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下的班级文化论文范文

2024-01-07

企业文化下的班级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班级文化是中小学课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小学班级文化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本文从中小学班级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入手,着重就农村中小学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班级文化建设,构建“以生为本,激励赏识”的新型班级文化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农村中小学 班级管理模式 班级文化建设

一、农村中小学班级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班级文化是中小学课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形成班集体凝聚力和良好班风的必备条件。班级文化建设不但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与实践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塑造积极向上的班级精神,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近年来,农村中小学班级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一是在班级精神文化建设方面,虽然每个班级墙上都贴有奋斗目标,但都是类似于“文明 守纪 团结 好学”这样的“千班一面”,缺少班级个性,体现不出班级的精神文化;二是在班级制度文化建设方面,绝大多数班级制定了“班级公约”,但在具体实施上还是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三是在班级物质文化建设方面,广大师生都很重视教室环境建设,都在努力做好环境美化工作,但学生的参与力度不够,环境育人的作用还未全部发挥;四是在班级活动文化建设方面,某些班主任片面地强调学习,把更多的目光放到班级学风的塑造上,对活动重视程度差异较大,某些活动前期策划准备不充分,活动内容形式陈旧、缺乏创新性和时代性,班干部的策划、组织能力相对薄弱。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源,说到底,就是班级文化建设不同程度地沿袭传统的“以师为本”的思路和做法,这与新课程倡导的“以生为本”是背道而驰的。为此,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班级文化建设,构建“以生为本,激励赏识”的新型班级文化是当前农村中小学文化建设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

二、全面把握班级文化建设的关键点

1.深化班级物质文化的建设。

物质文化是班级文化的硬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环境文化。优美而温馨的教室环境能给学生增添生活和学习的乐趣,更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陶冶学生的情操。班主任应高度重视教室环境的“美化和净化”:一是注重教室的卫生,二是重视教室的布置,力求让教室的每一面墙壁都会“说话”。

2.深化班级制度文化的建设。

深化班级制度文化建设,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制度的制订与完善;二是制度的实施。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根据班级的实际制订一系列班级规章、制度、公约和纪律等,在经过全体成员集体表决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实施,坚持“依法治班”。

三、加强和改进农村中小学班级文化建设策略的思考

从农村中小学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班级文化建设应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牢固树立“以生为本,激励赏识”是班级文化建设的关键。

学生是班级的主人,教师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激发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有特色的且为自己所喜爱的文化环境。教室,不仅是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主要场所,而且是重要的育人阵地。优美、高雅、富有教育性的班级环境文化能陶冶师生的情操,沟通师生的心灵,调动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因此,在班级环境文化建设上,要组织学生精心设计和布置,使教室的每一面墙壁、每一个角落都具有教育内容,富有教育作用。黑板报和墙报是班级环境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班级的眼睛”。因此,某些班主任把布置和更换黑板报、墙报的任务交给少数能写善画的学生。但是那些没有参与的学生,如果对这些黑板报、墙报不感兴趣,那么再美再好的黑板报、墙报对于整个班级的教育活动有什么意义呢?每个人都有“把自己才能表现出来”的良好愿望,黑板报和墙报给学生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所以,为办好黑板报和墙报,充分发挥其作用,班主任应采用学生轮流或小组轮流的形式,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从而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观点,表现自己的理想,表现自己的情感,培养创造的个性,让有限的教室空间成为无限的教育资源。

2.积极培育爱心是班级文化建设的核心。

情感文化是良好班级文化的基础。所以,教师要将学生的情感发展作为班级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使班级成为培养学生情感文化的场所,而“爱心”的培养则是班级情感文化建设的核心。班主任和学生是构建班级情感文化的主体,而班主任则是班级情感文化的缔造者。别林斯基说:“爱,是教育的工具和媒介。”班主任要关心爱护学生,理解尊重学生的情感,平等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让学生在班级中感受母亲般的温暖,并产生热爱教师的情感,从而形成良好的班级情感氛围。其次,班主任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学生的“童言无忌”,保护学生的“异想天开”,理解学生的“盲目过错”,让每个学生在教师面前都畅所欲言,勇于展示,真正树立新型的师生观。

学生在学校、班级里懂得做人的道理,心理更健康和成熟,所以,学生应该在健康、美好的班级情感文化的沐浴下成长。这种健康、美好的班级情感文化应该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班级中的成员人人热爱集体,又被集体所爱;人人赞美别人,也被别人赞美。教师要善于抓住时机,发现教育的切入点,激发学生的情感,引导他们关心他人,关心集体,丰富班级的情感文化。

3.最大限度地让全体学生参与是班级文化建设的主体。

在班级精神文化建设中,班主任应把学生摆在主体的位置,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任何班级都有形成积极班级精神的可能,任何学生都有通过教育获得积极发展的需要。班主任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班級教育活动,充实学生的学习生活,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如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班队活动、各种文体竞赛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学生的才能得到展示,交往的品质、活动的能力得到提高,积极进取、顽强拼搏的精神得到培养。班风是班级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班风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良好班风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共同的奋斗目标为前提的。但是无论是近期目标,还是中期或远期目标,要真正成为班级全体学生的共同目标,不是由班主任规定的,而是班主任充分尊重学生,与班级学生共同“协商”的结果。

四、紧扣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班级文化建设活动

班级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形成班集体凝聚力和良好班风的必备条件。探索以“以生为本,激励赏识”班级管理模式的德育建设活动,构建相应的主题班级文化,我从以下途径或形式的活动开展进行构建:

1.设计班级名片,激励引领学生。

在这一活动中,我充分发挥班干部的作用,由班级的宣传委员出面组织设计小组,让班级里的同学自荐或推荐能手,最后确定了五人小组的名单。我把设计任务放心地交给了这个五人小组。这五人设计小组真不含糊,很快就把班级名片设计出来了:整个图案呈圆形,以淡蓝的底色,主题图案是帆船,张开的风帆呈“三”字形,与我们七(3)班的班号相符,寓意:青春与活力,扬帆远航。参与设计班级名片的五人小组的认真态度和出色的表现,得到了全班同学的一致认可,感动了全班同学。

班级名片的设计,彰显了班级个性,激励着学生发展,展示了班级风采。让大家都认识到,任何事情都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去做,人生只要有认真的态度,认真参与实践,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2.评选“班级之星”,发现树立典型。

为了发现、树立典型人物,我一直在发现并挖掘身边的这些人物。同时,很多同学用不同的方式将这些感人至深的事迹诉诸笔端,记录下了同学们别样的生活方式。为了使优秀同学的事迹发扬光大,也为了表彰先进,督促后进,特开展“班级之星”评选活动,每周开展“学习星”、“文明星”、“进步星”、“特长星”、“优干星”等五星评选,评选出自己心中的“星”,让这些星绽放亮光,照亮咱们前行的路;让这些“星火”终成燎原之势,燃烧咱们青春的激情,激励学生前行。

