括：民主政治、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政治参与、民主、政治发展、政治文化、建构主义、政治哲学、政党政治、公民社会、全球治理等等，可以看出，政治学理论中研究的热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政治民主研究，它不仅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而且在2000-2004年也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构成了中国政治学领域中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热点；二是政治思想研究，如“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关键词，政治思想、政治哲学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比较稳定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学理论”类关键词的数量虽然较多，但是其平均被标引次数却较低，仅为38.77，这说明该领域的研究主题较为分散。
从数量上说排在第三位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此类关键词共22个，占总数的11.83％。排在前列的此类关键词包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三个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为本、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等等。可以看出，体现中国政治学研究“政治化”倾向的往往就是这些关键词，它们往往与执政党在不同时期强调的主导话语呈现呼应关系，并呈现出波浪式甚至是抛物线式发展轨迹。此外，此类关键词的平均被标引次数高达86.86，说明其研究主题集中度很高。
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类的关键词各有18个，占总数的比例均为9.68％。国际政治学类关键词中排在前列的包括：国家利益、欧洲一体化、和谐世界、恐怖主义、地缘政治、国际政治、国家安全等，其中相当多的关键词也出现在2000－2004年的关键词列表中，说明国际政治学领域存在一些相对稳定的研究主题，其集中度也不是很高。国际关系学类关键词中排在前列的包括：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
论、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崛起、中俄关系、中国威胁论、六方会谈、伊拉克战争、朝核问题等，其中相当数量的关键词是新出现的，反映出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研究主题与国际政治学相比带有更强的时效性，其关注的热点问题变化较快，同时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其关注的问题也较为集中——国际关系学关键词的平均被标引次数为50.17，远远高于国际政治学的36.06。
中外政治制度类的关键词共16个，占总数的8.60％，排在前列的包括：村民自治、新农村建设、制度建设、小康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农民工、社会公正等等。可以看出其中相当数量的关键词是关于中国现实中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如“新农村建设”、“小康社会”、“农民工”、“社会公正”等等，它们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纳入“中外政治制度”。但是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进行归类，一方面“中外政治制度”类关键词的数量会很少，另一方面反映中国现实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键词又找不到归属的类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学二级学科设置和划分的不足。
“其他”类关键词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一些专指程度低的关键词，从而无法对它们归类，如“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可持续发展”、“民族精神”、“理论创新”等，这类关键词较多，说明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关键词标注中存在某种程度的随意性、学科意识较弱；二是一些属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的关键词，如“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社会结构”、“知识分子”、“经济建设”、“社会阶层”等，说明中国政治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相对开放，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营养。
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已经被单独列为一级学科，但是仍然有8个此类关键词进入了表1，说明其与政治学研究密切关联。
三、中国政治学研究趋势分析
要比较客观地分析政治学研究的趋势，仅仅使用两年的数据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笔者把2000—2004年政治学论文关键词的统计数据和2005—2006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合并，并形成了表3，以更好地反映政治学的研究趋势。表3给出了2000—2006年CSSCI中政治学论文标引次数排在前50位的关键词。
根据各关键词在7年中的升降幅度情况，可以把表3中的关键词分为如下几类，即呈抛物线趋势的关键词、呈现出快速上升或者下降的关键词和基本保持平稳趋势的关键词。下面分别对这几类关键词进行分析。
首先是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抛物线趋势的关键词，主要包括：三个代表、党的建设、政治文明、执政能力、小康社会、理论创新、与时俱进、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这些关键词或者是执政党和执政领袖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主导政治符号和话语，或者是特定时期特殊的政治事件，带有比较强的时效性，因此，此类关键词很难说反映了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而仅仅是一时的热点。
还有一些关键词呈现出快速上升或者下降的趋势。前者包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等，后者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干部等。考虑到中国政治生活的背景以及中国政治学研究仍然较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这些关键词与呈现抛物线形状的关键词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其体现的政治周期不同而已。
表3中相当数量的关键词在2000—2007年间基本保持了一種较为平稳的发展趋势，包括社会主义、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全球化、中美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毛泽东、中日关系、资本主义、国际政治、俄罗斯、经济全球化、中国外交、美国外交、台湾问题、市场经济、国际关系理论、执政党、外交政策、村民自治、恐怖主义、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党内民主、两岸关系、新自由主义、现代化、制度创新、自由主义和党的先进性等。这些关键词反映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一些较为稳定的研究领域和主题。对这些关键词进行归类，并把一些专指程度较低的关键词去掉，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学研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国际政治领域，除了一般性的理论之外，全球化和国家利益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领域；而在国家关系和外交学领域，最受学者们关注的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当然还有非常特殊的台海关系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具有特殊意义，因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国家和地区仍将是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热点。
其次，执政党研究是政治学领域中相对稳定、并处于缓步上升的研究领域。如何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如何通过改善党的领导、党内民主的完善、党的先进性建设等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可以说是中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治生活、政治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可以预见，政党研究、执政党研究仍将继续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第三，在国内政治方面，除了执政党研究之外，另一个比较集中的研究领域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市场化的逐步深化，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可以预期，今后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社会分化的逐渐显化、中国公民社会的逐步成长，围绕民主政治展开的相关研究仍将继续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焦点领域。
四、结语
笔者通过论文关键词出现频率和变化趋势讨论了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通过对政治学论文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些特点。
首先，2000-2004年中国政治学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的特征依然存在，政治学关键词中仍然包含较多的“官方话语”，并与执政党在不同时期强调的主导话语呈现呼应关系，呈现出波浪式甚至是抛物线式发展轨迹。
其次，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各个二级学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一些二级学科如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发展迅速。无论从CSSCI收录的政治学期刊种类来看，从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所在的专业领域来看，从最具影响力的期刊论文和学术专著来看，还是从关键词的分布来看，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都是政治学研究中最为繁荣和稳定的子领域；其次是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弱的是政治学理论和中外政治制度。
第三，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如国际政治中的全球化、国家利益等；国际关系中的中美、中日、中俄关系等；国内政治中的执政党研究、民主政治研究等。这些领域将继续成为中国政治学学者所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责任编辑 彭建国)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这一进程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到多个研究维度。从政治学维度去研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政治制度和政治变迁层面进行阐释，以此推进我国“第五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有效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制度体系；合法性
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制度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展开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思想规定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和正确方向，必须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提升治理的现代化程度。
