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因果关系推理论文范文第1篇
1.K右边的两张牌中至少有一张是A。
2.A左边的两张牌中也有一张是A。
3.方块左边的两张牌中至少有一张是红桃。
4.红桃右边的两张牌中也有一张是红桃。
问：这三张是什么牌?
分析与解答
这三张牌，从左到右依次为：红桃K、红桃A和方块A。
先来确定左边的第一张牌。从前提1得知这张牌是K;从前提4得知这张牌是红桃;所以，这张牌是红桃K。再来确定右边的第一张牌。从前提2得知这张牌是A;从前提3得知这张牌是方块;所以，这张牌为方块A。最后，来确定当中的一张牌。从前提2得知，或者这张牌是A，或者左边第一张是A;又从前提1得知左边第一张是K，所以，当中这张牌是A。同理，从前提4得知，或者当中这张牌是红桃，或者右边第一张牌是红桃;但由前提3可知右边第一张是方块，这样，即可确定，当中这张牌是红桃。
王牌
在一盘纸牌游戏中，某个人的手中有这样的一副牌：
(1)正好有十三张牌。
(2)每种花色至少有一张。
(3)每种花色的张数不同。
(4)红心和方块总共五张。
(5)红心和黑桃总共六张。
(6)属于“王牌”花色的有两张。红心、黑桃、方块和梅花这四种花色，哪一种是“王牌”花色?
分析与解答
解答：据(1)，(2)，(3)，此人手中四种花色的分布是以下三种可能情况之一：
(a)1237
(b)1246
(c)134
5根据(6)，情况(c)被排除，因为其中所有花色都不是两张牌。根据(5)，情况(a)被排除，因为其中任何两种花色的张数之和都不是六。因此，(b)是实际的花色分布情况。根据(5)，其中要么有两张红心和四张黑桃，要么有四张红心和两张黑桃。根据(4)，其中要么有一张红心和四张方块，要么有四张红心和一张方块。综合(4)和(5)，其中一定有四张红心;从而一定有两张黑桃。因此，黑桃是王牌花色。
逻辑因果关系推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意识及其在实践中生发出的各种主体行为的总称，主要表现为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主体性困境表现为人的主体意识、主体行为得不到充分发挥。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也是主体性困境生成和深化的主要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劳动二重性的物化状态出发，厘清了资本逻辑表现为物化逻辑的现实，从货币关系下价值与其货币表现之间的矛盾运动中阐述了资本逻辑表现为货币逻辑。在当代社会，符号逻辑成为资本逻辑突出的表现形式。物化逻辑、货币逻辑以及符号逻辑构成了资本逻辑三种重要的表现形式。物化逻辑、货币逻辑和符号逻辑体现在经济生活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个环节中，并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主体性的发挥。物化逻辑在生产领域的统治表现为人成了资本的对立面，人的劳动成了异化劳动，主体性困境由此生成；货币逻辑在分配和交换领域的统治表现为人成为资本家增加货币量的工具，深化了主体性困境；符号逻辑在消费领域的统治表现为符号创造并满足了人的各种虚幻要求，人内在的精神追求被符号逻辑所主宰，使主体性陷入深度的困境之中。
[关键词]主体性困境；资本逻辑；物化逻辑
主体性是指人作为主体在与客体的交互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这种活动中发展出自身的自觉、能动以及创造的特征[1]。主体性是确保人的生命的本质力量得以展开的基本要素。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的主体性开始逐渐觉醒，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主体性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主体性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独立性建立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这种“物的依赖性”成了人被物化的前提，劳动异化为一种生存手段，不再具有自由自觉的本性。主体性中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被压制，陷入“被殖民”的困境之中。走出主体性困境，首先离不开对主体性困境生成致因的探究。资本逻辑是作为物化的生产关系的资本的自身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主宰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力量[2]。资本逻辑是对现代社会本质属性以及人类活动方式基本特征的根本性概括，深嵌于人的意识与实践活动之中。这使得我们在研究主体性困境时，注重从资本逻辑的特征及其对主体行为的影响出发，才有可能将主体性困境的致因诠释出来。
分析资本逻辑对主体性困境的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方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研究主要从由劳动二重性的物化形态产生出的资本逻辑的物化形态以及在货币关系下价值与其货币表现（价格）之间的矛盾运动这两个方面展开，前者使得资本逻辑具有了物化逻辑的形态，而后者则让资本逻辑获得了货币逻辑的形态。同时，资本逻辑推动了消费社会的来临，而消费社会的发展使得消费进入符号消费领域，符号逻辑带来了对人的主体性的更大压制，符号逻辑也成为资本逻辑当代形态的最重要形式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逻辑的研究理路以及作为资本逻辑当代表现的符号逻辑成为我们研究资本逻辑及其对主体性作用的重要理论线索。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将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看作是由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四个环节组成的有机体系。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与活动形式。从广义上讲，生产是通过劳动创造产品的过程，分配是包括生产资料分配与消费资料分配的过程，交换是包括产品交换与活动交换在内的过程，而消费则是人们为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购买和消费各种生活资料的过程。生产活动决定并制约着包括政治、文化、精神活动等在内的其他一切活动，因而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也成为影响人的主体活动的基础环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主导着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个环节。从这四个环节出发探究资本逻辑对人主体性的影响，成为透视人的主体性困境成因的关键。由于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具有相对独立的特征，资本逻辑在这四个环节中就获得了相应的表现形式，并影响着人的主体性的发挥。资本逻辑在生产领域、分配与交换领域以及消费领域分别以物化逻辑、货币逻辑以及符号逻辑的形式主宰着人们的活动。
