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面子消费范文第1篇
骑自行车或步行，不仅不能污染空气，不能制造拥堵，而且还能锻炼自己的身体。
像三四线城市从北到南骑自行车才用多长时间，可偏偏有的人非得要开车出行。这就是：面子消费，相互攀比，你有我也要有 。 为什么某一团体有10个人，其中有1个人买了一辆车，那么其他9人也要买，你买一辆一般品牌的，我就买一辆豪华的;你买一辆国产的，我就买一辆进口的;为什么上班不算远，也要开车;为什么和同学好友聚会近距离也要开车。这就是攀比和虚荣心，认为有辆车，一下子就能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开车出行是炫耀自己的好机会，自己的面子一下子就升华。
当然，钢性需求还是应该开车的，如：有车孩子上学上幼儿园方便，不用风吹雨淋!远距离出行等，开车还是很不错的。但这种钢性需求只占20%，如果去掉80%的非钢性需求，私家车使生活质量提高。
但实际上，没必要上路的80%的私家车，上路后，存在空气污染、交通拥堵、能源短缺、物价上涨等种种弊端，总的来说，私家车增多使生活质量直聚下降。
中国人的面子消费范文第2篇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 郑派虹
[摘
要]社会心理学传入中国以来，很大程度上仍因循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路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断迈向一个本土化的进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同时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人情”和“面子”现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主要通过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来简单探讨社会化，角色扮演，社会认知和人际关系与中国的“人情”和“面子”现象相关的问题。
[关键词]传统文化
传统人格
人际关系
人情
面子
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人格塑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无一不渗透着长期积淀下来的传统的道德伦理各方面的内容。人们会以伦理道德要求来审视、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评判他人的行为。所以，要懂得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不得不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从很早就开始围绕人性，人格的形成与塑造展开讨论，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从这些思想和基于这些思想产生的其它思想，可窥得中国人的人格。这种人格，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渗透着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形成了我们这个群体独有的社会心理，影响着人际关系。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人情社会和面子社会。
一.中国人的人格标签
中国人的人格标签，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是中国人在其他群体
①心中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对一群被赋予同样特征的人概括而笼统的分类。包括在民族，种族，性别等各个方面给他人留下的我们行为的特定范式的印象。在这里讲的刻板印象，是专指体现在民族差别中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色，在心理和行为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而在传统文化塑造下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更是复杂多样。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做人”的文化。几乎从婴孩时期起，每个中国人都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化过程。
冯天瑜先生将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而社会心理就是作为未经理论加工的精神状态和道德面貌存在于心态文化之中的。②可以看到，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心理基础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推崇的各种理念也随着统治的需要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在这种文化熏陶下，中国人的传统人格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的人格特点，当首推仁爱。这种仁爱在中国文化中表现为一种自觉和人道主义精神。
正是由于中国人有这种推己及人的观念，所以倾向于把修身之道放在首位，因此形成了“贵和尚中”的宇宙观与社会观。③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处理人际关系，可以有效地回避冲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和谐。孔子在《论语》中曾提出“过 ①②《社会心理学》，乐国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231 《心旅第一驿——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心态之源》，赵辉，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P02 ③《中国社会心理学》，王小章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P119 犹不及”的主张，中国人崇尚的这种中庸之道，有利于加强自身修养的品质，也成为中国人典型的人格特征。
中国人传统人格的另一重要特征是谦恕。④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在中国人看来，同样有利于推己及人，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
同时，中国人还有一种务实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人做事时会慎思笃行，勤奋且对人负责。
以上中国人的性格标签只是涵盖了较少的但却较能体现中国人特色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仁爱，崇尚中和，谦恕，还是一种务实的精神，都能看出中国人重视“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了在交往之中表现出来的忍让与和气，也包括了极力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也就是说，中国根的大多数智慧都用在了人身上。从先秦时期以来，中国的思想家们就集中精力的讨论各种和人有关的问题。经过几千年的实践和总结，我们早已形成自己独特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可以把上述中国人的传统性格归结为“人情”和“面子”两个因素。我们有时甚至会忽略一些内在的因素或个人的表现，而十分关注“身外之物”。关注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和与自己相关的一些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极小心翼翼处理着各种人际关系。人们靠着各种关系网络，依靠“人情”来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又或者，我们会碍于“面子”而帮助其他人。我以为，这种“人情”不单是中国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才会有，但是这样一种文化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有时甚至会跳出个人为人处事的框框，成为国家对外展现形象时考虑的因素。
二.“人情”“面子”下中国人的人际关系
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面子，命运，人情为统治中国的“三女神”，他认为，面子是一种非常精的规范，中国人的社交往来，都是以面子为核心的，“面子”深深地摄入中国人的生活。“其永不变性超乎罗马天主教教条，其权威超乎美国宪法”。⑤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中国人人际关系处理的准则基本上都得循着人情走，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都得顾虑面子的问题。
人际关系是指人和人交往过程中建立的直接的心里联系。⑥通过探讨这种社会关系，我们能对人的行为做出更好的解释。有关人际关系的问题在中国就显得更为复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人缘”“人情”“人伦”构成的三位一体。其中，“人情”是核心，表现了传统中国人以“亲亲”为基本的心理和行为样式;“人伦”则是基本模式的制度化，提供一定的行为规范;“人缘”是人们在观念中对这一行为模式的总体设定。即“人情”“人伦”“人缘”是一种“是什么，怎么做，为什么”的规范系统。⑦
