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业大学会范文第1篇
一、活动主题
再看“90后”
二、活动背景
去年的10月24日，长江大学14名大学生在面对落入湍急江水的少年时不顾自身安危，跳入水中救人。手挽手组成的人梯，挽救了两个如花的生命，而陈及时、何东旭、方招3名大学生，却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命。90后英雄群体舍己救人的事迹，在中华大地广为传颂，产生了强烈社会反响。这个英雄群体，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甚至宝贵生命，为当代青年铸造了一座“无字丰碑”。
三、目的与意义
通过对“10.24”事件的了解与讨论，让全体团员在榜样面前进一步认识“90后”身上担负着的沉重的社会责任，并加深履行责任时需要注意的事项的认知程度，让“责任”与“自护”意识并存，在最大程度上的减小损失的前提下，争做优秀的新时代团员。于此同时，希望通过班级开展本次团组织生活的形式，增加班上同学的彼此认识与了解，扩宽专业认识，展示团员风采。
四、活动时间、地点及参与人员
活动时间：XX年XX月XX日
活动地点：XXXXXX教室
参与人员：XXXXXX班全体团员
五、活动流程
(一)活动准备阶段：
1、将本班的同学分成小组，一组5—8人，提前了解“10.24”事件相关情况;
2、各组分别准备专业展示内容;
3、班团干分别准备详细的事件材料以及活动所需视频，购买活动小礼品。
(二)活动举办阶段：
1、重述事件材料，引出活动主题;
2、以小组为单位对此事件展开深入讨论，由此事件引发出对主题的认识与理解，选举代表上台交流发言;
3、专业展示：各组分别上台做专业展示，包括：视频、图片等;
4、播放一段励志视频，延伸活动主题。
(三)活动后续阶段：
1、班团干留下清理活动现场
2、班团干开活动总结会
XX系XXXXXX班
河南农业大学会范文第2篇
摘要： 教学实施中的默会知识和教学对话中的明言知识相互转化对促进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美国某高校参加翻转课堂工作坊的六位老师的学习经历和教学实践经历展开叙事研究，可望实现解决知识创生螺旋（SECI）中“薛定谔猫悖论”之目的。以SECI模型为“外螺旋”，在两两相邻的“社会化”“表征化”“联结化”“内在化”知识状态中分别嵌入“内隐架构”“对话传播”“迁移吸纳”“练习创生”的“内螺旋”，形成“知识创生双层螺旋”能更清楚地展现高校教师积累、生成、运用、创新实践性知识的实然“全貌”，亦可为我国新时代激发教师实践智慧，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水平，弘扬立德树人信念提供参考。
关键词：教师实践性知识;知识创生双层螺旋;叙事研究;默会知识;明言知识
一、引言
美国学者Cochran-Smith等提出，教师通常会借助“为了实践的知识”“实践中的知识”“实践性知识”三种形态的知识解决教育难题与教学困境[1]，但却忽略了教师主体建构实践知识的历程。魏戈等认为，“为了实践的知识”通过学术专家生产的正规知识或通用理论构成教师的“知识库”，教师被认为是处于知识生产流水线末端的“教书匠”，其主体性被掩盖，是知识的消费者，操练着专家所发明的知识、技术与语言;“实践中的知识”大多存在于优秀教师自身认知行动中，是在教学过程中实际运用的知识，也是新手教师因盲目追逐所谓的“模范教学”而通过长期观察和模仿能够习得，但却无法获得实践中精髓的知识[2]。而“教师实践性知识”是“教师通过对其教育教学经历进行自我解释而形成经验，反思上升到理念，形成具有一般性指导作用的价值基准，并实际指导自己惯例性教育教学行为的认识”，它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3]。
魏戈等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创生发展进行了历时性梳理[4]（P107-117）。学界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Schwab提出的“实践样式”[5]与Polanyi提出的“缄默知识”[6]并行，挑战传统理论与实践对立的教师知识研究范式。20世纪70年代，技术理性在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宰制稀释了教师实践主体与知识客体间的相关性。雪城大学教授Green提出的“实践主张”概念，将教师的内隐思维与外在行为紧密相连，被看作是实践性知识的前身[7]。20世纪80年代，斯坦福大学教授Shulman等通过启动“教学知识发展”研究以弥合理论与实践间的分裂关系[8]。加拿大学者Elbaz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提“教师实践性知识”概念[9]。1983年，美国学者Schon吸收了杜威“反省式思维”的思想，抓住了实践性知识在实践与反思之间生成的特点，提出了实践者在产生实践性知识过程中“对行动的反思”和“在反思中行动”两种重要的反思方式[10]。进入20世纪90年代，面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教师职业专业性的挑战，“实践性知识成为捍卫教师专业尊严和专业独特性的知识论据”[4]（P107-117）。以Clandinin等为代表的学者指出特定教学情境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独有价值与哲学意蕴，侧重探究教师如何用自己的观点解构教育实践，进而通过课程改革与学科建设重塑教师专业发展的认同感[11]（P50-63）。该时期，叙事研究、行动研究、现象学研究成为教师实践性知识的主要研究方法。
从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创生历程中，我们可以获知三点信息（这为建立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第一，“默会知识”和“明言知识”是寄居在教师实践性知识中两种相互形塑的知识样态，它们在相互作用中共同发展实践性知识。第二，教师实践性知识具有行动发展性与情境综合性特征[12]，是教师在不断内化理论知识、反复重构教育场域问题、循环反思课堂教学行动中“转识成智”而来。第三，教师通过建构、运用、创新实践性知识不断优化课程品质，转变教学形态，引导更为适宜的课程教学;反过来，课程教学改革亦促使实践性知识与教师个人主体性密切相连，为“全貌深描”和实然阐释教师在课程设计与课堂教学中生成、使用、更新实践性知识等系列联动发生过程提供了可视的情境场域。
