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经济学理论范文第1篇
20 世纪30 年代初, 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传统的法律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严峻考验, 人们开始探寻新的法律模式。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发展导致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逻辑推理方式, 开始将法律同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结合起来, 尝试采用新的法律方法对新出现的法律和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法律经济学理念的首次提出, 一般认为源于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 在此文中, 科斯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1973 年, 波斯纳的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问世, 为法律经济学划定了自己的领地, 也奠定了波斯纳本人的学术地位。自此以后, 法律经济学逐渐成为广受关注的重要法学流派。
二、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困境
( 一) 方法论问题
法律经济学主要采用个人主义, 强调社会的变迁来源于个人的行为, 而整体主义则着重强调整体优于部分, 社会整体大于个人的简单叠加, 整体主义往往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 自主的个人如何脱离现实制度来解释制度本身的演进和变迁是个人主义所无法解决的, 因此这种个人主义往往被方法论整体主义所质疑。
由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导致的方法论主观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判断和理解能力, 而这种价值判断和理解能力是因人而异的。尽管波斯纳对功利主义的评价是度量困难, 但对于法律经济学来说, 同样没有很好地解决度量问题, 正如效率的评价标准仍然是困扰法律经济学的一大难题。虽然波斯纳尝试将效率的评价标准诉诸于金钱, 从而引申出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理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 法律经济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 二) 社会财富最大化问题
波斯纳极为推崇社会财富最大化, 但是, 各种幸福都可以通过财富获取吗?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是, 我们必须放弃部分或全部财富才能获得某种更大的幸福呢? 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 我们是不是应该综合考虑所有的幸福来源, 而不是单单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这一种途径。因此, 对于社会财富最大化这个标准, 法律经济学是否应该划定范围、或提供标准以供适用者来判定哪些案件适用财富最大化标准以及哪些案件不适用此标准。尽管波斯纳承认财富之外的幸福来源以及其与追求财富最大化可能产生的冲突, 但他并没有提供标准来供我们判断何种情况属于此情形, 也没有提出解决之道。正如台湾学者熊秉元教授所说: “波斯纳自己也认为‘财富极大化’是一种退而求其次、不得已的做法。既然是以‘财富极大化’来逼近‘效用极大化’, 也就是借着‘财富’来间接反映‘效用’或‘福祉’; 那么, 在财富和效用这两者彼此不抵触的时候, 运用这个原则当然不成问题。可是, 如果‘财富’和‘效用’发生冲突的时候, 还能坚持以‘财富极大化’为目标吗?”
( 三) 道德缺陷
法律经济学将“效率”视为至高无上的标准, 强调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 从而对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以及对其社会价值作出评价。采用以“个人理性”及相应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其方法论基础, 以“效率”为标准探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状况, 波斯纳甚至认为, 在最普遍的意义上, “效率”可以被视为“正义”, 基于经济原则建立的道德体系同人们日常的道德体系是一致的, 因此, 并不关注理性的人 ( 行为的施动者) 的行为动机, 也不重视对人性的考察。
法律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就是选择适当的手段以期达到期望的目的。如果其选择与其目的是一致的, 这种人就是理性的。他们仅关心“经济人”是否按理论的预测行事, 并不在乎“经济人”是否自私等关于人性的问题的讨论。同时, 经济学家认为正义等理论是模糊的, 不赞同某些传统的法律方法, 沉醉于采用完美的数学模型来进行法律研究, 忽视了在法学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道德伦理。我们应该正视的是, 经济分析方法只是法学研究中的一种法律方法, 它本身也不是无可挑剔的, 也是需要不断修正和发展的。
三、主流法律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主流法律经济学以芝加哥学派为主, 其代表人物为波斯纳。芝加哥学派主张运用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学传统理念, 重视对财富和效率的追求, 将财富、效率等的最大化视为其重要的目标。在分析方法上, 主张适用实证分析方法, 如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等。近二十多年来, 主流法律经济学不断遭受质疑和抨击, 诸如新制度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行为法律经济学等一系列的新兴学派的涌现, 从不同角度对主流法律经济学不断进行挑战。
( 一) 新制度经济学派
在当代, 新制度经济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属施密特 ( A. A. Schimid) 、萨缪尔斯 ( W. J. Samuels) 和威廉姆森 ( O. W. Illiamson) 。新制度经济学派并不像主流法律经济学那样过于强调效益最大化或极端的分权制市场理念, 它认为对于法律制度是能够进行选择的, 即通过对不同的法律领域中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比较。将交易花费视为重要参考因素, 在不同的制度选择中选取交易花费最少的一种制度。随着法律经济学的发展, 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逐渐呈现出相融的趋势。这种新制度经济学派不再局限于将法律经济学视为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法律问题的分析, 他们试图探究法律领域与经济学领域存在的内在关联, 以期发现法律制度中隐含的经济学思维。
( 二) 公共选择学派
公共选择学派是以经济学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的一个重要学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戈登·塔洛克 ( Gordon Tullock) 和詹姆斯 · 布坎南 ( James Buchanan) , 他们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探究习惯上由政治理论家研究的问题。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 公共选择学派逐渐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法律经济学领域, 对宪法的选择和改革、法规公正与效率以及法律程序等问题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种对于宪政领域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 最后发展成为宪法经济学。宪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非经济现象, 而是像集体决策的规则等类似的政治问题。其研究的目的也与经济学不同, 宪法经济学的着重点在于对于约束的选择, 即不同规则间的选择, 而不是在既定制度内的选择, 而经济学则着重于对于约束内的选择, 即对实务的政治家提出建议。从宪法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宪法的内涵, 有异于宪法学范畴下的宪法定义。与宪法学相比, 宪法经济学更侧重于对宪法规则的经济学分析。
( 三) 行为法律经济学
行为法律经济学通过结合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 去理解法律目标和其实现过程。通过分析人类的行为, 提出主流法律经济学所主张的某些设定是不相符的。他们认为主流法律经济学对人类的真实行为所进行的不准确的分析, 将会导致他们提出的相关假设的不合理性。行为法律经济学通过运用心理学、实证研究、行为实验等理论和方法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说提出了许多修正。行为法律经济学针对自己的发现对包括科斯定理、预期效用模型等在内的传统法律经济学的诸多理论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传统法律经济学的“理性人”的理论所发展出的制度和理论模式可能存在缺陷, 并在财产法、侵权法、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宪法、刑法等诸多领域尝试对传统法律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修正。
摘要：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学流派, 由独特的经济学视角进行法律的解读, 成为跨经济学和法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尽管法律经济学已经得到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普遍认可, 其在方法论、社会财富最大化、道德质疑等层面仍然面临着亟待解决的理论困境, 以及不同新兴流派的不断挑战。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理论困境,新兴流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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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
常用的经济学理论范文第2篇
摘 要：随着对海洋生态研究的不断深入，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逐渐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本文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的研究作了初步探索，回顾了其研究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今后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生态系统 海洋生态 服务功能
1. 引言
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的生命支持系统，为人类福利提供了大量的服务。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提供、生态过程中形成、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及其效用［１］。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属于生态学和环境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方向，也是海洋学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众多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进展［２］。其中，以Daily和Costanza等的工作最具代表性。Daily系统介绍了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服务价值评估、不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等内容。生态系统服务不仅是联系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桥梁，也是将行政经济手段应用于生态环境管理的桥梁。对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海洋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也为可持续性管理提供了更好的理念和方法。