进一步讲，我认为，若提到中国的人情社会，又有一点是不得不提的，这就是在中国人心目中“份”的观念，⑧这里的“份”，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角色。中国人通过“份”的划分，来体现一种亲属关系，而也只有处于“份内”，扮演局内人的角色，才能更多的享有你所需的资源。所以，一些精明的中国人，处事时 ④⑤《中国社会心理学》，王小章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P121 《吾国与吾民》，林语堂，台北德华出版社，1980年版，P176 ⑥《社会心理学》，乐国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281 ⑦《社会学家的沉思：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沙莲香等著，1998年版，P280-281 ⑧《中国社会心理学》，王小章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P78 会分外注意，可以通过套近乎来取得份内人资格的手段他们会不吝使用。当然，我们并没有任何贬损的意思。因为这种通过人情和相似性来获得资源的做法，在中国被广泛的实践着。我们所见到的各种“老乡会”，未必不是这种性质。
的确如此，在中国社会，通过人情，你才能更轻易地获得自己所需的资源，得到所谓的“熟人”的帮助。而且，人们是这样的习以为常，丝毫不认为通过“裙带”关系获得资源有什么难堪的。相反，有“人情”可以成为很多人炫耀的资本。人情会为我们构建起一张“大网络”，我们可以通过这张“网”来交换资源。之所以说人情是一张交换网络，是因为在中国，我们的人情绝对不是通过单方面的行为或是一朝一夕的交往建立起来的。这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在反复和持续的联系中，人情的“网”才有可能牢固。于是我们便很大程度上通过诸如血缘、家世等先天所得和诸如权利、地位等后天优势维系着人际关系。这种相互关系，使得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必须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以便在必须时获取资源。
如此说来，“人情”就像先前所讲的有利于保持人际关系，维系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中国人讲做人时又会发现很多难处。我们是如此的重视人情，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都难以拒绝别人的一些要求，(甚至是不合理或自己不情愿做的要求)这与先前提到的中国人务实的理念相违背。因为我们知道，在人情往来中，我们绝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得对方好感，或是专门“利他”。我们多多少少都带着自己主观的期待，期待有一天这种付出能有“回报”。于是我问总是尽量“求同”而“不存异”，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文化下的心理。我们惯于承担起另一方提出的超过自己能力或意愿范围的请求或任务，有时不得不循人情轻原则。但如此一来，我们也徘徊在有限能力与精力和承诺的履行之间的矛盾，结果往往是使个人承受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将人际关系视作重大的包袱，这样极易导致心理的失衡。
总归来说，我们处在这种人情社会中，想要逃避也非易事。更何况，社会中无论如何也少不了人的交往，关键是看我们怎么对待这种人际交往。在扮演每种社会角色时我们总是有得有失。知道人际交往的两面性，根据具体情境进行合理的人情运作，不要过分的计较所谓的得失，这大概是我们在人情社会中所能做的。
面子和人情在中国社会是息息相关的两个部分。前面已经提到过，人们依靠“人情”形成的关系网络来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反过来，我们会碍于“面子”而为他人提供帮助。
面子一词在中国百姓生活中涉及的面很广。它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心理现象。鲁迅先生曾说过，“面子”是“中国精神纲领”。⑨它是无形的，但在调节我们的行为和心理时却又显得那么神奇和精密，以至于我们很难忽略它的影响。中国人爱面子，讲面子，这俨然成了一种博大精深的学问。虽然在我们心里，这是如此的正常，以至于我们都没意识到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面子问题。但是也只有生活与这样的一个圈子，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面子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放下很多东西，却很难放下面子。
但当我们讲起面子时，又很难说清它的含义。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社会交往中，如果有人认为你做的某种行为，使你可以借此自称拥有某种正面的社会价值的话，这种价值就是“面子”。⑩说起面子，有点类似社会心理学中的“印 ⑨⑩《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90 《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100 象管理”的理念。我们企图通过印象整饰的手段，在社会交往行为中操控别人对我们的印象形成的过程，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比起人情，我认为面子的目的性更多是内部的，即我们感觉“有面子”时会获得一种内心的满足感;而人情交往的目的更多是外部的，通过人情，我们获取的是外部的资源。从某种程度上讲，面子和人情之于我们是同等重要的。
对于不同的人，面子有不同的含义，面子是相对的。首先，评判什么是“有面子”的，和一个人所处的社会身份相关。也许对于一个市井小民来讲，丝毫不会觉得穿着睡衣在路上晃悠有损面子，但是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讲，他必须保持自己的形象，只有穿得光鲜才会衬得起自己，才会感觉有面子。其次，从上例我们也可以看出，面子更多的是个人心里的感觉，不同个性特点的人，对于何为面子，也是有自己的一番判断。这种相对性也体现在在不同的社会层级之间。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有地位的人在另一个群体中也许比不会很受关注，而他的面子问题，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在中国，一般而言，处于社会越顶层的人，一般会觉得自己有面子。于是很多人就削尖了脑袋往社会上层挤。在不同时期，社会地位也是相对的。也许在专制集权时期，那种“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使得知识分子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数十年如一载寒窗苦读的原因。在今天过于物化的社会，有权有势似乎才是“王道”，于是“官本位”“商本位”的观念盛行。但是面子终究不是依附于低位或其它东西，而是依附于个人，这种个人心理的感受显得更为重要。
然而，同人情的问题一样，一旦过分注重面子，也会带来不小的问题。当面子文化发展到极端，就会催生适得其反的文化。这种文化，在中国就表现为“厚黑学”。在20世纪30年代，李宗吾推出《厚黑学》一书，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脸面文化的另一面。11认为所谓的英雄豪杰不过是厚黑文化的践行者，他们不过是“面厚心黑”而已。也许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但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先前讲过，脸面问题有时甚至会跳出个人范围，成为国家对外展现形象时考虑的因素。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有时候，中国总是过分注意在别国心目中的形象。我们的国家，就像放大了的中国社会中的个人。会由于“脸面”问题在一些国际事务中摇摆，也会由于“人情”尽量多给一些国家好处。虽然所有的这一切在国际交往中都必然和国家利益相关联。中国的对外关系上处理很多问题都小心翼翼。如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政府免除了日本对我国的战争赔款,中国是在给日本“施惠”，至于有没有必要，我们且不讨论。同理，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坚持人民币汇率不变，维护了一些东南亚小国的利益，也有助于维持中国的大国形象。甚至到了目前的欧债危机,西方国家还寄希望于中国,希望中国施以援手, 帮助解决债务危机。其实以中国的国家心态, 我认为中国的确很希望在国际上更好的展示自己的形象，帮助欧洲渡过难关。但有专家理智指出, 中国还是以自己为先, 以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其实中国不足以过分展示自己的实力,也没有必要处处考虑别人的事。回溯历史，我们也能看到“脸面”问题导致的后果。清朝时那种维持脸面，保持“天朝上国”姿态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借鉴?所以我认为，泱泱大国，就应保有自己的风范，既不要忽视自己该尽的“人情”，也要清楚的认清自己的地位。
综合上述讨论，我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讲“人情”、爱“面子”有其积极的一 11《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106 面，它有利于人际互动的和谐进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心理也影响着中国人际关系的理性发展。处理国家的问题时，这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原则其实也有自己的用武之地。我们要正确认识“人情”“面子”问题在中国社会的普遍性，理解其中的一些基本的理念，这样也有助于我们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发展。
