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文化与文化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在日常生活中，色彩是一种物理属性的表达形式，而在文学创作中，颜色也有一定的文化内涵。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颜色词在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寓意也不同。本文从颜色分类出发，分析中西文学作品中颜色词的差异性表达。
【关键词】颜色词 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 差异性
我们通过脑和眼，以及日常生活经验，对光所产生的视觉效果就是色彩。色彩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比较常见，如蓝天、白云、綠叶、红花等。色彩在表达物理属性的同时，也可以体现一定的情感状态和文化内涵。中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色彩文化表达方面也呈现出明显差异。这种颜色词的差异性表达，也反映出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差异。
一、颜色分类
（一）基本颜色词汇
基本颜色词汇一般包括以下特点，一是单音节词。如yellow，grey，pink，blue等就是单音节词，而light blue就不是。二是独立词汇含义。基本颜色词可以独立存在，与其他颜色词没有从属关系，如red，但其从属词ruddy和scarlet就不是。基本颜色词汇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比较频繁，少数名词的修饰和限定词就不属于基本颜色词，如仅修饰hair的颜色词blond就不是基本颜色词。在汉语中，基本颜色词有11个，包括黑、白、红、粉、绿、蓝、橙、紫、黄、灰、棕，英语中对应的分别为black，white，red，pink，green，blue，orange，purple，yellow，grey，brown。
（二）实物颜色词汇
所谓实物颜色，是根据客观事物所特有的颜色确定而来，这种颜色仅此事物独有。在使用这种颜色词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所表达的事物。这种实物颜色词的表达，相对基本颜色词而言，具体生动、准确形象。如番茄色（tomato）、海贝色（seashell）、桃色（peach puff）、琥珀色（amber）、柠檬黄（lemon）、巧克力色（chocolate）等。
二、颜色词在中西文化中的差异
（一）白色
白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做贬义词。我国祖先对白色产生的恐惧感，使其成为一种禁忌色，多用于不吉利、悼念、悲伤等情景，表现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厌恶感。在中国，亲人去世，会贴白色的挽联，布置白色为主的灵堂，家属需要穿白色的孝服。此外，白色还有无利可图和愚蠢的寓意，如“白干”表示付出劳动却没有收获，“白痴”形象愚蠢的人。在战争中，白色也代表着失败，如“白旗”意味着投降。“白衣”、“白脸”等在汉语表达中也是贬义。
相对于中国而言，白色相反是西方人所喜爱的颜色。在《圣经》中，对于天使的描述通常会用到白色，如洁白的翅膀、白色的光环等，白色因此在西方国家代表着纯洁、可爱。如“Snow White”即为白雪公主，“a white soul”表示纯洁的心灵。在英美国家的婚礼传统中，新娘需要穿白色婚服，戴白色头纱，捧白色鲜花，对新婚夫妇而言，白色代表着纯洁和忠贞[1]。此外，白色在西方国家还有公正、诚实、正派的寓意，如“a white spirit”表示高尚的精神，“white light”意味公正的判断。白色在西方经济领域也有特殊涵义，如“white war”，“white sale”代表经济竞争。
（二）黑色
黑色同白色一样，在中国传统中属于不祥的代表，另外，也有邪恶、灾祸、不幸等意义。如在黑心肠、黑车、洗黑钱、黑市、背黑锅这些词中，黑色就是一种贬义词。但在《诗经》中，对于黑色的描述又带有正义、庄重、尊贵的涵义，此外，在戏曲人物中，黑脸的包公和李逵都是正面形象。
黑色作为西方国家的禁忌颜色之一，其寓意与中国类似，多为贬义。在《圣经》中，黑色多与邪恶、痛苦、魔鬼联系在一起，表现不幸、死亡、黑暗。如“black deeds”表示恶行，“black words”表示不吉利的话，“Black Maria”表示囚车或巡警车，“a black day”表示倒霉的一天。在芭蕾舞剧《天鹅湖》中，黑天鹅代表着仇恨、欺诈和邪恶。但在经济领域，黑色有其特殊涵义，在记账时，黑色代表盈利。如“in the black”表示盈利。
（三）红色
红色是中国所崇尚的一种颜色，这种崇拜源于红色的太阳，红色在中国代表喜庆和吉祥。由于太阳给人微暖和力量，因而红色也有一种亲切感[2]。在中国，逢年过节会贴红色的对联，挂红色的灯笼，而结婚也会贴红色的喜字，新娘则穿红嫁衣，盖红盖头。此外，红色还是成功和顺利的代表，如“公司分红”、“生意红火”等。红色在抗战时期，有革命以及进步的寓意，国旗和国徽都是以红色为主，“红色政权”和“红军”就是革命时期的特殊表达。
对西方人来说，红色通常与暴力、危险、恐惧联系在一起。在《圣经》中出现的fiery red dragon就是撒旦，而撒旦是恶魔之首，因此，红色在西方国家是一个贬义词。西方人通过红色会联想到灾祸、激进、残暴、血腥等内容，如“red alert”表示空袭警报，“red activities”表示激进运动，“red hands”表示血腥的手。而在经济、金融领域，红色代表亏损和负债。
【参考文献】
[1]王菁. 红、白、黑、黄——浅析中西方颜色词的象征意义[J]. 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1，Z4：57+68.
[2]潘琳. 分析各种颜色词在英汉语言中所表达的不同象征意义及联想[J]. 才智，2013，35：282-283.
川剧文化与文化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民间文化艺术主要来源于古代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实践过程，是其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提升。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是最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也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需要在当代我国人民群众文化艺术发展中得以传承和发展。因为民间文化艺术是人民群众文化艺术取之不尽的源泉，必须开发利用。民间文化艺术也是人民群众文化艺术发展创新的基础。因为人民群众文化资源要发展，不仅有效地利用和传承民间文化艺术，而且要基于民间文化艺术的基础勇于创新，为实现人民群众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民间文化艺术 传承 群众文化艺术 发展
民间文化艺术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的精华部分。从研究古代文学形成的价值方面来分析，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是古代劳动人民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现代居民生活中，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而民间文化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资源并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我国民间文学需要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追求高质量的精神生活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为民间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内外部环境，流传下来大量宝贵的民间文化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更能体现出我国人民群众文化艺术的繁荣。
一、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提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也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并呈现出群众文化大发展的态势。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代表着国家文明发展的程度，文化艺术也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提炼和不断完善之中，在民族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强调发展群众文化艺术无疑将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借助于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不仅可以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而且能有效地促进人民群众投身于学习、工作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是我们国家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我国寻求发展的动力。客观地分析我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文化艺术生活为主的精神享受领域，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多种形式和不同类型的文化艺术生活服务。但是，要真正开展好人民群众文化艺术活动，需要有关于文化的艺术资源，否则一切都将成为空话，而我国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十分丰富，可以说拥有取之不尽的民间文化资源。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流传至今，就能说明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以来，我国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在抢救、开发和收集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让越来越多的民间文学艺术焕发了新春，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国外情况有所区别的是我国民间文化艺术特色鲜明，蕴涵着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血脉，是发展我国先进文化、促进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发展和发扬光大的重要源泉。我国民间文学艺术带着鲜明的民族性、共同性、稳定性和区域性特点，同时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稳定性和吸引力等优势。因此，民间文学艺术必然成为当今我国人民群众文学艺术的创作源泉，也是民间文学传承、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机遇，要尽最大努力，将民间文学艺术的精华融入到人民群众文化艺术创造之中，也要将民间文学艺术渗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当中，让民间文化艺术得以蓬勃发展，并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创造新的奇迹。
二、民间文化艺术是群众文化艺术发展的基础
发展人民群众文化艺术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而人民群众文化艺术的基础是建立在开展群众娱乐活动之上的，能够让人们精神焕发，放松自我，满足其正常精神的需求。民间文化艺术是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产生、凝练和传承下来的文化精品，经历社会生活长时间洗礼，已经被人们完全认可的民族文化珍品，是富聚着民族精华的民间文化宝贵财富。
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和发展符合新时期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种类和不同形式的民间文化艺术之间存在差异，要区别对待，最重要也是最为迫切的是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将其保护起来。在我国主要将民间文化艺术列为各种不同层级的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地保护形式。为了将民间文化艺术更有效地保护起来，通过立法，采取法律手段强化其保护地位显得尤其重要。我国文化管理部门在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成功地避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损毁、破坏和丢失，为更好地发展人民群众艺术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三、发掘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文化艺术发展的源泉
分析和探索我国人民群众文化艺术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其中所含的民间文化艺术内涵，是民间文化艺术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的产物。因此，要继续发展民间文化艺术，必须将人民群众文化艺术作为突破口，将其纳为人民群众文化艺术重要资源，在不断优化和精炼中成为人民群众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人民群众文化艺术的源泉
人民群众文化艺术主要来源于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库，也是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方式。探索人民群众文化艺术发展的历程，到处都会带着民间文化艺术的痕迹，无处不表现出其是民间文化艺术的沿袭和传承。但是，我国人民群众文化艺术发展并不理想，主要局限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局限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情趣等因素，更重要的是局限于各民族地区的认同感不一致。受制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是还不得不看到离人民群众文化艺术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社会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民间优秀文化艺术不断地被发扬光大，同时必须注意，民间文化艺术必须保持其原真性，不能因利益需求进行改变，或将其割裂，必须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民间文化艺术受到强烈冲击，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或冲击尤其巨大，是影响传统民间文化艺术顺利得到传承的最大阻碍。因此，民间文化艺术要在当今世界留有一席之地，从上到下都必须将民间文化艺术融入到人民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只有这样，民间文化艺术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才能在现代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仍能真正做到保存着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文化艺术本身仍然存在不健康的、不利于人民群众文化艺术发展的内容，因此，当人们面对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时，必须做到每项民间文化艺术资源都经过科学鉴定，留其精华部分，清除糟粕内容。
（二）人民群众文化艺术必须不断创新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人民群众的文化艺术资源的发展和丰富，离不开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大多都是建立在民间文化艺术的基础上的结果，使得人民群众艺术获得强有力的生命力，并借助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发展壮大。在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我国民间文化艺术不仅是世界上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是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艺术精华大集成，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人民群众文化艺术创新和发展。虽然我国人民群众文化艺术形式多样，总的说来基本内容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但是，人民群众文化艺术的创新和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符合当代社会总体发展情形，要将这种相对稳定的人民群众文化艺术维持下去，必须在继承民间文化艺术的基础上积极创新，也就是不能脱离民间文化艺术资源这条线去寻求任何形式的发展或创新。
四、结语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我国人民群众文化艺术发展和传承进入新时代，民间文化艺术仍需要进一步传承和发展。要将民间文化艺术在人民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必须摸清民间文化艺术传承的内在规律，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完善相应的软硬件条件，为更好地传承民间文化艺术创造更可靠的保证，为人民群众真正创造出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文化艺术活动，强力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張娜.传承民间文化艺术与发展群众文化的思考[J].艺术评鉴，2018，（11）.