国内科学家积极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欧阳志云等通过计算得出我国陆地生态系统主要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为30.48万亿/年。陈仲新等按照Costanza的方法按面积比例折算后，得到我国陆地生态系统效益价值为5.61万亿/年，海洋生态系统效益价值为2.17万亿/年，是同年我国GDP的1.73倍，比欧阳志云的结果明显偏低。何浩等基于遥感数据认为中国陆地生态系统2000年所产生的生态服务价值为9.17万亿元。不同学者的估算结果都说明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在万亿量级［３］。
陆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出版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专著。国外针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不多。Duarte分析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Hol-mund分析了大西洋斯德哥尔摩群岛海域放流5种鱼类所提高的服务价值变化。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实际的研究工作不多。徐丛春等探讨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框架体系。汪永华等采用问卷方式研究海南新村海湾生态系统服务恢复的价值，当地居民的最大支付意愿为56.87元/人，恢复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效益每年至少有325万元。2002年国家海洋局资助了我国第一个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课题，陈尚等率先对胶州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建立了我国海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体系。2003年科技部资助朱明远等研究2种不同性质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价值，包括养殖开发型海湾——桑沟湾、保护型生态系统——南麂列岛，初步研究报告已经完成。目前研究工作是建立不同海洋生态类型的服务功能定量和价值计算的方法，并开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软件，应用于评估4大海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11个沿海省区的近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2005年3月，国家海洋局启动了为期5年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计划，经费总额228.8万元。
2. 研究进展
2.1 基础理论研究
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和内涵、服务的分类指标体系、生态系统服务的产生与受控机理等方面。对于生态系统的服务，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义。Cairns(1997)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生存和福利所必需的那些生态系统功能。Daily(1997)则认为：生态系统的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Costanza等(1997)指出：生态系统服务就是生态系统为人们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统称，它代表着人类直接和间接从生態系统得到的利益。董全(1999)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指那些由自然生物过程产生和维持的环境资源方面的条件和服务。MA(2003)则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效益。Daily和Dasgupta(2004)进一步将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明确为：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以及它们的生物多样性通过广泛的生态效应与过程，对人类所提供的各种效益，包括了物质生产、生命支撑功能、生活满足效应和选择的保留。从这些定义来看，Daily的定义更倾向从生态学角度来阐明生态系统的服务，在生态学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和认可［４］。
2.2 价值评估研究
自1997年后，许多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都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对完善价值评估理论和方法做出了贡献。Goulder等(1997)详细地分析讨论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哲学基础，并指出生态系统服务除了具有内在价值，对人类还具有工具价值。一般认为，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除了哲学含义以外，还具有生态学、经济学与社会学含义。在生态学上，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来源于生物的生存价值和协同进化，并与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和生境功能相关联，通常以能量的形式来表达价值的多少，称为能量价值论。在社会学中，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受信息功能支持，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经济学中，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是以货币形式来表达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的效用性大小、稀缺性多少以及获得这些服务所需成本的高低。生态系统服务的总经济价值(TEV)包括了使用价值(UV)和非使用价值(NUV)两大部分，前者又包含了直接使用价值(DUV)、间接使用价值(IUV)和选择价值(OV)，而非使用价值则包括遗产价值(BV)和存在价值(EV)。尽管在学术上还存在着争议，但大多数学者将存在价值归类于使用价值当中［３］。同时Farber等(2002)指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还具有时间含义：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利息折扣等因素，人们通常认为未来的价值不如现在高。应用研究各国的学者们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学和经济学理论，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技术方法对不同的生态系统以及不同类型的服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批具有可利用价值的成果。
3.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学科发展方向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已经起步，今后需要在以下10个方面加强研究：(1)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量化及其在不同尺度(海湾、海盆、大洋、全球)上的转换；(2)不同海洋生态类型(如海湾、珊瑚礁、红树林、草滩湿地等)服务价值的准确计算方法；(3)重要人类用海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空格局的长期影响；(4)支撑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键生态过程；(5)各类海洋工程、海岸工程和海洋灾害损害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理论、方法；(6)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系统健康、国家生态安全的关系；(7)在县、市、省、海区、大生态系、大洋、全球尺度开展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8)海洋生态补偿金和生态补偿制度；(9)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对优化沿海土地开发、产业开发、海洋功能区划、海域使用、海域环保的贡献；(10)优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利用的技术、经济和管理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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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朝晖，王宗灵，朱明远.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进展.生态学杂志，2007，26(6)：92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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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阳志云，李文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内涵与研究进展//李文华，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北京：气象出版社，2002：1-27.
常用的经济学理论范文第3篇
【摘要】学科生态网络通过资源获取与知识弥合两种方式为教育经济学提供生长养分。基于资源获取的学科生态位调整及基于知识弥合的学科协同创新为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提供新的逻辑。其中，智力资源的获取通过吸纳多学科研究者加盟，为教育经济学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生力军;理论资源的获取通过加强跨学科理论借鉴的规范性，确保教育经济学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方法资源的获取通过强化教育学方法的实际应用，正视教育经济学学科研究的最终目的。而知识弥合分别以知识共享作为基础及知识创新作为保障来有效促进教育经济学在学科生态网络中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
【关键词】学科生态网络;资源获取;知识弥合;教育经济学
一、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缘起与发展
（一）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缘起：知识综合演化的产物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脱胎于经济学，它的诞生得益于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手段的日益进步，其以经济学理论（如人力资本理论）为学科发展基础，是介于经济学、教育学、数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教育经济学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的西方，我国从西方和前苏联引进这一学科已有30余载。30多年来，教育经济学学科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学术研究、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成果丰硕。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教育投资的有效利用及其经济收益。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教育的“生产性”、教育的经济效益、教育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等，教育经济学研究在推动我国教育政策及教育财政政策的发展与改进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
（二）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知识鸿沟”弥合的过程
从研究内容上看，大多数教育经济学研究都立足于我国实际，选择了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重要而紧迫的教育经济与教育财政问题。例如，80年代关于多元化教育融资和公共教育支出占GDP合理比例的研究，研究范围几乎涵盖了教育经济学的所有问题。[1]
教育经济学教研团队最初由处于起步阶段的师范院校教育学科的学者组成，而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了这个团队。自此，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拓宽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多数研究成果被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教育经济决策中所采纳，或者为政府、学校、企业甚至家庭的教育决策提供支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2]。