一、政治学视角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是在政治学的学科框架下进行定位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规范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上述对于两者的内涵界定中，都涉及到了政治学在制度建设层面的几大核心要素：制度、制度效能以及将制度转化为制度效能的人。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会推动国家治理的“善治”的实现。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中，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都指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长期价值目标，两者是相互促进且正相关的关系。其中，国家治理体系更倾向于形成以及完善一套成型的制度体系，制度体系的政治效能要较之松散的制度有效果，将制度转化为制度效能则有了一个稳定的、可以依存的制度路径，进而为我国现阶段的战略布局提供强有力的制度力。而国家治理能力更加关注将制度转化为制度效能的人的因素——这种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有好的制度，还要有能执行好制度的人，这样才能产生最大合力。政治学视角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促使国家治理达到“善治”的重要推动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符合社会治理的终极追求，即“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治理领域，要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治理术，即强调治理方式和途径的有效性的实践效能以及中国特色治理实践的统一。“目前，中国的治理术，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位一体。”而中国特色治理实践则体现在完善各个领域的制度、机制等方面的具体实践之中。
二、政治学层面的宏观阐析：構建国家制度体系
在政治学视角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完善的大格局。制度完善首先依据于构建国家制度体系。制度对于人类社会的稳定、基本利益的实现甚至现代国家的形成都有重要贡献。
17世纪，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在没有任何制度和规则约束的自然状态中，人们的生活处于混乱状态，甚至出现了“每个人与每个人的战争状态”。显然，在这种状态下，人类社会将失去秩序。可见，制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制度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和维持正常秩序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俞可平曾经准确地评价制度的实践价值“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使政府享有足够的权威，同时使公民有充分的自由。一个有足够权威的政府，是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社会政治稳定，人民就不能安居乐业，就难以发展经济，社会的物质利益就不能正常地增长。”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稳定性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和其他国家、地区相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人民性上，即致力于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度的优越性要转化成制度效能将会极大地提升我国的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两者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格局之中。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需要依靠制度的支撑得以实现。广义的制度（包括治理）对于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具有极端重要性。早期的国家形式也存在治理，只是治理线条比较粗，主要集中在治理对象，治理机构（官僚）以及治理依据（法律制度）几个方面。但这足以说明在早期国家的治理史中，制度已经成为治理中的必要要素。制度的重要性在我国的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也凸显出来。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是对我国制度建设进行反思基础上得到的正确认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新时期，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制度建设对于我国现阶段以及未来战略布局的推进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三、政治学层面的中观阐析：提升政府合法性和效能
如果说构建国家制度体系归属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宏观层面，那么在中观层面上，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密切相关。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建设的导向意识就是要加快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政府的合法性和效能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释放最大制度红利。
提升政府的合法性和效能要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步发展。
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大系统。各种制度和体制之间要达到相互协调的状态才能发挥出最好效果，实现其最大效能。所以，要实现制度体系和治理体制的现代化，就必须有与之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打造现代政府顾名思义是指政府治理的职能转型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发生调整和变化。调整的方向当然要与我国近些年来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相适应并且要积极地进行政府创新，以我国未来政府转型的目标为指导来进行相应的调整。不容回避的是，近年来，我国正经历着现代化进程中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对于这些挑战，国家进行了应对，即通过一系列的变革完善现行的制度和体制，以期待实现化解矛盾冲突的目标。很多资料都表明，当前，我國实践中面临的很多问题都直接指向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根本上看，这些矛盾和冲突是由于现存体制机制不适应新形势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我国各级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我国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沟通及民众对于政府部门的信任。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则是对于政府职能转变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更加关注政府自身的终极价值的实现，即把提升政府的合法性和效能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
四、政治学层面的微观阐析：提升政治人能力素质
政治学视角下，从微观层面看，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对于提升政治人的能力素质非常必要。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侧重点不同，但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国家治理能力在实践中非常注重人的积极能动因素。“除了制度因素外，影响国家治理能力效能的，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政治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人的因素。政治人指的是“关心并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公民以及在政治公民中产生的政府公务员和政治家”据此，提升政治人的能力素质包括三大类的群体：政治家，政府公务员，政治公民。
提升政治家的能力素质。在我国，制度的执行者是中央的核心领导集体及其智囊团队，这一群体可以称为是我国的政治家群体。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提升政治家群体的能力因素。首先，提升世界眼光。要写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篇大文章，政治家的世界眼光是一个必备要素。政治家要在反思和总结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在国家治理层面上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实现在国家治理领域的实践效果。其次，提升政治家科学决策行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家科学决策行为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
提升政府公务员的能力素质。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政府公务员的履职行为将越来越受到公民的关注，越来越受到的法律法规的规约。基于此，提升政府公务员的能力素质则十分必要。首先，教育和培训。尤其要对政府公务员进行公民教育和能力相关的培训。通过对公务员进行必要的公民教育和能力培训激发具有较高能力素质的政府公务员能动作用、给予他们工作的正确导向，从而极大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转化为制度效能的效率。其次，建立制约机制。提升政府公务员能力素质除了教育和培训之外，制约机制也是不可缺少的。我国在建立政府公务员的制约机制方面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提升政治公民的能力素质。政治公民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推动力。提升政治公民的能力素质代表着国人的政治观念现代化的程度。由此，提升政治公民的能力素质要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相适应。首先，扩展政治实践广度。提升政治公民的能力素质除了国民教育体系中提供的理想、信念、价值观等精神上的培养渠道之外，更迫切的是增加其政治实践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实践的真实历练，增加政治公民的感知和实践体悟。其次，与时俱进的政治文化引导。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培养政治公民的稳定的、长远的精神导向。由于政治文化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所以每个时期都有代表这个时期思想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据此，对于不同时期的政治公民要用不同的政治文化引导，才能起到有效提升政治公民能力素质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政治学的视角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国家层面、政府层面、政治人层面拓展了政治制度和政治变迁的延伸。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必然呈现发展的新阶段。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知识转型；变迁逻辑
摘要： 在知识演进的作用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经历了古代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和后现代知识转型等三个发展阶段，新旧知识型转换之间的张力推动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是一种包容式的发展，新旧组织形态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包容关系，这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变迁的基本逻辑。遵循上述逻辑，有效激活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知识活力，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Key words： academic unit，knowledge transformation，transition logic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从事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等学术活动的基本单位，知识发展演进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提出了要求和挑战。一般而言，人类知识演进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一是由原始知识型向古代知识型转型，二是由古代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转型，三是现在正在经历着后现代知识转型[1]46。对应至大学组织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2-18世纪为古代知识型时期；19-20世纪中期为现代知识型时期；20世纪中期至今为后现代知识转型时期。本文按照知识演进的历史来梳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逻辑，探究知识转型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历史联系，进一步深化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演进内在机理的认识。
一、古代知识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大学滥觞于12世纪的欧洲，大学组织的产生正是古代知识型作用的结果。12世纪，流落到东方的欧洲古典知识重新输入欧洲，古典知识中蕴藏的理性精神与宗教神学相融合，造就了经院哲学的繁荣，为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知识准备，“中世纪大学的繁荣也是经院哲学的繁荣”[2]109。