[参考书目] 1.《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中国社会心理学》，王小章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中国社会心理学》，王小章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吾国与吾民》，林语堂，台北德华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人的面子消费范文第3篇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 郑派虹
[摘
要]社会心理学传入中国以来，很大程度上仍因循西方心理学的研究路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断迈向一个本土化的进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同时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人情”和“面子”现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主要通过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来简单探讨社会化，角色扮演，社会认知和人际关系与中国的“人情”和“面子”现象相关的问题。
[关键词]传统文化
传统人格
人际关系
人情
面子
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人格塑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无一不渗透着长期积淀下来的传统的道德伦理各方面的内容。人们会以伦理道德要求来审视、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评判他人的行为。所以，要懂得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不得不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从很早就开始围绕人性，人格的形成与塑造展开讨论，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从这些思想和基于这些思想产生的其它思想，可窥得中国人的人格。这种人格，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渗透着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形成了我们这个群体独有的社会心理，影响着人际关系。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人情社会和面子社会。
一.中国人的人格标签
中国人的人格标签，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是中国人在其他群体
①心中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对一群被赋予同样特征的人概括而笼统的分类。包括在民族，种族，性别等各个方面给他人留下的我们行为的特定范式的印象。在这里讲的刻板印象，是专指体现在民族差别中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色，在心理和行为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而在传统文化塑造下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更是复杂多样。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做人”的文化。几乎从婴孩时期起，每个中国人都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化过程。
冯天瑜先生将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而社会心理就是作为未经理论加工的精神状态和道德面貌存在于心态文化之中的。②可以看到，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心理基础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推崇的各种理念也随着统治的需要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在这种文化熏陶下，中国人的传统人格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的人格特点，当首推仁爱。这种仁爱在中国文化中表现为一种自觉和人道主义精神。
正是由于中国人有这种推己及人的观念，所以倾向于把修身之道放在首位，因此形成了“贵和尚中”的宇宙观与社会观。③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处理人际关系，可以有效地回避冲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和谐。孔子在《论语》中曾提出“过 ①②《社会心理学》，乐国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231 《心旅第一驿——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心态之源》，赵辉，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P02 ③《中国社会心理学》，王小章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P119 犹不及”的主张，中国人崇尚的这种中庸之道，有利于加强自身修养的品质，也成为中国人典型的人格特征。
中国人传统人格的另一重要特征是谦恕。④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在中国人看来，同样有利于推己及人，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
同时，中国人还有一种务实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人做事时会慎思笃行，勤奋且对人负责。
以上中国人的性格标签只是涵盖了较少的但却较能体现中国人特色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仁爱，崇尚中和，谦恕，还是一种务实的精神，都能看出中国人重视“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了在交往之中表现出来的忍让与和气，也包括了极力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也就是说，中国根的大多数智慧都用在了人身上。从先秦时期以来，中国的思想家们就集中精力的讨论各种和人有关的问题。经过几千年的实践和总结，我们早已形成自己独特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可以把上述中国人的传统性格归结为“人情”和“面子”两个因素。我们有时甚至会忽略一些内在的因素或个人的表现，而十分关注“身外之物”。关注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和与自己相关的一些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极小心翼翼处理着各种人际关系。人们靠着各种关系网络，依靠“人情”来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又或者，我们会碍于“面子”而帮助其他人。我以为，这种“人情”不单是中国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才会有，但是这样一种文化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有时甚至会跳出个人为人处事的框框，成为国家对外展现形象时考虑的因素。
二.“人情”“面子”下中国人的人际关系
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面子，命运，人情为统治中国的“三女神”，他认为，面子是一种非常精的规范，中国人的社交往来，都是以面子为核心的，“面子”深深地摄入中国人的生活。“其永不变性超乎罗马天主教教条，其权威超乎美国宪法”。⑤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中国人人际关系处理的准则基本上都得循着人情走，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都得顾虑面子的问题。
人际关系是指人和人交往过程中建立的直接的心里联系。⑥通过探讨这种社会关系，我们能对人的行为做出更好的解释。有关人际关系的问题在中国就显得更为复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人缘”“人情”“人伦”构成的三位一体。其中，“人情”是核心，表现了传统中国人以“亲亲”为基本的心理和行为样式;“人伦”则是基本模式的制度化，提供一定的行为规范;“人缘”是人们在观念中对这一行为模式的总体设定。即“人情”“人伦”“人缘”是一种“是什么，怎么做，为什么”的规范系统。⑦
进一步讲，我认为，若提到中国的人情社会，又有一点是不得不提的，这就是在中国人心目中“份”的观念，⑧这里的“份”，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角色。中国人通过“份”的划分，来体现一种亲属关系，而也只有处于“份内”，扮演局内人的角色，才能更多的享有你所需的资源。所以，一些精明的中国人，处事时 ④⑤《中国社会心理学》，王小章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P121 《吾国与吾民》，林语堂，台北德华出版社，1980年版，P176 ⑥《社会心理学》，乐国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281 ⑦《社会学家的沉思：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沙莲香等著，1998年版，P280-281 ⑧《中国社会心理学》，王小章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P78 会分外注意，可以通过套近乎来取得份内人资格的手段他们会不吝使用。当然，我们并没有任何贬损的意思。因为这种通过人情和相似性来获得资源的做法，在中国被广泛的实践着。我们所见到的各种“老乡会”，未必不是这种性质。