川剧文化与文化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地域文化与高校校园文化两者是统一的，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地域文化和校园文化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发展、和谐进步。本文以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探讨地域文化“陶文化”和校园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 地域文化 校园文化 互动性研究
一、地域文化和校园文化的内涵
地域文化指的是从古至今在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中包括了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文化遗产，指的是在一定区域内绵延发展、独具特色，被世代传承至今并且在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中仍颇具影响力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属于特定区域的传统习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体系等文明表现。
地域文化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地域文化具有很强的空间特征，表现为具有独特的地域时空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深受人类活动形态等行为系统的影响，同时环境与文化、文化的传播对地域文化的最终形成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是在一定区域内被人们继承与发展的文化的各种表现，包括地域物质文化、地域精神文化和地域行为文化；其次，地域文化具有强烈的继承性和传承性的特点，它是人类古老文明在一定范围内的历史积累，也是一种历史沉淀和历史继承，更是一种历史绵延和发展，具有强大的传播力、感染力、渗透力。伴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发明、新创造层出不穷，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地域文化与人的生活关系不断产生碰撞和摩擦，不断被加入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形成一种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以地域为主要依托的核心的强大文化体系。
高职高校校园文化是高职院校在这一特定环境中，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由全体师生共同培育和必须遵循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文化体系的总和，还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特点的文化环境的物质载体，包括校园建筑设计等这种物化的表现方式，更包括高职院校全体师生员工在教科研领域、生活领域等各个方面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共同载体。包括校园的各种规章制度、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校风、学风、人际关系等。校园文化直接影响高校师生的生活与学习，起着浓郁人文氛围、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形成优良风气、增强凝聚力、激发创造力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1]。
高职校园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高校师生的生活与学习，大学生是人一生中形成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关键时期，各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相互交融和碰撞，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社会正确思潮的引导，高职校园文化优劣与否对于大学生能否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对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建设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地域文化与高校校园文化两者是统一的，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
二、地域文化和校园文化的关系
地域文化与高校校园文化两者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都统一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富强、民族繁荣离不开文化的重要支撑。文化是民族生存的重要力量，是民族发展的核心要素，是民族文化的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中华民族文化独特魅力的展示，是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是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念的建构和传播。地域文化和高校校园文化从不同的两个维度阐释了文化的不同种类，弘扬地域文化，并以此次为契机创造有特色的高职校园文化，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而高职院校作为地域文化强有力的代言人，在宣传与传播具有地域特色的地域文化方面，有着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和释疑权，是传承和发展地域特色文化的重要力量。
地域文化和校园文化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发展、和谐进步。一方面，高职院校从建校开始就置身于特定的地域文化氛围中，从初期建校到后期校园建设发展势必受到地域文化不同方面的感染和影响，深深地烙上地域文化的某种印记。一般而言，高职院校的教师本土化比例要略高于本科院校的教师，从某种程度而言，本土化高职教师是地域文化的代言人，大多数根深蒂固地受到地域文化的重要影響，而成为地域文化的传播者。因此，地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校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校园文化对地域文化建设具有引领和辐射作用。地域文化有精华和糟粕之处，校园文化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层次，引领地域文化的前进方向，能帮助地域文化建设有鉴别地、有选择地区别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帮助地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按照时代精神，依托当地优秀资源，把地域文化精华和校园文化精髓相结合，发挥校园文化的导向、辐射作业，把地域文化建设成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化。
三、地域文化“陶文化”和校园文化的相互融合
宜兴作为著名的“宜陶之地”，几千年来，宜兴人一直和陶为伴、以陶为生。宜兴境内已经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址，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当时制陶技艺的水平，已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明清时代，宜兴的制陶业已发展到“家家做坯，村村有窑，遍地是陶”的地步。清代大词人陈维崧有诗写道：“百锤家家哀玉响，青窑处处画溪烟。”数千年的传承使宜兴形成了以紫砂器为主流的制陶产业和由此而产生的陶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陶都”[2]。可以说，宜兴的地域文化中，最有特点、最有特色的就是陶文化。陶文化是宜兴文化的精髓，是宜兴文化的重中之重。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陶都宜兴，学院因陶而生、因陶而兴，多年来，学院秉承优良传统，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本”的理念，自然地将陶文化与校园文化契合在一起，贯穿于学校教育全过程之中，打造以陶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校园文化品牌。学院把陶精神凝练为“纳陈吐新、精益求精、锲而不舍、追求卓越”，并将其融入学院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前身系创建于1958年的陶都工业大学，拥有80多年办学历史，学院坐落于风景优美、人文底蕴浓厚的江苏省县级市宜兴，有着浓厚的办学底蕴和良好的人文地理环境，现设有陶瓷学院、数字艺术系、环境艺术系、服装工程系、机电工程系、电子信息系和经济管理系等7个院系。
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设立“陶文化”学院——陶瓷学院，现有陶瓷艺术设计、雕塑艺术设计、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材料工程技术等专业。依托陶都宜兴五千多年悠久历史、丰富的陶瓷资源、浓郁的文化氛围，已培养数千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包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研究员、教授、一级美术师等专家和设计人员。陶瓷学院把举办陶艺专业毕业生作品展纳入教学计划，通过毕业设计开放展示周活动，充分展示学生职业技能和文化素养的融合，营造以陶育人的氛围，让全校学生感受陶瓷艺术和陶文化的魅力，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艺术教育和文化熏陶。
第二，“陶文化”环境氛围感染。学院内部陶文化的元素随处可见，60米长的仿古龙窑，图书馆门厅的巨型紫砂浮雕，办公室外教师作品图示，紫砂材质的办公室标牌，学院内随处可见的雕塑作品、陶瓷花瓶、陶瓷造型景点等，这些陶文化元素让师生们感受到宜兴陶都的独特文化魅力，使师生更能认识到“土与火的艺术”，充分领略到紫砂陶瓷艺术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魅力，感受到陶文化古老而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精神内涵。
第三，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堂活动。陶文化是无锡工艺職业技术学院在人才培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校特征的特色文化。学校开设形式多样的陶瓷选修课，让全校学生通过陶瓷知识普及陶瓷文化赏析方面的课程教学提升人文素质。学院开展特色校园文化活动，通过举办陶艺创作比赛、邀请国内外陶瓷业界的专家主办陶瓷知识讲座、利用各种平台进行陶文化交流等，建立校外素质教育基地——陶瓷博物馆、展览馆、陶坊等，倡导感受陶文化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陶瓷历史、陶瓷种类及陶瓷文化，通过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品质、心理素质和人文素养，提升学生的陶文化素养。
参考文献：
[1]蔡桂珍.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以福建省高校为例[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13：39-42.