一、物化逻辑与主体性困境的生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逻辑研究的一条重要理论线索就是从由劳动二重性的物化形态生发出的资本逻辑的物化形态出发，并由此得出物化逻辑这一资本逻辑的表现形式。物化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突出表现为人成为资本的对立面，是主体性困境的生成根源。
（一）作为资本逻辑表现的物化逻辑
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使其物化为商品二重性，在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后，商品二重性进一步物化为资本二重性。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必须以物化形态来实现，即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在这种逻辑下，资本逐渐分裂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两个形式，且不变资本掌控可变资本。生产部门也由此分裂为生产作为不变资本物质形态的生产资料生产部类与作为可变资本物质形态的消费资料生产部类。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最终物化成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结构，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过程发展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从而产生出物化形态的资本逻辑。在生产领域，资本扩张的意志通过物质形态的资本逻辑展现出來。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主体性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生成与发展的。生产实践是社会实践的基本方式，对主体性的生成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物化形态的资本逻辑凭借在生产领域的统治地位，要求将全部要素转化为资本增值的要素，将人作为资本的对立面，资本压抑了人的主体性力量，并将自身建构成支配人的主体，在此过程中主体性困境也逐渐生成。
（二）物化逻辑在生产领域的主宰与主体性困境的生成
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分工是主体性困境生成的根源。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3]。在由私有制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追求剩余价值成了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实物形态的支配下，剩余价值量的大小以占有生产资料与劳动产品的数量的多寡体现出来，资本逻辑因而以物化形态表现出来。在物化形态的资本逻辑下，工人的价值以物的形式被体现出来，“劳动力只有在它会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来保存，把自身的价值当作资本再生产出来，并且以无酬劳动提供追加资本的源泉的情况下，才能够卖出去”[4]714。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逻辑不但没有使人得以解放，反而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都被打上物的标签，物化劳动代替了自由自觉的主体性活动，个人陷入了全面奴役与受压迫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而私有制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不合理的分工。劳动者成了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活动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成了原子式的孤立个人，丧失了个人生活的全面性和自主性。
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成了一种颠倒了的社会关系。资本逻辑应用到生产领域主要表现为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价值增值过程并且对生产过程产生主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执行了资本增值的意志，价值增值统治了整个生产过程，劳动只剩下工具性功能。在资本追逐增值的洪流中，资本的本质属性出现了颠倒，作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成为人们竞相争夺的目标，而作为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却被当作货币的表象，抽象劳动也因其形成价值而取得对具体劳动的支配权。使用价值、具体劳动成了各自对立面的价值以及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这两种颠倒背后反映的其实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颠倒。为了创造出一个服务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普遍有用性”的生产体系，私人劳动的特性被压抑甚至抹杀，千篇一律的、无差別、功利性的社会劳动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样态。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颠倒实质上说明了人与物的关系出现了目的与手段的价值颠倒，反映了资本的物质内容对于其形式规定的“僭越”。资本逻辑开始以物化形态在生产领域“大行其道”，“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的主体统治真实的主体、客体统治主体”[5]，使得主体性陷入困境之中。