的确如此，在中国社会，通过人情，你才能更轻易地获得自己所需的资源，得到所谓的“熟人”的帮助。而且，人们是这样的习以为常，丝毫不认为通过“裙带”关系获得资源有什么难堪的。相反，有“人情”可以成为很多人炫耀的资本。人情会为我们构建起一张“大网络”，我们可以通过这张“网”来交换资源。之所以说人情是一张交换网络，是因为在中国，我们的人情绝对不是通过单方面的行为或是一朝一夕的交往建立起来的。这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在反复和持续的联系中，人情的“网”才有可能牢固。于是我们便很大程度上通过诸如血缘、家世等先天所得和诸如权利、地位等后天优势维系着人际关系。这种相互关系，使得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必须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以便在必须时获取资源。
如此说来，“人情”就像先前所讲的有利于保持人际关系，维系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中国人讲做人时又会发现很多难处。我们是如此的重视人情，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都难以拒绝别人的一些要求，(甚至是不合理或自己不情愿做的要求)这与先前提到的中国人务实的理念相违背。因为我们知道，在人情往来中，我们绝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得对方好感，或是专门“利他”。我们多多少少都带着自己主观的期待，期待有一天这种付出能有“回报”。于是我问总是尽量“求同”而“不存异”，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文化下的心理。我们惯于承担起另一方提出的超过自己能力或意愿范围的请求或任务，有时不得不循人情轻原则。但如此一来，我们也徘徊在有限能力与精力和承诺的履行之间的矛盾，结果往往是使个人承受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将人际关系视作重大的包袱，这样极易导致心理的失衡。
总归来说，我们处在这种人情社会中，想要逃避也非易事。更何况，社会中无论如何也少不了人的交往，关键是看我们怎么对待这种人际交往。在扮演每种社会角色时我们总是有得有失。知道人际交往的两面性，根据具体情境进行合理的人情运作，不要过分的计较所谓的得失，这大概是我们在人情社会中所能做的。
面子和人情在中国社会是息息相关的两个部分。前面已经提到过，人们依靠“人情”形成的关系网络来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反过来，我们会碍于“面子”而为他人提供帮助。
面子一词在中国百姓生活中涉及的面很广。它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心理现象。鲁迅先生曾说过，“面子”是“中国精神纲领”。⑨它是无形的，但在调节我们的行为和心理时却又显得那么神奇和精密，以至于我们很难忽略它的影响。中国人爱面子，讲面子，这俨然成了一种博大精深的学问。虽然在我们心里，这是如此的正常，以至于我们都没意识到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面子问题。但是也只有生活与这样的一个圈子，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面子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放下很多东西，却很难放下面子。
但当我们讲起面子时，又很难说清它的含义。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社会交往中，如果有人认为你做的某种行为，使你可以借此自称拥有某种正面的社会价值的话，这种价值就是“面子”。⑩说起面子，有点类似社会心理学中的“印 ⑨⑩《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90 《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100 象管理”的理念。我们企图通过印象整饰的手段，在社会交往行为中操控别人对我们的印象形成的过程，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比起人情，我认为面子的目的性更多是内部的，即我们感觉“有面子”时会获得一种内心的满足感;而人情交往的目的更多是外部的，通过人情，我们获取的是外部的资源。从某种程度上讲，面子和人情之于我们是同等重要的。
对于不同的人，面子有不同的含义，面子是相对的。首先，评判什么是“有面子”的，和一个人所处的社会身份相关。也许对于一个市井小民来讲，丝毫不会觉得穿着睡衣在路上晃悠有损面子，但是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讲，他必须保持自己的形象，只有穿得光鲜才会衬得起自己，才会感觉有面子。其次，从上例我们也可以看出，面子更多的是个人心里的感觉，不同个性特点的人，对于何为面子，也是有自己的一番判断。这种相对性也体现在在不同的社会层级之间。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有地位的人在另一个群体中也许比不会很受关注，而他的面子问题，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在中国，一般而言，处于社会越顶层的人，一般会觉得自己有面子。于是很多人就削尖了脑袋往社会上层挤。在不同时期，社会地位也是相对的。也许在专制集权时期，那种“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使得知识分子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数十年如一载寒窗苦读的原因。在今天过于物化的社会，有权有势似乎才是“王道”，于是“官本位”“商本位”的观念盛行。但是面子终究不是依附于低位或其它东西，而是依附于个人，这种个人心理的感受显得更为重要。
然而，同人情的问题一样，一旦过分注重面子，也会带来不小的问题。当面子文化发展到极端，就会催生适得其反的文化。这种文化，在中国就表现为“厚黑学”。在20世纪30年代，李宗吾推出《厚黑学》一书，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脸面文化的另一面。11认为所谓的英雄豪杰不过是厚黑文化的践行者，他们不过是“面厚心黑”而已。也许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但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先前讲过，脸面问题有时甚至会跳出个人范围，成为国家对外展现形象时考虑的因素。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有时候，中国总是过分注意在别国心目中的形象。我们的国家，就像放大了的中国社会中的个人。会由于“脸面”问题在一些国际事务中摇摆，也会由于“人情”尽量多给一些国家好处。虽然所有的这一切在国际交往中都必然和国家利益相关联。中国的对外关系上处理很多问题都小心翼翼。如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政府免除了日本对我国的战争赔款,中国是在给日本“施惠”，至于有没有必要，我们且不讨论。同理，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坚持人民币汇率不变，维护了一些东南亚小国的利益，也有助于维持中国的大国形象。甚至到了目前的欧债危机,西方国家还寄希望于中国,希望中国施以援手, 帮助解决债务危机。其实以中国的国家心态, 我认为中国的确很希望在国际上更好的展示自己的形象，帮助欧洲渡过难关。但有专家理智指出, 中国还是以自己为先, 以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其实中国不足以过分展示自己的实力,也没有必要处处考虑别人的事。回溯历史，我们也能看到“脸面”问题导致的后果。清朝时那种维持脸面，保持“天朝上国”姿态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借鉴?所以我认为，泱泱大国，就应保有自己的风范，既不要忽视自己该尽的“人情”，也要清楚的认清自己的地位。
综合上述讨论，我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讲“人情”、爱“面子”有其积极的一 11《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106 面，它有利于人际互动的和谐进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心理也影响着中国人际关系的理性发展。处理国家的问题时，这种基本的人际关系原则其实也有自己的用武之地。我们要正确认识“人情”“面子”问题在中国社会的普遍性，理解其中的一些基本的理念，这样也有助于我们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发展。
[参考书目] 1.《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中国社会心理学》，王小章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中国社会心理学》，王小章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吾国与吾民》，林语堂，台北德华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人的面子消费范文第4篇
1、中国奢侈品消费趋势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在2009年奢侈品消费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了奢侈品第二消费大国, 仅次于日本。于2011年中国内地市场的奢侈品消费将近占到了全球总购买量的28%。从而呈现出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在中国地区随着人们的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 大众开始乐于追求支付额外的高价去购买奢侈品的趋势越加明显。