[2]淘壶人，小编.宜兴有着什么样的陶文化历史？[J].淘壶人紫砂学堂频道.http：//news.taohuren.com/zishawenda/2011-12-17/article-336.html.
基金项目：2015年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教研课题《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地域文化互动性研究》（15KT112）
川剧文化与文化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在文化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县级文化馆在建设的同时具有推动群众文化建设的意义，群众在观看文化馆的同时可以丰富自身的文化阅历，有助于群众具备更高的文化修养与文化境界。但是在县级文化馆建设时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县级文化馆的管理人员要及时对县级文化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从而促进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县级文化馆;文化;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我国文化部门对城乡的文化建设提出了一体化的要求。因此，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具有指导作用，使群众的业余生活得到了丰富。因此，对县级文化馆进行建设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点工作内容，文化馆的建设人员一定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来进行建设。
一、县级文化馆建设中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业余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但是在现实情况中，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一）管理制度的落后
县级文化馆的建设是近几年来我国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因此，县级文化馆的管理制度较为落后。由于前几年人们不重视对县级文化馆的建设，文化馆的管理人员没有对自身的管理能力进行不断的提高，因此导致了现有的县级文化馆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甚至一些县级文化馆的管理制度较为僵化，完全满足不了当前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从而一些县级文化馆在开展相关文化活动时，活动内容缺乏新意，导致群众根本受不到县级文化馆的熏陶。因此县级文化馆中落后的管理制度已经对我国的文化建设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所以管理人员要丰富自身的管理经验，来创新县级文化馆的管理制度。
（二）资金投入缺乏
虽然我国当前将文化建设放在了我国的发展计划的重点部分，但由于一些地区的管理人员文化思想较为落后，对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工作存在着敷衍的态度，并且一些县级的领导人员只注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忽略了对县级文化馆建设时的资金和设施的投入力度。比如在一些思想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文化馆的管理人员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将一些旧的文化馆设备进行撤除后，没有及时更新新的文化馆使用设备。从而导致了县级管理人员没有对这部分的设施进行资金投入，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工作受到了阻碍。
二、新形势下县级文化馆建设对加强我国文化建设的作用
（一）是顺利的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基础
长期以来县级文化馆对于当地的群众文化活动起着组织的作用。并且我国下发了许多文化馆建设工作的政策以及国家对于文化馆建设的资金投入，来加强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因此，县级文化馆的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所以县级文化馆要承担起对人民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责任，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供更多丰富多样的资源。因此，文化馆的管理人员应明确自身对文化建设的作用，积极的发挥岗位职能来促进县级文化馆的建设。相关文化馆的管理人员一定要具备文化馆对于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具有主导作用这一意识，从而有利于工作人员进行一系列的活动策划，来调动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但是在有些地区由于县级领导人员对于文化馆工作建设的不重视，并且对于文化馆的资金投入力度不足，从而导致了县级文化馆在组织文化活动时缺乏设施以及文化建设的内容。无法影响人民群眾的文化建设意识，导致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建设陷入低沉的状态，县级文化馆发挥不出对群众文化工作进行组织的作用。随着我国当前对文化建设程度的不断加深，因此，文化馆的管理人员一定要明确自身的职能。在县级地区定期组织相关文化活动，来调动人民群众的文化积极性。从而促进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活动中对自身文化素质的培养，此外，文化馆的管理人员在组织相关文化建设活动时，也可以让群众掌握更多的技能。可以聘请一些面点师或者是插花师来对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进行有力的指导，从而促进我国的文化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有利于保护我国的传统民间文化
我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因此在一些县级地区还仍然保留我国的传统民间文化以及民间艺术。比如在新疆的一些地区仍然保留一些蒙古族奶酒的酿造工艺等，因此，文化馆的管理人员在组织人民文化生活的同时，还可以在活动中加入一些传统的民族文化以及工艺。让人民群众在了解我国传统工艺的同时还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工艺技能。并且随着当前我国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相关地区的管理人员一定要加强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的保护工作。此外，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的传统工艺与文化，文化馆的管理人员还要积极引进专业的高素质人才，从而有利于用科学严谨的态度来组织每一项的文化建设工作。对于文化活动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利用各种渠道进行宣传，还可以利用名人效应进行宣传。从而有利于县级文化馆在建设的同时，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工艺进行保护。
三、结束语
在新形势下，为了加强我国的文化建设，一定要将县级文化馆的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内容，提高县级文化馆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以及管理能力，完善相关的文化活动组织形式和内容，加大对县级文化馆工作的投入力度，从而促进我国文化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李建信.论文化馆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价值工程，2017（29）.
[2]蒋勤.浅谈各地文化馆对基层群众文化的辅导培训[J].大众工艺，2015（4）.
[3]秦坤.如何深入基层做好文化辅导[J].青年文学家，2016（6）.
川剧文化与文化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群众戏曲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块活动阵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时代向上风貌，为时代发展做出贡献，是群众戏曲文化的价值所在。群众戏曲文化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标准，才能保持自身健康地发展。
关键词：群众戏曲；定位；价值取向
在群众文化的大框架里，群众戏曲文化是一项传承传统文化的主要社会现象。它源远流长，薪火不断，深深植根在社会文化的土壤里，为群众所接受。同样是群众戏曲这么一个艺术分种，每个时代，却都这着各不相同的存活形态，也都有着各不相同的而适应当时社会文化需求的价值取向。在当今深度变革的新时代里，传统的群众文化模式正面临着时代潮流的冲击，接受新的挑战。如何看待新时期的群众戏曲文化，怎样界定它的社会性质，以怎样的价值取向引导它的发展。成为群众文化工作的新课题。我们认为只有及时审视群众文化的价值取向，掌握社会群体对群众戏曲的审美认识和价值定位，确立新时期群众戏曲文化价值标准，才能准确认识新时期群众戏曲文化的规律与特征，才能正确确定自身的工作方向和目标，从而有效地持续发展我们的戏曲文化。
前不久，笔者就群众戏曲活动的社会存在，对当地的群众戏曲文化群体做了抽样调查。结果是参与群众戏曲活动的人们中，35%的人员认为参与戏曲社团活动是纯兴趣、用来打发时间；20%的人认为是交朋友、从而增强社会和谐，35%的人认为是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的需要；还有少数人认为是体现自我价值等。不难发现，这些朴素的戏曲价值观，大部分包含着不少认识群众戏曲社会价值的积极因素。但是，凭这样的群体认识，远不足于作为正确发展群众戏曲文化的社会基础，很难适应目前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我们要实现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的局面下建设发展群众戏曲文化这一工作目标，就必须对戏曲文化的社会定位及其价值取向的认识，展开不断地探索和研究。
1 群众戏曲文化的社会定位
群众戏曲在群众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其他群众文化形态一样，它通过群众的自娱自乐活动，在满足自身的精神生活和知识需求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普遍的审美情趣，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随着文艺事业改革开放和社会文化实践的不断深入，文化艺术无论在内容上或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多元化状态。群文戏曲团队在这众多文艺形式的冲击下，能立足站稳自己的阵地，在国家的体制外自觉地传承和发展着我国优秀的民族戏曲艺术，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广大群众的喜爱，实属不易。大家知道，我国戏曲是一项古老传统的艺术门类，它有着几百年传承形成的规则程序，我们的群文戏曲队伍，能跟着专业戏曲院团的建设步伐，随着社会文化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自觉地顺应了社会大众的审美心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自我调整，不断自我完善，以其独特的组合方式和充满传统艺术魅力的活动形式，盘下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领地，成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块活动阵地，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在社会文化大家庭里的重要地位。
2 群众戏曲文化的社会价值
这么一大批戏曲爱好者，出于对民族艺术的钟情，本着展示自身戏曲才能的欲望，一腔热情，自筹资金，利用自有的场所，组织召集人马，建立了自娱自乐的群众戏曲组织。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探索戏剧艺术，实践戏曲表演，充实了专业戏剧触不到的业余艺术天地。他们不能像专业院团那样成规模地排成大型剧目公演于市场，但他们举办的一系列小型的充满现代元素的各种比赛、各种展演、各种讲堂、各种展览等，都展示了群文戏曲顽强的生命力和无限的适应力。也正是通过这些传承、展示、研讨等群众戏曲娱乐活动，充分发挥了宣传教育、文化传递等功能，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时代向上风貌，使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受到启迪教育，塑造健康的审美心理，倍加尊重我们的民族传统，从而振奋精神，更好地为建设现代文明贡献力量。这些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强烈的吸引力以及强大的渗透力，为时代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足以显示出群众戏曲文化的价值所在。
3 群众戏曲文化的价值取向
通过对十六大六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学习，我们认识到：提高人的素质，实现自我完善是群众文化价值取向的最高标准。只有坚持这个标准，才能实现群众文化的根本目标。从而在这个目标的导向下，发挥群文戏曲团队的功能作用，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多方位需求，把人们的文明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应该成为群文戏曲文化的最终价值取向，这也是我们努力践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具体表现。
在确立群众戏曲的价值取向上，社会上有这么两种非主流偏差认识不容忽视：一是以单纯的娱乐消遣、情感宣泄来定位群众戏曲的社会功效，忽视了戏曲文化宣传教化的价值所在，使群文戏曲团队成了消极文化的表现载体。二是盲目崇拜国外艺术，一味追求所谓的当代戏剧元素，全盘否定我国传统的优秀的民族文化。不重视戏曲人的要求和群众的戏曲艺术欣赏思维，无规律地改变民族戏曲的程序和规则，使戏曲失去了它独有的艺术光彩，失去了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进而阻碍了群众戏曲团队的正常建设。这些情绪对戏曲文化的片面看法，致使群众戏曲文化的发展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严重损害了群众戏曲对社会的价值作用。
群众文化的最高目标要求我们，在开展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标准。群众戏曲是群众文化大家庭的重要一员，必须遵循群众文化价值取向的各项要求，消除不健康的戏曲价值观，以提高人们素质、促进社会文明为己任，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戏曲的宣传教育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戏曲团队在社会主义正确价值观的指导下，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健康地持续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严玉琼.群众文化的价值取向[J].四川戏剧，2003（02）.