因此，本研究以实现全貌深描教师发展实践性知识样态为目的，希冀基于教师参与教学改革的自我反思叙说之实例，探究如下问题：一是教师在课程教学情境中如何获得实践性知识？二是在获得之后又怎样继续发展新的实践性知识从而改进教学？
二、知识创生螺旋（SECI）中的“薛定谔猫悖论”
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和绀野登根据Polanyi的隐形知识理论，用默会知识（隐形知识）和明言知识（显性知识）交互推进所呈现出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表征化”（Externalization）、“联结化”（Combination）、“内在化”（Internalization）
四種赓续联结的状态说明了知识历经个体、团队、组织三个层面最后得以创生的全过程，称之为“知识创生螺旋”（SECI）（如图1所示）。钟启泉继而基于教学实施的默会知识和教学对话的明言知识对促进教师实践性知识的重要作用，认为SECI模型为考察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发生场域和发展机理提供了启示，其中“社会化”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分享默会知识，从而获得新的默会知识;“表征化”是个体表达内在默会知识和感知他人默会知识，从现有默会知识升华生成新的明言知识;“联结化”是以小组和部门为基本单位，从有明言知识的团队间、部门间生发出新的名言知识;“内在化”是个体把从组织中接受的明言知识再一次转变内化为自身新的默会知识[13]（P7-23）。
邵昶等肯定了SECI模型在知识创生和管理方面的贡献，同时也提出螺旋中将默会知识与明言知识两极化处理，存在“同一种知识在转化前是隐形的，但在转化后又变成显性的”自相矛盾的情况[14]（P87-97）。质言之，SECI模型知识呈现的不同状态中“非隐非显”的默会知识到底何以实现与明言知识的无缝对接呢？此犹如量子物理学“薛定谔猫悖论”中处于毒药箱子中生死难辨的“薛定谔猫”一样，令人迷惑而不得其解。那么，要解决这个悖论首先要分析悖论产生的原因。
由于明言知识可以独立于实践过程而单独存在，是静态的客体，因而人们忽视了默会知识中的动态维度，理所当然地认为默会知识也应用静态的主体观念去解读。事实上，默会知识从其积累形成、保鲜维持、表达传播到转化再生成都具有鲜明的动态性[14]（P87-97）。在积累形成方面，即使个体还无法清晰地将新的知识体系用言语表达出来，但他学习体会、理解吸收新知识的程度却是不断变化着的。在维持保鲜方面，个体用习得的外来知识充实自身的知识系统或与已有知识系统兼顾融合，从而达到长期保存新知识的目的，并以反复操练的动态过程来持存，否则默会知识就会被弱化或遗忘。在表达传播方面，只有个体通过动态的实践行为才能将自己的默会知识表现展示出来，进而证明自身掌握了某项默会知识。在转化再生成方面，一则默会知识必须在量上积累才能实现质的飞跃而转化为明言知识;二则默会知识的转化再生成有着不可复制性与个体差异性，即使在同等条件下，每个个体的默会知识体系也各不相同。由此可知，明言知识和默会知识处于交错影响的两个层次，动态的、不可确定的默会知识形成过程与静态的、确定性的明言知识形成过程之间不能直接对接是导致SECI模型产生“薛定谔猫悖论”的根本原因[15]（P22-27）。
同样，在SECI模型中存在同一种知识在转化前是隐形的，转化后又变成显性的。质疑毫无初始条件且同时叠加的双重属性，邵昶等提出在四种知识状态的两两之间均嵌入“量子跃进”过程[14]（P87-97），一方面以“场”为媒介，为知识创生、运作传递提供在个体间、团体间、个体与团体、团体与组织等时空间达成一致的语境及情境缓冲条件;另一方面，它是相邻知识状态得以顺势转承的“润滑剂”，可逐渐降低默会知识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实现默会知识从动态到静态、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最终自然对接明言知识。因此，本研究尝试从教师主体自我阐明的叙事述说角度，在默会知识动态发展到顺利对接静态明言知识的过程中剖析实践性知识的生成发展历程。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叙事研究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习得积累与运用创新是一个落地情境，系由教师教育价值观、教学信念、知识储备、经验记忆、同行研讨等社会、文化、组织环境多元因素共同形塑的整体过程[16]。Davis等称这种由不同因素构成的关系整体是“一个复杂的经验网”，他们主张用叙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作为探究“教师到底是如何获得并循环发展实践性知识”的研究手段[17]。作为质性研究方法的一种，“叙事”被认为是以故事、个人经历报道等形式，对历时性事件或行为的口头或书面叙述[18]，其中叙事故事是从个体意义切入深刻阐释经历/验，解读个体寻求自我认同感的传送门，具有相关性（指故事与个人亲身经历、社交联络密不可分）、时态性（指故事言说着个体曾经、现在以及未来的经历发展轨迹）、情境性（指故事总是发生在不同的情境场域）特征[19]。而依赖于教师日常教学实践，发生在多个教育情境场域，联结教师过去经验，主导教师现时教学行动[11]（P91），有益于教师把握未来计划的一连串发展实践性知识的亲身经历与社交活动是真实意义的叙事活动。换言之，叙事是教师实践性知识的主体表达方式[20]。叙事研究的方法特色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经验性特点不谋而合，“经验”的时间连续性与空间交互性论述有利于建构起“教师实践性知识景观”，不仅整体再现了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复杂性，还让教师作为“人”的情感性在其中得以丰满绽放[4]（P107-117）。
综上所述，本研究仍将SECI模型作为初始理论分析框架，但更重要的是揭示SECI模型中“量子跃进”过程，潜在着却根本支撑着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的“全貌景观”，以期最终搭建高校教师实践性知识创生的新螺旋路径。
（二）数据来源
1.叙事故事