国内也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关注到中国奢侈品的消费现象, 有些媒体倾向于说消费者购买奢侈品因为要“赶上”时尚, 试图通过这样的“加冕”来获得社会的认可。
实际上, 大部分中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主
要出自炫耀性的动机和从众的心理, 试图通过奢侈品展示自己的财富、地位和权力, 以表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满足心理的需求。在中国的国情里, 集体主义价值观长久以来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主要价值观, 消费者的“从众”行为一直是重要的行为特征之一。个体不想被社会阶层所疏远, 通过群体成员的选择偏好去靠拢上层阶级, 购买奢侈品之类的行为借此树立自己的社会形象。
相当一部分消费者第一准则是品牌知名度, 至于奢侈品和其品牌背后的设计理念以及文化背景似乎无关紧要。在这样不健全的消费理念下所产生的社会浮躁、虚荣现象十分严重, 这也是对后代成长的价值观和消费观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2、奢侈品的目前消费背景
奢侈品的消费在中国市场持续上升的热度下, 出乎意料的在2014年首度出现下降的现象。随着经济观念和购买渠道的变化, 中国奢侈品市场随着出境游的便利以及消费者对B2C海外网站的信任感加强, 刺激了对于海外网购的发展。从而导致各大品牌在国内市场上如履薄冰, 迫于关闭亏损过于严重的店铺。例如, 2016年闭店的奢侈品品牌主要是burberry4家, 同时GUCCI关闭3家门店和集中在华东和华北的5家LV店。
据贝恩公司 (Bain) 2015年度发表的《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奢侈品市场规模为1, 130亿人民币, 同比下跌2%左右, 主要下跌品类为手表、男装和皮具。[1]
根据中国国情经历过2010年至2014年的政府反腐高峰期以后, 原来购买奢侈品的部分消费者因为来自社会舆论压力, 减少对奢侈品的需求, 也是让奢侈品消费市场逐渐出现了消费额下滑状态的重要因素。贝恩公司奢侈品部门主管Claudia D’Arpizio称, 预计接下来几年内不会新增大量奢侈品消费者。
二、对奢侈品的认识
奢侈品是科技和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缩影, 演化经济学认为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的关键。[2]
在奢侈品的发展初期, 由于人类社会的荡动不安、世界战争等突发事件使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因此上层阶级认为他们对财富的掌握要涉及产品量的要求, 并只有将少数的资源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优秀的人才等集合在一体才能巩固自己的资产地位, 这是奢侈品诞生和发展的重要社会原因。当今的中国在高速发展的趋势下, 人们对于未来的展望和期待都在奢侈品上体现着情感寄托。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 奢侈品牌承载着群体的生活动力的价值取向和对目标的欲望和诉求, 作为载体不谋而合的满足了心理诉求。[3]奢侈品发展在社会上逐渐演变成了“身份的象征”, 人们渴望通过一个有效并直观地方式进行彼此的身份表述和认同。同时奢侈品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 其保值的特性和精致的工艺也体现了拥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给予美好期望的象征, 是人类自我意识向前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奢侈品在“彰显”和“低调”中寻求平衡, 消费者在其中寻求品位, 保持低调的同时也希望让人了解其奢侈含义, “物以稀为贵”从经济角度来说稀缺性是市场供求关系的一种极限状态, 无论这种稀缺性是天生还是后天的, 都赋予奢侈品一种全球范围内极弱的流动性, 这就是奢侈品价格高和保值的重点。
奢侈品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是奢侈品品牌的核心因素, 例如DIOR浪漫花朵, BURBERRY的格子, CHANEL的黑白菱格等都具有很高的识别性。同时, 很多奢侈品以传统或者独特的工艺著称, 例如LV的经典老花包皮革, 这种生产奢侈品的技术和设计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支撑起品牌的高价值, 向着新兴阶级和潜在的消费者进行有效的延伸。
绝大部分奢侈品和历史名人、创始人或者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 正是奢侈品背后的故事提升了品牌的内涵, 捍卫了奢侈品在消费者心中崇高的形象, 产品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且经典、动人心弦, 才是奢侈品品牌的灵魂。
三、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的理性态度转变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之一, 近几年由于对奢侈品的需求增加, 很多奢侈品的售后无法及时跟上。关于奢侈品变成走量的商品时, 商品的质量就有或多或少的牺牲。此时中国多数奢侈品牌消费者已经不再是盲目追求品牌了, 逐渐从单独追求奢侈品牌到注重产品本身的质量和价值。这是民众思想上的重要觉醒, 从过去对奢侈品的狂热逐渐到平静下心态的进步。
随着中国的消费者的整体文化素质逐渐提高, 不少小白领的文化修养意识加强, 对于“烂大街”的奢侈品更加青睐展现出个人的价值观和信仰, 塑造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品格, 在群体中突出了个性化的同时, 少了对奢侈品盲目追求的狂热。
大众对于奢侈品的热度降低也使市场进入一个相对而言冷静的时期, 也让国内的奢侈品消费者跳出疯狂购买的怪圈。这种态度的转变有利于重新审视奢侈品对于个体而言的意义, 更加重视自己的精神层面做到理智消费。人们对于奢侈品消费应该有一个公证、可观的认识, 既要看到奢侈品拉动市场经济增长的积极一面, 同时也要避免过渡追求奢侈品给个人生活刚需带来的压力, 平衡好奢侈品消费在生活中的比例。
摘要：本文将奢侈品在中国市场上的趋势作为分析背景, 通过贝恩公司 (Bain) 2015年度发表的《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数据分析为基础, 发现中国奢侈品市场份额下降。从对于奢侈品的意义分析入手, 引导中国消费者重新思考和定义奢侈品及奢侈品牌, 帮助消费者更好的认明白奢侈品在生活中的地位。对于从前过渡追捧奢侈品价值观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有助于树立对奢侈品理性的消费思考和价值观。
关键词：奢侈品,品牌,态度,消费,趋势
参考文献
[1] 贝恩公.《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R], 2015.
[2] 彭传新.奢侈品品牌文化研究[J], 2010, 2:71.
中国人的面子消费范文第5篇
教育孩子是人类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学问，它比任何工作都难。
父母是孩子永不退休的班主任,怀有对孩子一生的责任。无论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孩子，你都没办法反悔或者“退货”。
孩子的命运掌握在家长手上。无论父母事业上多么成功，也抵不了教育孩子的失败。把天才培养成庸才，是对家庭和人类文明最大的犯罪。由于大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大概连改错的机会也没有，连补偿的机会也没有，所以我们只有把这个唯一的孩子教育成功了，这几乎就是家庭最重要的成功，也是你一生最重要的成功。
农民种庄稼，光靠爱，不行，只有懂种庄稼之道才有好收成;
教育孩子，仅有爱，不够，只有懂孩子的成长规律才有好未来。
中国最需要教育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
二、别错过孩子发展的关键期
发展的关键期：是指人类的某种行为、技能和知识的掌握，在某个时期发展最快，最容易受影响。
如果在发展关键期对孩子施以正确的教育，他学习起来既快又好，往往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旦错过关键期，学习就需要花费几倍的努力才能弥补，甚至将永远无法弥补。
1、你了解多少孩子发展的关键期?比如：
★学习咀嚼关键期(6个月)。
★秩序规范关键期(2.5—6岁)。儿童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形成的性格、行为、习惯往往到长大也不会改变。“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语言发展关键期(3—6岁)。
★想像力发展关键期(2—8岁)。
★文化敏感期(6—10岁)：这个时期的许多孩子，非常好奇，爱动脑筋，问题特别多。应该满足孩子的求知欲望。
★黄金阅读期(8—14岁)：如果错过了这一时期的科学阅读指导和大量阅读，将会给孩子的成长造成难以弥补的缺憾。
★独立关键期(12—15岁)：这一段抓不好，孩子将永远长不大。
2、重新认识母性之爱和父性之爱
母性之爱和父性之爱，孩子都需要，只是每一阶段分工不同、主次不同。
母性之爱：德行礼仪、品格气质。母亲在孩子的婴幼、少儿阶段影响巨大。
父性之爱：方向性引领和理性作为。伟大的父亲，一定是孩子的引路人、思想的奠基人。规律：孩子成长需要的母性之爱呈递减趋势，父性之爱呈递增趋势。
婴幼儿阶段：母性之爱80%，父性之爱20%
小学低年级：母性之爱70%，父性之爱30%
小学中年级：母性之爱60%，父性之爱40%
小学高年级：母性之爱50%，父性之爱50%
初中阶段：母性之爱40%，父性之爱60%
中小学衔接阶段是孩子成长的浪漫阶段的结束和精确阶段的开始;是由母爱为主向父爱为主的过渡期。这一时期，母性之爱应该适当减少，父性之爱应该适当增加。
三、给家长的“10条建议"
1、(说给父亲)下班的路应该是回家的路。