[2] 陈健.新时期群众文化价值取向的再审视[J].大众文艺，2011（12）.
川剧文化与文化艺术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学科转型;中介论;间性论
收稿日期：2012-12-31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当代艺术文化与艺术文化学研究”(20068208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程原(1961-)，男，回族，河南郑州人，集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在当下的中国，从生产资讯到文化消费，经济、社会和常人生活中的视觉化、象征化现象日益突出，市场行为与社会互动不仅呈现出鲜明的中介化和间性化特征，而且作为特殊的文化生产方式，艺术文化的产业化，还被视为是最主要的承担者而不断被社会所倚重。就艺术文化学而言，这种不断扩大且日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文化态势，既获得了学科理论视角的“中观”性，同时也呈现出与传统艺术文化学范式有别的新内容。
一、历史的回望：中外学术史综述
以新世纪为界，就世界范围看，作为外来物，艺术文化一词虽较早出现，但就学科意义而言，无论是英美还是欧陆，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也未达到成熟;而且有意思的是，作为现代艺术学意义上的分支学科，艺术文化学从发生到现在，始终与艺术社会学有着某种孪生性、互文性和共生性。在我国，具有学科意义的艺术文化学构建至今尚不足30年。虽然20世纪新文化运动前后一个时期的文化之争和艺术理论转型，为艺术在社会文化中寻绎了一定地位，并促成了本土艺术文化学和艺术社会学最初的蒙发，但其总体上还是一种非学科性的自发状态。新中国成立前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有关艺术文化的探讨，一方面受到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苏联艺术社会学模式的影响和抑制，一方面又随着“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国家断交和我国极左思想的遏制，从而使得包括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相对成熟的艺术文化学理论既无话语平台，也不构成影响。“文革”后自20世纪80年代始，随着美学、文化热的勃发，我国艺术文化学研究开始成为一种自觉的学科化要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美学到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相继开始不断将“中介理论”作为自身学科“现代转型”的核心理论和范畴，以致至今都保持了这一基本的共有特征。具体讲，除了匈牙利学者豪泽尔在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德、英、中不同文字相继出版的《艺术社会学》中，因明确提出并运用“社会互动”性质的“中介论”而影响世界之外，按出版时序，国内最突出者，一是劳承万1986年版的《审美中介论》专著，该书通过对人的社会关系结构内化意义上的心理机制的内外归因与统一，挑战了当时的审美关系二元论和艺术机械反映论的思维定势。二是1988年周宪等人通过其《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译序，表明“有意提倡一门艺术文化学”，并借鉴西方文化社会学的概念这样界定：“艺术文化学应当是一门在文化场中研究艺术‘场效应’的学科”;其构成上应包括专事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艺术文化哲学”和面对艺术现实的“中介层次”的“艺术文化批评”两个基本部分。这是国内首次将“艺术文化学”与“中介”概念相联系。三是1990年杨春时的《艺术文化学：超越的文化》专著，作者此时虽仍将艺术文化的核心建立在主体性观念上，但其将“目光向下”到艺术文化生产与消费基本过程的同一性中则颇有具体化的推进意义。有必要提到的是，尽管学科取向不同，但姚文放1993年出版的《现代文艺社会学》，由于继承接受美学心理机制这一“内在社会工具”和豪泽尔的理论传统，明确以中介论来解释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提倡寻找并逐个敲开连接两端的中介环节的硬壳和结构，以及尝试揭示中介的“双向互动”等努力，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颇有影响。四是1996年丁亚平出版的《艺术文化学》。也许是有意回避“中介”存在方式的实体性或是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性，其论点是：一切艺术文化现象乃至其整个生命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并都产生于对话之中;艺术文化就是“对话”及多个区域“各相关话语系统‘能动的振荡’”;艺术文化学应当是一种关系研究、整合研究。
从学科史角度说，20世纪最后不到20年的研究，就其关键话语讲，整体上确实为我们提供了理论由抽象向具体提升的路向。然而，回望过去，仅就上述研究的历史基础和时限看，这些成果大多形成于“网络民用化”——生产数字化、产业信息化、人际媒介化、价值象征化等大规模、实质性的社会中介化之前。应该说，这客观上不仅局限了人们对由现代可视技术、映像信息直接推动的大众视听文化社会情境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切身体认，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这一全球最大生产工具和互动平台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场”、特别是价值观变化的理解和站位，影响了这种因新技术、新机制的全面嵌入所带来的从经济行为产业结构到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各方面的深刻作用和复杂内涵的体会。人们难免会问：“中介”或“对话”的直接性与间接性，自发对话与通过意志管道对话究竟能有多大程度的相同性;而所谓艺术文化批评这一“中介层次”，与今天相互中介又不断同构的多主体、互主体、乃至主体间性化的市场化生存，又具有何种意义、何种程度的照应?