有着多年翻转课堂教学经验且同期参加工作坊的六位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教师参与了此项研究（他们的研究方向分别是地质学、教学评估、体育学、二语习得、英语教育、人类学，他们从事翻转课堂的教研时间为1年到4年不等）。六位教师于2017年参加了夏季学期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工作坊（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Workshops，简称“工作坊”）。他们分别对自己在工作坊的学习经历与工作坊外的课堂教学实践经历展开叙事分析。工作坊每月举办1次时长约2小时的研讨会，由该大学教师发展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CETL）发起并举办，旨在通过同行集体研讨的方式分享、传播与创新教师翻转课堂教学经验。通常，工作坊主要参与者由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3位教学咨询专家、参加工作坊的六位教师、校内外致力于翻转课堂及相关教学法研究的师生组成。为与教师教历日程同步，研讨会每次都会围绕与翻转课堂教学相关的一个主题展开，如教育教学理念、教学过程设计、师生互动策略、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业评估、教师实践性知识同行分享等。本研究以SECI模型中默会知识和明言知识交互呈现的“社会化”“表征化”“联结化”“内在化”四种状态为维度框架，让六位教师通过邮件叙说分享至少五个故事，重点叙述自身在工作坊求知学习经历、同行间研讨交流经历、个体对所见所得回顾反思经历、翻转课堂教学实践经历、与学生间互动反馈经历、自我改进课程教学经历中发生的并有助于积累和提升教学实践性知识的主要事件、重要活动以及教师对它们的阐释性理解[21]。
2.叙事访谈
研究根据六位教师各自的故事经历分别对每位教师展开2到3次的半结构式深度叙事访谈，每次访谈时间约为45分钟。尽管每位教师的访谈内容不同，但针对各自所分享的故事，访谈提纲均依据叙事的“相关性、时态性、情境性”三特征维度来设计。例如在“相关性”纬度中，针对教师A的故事对他提问，“在邮件中您曾提到，工作坊同行們的经验分享给您在教学设计上很大启示，您能结合具体事例更详细地谈谈吗？”所有访谈内容均经当事人同意后用录音笔记录，形成文字稿后再交给受访者确认，在确保信息无误的基础上翻译为中文，作为最后正式的质性分析数据。
（三）数据编码分析
首先，本研究按照“教师A-1、教师A-2…”的方式对32个故事作序号化处理，依循默会知识与明言知识交互呈现的“社会化”“表征化”“联结化”“内在化”四种状态维度逐一对故事文本进行情境性编码分析，而后串联归纳四种知识交互状态维度下的所有教师故事;其次，本研究按照“教师A访谈-1、教师A访谈-2…”的方式对13份访谈稿作序号化处理，以叙事的三特征维度为框架，将访谈数据纳入四种知识状态维度中，运用软件Nvivo11“自上而下”对数据展开横纵编码分析[22]。例如对教师E-1的部分访谈数据（我与D都从事语言教育与研究，近几年每年参加研讨会，我们一直能从其他老师和参会人的讲演发言中收获新的想法，目前我们正在合著一篇关于翻转课堂教学改革的论文。）进行实践性知识“表征化”和叙事特征“时态性”交叉编码。按照这样的方式寻找故事数据与访谈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探明SECI模型中四个“量子跃进”过程的具体指涉。
四、教师实践性知识动态生成的“双层螺旋模型”
知识创生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螺旋上升、循序推进的，其中最根本的是“持续知识创生的原动力与惯性维持”[13]（P7-23）。本研究依据SECI模型中默会知识与明言知识交互呈现的“社会化”“表征化”“联结化”“内在化”状态维度框架，以及故事叙事所具有的“相关性、时态性、情境性”特征维度框架，从横纵双向对文本数据进行质性分析。通过扎根美国高校教师翻转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现场，本研究挖掘出SECI模型中默会知识与明言知识交互融合推动教师实践性知识可持续创生的内核推力系统。
（一）“内隐架构”推动教师实践性知识从“社会化”进入到“表征化”
本研究中，教师个体通过“向院系教师请教”“长期置身于工作坊研讨情境”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关于翻转课堂教学的默会知识。此时，经历“吸收专家经验、借鉴同行理念、师生相互认知”后，个体只有在进行“内隐架构”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化”默会知识向明言知识的转化。如若个体“内隐架构”缺席此过程，教师就会失去个人教育思想和教学思想再造的机会，“经验中的教学知识”与“实践中的教学知识”亦无法相互接续。实践性知识之所以能够在教师日常教育活动中推陈出新又持续规导着教师教育行为，是因为实践行为是由教师内隐认知逻辑所决定[4]（P107-117）。吉尔兹认识到：“我们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符号去理解他们。”[23]尽管旁人所观察到的教师行为看似与内在思想脱离，但是隐形思维却时刻指导着他们以自我认知为起点，在各类教育情境中去实践着意义符号的各种教育活动，与他人分享教育经验，对默会知识有序化、条理化、体系化地进行内隐架构与理性思考，实现默会知识与个体的“相对剥离”。因为只有相对脱离了个体后的教师实践性知识才能进入团队中的外显表征化场域。当教师们将隐匿的实践性知识诉诸于“在工作坊表达教学疑惑”“发表期刊文章”等学术行为和学术话语，作用于高校课程与教学形态而转化为显性实践性知识时，教师们就不再陷入集体“失语”的尴尬境地，他们便整合与创新了新一轮知识，踏上了教师专业化稳健发展的道路[24]。
（二）“对话传播”促使教师实践性知识从“表征化”进阶到“联结化”