物化逻辑表现在生产领域的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雇佣劳动。资本扩张的意志反映在生产领域就物化为资本家凭借占有的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进行劳动。资本逻辑表现为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而控制劳动者，资本家拥有了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并进一步拥有对劳动行为的支配权，劳动者成为被支配的“机器人”。在这个情形下，工人“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4]349。当劳动不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时，劳动异化就产生了，人的主体性也随之式微。可以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异化劳动，是主体性自身的分裂和倒置。在雇佣劳动中，劳动背离了人的生存本质，成了控制和主宰人的形式，工人必须在资本家或其代理人的监督下劳动。劳动成为资本借以奴役和剥削工人的形式，“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6]。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和资本增值的目的物化为对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占有，因而劳动产品的数量多寡与质量高低成为资本家评价工人效用的标准，在这种情形下，工人虽然创造出了劳动产品，但是却被劳动产品这一异己力量所支配，主体性被遮蔽。在异化劳动中，人被异己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所主宰，伴随着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能动性进一步丧失，其主体性沦落为异己的物质力量的附属物，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地发展。资本家也同样被资本逻辑所主宰，成了资本扩张意志的执行者。
二、货币逻辑与主体性困境的深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货币关系下价值与其货币表现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看到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转化为对货币量的追逐，并得出了货币逻辑这一资本逻辑的表现形式。货币逻辑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交换与分配领域，使劳动者成为资本家追逐货币的工具，进一步加深了主体性困境。
（一）作为资本逻辑表现的货币逻辑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利润以货币的形式体现出来。货币是在长期交换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随着货币的产生与发展，商品世界逐渐两极化为代表不同使用价值的具体商品与只代表商品价值的货币。资本逻辑在这种关系之下，就沿着价值与价值的货币表现，即价格之间的内在矛盾展开，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逻辑运行的一条重要路径。资本在扬弃了使用价值之后，货币量就成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唯一形式，资本追逐价值增值的诉求就转化为对货币量的追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脱离了具体的商品载体，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货币成为资本家竞相争夺的对象。利润、利息以及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价格表现，在现实中也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分配领域中，工资也采取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货币成为衡量劳动力价值的唯一标准。可以说，在交换与分配领域，货币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货币形态的资本逻辑也成为主导的资本运行逻辑。货币逻辑在现实中表现为对货币量的无止境追逐，这势必会加剧竞争、甚至引发危机，从而在物化劳动之后进一步加深主体性困境。
（二）货币逻辑在交换和分配领域的主宰与主体性困境的深化
社会分工的出现产生了交换的必要性。交换一开始是“自由人”之间为满足需要而将各自拥有的物品进行等价交换的过程。这种交换为主体性的实现提供了物质保障，从而使主体性得以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交换成了一种形式上、表面上的虚假交换。在经济活动中，价值规律要求劳动物化为商品，人的社会活动则成了物化活动，这使得“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7]。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使得劳动者在与资本家进行交换的过程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以劳动为尺度的等价物的交换，会转化为不通过交换而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转化为劳动与财产的最彻底的分离”[8]513。资本主义的交换不仅是形式上的，其实质是对交换的否定，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其结果是劳动价格），尽管从工人方面来说是简单交换，但从资本家方面来说，必须是非交换”[8]283。在分配领域同样也是如此，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而占有工人的劳动，而工人只能获得维持生活的工资。这种交换的虚假性与分配的不公平性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人主体权利的消解，其主体性也随之陷入困境之中。