就组织形态而言，大学初为师生行会，“很多求知似渴的青年汇集到巴黎和博洛尼亚，他们组成众多行会组织，构成了最初的大学”[3]45。最初的师生行会仅为保护师生权益的组织，并不承担学术职能，例如，“同乡会”（Nation）是相同出生地的学生行会，“教授团”（Faculty）是某一专门知识领域的教师团体，“学舍”（College）则是为学生提供免费的住宿和膳食的场所。因此有学者认为，13世纪“universitas”（university一词的前身）只是表示大学师生组织，并没有学术组织的含义。[4]144-145到了中世纪后期（15世纪），同乡会逐渐消亡；Faculty从“教授团”演变为“学部”此处将faculty译为“学部”，没有采用“学院”等译法，主要是想避免与“college”一词译法的冲突。将faculty称为学部是日本学术界的译法，有关内容可参见：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页；张磊：《欧洲中世纪大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9、145页。，成员包括教师和学生，成为大学实施专业教育的单位；College超出了单纯的住宿功能，演变成承担大学主要教学授课场所的“学院”。师生行会的学术职能逐步凸显，学院和学部也成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的肇源。
由于古代知识型坚持形而上学的知识标准，重理论、思辨，轻实践、操作，世俗知识被排斥在大学之外，大学远离世俗世界，成为运用理性证明信仰的“象牙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学知识结构单一，“文、法、神、医”四科基本囊括了大学知识的全部，而且都被打上了宗教神学的烙印；知识活动单一，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上帝存在的合法性，教学成为大学唯一制度化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知识活动大多是围绕单个学者而进行的，大学处于单层次的结构中，单个的学部或学院散布在大学之中，有时甚至就是大学组织本身。学部和学院虽然已经成为学术组织，但却很难被称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学部与学院成为制度化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生在16世纪。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知识发展逐渐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禁锢，古代知识型的知识标准遭到强烈地动摇，大学知识开始突破经院哲学的藩篱，转而关注知识理性对培养理想人格的价值。大学的知识活动开始以提升人的修养、促进人的美德为目的，而不再仅仅是为了证明“神”的伟大，研读古典文献和学习语言文法成为大学流行的学术方式。这种变化的结果是语言文法修辞等与经院哲学相对立的古典人文学科知识逐渐在大学里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
随着古典文科知识与经院神学在大学的此消彼长，大学知识逐步呈现出世俗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从16世纪开始，大学知识逐渐改变了“混沌不分”的面貌，例如，16世纪的哥廷根大学已在文科学部中新设政治学、自然历史、地理、外交学、数学、科学、艺术、古代和近代语言等课程[5]。大学知识体系的丰富对大学组织沿着专门化的方向进行分化和发展提出了要求。大学开始分化为双层结构，典型的例子有，建于1538年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这所大学具有双层结构，底层是传授人文学科的学院，在学院之上有一层准大学性质的上层结构。[6]68由此大学基层学术正式形成了，“在欧洲大陆，以法国和德意志地区大学为代表，教师按学科组织成学部，实行集中教学，大学建立在学部（Faculty）的基础上；在英格兰，以牛津和剑桥大学为代表，大学内有按照日常生活组建的教师和学生组织——学院（College），大学教学分散在学院中进行”[6]68。学部和学院成为近代早期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两大基本形态。
二、现代知识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正如恩格斯所言，“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第一次得到系统的、全面的发展”[7]446。17-18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现代知识型的确立提供了条件。以16世纪人文主义复兴为起点，至19世纪现代知识型确立，大学处于古代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转型的阶段。
自然科学发展不可避免地消解着建立在旧知识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大学面临着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等多重知识标准的影响。理性主义将数理逻辑作为理性的奠基，经验主义把观察与实验作为获取知识的主要方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形而上学知识标准的合法性，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认识论的指导，但在向大学进军的征途中却遇到了人文主义的强烈阻碍，在知识的标准以及获取知识的方法上产生了分歧。知识本源是什么？是感觉经验还是先天的观念；知识活动的价值在何处？是培育美德，还是追求实用，或是知识本身就是目的；获取知识的方法是什么？是回到古典著作，还是通过经验的归纳或是进行理性的演绎。面对知识转型的冲突，大学在17、18世纪毫无作为，依旧沉浸在经院哲学与古典文科的泥沼之中。科学革命与思想启蒙在大学之外轰轰烈烈地进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学日趋保守而失去了知识生产的中心地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17、18世纪是欧洲大学史上的黑暗时代” [8]2728。这种局面在19世纪得以改观。以洪堡创立柏林大学为起点，大学主动适应现代知识型的发展需要，对自身的知识标准和认知方法进行调适，大学内部孕育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制度。
首先，“习明纳”的制度化。习明纳是一种强调师生对话互动，共同研讨的新的教学方法，“从教授和学生非正式的集会演进而来，以师生对话取代教师的独白”[9]28。在1820年之前，习明纳并没有在大学广泛采用，“直到1820年，习明纳仅少量存在于哲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且其预备功能多于研究功能。”[10]58在德国政府的资助下，1820年以后习明纳从哲学和神学领域向自然科学领域扩张，形式日益正规，并有了固定的场所、独立的图书馆和有保障的活动经费，成为德国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习明纳不再以训练学生掌握经典，熟悉文献为首要目标，而是以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培养学生从事创造性研究的能力为价值导向。习明纳因此而被成为“科学研究的苗圃”[10]60。
其次，“实验室”的制度化。实验室是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新型的科学家训练方式”[11]66，不过由于不符合古代知识型的知识标准，实验室长期徘徊在大学之外。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1826年化学家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创建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李比希彻底打破自然哲学式的传统教学方式，把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在完成理论教学的同时组织学生开展系统的实验研究训练，使得学生有可能很快掌握并且利用实验仪器开展科学研究。实验室不仅是为了教学而存在，而且同时能够不断贡献新的知识。为此，李比希实验室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近代教学-科研实验室”[9]25。李比希实验室在吉森大学的成功意味着观察和实验等实证性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被大学接受，这对科学知识在大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言，“大学的实验室对科学的价值如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画室”[9]27。
另外，“专科教授”的制度化。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带动了知识领域分化加速，大学知识的专门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使得中世纪百科全书式的教授已不可能存在，教授放弃了传授普遍知识的努力，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对另一个领域的专家一无所知，“学者们的最小共同之处是那种对他们来说都是共同的知识，因为他们所研究的领域都是专门化的，互相独立的。”[12]107传统英式学院中的全科讲师已经不能胜任专科教授的要求，从16世纪下半叶起，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就采用设立单科教授职位以取代传统的教师负责全部学科教学的做法，这被伯顿·克拉克誉为“对知识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12]37。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些德国大学也出现了少数教授固定负责单门学科的现象，为讲座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克拉克教授这样评价道，“从1558年莱比锡大学的发展可以看出讲座制已基本成型。”[13]44
习明纳、实验室、专科教授，这些都是促使大学接纳现代知识型的制度性要素，讲座（Chair System）与学系（Academic Department）成为制度化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也因此而顺理成章。讲座组织真正成熟是在19世纪的德国大学中实现的。“1809年，柏林大学在学部下设立由讲座教授主持的研究所，并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使得讲座成为德国大学最基本的教学科研单位。”[14]柏林大学讲座制的特点在于：一是专科教授的聘任得以制度化，教授聘任的标准更加看重知识创新的水平，“致力于专门科学研究作为主要要求，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15]125二是在讲座中通过习明纳、研究所、实验室等制度化的形式，要求教师和学生开展发现式的教学，把学习知识与探索真理结合起来。
学系产生于英格兰的城市大学。这些19世纪才出现的“新大学借鉴了苏格兰大学设立单科教授取代全科导师做法，将系设为大学结构中的最低层级”。 [9]65与德国大学一样，新大学的系是建立在分化的学科的基础上，一个系就是一个学科，从而改变了传统学院囊括全部知识的局面。不过，英格兰大学学系建立地并不彻底，直到19世纪后期，牛津剑桥仍然强有力地坚持寄宿学院的传统。学系被美国大学最早普遍采用。“到1890年，美国规模较大的大学都设立系。到20世纪初，所有的大学均设立了系或学院的建制。”[10]194
正是由于讲座和学系等基层学术组织的制度化，科学知识在大学活动获得了建制，取得了稳定的组织形态，赢得了持续发展的动力。不仅如此，大学知识的包容性也得以拓展，大学知识不仅来源于理性思辨，还可以来源于感觉经验；大学知识的认知方法不仅需要注重文本和思辨，还可以接纳观察、实验等实证的方法。这极大地改变了大学知识的图景，大学不仅可以生产和传播古典文科知识，还包括了物理、化学、生物等现代意义的学科知识，知识分类愈加精细，大学因此而重返知识生产的中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讲座和学系组织的兴起后学部和学院从事知识生产传播的学术职能逐步弱化，更多地承担起大学行政管理的职能，学部和学院逐渐蜕变为大学的中层组织。
三、后现代知识转型中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吊诡的是，现代知识型在20世纪的发展反而成为大学知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从20世纪后半叶起，大学再次陷入知识转型的持续张力与冲突之中。首先，现代知识型所遵循的知识分化和专门化的发展逻辑导致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不断分化与膨胀，增加了大学的离散性和管理难度，大学组织甚至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如何提高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结构的整合性和协同性成为大学组织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次，现代知识型所坚持的“学院科学”的规范阻碍了大学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在社会问责呼声高涨的20世纪后半叶，大学已经不能够再以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为名而回避自身的社会责任。
后现代知识型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为大学解决这一发展难题提供了基础。后现代知识型的突出贡献在于强调知识的多元标准，尤其对现代知识型所推崇的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无涉提出质疑，认为知识只能是文化情境下的产物，不存在纯粹客观和价值中立的知识。由于后现代知识型强调知识生产的情境性，这为大学知识活动走出学院科学的局限，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后现代知识转型的影响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呈现出更多的模式选择，呈现出新的特点。