工作坊中，散落在研讨会团体里的教师教学实践智慧借由“对话传播”的“量子跃进”过程拓宽了实践性知识“表征化”的范域，从个体层面延伸至团体层面。六位教师的对话传播范围包括“校外学术团队”“州区域内的中小学”“当地社区企业”等，使得明言知识跨越小组空间进一步存在于团体场域。个体层面的教师实践性知识在团队中得以语言化表征和模块化凝练之后，拥有各自明言知识的团队凭借对话传播机制结成“学习共同体组织”，教师实践性知识则在更大范围的系统中得以分享、编辑与重构。当具有缄默性、情境性和团队经验性特征的教师实践性知识进入协商对话、共同学习愿景的共同体之后，原本属于“个人—团队”实践产物的教师实践性知识将被贡献给组织集体共享，此时共享的过程实质上是教师将所秉承教育信念、所怀揣人文情感和所坚守育人信念不断外显解构、拓展意义、寻求理解共鸣的悦纳过程[25]，恰好彰显了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公共性属性。这不但有利于紧密联结小组、团体协同致力于翻转课堂教学实践与学术发展，促进明言知识在更广阔界域的流转，而且愈发彰显了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超越性，指向更为宽阔的语义空间和社会世界[26]。
（三）“迁移吸纳”激发教师实践性知识从“联结化”发展到“内在化”
从共同体组织回落到团队再被个体所接收的教师实践性知识是“假性显性知识”[15]（P22-27）。尽管它从形式上已经在小组、团队内被规范化、编码化分享，但对个人而言还并未被完全理解吸纳，无法指导实践活动。因此，从主体层面上说，它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显性知识。教师只有通过真切反思，融会吸纳了“联结化”后的实践性知识，才能让实践性知识由假性显性化内化为真性隐形化。教师吸纳消化实践性知识之前，知识“从上至下”的顺畅迁移尤其关键。本研究中，E教师在听到同行教师分享的独创翻转课堂教学设计方案后，马上计划实施;F教师主动总结反思自己接触翻转课堂教学以来课堂管理水平的变化，称遇到与自己有同样教学困惑的教师，会积极沟通并寻求解决办法。这表明在共同体组织环境中，达成共识后的实践性知识只有回笼倒流，从共同体倒转迁移到个体，被团队及个体教师有选择性地吸收并进行个体实践性知识的“再生产”，方可达成教师实践性知识社会化与个体化的辩证统一。这一过程需要组织、团队、个人即时搭建话语共享系统，在交流协商的氛围中达成情感理解的互融共鸣，在多方交集的支持性环境中生成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共享性意识”[27]：动员各方人员展开话语讨论与交往互動，致力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网络化拓展;在时空上同享意义资源与文化理念，实现知识信息间的流动互补，一同探索教师实践性知识理论降解到教学田野实践中的运行路径与产出机制，完成理论与实践两者在时空双维的同构弥合。
（四）“练习创生”助推教师实践性知识从“内在化”回归“社会化”
教师实践性知识经过“内在化”再回到“社会化”的过程，也是默会知识再次酝酿得以显性化的过程，其中练习创生将加速和巩固这一转化过程。吉登斯曾言：“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而是时空向度上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28]教师实践性知识是教师与周围环境及其他社会主体在持续不断的时空绵延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它彰显的是哈贝马斯对主体性批判重建后提出的具有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性理念[29]。因此，教师在吸纳新的实践性知识后，不应使知识成为实践行为应然的刻板教条，迷失在它所描绘的“乌托邦”中，而是应将其降转到自身日常真实的实践活动里，在不断构建、更新、完善、检验自身教育教学的行为中拥抱“实践着的实践”。理论学者们在谈论实践时由于时空乃至情感的距离感，实践已被客观化为“话语中的实践”[30]。尽管“话语中的实践”有时会吸引教师驻足观赏，但不同于“应为”逻辑背后简单的角色安排，“实践着的实践”将赋予教师“阐释者”的地位，让他们在日常教学实践中保持批判反思的精神力量，拥有作为从教人员的专业自主权，以“阐释者”的角色不断构筑教师职业的身份认同和道德价值认同[31]。而这一切将会成为教师实践性知识动态创生，从“内在化”状态进入到下一轮“社会化”状态的核心资本和推力杠杆。
综上，本研究将SECI模型作为知识创生的“外螺旋”，在“社会化”与“表征化”知识状态之间嵌入“内隐架构”的“量子跃进”过程，在“表征化”与“联结化”知识状态之间嵌入“对话传播”的“量子跃进”过程，在“联结化”与“内在化”知识状态之间嵌入“迁移吸纳”的“量子跃进”过程，在“内在化”与“社会化”知识状态之间嵌入“练习创生”的“量子跃进”过程，最终构成连贯转动“内螺旋”推力系统。由“内外双层螺旋”共同驱动，默会知识经历“社会化”“表征化”“联结化”“内在化”再回归到“社会化”阶段生成明言知识，由此教师实践性知识动态创生的“双层螺旋”型态得以形成（见图2）。
五、结语
教师实践性知识既是教师胜任专门职业的“生存技艺”，也是洞察教育实践智慧，反思教学行为，表达教育理念的“情感符号”。“知识创生双层螺旋”言说着教师日常教学实践性知识动态生成的表征样态和升华创新的演进路径，也昭示着教师群体专业发展与个人教育文化立场表达的耦合与融通。教师们从事的任何一项教学活动都是他们在不同场域将默会知识与明言知识“社会化”“表征化”“联结化”“内在化”的循环创生[13]（P7-23）。其本质是理性与情感、知识与道德、科学与传统、反思与行动两相渗透、彼此交融的结果，表达的是教师队伍对自我认知结构的重塑，对教师身份真善美的坚守与执着追求。
从知识创生的双层螺旋演进理路中可以窥探出，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核心问题已然从获得外部理解转向内部理解，且从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转换为教师自我认识与自身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更有对教师群体的总体关照[32]。这在实质上关涉着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开始从“应然规范”走向“生命本体”指向的鸿沟跨越，实现着应然规律与实然样态、理性思辨与情感通达、智慧传递与实践反思的互渗相融。教师犹如“艺匠”，一方面要掌握传道授业解惑职业技能者的实践性知识，从课程教学改革的“边缘性参与者”成长为“充分参与者”，灵活运用教育逻辑规律;另一方面，还要如艺匠一般具有表达主观意趣和不断精进专业技能的开拓精神，将精神层面上作为完整意义上“人”的职业幸福认同感融入具有启智性、向善性、审美性、自由性、主体间性的教学实践生活[33]，最终实现教師实践性知识规范取向、语境取向、人文取向的互通同构[34]。而这一切需要教师个人、教学组织、行业团队在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生成过程中，共同致力于提升教育者主体在教书育人实践活动和集体研讨场域中不断反思行动的科学性，鼓励他们以发自肺腑的心境体认自我油然而生的由“匠”至“心”的珍贵绵延之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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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double helix of knowledge creation; narrative research; tacit knowledge; explicit knowledge （责任编辑 黄建新）