3.培养自信,体验快乐。

健康快乐永远是我们班的主题,也是学生人格整体发展的必备心理条件,我以这样的信念促使孩子们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事情,以开阔的心境包容和理解事物,以清醒的自信指导行为。会感恩、懂感激,在班级人际交往中体验“快乐、互助、友善、宽容、感恩”,良好的班级舆论正在逐步形成。

4.尊重学生,张扬个性。

在“明是非、知美丑”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以“情”、“理”、“法”管理班级,“情”乃善良之心,“理”是学生心中的价值判断,“法”为班规。充分激发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达到“自立”、“自理”、“自律”的目的。学生各方面习惯养成较好,课堂上积极投入,课外文雅、礼貌,生活中能照顾自己。

在学校开展以“以生为本,激励赏识”为主题的德育建设活动的引领下,各项工作坚持以学生为本,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班级建设日新月异,班级管理有的放矢,班级班风纯正、学风浓厚。

参考文献:

[1]周弘.赏识你的孩子[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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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下的班级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就业竞争与压力不断加剧。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直接目标的教育,在日益突出的就业问题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为了使中职生能够顺利就业,且在今后自己的职业生涯不断发展和提升,作为从事中职教育的一名教师,在面向即将步入实习工作岗位的毕业班学生们,在对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方面,更要以就业为导向,贴近社会,贴近企业,贴近生活,使学生在校就锻炼成为具备扎实技能,厚重人文底蕴,德技双修的现代职业人,为其步入实习岗位,步入社会在职业生涯的准备期就打下坚实的基础。

下面我就来简述一下,在教育一线,作为班主任管理班级的过程是如何以就业为导向的进行毕业班管理的。

一、班级文化浸润企业文化,打造班级灵魂

有人说:“文化是一个民族最真实的性格,是一个民族骨子里流淌的血液。”对于一个班级来说,也是如此。班级文化是一个班级的灵魂,是一个班级的品格,是每个班级特有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言行、情感,甚至未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毕业班的学生在不久后就要走向实习工作岗位,与之在高一、付出高二注重养成教育,专业的规范与专业的认同相比较,中职毕业班的班级文化建设便要更加密切的对接企业文化,广泛了解市场文化,与市场文化融合,这样才能使学生更好的做好从学校人到职业人的转变。于是我们为班级打造魅力形象,旨在通过一种具体的形象可触摸的形象传递班级文化和企业文化。首先让班级的每一个地方都成为教育学生的平台,让班级的每一面墙都会说话,使学生受到企业文化的熏染。

二、班级制度与企业制度相结合,做到“小班级大管理”

众所周知,相对于普教而言,职业学校学对于学生的培养更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经营能力,学生的职业能力、社会能力和适应能力,特别是面对毕业班学生,学校和老师是否在校期间,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培养和锻炼,对于步入实习岗位和踏入职场大门的学生们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培养锻炼夯实学生们的职业素养,我仍坚持以就业为导向进行毕业班班级管理的理念,学习和借鉴职业教育的同仁中,关于“模拟公司制”的班级管理模式,把班级作为公司运作,调动学生的市场经济意识,使他们认识企业的模式,转变观念,融入社会,做到与企业生活“零对接”,力争让学生们在毕业班的生活中就能够感受企业氛围,得到职场体验。

三、以就业为目标,设计开展毕业班的班级活动

活动载体是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重要方式,其主要特点就体现在动手“做”,让学生在“做中学”,通过亲身体验生活现实以获得直接经验,学生在活动中获得对社会与职业的完整认识,在活动中学会判断、学会选择,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在面对毕业班的学生时,我们要以就业为导向,对学生开展“职业化”的教育,有意识地设计、组织各种活动,将职业指导思想寓于活动之中,使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受到教育,在活动中得以提高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为其在不久的将来步入社会的舞台时能夠迅速适应,谋求发展。

活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主题教育课、主题班会、社会与职业考察实践活动、生涯访谈活动、校园慈善拍卖活动、校园模拟招聘会、校园创业模拟活动等。活动内容可以分为以下这几个方面:

(一)重视礼仪修养,做好求职准备

毕业班的学生,即将步入实习工作岗位,岗位要求必然与学校有很大区别。首先表现在对社交礼仪上,一个职业人,其礼仪是修养的水平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其在职业生涯中的能力发挥与个人发展。通过礼仪讲座和培训,塑造良好形象。重点内容有:容貌、服饰、仪态。社交礼仪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称呼礼仪、介绍礼仪、握手礼仪、用餐礼仪、电梯礼仪、电话礼仪、接待礼仪、拜访礼仪等非常实用的社交礼仪。

(二)组织职业或社会考察,在活动中渗透职业意识和综合能力培养

职业考察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学生认识社会、认识职业及未来职业选择、训练社会实践能力、提高综合素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三)组织模拟面试会,校园拍卖会等,培养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和求职能力

由于年龄、知识、经验、社会、家庭等多方面的影响,处于就业弱势群体的中职生该如何做好就业准备呢?一般来说,中职生在就业前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心理准备、信息准备、求职能力准备。学生需要学习搜集、梳理就业信息,学习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职业定位和生涯设计;指导学生了解求职程序、求职渠道,学习如何通过简历、求职信来展示自己,学习与面试官沟通的技巧等,逐步培养学生的求职能力和职业生涯设计能力。 于是我尝试通过组织模拟招聘会、慈善拍卖会等活动来提高学生的求职技能。

四、以就业为导向,调适好毕业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国家正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职毕业生已成为就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众多的竞争对手,毕业生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状态是很难成功的。由于中职毕业生年龄偏小,身心发展不够成熟, 在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时,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心理困扰, 以至于影响他们顺利就业。如何调适自己,走出心理误区是中职生成功就业的关键。

首先在大多数中职毕业生择业时存在的心理问题是自卑心理。大多数中职生都经历过中考的失败,有的在中学阶段就是家长和老师眼中的差生,他们认为上中职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此,他们往往缺乏自信甚至自暴自弃,认为自己各个方面都不如大学生。加上近几年来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标准不断提高,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甚至歧视,使得中职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处处碰壁。这些更加剧了中职毕业生的自卑情绪,致使他们对前途担忧,缺乏信心,认为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在竞争机会前顾虑重重,生怕失败。由于缺乏心理承受能力,一旦遇到挫折,他们就会更没勇气去接受挑战和面对落选。这种情绪状态会使中职毕业生在择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必须克服这种不良的心理状态,树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心。针对这种心理,我组织召开了主题为“学会积极自我暗示,悦纳自我成就自我”的心理辅导活动课。