剩余价值在全社会进行的分配是借助于资本之间的市场竞争实现的。在货币成为剩余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后，竞争就体现为对货币的无限追逐。竞争起源于交换领域，但其对主体性的影响主要通过交换对生产的反作用来实现。货币竞争压力通过不同途径转化为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压制。竞争的压力一方面，转化为对缩小成本的渴求，由此带来了劳动者劳动强度的提高以及劳动报酬的下降。随着竞争程度的不断加深，劳动者生产负担越大，生活条件越艰苦，就越成为资本的奴隶，其主体性越被剥夺。另一方面，竞争压力转化为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这就需要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机器大工业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带来了劳动力需求的不断下降，失业的劳动者因为缺乏物质保障，主体性进一步沦丧。未失业的劳动者则遭受到更多的压力与剥削，大工业生产中的机器不但没有成为代替劳动者劳动、降低劳动强度的工具，反而成为加深劳动者剥削地位的手段。在分配领域，劳动者为获得工资，必须参与到激烈的竞争之中。劳动者必须淡化甚至放弃对自身发展需求的追求，以专注于提高满足生产需要的技能。竞争的残酷性又迫使劳动者采取对他人漠不关心的态度，形成个人主义的观念。可以说，对货币的追求成为竞争的目的所在，资本意志以对货币的无限追求的形式贯穿在竞争的始终。
货币的产生使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发展为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矛盾，从而有助于解决商品交换的困难，促进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然而，货币的出现没有也不能解决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形态的资本逻辑一直处于自相矛盾之中，当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扩大到无法用外力解决时，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危机对深化主体性困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危机使得劳动者的基本需要无法满足。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大批劳动者丧失了收入来源，生存和生活面临困境。为保障住房、教育等基本需求，很多人不得不进行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或者是贷款。巨大的生活压力迫使人们必须从事以追求货币收入为目的的活动，劳动成了谋生的手段。其次，危机使得劳动者的其他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應当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基础上，自由自觉地从事诸如文学、艺术、发明等方面的创造性活动。然而，当基本需要尚无法满足时，当货币仍是他们的首要追求时，就不存在进行其他活动的物质前提。最后，经济危机表现了需要无法满足的匮乏性。匮乏性需要是人们各种经济行为发生的本源动力之一，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表现为对货币的追求。劳动与生产被迫服从于资本的扩张与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劳动者只有在保证资本以最快程度增值的前提下才能获取生活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作为人的需要被忽视乃至扼杀，而所谓的生产过剩也只是匮乏性需要的表征而已。
三、符号逻辑与主体性困境的固化
伴随着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资本逻辑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冲破时空障碍的过程中获得了全新的表现形式，即符号逻辑。符号逻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消费领域，对符号消费的崇拜与追逐逐渐渗透到精神层面，使得主体性困境进一步固化。
（一）作为资本逻辑表现的符号逻辑
在当下社会，生产仍然占据支配地位，但消费环节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正不断提升，创造消费日益成为经济生活领域的核心话题。资本家出于资本增值的目的，采用操纵符号的系统行为来控制消费，“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9]。当今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止境地创造符号、塑造符号以及增值符号的时代。实物形态的资本也逐渐向抽象化的符号形态演变，进而产生了资本符号的样态。资本符号成为“资本社会化”以及“社会资本化”的载体与现实形式。资本逻辑与符号的这种共生使得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以符号逻辑的形式主导着消费领域。符号逻辑是资本逻辑的功能化与当下表现，其出现意味着资本逻辑对人的统治由物质层面深入到了精神与文化层面。资本逻辑借助于符号实现对人的控制，并向经济、政治、文化、精神等诸领域全面迈进，人的物化形式变得更加隐蔽，个体的主体性持续沦丧，集体也处于无意识之中，这成为主体性困境不断固化的重要因素。
（二）符号逻辑对消费领域的主宰与主体性困境的固化