其一，跨学科组织兴起。由于更多的知识生产发生在以应用为目的的情境之中，“基础”与“应用”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不断交互，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需要克服规模小、学科单一的不足，提升解决复杂科学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于是在二战之后，跨学科组织在大学普遍兴起。大学通过建立形式多样的跨学科课题组、跨学科计划、跨学科实验室、跨学科研究中心等，在不同学科的讲座、学系组织之间建构出矩阵式的组织结构，避免了大学知识因过度分化而潜在分裂的危险，从一定程度缓解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知识生产专门化与知识应用综合化的张力，为学系、讲座、研究所等传统学科组织在大学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制度空间。正如盖格（Geiger，R.L.）所言，“美国大学当初在院系组织内部成立跨学科研究组织，或者单独成立校属的跨学科研究组织，为的是开展传统院系组织不能开展的问题导向的项目研究，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张力的‘缓冲器’，起到缓冲的作用”[16]。
其二，异质性增强。由于意识到知识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科学发展对公共利益影响攸关，更多的团体和组织希望参与到大学知识生产活动中来，知识不再局限于学者个体的认知行为，也不单纯是知识共同体内部互动的实践行为，日益演变为“包括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以及其他多种社会角色磋商互动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17]16。发展科学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紧密的联系。正如斯坦福大学亨利·埃兹科维茨教授的“创新三螺旋（Triple Helix）”理论所述，大学与政府、企业在知识创新中建立起交互作用、协同演进的关系，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教学科研活动也与产业创新活动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关系，无论是在成员构成、绩效目标或是知识生产方式上，基层学术组织的异质性显著增强。
其三，组织结构也更加弹性灵活。由于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往往是动态变化的，研究不同的课题往往需要积聚不同的研究人员和不同学术资源，因而高水平大学里始终动态维持一批以项目为基础的基层学术组织。与传统基层学术组织不同的是，这些新型基层学术组织围绕某一问题或研究任务设立，组织形态多样且结构化程度低，没有学科、时间、规模的约束，对建制的稳定性也没有特别的要求，能够根据工作的需要，随时集中不同学科人员和资源，在完成项目和任务后自行决定是否继续还是取消。组织结构的弹性和灵活性大大增强了大学知识生产的适应性，使得大学底部充满了知识创新的活力。
四、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逻辑反思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新旧知识型转换之间的张力推动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当新的知识标准不能够在大学里被兼容时，基层学术组织就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变革，用以消解新旧知识型转换之间的张力，确保大学进行新知识生产的活力。现代知识型功能目标确立后，大学需要更新基层学术组织以适应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活动，为此，大学衍生出了讲座和学系组织，创造出习明纳、实验室和专科教授等新的知识制度，用以包容知识分化和专门化不断提高的趋势，为观察、实验等实证式的知识生产方式提供制度支持；在后现代知识转型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大学能够承担起生产传播社会性、境遇性知识的责任，避免大学因知识过度分化而导致组织分裂的潜在危险，基层学术组织又通过组建跨学科组织、增强组织的异质性以及创造出弹性灵活的组织结构，使得大学能够继续保持知识活力。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新旧知识型之间充满着持续的张力与冲突，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演变并不是沿袭线性的逻辑，也即新的组织形态并没有替代传统组织形态，而是将旧的组织形态通过新的组织形态得以扩展，并且重新巩固自身在大学的合法性。例如，讲座和学系组织的制度化并没有替代传统的学部与学院组织，学部与学院继续在大学中存在至今，只是淡化了知识生产的学术职能，转换角色成为大学的中层管理组织；跨学科组织的出现也没有替代传统的学系和研究所，而是在跨学科组织与学系、研究所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弹性灵活的矩阵结构，用以承担学系和研究所不能承担的知识职能，为学系和研究所在大学的继续存在拓展了空间。
因此，我们认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演进是一种包容式的发展，新旧组织形态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包容关系，建立新的学术组织，既克服传统组织结构的不足，又不打破原有的学术组织结构，这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变迁的历史经验。正像伯顿·克拉克所言，“历史上高教系统的变化通常采用这样一种折衷方式，即新的单位绕过旧的单位，而旧的单位依然存在”[18]。可以预见提高基层学术组织形态和结构的多样性和适切性应作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
推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对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也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推进期，“大学在创新驱动发展中与国家同行”[19]242已取得共识。从大学组织的发展逻辑来看，基层学术组织在大学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基层学术组织的知识活力直接决定着大学的学术水平，也从整体上决定着区域或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创新能力。因此，大学创新能力提升必将最终落脚于基层学术组织知识活力的提升与释放。注重激活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知识创新活力，不仅是近千年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也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从我国大学发展现状来看，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建立知识生产的协同机制，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不仅要成为大学知识活动的基本单元，更加要成为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中联结多学科、多主体之间的组织界面，为推动知识跨组织边界流动，合作实现创新目标提供机制保证。目前，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分散、封闭、割裂”的状态还未能得以根本改变，基层学术组织知识创新活力不足仍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推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提高基层学术组织协同知识创新的能力应当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推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改革必须理性，必须重视汲取历史经验。当前，国内一些大学在探索基层学术组织改革中呈现出片面追求“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思路，忽视了传统学科组织的历史贡献和存在价值，任其发展势必破坏基层学术组织多样化的生态结构，也违背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的基本逻辑。应该以提高基层学术组织形态与结构的多样性和适切性为目标，既要建立面向学科、比较稳定的基层学术组织，也要建立面向问题、动态的基层学术组织；既要建立单一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也要建立跨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既要建立实体性的基层学术组织，也要建立虚拟形式的基层学术组织。只有进一步提高组织结构的弹性和灵活性，提高基层学术组织知识生产的包容性，才能真正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建立更加开放、多样和包容的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形态应成为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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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陵合
政治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产业;治理;社会文化空间;空间政治;文化政治
文化产业是关于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社会生产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文化产品的生产处于基础地位，正是现代技术推动的文化产品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文化才成为一类具有广泛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产业。文化产业以文化产品的生产为核心，而“文化产品是人类为解决共同的生活问题而创造的一种交往手段，一种意义表达与沟通形式，以便于传播与记忆，进而传递，保障共同生活的有序、连贯和可持续，因而又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一种空间形式”。[1]文化产品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空间载体，文化产品的质量实际上也就是人类在其中进行精神生活的空间的质量，决定着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然而，现实中资本和权力的深度介入给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集中表现在文化产品的各种问题及其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从社会空间和文化政治的视角看，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空间结构失衡、文化认同危机、社会文化空间异化和文化政治参与单一。这些问题使得社会文化空间参与者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的协调，也无法积极地合作参与文化产业共治，从而阻碍了文化产业治理的有效推进。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治理中的社会文化空间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凸显出来，社会文化空间问题的有效解决决定着文化产业治理的成效。因此，从社会文化空间视角分析当代文化产业治理的对象，并在梳理对象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对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维度
文化产业治理是治理理论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具体实践。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滞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不足。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西方国家开始推行政府改革运动和新公共管理实践，在此背景下治理理论逐渐形成。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描述非洲的状况，此后“治理”一词被广泛使用。治理理论与传统的管理理论不同，二者在权力的主体、性质、来源、运行方向以及行使范围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治理理论强调更多治理主体的参与，治理主体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平等协商，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共同解决问题。据此可以认为，文化产业治理是在文化产业利益相关者公平公正地参与文化产业权力的管理和使用中，协调权力关系，有效处理文化产业发展问题，释放文化产业发展活力，最终实现文化产业权力和利益的合理分配，从而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的实现。文化产业治理主要以文化产品为中心，而文化产品具有空间属性。因此，文化产业治理理应包含空间维度。从社会空间批判的视角看，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维度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现实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维度，二是根据前者现实情况的变化需要建立一种对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分析框架和逻辑。第一个方面从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出发，说明社会文化空间问题成为当前文化产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这一问题是资本和权力深度介入文化产业发展的结果，它阻碍了文化产业治理的有效进行并影响了文化产业治理的效果，从而作为一个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进入文化产业治理实践，表征了文化产业治理空间维度的现实生成。第二个方面是在理论层面阐明，既然社会文化空间问题成为文化产业治理的现实问题，就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全面把握其发生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之策。但是，社会文化空间有其自身独特的逻辑和运作机制，如果运用传统的文化产业治理分析框架，显然无法对其本质和表现进行全面把握。为此，文化产业治理需要一种空间视角的介入，通过建立一种空间分析框架，才能全面地把握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化产业治理，这也从理论层面构成了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维度。