孩子读初中之后，更需要父亲的关怀。作为父亲，必须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教育责任，一定要记住：下班的路应该是回家的路。与父母一起吃饭的孩子更优秀。据研究机构调查：与父母一起进晚餐的初中生，能获得较好的营养，较高的学业成绩，很少出现抽烟、喝酒、吸毒、打架、提早性行为等。
不要在孩子吃饭和睡觉时进行教育;不要把和孩子交谈，都变成对孩子的教育。
2、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父母改变，孩子改变。孩子的问题大多是父母教育不当造成的。孩子“生病”，父母一定要“吃药”。好父母就是一所好学校。父母是孩子的最好的“范本”。身教重于言教。做父母的，要与孩子一起成长。
3、教育孩子的前提是了解孩子。
把孩子当人，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说：“儿童不是尚未长成的大人，儿童期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孩子进入初中之后，极易将自己封闭起来，做父母的，一定要理解孩子，找到与孩子沟通的语言密码，但要注意惜“言”如金。
成熟的父母，应该学习儿童教育学、心理学，多看一些家教书刊，了解孩子不同成长阶段的特点和规律，经常与孩子沟通，明白孩子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4、一定要管孩子，关键是怎么管。
教育的最基本的目的是培养“正常的人”。
“一只手”、“一只眼”和“一根筋”教育均不可取。
换一种思路教育孩子。
努力丰富自己的教育方法。
5、做一个懂爱会爱的家长。
不少父母爱得糊涂，爱得错位，有时又爱得过分。
不要培养“超级婴儿”。
爱是一门艺术。爱需要表达也需要行动。有时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爱要适度，不要让你的爱泛滥成灾。溺爱的结果是伤害。
6、不能当众教育孩子。
7、不要完全把孩子交给长辈或保姆。
8、在孩子面前多夸老师。
学会用赏识的眼光看老师。 家长和老师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一定要与老师结成同盟军。如果家长在孩子面前总是絮絮叨叨诉说老师的“不是”，批评老师，甚至与老师争吵，只会增
中国人的面子消费范文第6篇
关键词：面子观;文化差异;交际模式
中图分类号：G04;H005文献标识码：A
“面子”这个词被中国人异乎寻常地重视，它蕴含着中华文化社会心理的深层意象。鲁迅先生曾说过：“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1]在中国给人面子，就是尊重了人格;扫人面子，就是侵犯了其尊严。多位学者都曾关注或研究过这一文化现象，如近代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人的面子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但却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它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2]。
可以说，面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其实要面子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西方文化中，或者说它具有存在于各种文化中的普遍性。面子对跨文化交际的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交际场合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涉及面子需求。Ron Scollon和Suzanne Wong Scollon就曾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书中谈到“世界上的人类交往中没有不要面子的交际”[3]。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面子”的内涵、价值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此所导致的交际方式也大相径庭。交际者总是依据其文化中最重要的面子理念行事。〖HJ*3〗
一、中西方面子观之比较
(一)西方人眼中的面子观〖HJ〗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Erving Goffman[4]于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提出了一套著名的面子理论。在《论面子功夫》中，他从社会学角度系统分析了“面子”( face) 这一概念。他指出面子乃是社会互动行为中的仪式化表现。换言之，社会互动必须依赖规范才得以进行，面子概念即代表个人行为符合特定社会规范，以及借此所获得的社会支持[5]。人们在生活中存在着普遍的面对面交流，这种交流有时需要在某种媒介作用下进行。在与人交际的过程当中，面子主要表现为个人所展现出的社会形象[4]。个人所展现出的社会形象应具有连贯性和世俗性，凡有不依“面子规则”交际的人，必然会被视作有悖常规，使人青眼相待。
美国人类学家 Brown & Levinson[6]拓展了Goffman的定义，称面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树立的一种公众自我形象，通过与他人的交际，这种形象可以被损害，保持或增强”。该观点认为，在说话时照顾对方的面子，交往时为对方给予或者保留面子是人际交往合作的前提。按照Brown和Levinson的说法，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子 (negative face) 都是人际交往中需要考虑的问题。积极面子是希望个人正面的自我形象或个性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这就意味着积极面子得到了维护。消极面子则是不愿受制于别人，保存自我行为和选择自由，不受别人的干涉和阻挠。积极面子关系着个人的利益，常见于“给别人一个面子”这样的情境，遵守支持别人的交往原则。在交际当中主要体现为向对方表示关注并同意对方的意见，与对方达成共识，或者对对方的观点表示赞许。消极面子则指向交际者的个性，它强调个人权利，在交际中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同时，表示对对方独立需求的尊重，这种消极面子不完全为群体束缚。
归纳而言，西方人的面子观强调个人面子，强调个人行动自由和个人愿望的满足，其实质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植根于此面子观后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西方文化强调独立的人格和个性，所推崇的价值观念以个人成就和荣誉为核心。追根溯源，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民主精神”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是让民主自由在西方文化诞生之初就牢牢地烙印其上。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冲破封建桎梏之初，大批人文主义者就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不断涌现。提倡“人性”，高呼“人权”，将人性和人权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是这一群人的代表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资产阶级的壮大和发展，强调个人利益与价值，标榜“个人自由 ”和“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逐渐在西方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中国人的面子观念
面子观念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的精髓。面子一词包罗万象，凝练于五千年广博的华夏文明的血液里，已成为支配中国社会运行的“潜规则”。中国的许多学者对面子问题作了很多研究，而且发表了诸多有关面子的学术文章。归纳起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汉文化中“面子”的内涵。
第一，面子具有关系性。面子是人情关系与人际影响的象征。人际关系要靠面子来处理和维系，社会生活也要靠面子操作和决定。中国文化中的面子以关系为基础而概念化，即面子以人的情感为基石，顾及他人的面子能起到促进人际和谐的作用。中国人的面子哲学可以概括如下：面子是责任、权利及义务的严格法律的代替者，它不仅是社会中促进人际和谐的目标，也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若个体严重违反社会规范，不仅会给自身甚至家庭造成消极影响，也容易使人产生如此怀疑：在他生活中曾经教导他和赏识他的人是否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和不阿的公正性?或者说，不同程度的 “丢脸”不仅根据个人过错或失败的严重程度决定，并且对于自我亲疏程度不一样的其他人也有着各异的意义。
第二，面子具有道德性。面子是个人身份和理想形象要求的综合表现，是个人社会地位、处世要求和社会价值的总和。在中国社会当中，人们的言行受到公共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标准的制约，如仁义要求、忠信要求、德才要求，等等。如果个人的言行符合社会规范就被视为涨了面子，反之，与这种标准相悖的就被视为丢了面子。20世纪40年代，中国留美学者、人类学家胡先缙提出中国人的面子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脸”和“面”[7]。这是两种不同的心理和行为，其中“脸”主要涉及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高低有关的事情。团体对于道德高尚者持有无上的敬意：这种人无论遭遇什么困难，都会把自己分内的事情高质量完成;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会彰显自己的正直品德。它代表着社会对于自我德行的完全信任，但是如果失去它，这个人便难以继续正常地在社会组织中立足。“脸”不仅仅是维护道德标准的社会制约力量，更是一种内化的自我约束力。丢脸是团体对不道德或为社会所不容的行为的责难。那些严重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一旦为大众所知悉，便会对个人品格造成消极影响，从而招致公众的责难，使这个人失去颜面。“面子”则代表个人的社会声誉。这种声誉是由人在事业上步步高升中所取得的成功与赞美而获得，也是因个人努力或着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7]。无论何时，只有立足于自身所处的外在环境，才能获得这种声誉。“面子”和“脸”不同，它可以出借、争取、添加甚至敷衍。脸和面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脸”不仅是品格的基本要义，也是决定“面子”多少的因素之一。如果失去了脸，那么面子也难以维系。因为脸和面子之间复杂的关系，它们的概念也有重叠的部分。它们都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个人都尽力保存自己的脸，维护自我的道德尊严，与此同时，努力提升自己的面子，即在提升自己的声誉上下功夫。