河南农业大学会范文第3篇
大学生宿舍管理委员
述
职
报
告
宿舍管理委员会，顾名思义，可以说是对全校同学在学校生活提供的一大保障，保障了第二个家——寝室的舒适与安全。在经过两个月的锻炼，第五届宿管会已基本步入工作正轨。在总结过去一个学期的工作经验基础上，在全体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踮起脚尖，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一、对于工作的回顾
(一)宿舍楼的工作
1、宿舍纪律卫生安全检查
在过去的半年中，十个楼能够坚持立足本分工作，在细微处见真章，按质按量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在日常检查方面。宿管会的日常检查主要包括：联检、早检、晚检、抽检、晚归漏寝及各宿舍楼自习室的检查。这些检查的主要内容有：寝室卫生，三停卫生，寝室内物品摆放，违规用电器的使用及吸烟等违反学校关于宿舍规定的项目。本学期，数字。 同时在每舍的一楼处放置一块大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公告栏，并每周在上面贴置本周宿舍的检查情况，真正地做到了检查的公平、公正、公开。日常与节假日值班方面。每一天宿管会的办公室都会有一到两名学生干部值班。这样安排，保证了如有突发事件，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当天的值班老师报告情况，让问题能及时地得到处理解决。
这是宿管会最主要，同时也是最核心的工作。通过检查发现问题，有利于督促同学们保持寝室的安全与整洁，为同学们创造出一个更加良好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2、新生入住
一一届的新生入住后，随之便进行了住宿卡及值班室大板的调整工作。虽然之前将住宿卡分配给了各系负责，但由于未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宿管部的成员按照标准进行了修改，甚至是重新制作。经过多次的返工后，终于达到了合格的标准。
3、对于财产的统计
截止于二零一二年三月，各楼都对本楼的财产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十栋宿舍楼包括学生数字，床数字，桌数字，椅数字，自习室数字个，灭火器数字，消防栓数字。
4、迎接消防检查及沈阳高校评估检查
去年十一月，我们迎来了消防检查与沈阳高校评估检查。各楼对楼对的消防设施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和统计，还配合各系部组织进行了消防演习，让同学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发生火灾等险情时应该如何逃生。同时以整洁安全的宿舍楼来迎接领导的检查。
(二)办公室的相关工作
办公室是宿管会的核心与学生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同时，也是一个职能部门，因此在宿管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在这半年中，办公室所做的工作为：及时准确的下达各种通知，确保了学生会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完成每周的通报，对宿舍楼的各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同时。制作全体干部联系表、各系(院)联系表、副部以上值班表、节假日值班表，制定并完善宿管部的考核条例。为各部打印因工作原因请假的假条，整理各部门上交的各类材料，为宿管会中优秀的个人与团队打印证书等。除此之外，还辅助文建部文宣部等其他各部工作，协调好各部之间的关系。
但同时，办公室在去年的工作中也出现了疏忽与纰漏。在上学期每周的通报中出现数据统计错误，导致了工作延误，未能及时准确反映各系(院)寝室卫生纪律的真实情况，但办公室及时对此进行了修改，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三) 文建部和文宣部的工作
文建部的工作主要是对于活动进行策划与评比，同时对于大型的会议进行会场布置。文宣部的主要工作是对于活动进行拍照记录，同时在活动后及时组织进行报道的写作。
在去年的十月，宿管会举办开展了一年一度的“校园安全防火防盗宣传月”活动。该项活动由文建部进行策划与组织各部进行评比。
本次“防火防盗安全月”活动以“增强防火防盗意识，构建和谐平安校园”为主题，旨在宣传校园防火防盗知识，提高同学们的校园安全意识，同时贯彻“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的指导思想，为创建安全文明的校园打下良好基础。
本次活动月共有两项大活动，第一项是“校园防火防盗宣传板报大赛”此项
活动一寝室为单位，让每位同学真正参与到其中，从设计中学习防火防盗理论知识，提高安全意识，从而从根本上杜绝火灾隐患。经过本次宣传板报大赛共入围数字，第二项是“校园防火消防演习”。此项活动以各系(院)为单位,让每位同学从真实的场景中学习逃生知识，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中，是同学们在真正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能够沉着冷静，用正确的方法逃生，从而最大程度保障同学们的人身财产安全，是校园更和谐、更美好。