然而，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仍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边界和对象比较模糊。不同的学者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表述和看法;其次，教育经济学学科缺乏独立的范畴和相对严谨科学的逻辑体系，所使用的范畴多数是从经济学科和教育学科移植而来的;最后，教育经济学没有形成严格的逻辑体系，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完整独立的理论基础。
二、学科生态网络：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生长基质
（一）学科生态网络的两个维度：资源获取与知识弥合
学科生态网络即将生态学知识引入学科建设中从而形成的一种网络系统，在这个网络系统中，高校中的众多学科就类似于生存于大自然的人类，其发展需要遵循一定的生态观，不仅学科与学科之间有着竞合机制，同时单个学科的成长与整个学科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4]。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学科可以通过获取其他学科的“营养”，包括学科资源当中的理论资源、方法资源、智力资源等来发展自身学科，也可以将自身学科所具有的特色资源共享给其他学科，以使得自身和其他学科获得长足发展。共享资源的学科主体们可以从资源的交汇处找到新的知识增长点，也可以通过资源的互通有无实现学科生态位的重新定义。
（二）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生长基质
基于组织成长机制的学科生态网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学科的成长如同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生物系统中的种群、群落、生态位、生态承载力等也隐喻着学科可以像生物群体一般协同共生[5]。学科生态网络中学科结构与学科组织之间通过隐喻的种群、生态位等概念进行协商、对话，基于知识类别的课程结构、知识网络等及基于组织结构的学科群落、跨学科平台等为学科生长提供充足养分，这就是教育经济学的生长基质，如图1所示。
鉴于上述分析，无论从学科个体的发展角度，还是从学科之间的协同共生关系来看，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都需要放置在学科生态网络中进行，需要秉持着科学合理的学科生态发展观念。因此，在学科生态网络中，需要从资源获取知识弥合这两个维度来介入教育经济学学科的成长机理的研究进程。
三、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成长逻辑
（一）在学科生态网络中进行生态位调整——基于资源获取
生态位（niche）是生态学中的概念，即物种在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它具有空间和功能的多重含义。这就是說，如果某一生物种群的生态位一旦确定，其就只能生活在确定环境条件的范围内，也只能利用特定的资源，甚至只能在适宜时间里在这一环境中出现。因此，生物个体为了发展想要获得更加多样化的资源就必须着手调整自己的生态位，而生态位的调整又基于资源的获取。[1]
教育经济学学科的成长有赖于各方资源的吸收与获取，生态位的调整是基于生物个体资源的重新获取，这些资源不仅包括以往的基础资源，同时也包括生态位重新调整所必须吸纳的新鲜资源。基于此，教育经济学在学科生态网络生存规则指导下可以做出如下调整：
1、智力资源的获取——吸纳多学科研究者加盟，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生力军
学科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专业的研究团队，同时团队中的研究者从分散到整合再到专业化的过程也是学科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教育经济学初期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大多是“半生不熟”的[6]。
面向未来，教育经济学学科研究不仅要加强学科学术队伍建设，同时还要加强本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努力提高研究生招生培养质量[7]。一方面，要继续在教学过程中打开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数学等学科的大门，以优化未来研究团队的多学科结构;另一方面，在培养过程中不仅要为学科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要强调多学科研究范式的整合，扎根于跨学科研究，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学生军队不断释放出更多的专业学科成长活力。[8]
2、理论资源的获取——加强跨学科理论借鉴的规范性，确保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教育经济学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必须严谨、规范，其有助于提高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质量的要求，这不仅体现出了研究者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态度，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和结论令人信服的前提和依据[9]。过去，许多具有单一学科背景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在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会出现生搬硬套、捉襟见肘的现象，其研究结论难免受到质疑，并被打上“不专业”的标签。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加强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应用的规范化，注重理论应用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充分发挥跨学科优势。
3、方法资源的获取——强化教育学方法的实际应用
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外，教育经济学学科的方法应用对其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所有学科研究都离不开方法的支撑[10]。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问题中与经济学方法具有适宜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一部分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受到教育问题特殊性制约的经济问题。就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目的而言，它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但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充分利用一定的资源，实现教育发展的最优化。而这种最优化的终极目标需要教育学的参与，因此，教育学应加大对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关注力度，以教育学的参与来实现教育经济学理论的完善。
（二）在学科生态网络中进行协同创新——基于知识弥合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理论基础及知识体系来源于各个本体学科，交叉学科的性质又决定了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包容性非常强的学科，交叉学科的许多范畴都是将被交叉的学科范畴加以组合形成其自身的范畴，所以知识体系和基础内容也包含其中。在学科生态网络中，学科之间的知识弥合[11]创新是学科长足发展的又一大机制，对于教育经济学来说，它本身就具有了其他单一学科所不具有的包容性和兼并性，通过与不同学科的协同创新、加强学科之间的知识弥合，发展成自己独有的知识体系和学科逻辑体系是现在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所必须重视的事情。
1、弥合基础——知识共享
在学科生态网络中，知识共享是进行知识弥合的基础。共享，是具有良性互动的一种分享机制，即互相分享。它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配置机制，同时其内部也存在一种科学关联机制，没有主动者和被动者，资源动态流动，任何一方都可以同时成为分享者和接收者。在学科生态网络中，共享机制的应用表现为学科群的建设，这个学科群必须秉持着一定的生态平衡观，遵循一定的客观发展规律，表现为群落当中各学科之间的适应和共生以及群落和外部环境的适应。
教育经济学学科本身可以被当作一个小的学科群落，教育学、经济学之间实现知识的互通有无，同时教育学与经济学又可以独自与其他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进行交流，所产出的丰富成果又可以供教育经济学享用，这个过程中教育经济学作为交叉学科的优势与特性要展现出来，这种共享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共享的表层，共享的前提是学科作为一个个体具有足够的“资本”去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知识的交流”，因而，教育经济学在进行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应该时刻明确自身应该建立起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科学知识体系，那么这种知识体系的建立又有赖于知识获得以后的创新。
2、弥合保障——知识创新
交叉学科知识弥合的第一步是进行知识的共享，在生态系统中，若个体的成长依附于某一个种群或群落之时，个体也需要向相应的种群和群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因此，在学科生态网络中，学科的成长绝对不是单向的依附于某一个或两个学科，作为独立学科自身必须拥有具有区别性的学科体系，这就需要进行知识的创新。
在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即要从“借有”变成“自有”，在“借”的基础上，根据学科自身发展的特性以及社会发展的需求来进行合理定位，进行知识的重新整合，开展学科性质的“再讨论”，在交叉融合中找到本学科新的知识增长点，实现知识创新并重新调整学科生态位的方向[12]。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济学交叉学科的“多方位优势”并没有充分体现，更多的像是在教育学的学科边缘增添上了一缕经济学的色彩。由此陷入了用单学科体制“旧瓶”装交叉学科“新酒”的局面。这种现象不仅造成学科归属的混乱，而且导致了教育经济学学科专业的边缘化。教育经济学既不在教育学主流，也不在经济学主流，更不在管理学主流，那么在学科生态网络中，教育经济学具体归属于哪一个群落更是无从定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影响了教育经济学学科的“资源共享”。
因此，在学科生态网络中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是一个闭路交流圈，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对知识的弥合产生重要的作用。所以，教育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在知识弥合部分应该充分的做好在生态网络中的知识共享以及共享以后的知识创新，在此基础上次寻求更加准确的生态位，通过生态位的合理定位，能够进一步促进教育经济学学科形成相对独立，并且具有区别性和科学性的逻辑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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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柯忻瑜 1995-陕西安康人，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硕士在读
常用的经济学理论范文第4篇
摘要：广义虚拟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其可提供更多的、更加丰富的产品，扩大社会需求，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明确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现今发展阶段中的适用性后，将其应用于中国的发展战略中，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推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用性；创新；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GDP总量中，第一、二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非物质要素在其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直接显示出在这个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物质层面，而是上升到满足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新层面。在新的经济主旨的指导下，广义虚拟经济悄然而至，并且日益壮大。