文化产业发展现实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维度，而文化产业发展现实问题的空间向度主要通过文化产品的空间属性表现出来。文化产品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社会文化空间形式，即人类在这一社会文化空间中进行有意味的文化生活。因此，文化产品的质量也就是人类精神生活空间的质量。但现实中由于资本的广泛渗透使得文化产业提供的产品出现了较多的质量问题。众所周知，资本扩张是当代文化产业兴起和发展最根本的动力之一。20世纪70年代，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黄金增长期结束，其中表现之一是制造业利润大幅下滑。资本内在的增殖本性必然要求其寻找回报率更高的投资领域，文化产业以其高附加值特性成为资本青睐的对象，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政策松绑更为文化产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但资本逻辑具有双重属性，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一方面，资本逻辑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的效率，推动人类历史文明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其推动的效率优先发展模式也给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本性要求将社会各个领域纳入其宰制之下，由此导致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物化和异化。资本逻辑的这种双重性也给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资本主导文化产业发展，意味着市场开始在文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也意味着文化生产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在此状况下，社会财富大量向此领域转移，人们的文化生产能力因此大大提高，文化产品的形态和数量显著增长，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文化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資本的扩张本性必然要求文化的生产以增殖和扩大积累为首要目标，文化自身发展逻辑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常常被抛诸一边，特别是当前金融资本日益掌控文化生产，由此造成的低俗媚俗、价值扭曲、虚无历史、文化泡沫等问题异常严峻。非但如此，由于文化产品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承载与表征着同特定社会生活方式的主体的想象相契合的哲学、宗教、道德与审美等文化形式”[2]，人们自由地进行文化生产也就是在行使自由表达和交流的权利，但现实中文化生产的决策权被资本和权力掌控，公众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文化利益的自由、平等协商以及合理分配也没有充分实现。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批判和文化政治的视角看，文化产品的这些问题代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空间出现了问题，这些空间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空间结构失衡、文化认同危机、社会文化空间异化以及文化政治参与单一。上述问题充分说明，文化产业治理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文化空间问题，存在一种空间的维度。
从理论方面分析，既然空间因素成为影响文化产业治理效能的一个重要变量和因素，那么文化产业治理必然要将空间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建构一种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分析框架。作为构成文化产业治理问题生成方式之一的空间，文化空间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运作机制。它不仅是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性的文化空间实践，而且是展现主体性或进行权力斗争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展现着话语体系与意义建构的争夺。所以文化空间不仅和资本积累有关，而且和文化政治、意义建构有关。它既是文化的，又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空间的这种特殊属性，使得它不同于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许多其他问题。面对这样的现实，传统的文化产业治理理论显然无法全面涵盖这些问题。文化产业治理理论如果不从现实问题的空间性出发，建构一种分析文化空间问题的理论框架，显然是无法做到对文化产业治理之空间问题的科学分析与有效治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文化产业治理同样具有一种空间的维度。
二、文化产业治理的主要对象
从上述对文化产业治理空间维度的分析可以发现，以文化产品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空间理应成为文化产业治理的对象。文化产业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文化空间的纷繁复杂、叠加交错，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批判和文化政治的视角，从盘根错节、彼此相连的社会文化空间中梳理出以下治理对象：
(一)社会文化空间结构失衡
文化产品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社会文化空间，文化产品结构决定着以其为表现形式的社会文化空间结构。因此，当前社会文化空间结構失衡主要表现为文化产品结构的失衡，尤其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层次、种类和区域分布方面。具体而言，不同层次的社会文化空间失衡都表现在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上，比如2019年我国共上映385部影片，票房收入达到642亿元，但票房排名前二十的影片贡献了总票房的三分之二，更多的影片在经历了“影院一日游”后就销声匿迹了。在当下文化市场中，格调低下的影视剧和演出、娱乐至死的选秀节目、低级趣味的访谈等基本型文化消费产品仍占多数，属于更高层次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文化消费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从而造成节目不同层次文化空间结构的失衡。不同形态的社会文化空间失衡主要都表现在文化产品形态上，所谓图书出版、广播影视、网络文化、人工智能等不同形态的文化产品，实际上是为人的精神性生存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形态，这些不同形态的社会文化空间影响着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生命体验。网络文化、人工智能等新型业态的文化产品，由于其高度融合性和智能性特征，能够同时刺激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器官而给人带来更好的生命体验。不过这些产品由于一定的技术门槛和较高的价格，无形中给许多人设置了消费门槛。不同区域的社会文化空间失衡主要表现在不同区域的文化生产能力上。现代文化生产需要建立在强大物质生产储备的雄厚资本、人才和技术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的区域不平衡发展导致区域文化生产基础差距较大，且这种差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弥补的。
(二)文化认同危机
认同是人们“在他们的地方环境中进行社会化和互动的”[3](P64)过程，生活在同一空间中的人们为了生产协作或情感交流，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共有的语言符号、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些共有的文化创造成为人们确认自我身份和群体归属的基础。从空间视角看，所谓文化认同危机就是生成于不同空间中的价值观念互相冲突或对抗，造成整体文化空间的分裂，从而导致文化难以得到认同或文化认同虚无。
宏观层面的文化认同危机，是指文化空间生产中虚无化、庸俗化、娱乐化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动摇甚至颠覆社会业已形成的历史符号和共同记忆，对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产生冲击，使社会成员陷入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的泥淖，对社会发展失去信心，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失去信念。[4]历史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在过往的社会文化空间实践中共同创造和互动的结果，共同的历史记忆使共同体成员成为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历史虚无主义用虚无化、庸俗化、娱乐化的手段否定和颠覆历史，使人们对民族或国家的认知无法实现统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这种多元价值对立的矛盾中变得逐渐模糊，国家治理也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价值基础。微观层面的文化认同危机，是指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空间的人们由于价值观念的冲突产生的危机。社会文化空间是人们社会实践的结果，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创造了多样化的社会文化空间。这种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空间由于价值认知的差异，很容易造成空间认同的对立和碎片化。这种碎片化的社会文化空间，通过财富、权力、话语等被分割成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空间的实践者基于自身体验建构不同的空间认同，将其泛化为对整个空间的认知，形成相互冲突的空间认知模式，而这些相互冲突的空间认同在各自的空间实践中又被持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造成整体空间认同矛盾持续存在并不断恶化。
(三)社会文化空间异化
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不仅是提供高质量文化产品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空间的生产过程。在资本和权力的裹挟下，作为这一产物的社会文化空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化，成为带有拜物教性质的商品空间和刺激大众消费欲望的广告空间。这种社会文化空间不但无法与人的诗意栖居和自由全面发展统一起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对立的力量，造成人的文化生存的困境。
人总是在特定的空间中生存，人的生存既需要身体和实践活动的物质空间，也需要精神和心灵居住的社会文化空间。人在自身的空间实践中总是运用自我意识对自身的存在本质和状态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反思，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创造出形态和形式无限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空间。在这种空间形式里，人类得以诗意地栖居。但是，随着战后资本主义将空间生产作为资本积累和增殖的重要手段，社会文化空间的属性和功能发生了根本转变，成为一种为了获取交换价值而被生产出来的商品。由此，商品形式开始渗透到各种形态的社会文化空间，并按照自己的形象对其进行改造。社会文化空间的商品化不仅使其生产的目的发生变化，而且对社会文化空间本身产生了致命影响。社会文化空间不再是为了使人诗意地栖居或者过一种有意味的文化生活，而是供他人消费以便实现交换价值。这种用于交换的社会文化空间，一方面成为经过精心设计、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文化商品，另一方面成为展示各种欲望、刺激大众消费的广告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文化空间生产的手段越是先进，效率越是提高，整个社会就越是被这种异己的力量控制，人们就越是感觉到空间与人的需要之间的排斥关系。社会文化空间异化是文化产业治理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关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5](P51)因为“我们生来就占有空间，是一种空间的存在。终我们一生，我们都在塑造空间，同时，已经确立起来的空间也在以各种方式塑造着我们的生活”。[6](P71)如何有效节制资本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过度干预，从而生产出一种能够满足人们诗意栖居和美好生活的社会文化空间，成为当代文化产业治理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文化产业政治参与单一