第三，面子具有等级性。这种关系等级由年龄、血统和社会等级构成，而面子的功能就在家庭内部的关系等级下实现。在Chang & Holt[8]的研究中，面子和中国儒家思想里的社会秩序观念关联紧密，在这种思想体系下，人因不同的地位而享有不同种类和数量的面子，并要求这种面子在交互者中必须得到尊重。
归纳而言，中国文化中的面子不具有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特征，反之强调公共面子，强调的是个体行为保持和群体观念与评价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对个人愿望的迁就。植根于此面子观后的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其思想精髓是“仁爱”和“天人合一”。这一理论体系把个人视为社会和整个人类的一份子，需要以自己的社会角色为基石，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品格，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强调个人服从于整体，高度重视社会整体。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他的这种仁爱思想与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等级体系下是纵向的，它强调个人最大程度地服从自己所在的集体，并按照自己在等级体系中的地位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从而达到社会道德的规范标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面子”内涵与西方的“面子”观念不尽相同。
二、中西方交际模式之差异
交流的障碍主要源于对对方文化的不理解或不了解。交谈得越多，就越多地尝试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就有更多的机会建立成功的人际关系。不考虑面子问题所包含的文化敏感性，就很难建立成功的人际关系。不同的文化群体对面子观的定位，是在自身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从而使得各种文化群体都有自身特定的处理面子的方式，由此也决定了其在交际中所特有的会话与行为方式。
(一)情感取向 VS 任务取向
在中国，个体不能独立于集体之外。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自己的关系网络，因为不同关系网之间的交叉重叠，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由此形成，而“人情”和“面子”正是维系这个网络的关键。面子象征着人际影响和人情关系。所以，人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在中华文化十分重要，个体人际关系融洽度和影响度的衡量标尺正是情面。为达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处处为对方留情面、给面子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部分。因此中国的商务文化讲究在“面子”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有效的沟通。在谈生意前，中国人注重通过宴请与送礼等手段与交际对象建立友好的关系，在谈生意过程中更是要回避冲突。可能对中国人来说，保持和谐与建立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这正是所谓的“买卖不成人情在”的道理。
而西方文化倾向于将自我看作是与他人和整个世界分离的独立体，强调自我和个人成就，个人面子的获取是建立在个人事业的成功之上，因此，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较为松散。与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情感型”人际关系不同，西方社会更偏向于任务型关系。它是人们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短暂且不稳定的交往关系。反映在人际交往中，其特别讲究实效，所以在对话中很快就切入正题。按照西方人的交际标准，如果对方的问候时间过长，听者便会主动提醒对方直抵主题或者给一些“谈正事”的提示语。整个交际过程都存在着这种倾向。离题万里和言语冗杂都会招致他们的反感。如果某方在交谈时说话过于细节化或者过于繁杂，另一方就会以“让我思考一下你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来打断其发言。在直面交流的过程中，若出现离题的情况，人们也会用非语言方式或者用表情或行动表示不耐烦的情绪，甚至直接打断。
西方人眼中的“面子”以“自己”为中心，以对己方有利为基本原则。同时他们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尊重个人意见，为维护个人利益和面子，双方可以争吵甚至争斗;适当程度的冲突被看作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积极行为。因此人们在交往中常常按照客观法则办事。对事不对人，注重的是公事公办，在原则问题上很少顾及人情、面子，一般不受感情所左右，因此让人觉得有些“不讲情面”、“冷若冰霜”。在商务谈判中，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唇枪舌战，剑拔弩张。对于条款中不满意的小细节，他们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而不用过多地考虑他人的面子和群体的利益。在他们眼中，人是人，事是事，谈判场合剑拔弩张，生意背后依旧可以做朋友。因为西方人是以任务为取向，商务谈判中以维护己方利益为目的。这在中国人眼中颇有“不择手段”的作派，与中国人“买卖不成仁义在”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
(二)委婉含蓄 VS 直截了当
由于深受其面子观影响，中国人倾向于含蓄、保守地表达思想感情， 不喜欢直接明了的说话方式。他们愿意给彼此留有面子和尊严，因此，在交际中，中国人对委婉的表达方式非常青睐，通常喜欢“留一个心眼”，不是直截了当地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而要考虑方式方法，巧与应对，见机行事。尤其是在发表不同意见时，要察言观色，委婉表达。
就中国人来看，委婉地表达异议，有利于局面的稳妥;由于委婉，需要深思熟虑，意见也相对成熟、中肯，于人于己都有益无害，在面子上都不会有所损伤。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胡先缙与黄光国[7]都曾提到“给面子”与“不给面子”之间还存在着中间灰色的“敷衍面子”，是指也许不是很尊重对方，不想让对方有面子，但是一方面不想让彼此的关系恶化，或是让其他人有没面子的感觉，造成日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一方面也不希望自己在他人面前产生不好的印象，因此，往往会选择至少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敬意，不让对方感觉到不愉快。胡先缙在讲解“敷衍面子时”说到，“也许甲本来并不怎么尊重乙，但为了博取其好感，甲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敬意，而这种好感恰好不会使乙感到不快”[7]。因此，中国人在交际中，即便自己有理，提出不同意见前也总要说“刚才某某的发言很有道理”，然后再在“但是”、“不过”后面做文章。中国人也避免在公共场合批评他人，尤其是长辈。在必须评论他人表现时，尽量使用委婉或模棱两可的言词。初到中国的西方人往往莫名其妙，以为中国人言不由衷，故弄玄虚，殊不知这是给听话人留面子，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
中国人巧用委婉的典型范例，当属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所说的一句话：“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美两国隔绝了二十多年。”当时的中美关系还带有明显的“冷战”印记，彼此积怨很深。此话一出，既能让人清楚地意识到导致中美不和、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长期深度介入亚洲事务的事实，同时又不带丝毫刺激性，以免伤及美国客人的颜面和情感，于是使得双方听者都露出会心的微笑。
不同于中国人的委婉表达方式，西方人在交际中就比较直截了当。在西方的面子观中，言语的赋义与环境的赋义是相互分离的。因此，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西方人，交际中往往语言外显、明了，处理事情一般将人事相分，解决冲突时对事不对人。其谈话方式倾向于直接、坦率，而不大顾及环境条件怎样、对方反应怎样、所说所做将产生什么后果，脑门一热就像竹筒倒豆子――干脆利落地全抖出来。在对待别人言语中的错误上，也很直接。例如在商务晚餐中，如果一位中国客人谈起法国时弄错了一个城市的位置，法国人一般会公开或私下予以纠正。但中国人却避免在公开场合反驳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法国人的文化习惯是辩论，而中国人的文化习惯是保持和谐和维护颜面。如果想拒绝别人，西方人会直接说“no”，发表不同意见会开诚布公，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会损害对方的正面子。