广义虚拟经济，即同时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以心理需求为主导，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综合，它是一种基于生活价值论的以人为本的经济。由此可见，广义虚拟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去审视中国的发展：发展不只是物质要素的增加，还包含了许多人文社会要素，它们可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因此，从广义虚拟经济角度出发，思考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助于解决中国发展中遇到的结构性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一、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发展中的适用性
广义虚拟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原来的物本经济转变为人本经济，确立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秉持着立足于人类生活、以满足人类全面需求目的的和谐发展观。若要在中国发展广义虚拟经济，必须明确其与中国社会思想发展路线相一致，适用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一）中国传统文化为广义虚拟经济提供了哲学思想基础
在中国哲学中，人的定位问题很早就明确无疑。《周易》中将三才之道，即天、地、人为三才，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中讲道：“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周易》中的《文言传》对人的定位有着详细的描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齐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鬼神乎，而况人乎！”人与天地并立，与鬼神同列，其主体性一目了然。自《周易》起，几千年来，以人为本的观念从未在中国文化中消失。从唐代名臣魏征所讲的“民如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可以看出，中国思想中肯定人的作用、肯定人的地位的传统不曾断绝。这种以人为本观念的长久存在是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扎根的沃土。
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的特征是二元价值容介态，即在信息介质作为进化纽带的情况下，事物既可在和谐共存中自然容介并进化，也可单元存在而不失其意义，这其中就含有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中，二元论广泛存在于各个学派及社会生活中。《周易》的“阴阳”，儒家的“义利”，老子的“有无”，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强调事物的和谐统一，都是二元论思想的体现。
因此，广义虚拟经济的价值基础与中国文化相符，可以积极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二）广义虚拟经济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广义虚拟经济的实施，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另外，广义虚拟经济重视对精神需求的满足，可以推动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对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也有着积极作用，可以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
总而言之，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哲学基础，并且可以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全面发展。将广义虚拟经济应用于中国发展战略，实有必要。
二、从广义虚拟经济的战略视角谋划中国的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影响力快速增强，中国需要维护的战略利益空间不断扩大。然而，现阶段中国发展结构性倾斜问题严重，表现在物质资源投入过大而知识资源投入较少，一、二、三产业结构倾斜等方面。因此，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当代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中国要积极调整要素投入结构与经济结构，不仅需要注重“看得见”的实物投资，更要加大“看不到”的虚拟价值的创造，对整个社会发展战略加以优化。
就此，我们可以在中央党校段培君教授提出的中国结构性大战略的视阀下，在把握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规律的基础上，考量中国的发展战略，从新的战略视角谋划中国的发展。
（一）雙引擎战略视角下的广义虚拟经济发展路径
广义虚拟经济不同于其他秉持“物本”观念的经济理论，它突出发展目标的以人为本的导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因此，广义虚拟经济要求在满足人民群众“实在的”物质需求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虚拟的”精神需求。
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当时的主要战略目标即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在这一奋斗过程中，中国取得了卓越成就，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西方经济理论的传播，理性经济人概念深入人心，使得大家淡忘了数理模型背后的生死哀乐，在不断追求物质享受中忘记了精神需求。而广义虚拟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指出国民财富不是只表现为物质财富，还表现为文化素养、生态文明等精神财富。现阶段，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对科教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需求极大，且呈增长趋势，急需在战略层面得到重视。中国制定发展战略时，扩大对这些需求的产品供给，从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的增长。
从双引擎战略视角看，需求引擎是将以投资为首要推动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消费为首位的发展模式，形成消费、投资、出口比较合理的动力结构，广义虚拟经济恰恰提供了极大的消费空间与大量的消费人数。广义虚拟经济不只关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领域，更将人们的消费视野扩大到了“乐”的领域。现阶段，中国人均GDP已逾8000美元，并且已基本实现小康社会，人民已有更多的能力追求精神富足，这次“国学热”中可见一斑。因此，中国应将服务性消费培育成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同时，要大力建设网络媒体等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使得中国的第三产业加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方面，要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开拓文化市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同时改革教育体制，注重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人才，增强中国人力资源基础，人才才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双引擎战略的另一个引擎即供给引擎，它是指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费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就要求中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战略的传统中，科技创新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种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战略推动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中国的科技实力。但现阶段，中国的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应加大科技建设投入，进入到发展前沿的领域，如新能源产业和太空开发应用等领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这一轮科技发展潮流中把握先机。与此同时，中国应加大文化创新力度。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是驱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双轮，科技创新推动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而文化创新能保证工业文明的持续发达。现阶段中国人民的精神需求不断增长，急切需要文化创新带来的新的知识要素与其他相关要素，而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沉淀与文化积累正是创新的源泉。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综合西方外来文化，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一起形成新的要素结构与创新体系，并由此形成新的产业结构，扩大相关产品供给，形成新的创新增长点，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二）以“十字形”战略保障广义虚拟经济的正常发展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物资匮乏，因此主要经济模式为“物本经济”，由此形成了宏观调控主要针对实物供求的做法，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调控体系，例如，对煤矿等矿产资源的调控。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广义虚拟经济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倘若政府不以有效手段加以宏观调控，极有可能产生泡沫甚至经济危机，使人民财富大量流失。例如，一段时期内房地产市场火爆，虽然有人们对安居的实际需求，但更多的是人们对财富增值的心理需求。且不说房地产过热可能导致经济泡沫直至破灭，只是人民财富都流向土地，拥有土地也成为致富的便捷途径之后，人民积累的财富会迅速流失，社会失去创新能力，人们只为钱而奋斗，不再有心思去发挥自己的天赋，社会问题会随之涌现。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影视、旅游等富含虚拟价值的产业共同协调发展的经济，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来控制各产业的平衡发展，切不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因此，加强广义虚拟经济的监测与调控，使广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协调运转，维护好主权信用，使广义虚拟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政府在对广义虚拟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不可像实体经济那样对资源进行集中控制或垄断。现阶段，广义虚拟经济给予了人民群众更大的供给，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加的文化精神需求，这是一个改变中国粗放式的投资方式的绝佳机会。政府在广义虚拟经济的资源控制、人财物管理等方面纵向放权，深化体制改革，使资源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定会以其非凡的创新能力创造出更多的产品，推动以消费占首位、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的动力结构的确定，这与“十字形”战略的“1”的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类似的情况：北宋不对经济发展有过多的控制，资源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有了资源，创新能力得到支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辉煌的时代，宋代首尾三百年共生产粮食一千二百八十亿斤，比唐朝三百年间产出的五百九十亿斤粮食的一倍还多，并且大宋王朝的面积在全盛时期也不及大唐帝国的一半。同时，宋代思想文化也高度发展，苏轼、二程、朱熹、范仲淹等哲学家、文学家都涌现于那个时代，宋代也因此与周朝共同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高峰时期。