在符号逻辑的主导下，符号消费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消费形式。符号是对现实事物的抽象表达，是人与外界事物交流的媒介。借助于符号的独特功能，资本将自己的扩张意志转化为消费者对于消费品符号价值的追求，让人不知不觉地陷入消费漩涡中，成为资本的附庸。人们为了享受符号的“魅力”，“自觉地”创造符号，并“自愿地”为符号疯狂。这种表象的背后，实质是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家计谋的又一次得逞。在符号逻辑统治下，人们受符号的控制与支配，我们并非在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是符号告诉我们应该买什么，人成了被动接受指令的生物，主体性困境进一步加深。在认知符号学中，隐喻与象征均涉及了人类普遍的联想能力，但隐喻与象征相比，隐喻在符号与表征对象之间具有更大的概念关联性。按照皮尔士的观点，隐喻较象征而言，解释项更加丰富饱满，符号接受者能够唤起更大的“心理效应”或者“思想”。资本为了在迷惑消费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消费者的控制，在符号与消费品之间更多采取了隐喻的方式，在符号与消费品之间构建起一种强大而又隐蔽的类比性与关联性，使得人们在无意间服从符号的统治，丧失了诸如探索、控制以及超越等反映主体性的追求，进而加深了主体性困境。
人创造了符号并赋予符号以特殊的含义。在商品消费领域，符号隐喻身份与地位，符号消费成为人们借以体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在资本家主导的符号消费下，符号取得了控制和支配人的地位，成了符号拜物教。符号拜物教是“一种意识形态拜物教，所揭示的不是对实体物的迷恋，而是对符码的迷恋，它控制了物和主体，使他们屈从于它的编排”[10]，个体的主体性面临着沦丧的风险。人们试图在消费中获得尊重与满足，确立自身价值，从而陷入单纯“为身份而消费”的怪圈之中，变得更加迷茫。在符号逻辑主导下，人们开始放弃那些诸如理想、崇高、奉献等传统的精神诉求，转而放纵自身的欲望，将自身置于符号逻辑的掌控之中，由此导致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人们感知自身存在以及获取社会认可的方式只能是依靠持续、无节制的消费，消费能力有限的人为不能消费而痛苦，有消费能力的人因无限膨胀的欲望而苦恼。这样的一种消费方式，已经脱离了单纯为满足生存与发展而消费的目的。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已经是个体主体及其生存意义的问题。人们已经不再追问生命的终极意义究竟为何，也不再关注人类社会的共同信仰，流露出来的只是对“消费者主权”的向往，对各种被资本家炮制出来的符号的崇拜与陶醉。这种扭曲的心理诉求反映出以符号逻辑展现出来的资本逻辑对个体主体性的扼杀。
符号逻辑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符号的解构和重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人文精神中阻碍资本扩张的共同体观念、集体意识被消解，资本主义人文景观被塑造出来，人们逐渐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在借助符号构建起来的具有差异秩序的社会之中，消费成为一个意义系统。符号逻辑将符号与商品联结在一起，产生出符号化的商品，并赋予其标记社会等级或者社会层次的功能，不同意义的符号商品代表不同的阶层或者等级。一个人处于哪个等级或者层次不在于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其消费了归属于哪个等级或者层次的商品。人们通过消费不同符号意义的消费品明确自身地位，获得相应的社会身份。这迫使人们为获得尽可能高的社会地位而进行无节制的消费，一边是占据着绝大部分资本的富人为满足自己欲望而进行大量消费，从而导致大量浪费，另一边是不富裕的人们不得不为消费“铤而走险”，通过贷款、借债等方式来获得个人的“自由选择权”。符号逻辑不仅使社会分层深化，而且还加剧了地位竞争，滋长了攀比、炫耀之风，带来了社会关系的紧张。这种符号系统还将人单一化为纯粹的消费者，人的一切活动似乎都可以在“效益至上”的逻辑中顺利进行，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等被抛弃。这种高度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必然削弱社会共同体生活，导致社会理想观念淡薄、集体意识缺失等问题。
四、结语
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其在生产活动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个环节中表现为物化逻辑、货币逻辑以及符号逻辑。由于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总体过程中，生产是占有决定地位的起始环节，是其他一切环节的前提与基础，这决定了物化逻辑的基础性地位。物化逻辑统摄了货币逻辑与符号逻辑，成为主体性困境的产生之源。又由于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生产起着能动的反作用，这使得货币逻辑与符号逻辑进一步强化了物化逻辑的地位，人的主体性困境越发加深。物化逻辑、货币逻辑以及符号逻辑分别主导了主体性困境的生成、深化与固化。由于生产活动影响并决定着其他一切活动，资本逻辑也必然会渗透到包括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体性困境也随之由生产领域扩散到政治、精神等其他领域中，人的主体性陷入全面困境之中。
由于实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资本逻辑成为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正确认识资本逻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其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因而，我国社会发展的主导逻辑是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资本逻辑只是整体发展过程中局部社會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要继续发挥资本逻辑的积极作用，又要防止资本逻辑过度发展而带来的人的主体性困境。
[参 考 文 献]
[1] 郭湛.主体性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3.