从空间的视角看，当前文化产业政治参与单一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和治理中相关主体政治参与的单一，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和治理参与渠道和内容单一，公民没有充分的渠道参与一些重要文化空间资源的分配。参与主体与参与内容的单一，不僅导致无法构建完善的文化产业治理体系，削弱文化产业治理的多元力量，而且造成治理内容片面，严重损害治理效能。
具体而言，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和治理参与主体单一主要表现在参与主体主要是政府管理人员、专家学者和房地产开发商等，公民和非营利组织等第三方力量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在各地制定文化产业规划，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表现最为突出。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决定了我国当前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政府制定产业规划和政策调控各领域资源的投入是这一模式的突出特征。但在现实的运作中，由于理解的偏差和政绩功利性的驱使，文化产业规划内涵被大大窄化，实际上成了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成为只有专业的规划师和政策制定者参与的文化设施和项目设计，进而排除了其他群体参与和实践的可能性。其实，文化产业规划不是只涉及产业结构、产业链和空间布局的一般经济性规划，而是致力于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美学目标并重的文化规划。就世界范围内成功的文化产业规划实践来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城市工业文明的遗产空间进行功能再造。在这种空间功能再造的过程中，“包含着人们对过往历史的理解与尊重，同时又包含着对过往实践的批判与反思，从而在建构新的人与历史文明关系的同时，寻找和发现新的推进历史文明进步的方法与动力，在反思历史文明的进程中推进和创造新的文明形态，以重建人与文明的相互关系”[7](P197)。因此，文化产业规划应该是各主体广泛参与包含广泛内容的文化生态环境营造过程，而非单一的产业规划。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和治理参与内容的单一，集中体现在参与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决策和评估权利的不足。参与是一种包含决策、监督和评估的全过程参与，参与的全面性是真正落实公民参与社会文化空间生产，保障社会文化空间质量的根本对策。但参与主体的缺位，必然导致公民无法参与社会文化空间生产的决策和评估。虽然现实中公民可以依靠网络等渠道的舆论批评和监督对决策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监督方式由于受到体制机制和技术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导致监督效果大打折扣。上述参与主体和内容的缺失与不足，掩盖了文化产业治理中面临的一些真实问题，严重影响了文化产业治理效果。
三、文化产业治理的对策
既然社会文化空间是文化产业治理的重要对象，根据社会文化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形成机制，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文化产业治理的对策。
(一)树立总体性的社会文化空间价值观
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准则。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首次提出“总体性”概念，将其定义为“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8](P76)也就是说，在认识事物时，必须坚持全面和普遍联系的观点，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对其形成科学的认识。
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分析框架试图以社会文化空间为切入点，分析文化产业治理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推动文化产业治理水平提升，这就要求必须首先对社会文化空间作一个整体的价值判断。社会文化空间不仅是实现资本增殖的一个新要素，还具有文化性、意识形态性、社会性和时间性，更为关键的是，它是人进行自由创造的实践活动的场所。在文化产业化的推动下，社会文化空间与会展、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时，社会文化空间还具有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当我们生产一种社会文化空间时，实际上是生产一些思想和价值观。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将对人们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推动社会文化的爆发式转变。其次，社会文化空间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属性。社会文化空间不应该作为资本积累的纯粹工具，在资本的裹挟下，成为刺激消费欲望的广告空间或为地产做嫁衣的纯粹物质空间。这严重背离了人们生产社会文化空间的本来目的。人们生产形态丰富的社会文化空间是为了创造自己的心灵家园，获得更好的精神性生存环境。交换价值可以作为一种提高社会文化空间生产效益的辅助手段，但不可作为一种支配性的策略。最后，社会文化空间还具有文化生态价值。原生的社会文化空间是一个人、社会、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系统，在对这种空间改造的过程中，任何一种简单的分割或盲目的改动，都有可能造成对原有空间内容的技术主义破坏，最终导致原有这个系统形成的文化认同的无所归依。
(二)规范资本运作与社会文化空间生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增殖本性及其自身遇到的限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资本的增殖逻辑带来的盲目生产必然导致生产严重过剩与消费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虽然工业社会时期的资本试图通过破坏生产力和扩大世界市场来克服这一矛盾，但这些方式注定只是对矛盾的缓解而非“治愈”，因此也在更大范围内加深了这一矛盾。资本为了实现增殖，不断突破自身限制，寻找新的生产领域，在从物质生产转向非物质生产，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应运而生。
但是，资本在推动社会文化空间生产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果。就我国情况而言，社会文化空间状况是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国家为了提高文化生产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文化生产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大大提高了文化生产效率，为市场提供了形态丰富的社会文化空间产品。但是，资本毕竟是以实现增殖为根本目的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对社会文化空间进行商品化和市场化运作，以利润为中心，以效率为准绳，导致了社会文化空间的同质化、虚无化、低俗化等问题。因此，在当下中国，当资本逻辑介入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的时候，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和发挥资本在社会文化空间生产中的作用，对资本进入社会文化空间生产的目的、方式、领域和效果进行慎重考虑，在一些核心领域的社会文化空间生产中，应该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理念、目标、介入机制和制度规范，以此确定资本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发挥多大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调节、规范资本的空间运作和空间生产，牢牢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三)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治理体系
空间不是被动的客体或活动舞台，“(社会)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9](P26)作为一种充满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的空間形态，社会文化空间不仅是资本积累的手段，而且作为一种权力和支配工具被生产出来。社会文化空间的社会和政治属性揭示了不仅在社会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充满各类利益主体的博弈，而且社会文化空间本身之中蕴含着利益主体及其相互关系。这些利益主体的互动方式和互动机制，时刻影响着社会文化空间的变动，因此，社会文化空间治理要兼顾空间背后各类主体的利益，他们作为社会文化空间治理实践中的行动者，成为影响社会文化空间治理效能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力量。
一般来说，社会文化空间治理包含政府、市场、社会三个主体。当代社会结构的加速分化造成社会利益需求多元化，不同群体对社会文化空间的生产和使用有不同的诉求，为了解决社会文化空间面临的问题，必须找到一条确保利益相关者多方参与、协调共治、充分保障各方权利的治理道路。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社会文化空间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商业属性，使得其生产要么沦为权力统治的工具，要么沦为资本牟利的手段，群众或者弱者的空间利益经常被忽视，由此产生了很多空间问题。基于当前社会文化空间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应该明确划分治理主体的外在权力边界和内在职责担当，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归其位、共同参与、相互制约、协商对话的“三位一体”治理体系，最终实现社会文化空间治理的“善”治目标。具体而言，在政府方面，应该不断创新社会参与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渠道与机制，改变传统文化空间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供给机制，把多元文化建设作为目标，丰富社会公众的文化选择;调节市场，防止市场为了盲目追求利润侵蚀社会文化空间内容的价值性。在市场方面，应该在遵守政府宏观政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对文化空间资源和市场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交换和借助价值机制进行调节，同时坚持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承担相应的公共文化责任，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自我管理与文化治理的有效结合。在社会方面，当前影响我国社会文化空间生产的主要力量是政府和市场，在政府主导、市场推动的体制下，社会个体和非营利组织的力量一直未被充分重视，他们的空间权力和利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社会文化空间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国家文化事务多元主体共治。因此，一方面要尊重他们的空间选择和需求，另一方面，要大力扶持和培育他们，充分释放他们的活力，通过有效调动来治理各种文化空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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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提要 道家的“自治”话语指向一种柔性的自发秩序和社会治理之道，它是破解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关键之处；“自治”话语是道家文献中固有的视角，它体现了道家的社会治理理念，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近代以来两种道家研究思想的融合或突破；其行文语言表现为隐逸或休养生息；其深层的根据在“道法自然”与“玄德”。总体来看，从“自治”话语重新解释道家的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 道家 自治 话语 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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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家“无为而治”话语所指