在政府对广义虚拟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实现人财物管理的纵向放权，使资源可以由人民大众来掌握。但是在社会治理结构上，由于权力和机制的固化性，需要进行权力的横向分权，即按照社会化的原则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分开，这即为“十字形”战略的“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涵盖了众多产业，只有政府减少对其的不适当干预，使得广义虚拟经济按照自身的规律自主发展，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形成良性互动，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
“十字形”战略为广义虚拟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提供了保障。广义虚拟经济在政府适当调控下的自主发展，对实现增加我国新的创新增长点有着积极作用。
（三）双向开放：广义虚拟经济对内和对外的协同开放战略
广义虚拟经济将原本只有“衣、食、住、行”的经济链条，延展到了“乐”的这一环节。“乐”的出现，使其市场空间变得极为广阔。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人民的精神需求急剧增加，广义虚拟经济的出现恰恰提供了此种需求的供给，并反过来刺激了需求的继续增长。面对这种情况，对内开放要求社会财富、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的开放与均衡化，使社会财富、公共资源在开放中进一步流动起来。这会给垄断和特权造成的资源闭塞与不公带来冲击，使社会阶层得以流动起来。当资源得以在社会中正常流动，内需便会得以扩大，消费者有了更加广阔的消费空间，消费结构既可得到改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社會公平正义的实现。这一目标与双引擎战略下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具有内在关联性。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的对内开放战略也会影响资源的分配，使得银行资本向大型企业倾斜，教育医疗资源向事业单位倾斜等现象得以改善，推动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这种影响正好与广义虚拟经济对“十字形”战略的作用相一致。
在实施广义虚拟经济对内开放战略的同时，也要坚持广义虚拟经济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融入到全球发展之中，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对外开放。况且，广义虚拟经济的对外开放涉及到虚拟价值的输出，关系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还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广义虚拟经济走出去，可以满足他国国民的需要，不仅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而且可以使别国了解中国，了解到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大国，了解到一个奉行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负责任大国，了解到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大国，有利于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走出去战略，有助于中国抢占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这体现在微观上就是企业的品牌价值与产品溢价。现阶段，广义虚拟经济的主导权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靠此获得了大量财富。单就美国好莱坞大片而言，2015年上映的《复仇者联盟2》中国内地票房已超过14亿，再加上其周边产品的销售，获利极为可观。在其他领域，耐克、麦当劳、可口可乐等企业也从中国乃至全球获取了无数利润。并且美国企业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输出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且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必须在全球化进程中掌握广义虚拟经济的主导权，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扩大影响力，改变中国制造处于产业链末端的状况，推动中国制造向高端发展，加速中国经济的增长。
广义虚拟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可为中国经济创造新的创新增长点。将广义虚拟经济应用于中国的发展战略，可以优化中国的产业机构，解决中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进程。
常用的经济学理论范文第5篇
1.1 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过程
中国经济专家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 提出了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新型结构经济学体系。该系统主要介绍和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以来的形势, 阐述了中国宏观经济与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一些有效促进中国结构性经济发展的改进措施和方法。随后经济专家将中国式经济结构与全球历史背景相结合, 提出了中国新型结构经济学发展变革的假设,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希望能够帮助中国经济结构体系。
1.2 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非常复杂且体系庞大, 该体系对所有涉及经济结构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而且都可以运用逻辑体系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做出解释。新结构经济学着重对经济结构相关的问题进行解释, 并且给出一些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对我国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设有很大的帮助。首先,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为了不断提高我国国民平均收入水平。所以新结构经济学的原理是有结构变迁和转型原理决定的。其次, 在结构经济的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 新结构经济学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基本原理, 这样才能保证转型的速度和效率。而且在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 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转型, 并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 在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坚持自生能力原理和最优转型速度原理,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转型的速度和效率, 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最后,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转型期间, 政府需要发挥起职能, 在这个市场竞争激烈的时代, 企业能有效地从同行中脱颖而出, 就需要对经济结构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 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企业的收益, 从而促进企业全面性的发展。所以, 政府需要对市场进行调节, 保证大部分企业可以在新结构经济体系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地发展, 这就是说要坚持结构变迁与转型中政府作用的定位原理。由此可见, 在新结构经济学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坚持上述几点基本原理, 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转型的速度, 并且加快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1.3 新结构经济学对更新经济学学科的潜在可能贡献
通过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过程和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分析, 可以得出新结构经济学对更新经济学学科存在潜在的贡献, 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体系的建立速度, 并且加快其转型和升级的步伐, 最后可以有效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让我国走进经济发达的国家行列之中。
2 新结构经济学在转型升级中的应用
2.1 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概况
目前,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迅速, 而且我国国民平均收入水平在不断地增加, 但是相比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主要差距体现在经济技术创新不足和经济产业生产不足, 这是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在我国, 经济发展不均匀, 在南方发达的城市经济发展迅速, 且经济水平整体较高, 但是在西北很多省份和城市, 经济发展缓慢, 甚至出现退步的情况, 这就严重得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整体水平, 所以说为了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整体水平, 就需要对西北等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城市进行转型和升级, 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提高人均收入, 加强新结构经济体系的转型和升级。
2.2 新常态下各级政府如何推动转型升级
在我国三千多个县市, 由于地方因素的影响, 经济发展严重失衡, 影视经济总体水平较高, 各级政府需要采取适当措施有效实施推动新的结构性经济。系统转型升级, 各级政府根据全国各地区, 各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最终提出了以下五项有效的产业升级措施。上述五大行业能够有效提高经济发展缓慢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能够有效提高中国经济整体水平, 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 新结构经济学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设和其转型和升级, 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介绍,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过程、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新结构经济学对更新经济学学科的潜在可能贡献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然后对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概括进行分析, 最后提出有效推动新结构经济体系的转型和升级的措施和对策, 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摘要：新结构经济学与经济结构分析方法和新结构经济学转型升级分析方法相比, 其大部分研究对象为经济结构安排, 研究方法为经典分析。通过经典分析, 可以详细分析大多数经济结构, 并且要把握好经济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新的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上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已成为一门结构科学。因此, 加强对新型结构性经济理论的研究并将其应用于转型升级, 势在必行。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转型升级,智库应用,林毅夫,禀赋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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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建华等.发展经济学起源、脉络与现实因应[J].改革, 2016 (12) .