在活动后，文宣部及时进行了相关报道的写作，随后刊登在沈阳工程学院的选报上。
同时，在十二月末时，还组织开展了第一届大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元旦晚会。该晚会节目筛选与晚会准备工作由文建部进行，同时由文宣部进行活动标语的编写。
在经历了半学期紧张忙碌的工作后，为了丰富学生干部的课余生活，缓解干部学习压力，并且给学生干部一个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特此大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第一届元旦晚会。此次晚会由大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独立承办，学生干部自己主持、自己表演，从另一方便展示出学生干部的风采。此次晚会得到了全院师生的一致好评，促进了学生干部的全面发展，为大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网络部的工作
第一，计算机及其网络维护管理工作：为了使全校师生更好的利用网络资源进行网络交流，我们部门每年都会组织一批成员进行全校范围内的大型网络交换机清理工作;每周进行一次网络管理中心的清扫工作。路由器及交换机的维护管理，以及对网络端口的检查与维护等等，以确保全校网络的正常运行，确保老师和同学们能够正常利用网络资源。使校园内部网络稳定而有效地工作。
第二，对于网上同学报修及时回复工作。这项工作是我们网络管理部门每天每个人都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也是确保同学们能够正常上网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及时找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是对网络管理部门每个成员的基本要求。其中维修范围包括线路故障和非线路故障两大类。
第三，对中心工作人员进行的网络培训工作。该项内容主要是倡导新成员
自己学习相关内容，充实自己，加强自身本领，逐步得到加强，不懂的问题及时发问，并及时给予解答，培养新成员的自学能力。另外每周一次的例会主要是采集上一周的工作信息，部门各个成员之间互相交流经验并及时提出不理解的难题，并加以解决。老师及时的宣布同学们反馈给网络管理中心的我们平时的工作情况并及时的帮助我们纠正相关错误，争取下次不会犯类似错误等等。
二、工作中的问题
(一)学习成绩方面的问题。老师说过：学干部应该很好的给自己定位，首先是个学生，然后再做好干部。学生当然是以学习为本。然而，宿管会的某些干部可能因为工作等原因，耽误了自己的学习时间，直接导致了期末出现了挂科的现象。因此，应该很好地处理学习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在保证学习良好的情况下更好地完成工作。
(二)时间协调的问题。由于每楼干部的课程时间不同，导致出现工作不能全体成员到齐的情况。这不便于工作按计划开始，同时也让某些干事不能得到充分的锻炼。以后，应该尽量克服这个问题，协调时间，做好统计，保证每次需要齐动员的活动一个干部也不少，以便能顺利地开展工作。
(三)宣传力度不足的问题。有一些同学依然不认同与认可宿管会的工作，未能十分明确检查的必要性，给宿管会的日常检查管理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因此应该加大关于宿管会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到工作的重要性，养成自律的好习惯，保证宿舍的安全整洁。
(四)奖罚制度力度小的问题。宿管会制定的奖惩制度对于宿舍管理来说力度不够，对于一些好的寝室没有给予一定的奖励，而对于很差的寝室给予的惩罚也不够。这不仅会打消优秀寝室的积极性，同时还会一定程度上助长较差的寝室的风气。这是不利于文明寝室建设的一个方面。
三、展望
(一)进一步调整部内的制度，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我们可以组织各楼互相交流的会议，通过别楼的经验教训来完善自己部内的制度，相互促进，相互吸收。
(二)进一步加大对于新干事的培训。应该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使他们在工作中能够更加地游刃有余。通过进一步培训来来加强新干事的工作能力，同时让他们在吸收经验后通过自己的实践而创新。他们一点一滴的完善也是部门的自我完善。
(三)加大对学生干部自生素质的提升，以迎合“为广大学生服务”的要求。在我们的干部中，难免有弄权之人，这对我们学生干部的形象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因此，提升干部自身的素质极其重要。因此，可以组织一些精神文明的活动让大家都能在其中受益匪浅。
河南农业大学会范文第4篇
北京大学法学院住友实习经验分享会
活动介绍
时间：2012年5月25日下午2:30-4:30
地点：北京大学凯原楼模拟法庭
简介：
“梦想即刻绽放——北京大学法学院住友实习经验分享会”将于5月25日下午2:30在凯原楼报告厅举行。
本次活动邀请到了住友化学株式会社驻华机构代表、法学院领导、老师以及在住友实习归来的五名同学参加，旨在通过经验分享与互动交流，为更多的北大法律人构筑国际视角下的实习经验交流平台。
住友集团与三菱集团、三井集团并列为日本三大经济集团，其下属的住友化学株式会社是日本的大型综合化学公司之一，与三井住友银行和住友金属工业并为住友集团的核心企业。住友化学株式会社一直致力于为中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农药产品,是知名世界500强公司。其员工待遇优渥，若正式签约，第一年由日方负责食宿进行语言学习，从第二年正式工作起年薪可达20万元。
住友化学株式会社与我院有多方合作，每年我院都有优秀学生赴其日本公司实习1个月。去年我院有5位同学获得实习机会，有3位同学成功签约。
此次实习交流会我院领导将就双方合作以及实习项目做一介绍，并由我院赴日实习的五名同学(包括本科生和法律硕士)与大家分享他们的实习过程，并向大家介绍实习经验。介绍结束后，将进行提问互动环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现场提问，更加深入地了解此项交流实习活动。活动最后，住友公司日方代表将就实习活动做精彩点评。
欢迎各位同学届时前往，与在场嘉宾共同分享住友实习的精彩点滴!