这些问题，也就构成了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涉及“艺术文化”的言论虽然不少，但专注“艺术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却并不是很多。除《文艺报》等少数报刊发表有为数不多的专论外，艺术转型与文化实践的主题，似乎再被“艺术社会学”的声音掩盖。即便就艺术社会学本身的现代转型看，作为20世纪末文学界借“文化研究”提出“文化诗学”学科构想的延伸，其主要也是援引中介论乃至传播学、消费心理学等互动理论来凸现艺术社会学的“现代”新内涵。至于直接于中介理论的建构，近年出版的包括传统人类学、现代“符号论”或新增“策展人”等在内的延展性著作暂且不计，其他论者，则多以论文形式散见于语言文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学科领域。相比之下，更为基础的研究，则主要表现在经济学、哲学等艺术学之外的“他领域”。那么，仅就艺术中介论而言，尽管有论者为了纠正传统审美观因忽视现代艺术的多种非审美取向以及在理解上的不足，提出应以“审美中介论”取代“审美中心论”;或在埃斯卡皮“创造性背叛”心理能力等内化中介的外在效应上指认，存在于艺术与社会之间的一系列复杂的中介——艺术创作与生产、传播与流通、接受与消费等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具体环节，是建构更现实、更系统也更科学辩证的现代理论框架的基础;或是继姚文放借助接受论“作品一期待视域一受众”框架和皮亚杰“内在图式”结构，揭示作为中介存在的“期待视野”对作品、艺术发展与质变的重要作用等观点都很值得注意;以及从价值论的角度，认为艺术价值在艺术创造一接受中的生成和实现，一般是由人的一种“群”的“艺术需要”关系范畴中的各要素构成的“中介体”引导和规定的思想也耐人寻味。但是，总体看，这些言论虽有新意，然因其各自站位、问题需要和视野不同，所及中介问题，实质上大多仍未超出格罗塞(ErnstGrosse)对艺术科学的对象、方法做出的“个人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社会学的)两种形式的二分法范式，甚至可以说是不自觉地遮蔽或是隐性强化了二元论思维。
为此，从现代互动技术、媒介经济和消费再生产等构成的“互动社会”的复杂机制和原则看，无论是艺术文化学还是艺术社会学，能否很好地独立解释现实复杂的问题和现象，其本身也是一个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事物存在的普遍联系意义上，产业化、市场化了的多主体互动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因不断资讯化而不断中介化、间性化的社会，一个以不断美化消费、增值资本、象征价值为核心，以制造时尚、营造需要、分化阶层与同化阶层、刺激“再生产”来攫取动力的文化“消费社会”。二是作为社会的一个不断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中介”名义下，似乎不仅一般地包括了那些外在的、显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触及了那些被中介观念遮蔽、随附人的生存需要而主动交互，从而正在不断对“人-物”互动、“人-我”互化、“我-我”变换等社会关系结构发生支配作用的利益诉求和机制。然而，这些问题如果与近10年来发生在文艺美学领域中的“主体间性”理论探讨的同质性问题相比，中介论就显得既不甚精致有效，也不甚合理。换言之，作为现实生活的关联性、同一性表现，特别是从中介组织到中介符号，从相互中介到自我中介的随时转化、即时互化乃至间性化存在看，这显然已不再是一个对自身学科做出“多维形态”与“定位”的问题了，而是要紧跟时代、解放思想、悬置成见，在实事求是地展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转换中，通过进一步深入生活世界、常人行为的内在关系与动因，来探索其机理，寻绎其内涵，统整其范畴，从而通过问题的深化来达到对问题的再认识和重释，为本土艺术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转型提供有效帮助。
二、现实的回应：当代语境与对话场域
每一学科固然都有其自身的特殊矛盾，但其本身也始终处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对于处在中介化、间性化历史情境中的艺术文化学而言，问题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就在于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等各种问题和关系的同在性和同一性。就前者而言，姑且不论自孔德以来对社会“静力”结构与“动力”发展，或是对“社会结构”究竟是“坚硬的”、“物质性”的，还是“柔软的”、“精神性”的双重探讨和疑难，有一点可以肯定，与人类学家惯常将“结构”视为一个“文化”概念并从视觉符号论角度加以把握相比，那种倾向于机械地把“结构”和“文化”对立起来的传统社会学，无论是在深度研究，还是在社会实践与转型意义上，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即便就作为人类共同体的“社会”这一概念本身的要义而言，“人”也是“社会的主体”。由于人的存在从来不是孤立的和静止的，同时也由于每一个人只有当“进入文化中，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个体”的存在，因而就其现实性而言，这也正是“文化”之所以能够从物质的到精神的各层面的总体性上，涵盖人类史中所获得的一切物质能力和文化财富的原因所在。如在“文革”极左思想和“集体意识”支配下的社会生活中，资本经济作为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一种基本的功能性结构，就曾一度从我国经济体制中被删除;当环境问题“出现”时，就带来了环境意识、环保组织，并最终构成了国家环保机构和环保体制。诸如此类的社会事实反映在学术上，除博厄斯(Franz Boas)曾批判继承泰勒的“交错文化研究法”而提倡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结合，以毛斯(Marcel Mauss)为代表的涂尔干学派明确指认社会研究与文化研究密不可分这一“社会事实”之外，更为典型的事例是，当代美国人类学家墨菲在后结构主义人类学成果基础上，鉴于“社会互动”和“文化符号”于人类行为的不可分性，从而在其著作《社会人类学引论》再版时，将之更名为《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换句话说，无论是本土社会文化实践，还是国际人类学发展事例，所有这些，又从一个侧面同时说明了风行全球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 studies)为什么自20世纪90年代始，或作为艺术社会学、或作为艺术文化学，以致最后又被当作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方法而被引入的根由。
当下国际意义的艺术文化学和艺术社会学，渊源上都是由文化人类学参与奠基了的文化社会学和集审美、心理、文化等因素于一体的文本社会学和文化批判理论，以及代表了当代人文主义“百科”交叉点的共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鉴于文化研究有被泛化之虞，国内学界响应美国“文化诗学”的主张，一些学者和机构也因之提出了旨在使本土艺术学范式超越“自律研究”和“他律研究”的构想。然而，在笔者看来，包括艺术社会学在内的这些当代艺术文化现象，与其说是一些学者所谓的“品质阅读”与“价值阅读”两种方法的辩证统一或“融合”，毋宁说它是一种立体开掘当代“中介社会”非线性共生关系的“主体间性”和“学科间性”的同源性反映。换言之，就互动理论与“相关性”复杂原则(leprincipe relationnl)看，正如当代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布迪厄所说，那种“将社会科学分成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为代表的，将主体与客体、行动与结构、文化与社会不断二分的传统形式逻辑，正像将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互化结构作二元分立一样，其本身就是“从最初的一种错误定义而形成的”。
事实上，近10年来，国内引领学术范式转型的一些节点性人物就援引“日常生活世界”等现代哲学资源，不断宣示现实生活的审美化正在不断挑战艺术自律论的基础，艺术与日常生活的传统界限，随着茶肆酒吧、休闲娱乐、广告时装、社区广场等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审美化而日益消解，从而导致文艺研究的主旨也从对审美对象或艺术特征的考究，转向对文化、消费以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复杂互动关系的多种分析和综合运用的解说。这种转向，在学理基础和国际语境上，不仅包括豪泽尔的“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互为主体和客体”，其相互间的影响具有“同时性和相互性”等逆经济社会决定论的精神传统。而且，更属于当前全球社会与文化史学在“实践的历史观”转向中对“社会结构”的深入盘诘：在包括布迪厄等一批重量级学者在内的这条路向上，正如其代表人物斯韦尔(William H Sewell)对“结构”概念隐含的问题至少有这样的诟病：一是因“结构”不承认“人”而有忽视主体的倾向，且行动者被悄然释为程序化了的木偶;二是“结构”无法说明自身可能的和事实上的“变动”，且把发生的变化归因于历史、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三是至今在理解上仍难以确定“结构”究竟是一个“物质性”的还是一个“精神性”性的概念。因为在习惯意义上，作为艺术社会学历史根基的传统社会学，历来被视为是以“社会结构”或“结构”为其主要对象的科学。正因为如此，这种历史观试图克服两个弊端，一是年鉴学派对“总体史”的追求和“二战”后兴起且惯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寻找社会变迁终极原因的“新社会史”的经济决定论;一是由前者内部的逆转而强调文化、符号、话语首要性而引发“文化与语言转向”并最终走向极端化的“新文化史”的文化与语言决定论，并在新的“实践理论”或“实践的历史”观的意义上，力求协调文化作为“体系”和“实践”的一体化关系。应该说，“体系”和“实践”无须二分，两者之间是一个辩证互补的关系。在现实性上，“体系”即“实践”。文化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维度有别于其他维度;而作为一个符号体系，其“真实但微弱的内聚力”，仍然要不断被实践突破而发生转变。萨林斯在文化秩序与个人行动辩证关系上也认为，虽然文化在人类有目的行动中运用体系与结构这样一种二元存在模式，但结构是静态的，而人类行动却在时空中不断展开;行动固然在结构中开始并结束在结构中，但实践行动的积累性和聚集性的效应，将迫使结构发生变迁来为历史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因此，文化不仅在行动中被改变，同时也被再生产;从而“结构”也就只能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而且与接受美学有些偶合的是，还有人把“意义的生成”置于语言符号和物质实践的交互地，正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文化实践，符号的使用者才从经验上日益感到其真实的存在。换言之，也就是行动者自己在其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创造了意义。事实上，这种将传统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与实践的“因果”性转向对“同源”性关系的理解，不仅使得线性的社会“决定论”自然要被“促进论”或“影响论”取代，而且也是陶东风提出要把文化看作是一个既反映现实、也建构现实的基本的社会实践的话语背景。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性思潮中，国内一批学者同时依据马克思“实践一精神”掌握论高调倡扬：艺术既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创造世界的一种方式;其创造物，是具有物质形态的精神存在物，并在介入“历史创造人”的过程中实现创造“历史的创造者”。就笔者看，这种基于全球大文化思潮所对传统形式二分逻辑的反弹法，以及具体到对文艺反映论的作用，不仅是一种从认识论本体论向实践论本体论全面“和合”“建构”的历史转向，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必须通过认真关注社会的集体表象，摆脱社会起源史意义的文化、政治简化论，避免将政治、社会意识形态视为自成一体且与生活相隔离的观念误导而回归存在的历史新要求。