常用的经济学理论范文第6篇
摘 要 该文对“人类安全”的概念与基本内涵做了系统梳理，分别介绍了联合国、人类安全委员会、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及学术界对“人类安全”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并归纳总结了国际社会围绕着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界定所展开的批评和辩护。作为非传统安全观的重要基石，“人类安全”所包纳的理念虽非首创，却是一种新的诉求、一个新的视角、一套整合的理念，是一个集大成的富有意义的概念，它综合体现了千百年来整个人类所崇尚的“以人为本”的博大情怀和孜孜以求的“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 人类安全 非传统安全 人类发展
一、绪 论
作为一种新的安全理念和人类发展的基本目标，“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于1994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HDR)中正式提出，还只是10来年前的事。但随后接连发生的1997年前后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2003年SARS传染疾病的爆发以及刚刚过去的2004年末的印度洋海啸大灾难，使得“人类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概念越来越受到全世界有识之士、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虽然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人类安全”所包纳的内容并非全新的发明创造，且其定义、内容、适用范围以及实际的分析效用至今仍不乏争论，但仍有不少学者将“人类安全”视为“安全概念之探求上的一大飞跃”。一些国家，比如加拿大、挪威、日本、爱尔兰、约旦、荷兰、奥地利、智利、泰国、斯洛文尼亚与瑞士等，也早已开始将人类安全概念纳入其外交政策。G8工业国高峰会、联合国秘书长以及相关联合国机构也渐将“人类安全”的相关议题列为讨论重点。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以人类安全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大城市召开。一些重视推动实现人类安全的“志同道合国家”也在1999年设立了名为“人类安全网络”的国际组织。至今，“人类安全网络组织”已召开六次部长级会议。值得一提的是，2003和2004年连续两次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都将“人类安全”列为主要议题，在后一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就人类安全问题做了专题发言，讲话涉及恐怖主义、传染病的蔓延等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会议最后提出了加强人类安全的共同主张。凡此种种，皆说明了“人类安全”在国际社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影响也愈来愈深远。1994的《人类发展报告》曾预言道：“人类安全这一概念虽然简单，却有可能掀起21世纪的一场社会革命”。现实的发展正在逐步证明此言不虚。
自“人类安全”概念诞生至今，海外的有关讨论可以说颇为热烈。姑且不论以“非传统安全”为题的相关研究，仅就以“人类安全”为题的学术论著而言，就已数目繁多，其中又以加拿大、日本、美国、泰国、挪威等国学者的探讨最为活跃。以2001．年8月美国哈佛大学人道政策与冲突研究项目(Harvard Program on Humanitarian Policy and Conflict Research)所汇编的与人类安全相关的文献为例，合计共有283种。沙贝龙·塔德巴什(Shahrbanou Tadjba－khsh)于2002年在互联网上搜集的人类安全方面的资源也达106处。此外，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萨拉，爱德森(Sara Edson)所编写的关于人类安全的参考书目所列举的内容长达76页，其中包括一些研究文献。台湾地区的学术界也曾召开过几次与人类安全有关的会议，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宋燕辉、廖福特、林碧照、王昆义等就曾对人类安全有过富有成果的探讨。
大陆学术界在“非传统安全”的框架之下对“人类安全”的内容多有涉及和讨论，不过，正如保罗·埃文斯所评论的那样，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类安全”这个词还没有被政府官员在正式会议或是媒体中使用。相比“人类安全”，中国的政府官员更偏向于使用“非传统安全”一词，这也就影响到了学术界对“人类安全”这一词汇的使用，因而，以“人类安全”(或“人的安全”、“‘人’的安全”等)为题的专题论著至今仍比较少见。鉴于此，笔者即希望在广泛阅读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尝试较为系统地介绍“人类安全”，以使大陆社会各界对其内涵有比较明晰的了解。
文章将首先从理念内涵的角度分别介绍联合国、人类安全委员会、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及学术界对“人类安全”的不同理解和阐释，然后归纳总结国际社会围绕着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对“人类安全”的界定所展开的批评和辩护，最后做简短的概括与讨论。
二、人类安全的界定
自“人类安全”概念问世以来，对于其具体的内涵就有着广泛的争论，不同的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学者都依据各自不同的理解，提出了林林总总的定义。这正如爱德华·纽曼(Edward Newman)所说，“人类安全”并非一种内容一致或客观的思想，与此相反，存在着反映不同的社会／文化及地缘政治取向的不同的、有时是针锋相对的人类安全概念。人类安全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共同主席之一的绪方贞子(SadakoOgata)女士也曾感慨说：“人类安全乃是一可能包含全部或是全无之危险的名词”。因此，“人类安全”可从不同层面加以解读，它可以是学术问题，可以是政治议题或诉求，可以是一研究范畴，也可以是对安全研究的转变。
概而言之，由于“人类安全”涵盖了包括经济、就业、健康、粮食、环境、人身、社群、政治、人权、教育等内容广泛的议题，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也就依其主观价值、认识或关注的重点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管论者如何界定，这些定义都是以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所提出的“人类安全”概念为基础和参照系的，其主要的关切点都是人的安全，而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安全。
1．《人类发展报告》的阐述
虽然“人类安全”概念的系统提出是在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之中，但此前的1993年《人类发展报告》就已经提及这一思想。该年的报告指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需要新的五大支柱，其中之一即“新的人类安全观”。这一新的人类安全观必须强调人的安全，而不仅仅是国家的安全。概而言之，旧有的安全观必须发生以下三方面的转变：从完全强调国家安全到更多地重视人的安全；从经由武力实现安全到通过人类发展达致安全；从关注领土安全到关切粮食、就业及环境的安全，这些正是1994年报告所论述的人类安全理念的核心内容。
在此基础上，重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以专章《人类安全的新维度》系统翔实地提出了“人类安全”概念。根据该报告的论述，“人类安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它首先意味着免于经受长期的饥饿、疾病和压迫等的煎熬，其次意味着免于日常生活模式遭受突然和有害的破坏——无论是在家中、工作中还是在社群(communities)当中。报告解释说，长期以来，人们对“安全”这一概念的解读过于狭隘，如免于外来侵略的领土安全、外交政策中的国家利益保护、核威胁下的全球安全等。但这些内容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较之与人的联系更为密切，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安全的普通老百姓的合法关注却往往被忽视了。然而，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来说，“安全”意味着保护他们免于疾病、饥饿、失业、犯罪、社会冲突、政治迫害和环境灾难等的威胁。随着冷战阴影的消退，我们应重点关注的是国内冲突，而非国际冲突。
该报告将人类安全大略地归为七类，分别是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群安全以及政治安全，并归纳出“人类安全”的四大本质特征：