以上就是我在自己中职毕业班的工作实践中不断学习、借鉴、探索的一些做法与心得。我想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探索和不断实践。

企业文化下的班级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从企业文化深度融合的意义出发,重点阐述了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企业文化事例现状与问题,并分析了实效途径。

关键词:企业文化 高职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融合

0 引言

企业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美国管理学者提出并引入我国,它是企业生存竞争、发展的灵魂。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际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的,包括企业制度、企业形象、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员工文化素质,以及蕴涵在企业制度、企业形象和企业产品之中的文化特色。它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体现企业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而高职教育是一种与社会经济发展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众多高职院校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自觉地对接和服务于行业、企业,大胆探索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沟通、融合的新途径,在实践层面上进行创新和拓展,这是经济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高职院校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如何使培养的学生符合企业的要求,适应企业的需要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企业文化深度融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顺应高职院校开放办学的形势,对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过程中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 企业文化与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意义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政治教育的意见》文件中,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把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中指出:“要高度重视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遵纪守法意识,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技能性人才”。因此,企业文化与高职院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对于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高职院校不断和企业(行业)深度融合过程中,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关键点在于如何促进高职院校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途径的发展,有效推进校企合作进程,构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动力平台。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际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的,包括企业制度、企业形象、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员工文化素质,以及蕴涵在企业制度、企业形象和企业产品之中的文化特色。它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体现企业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企业要求工作者具有质量意识、效益观念、团结协作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也从根本上激发了人的热情,从而促进人的发展,使人格素质得以全面提高,使人的潜能得以发挥。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企业文化精神均以对人的培养与关注、实现人的全面素质发展作为终极价值,两者存在一致性,完全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就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企业文化融合创造了条件,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因此,高职院校要具备自己特色的学生思想政治政治教育,必须与优秀的企业文化深度融合,让在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下的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自然地融人企业文化之中,平稳、快速地完成从“学生”到“企业员工”的角色转变。

2 企业文化与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现状与问题

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模式、教学环境与企业实际状况存在比较大的反差,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企业管理之间的方式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容易造成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之间的脱节,这种高职院校培养下的学生,其从业态度和思想政治素质必定与企业人才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必须分析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企业文化节融合现状与问题。

2.1 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偏重于经验化的约束性和模式化的教育方法,缺乏企业文化融合的创新精神和改革的力度 高职院校成立的历史不长,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新生的事物,此项工作在经过相长当的时间里都是依靠院校本生实践与总结出来的方式方法进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方法采用上均是从院校本身特点与要求出发,满足学校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基本的要求,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教育方法要求具备良好操作性,更注重学生管理和工作的效率,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约束性和模式化的规范,依然利用封闭式、陈旧式的校园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来引导具备较强个性、集体意识薄弱的高职学生,教育方法上容易墨守成规,更容易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少其他文化融合的创新内容,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乏企业文化内涵的有效渗透,这种缺陷对高职院校的学生培养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2.2 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偏重于模式化的基础性和流程化的管理方式,缺乏面临新情况的应变能力和特色教育 由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殊性,体现在工作战线较长、覆盖面广、任务弹性大、工作成绩见效慢、学生情况易反复、思想政治工作难开展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容易出现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无法下手、无法有针对性开展工作,依然利用以前模式化的基础性工作来进行应对;例如在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引导上,许多高职院校在此项工作上呈现出滞后的现象,没有较好的应对办法来进行学生思想上的引导与教育。可见模式化的基础性和流程化的管理方式会阻碍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融合,造成学生不愿意过早面对社会及企业对他们的压力,不愿意参加社会实践;特别在高职院校里营造特色的校园企业文化环境方面,容易受到校企双方侧重点不一致,管理方式之间的不同,导致企业文化的深度融合流于形势。

2.3 高职学生的职业指导工作偏重于理论化的虚构性和固定化的指导模式,缺乏基于企业文化的实质教育和企业实践 由于高职教育是定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十分明确,学生的职业方向与未来职业岗位联系紧密,但高职院校的职业指导工作普遍处于自我探索阶段,一般都是模仿和沿袭其他普通高校的建设模式,在学生的职业指导过程中没有根据学生职业方向的特殊性而采取不同的职业指导方法,而是采用统一的、固定的指导模式来引导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并且职业指导教师与企业之间缺乏联系,导致职业指导与企业文化脱节,不能把培养符合企业用人需求的职业性人才的目标融入到学生个人的企业发展规划之中,从而导致学生步入企业之后,缺乏应有职业道德和职业取向,突显学生与企业之间不协调的现象。

3 企业文化与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实效途径

3.1 教学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在办学理念中融入企业文化 高职院校要树立企业化的办学理念,营造企业化氛围,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要充分体现职业岗位的特点,把相应行业、企业需要的不同素质要求贯彻于各专业的每个教育教学环节中。各个专业应该根据不同专业类型企业的不同职业岗位要求,教学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构建各自的“专业企业文化”,把企业所崇尚的创新意识、竞争意识、质量观念、效率观念、服务至上理念及创业、敬业精神渗透到学院的校训、校风、学风、教风等核心理念中去。树立高职院校的企业化的价值标准,将专业办学方向以为企业服务为主,将学生培养标准以企业标准来进行衡量。

3.2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高职院校应该在社会实践方面,增加社会实践的途径与方法指导,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体验,帮助学生在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体现企业文化的精髓,实现企业文化理念的教育;通过实地考察、分类调研、企业座谈、岗位实践等方式,调动学生积极面向企业的积极性,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正确的职业道德。

另外,高职院校除了对社会实践进行宏观控制以外,还应该加强下属各教学部门的学生社会实践考核,形成各部门在社会实践工作的竞争态势,并且对社会实践工作常规化与日常化,许多学生实践只能在假期进行,企业在这段时期不堪重负,提供不了优质的实践岗位和条件,反而会形成反作用,应该鼓励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迅速融入社会,深入企业,吸取企业文化的养分。

3.3 行业文化、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相结合,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高职学生的成长成才除得益于专业领域内的知识与技能外,也离不开校园文化所形成的环境氛围对其成长过程潜移默化的熏陶感染。校园文化蕴含在办学的各个环节中,因此,高职院校要实施真正的文化融合,创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就必须在办学过程中,全方位的实施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融合。高职院校必须将优秀的行业文化和企业文化引进校园,架起企业与校园之间的沟通纽带,促进优秀企业、行业文化与校园文化之间的交融和互动,从而拓展高职学生思想教育和职业意识教育的有效途径。通过企业见习、社会调查、企业专家讲座、优秀企业员工见面会等形式,直观而感性地给学生以思想和品德的教育,对帮助高职学生正确的定位,树立自信心,养成正确的人才观和职业观起到了重要作用。