循上而言，无论生活化、实践化学术转向的未来如何，眼下可以肯定的是，中外学术界前呼后拥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主义与视觉文化的兴起，不仅进一步比照出单向度思维与视野之不足，从而也再拓了更多的可能和空间。作为主体交互关系存在的人的自由实践与互动，似乎意味着艺术文化学与其他姊妹学科，也只能在实践存在的交互中介、交互塑造的同一性中，在由解放理性、价值理性所支持的“学科间性”乃至“去学科化”的辩证策略和理论勇气中，才能真正获得现实观照和发展。
三、中介间性：当代艺术文化与社会学要素透视
人们知道，在一结构化的系统中，一个新的要素的出现，并非一般地增加了系统量，而是会带来整个系统的功能、性质等结构性的变化。马克思说得明白：每种时代都有一种在地位和影响上支配其他一切生产的生产方式，“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目前，数字信息技术带来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决不简单地只意味着工具形式而不是世界处境和意义的变革。作为一种划时代的产业革命、语言革命和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它一方面使得社会通过“视觉语言”、“视像交际”等“中介机制”促使数字语言感性化、物质生产人文化和技术社会人性化，一方面又使得人与物、人与人的历史的对象性关系，演变为心物交融、生存互化的多维化“主体间性”关系。不止如此，在文化共生与社会互动上，这种将工业文化与技术文化不断转化为以制造形象、消费形象为特征的“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的生产力，不仅广泛激发了人们对视觉文化、审美文化、大众文化的文化消费，同时相应地也带来由各种中介组织、中介机构集成的中介产业和间性机制，从而在各个层面上生成了间性化的中介行为和中介性的间性意识，以至在这种社会生产、人际交往的显性中介与作为隐性机制的心理机能之间的间性化交互中，人不仅是自身(包括大我)行动的价值目的，而且还必须不断地互为中介、协同关系才能达到这个目的。甚至在人自身现实而根本的多重性上说，人同时还必须不断地调整心态、中介自我才能协和群己，从而确立社会关系、展开价值交换来适应这个中介化和间性化的世界。
其实，“中介”一词的传统意义并不费解，它是表征事物之间间接联系的范畴，是指处于不同事物之间或同一事物不同要素之间起联系作用的环节和过程。但在现代纵横观上，它却难以很好揭示空间上并存事物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时间上事物转化与发展的内在肌理和动因。而具有伦理基质并作为“他者理论”另面的“间性论”，虽渐成于现象学、解释学、人际交往理论等西方现代哲学，但“间性”现象、间性思维则同人类一样古老。就当下而言，间性是一个以双方或多方共存并相互交涉为前提的网状“关系”概念。由于“主体性”是基于反叛人对神教君政的从属性而建立起来的以“人”为主体的前现代概念，所导致的相对于世界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相对于他人的“个人中心主义”两个方面的副果，就必须联系到以扬弃“主体性”为要旨的“主体间性”上来理解。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强调的是超越并包容主体性的一种人与世界的本原、平等而应然的共在共生关系。就此而言，“中介”概念与思维，严格讲也是前现代的，其暗含的前提或处境是：在“主体-对象(世界)”之间，它是主体为达到某一目的而在特定对象之间派生出的一种“物格”化的工具或手段。而事实上，由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生产方式和生存关系，本质上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实现的，因此，即便在传统的“主体-中介-对象”线性关系中，“中介”显然也并非只是一个被动的从属物，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能动的、多主体性的共在。如从动态实践角度看，世界不仅是一个互主体化的“间性”关系与结构，而且在各“主体”视野中，所看到的则更是一个在“主体·主体·主体(含人格化事物)”关系中由“我、你(他我)”构成的具有意义的主体间性世界。循此，历史上所有对“中介”重要性的肯定即便不可或缺，但也都是对“间性”存在本身的肯定。如从人对工具的投身而生成，到生存交换达到的彼此确立和认同，以及当下各类主体各种形式的资本转换与增殖所对符号化、象征化的价值归结和诉求，莫不如此。以至放眼望去，所有的知识体系与所有的价值联结，抑或从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被创造者这一常识讲，中介与间性，中介中的间性，乃至中介的间性化，不可谓不是人与人、人之为人的一个根本属性和特征。历史地看，中介论固然有局限，间性说也不成熟，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以不同概念探讨同一性质问题的意义和价值。而且确有论者从人与社会“互动中介”价值论角度，阐发了颇具间性论意味的问题：如把人的“群体”存在这一社会“主体性价值中介”，同时置于由“文化”、“社会关系”分别构成的“历时态”和“共时态”价值中介关系中，借以揭示和涵括中介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其理据是：(1)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需要与被需要、满足与被满足的双向价值互动关系。脱离了这种关系，其他的关系不会存在。这种关系前人虽有所把握，但其缺陷一是程度不同地忽视了价值需要结构的复杂性，往往把价值关系理解为物质利益关系，不能在主体生存的精神性和总体意义上来把握;二是常人理解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单向的，社会看似不具备自我意识和人格特性，致使人与社会价值关系的双向性不明显。(2)人与社会是一种相互生成、提升并相互规定的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社会价值主体是由个体之间价值互动所凝结、升华成的一种特殊的价值主体形式——社会角色结构，亦即不同的人通过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角色而在特性上呈现为一种“集合主体性”或“拟人格性”的社会价值主体;人的生活过程就是从个体到社会主体，再从社会主体到个体循环往复且不断提升的价值运动。(3)人与社会的价值互动和联结，拟人格集合性社会阶层角色的中介性是其重要特征。且社会越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和中介也越复杂。
事实上，只要把“中介”也看成是从人格性、到“拟人格性”能动存在且交互作用的时候，所言“中介”，也就多为“间性”;所谓“互动中介”，也必多为“主体间性”了。当然，不应回避的还有较之中介论的局限，由于间性论在内涵上既包含了社会性，也包含了个体性，并构成了一种对普遍应然的存在方式的理解，使得人们由从过去对“主一客体”关系的关注，不断转向对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关注，从而促使人们将世界看作是一种主体与主体间的交互共生性关系，也就由此根本改变了“存在”这一哲学范畴的基本内涵，使得“存在”既非主体性亦非客体性，而是主体问的共在。借交往理论看，世界就是各种主体、类主体交流合作而生存其中的构架;而实践则是一种与他人共同“参与和分享”并决定了共同利益的活动和过程。当然，应肯定的是，前述论者认为人与社会的关系既不同于个别与一般、也不同于部分与整体，而是一种个体与某种拟人格社会价值主体之间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角色流变关系的意见，可以很好地帮助解释现实社会中，不仅可以存在着由这样或那样的价值与利益诉求的人构成的群主体、社会主体乃至类主体等主体形式或结构，而且在社会艺术文化场(champ)中，当然也存在着相应的动机和驱力，以及借符号间性来对艺术化视觉文化符号的阶级隐喻与象征，价值变换和提升等社会再生产能力的追求运用。这还使得人们在更高责任上，要对艺术文化权益的特权与共享、区隔与聚合等“审美与审利”特殊机制的两个方面，同步把握其间性作用和价值关系。
如此而言，在本土学科建设史上，艺术社会学与艺术文化学著作中的某种相像性不仅不让人奇怪，而且两者或把心理机制与符号，或把“解释者”与“策展人”同质异构为“重叠共识”也都不足为奇。就新近译入的英国学者亚历山大的《艺术社会学》看，即便其从显性中介角度较好地弥补了国内学者多把中介单限于“内在心理机制”之不足，同时也比照出那些因囿于学科取向而把“艺术批评”、“对话场域”、“符号”等归为“中介”的意见似显抽象。但就整体而言，该书似乎同样也无法完全令人信服地表现出社会学取向与文化学取向之间的特别个性和差异。而且，由于同样继承豪泽尔的“中介观”，从而在对葛瑞斯伍德(wendy Griswold)“文化菱形”(图1)之不足加以修正中，又在其中间部位加入了所谓社会关系要素的“分配者”(图2)这一利于直观的“中介”结构。但恰恰因此，其原有的“社会”一端，由于被画廊、艺术策划、经纪人、批评家、媒体、拍卖会、博物馆以及非官方组织和政策机构等艺术产业生态链中的各种“分配者”所替代。那么，这个“社会”不仅变成了抽象物，而且正如作者牵强之言，则变成了“社会学”的“取向”和“立场”，从而不可避免地步人了习惯上所谓文化学、阐释学的理论范式和范畴。而事实上，即便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所有要素，本来就同在于“社会”之中。至少在中国，这还不包括艺术产品“分配者”同时也是“利益持有者”(stakeholder)等众多间性化现象。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在所有社会活动中，由于人的社会角色从来不是不变的，即如每一生产者同时必然也是消费者，收藏者也是投资人等，这种原本作为“中介”存在的主体角色与关系的转换，不可回避地进入到了“互主体性”或是“主体间性”的范畴。据此，笔者以为，这就发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纬度——“中介论”与“间性论”之间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逻辑关系问题。换句话说，主体间性乃至间性现象的普遍存在，对“中介论”意味着什么?进而，由于间性现象更复杂，间性理论更现实，是否对艺术文化学姊妹学科更好地软化和消解“社会结构”的僵硬性带来更好的帮助?抑或在问性理论的普适与普及中，还存在着“符号间性”、“中介间性”乃至“学科间性”等种种引发间性思维、间性意识的历史必然性?