(1)人类安全是普世性的。国家不论强弱，人类无论贫富，都受到人类安全的影响。对于人类安全造成威胁的因素虽有地区性的差异，但总体来说，都是真实存在且不断增长的。
(2)人类安全的组成部分是互相依存的。当世界某地的人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所有国家均有可能卷入其中。因为诸如饥荒、疾病、毒品走私、种族冲突以及社会动乱等不再只是孤立的事件而被局限于一国之内，其影响将波及全球。
(3)早期预防强于事后干预。以艾滋病等传染病为例，早期预防通常就有更好的效果。
(4)人类安全以人为中心：人类安全关切的是人类在社会中如何生存与呼吸，他们行使其诸多选择的自由程度如何，他们获得市场和社会的机会有多大，以及他们是生活在冲突中还是和平中。
2．人类安全委员会的论述
2001年1月，在前联合国难民高级委员会高级专员绪方贞子以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推动之下，独立于联合国系统之外的“人类安全委员会”在美国纽约成立。其宗旨在于促进国际社会接受“人类安全”之概念，确认构成“人类安全”的重要与普遍的威胁，并拟订具体的行动计划，以达成实质性的成果。
该委员会曾使用的由萨比拉·阿凯尔(Sabina Alkire)提出的“人类安全”工作定义为：“人类安全的目标是以与长期的人类富足相协调的方式，保障所有人的生活最核心免于严重的、普遍的威胁”。这一定义关注了保护人们免于因特定情形而可能遭遇的生活下降的威胁。此外，为详细阐明人类安全，它努力聚焦于人类生活的“最核心”和“严重与普遍的威胁”，并在敦促即刻行动的同时，力求无损于“长期的繁荣富强”。
在该委员会于2003年出版的名为“Human Security Now”的报告中，这一工作定义被进一步阐释为“以提升人的自由和人的实现的方式保护所有人类生活的最核心”。报告指出，人类安全意味着保护基本的自由——作为生活之精要的自由；它意味着保护人们免于危急的(严重的)和普遍深入的(分布广泛的)威胁与遭遇；它意味着努力增强人们的力量和愿望；它意味着创造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军事及文化系统以共同为人们提供生存、生活和尊严之所需。这一定义聚焦于“民众”，将其视为确保安全的主要对象。所谓“民众”，特别是指那些通过族群的、宗教的及社会的纽带和价值观将个体联结起来的社群。
该委员会同时也认识到，由于“人类安全”概念本身可以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难以给出一个精确的、能使各方都满意的定义，因而比较强调这一概念的工具性意义，亦即主要将其视为一种“真实的需要”和“引导出实际行动的概念工具”。在一份综合介绍该组织的目标与活动的文件中，该委员会坦陈道，“人类安全”这一用语可以表示“什么都是”和“什么也不是”(a term that can mean all and nothing)，这正如其所诉求的目标一样相当难懂。因而绪方贞子女士在一次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演讲中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人类安全”虽非法律概念，亦无法精确定义，但却代表着一系列的因素、目标、价值及感情，“人类安全”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真实的需要；第二，“人类安全”应是一种引导出实际行动的概念工具，我们不应只从理论及定义上探究人类安全，而应当检视有何实际步骤与措施来维护或重建人们的安全。
3．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见解
加拿大、日本、泰国、挪威等国政府也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提出了相对狭窄的人类安全定义。
例如，加拿大政府将人类安全定义为：“人民免于暴力和非暴力威胁的安全”。他们论述说，“和平与安全概念，不论是适用于国家、区域或者全球，只有在其是以个人安全为基础的时候才有意义，这就是我们所指的人类安全”。较为详细的论述则见诸该国政府于1994年4月所提出的有关“人类安全”的概念文件，其中提出，“人类安全”是指人民免遭暴力与非暴力威胁的安全。综合而言，其所关注的对象比UNDP所下定义的关注点更为保守和狭窄，根据其有限制的定义，人类安全是指“免于恐惧之自由”。为直观起见，我们可以列表对联合国与加拿大的人类安全概念作一简单的比较：
日本官方的人类安全定义虽然比加拿大提出的定义包容更广，但也与UNDP提出的定义有所差别。根据日本的外交政策，“人类安全综合性地涵盖了所有危及人类生存、日常生活及尊严的威胁——如环境退化、人权侵犯、跨国组织犯罪、违禁毒品、难民、贫困、杀伤性地雷、艾滋病等传染病——并强化对抗这些威胁的努力”。日本《1999年外交蓝皮书》也提出：“人类安全广泛地关注所有对人类生存、日常生活与尊严的威胁(这包括环境退化、侵犯人权、跨国组织犯罪、非法毒品走私、难民、贫困、杀伤性地雷、以及艾滋病之类的传染病等等)，以及对抗这些威胁的强化的努力”。可见其包容性较之加拿大的观点为广。泰国则表示，人类安全包括主体及客体因素。其客体乃是“免于恐惧匮乏之自由及经由安全福祉及尊严达到人性之境界”；而主观因素则包括“人的希望、恐惧及消除威胁”。另外，奥地利、加拿大、智利、爱尔兰、约旦、荷兰、斯洛文尼亚、瑞士及挪威都提出了更有限制的人类安全日程，主要关注的是杀伤性地雷、轻型武器、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国际人道与人权法，等等。
此外，1999年所设立的“人类安全网络组织”所持的观点比较包容，除强调“免于恐惧之自由”外，也将“免于匮乏之自由”包纳在内。因为在一个安全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被保障免于恐惧及免于匮乏，同时有机会充分发展个人潜能，“人类安全”本质上即是免于对个人权利、安全或生活的持续威胁。
4．学术界的不同定义
卡罗琳·托马斯(Caroline Thomas)提出的定义与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的阐述较为类似，他将人类安全定义为“一种基本物质需要能被满足、‘人类尊严包括社群生活的有意义的参与’能获实现的生存条件”。与此相似的观点还有不少，如罗伯特，本德斯基(Robert Bedeski)提出，人类安全包括“保护、保卫及保持人类生命的生物性存在的知识＼技术、制度和活动的总和；及保护和完善共同和平与繁荣以促进人类自由的进程。
不少学者不满于UNDP等提出的定义的宽泛性和含糊性，因而提出了相对严格而精细的人类安全定义。如金(King)和默里(Murray)提出的定义为：将来生活于一种“广义贫困”状态之外的年数。这一定义试图只包含“必不可少”的要素，即那些“足够重要、值得为之奋斗或值得将其生命或财产置于重大威胁而不顾”的要素。应用这一标准，他们提出了五大关键福祉指标——贫困、健康、教育、政治自由及民主。与此类似，康迪·巴基派(KantiBajpai)提出了建构“人类安全审计”的主张。人类安全审计包括“对于个人身体安全与自由的直接和间接威胁”的衡量及对于不同社会的“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的测定。对于大卫·默丁思(David R．Meddings)而言，人类安全的主要关注点则是“可持续地获得特定的需要及确保特定的权力”其它的人类安全提倡者大多聚焦于生活质量议题；或以原有的安全理解为基础，将其参数加以拓展以同时涵盖个人福祉议题和国家层次的安全议题；还有人将“人类安全”定义为保护那些弱势人群免于生活质量的急速下降；另有一些倡导者将“人类安全”描述为价值观转变的一种表征或必然结果，或是视角或定位转变的一种表征或必然结果。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理解人类安全的方法，是将其视为一种“国际公共物品”。
哈佛大学教授林肯·陈(Lincoln C．Chen)由公共卫生保健的角度去界定“人类安全”，认为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人类有关生存、福祉与自由方面的安全。“人类安全”是所有安全考虑(如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环境安全)的最终目标。以经济安全为例，尽管其极端重要，但它被视为实现“人类安全”的一种工具。换言之，财富与所得并不是最终目标，而是达致人类生存与福祉这一最终目标的手段。汉斯·范金柯尔(Hans Van Ginkel)与爱德华·纽曼(Edward Newman)与其有类似的观点，也认为“人类安全”系其它各种安全(如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人身安全、环境安全、社区与文化安全)定义的目标或焦点。此外，加拿大学者约治·讷福(Jorge Nef)认为，“人类安全”的概念至少意味着一些相互交织混杂在一起的维度，而此些维度主要是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广义来说，就是人权。另一位加拿大学者乔治·麦克雷恩(George MacLean)提出，“人类安全”包括个体在个人环境、社群及环境当中的安全。珍妮弗，利宁(Jennifer Leaning)与萨姆·安芮(Sam Arie)则将“人类安全”界定为“可持续人类发展的基础条件”。