3.4 企业管理与班级管理相结合,培养学生的企业角色意识 将班级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模式进行类比,从班干部的任命、班级企业文化的营造、班级团队精神的培养、班级事务的处理方法等方面进行试点,充分肯定企业文化在班级中的融入,通过班级的管理运行中,将企业的真实面直接展现到学生面前,通过班级的管理案例途径将企业文化中概念性问题进行解释,使学生提前接触到社会,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社会生存能力。

总之,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特点上来看,高职学生思想教育必须从企业吸收更多的优秀企业文化,将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特质融入思想教育工作中,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职业能力的培养,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拥有正确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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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下的班级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以“和合共生”理念构建和谐关系

新《纲要》指出:“建立和谐的师幼、同伴关系能让幼儿在集体生活中感到温暖、心情愉悦, 形成安全感、信任感。”因此建构良好的班级精神文化, 关键在于维护好各方面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幼儿、幼儿与幼儿及教师与家长的关系, 教师唯有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 以“和合共生”理念促使这几种关系达到和谐, 才能更好促进和谐班级精神文化的有效建构。

1. 和谐的师师关系。

和谐的师师关系应该是三位一体的, 这里的三位一体指班级三位教师协同一致, 把保育工作、教育工作合成一体, 做到教中有保, 保中有教, 对于班级各项工作开展统一战线, 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补位, 避免出现针对幼儿同样的行为, A老师会予以惩罚, B老师却一笑而过, C老师则视而不见的现象。三位教师应在共同讨论、共同研究, 共同合作的过程中学着“吸收、同化各种新信息, 从而建构、整合成班级共同的的教育理念, 一致的教育行为, 形成教育合力, 实现目标合一、观念合一、研究合一、行动合一的理想境界。

2. 和谐的师幼关系。

教师与幼儿的关系是班级人际关系的核心因素, 对幼儿心理个性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师与幼儿的交往中, 要坚持正面教育, 给幼儿提供积极地正面的信息, 告诉幼儿应该做什么, 并自己行为示范要一致, 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您想要幼儿不要大声说话时, 轻声的提醒:“孩子请你轻轻说, 以免吵到别人”。比大声呵斥:“叫你不要叫, 听到没!”要更有效果。当幼儿做对了, 请及时鼓励和夸奖, 因为一个好的行为跟随着及时的鼓励, 会帮助这个行为在将来越多地发生, 从而帮助幼儿慢慢建立起新的好习惯, 也更好增进师幼之间的情感。同时要多采用适宜的身体语言动作, 如鼓励的目光、赞许的微笑、会意的点头、赞扬的拇指、理解的拥抱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方式, 给幼儿充满感情的关注, 让幼儿体验成功的愉悦, 从而对班级、对老师产生安全感。

3. 和谐的幼幼关系。

幼儿与幼儿之间的关系是活动中频率最高的, 是组织班级活动的重要因素, 但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甚至是被破坏的一种关系。记得我曾到一个班级, 看到一个幼儿单独坐在一边, 走近想询问原因, 旁边就有小朋友拉住我的衣角说:“别理他, 老师说了他是坏孩子, 离他远点……”, 这件事情一直让我无法释怀。幼儿时期对于自身和同伴的评价都依赖于成人的评价, 因此教师要时刻注意自身言行给幼儿带去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 要加强学习, 用专业知识读懂幼儿, 慎用评价, 巧用评价, 重视幼儿的矛盾处理, 善用移情引导让幼儿学会理解、接纳和包容, 和营造善解人意、和谐互助的班级氛围, 促使幼儿和幼儿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4. 和谐的家园互动。

和谐的家园互动能有效避免“5+2=0”的现象, 有助于形成教育合力, 而教师与家长关系融洽也更能促进和谐班级精神文化的构建。作为教师要对家长一视同仁, 善于换位思考去尊重和理解家长的行为, 并及时沟通去获得家长的接纳和信任。在班级中应避免当着幼儿或是其他家长的面谈论某某家长或幼儿的是非长短, 与家长沟通也需注意技巧, 如:批评的话单独说, 先报喜后报忧, 用请教的态度和语气提出看法等等, 努力与家长形成良好的合作和互相学习的关系, 家园携手选择教育幼儿的最佳方法, 从而形成最有效的“家园互动”促进班级精神文化建设。

二、以“和合共生”理念营造融合氛围

融合在心理意义上指不同个体或不同群体在一定的碰撞或接触之后, 认知、情感或态度倾向融为一体。以“和合共生”理念营造融合的班级精神文化氛围能促进幼儿间的相互认同、彼此接纳、互相支持和主动合作。在这样的班集体中幼儿可以勇敢的做自己, 他们拥有的不仅只有老师的爱、理解和包容, 更有同伴的支持、鼓励和帮助, 幼儿眼里不再是同伴的不足而是能看到同伴的努力, 不再是抱怨同伴拖后腿而是能理解、包容和鼓励, 不再是不屑同伴的进步而是能由衷为他高兴为他鼓掌;为此, 应唤醒幼儿主人翁意识, 建立成长共同体, 凝聚教育合力, 促进每位幼儿更好的发展。

1. 唤醒主人翁意识, 信任并支持幼儿。

斯宾塞在《教育学》中指出:"管教的目的是培养一个能够自治的人, 而不是一个要别人来管理的人。为此, 教师要变管理者为合作者, 信任幼儿, 支持幼儿, 唤醒幼儿的主人翁意识, , 给予自我管理的机会, 落实“人人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结合幼儿一日生活, 设置岗位, 丰富管理角色, 如:文明小天使、环保小卫士、值日生、管理员、监督员等等, 通过自荐、选举、轮流、奖赏等方式产生, 遵循“人人管理、人人参与”的原则, 通过同伴互助, 把容易“边缘化”的幼儿拉回集体中来, 给予信任, 委以“重任”, 唤醒主人翁意识, 全力支持, 培养自信, 锻炼能力, 形成互帮互助, 人人参与管理的班级氛围。

2. 建立成长共同体, 肯定并赏识幼儿。

心理宁学家威谱-詹姆斯曾说:“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加以赏识”。幼儿处在能力和认知水平的待成熟阶段, 因此更需要得到肯定和赏识。例如:在班级里每周开展“为你点赞”的活动, 请幼儿针对自己的观察为班级中的人点赞, 可以说说自己的好表现请大家为自己点赞, 也可以说说某位幼儿的表现, 请大家为他点赞, 发现的人和被点赞的人都可获得小爱心 (如是请大家为没被点赞过的幼儿点赞即可获得双份小爱心) , 积满十个小爱心就能填写一张心愿卡, 由大家一起努力为他实现。通过这样的小活动, 幼儿懂得用赏识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人, 和教师一起努力发现彼此的闪光点, 并及时给予肯定和赏识予以放大。教师也会针对不同个性的幼儿采取针对性的赏识教育, 帮助幼儿获得自我价值感, 发展自尊、自信的动力基础。做到细心观察, 并通过行为示范, 带动班级成员学会用赏识的眼光看待彼此, 充分发挥人影响人的作用, 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肯定、相互赏识和相互支持的成长共同体。