[2] 鲁品越，王珊.论资本逻辑的基本内涵[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5）：3-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9.
[4]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捷克]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M].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38.
[7]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1.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9]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71.
[10] [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79.
逻辑因果关系推理论文范文第3篇
逻辑的领域自从亚里士多德创建以来, 不断被扩充, 因此定义“逻辑”的概念向来都不是循规蹈矩的。2007年, 著名模型论专家霍季斯在《逻辑的范围和局限》一文中写道, “逻辑”这一概念之内一直保留了三个领域, 即推理理论、定义理论及应用逻辑[1]。培根和亚里士多德将归纳法引入逻辑, 但是归纳的有效性是有缺陷的。穆勒认为, 归纳所要依据的规律有三条: (1) 它本身是先天地被认识的; (2) 它是公设 (3) 它是从过去事例得出的经验概括, 在这些事例中, 我们发现它是有效的[2]。罗素认为穆勒的观点是有缺点的, 归纳无法证明自身的有效性, 因而逻辑知识不能被经验所证明的。罗素还否认了黑格尔“逻辑实际上等于形而上学”的观点。即:这个宇宙的本性仅仅从逻辑的原则中就可以推了出来, 至于宇宙就其结构来说, 在逻辑上是自身一致的[2]313。他认为黑格尔混淆了表宾辞的是和表示同一的是。罗素提出以皮亚诺和弗雷格为代表的数理逻辑, 并不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性。认识逻辑形式完全不同于认识存在物[2]347, 所以逻辑也不能被数学所证明。在罗素看来, 柏拉图、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的逻辑思想是充满神秘主义的, 在这种神秘主义的支配下, 任何理念都会使人愿意接受, 但是形而上学者往往却不会认同逻辑神秘主义的观点。因此, 以上所述所定义的逻辑都存在着不足之处, 究竟什么是逻辑, 罗素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罗素认为:现实世界是具有许多性质和关系的许多事物所构成。对存在世界的完善描写, 不仅需要列举事物的名目, 而且需要谈到他们的全部性质和关系[2]322-323。罗素认为逻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研究什么是判断及其具有什么形式;这一部分枚举各种不同的原子命题, 分子命题和全称命题等等, 第二部分由某种高度全称判断组成, 这些判断肯定具有某种形式的全部判断的真理, 第二部分被并入纯粹数学, 纯粹数学的命题, 分析到最后, 都是这种全称的、形式的命题[2]328。第一部分所取得的进步能使我们对许多哲学问题进行真正的科学研讨, 传统哲学的问题, 经过分析后, 都将会是逻辑问题, 因此罗素得出了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二、基于形而上学的“哲学的本质是逻辑”
王路认为:哲学的本质是逻辑是基于“形而上学就是哲学”而提出的, 在我们思考哲学与逻辑的关系时, 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澄清哲学的范畴是什么?在我们国家的学科分科中, 哲学下属8个二级学科, 这8个二级学科都具有后验性质的,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创建了“第一哲学”即被后人所称的《形而上学》, “第一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它是先验的,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历来是不强调逻辑学科研究的。这种观点形成背后的一个深刻缘由就是加字哲学研究大行其道。
但在逻辑与哲学的关系上, 最重要的指的是“形而上学”与逻辑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及逻辑哲学这一加字哲学是什么?逻辑哲学必然是逻辑与哲学相互交叉的产物, 如果我们把它划归为哲学, 我们应该把它称之为逻辑哲学, 可是它为什么又成为了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如果我们把它划归为逻辑的话, 就应该称之为哲学逻辑, 如果这样的话, 那逻辑哲学又有何研究的价值呢?逻辑哲学按照其本意来说, 应该是对于逻辑的哲学反思, 属于哲学下属学科, 但是同时又成为了逻辑学的分支, 只不过是当前的一个“怪胎”。王路提出了哲学的本质是逻辑, 无非是想重新审视逻辑的地位问题,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认为哲学的本质是逻辑, 我主要是想说明, 哲学研究中一些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归根结底要借助逻辑的理论和方法”, 或者说, 无论这些问题是不是逻辑问题, 至少他们的研究离不开逻辑的理论和方法[3]。
三、分析哲学与逻辑