河南农业大学会范文第5篇
摘 要：在畜养产污机理及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污染物产生量、农业种养、社会经济条件3类27个指标的省域畜养产污分析指标体系。同时，以河南省为实证案例区，搜集了2000—2015年河南省农业种养、社会经济条件的相关指标，借助相关分析方法构建了河南省畜养产污分析指标体系，并借助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影响因素指标的选取效果。结果表明，本研究构建的河南省畜养产污分析指标体系较为合理，污染物产生量与农业种植和社会经济指标相关性较高，符合养殖业与种植业协同发展、污染集聚态势与经济集聚态势趋同的发展规律。因此，依据畜养产污机理简图选取省域畜养产污影响因素的方法是可行的;能够及时更新的畜养产污量可作为省域畜禽养殖业管理政策制定的数据参考;本研究所构建的省域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省域;畜养产污;指标体系;影响因素;河南省
Key words：provincial; livestock and poultry waste generation; index system; influencing factors; Henan province
随着工业源等点源污染控制技术的发展，非点源污染成为全球范围的突出问题[1]，且造成水源地污染的主要是农业非点源污染[2]。中国环保部《201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7年6月5日发布）显示全国地表水1 940个国考断面中，IV类、V类、劣V类占32.3%，全国地下水6 124个水质监测点中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占60.1%，中国水环境污染问题仍然不容乐观。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非点源污染是中国地表水污染的主要来源，而畜养污染的COD、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农业污染源的96%，38%和56%[3]。因此，农业非点源污染的管理与治理在中国更加重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畜牧业快速发展，总体规模世界第一[4]。不断扩大的养殖规模导致畜养废弃物超出土地消納能力，区域规模化养殖存在着对环境的污染加重、疫病危害程度大、标准化水平不高以及面临生存危机和市场风险加大等问题[5-6]。2015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水十条”和2016年《土壤防治行动计划》的“土十条”等从国家层面上对畜禽养殖业日益趋严的环保约束也说明了畜养污染在中国的严峻性[4]，畜禽养殖业污染的管理与治理是当前中国农业非点源污染治理的关键。
管理者需要根据各地畜养污染的空间差异并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政策，宏观层面的畜禽养殖及其产排污的空间分布规律的识别是管理政策落地的前提条件，且政策的制定不仅包括畜禽养殖业、种植业等农业行业，还应包括与畜禽养殖业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其他行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两种困难，即作为政策依据的污染量的核定和与各地畜禽养殖业污染息息相关的社会经济影响要素的确定。一方面，在中国区域养殖业和种植业严重不平衡的当下，各地的养殖规模、养殖工艺、农业种养模式和减排措施各不相同，需要耗费大量物力人力测算经不同减排措施后的需要处理的污染物排放量，如2007年全国第一次农业污染源普查和2017年的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而在区域养殖畜种稳定的情况下，各地不同畜种的污染物产生系数相对稳定，利用产污系数法估算畜禽养殖污染物的产生量简便易行，也能够做到及时更新，其作为宏观政策制定的数据参考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国内畜养空间分布研究集中在全国范围和特定区域畜养污染物的时空分布和变化[7]分区治理[8]等方面。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省域畜养污染物的时空分布和耕地污染负荷[9]、环境影响[10]、防治对策[11]等。这些研究多采用统计年鉴中的省级畜养量数据或市级畜养量数据进行污染物基础数据核算，进而分析养殖量或污染量的时空分布特征。但畜禽养殖业同样受到除农业种养条件以外的人口、经济、能源、交通等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少有研究涉及这些影响因素。因此，探索一种能够及时更新的畜禽养殖业污染量核算及其影响因素的方法势在必行。
从相关学者在全国范围的研究来看，全国范围内实行畜禽污染防治工作的关键在于对畜禽量聚集程度显著的省份（四川、河南、山东）优先进行相关政策的实施[12]。河南省是农业大省，畜禽养殖业是河南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河南部分县的畜养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河南畜禽养殖业废弃物污染也已成为其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部分地市畜禽养殖业污染已超过农田的消纳和承受能力[11]。鉴于此，本文以河南为案例进行省域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以期探索识别畜养产污影响因素的方法，为畜禽养殖业区域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 畜养产污机理及影响因素分析
1.1 畜养产污机理分析
在自然环境、农业种养、社会经济活动等的综合作用下，畜禽养殖业产生的污染物经过减排措施后进入环境形成排放，污染物超过环境可消纳的量时形成污染，这是人类活动与地域环境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借鉴吴传钧先生[13]的人地关系思想表述这种过程，即是自然环境（天）、农业基础（地）、人类活动（人）三方面相互影响的结果。
从全国角度看，大区域范围内，自然环境孕育了不同地域内差异化的农业基础条件，如中国西部的牧区和东部的农区，北方的旱地和南方的水田，各地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农业产业结构。从省域角度看，一个省内部的自然环境和农业基础条件是相似的，但其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却不均衡，进而影响各地的农业种养模式和污染物处理工艺。当农业污染物进入自然环境并超过环境可消纳的量时，形成污染。在这种污染机理过程认识的基础上，可借用压力（P）、状态（S）、响应（R）思想进一步分析畜养污染机理，绘制畜养产污机理简图如图1所示[14]。其中，农业基础和自然条件代表当前阶段的环境状态和环境变化情况（S），产污、减排和排污的形成代表人类的畜禽养殖活动对环境的作用（P），农业种养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干预代表社会和个人采取行动来减轻、阻止、恢复和预防畜禽养殖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R）。
1.2 影响因素分析
从机理分析可知，畜禽养殖业污染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自然环境、农业种养、社会经济和减排措施等方面。
自然环境和农业基础是宏观尺度的影响因素，是大空间范围下的同质性要素。自然环境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主要涉及地形、土壤、植被、降水、温度、湿度等等要素。地形是污染发生的先决条件，土壤有机质含量和植被覆盖影响着污染的消纳，降水、温度、湿度影响着污染物的处理与流失。农业基础反映农业生产的载体——耕地的基本情况，主要涉及耕地面积和土壤肥力。耕地面积影响着养殖业的饲料来源和有机肥施用去向，土壤肥力反映土壤N、P、K、有机质等的含量情况，影响着土壤对污染的消纳。