三、以“和合共生”理念激发共生效应

自然界有一种现象:当一株植物单独生长时, 显得矮小、单调, 而与众多同类植物一起生长时, 则根深叶茂, 生机盎然。人们把植物界中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象, 称之为“共生效应”。把“和合共生”理念融通到班级机身文化建设中, 激发班级产生“共生效应”, 让生在其中的每个成员相互激活, 相互促进, 达到共生共长。

一是有利于提高教师实践智慧,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合共生”理念下的班级精神文化建设, 关注幼儿成长的同时, 教师的自身专业素养成长才是原动力。在实践中, 师幼共同学习、成长着!刘晓东在《儿童精神哲学》中提到“儿童是成人之师”的观点, 教师应该向幼儿学习, 在正确的儿童观指导下教育幼儿方能事半功倍。鉴于培养目标、教师团队组成和幼儿的实际情况, 我们尝试着实践、建设一种基于团队协同发展的精神, 即“和合共生”的班级文化精神。这种以具备“和合”精神的管理、教育模式为手段, 达成多方面多层次的“共生”、“共赢”的教育实践, 着力于教师成长力的提升, 站在文化的高度引领班级发展, 成就一群人的个人价值的同时提升团队价值, 用教育理想追求理想教育。在园一日活动中教师以一颗童心去观察幼儿, 蹲下来与幼儿平等交流, 用心去读幼儿的同时引发思考, 加强学习去读懂幼儿, 从而产生专业化的教育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助于教师自己专业能力的成长, 幼儿的天真浪漫也在无形中减轻了教师的精神压力, 教师做到“知己知彼”, 教育也就得心应手。

二是有利于充分彰显“幼儿为本”, 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基于教师专业成长的基础上, 最受益的除教师本身, 也就是班级幼儿, 教师以正确的儿童观, 专业的教育行为, 与幼儿平起平坐, 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 班级开设区域, 我们会提前和幼儿商量, 征求孩子的意见, 在分享交流后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即将开设的区域, 在这之后幼儿会针对区域开设提出各种问题, 教师组织大家一起商议解决办法, 并分组进行实地考察, 总结分享彼此的发现, 并商议出从而让区域成功开设。针对班级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会根据这样的流程, 放手让孩子提出想法, 发现问题并合作解决问题, 这样的周而复始, 幼儿会认识到自己在班级中的重要性, 勇于为班级出谋划策, 争当教师好帮手, 在这样的氛围中幼儿会更加自信和善于思考, 从而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三是有利于在班级活动中充满师生良性互动的气息。幼儿教育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互动与感应, 是一种心灵与精神的创作。不管是知识的授受、能力的培养, 还是智慧的互启、生命的点润, 都离不开师生之间的分享与共生。在基于“和合共生”理念建构班级精神文化过程中, 始终突出一个重点, 即关注幼儿间的个体差异, 并且真正做到尊重幼儿的发展差异, 精心营造一个多元发展的班级精神文化氛围, 为每个幼儿提供适合的教育, 提供多元化的发展空间, 使幼儿在与人与物的互动中获得富有个性的发展。

综上所述, 以“和合共生”理念促使班级各成员间的关系以达到和谐, 帮助每位幼儿在融合的班级氛围中树立主人翁意识, 学会自我管理, 彼此接纳、肯定、赏识, 形成成长共同体, 抱团成长。从而激发“共生效应”, 让身在其中的每位成员都能相互激活, 相互促进, 最大程度的达到共生共长。

摘要:班级精神是一个班集体的整体精神面貌, 是一个班级的班风、教风、学风和教育理念的总和。精神文化是班级文化的内核, 要渗透到教育教学工作的方方面面并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需要全员重视和参与。本文详细探讨和分析了以“和合共生”教育理念凝聚班级精神、丰富班级文化内涵的积极作用, 并为在幼儿培养实践中如何推进创新教育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关键词:班级精神文化,和合共生,幼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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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康永邦李雪梅.基于核心素养的班级文化转型与创新策略[J].教育科学论坛, 2017, (19) .

企业文化下的班级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我们从事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深刻认识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转型升级的新常态、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制造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新常态,都给企业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新要求,也提供了新空间、新机遇。处在石油和化学工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时期的企业文化建设,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这一主题,紧紧围绕“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这条主线,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创新石油和化工的企业文化,引领行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为完成“十三五”行业发展目标、为加快石油和化学工业向强国跨越的步伐,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这里,我就企业文化建设如何引领新常态,提几点建议:

第一,引领新常态,必须与时俱进地调整企业文化发展战略。就石油和化工经济而言,企业文化建设属于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经济建设的诉求、企业发展的追求,决定着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理念、方法和步骤。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文化,从精神层、执行层、物质层为企业塑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形象,形成了“企业识别”式的文化体系,推动了自身的快速成长。新常态下的企业文化,是与发展相结合、与管理相协调、与人本相呼应、与品牌相促进的文化创新体系,它代表的是企业的一种内涵和深度,是企业保持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我们要努力把握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格局,以与时俱进的勇气和引领发展的智慧,深入研究新常态下石化企业的新特征、新规律、新要求,努力践行石化企业的文化建设与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紧密结合,做到观念上适应、认识上到位、方法上对路,推进企业文化理念的创新,抓好“落地”模式的再造,增强新常态模式下的企业文化力。

第二,引领新常态,必须重新审视企业文化的本质和功能。大家可能都读过习近平总书记所写的《之江新语》,这本书中发表了10年前他写的两篇关于文化建设的精辟之论。他在《文化是灵魂》一文中写道:“一位哲学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他在《文化育和谐》一文中指出:“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本质和功能的深彻洞悉告诉我们,企业文化建设要引领新常态,就其本质而言,必须以“弘扬中国精神”为担当;就其功能而言,要以“凝聚中国力量”为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石油和化学工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融入经济发展的洪流,回归到“润物无声”、“攻心为上”的功能,激励干部职工为实现中国梦、行业梦、企业梦和员工梦而不懈奋斗,为企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精神动力,这才是企业文化引领新常态的重中之重。