哲学发展到20世纪时, 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 这两个指称虽然也是加字哲学, 但是却与其他的哲学是存在着本质不同的, 其他加字哲学都以一个研究一个对象为目标, 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的方式, 尝试用语言的分析来达到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从简单的字面意义上来理解, 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更加强调的是研究的方式, 而不是研究的对象。分析哲学更加像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论。比如, 维特根斯坦认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它的界限[4]。”在哲学发展到今天, 我们可以摒弃语言哲学这个叫法了,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语言哲学容易引起人的误读, 会让人产生哲学就是语言分析, 因此用分析哲学来替代语言哲学会更加合适一点。在当代哲学前沿上, 我们将分析哲学等同于形而上学, 这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形而上学”这个概念太过于抽象了。现在学界不少学者热衷于将哲学前加上“元”出现了“元哲学”、“元伦理学”等新叫法, 元哲学依然是一种加字哲学, 研究对象依然是形而上学。在如何处理元哲学, 形而上学, 分析哲学的关系问题上, 我认为哲学的研究主线是围绕着形而上学而展开的, 形而上学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形而上学发展到今天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分析哲学。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不认同将元哲学与形而上学混淆起来。
四、逻辑真理的先验性
但是在关于逻辑真理是否先验的问题上是存在着不同看法的, 传统的看法一直认为逻辑真理是先验的, 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否定的回答, 穆勒和普特南就认为逻辑真理不是先验的。穆勒是经验论者的代表, 在逻辑上倾向于归纳主义的观点。他说:“我已经发现, 一切推理、一切证明, 以及所有的非自明的真理的发现, 都是由归纳构成和解释的;我们获得的所有知识, 除了直觉的以外, 都是这个来源……[5]。穆勒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1) 不仅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或生物学属于科学知识体系, 而且逻辑和数学也属于科学知识体系……[6]。因此穆勒认为逻辑是经验的, 而非先验存在的。另一位持否定回答的是普特南, 他在《逻辑是经验的吗?》中, 着重考查了量子力学在逻辑上的特异性, 并尝试证明在经验上逻辑上为真的命题有理由变成假的。陈波说:“逻辑和数学几乎可以脱离经验而自主发展, 他们自身好像获得了某种内在的生命, 成为一个自主活动的主体;逻辑思考和数学思考几乎可以在不涉及经验的情况下, 按照他们自身的逻辑进行[6]。”在逻辑是否是先验的问题上, 我赞同陈波的观点, 人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无可否认的是带有先天因素的, 人从降生开始, 就与其他生物的表现不同, 当然这是现代医学、生物学所讨论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不做详细的探讨。假设我们给定一个非形式论证, 并通过某种形式论证证明在这个形式系统中的有效性, 那么, 仅当非形式论证在系统外的意义上是有效的。于是我们得到了下图1所示的关系。证明一个非形式的论证需要证明一个形式论证, 所以我们可以说逻辑与经验是有关系的, 但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的, 甚至是非常间接和遥远的。
我们对哲学进行逻辑分析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借助一些词汇的外延和内涵, 一些专名和通名的指称, 我们在理解一个句子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从语义的角度去理解, 借助于经验知识我们便可以理解句子的语义。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理解句子的句法是什么。弗雷格曾经就说过:“句子的涵义是思想, 句子的意谓是真值”。因此弗雷格借助逻辑很明确的看到了句子的涵义和意谓。有人认真之载体是句子, 有人认为真值载体是命题, 二者皆有一定的道理, 第一种看法看到了句子在语言层面, 第二种看法看到了命题在涵义方面。由此我们得出分析哲学是离不开逻辑分析, 二者是由密切的联系的。但是分析哲学利用逻辑知识是否能够可靠的、完全的达到对于客观对象的准确描述, 并且避免甚至不出现谬误的产生, 是逻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摘要：罗素 (1872-1970) 曾经指出, 逻辑是哲学的本质。但是在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和“逻辑”这个问题上, 学界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因此“逻辑与哲学有没有关系?”“哲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加字哲学和哲学是否加以区分?”文章简要梳理了罗素《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的论证依据和现代学者对逻辑与哲学关系的主要观点, 并提出我们应该在一个新的视角下重新审视逻辑的地位。
关键词：逻辑,哲学,形而上学,分析哲学
参考文献
[1] W.Hodges.The Scope and Limits of Logic[M].In Philosophy of Logic, Elsevier, 2007:41-42.