道家，特别是先秦道家有着突出的社会“自治”思想。权威与自治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政治哲学的一大基本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中国古代的“治道”大体形成一种二元的张力结构：一为权威一极，以墨家、法家为代表；一为自治一极，以道家为代表。前者强调来自人君的社会控制，后者主张君不扰民的民众自生自化。墨家“尚同”思想的权威特点直接影响了法家，法家思想呈现出典型的权威主义性质。儒家的道德教化虽不乏“自治”因素，但其“得君行道”理想及其制度化有突出的权威文化特点。道家与其他各家形成了似乎并不对等的对立态势，但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也同样实现了理论上的自洽，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政治哲学中最富有特色的思想之一。儒、墨、法、道的思想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演变发展阶段，但就其核心理念来看，这一思想线索是清楚的。
道家的“自治”之道，与儒、墨、法相比，借王充的话说，就是“以不治治之”。①王充明确地说：“夫不治之治，无为之道也。”②郭象注《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章时，也做了比较清晰的解释：“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③不治天下而天下治？或者说“治出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④这可能吗？暴秦灭亡，汉初休养生息，不正是“以不治治之”？司马迁对汉初的文景之治做了描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⑤秦帝国以烦、苛为政而天下亡，而汉初“政不出户，天下晏然”，政府近乎休息，却迎来天下大治，这是为什么？清末学者魏源的解释可以回答我们的一些疑惑：“盖毒痡乎秦，酷剂峻攻乎项，一旦清凉和解之，渐进饮食而勿药自愈。盖病因药发者，则不药亦得中医，与至人无病之说，势易而道同也。”魏源：《论老子二》，《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第258页。魏源的说法，来自于孔子评论子产为政的思路：“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3），中华书局，1990年，第1421页。有的学者将此一现象概括为“谷底效应”：“对于治世或盛世，谷底效应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民生在大乱之后凋敝之极而迅速反弹，正是《老子》所谓的‘反者，道之动’（通行本第十四章）。”④熊逸：《道可道：〈老子〉的要义与诘难》，线装书局，2011年，第71、69页。换句话说：“谷底效应加上（近似的）最低限度的政府（而不是无政府），于是就有了‘文景之治’。”④这多少有些顺势而为的意思。其实，“天下晏然”，关键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即民的自富、自化。那么，这一“不治治之”而成的“天下晏然”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秩序呢？“君臣俱欲休息”而尽量不扰民，使民众在一片焦土上通过勤劳致富，重建家园，过上安静的小日子，社会呈现一派祥和气象。这种繁盛局面来自于每一位底层民众积极地辛勤劳作，而非一个强有力政府的刻意推动。石元康根据哈耶克的两种秩序理论将这种秩序概括为“自发秩序”：“在一个完美的自发秩序中，每个元素本身所占有的地位，并非是由一个外在或内在的力量的安排所造成的结果，而是由各个元素本身的行动所产生的。这个秩序，也不是任何一个秩序中的成员刻意造成的，而是各成员的行动与互动之间所造成的一个非有意的结果。”⑥⑦⑧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三联书店，2000年，第118、128、119～120、120页。“无为而无不为”者，正是这样一种自发的秩序，它似乎没有明显的中心，却在社会成员的努力中形成了一种完美的秩序。所以，“无为这种政治理论，就是要执政者清静，对于人民不做干预，让人民自己去发挥创造性。”⑥这就是说，“以不治治之”，其实质就是允许民众“自己去发挥创造性”，调动民众生产生活的积极性，达成社会的发展目标。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设想正是“由各个元素本身的行动所产生的”自发的秩序，“自发秩序乃是个在决定上有多中心的秩序。”⑦这一社会中，政府不扰民，民众安心过日子，这种没有极权的社会是宽松的，其秩序也是一种柔性的秩序，是对“民”自治给予的最大肯定。而儒、墨、法的治理之道，突出的是君主在政治生活中的独占地位及话语霸权，企图确立一种“命令式秩序”，即整个系统听命于一个权威，所有的成员惟权威的意志是瞻。“命令式的秩序往往是为了完成某项目的或某个目标而存在的，这目的又往往是发令者心中的目的。”⑧为了有效地完成最终目标，发令者常常会以全知、全能者自居，颐指气使地驱使民众达到自己的目标。法家的权谋，墨家的尚同，儒家的教化，都为一定的具体目的而发布命令，但是这些目的本身是有限的、主观的、刻意的，而且要求民众只能遵从。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刚性的权威秩序。而道家的柔性或自发秩序，恰好是对这种权威秩序的一种疏离。
二、道家“自治”话语的文本语言
近代以来，学术界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严复、梁启超、刘师培、陈独秀、胡适、陈柱、吴虞、萧公权，英国的葛瑞汉、美国的安乐哲、日本的福永光司、韩国的宋荣培等学者在不同程度上用“自由”这一西方概念阐释老子的“无为”思想。“新道家”鼓吹者甚至直接用“自由”指称老子的“无为”思想。英国学者哈耶克在《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秩序的原则》中引用了《老子》第五十七章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来解释自由主义。[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冯兴元、陈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另一种是嵇文甫、郭沫若、吕振羽、余英时、韦政通等以“权术”“消极”“愚民”“反智论”等界定道家“无为而治”。这两种观点看起来相反，但都多少“以西释中”，离《老子》文本有一定距离。我们知道，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固然是否定政府的乱作为，呼吁统治者节制权力，但并未消解政府的统治地位及其统治作用，而是强调留给民众充足的生活空间，以调动民众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并具有古希腊开创的由法律保障的、不受干扰而自主行动的范围与空间的个人权利意义。在此意义上说，“无为而治”所包含的“自治”概念，充其量也只是统治者给予民众个人宽松地从事生产、生活的一种“特权”，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9页。这种“特权”法治的保障却不能成为一种公开的权利，所以随时会因统治者的权力膨胀而丧失，最多只能以“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的“道”作为担保。至于说老子的“无为”是权术、阴谋、反智、消极等，往往只是抓住《老子》第三十六章的“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之类的表述。“取之”“与之”即“取者”“与者”，“固”是本来之意。仔细来看，第三十六章不过是讲天道自然转化之理而已，谈不上什么阴谋权术。所以，高延弟说：“首八句即祸福盛衰倚伏之几，天地自然之运，似幽实明。”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参照简帛本最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8～209页。韩非子的《喻老》，以越王勾践、晋献公、智伯之阴谋说之，加深了这种误解。“愚民”“消极”之说，直接误读了《老子》文本：“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第六十五章），只见“愚”字，不理解“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167页。即纯朴、天真之意。老子所反对者，不过是礼乐政教之智，而非一般地反智。老子主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第六十三章）还谈何消极？这些解读更多地体现了西方政治学思路的影响。
仔细来看，《老子》的文本已对“无为而治”做了解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这一章集中地将“民”的“化”“富”“正”“朴”归结于“民自”，突出了“民”在一定程度上的主体地位。老子主张的“民自化”“民自富”“民自朴”“民自正”，概括起来可以叫“民自治”。宋代学者林希逸较早用“自治”解释《老子》第五十七章：“故古之圣人但曰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而天下自治矣。”林希逸：《鬳斋老子口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2页。不过，这里的解释也有些分歧：“自”指“自然”？还是“自己”？非常有趣的是，任继愈、冯达甫的翻译都用“自然”，而陈鼓应将“自化”翻译为“自我化育”，将其他三个“自”解释为“自然”。其实，问题也恰好出在这里：“我”无为、无事、好静、无欲，社会自然安治，但问题是如何安治？谁来安治？“我无为”固然是前提，但除了“民自治”以外，难道“我无为”还有意义吗？如果没有社会个体与民间的积极努力，没有“民自治”的活力而形成一个类似于四边形的合力与结果——“天下晏然”的柔性的、自发的秩序，“无为”何以“无不为”？因此，老子提出的“自化”一类的“自治”概念，虽然不能被等同于现代政治学等所理解的以法治与权利作基础的“自治”。但是，如果我们将此处的“自”解释为“自己”，即自我化育、自给自足、自归淳厚、自归于正这些表述，也就是表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含有能约束自己行为之意，在此意义上的“自治”， 治者，理也，也就是“自理”之意。因此，道家的“自治”，首先指民眾的自我治理和自然安治的生存秩序，强调权力的自我节制，与西方的“自由”只是一种“家族相似”，但在历史背景、内在结构和性质上有着相当的距离。由此可见，“民自治”是解释道家“无为而治”政治思想传统及其影响、演变的新视角。
先秦“自然安治、自我治理”意义上的“自治”，韩非子甚至明确肯定其在历史上的存在：“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443页。此处的“自治”，正是自我化育、自给自足、自归于正之意。所以，韩非子所使用的“自治”，可以用来概括老子所说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自化”“自定”“自宾”“自均”等，表示民众的自我治理。《管子》中也有“自治”的用法，“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54页。这里的“自治”，有万物自相治理、自然安治之意。其实，王弼在解释《老子》第三十六章的“微明”时说：“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为大，以除将物也，故曰‘微明’。”③④⑤⑥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89、13、19、19页。王弼注解《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说：“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③这是对“自然安治、自我治理”的进一步解释。
“自治”的“治身”意义，《老子》用的是“自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④何谓“自生”？“自生”即自益其生，或者说不求自身之生，“自生则与物争，不自生则物归也。”⑤何谓“无私”？“无私者，无为于身也。”⑥不“自生”而无为于身，“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也就是“善摄生者”（《老子》第五十章），才能行“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第五十九章）。河上公注，多发挥老子“治身”的养生意义。而儒家所说的“自治”，多指以道德修身。《礼记》说：“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礼记·礼运》）董仲舒认为：“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256页。朱熹注《论语》等在此意义上也大量使用“自治”一词。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都从“自治”角度揭示“无不为”的实质。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直接称之为“自治”；李维武：《徐复观文集》（3），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王中江《自治主义和乌托邦想象》称之为“自治主义”。王中江：《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中华书局，2016年，第293页。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论道者》称之为“个人自治的理想国度”。[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
三、道家“自治”话语的行为语言
春秋末年，铁器广泛使用，农业进步，土地私有出现，商业发展，封建宗法制度动摇。“贵族阶级的人数一天天的增加，互相冲突排挤，它的结果使得贵族阶级许多的人急剧地降入下层社会。这使得下层社会的民众慢慢有了知识，增加了力量，能够对贵族阶级起反抗运动。”B12B13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45～246页。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天子权力下移诸侯，甚至出现“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那时各阶层的人物攻击得格外厉害，于是渐渐集中，竟有没有封土的大夫和无禄的公子公孙出现了。”B12士阶层本是最低级的贵族，很少或者干脆没有土地的士，依靠知识与能力为高级贵族服务，“那时士阶层失业而贫困的人非常之多，‘隐士’之流也已出现。”B13士阶层经历了从“仕有定主”到“仕无定主”的变化，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页。原来依附于有一定血缘等关系的特定的贵族，现在远行他乡而谋生，这样，也同时摆脱了身份依附关系的束缚，发生了类似于“从身份到契约”的解放，[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97页。 成为春秋战国社会最自由的力量。多数士游说取食于诸侯之间，一部分则隐居耕种于乡野，隐逸以求其志。商原李刚：《“士”的二重性与道家隐逸哲学》，《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士的隐逸，一方面摆脱了外在宗法体制的身份束缚，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远离了自己的家族；另一方面，隐士从内心摆脱了“仕”这一内在义务，追求个人之“志”，弃“义”求“志”，寻求一种非主流、个性化的独立生活。商原李刚：《离“家”出走的道家政治哲学》，《人文杂志》2005年第2期。 士这种脱离贵族生活圈而遗世独立的生活勇气与独立精神，被老子、庄子等人提炼、升华成富有自治、自化精神的道家哲学。在此意义上，道家是富有自治气质的学派，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方式，寻求生活的多样性。老子虽非隐士，但晚而失官，西出函谷关而去；庄子归隐于乡间；杨朱、列子、鹖冠子、文子等等道家人物，大多独立特行，以自己自由自在的行为语言，书写了道家“自治”的最早篇章。与政治强权和权威保持距离，是道家“自治”话语典型的行为语言。