四、穿越中介论的当代艺术文化与学科间性
对于处在社会生活中的当代艺术文化及其学科关系，笔者有几点看法。首先，对于艺术文化有别于一般文化和纯粹艺术审美文化的特殊性，几乎已成共识。换句话说，将艺术纳入文化，就意味着对于艺术的考察，开始超越艺术本身而对传统艺术对象方法的个别性和孤立性进行扬弃。只有将被一定历史狭隘化的艺术理解，置入到互动共生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氛围中作同一性把握，才能在新境界上实现对它的再次呈现和刷新。现实看，就艺术作为一种形象呈现思想情感的人为创造物，抑或是一定条件下个体的自由创造性活动而言，其本身早已获得了历史性的表述和规定。但如果从当代艺术文化视角看，艺术则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间性化的复合体和中介体：除其可能具有的审美价值之外，还同时蕴含着思维价值、伦理价值、经济价值、文化资本象征价值等其他非审美性价值要素。这既反映了当代艺术文化既要面对艺术家、创作和作品，同时还要关注艺术活动的总体规范、构成方式、关系形态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至于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地位问题，既可以借鉴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到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分类学研究方法，也可以参考诸如马斯洛生存需求论等各种资源来研究。当然，人们熟悉的、受到马克思把握世界方式说启发的卡尔·波普的“三个世界”理论也值得注意。简单说，所谓“第一世界”即指客观物质世界，“第二世界”即指人的经验世界，而“第三世界”则是指包括定律、图书、电影、建筑等所有被精神物化了的文化客观世界，亦即所谓的第二自然界。综合文化分类、马克思观点和笔者理解来说，第一世界主要以“物质一实践”的方式把握，体现为对世界的物质化改造和生产，可谓是物质文化;第二世界主要以“精神～理论”的方式把握，即对主客观世界的科学哲学的求真认识，可谓是精神文化;处于前两者之间的，特殊的、具有中介、间性意义的第三世界，则主要以“实践一精神”的方式把握。这一方式的特殊性在于，它固然不纯粹是精神的，但同时也包括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且，还涉及行为文化和相应的制度文化。因而，在现实性上，它既不同于要把对世界的认识加工成抽象概念的“理论的把握”方式，也不同于要把生活改造为符合实用功利性的“物质-实践”把握的方式，而是将“三个世界”连同把握方式之本身——即在“文化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连续-元化和“实践-精神”的间性化的同一性逻辑上，实现连接心物相随、情理相间的直接体验关系和存在方式。这也正是艺术文化在整体文化架构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价值。
其次，文化方式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概念一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或机制才能展开。就艺术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同一性看，这种介质至少既可以是反映时代特质、构成学科结构和支点的认识原则、概念范畴或理论方法等工具配置，也可以是体现其精神特质的行动场所、行为机制或存在方式。易言之，无论作为一种文化方式，还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抑或作为一种心物间性化的方式，在市场化互动平台和视听化产业机制中，它都要积极满足社会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文化消费需要，在艺术生产一消费上下纵横的各种产业关联与社会关系中，具体寻绎它的当代质点和结构。在全球化过程日益带来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市场机制、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社会互动、互约和互化中，就是要以求真务实的创新勇气，深入观察、广泛借鉴，探索揭示与历史发展相适应的学科建设新要素。在实践中，要深入实际、观察机制，发现场域;在理论上，要研究范畴、加工概念、配置工具。基于学科建设迫切需要和其中介间性化现实规定，更需要积极汲取协同学、媒介经济学、技术社会学、传播人种志、常人方法论、互动社会学等各种新兴“中介社会学”的营养。如当代结构符号学等理论方法中，“艺术符号”不简单是艺术表现语言载体，而是艺术文化的思维形式和方法，同时也是个性塑造、社会识别、消费决策和资本转化的中介形态和间性机制。即便作为语言来说，无论中外学者怎样界定，都不妨碍我们如此发现：作为载体或是场域的艺术市场，从艺术创作、设计生产，到鉴赏消费、投资收藏，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都在挖掘、利用艺术产品符号“所指”与“能指”的间性价值和功能潜力。尽管这在不同的创作一接受、生产一消费层面有着具体不同的含义，但除了意识形态作用之外，在共同富裕仍是理想性目标的社会中，快餐性、自娱性、公益性、学术性乃至资本再生产性的艺术文化消费，已充分表现在所有的有限生产场(艺术圈)和大规模生产场(流行文化产业)两大既相区隔又相互化的“亚场域”中;与之对应，在层级分化的社会文化消费结构两极之间，人们有目共睹地看到，所有的主体是如何按照自己的预设而将自己这样或是那样地符号化、间性化，从而通过这一象征性符码而或谋取资本、或寻求认同、或自我再生产。换句话说，个人或是利益“集合主体”的社会资本积累，常由表征、虚拟(造成“误认”)、遮蔽或放大自身社会角色势能等动机或需要，来刺激和形成生产与消费决策，从而驱动艺术文化产业通过“符号间性”的设计创造，实现从“文化/象征资本”到“经济资本”的双向且间性化的价值连接。凡此种种，在艺术文化学意义上，如果将其还原到社会对“名牌”的消费与生产，合法性与非法性“套牌”等文化耗散结构上，就不难理解文化“价值符号”与社会“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和意义了。
再次，由于艺术文化机制与存在方式内外关系的多维中介与间性化及学科自身正在不断发展中的不尽成熟，现实决定了当代艺术文化学理论视角与定位的中观特性。一方面，尽管艺术的生产和发展总体上如温克尔曼等人之所见，是与一定的社会、地域等因素相关联的，但在中观性所特具的间性视野中，艺术与社会发展在具体关系结构上的不平衡性，则又导致了艺术生产与消费过程的动机、结构、机制、规范的复杂性和歧义性。严格讲，个体层面的艺术创造与审美接受的某种意义的同一，不代表所在艺术生产与文化消费社会层面上与他主体之间的同一。艺术作品作为产品或是文本，一旦进入社会关系的过程，就可能被赋予了不同于生产者本意、甚至也不同于产品语义本身的情境意义。而产品所包含的其他方面的价值因素，则可能在这样或那样的环境和主体关系中而被这样或那样的缩放。所构成的问题，通常都不是宏观上所能深入研究和解决的。另一方面，在此视角中，诸如艺术化的资本象征符号，和以消费名义出现的各种再生产性投资的社会意义、价值转换问题非常突出。而且这也是对它们在社会过程中隐蔽而又双向生产的动机、利益机制做出合理判断所必要的距离。换句话说，也正是这种间性思维，才上可问道、下可论器，既能纵横捭阖地与其他学科理论实践构成互动，又能勘察艺术文化中“审美”与“审利”之间的矛盾关系，以至对艺术文化生产消费各环节中不同社会阶层的行为、心理的作用和影响进行透视。再一方面，从此视角看，正如艺术创造有其特殊规律一样，艺术文化同样也有其自身的特殊矛盾和规律。但是，这种规律在具体内涵上与前者又有所不同。传统意义上艺术创造的“自治”与“他治”，可由艺术家来抉择，主要表现为来自艺术自身的标准、美学准则与社会意识形态、审美趣味之间的矛盾和压力;而作为后者，在不同程度地包含了上述矛盾的同时，又有着一系列复杂的中介化、间性化的嬗变过程。这一过程不再受艺术家意志支配，而是以艺术品复制者或是“类像”制造者、经纪人等中介者，和“形象消费”者为主的多主体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的矛盾过程，是经历了被社会他意志、他规则、他文化和他因子共塑了的“自组织”产物。换句话说，艺术的“自治性”与“他治性”，虽然共存于艺术文化的自治与他治的矛盾关系之中，但在这里，艺术家乃至作品本身，已不再作为一种支配性因素存在于这一多因素构成的特殊矛盾中了。而其矛盾性质的复杂性和其特征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就构成了当代艺术文化学的对象、范畴和任务的特殊性。最后一个方面，在此视角，正如艺术社会学不是“他者”一样，中介也不只是“体制”，而更是主体之间的社会心理和文化间性行为;进而中介理论也不只是工具，同时更是充满间性性质和间性意义的内容。当然，即便只是一种物理性的工具，只要它置于社会存在中，就不可避免地获具这样或那样的意义和作用。工具的文化性和社会性，连带出工具使用者的社会角色、关系、性质和意义规定。易言之，中介只有承载社会关系才能得到意义解释。“艺术符号”、“象征资本”、“主体间性”等理论工具莫不如此。在符号生产与形象消费链上，他、它们不仅不是被动的存在物，相反，其始终都与艺术家、经纪人、评论家、收藏家、消费者等各种主体“一币两面”地共在，并同构了一定历史、场域的过程、品质和价值取向，以至创造出这样或那样的形态、规则、机制、理论、思维、乃至文化和学科范式。