[2] 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309-329.
[3] 杨红玉, 王路.哲学的本质是逻辑-再访清华大学王路教授[J].学术研究.学术研究, 2018 (1) :26.
[4] 维特根斯坦著, 陈启伟译, 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245.
[5] Mill.S.A System of Logic.[M].London, 1900:185.
逻辑因果关系推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当代中国发展的总目标
“小康社会”的概念古已有之, “今大道既隐, 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 各子其子, 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 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 以正君臣, 以笃父子, 以睦兄弟, 以和夫妇, 以设制度, 以立田里, 以贤勇知, 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 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王、周公, 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 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 以考其信, 着有过, 刑仁讲让, 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 在势者去, 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当今, 邓小平于1979年第一次提出“小康”的概念, “所谓小康社会, 就是虽不富裕, 但日子好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要“建成”, 又要“全面”, 也就是让产业、区域以及其他领域等各行各业能够协调并进地发展, 也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从而为实现“中国梦”夯实坚定的基础, 最终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与民族振兴的目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四个全面”中起总领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为其提供动力, 由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建立规则秩序和规范化的现代制度, 因此必须实行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有力保证。
二、全面深化改革——锻炼领导核心
建国后,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困难, 也出现了一些悲剧。经验告诉我们, 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开放是中国真正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优点在于中国的改革不是先完成一个改革再完成下一个改革, 而是始于全面, 终于全面, 是各领域的全面改革, 才使社会走上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根本在“改革”, 关键在“深化”, 重点在“全面”, 就是不能以偏概全, 要有系统性和逻辑性, 只要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对于国家长治久安有益的就坚持要改。要兼顾全局和局部, 协调好眼前和长远, 抓住关键问题集中发力。
全面深化改革作为驱动力, 同时也是内在的精神核心动力, 自始至终横穿小康社会的整个建设过程, 是实现小康社会全面简称的重要实践。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全面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在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相辅相成, 深化改革的全面推动需要法治的支持, 同样, 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的推动。从治党的角度来说, 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党净化、完善、革新以及提高的唯一方法, 当然, 党的领导是保证发展的方向以及目标能够稳步前进的。
三、全面依法治国——为中国梦保驾护航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依法治国, 通过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我国治国理念的一部分。其重要内涵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 总的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制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就是说,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 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实施法治理论, 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监督和保障体系, 加快实现党内规章体系的完善, 共同推进依法治国、执政以及行政, 实现法治国家、政府以及社会的一体化全面建设, 促进科学立法、公民守法以及司法公正等的全面实现, 努力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全面依法治国政策的制定, 从某个角度表明在“四个全面”推进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风险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和多方面配套来协调社会利益、整合社会力量、规范社会行为, 使各领域进入法治的轨道, 让改革能更顺利的深入开展。
四、全面从严治党——锻造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重拳打击腐败分子, 通过严肃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完善制度规定, 建构风清气正的国家形象。对我们党来说, 打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是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基础的重要抉择, 也是促进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政治基础。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只有执政党具备强固有理以及奋发向前的精神, 才能带领全国劳动人民在既定的方向、道路以及理论上推动我国现代化的实现。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来看, 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团结各族人民, 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重要历史任务。因此,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特征。全面从严治党, 凭借多种战略措施, 打造良好的政党形象, 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 树立党的权威, 这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基础保障。
综上所述,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的道路上斗志昂扬又身负重任, “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大即将于十月召开, 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召开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大会, 是我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各地人民群众满怀信心喜迎十九大, 撸起袖子加油干, 再创佳绩写辉煌。
摘要：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内容为“四个全面”, 旨在推动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以及从严治党的全面实施。“四个全面”是党和政府基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 从国家战略角度提出的用于指导各项工作开展的重要举措。此外, “两个一百年”是我们党成立100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 要分别实现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此不难看出, “四个全面”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上不可或缺的内容。
关键词：战略,布局,十八大,四个全面,改革,治党,治国
参考文献
[1] 汪青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下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梦[J].思想理论教育, 2016, (02) .
[2] 徐诚.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结构[J].理论观察, 2015, (08) .
[3] 侯衍社.领导素养与实施“四个全面”战略[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6, 44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