道家“自治”理想，虽与隐士有关，但并未停留于隐士的小圈子中。战国中期兴起的黄老道家，从对现实的抗议到“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司马迁：《史记》（10），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9页。形成一套多少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思想。暴秦之后，百废待兴，汉初君臣俱欲休息，宽律驰禁，崇尚黄老之道，讲究慈、俭、简的政治作风，在汉初的政治生活中收到了“事少而功多”的效果。其实，汉初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高度中央集权尚未完全形成，至少有皇族、诸侯王、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三种政治力量相互制约、互相抗衡，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牵制。正是这种分权状态，使政府无为，民众的“自治”得到极佳的机会，成就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兴旺。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51页。黄老人物盖公有一概括，即“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司马迁：《史记》（6），中华书局，1959年，第2029页。“自定”亦即“自治”。“定”有安定之意，也有决定之意。统治者的清静无为，“用人之自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17页。由民众相互竞争，发家致富，满足其生活需求。因而，道家的“自治”理想在此沃土上得以兴盛。汉初的放任，尽管有著“让民自治”的特点，但已不完全是一种“被自治”的状态，而是在权力制衡的夹缝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这是道家“自治”最高形态的行为语言。
四、道家“自治”话语的可能空间
道家的“自治”理想在发展过程中，其极端表现为“无治主义”，这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官府的存在，近于无政府主义。
庄子的“自治”理想最为极端：“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⑥⑩B11B12郭庆藩：《庄子集释》（2），中华书局，1961年，第294、291、334、336、365页。庄子强调治天下不过是“顺物自然”。庄子主张：“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⑥“正而后行”，按陈深的解释：“以无事为‘正’，以‘自然’为行。”⑧⑨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14、214、211页。“确乎能其事者”， 即宣疑所说的“不强人以性之所难为”。⑧这些典型的“自治”思想，近于“无治主义”，将“自治”思想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思想，在《庄帝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陈鼓应概括说：“《应帝王篇》，主旨在说为政当无治。本篇表达了庄子无治主义的思想，主张为政之道，毋庸干涉，当顺人性之自然，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⑨这就是说，让人民能为自己的意志作主，享有自由的生活。庄子的“自治”理想，是古代通往现代“自治”观念的重要桥梁。
《应帝王》篇还是从天道立论，到了庄子后学的著作即《外篇》，其中的《骈拇》《马蹄》《胠箧》《在宥》等篇，从人性立论，更进一步地对政治的统治作用提出质疑，并明确地提出“民性”问题：“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⑩“民有常性”“天放”命题，已多少自觉地意识到了人的正当生活的权力问题，是中国古代比较深刻的自由观念。《马蹄》篇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B11这已是愤激的无君论了。《骈拇》《胠箧》将儒家的仁义礼乐视为附赘悬疣、骈拇枝指，一并加以否定，以求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解放。《在宥》更连“治天下”也否定掉了：“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B12宋代学者林希逸解释说：“在者，优游自在之意。淫，乱也，静定则不淫矣。宥者，宽容自得之意。”周启成：《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162页。梁启超直接用“自由”予以解释：“‘在宥’云者，使民绝对自由之谓也。曷为能使民绝对自由？释以俗语则曰‘别要管他’，文言之则曰‘无为’。”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29页。由此可见，“在宥”无异于否定政府的管理作用，故而被称作无政府主义。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其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理念，最后也只能以这种极端放任的无政府主义为归宿，跳不出宗法和专制社会的束缚，无法直接走向现代的自由和民主。
古代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天子、人君是天下之主，“民”被“治”即被天子、人君统治。道家提出的“民自治”思想，尽管充其量只是“被自治”，而且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君主专制的等级制度，但却是不同程度上对这种“被治”的一种否定和揭露，在一定意义上是“屈君伸民”：“老子屈君伸民的政治思想旨在约束权力，伸张权利，以形成一个民‘自化’‘自正’‘自富’的社会，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意味。”陈霞：《屈君伸民：老子政治思想新解》，《哲学研究》2004年第5期。在此意义上说，道家的治道，与其说是一种统治之道，即如班固所说的“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不如说是一种治理之道。它的意义就在于彻底否定了中国古代所谓的“为仁由己”之类的被“自觉”的行为，即自觉自愿地服从行为，强调基于自主自发的“自觉”行为的正当性。这种政治行为，往往被视为“政治不服从行为”。一旦公开肯定了政治不服从行为的合理性，统治者的行为就会受到限制甚至挑战。无论如何，这也是走向现代自由、民主的必经思想之路。不仅如此，老子强调：“无为而治”，就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目的是无统治者的特定目的，或者说无特殊利益（即“私”）；无特定利益也即顺任自然就会符合普遍利益，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因此，老子所创立的“民自治”思想，已远远超出了儒家式民本主义的民有、民享的范围，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古代的“民治”思想。与现代自由主义相比，它虽然显得简单、偏狭，但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空谷足音。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古代的“自由”“民主”理想，只能以“小国寡民”的乌托邦为其归宿。但是，按照这种自治理想，其民虽少，但国亦小，与现代民主社会的“大社会、小政府”的特点，是比较接近的。
先秦道家特别是庄子的“自治”视角，的确表现了道家思想“激进”的一面，展示了“自治”话语的最大的可能性空间。
五、道家“自治”话语的哲学语源
老子的核心思想“道法自然”理念蕴含着“自治”的因子。一方面，“道”是不假外求的自足存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第二十五章）“道”先天地生，独立不改，自足自因，不依赖他物，是最高的、独立自足的存在；“道”生长万物，却不主宰、占有万物，任由万物自然成长。作为最高存在， “道性自然，无所法也。”③河上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王卡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103页。何谓“自然”？“然”者，成也。道是自我成就、自我实现的；“道”的本性独立自足，内在地包含“自治”的因子。这就是老子的“自然主义”精神。另一方面，老子之“道”，产生万物却并没有离开万物：“道者万物之奥。”（《老子》第六十二章）河上公注解说：“奥，藏也。道为万物之藏，无所不容。”③王弼注解说：“奥，犹暧也。可得庇荫之辞。”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161页。“道”生万物，同时也长养万物，包藏万物，庇护万物，作为万物之本体与万物同在，存在于万物之中，却并不占有、主宰、控制万物的发展；“道”的作用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处于“辅助者”的地位，并不占有、主宰万物的发展。“圣人”权力在手却不妄为，这种高度的自我控制精神，源于“道法自然”的基本精神。在老子看来，物各有自然之性，侯王的最佳行为，莫过于依道而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辅助万物万民自然成长发展。不是“人定胜天”，而是“人辅助天”。道与万物之间，人主与万民之间，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思想，正是这一理念的典型体现。这种“无为而治”，在一定意义上已是“非政治性的统治者无为而治”，“通过非政治化，通过无为而治，他（圣人侯王——笔者注）保有了这种支持（“为天下贵”——笔者注）”，[德]汉斯-格奥尔格·梅勒：《〈道德经〉的哲学》，刘增光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1～82页。政治家无欲无事，成为非政治性人物，却奇迹般地“安治”人民，使民众的生活走上自然和谐的秩序，这是“超政治的政治”。这种自我消解的政治智慧，来自于老子“道法自然”的政治哲学。老子的“道”论，为其“无为”“自治”的治理之道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道家的“自治”思想体现着老子的“玄德”伦理。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④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137、24页。在老子看来，道生万物，物得道而成为个体性存在，万物以道德为尊贵，这一切出于自然之常，而不需要回报——回报也是自然之报，故而叫“莫之命而常自然”。河上公注解“为而不恃”说：“道所施为，不恃望其报也。”河上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王卡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36页。“道”本身无知无识，所施所为，皆为无所施而施，无所为而为，无所谓回报不回报；不知有施为者，被施者何以回报？回报是人类的行为，是有知有识者之所施所为的一种感恩报答之举。儒家的忠孝仁义，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父母、君长的回报，是对在上者施予的报答。老子“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否定了讲求回报的仁义之行，肯定的是“施不求其报”的精神。用《老子》的话说：“道隐无名。”（《老子》第四十一章）向何处而报？即“有德而不知其主”。④这种施不求报之德，谓之“玄德”——博大的道德，它不求回报，只有付出，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明确的主体和对象，想报答也不知去何处回报。这种超世俗的道德，体现的正是一种自信自得的天地境界与情怀。它从侧面鼓励着统治者去宽容、包容民众的“自治”。它与来自正面论证的“自然”，共同构成道家“自治”话语的语源。
总而言之，道家“我无为而民自化”的理想表明，“自治”是无为而治主张的核心，它揭示了道家“无为”得以“无不为”的内在机制；“自治”成为道家最为独特的政治哲学视角之一。如果说老子创立的道家以“道”与“无为而治”为其体系的基本结构，那么，“自治”就是贯穿其结构的内在纽带与机理。换句话说，老子的“无为而治”何以可能？我们可以明确的回答说：“自治”是破解“无为而无不为”的关键环节。尽管老子提出的民自化、民自富思想，以“圣人”的“无为”即清静无事、“少私寡欲”，不肆意妄为为基本前提，否则便无法得到保障，或者说寄希望于统治者之“慈”，但是，老子以及道家思想家们通过不断的努力，从“民自治”的角度提出问题与治理思路，并形成了一种思想传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的基本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有突出的民本思想，老子开创的“自治”思想传统，是真正深入到“民治”高度的民本思想。当然，道家的“自治”充其量不过是“自理”而已，它强调的不是当代“自治”的法治保障与权利意义，其意义是有限的。“社会管理”思想的提出，公共管理模式从单一的政府主体到多主体，从以政府为中心到多中心，从权威的社会体系到自发的社会秩序，是当代公共管理以及政治发展的最新趋势。由“管理”走向“治理”，正是民主政治不完善的突出体现。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信息网络化、环境生态化的大潮中，社会治理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社会自治的力量受到空前重视。在这一背景下，探讨道家“自治”之道话语的内在价值及其结构，就显得非常重要。
作者单位：李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宋玉路，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