〖WTHZ〗
(三)贬己尊人VS 相互平等〖WT〗
中国人的面子观表达的是对尊严和尊重的诉求，它不仅强调人们依赖社会对其社会声誉及地位的认同，也强调社会对人们需求的认可。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脸”，同时试图提升自己的“面”，中国人对其成就和地位往往过分谦抑。如果为使自己的地位高于他人而夸耀自己，高估自己，则很可能受到社会的冷遇。如果热衷夸耀的人遭遇挫败，不仅难以得到旁人的同情，还可能会受到嘲笑。对自身能力判断欠妥的人往往被贴上“轻浮”的标签。一个人既难以在每一点上正确估量自己的能力，由于事先无法正确预知每次行动的结果，那么预先拉低身段，放低自身价值才是明智之举。通过这种方式，个人既能建立谦虚的形象，受到人们的赞扬，又能增加自身成功的信心。因此，为了得到他人更高的评价，人们会时常不自觉地贬低自身的才能和本领。在人际交往中，若涉及与自己有关的事，说话人一般表现得较为谦逊甚至卑微，而提及与对方有关的事情时则尽力抬高对方，表示对对方的尊敬，给对方面子。最为典型的就是听到别人赞扬时，客套语往往是自贬一番，以表示自己的谦逊，如“哪里，哪里，您实在是过奖了”，或者“我做的还很不够”等等。这种贬己尊人的交际原则在谦辞、敬辞系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谈及自己一方时，中国人会在称谓前加上“鄙”、“贱”、“拙”、“愚”等字，如：“鄙人”、“鄙姓”、“贱内”、“拙荆”、“愚见”等，在涉及对方一方时，称谓前往往有“尊”、“高”、“贵”、“令”等字，如：“尊府”、“尊夫人”、“高见”、“贵国”、“令郎”等。
中国人这种通过贬低自身来抬高别人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是给别人面子，在西方人看来却是十分可笑和不可理喻的。例如电影《刮痧》中，许大同因为儿子和朋友昆兰的孩子发生矛盾，当着昆兰的面，打了自己孩子一巴掌，以示给对方“面子”。可是在他朋友看来，打孩子是父母亲不体面的行为，是违法的，因为它侵犯了孩子的人身权利和长幼平等的信条，伤害了孩子的消极面子。因此，他难以理解“打自己的儿子就是给别人尊重、给别人面子”的中国逻辑。在气急败坏的情形下，昆兰憋屈地回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打你儿子怎么能是在给我面子呢? ”
在西方文化中，“面子”是一种缔造个人身份的工具，个人面子的获取必须通过取得成就来反映个体。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从群体的互动中寻求自我的体现而获得面子，而是通过追求自主、自我实现和个人发展来实现个体的自我指认。平等的观念贯穿于西方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交流的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横向结构，即平等的而非等级的关系结构，“人们在社交互动中获得情感利益的同时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并避免担负责任”。这种平等性反映在交际中，人们称呼上较少受到等级和身份的限制和约束，通常采用对等的称呼方式，甚至直呼其名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在西方，人们甚少用“经理”、“局长”、“校长”等头衔性称谓来称呼对方。员工对他们的上司(或者老板)可直呼其名，这种称谓的方式不会认为是不礼貌的，相反地，它却显示出老板和员工之间平等和融洽的工作关系。在西方，头衔性称谓的对象大都局限于皇族、政府上层、宗教界、军界或法律界人士等。例如，Mr.Presi-dent(总统先生)，Priest Father Paul(Paul神父)。
西方的面子观注重每个交际者的个性，侧重于维护个体的消极面子。交际者一方面不会把自己的所言所为强加于别人，以示对别人的尊重;同时也不愿让别人的所言所为强加于自己，希望自己受到尊重。例如，在餐厅点牛排时，服务人员一般会以“How do you like it cooked? Well-done， medium， or rare?”的方式与客人交流。西方人极为推崇以“尽量不给他人造成不便”的原则进行社交，因为这是一种避免尴尬、给对方留有更多选择余地的方式，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彼此的自由。与之相对应的，不把自己的意见或意愿强加于人，给予对方充分的选择余地，是维护消极面子时常常用到的语言策略。在西方人的谈话中，常见的是疑问句、缓冲语、过去式、致歉语和感激语。例如：I wonder if you want this or not? 或It would be nice to have you with us， but we――。这与西方人的“个人”取向和追求人际间的“平等”与“一致”有关。人们在向他人提出要求时，尽量做到委婉，不给对方“强加”的感觉，以保证彼此间的消极面子不受伤害。
(四)亲近 VS 疏远
西方文化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因为这被认为不礼貌，干涉了别人的隐私，威胁了他们的消极面子。个人隐私的内涵可总结为：个人情况(年龄、婚姻、子女、事业、收入等)，宗教信仰，政治观念，个人行为动向(去哪儿、和谁交往)等等。中国人常常会对别人所购买的商品价格进行询问，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格一般与商品的质量等同。但在西方文化当中，询问其所购商品价格，可能是对其购买力和经济状况的间接询问，属于隐私范畴，直接询问是非常不礼貌的。如果想了解商品的价格，在西方文化的交际中只能通过委婉地对商品表达赞许来实现。在回答中，西方人会告诉提问者该商品是贵还是便宜，但一般不会谈到该商品的确切价格。注重隐私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它也让习惯于人与人之间贴得很近的中国人感到西方人似乎很冷漠。“你永远不知道美国人心里在想什么。你很难从他们那色彩斑斓眼睛里一眼看穿或看透他们。在他们那彬彬有礼的外表和语言下，你感到的是冰冷的距离感。”一位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教授如是说。但在西方人看来，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别人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可能被认为是对自己自由的干涉。从这一点出发，西方人的自卫心理和危机意识比较强。他们的冷漠可能出于对他人的尊重，而中国人的热情可能是对其权利和自尊的侵犯，对其消极面子的威胁。
在注重人情和关系的社会里，中国人以群体为中心，个人的情绪、愿望、隐私等相对于群体来讲无足轻重。在人际交往中，除了日常的嘘寒问暖，甚至对于询问有关年龄、婚姻状况、子女、职业、收入等问题，也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同时通过这种深入的了解，可以建立良好的关系。当交际一方认为自己的所言所为对对方有益时，有时不管对方是否愿意都强加于对方，以示自己的诚意，表明给对方面子，对方也不会因此感到不快。就拿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来说，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作为主人有时表现出过度关切，其出发点是想让客人感受他的热情。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客人越是说不喝不吃就越劝别人吃喝，而且大有强塞硬灌之势，完全不考虑客人的真实感受，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热情，给对方面子。根据Brown和Levinson的观点，这有勉强对方、妨碍对方个人自由之嫌，实际上是威胁了对方的消极面子。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招待人常常是很随意的，似乎这样才更亲切。
但是中国人在对待亲近的人时是没有什么繁琐的礼仪的。在中国文化里，对待不同关系的人，给予的面子是不同的，而西方人则不然。无论对方与自己关系如何，西方人一般都平等视之，对他们来说“谢谢”“对不起”需经常挂在嘴上。因此中国人往往觉得西方人的人际关系较疏远，人们之间过于冷淡、傲慢，不是很友好，但西方人却认为中国人过于亲近。
三、结语
人际关系差异是普遍存在的，某一特定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准则只能在其自己的文化中按其特定的条件理解。中西文化在起源和前期发展阶段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也受到了不同因素的催化而产生了不同的面子观，因“面子”文化差异影响交际的模式也不同。在跨文化交流中，人们会下意识地用本民族的“面子”文化标准和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并以此为标准来与其它民族进行交际，往往易导致交流的困难、误解甚至冲突。例如西方人觉得我们太含蓄，而我们觉得西方人不诚恳;西方人觉得我们嘴里说“不”的时候心里反而说“是”，而我们觉得西方人太“冲”了，不懂得谦虚;西方人认为我们事事讲究人情，效率不高，而我们觉得西方人刻板、僵硬、不会变通;西方人觉得我们不懂得过于热情是不尊重他人权利，而我们觉得西方人冷漠、无情、没有生气。
因此，在国际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跨文化交际的参与者应该具有敏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深入了解面子观，针对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的实际情况， 采取不同的跨文化交际策略，以避免由于“面子”文化的差异而引起跨文化交际障碍，从而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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