由以上种种定义可见，学者们提出的比较狭义的“人类安全”往往只着眼于人体完整，或只限于少数种类的威胁，而较为广义的定义则还包括了心理与情感层面的安全。杰德·奥本雷勒(Gerd Oberleitner)因而曾将各种定义划分为三类。其一为狭义的类型，注重基本人权所内含的自然权利和法制。其二为“人道主义”类型，将人类安全理解为“深化和强化处置战争罪、种族屠杀等议题的努力”以及“为人道干预提供理由”的一种工具。其三则为广义的类型，将人类安全与世界经济与全球化的状况联系到了一起。以杰德·奥本雷勒所作的分类为基础，台湾学者廖福特则将学术界的各种定义归纳为四种模式：第一，有人从字面诠释“人类安全”，因而认为“人类安全”中之“人类”指的是着重于个人，而“安全”乃是指免于威胁或是提供安全环境，于是人类安全指的是有关人们或个人的安全而非领土安全，仅与“人们的生存、日常生活及尊严”相关。第二，有人认为“人类安全”乃是保障个人的人身安全及自由，而不受间接或直接的暴力威胁，于是认为人类安全概念在原则上是非常广的，而其最基本层次是指免于恐惧的自由。第三，有人认为“人类安全”概念包括两大主要元素：未来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以及可能处于被剥削的情境。第四，有人认为“人类安全”应包括人身安全及免于匮乏两方面的内容。比较来看，廖福特所归纳的第一、第二、第四种定义就分别相当于奥本雷勒所称的狭义类型、人道主义类型及广义类型。
上述两位学者的分类基本上抓住了学术界对人类安全所下定义的全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仍有十分显著的分歧存在。
三、对UNDP定义的批评与辩护
自1994年UNDP提倡“人类安全”概念至今十余年间，其在解释和应对新的挑战方面引人注目，但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批评，其鞭挞的要点在于它的宽泛性与含糊性。
一些人认为它“新瓶装旧酒”，只是将传统的对“免于恐惧之自由”与“免于匮乏之自由”的关注加以综合而已。从轻说来，它阐释拙劣、难以量度，从重说来，则是一个模糊而逻辑矛盾的口号，它过于宽泛，试图将所有的福祉成分都收入囊中，这样就反而会变得没有意义。这种宽泛性也使得其难以为政策和行动分出轻重缓急，这就如林肯·陈、瓦桑特，纳拉西姆翰(Vasant Narasimhan)指出的那样，一系列的相关术语已被提出——人民安全、难民安全、生活安全、环境安全、综合安全、健康安全。人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繁多如许的不安全怎么能够被统归为一个单一的概念?哪一威胁应优先考虑?又有哪一个可以被排除在外?而且，这一概念“太理想化”，未能将“快速变动的国际体系中的地缘政治权力”这一现实世界的政治因素考虑在内，其架构迎合的主要是加拿大、挪威、智利、奥地利、爱尔兰、希腊、约旦及荷兰等中等强国的需求。
对于人类安全的另一种批评指向的是其普世主义及其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因为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就将人类安全描述为一种“普世的关注”。针对这一看法，学者们颇有微辞。例如，有人就认为“人类安全”是以“西方的看重民主、更看重自由市场经济承诺的观念”为基础的，人类安全“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发达世界的价值观为基础的西方式设计方案”，因而作为一种安全理论具有局限性。此外，UNDP所确定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本身就是颇受争议的对象，因为不同的国度对应该包含哪些权利持有十分不同的观点。因而批评者提出了诸多疑问：到底应由谁来决定是哪些东西构成了安全需要的“最核心”?什么才能使得人们感到安全?“安全”这一术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文化决定的呢?何者(国家、公民社会、私有部门)在何种情况下应为保护人们的安全负责呢?
基思·克劳斯、迈克尔·威廉斯(Keith Krause，Michael Williams)则特别关注“主体性”(agency)的问题。他们提出，既然国家看来已明显是实现个人安全的“主体”(agent)，将个人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就会冒“回复国家契约理论”的风险。另一个相关的批评是，将个人作为安全指涉对象并非总是理解不安全的特殊情势的最好方法，因为“认同与族群差异的议题”可能被忽视，如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就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一员而非个体受到威胁的。另一个人们所关心的话题是，考虑到个人安全的不同方面有可能互相冲突，如提高少数民族的权利有可能同时削弱国家或民族的一致性，那么，它将如何在相互竞争的需求和目标间作出裁决?当人类安全的不同成分(如环境与经济)出现矛盾之后，究竟谁的安全应受保护，哪种类型的利害关系应优先考虑呢?
正是由于UNDP的定义存在以上诸多问题，林肯，陈因而归纳说，“人类安全”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软心肠的”(soft-hearted)的研究策略，而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hard-head-ed)研究策略，而且此概念过于模糊，以致无法有效地被执行。
虽然UNDP提出的人类安全定义招致了广泛批评，但仍有很多人相信“这一概念的价值正是存在于其整体性和包容性之中”，或认为“人类安全”应当被视为一种“话语”而不是“安全的政策议程”，因而很有必要从“将人类安全视为政策议程的视角”转移开去，将其作为一种安全理论加以审视。而将环境变化、军事安全、人权及发展不均衡等如此多样的要素纳入安全旗下，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在起源与宽泛解决方案上的相互联系。
尼古拉斯·托马斯、威廉·托(Nicholas Thomas，William Tow)则称赞说，“人类安全”概念的跨国界构成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积累“更大的分析和政策价值”的道路。林肯·陈与瓦桑特·纳拉西姆翰也坚持认为，“人类安全”作为一个政策概念出现，是由新的全球力量(“冷战的结束、国际发展的新思考、全球化的力量”引发的对包括健康安全在内的人类安全的新威胁)共同推动的结果。他们论证说，面对所有这些新兴的挑战，我们应当采用“人类安全”这一综合性的概念。他们还乐观地展望说，“人类安全”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概念具有同样的潜力。
萨其戈·弗库达帕(Sakiko Fukuda—Parr)则格外赞赏“人类安全”概念对“因遭突然变故而导致的人类福祉层次上的威胁”而非仅仅是“绝对层次上的剥夺和匮乏”的关注，因为前一种威胁影响到了所有层次的人们——无论贫富概莫能外，因而更具综合性、包容性。另外，她还认为，人类安全视角的整合性对于女性特别有用。因为“全球化所固有的社会与政治变迁”带给女性的冲击不可能通过“经济维度占主导的分析方法”来解决，而人类安全的包容“基本的经济、社会需要及与冲突有关的威胁”的更为宽广的框架就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四、总结与讨论
“人类安全”的定义尽管诠释不同，但确有共通之处，这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转变为个人，安全威胁的定义转变为对于个人生活质量的威胁；都认为需要认识到非国家行为者也是帮助实现安全的主体；都认识到“摆脱传统的、唯一的对于武装冲突的关注而重新定位安全”的重要性，都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念和实践提出了批评。此外，这些定义都围绕着联合国《千禧年宣言》所强调的三大焦点领域展开(免于匮乏之自由、免于恐惧之自由、使人类未来可持续的重要性)，这些时下对人类安全的关注也正是科菲·安南在1999年9月20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所作演讲的主题。
归结起来，“人类安全”概念的最主要贡献乃是对安全理念的重新审视。正如爱德华·佩奇(Edward PaSe)所言，“人类安全”这一理念的倡导者所要强调的是，国际社会在未来所面对的主要威胁将经常是那些对国家的构成元素(个人、家庭、国家之下的社群)的安全所构成的威胁，而不是对国家自身安全的威胁。因此，安全已逐渐被解释为人的安全，而不只是领土安全，是个人安全而不仅是国家安全，要经由发展而非经由武力获得安全、应寻求普天之下的人们的安全。
正如笔者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人类安全”所包含的内容并非全新的发明创造，它所讨论的问题在国际关系、发展经济学等领域中早有程度不同的研究。但它是一种新的诉求、一个新的视角、一套整合的理念，是一个集大成的富有意义的概念，它综合体现了千百年来整个人类所崇尚的“以人为本”的博大情怀和孜孜以求的“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虽然这种诉求或目标或许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一实现，但它代表着整个人类的基本发展方向。在瞬息万变、日趋复杂的当今世界，“人类安全”这一综合性的全新安全观无疑将为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发挥出正确导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