第三,引领新常态,必须推进企业文化理念的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们石油和化工行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整体素质的根本之策。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以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必须与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相适应。一是要创新文化建设理念,紧紧围绕企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二是要创新科技驱动理念,加强技术人才的培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品牌培育力度,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三是要创新经营管理理念,改造商业模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四是要创新安全环保理念,塑造绿色化工形象,打造本质安全企业。五是要创新责任关怀理念,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促进全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四,引领新常态,必须抓好“落地”模式的再造。文化理念只有落地践行、文化建设只有落地实施,才能发挥其引领发展、鼓舞士气、协调管理的效能。企业文化建设切忌搞形式主义,要把促进企业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作为首要标准,这样才能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要认真总结、大力推广企业文化建设促进大会以来取得的丰富经验和成功做法,充分发挥示范企业和先进单位的表率作用,鼓励企业从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新路子,通过落地模式的完善和再造,“落”出活力,“落”出实效。

企业文化下的班级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1930年代的中国文化生态极不平衡,文化区域主要集中在北平、上海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的文化通过主体的集居状态、经验形态和创造心态影响着文学理论的生成,从而形成“京派”与“海派”两种理论形态,两派理论在文体与逻辑形态上差异甚大。

关键词:1930年代;文化生态;理论形态;京派;海派

谈文学不能离开文化,因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而文化则是文学理论这一特殊的“精神文明的产物”最为核心的“环境”,因为“文学是文化中的一个部门”{2}。

文学理论的发展根本不可能脱离它所处的时代、社会的文化状况的影响,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1930年代即被人视为与“经济”、“军备”并列的国家“势力”。③

文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的物质活动方式,也包括人们的精神活动方式;既包括客体之自然、社会的世界,也包括主体之情感、心理的世界,还包括人类所创造的知识世界,也就是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1(客体、物质世界)”、“世界2(主体情感和心理世界)”、“世界3(主体创造的精神世界)”。文学及其理论世界自然属于“世界3”,也就是狭义的“文化”世界。作为由文学主体即文人们创造出来的“世界3”,其存在形态为前两个世界的社会生态状况所决定,亦即由社会客观因素(经济、政治、教育、历史等)和主体经验因素(艺术素养、审美趣味、创造能力等)所决定。

1930年代的中国文化生态极不平衡,其主流文化形态以城市文化形态为主,因为广大农村教育出奇的落后,民众基本上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文艺的创作、传播和发展主要是在城市区域内进行。该时期(1938年抗战爆发以前)中国的文化重心是上海、南京、北平(现在的北京)三座城市。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因而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国际城市,是当之无愧的经济、金融、贸易文化中心;北平虽然在政治上比不了南京,在经济上比不了上海,但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力量上却远远高于南京,也高于上海,是当之无愧的学术文化中心。这种地域经济、政治、学术的三分格局,在1930年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形态表现上打下了鲜明的印记,这个鲜明的理论印记表征就是南京文学与学术的乏弱以及上海“海派”与北平“京派”的对立。

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其文学与学术何以乏弱?这与政治中心环境下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限制过多有关。在这样的区域,文人自然不敢放肆,理论领域里的探索不敢乱越政治的雷池。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由于军事强人掌权,其政治模式还基本上停留在“军政”阶段,蒋介石本人又十分崇信法西斯主义,在他直接掌控下的京畿之区,作为国民政府的政治中枢,意识形态管制较严,言论自由十分受限;即使在文艺领域,官方也给文人们制定了大大小小的政治紧箍。这种政治环境不可能不影响文人的创作与思想,不甘受约束的文人都选择了政治意识形态大逃亡:持不同政见的左翼文人跑向上海,自由主义文人北上北平,南京所剩的也就是一些想吃官饭的平庸文人。在此情形下,南京文学界不可能在理论上有什么作为。自古以来,凡政治意识形态管辖过严、政治标准第一且评价标准单一的时代和国度,精神领域必然萎缩,各种理论的发展必然走向穷途末路。

上海和北平的文坛出现“京派”和“海派”的对立;主要是因两地各自的地域文化生态而起。两地不同的文化生态,陶铸着两地的文化精神和文学风气,从而导致两地文人在创作文体、创作风格、艺术追求上的巨大差异。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古典主义文学的影响,北京的文人群体追求高雅、纯正、理想的艺术境界和人生旨趣;受殖民主义统治影响下的商业投机习气影响,上海的文人群体追求“名士才情”、“商业竞卖”。当然,这只是就地域文化的整体精神而言,不能一概而论。“京派”与“海派”概念的提出者沈从文对此说得也十分清楚:“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于上海一隅,便是在北京,也已经有了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才’与‘风气’。”{1}因此,“京派”与“海派”的划分,其逻辑依据不是地域,而是文人禀有的艺术价值观。

抗战以前,中国文艺界的精英集聚区域主要是北平和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文艺精英大批南迁,桂林、昆明、重庆都曾经成为193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化、文艺中心城市。战时的中国一切以抗战为目标,偶有的理论争鸣与批评也都与战时政治有关,因此,谈及该时期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时间上以抗战以前为主,地域上以上海和北平为主。事实上,1930年代文学领域的批评、论争和知识探讨,也主要发生在抗战以前的上海和北平。

先看当时上海的文化生态状况。19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为特殊的一个区域,这一区域的特殊性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政治环境等各个方面均与众不同。

从自然位置上说,上海地处长江口,交通便利,航运发达,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抗战以前,上海在行政区域毗邻国民政府首府所在地南京,属于国民政府治下的亚政治中心区域;抗战以后,南京陷落,成为汪伪政权的首府所在地,上海又成为日伪统治区的一个亚政治中心区域。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治下的上海并不是一个主权城市,因为它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区域。“租界”享有独立的政治和司法权,成为国民政府治下区域的政治飞地。无论是“共产党”、“第三党”还是其他政治反对势力,只要逃到租界内,就可以安然无事。以法租界为例:“30年代初期,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各派系、共产党及其他进步人士,在法国当局的‘中立’政策下,把法租界作为政治舞台而激烈较量”,“根据中法条约,法国领事对法租界的法国侨民拥有司法裁判权,一般称为领事裁判权,由领事法庭行使司法权。同时,法国领事还攫取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审判权”,“根据该条约,法租界当局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治安紧急条例》,因此,在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共和进步人士的迫害。”{2}多重政治空间给多重政治势力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既藏污纳垢又藏龙卧虎的上海因此成为各种势力尤其是国共两党政治、文艺的博弈中心:它既是左翼文学的大本营,又是民族主义文艺的集结地。

从经济状况上说,上海因其特殊的自然和政治地理位置成为西方资本家在远东投资的最佳场所。上海的工业、企业、金融、贸易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其经济发达程度超过日本的首都东京,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其娱乐和消遣条件也比国内其他大城市高得多。这里是花花世界、销金之窟;只要有钱,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从发展历史上说,上海有较长时间的殖民历史。受西方人价值观的影响,上海人在经济上喜欢投机,在政治上倾向自由、民主,在商业活动中喜欢冒险投机,在日常生活中喜欢放纵和刺激。西方殖民统治影响下的铜臭飘飞、人欲横流,上海人早已司空见惯。受此影响,上海形成了注重实用、势利的精神传统。在这个十里洋场,很少有人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见金钱而不眼开,也很少有人能够不趋时媚俗、追新逐奇。