五、基于动态发展的学科建设原则和对策
人的能动性和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带来的各种问题和现象，的确不简单是“镜像”符合论和任何形式的决定论所能解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事物运动就失去了其基本性质的“呈现”。作为存在本身的表达，这种呈现，在整体性上仍然给予应有的反应和判断。存在，特别是作为动态实践的存在，仍然具有最高的规定性。换句话说，艺术文化学理论建设与再转型，必须遵从这种规定。
一是要破除成见，把握事象。虽然近三十年来，在艺术文化学理论建设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关键词有所不一，但“中介”是其基本的概括和主要共识。目前，无论是艺术文化学，还是同样将其视为支柱性概念范畴的艺术社会学，对其研究都很不充分。甚至碍于某种成见或学科界限而对其有所规避。事实是，无论是“场效应”、“对话”，还是“符号”、“心理机制”或“认知图式”，这些不同名义的“中介”，固然都有相应于特定情境的合理性，并因其相对的不确定性而具有某种纳受力，但总体上，这些概念，则都基本是对所侧重领域现象特征的“描述性的概括”，而非由某一内在机制抵达普遍的逻辑把握。比如，“符号”概念因缺乏对“活态存在”的体现而流于孤立和僵死，而“对话”则因忽略对“互动机制”的揭示又似显空洞，等等。尽管“中介”概念一定程度地弥补了这些不足，但也存在问题。如前所述，在多主体、互主体的现实生活中，世界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从而使得个人中心主体性所将一切视为介体对象的贬抑性日渐失去现实性、合理性。即便在“主体(我)-中介(物格化)-对象(他)”示意中，一方面，主体之间的“中介”被降低了位格，另一方面，在相对于前位主体而言，世界成为了“我、他”主从关系，而不是更加对等的“我、你”关系。这当然与人类社会历史走向不相适应。因而，中介论不仅还留有前现代的“尾巴”，而且这也是国内一些以学科为本位的“间性论”者普遍失察的一个基本问题和存在事实。
二要求真求实、勇于开拓。当代艺术文化学的“当代性”，就是始终要将社会现实生活作为最高皈依和规定。特别是在不断转型发展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更要解放思想、开阔胸襟，勤于深入理论实践双向多维考察覃研，善于发现和面对真相，敢于挑战学科壁垒，勇于开拓创新。一方面，要像前述美国人类学者墨菲那样，尊重事实、革新自我、勇破藩篱，一当切实看到“社会互动”与“文化符号”于人类行为上的不可分性时，就果断纠偏正误。当代艺术文化学不仅要积极不断地与艺术社会学等姊妹学科对话交流、互动比照，甚至还要打破“中介论”与“间性论”老死不相往来的学科藩篱，敢于从跨学科、学科间性化乃至“去学科化”研究策略中攫取突破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中介问题的复杂性，抑或是间性存在的幽深性，两者在历史逻辑中肌理与特征的显隐与异同，恰恰既折射了所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和丰富性，又表明它在学科重建中的地位和体量上的重要性。所有这些，不仅表明它是一个须下大力气探微索幽、精深梳理的当代新课题，同时，还客观要求要不断保持学术站位上的合理性——既要保持对生活实践的密切联系，又要避免陷入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之局限，从而在避免宏大叙事中获得把握现实的最佳距离。
三要深耕细耘，潜心覃研。当代艺术文化生态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广泛联系与互动，同时也规定了学科研究的复杂性原则。在此意义上，当代艺术文化学既是整合定性研究，更是分析性研究;既要分类定量统计，又要比较归纳演绎;既强调逻辑学理，更强调实践照应;既要研究艺术的自由创造机理，更要研究它在市场机制中的衍生机制，以及两者之间往复交互的逻辑关系。比如与环境问题这一全球共识却又难以解决的矛盾相比，作为既不必需、又难以共识的艺术文化问题则更为复杂。文化固然通常都沉淀为一种生活方式，但在物质丰裕社会中，在主体个性自决中，在地球村多元化视野中，生活方式与其涵养其间的人一样，历来是、今后将更加是流变不居的。这些，在带来艺术文化研究内容的丰富性的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四要鞭辟入里，动态把握。目前，我国仍处在从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信息社会“三级两跳”历史转型时期。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多元并存的事实，一方面构成了重叠、动态的社会生活的特点，一方面也带来艺术理论、艺术实践、艺术批评和艺术文化“多重并发性”的格局，更重要的是，处在不同历史时态的人各有不同的文化理解和诉求，从生产即消费、消费即生产，到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人的、艺术的存在方式的历史转换与主体间性关系的确立，不仅并非易事，甚至还相当理想化。一方面，在许多人驰骋穿梭在不同社会层面不断进行着“身价”增殖和身份再生产的时候，而更多的人还在苦求着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这种资源配置与分享的不平衡，恰恰就是各种中介机制和间性诉求发生的土壤。艺术文化学不可能回避文化公平与文化共享问题。这决不简单只是一个逻辑的而不是富有时代意义的命题。引入“间性思维”来应对这一历史命题，不仅回应了学术研究“回到人的真实生存本身”的历史走向上，重要的是，主体间性理论方法，无论对于文化建设，还是对于文化产业及市场制度认识、分析和理解，都是现实的。换言之，文化既能够形成认同、产生凝聚，也能够营造区隔、导致分化;“生存需求层次论”早已说明，社会公正、平等的需要，不只在物质生活中展开，而且一定水平上则首先是在文化层面展开。社会间性现象，一定意义上恰恰就是在精神和文化上反区隔、反两极分化、反不平等的表现。间性需要创造中介机制、中介形态，中介机制则又创造间性内容、间性空间。而在制度正义下的主体关系中，没有间性共在，就没有社会规则的发生;主体间性所附着的互化行为，不仅取决于市场交换的公平倾向，同时更取决于人们对自身社会角色身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五要持守底线，彰显要旨，纵横捭阖。在“文化生存”时代，人对归属感、认同感的诉求，深层意义上是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需要。达到这个境界，则具体表现为对公民权利与平等在文化机制和制度上的诉求与落实。这种诉求，经常被转化为一种感性、直观、自由的文化表达方式。这也是文化权力、文化资本在其象征意义上，替代性解决理论正义与平等的现实缺席与不足。因此，艺术文化学不能忽视艺术符号的社会意义与功能，并且穿越“中介论”之局限，建立一种正能量、有底线的“符号间性”范畴，批判性地解释当今社会中诸种艺术文化行为和现象。当然，在全球化进程中，建构本土话语内容与理论的当代艺术文化学，既要调整理论思维和方法，同时在方法理论上决不排斥人类共有文化遗产和别国优秀工具资源。特别是在市场化、产业化背景下，艺术文化生产与实践，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由政府直接规定的一种“被组织”形态和过程，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以市场为主导的“自组织”行为和结构。因此，各种艺术文化形式社会势能的不平衡性、动态性和一定程度的随机性，相应导致了系统研究在功能效用上所对包括控制论在内的其他理论方法的某种程度的让位。如对京剧等“国粹”的政策性扶持，对大众文化产业与流行艺术走向的策应、调控和导引等。同时，由于艺术文化又是一种兴动幻想、预示人生社会某种可能性的感性化、常人化、景观化和生态化的创造性活动，从而就须纵横捭阎与合纵连横地借鉴、运用种种理论方法来观照。除了已经提及的理论方法外，诸如理念类型与文化形式系谱分析，文化圈和文化层与秩序分析与解码、话语权力与知识共因、以及交际分析、文化结构与阶层等级和性别分析等，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具有揭示意义的理论工具系统。
我国当代艺术文化学的转型，关键在于能否坚持以存在为最高规定。其中，揭示和解释社会文化互动机制与动因，是重中之重。而作为问题的核心范畴，在新的历史逻辑关系中，与作为派生物存在、相对显性过程的中介论的历史特质相比，以主体间性为内核、更侧重隐性动机和机制当下性呈现的间性论，在本性上显然更有立场，更有底线，因而，也更符合目的优先价值原则;两者虽同涉“关系”问题，但逻辑渊源和主、从性不同。如何看待中介论的历史悖论和局限，以及能否用新思维、新方法揭示中介间性化的存在机理和逻辑，既能反映出一定学术站位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而且也将表现为学科转型的性质、意义和价值。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开掘，同时也将会对艺术社会学、艺术市场学乃至本土艺术学的进一步转型提供重要资源和启示。
(责任编辑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