1930年代的上海,其政治与生活上的多元、混杂特征必然影响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上海的商业环境给许多那里漂泊的文艺青年提供了谋生之路,以至于对“海派”文学的商业气息十分反感的沈从文也一度说:“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1}左翼文学家正是“看中了文学的政治作用,更看中了上海,于是用租界作根据地,用文学刊物作工具,与三五小书店合作,‘农民文学’、‘劳动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文学’……等等,随之产生。租界既是个特别区域……商人目的又只在赚钱。与同业竞争生意,若投资费用不多,兼有相当保障,为发展营业计,当然就将这些名词和附于名词下作品,想方设法加以推销。”{2}同样,那些留学归国的前卫艺术家,他们秉持的先锋文学意识,在上海找到了现代派文艺的试验场域。这一时期,上海文艺界的商业化、政治化、前卫化、通俗化等数重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而“海派文学”的滋生,正是以此为文化背景。

再看1930年代北平的文化生态状况。和上海相比,当时的北平是另外一番文化光景。该时期北平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③程度与上海相去甚远:“与上海适成对照的是,30年代的北平经济基本上处于工业化以前的状态。除了电车以外,大部分北平人几乎没见过现代机器和现代化的生产关系。该城仅有的一点点工业大部分是一些分布在该市各处的以计件工作为基础的小工厂车间。”{4}以1933年的情况为例,国民政府官方发布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全国12个主要城市之中,“北京工业……大多规模小、资金少,设备简陋、技术落后”{5}。到1935年时,北平的“工业始终没有长足的发展,由于聚集了大量的消费人口,城市商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远比工业要快,据1935年统计,在全市资本总额中,工业资本仅占到5.62%,商业、金融、服务业资本占94.38%,其中商业资本占到50.58%。依然是以消费商品为主,而且其中粮食和副食品还是占主要部分”。{6}这些统计数字表明,1930年代的北平虽然是一个大都市,但决不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因为社会现代化的硬指标之一就是科技和工业生产的现代化。在政治方面,自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平的政治中枢位置自然失去。然而,经济、政治的边缘化并没有导致北平文化发展中的边缘化。抗战之前的北平,其文化综合实力堪称中国的中心。

北平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原因有多种。一是现实原因。国民政府虽然定都南京,但因其政权不稳,它一时还顾不上文化建设,许多重要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仍然留在北平,这就使北平的文化生产力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军地位。二是历史原因。从明清两个朝代再到初期的民国,北平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文化发展已历数代,积淀已久,底蕴丰厚,其精神地位一时还难以动摇。三是文化自身的原因。文化世界的建构与发展,与物质世界的建构与发展规律并不一样;在物质世界的发展中,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机器设备、实验器具马上就能投入使用,高楼大厦马上就能建造成功。文化的发展过程较之物质世界的发展要缓慢得多,它需要薪火相传,靠一点一滴积累而成;其成也缓,其败也慢,不会随政治改变而立即随之改变。国民政府虽然定都南京,但也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就把南京改造成一个文化大城;北平积累了数百年的文化,同样,也不会因首都的迁徙,大厦将倾,成为精神领域里的破落户,此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当然,京派和海派文学理论形态的差异还受制于京沪两地文人尤其是自由主义文人和左翼文人出身和教育背景的差异,也就是文学理论生产的主体世界差异,这种主体世界的差异隐然折射出现代外来文化与中国社会秩序的双重影响。从文学理论生产主体的教育背景来说,京派的自由主义者留学背景多为英美。英美国民价值理念奉行独立、自由、平等,政治变革喜改良而不喜暴力革命,尽管美国是以暴力革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的,但这个国家与英国文化渊源关系毕竟太深,因此在政治理念上多与英国趋同。海派中的左翼文人大部分留学日俄,俄国政治革命当时是“正在进行时”,日俄两国虽有宿仇,却并没有影响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日人在政治理念上多受俄人熏染,苏俄革命思潮对日本影响极大,共产主义思想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苏俄政治与文艺思想多由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传入中国。从政治出身来说,留学英美者多出身大户人家,而留学日本者多出身草根阶层。大户人家多是“被革命者”,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而草根出身的文化英雄则深受被压迫被剥削之苦,自然极力主张革命。

上海、北平在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物习俗等文化生态方面的差异,以及文学生产主体世界的差异,这两者是如何影响文学生产状态,从而影响文学理论形态的?客观的文化生态是如何通过主体情态对文学理论形态生成造成影响的?弄清这两个问题,对理解1930年代文学理论形态生成的文化生态根基及其互相关系至关重要。在我国的学术环境中,人们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尽管从口头上承认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但在实际问题的分析中,往往不敢对意识的作用展开分析,生怕被人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从文化创造的实际情形来看,主体在精神文明的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关键;“吾心就是宇宙”、“意之所在便是物”,从精神创造的角度来说,这些命题确能成立。如果不是站在决定论的角度,而是站在实践论的角度考虑,在文学领域里,意识的确能创生“物质”:文学作品的虚构形象、文学理论的设计模式,一旦通过相关手段物化出来,就能成为人类创造的第二世界。在1930年代,上海、北平的文化生态通过影响文学主体的下述成分,从而形成相应形态的文学理论:

一、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集居状态。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商业、金融、贸易城市,又有租界这样的特殊政治——地理空间,它既能给政治受迫害者提供一个安全的栖居之地,也能给普通人提供较多的生活和就业机会。所以,早在19世纪末,四面八方的人就源源不断地涌入上海,虽“沪上开销之大,……而四方之人犹源源而来者,以上海所谋之事多也”。{1}如果“混在杭州城里,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机缘。上海是通商口岸,地大物博,况且又有租界,有什么事,可以受外人保护的”。{2}这虽是小说家语,却也是1930年代大量涌入上海之众生真实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上海是金融冒险家、商业投机者的乐园,也是下野高官、失意政客的寓居之所、持不同政见者的避难空间;是先锋艺术家的实验之地,也是文学爱好者的谋生之所。京派作家沈从文也曾一度漂泊上海,尽管沈氏对沪上文坛的政治性质和商业气味极为反感,但他对上海本身的生活环境却十分怀恋,他在给友人的通信中强调:“北京一般朋友都劝我住在北京,他们在这里倒合适得很,各人在许多大学里教书,各人有一个家,成天无事大家就在一块儿谈谈玩玩。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我心想,我一定还得回去,只有上海地方成天大家忙匆匆过日子,我才能够混下去。”③为什么年青的沈从文只有在上海“才能够混下去”?因为上海数百万人口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的贫民阶层,上海娱乐场所虽多,他们能够去的地方实在有限,于是,大报、小报的花边新闻、桃色事件、文艺副刊等,成为底层民众茶余饭后的主要娱乐对象。写稿件、赚稿费成为有文字写作一技之长的青年们的主要谋生方式,沈从文、曹聚仁、徐懋庸、谢六逸等不同理论倾向的文学青年,在1930年代文坛上都十分活跃,报上曾有专文称沈氏为“多产的沈从文”{1}。文学市场拉动文学消费,文学消费推动文学生产,文学生产的增长吸引更多的文艺之士走向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中出现的种种良与不良现象,必然诱发相关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反思,这是文学领域必然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经验形态。两朝古都与现代新城、慢条斯理与行色匆匆、余韵悠长与机器轰鸣:这就是1930年代北平与上海适成对照的文化生态图景。两种文化生态图景的差异实质上是传统手工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的差异,也是两种生活经验状态的差异,“京派”与“海派”的对立正是建立在这种差异状态下文人经验形态的对立。借用德国现代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观点,传统手工文化的特点是“闲适”,现代工业文化的特点是“震惊”。手工文化属于“经验文化”,现代工业文化属于“体验文化”。“经验”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为基础的淳朴生存状态,“体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遭到破坏,信息取代感觉与想象、冲突与对立取代和谐、机器支配人的生活状况。“经验”与“体验”的对立与冲突实际上是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两种文化的对立意识集中在沈从文为代表的“乡下人”文化心态中。谈到“乡下人”或“都市里的乡下人”这种说法,一般人都熟知沈从文的“乡下人”宣言{2},其实在1930年代,京派作家中作出这种思想表述的不止沈从文一人。李广田自称:“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件吧。”③李健吾在评论李广田的诗文时则说:“我先得承认我是个乡下孩子,然而七错八错,不知怎么,却总呼吸着都市的烟氛。身子落在柏油马路上,眼睛接触着光怪陆离的现代,我这沾满了黑星星的心,每当夜阑人静,不由向往绿的草,绿的河,绿的树和绿的茅舍。”{4}京派文人普遍存在的“乡下人”心态,实际上是京派文人的生活经验形态在创作或批评上的一种理论折射,一种美学层面的理论还乡意识,这种理论还乡意识的表现,就是京派文人在批评与理论上的诗化风格的追求。{5}

三、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创造心态。地域文化生态对文学理论形态的影响,1930年代的鲁迅已经洞察到这一点:“‘京派’与‘海派’,……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6}鲁迅所说的“居处”,其实也就是地域文化环境,而他所说的“作家的神情”,则是指作家、批评家的创造心态。上海的文人大多生存比较窘困,许多人都有过居住狭小、昏暗、通风差、冬冷夏热的“亭子间”的经历,在那种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文人没有条件平心静气地从事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在那个殖民化、商业化的社会里,生存是文人的第一法则;而要生存下去,只有两条路可走:堕落或走向反抗。大部分文艺青年走向了政治激进之途,他们深知:“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7},更为符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和心理需要。一心为生活抗争奋斗的文艺家只顾得了当下,当然没法“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自然,那种深入细致、富有学理的学术论文在上海文坛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上海文坛所能产生的理论形态,也只能是一些零零碎碎,难见系统。北平远离政治中心,没有花花世界的喧嚣与骚动;虽然其商业水平也相当发达,但影响不了文人的生活水平,因为北平的文人都是生活处境优裕的教授、学者,他们没有上海穷文人的生活窘境,能够静下心来,一门心思搞学问;他们对文学问题的思考多是从文化精神的层面来考虑,其理论设想大都建立在人类生活常态这一暗含的假定之上,政治意识不强,很少从时局出发去考虑问题。他们谈天说地,谈生活,谈文化,“什么都谈,只除了政治”{1}。“纯正”{2}的审美趣味、高蹈的文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事实上也只能在这种文化情态下才能生成。

与平、沪两地的文化生态、文人情态相对应,京派与海派两个地域文化派别所生产的文学理论也表现为文体与逻辑两个种类的差异。

理论文体形态的差异表现在:海派文人中的左翼文艺家因贴近政治、立场左倾、心态浮躁、情绪偏激等原因,坐不住冷板凳,其理论见解常常是以杂感、小品、随笔等文艺作品的形式体现,左翼批评家的理论文章虽也有长篇大论的学术论文,也都近长篇文艺政论;京派文人大都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如上面提到的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等人,他们大都在高等学府供职,远离政治与商业,远离杀戮和恐怖,商业领域里的经济危机、政治领域里的腥风血雨,似乎都与他们无关。所以,他们能够安居于自己的象牙塔内,谈审美,论距离,讲象征,说趣味,构制长篇大论的学术论文,即使批评文章,往往也洋洋洒洒,钩深致远;至于专门的学术论文,更是探赜索隐,旁征博引,立论沉实,理足服人。

“京派”与“海派”文人在文学理论的逻辑形态建构方面,其精神差异更大。

海派中的商业主义者,如张资平、叶灵凤之类的人物,其写作目标就是生活目标——赚钱享乐,而不是艺术,这类文人在文学理论上毫无建树,因为他们深知:高头讲章的理论文章根本卖不出去,换不成金币。

海派中的左翼文人大多是职业革命家,在上海那样的商业环境里,他们从事写作一方面也要顾及挣钱,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因而,其写作的根本目标是政治而非金钱,那当然也不是艺术。左翼文艺家所建构的文学理论特质不在于科学性而在于政治性和斗争性,因此,左翼文学理论一般体现为意识形态话语;即使与纯文艺知识相应的讨论,也往往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最终成为思潮形态。

京派文人大都幽闭于高等学府的三尺讲堂和自己家庭的书斋,他们衣食无忧,不用像艺术领域中的商业主义者那样为金钱而奔波,自然,作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③,他们也没有左翼文艺家的革命冲动。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活动,京派文人都比较讲究秩序,追求典雅和厚重,讲求趣味和水平。他们关注的是艺术自身的存在与文学知识的传授,他们对相关文学的探讨往往出于纯粹的知识与理论兴趣,以及对于文学艺术自身深深的迷恋,他们在文学领域里的理论研究成果,成为较深层次的知识形态。

当然,在纷然芜杂而又丰富无比的事实面前,任何逻辑概括都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所谓“京派”与“海派”之说,也只是从两个地域的文学精神与理论形态的总体状况概括而言,理论上的实际存在情况却常常是“斩不断,理还乱”。以象征主义诗歌理论而论,左翼文人穆木天与现代派诗人李金发可谓标准的“海派”,然而,他们在探讨象征主义诗歌理论时,十分严肃认真,李金发的诗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商业主义市侩之气,穆木天的诗论也没有左翼理论家常有的机械左倾之弊。

【责任编辑 付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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