农业种养和社会经济条件，是中观尺度的影响因素，在大空间范围下空间差异明显。农业种养指标是农业的产品输出，主要包括种植业的粮食产量和养殖业的存栏与出栏量。粮食产量影响着畜禽养殖业的饲料源，养殖量则与污染物产生直接相关。在对接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河南省相关年鉴的数据可获取性，将畜禽养殖品种确定为猪、牛、鸡，这些数据是分行政区域统计的，其空间尺度分为全省、分市和分县3个级别，是核算畜养污染物产生量的主要依据。社会经济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社会经济环境，人口、经济、能耗、交通运输等都对农业生产活动有着直接影响。人口反映了各地区的农产品需求，经济和能耗影响着各地区的农产品市场和农业发展水平，交通运输体现着地区间的物资流通能力。
在全国范围进行畜养污染研究时，不仅需要考虑社会经济条件和减排措施情况，还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影响和农业种养习惯。在省域及以下空间尺度进行畜养污染研究时，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和农业种养习惯在各自区域内有相似性，省域内部各地区的畜养污染差异主要是农业种养、社会经济条件、减排措施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如果不考虑减排措施情况，只进行省域畜养产污分析，那么可从农业种养、社会经济条件来确定畜养产污的影响因素。
2 省域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构建
2.1 构建原则
基于以上的机理研究，从污染机理的整体出发，设计符合省域畜养产污分析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遵循常规区域性分析指标选取的一般原則，即科学性原则、代表性原则、综合性原则、独立性原则。科学性原则，指标选取、权重确定、核算方法均在公认的科学理论指导下;代表性原则，指标概念明确、与畜养产污相关性强（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综合性原则，综合反映多种因素，指标体系涵盖农业种养和社会经济各方面;独立性原则，指标相互独立，指标间不存在包含和重叠关系。
2.2 分析指标体系构建
在省域尺度的研究中，农业种养和社会经济是动态变化的，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该部分指标。农业种养核心指标为粮食总产量和猪牛鸡养殖量，考虑到数据分析的实际情况种植指标增加农作物种植面积，养殖量分畜禽养殖品种分别获取生猪、肉牛、肉鸡的出栏量，和能繁母猪、奶牛、蛋鸡的存栏量。
社会经济指标选取代表人口、经济、能源消耗和交通条件的指标。核心指标为城镇和乡村人口、GDP、农村用电量，考虑到数据分析的实际情况，增加乡村从业人员、农林牧渔从业人员、农林牧渔总产值、牧业总产值、农用机械总动力等指标，同时增加公路里程、铁路里程、货运量等反映交通和物流的经济指标。以上农业种养指标和社会经济指标可由各省相关年鉴、调查资料得到。
污染物产生量指标对接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业源产排污系数手册，通过手册中日产污系数核算畜养产污量（养殖量×产污系数×养殖周期）作为畜养产污影响因素研究的畜禽养殖业污染参考量。
最终，本研究构建的省域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 河南省省域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实证
3.1 数据搜集与整理
本部分实证分析所用指标来自河南统计年鉴、调查年鉴和农业调查资料中2000年以来的农业种养、社会经济数据（数据期为2000—2015年）。为建立符合研究省份统计指标特点的畜养产污分析指标体系，需要对搜集到的农业种养和社会经济指标进行相关分析，以确定指标的代表性。由于污染物产量是由养殖量指标核算得来，因此可用污染物产生量与农业种植和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来检验指标的代表性。
根据统计原理，在相关分析之前应首先检验指标的正态性。经正态性检验，发现在已搜集到的27个指标中，除E10（公路里程）外，均符合正态分布。经原始数据核查，发现河南省统计年鉴的公路里程数据在2005年之后将村道里程纳入了统计，导致2006年及以后年份的数据与2006年之前的数据有很大差异，两个时段的公路里程数据在各自时段内也均符合正态分布。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进行污染物产生量与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选用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进行相关性检验，其中E10指标参与相关分析的数据时段为2006—2015年，其他指标数据时段为2000—2015年。
3.2 污染物产生量与农业种植指标的相关分析
各地区的污染物产生量指标是依据污染源普查产排污系数手册的区域产污系数和各地区畜禽养殖量指标计算得到。不同地区的畜禽养殖量反映了其养殖业发展规模及畜禽市场供给，相应的不同地区的作物种植面积或粮食总产量反映了其种植业发展规模及粮食市场供给。畜禽养殖业和种植业本身都是一个地区的农业门类，具有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因此，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下，间接反映了养殖业发展规模及畜禽市场供给的污染物产生量指标与反映种植业发展规模及粮食市场供给的作物种植面积或粮食总产量指标也应存在协同关系。在具体分析时，作物种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都代表种植业发展规模，且两个指标不相互独立，在纳入指标体系时二选其一即可。
污染物产生量指标与农业种植指标的相关系数见表2。由表2可知，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其作物种植面积指标优于粮食总产量指标。因此，建构河南省畜养产污分析指标体系时，以作物种植面积指标代表区域种植业发展规模。
3.3 污染物产生量与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
污染物产生量指标与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见表3。
如表3所示，人口指标（E1、E2）中，城镇人口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大，且为正相关，而乡村人口为负相关。从业人员指标（E3、E4）中，乡村从业人员指标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是所有社会经济指标中最小的，农林牧渔从业人员与污染物产生量为负相关，且农林牧渔从业人员指标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大。乡村人口和从业人员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劳动力保障，总人口影响着对农产品的需求，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养殖量与市场端的需求成正比，因此与代表主要消费市场的城镇人口呈正相关关系，与不代表主要市场的乡村人口呈负相关关系;目前畜禽养殖业发展的趋势是规模化养殖，养殖数量与乡村人口数量相关性不高。
总产值指标（E5、E6、E7）中，所有指标与污染物产生量的相关系数均较高，且牧业总产值指标的相关系数是三者中最高的。可能的原因是：畜禽养殖业作为农林牧副渔的一部分，在现代农业中具有重要地位，畜禽养殖与区域经济，特别是牧业经济呈正相关关系。
农村用电量（E8）、农用机械总动力（E9）分别作为能源消耗、农用机械动力的代表，与污染物产生量相关性都很高。可能的原因是：能耗越高、農用机械动力越高，代表农业生产水平具有优势，越能支撑规模化的畜禽养殖业发展，因此畜禽养殖与能耗、动力呈正相关关系。
交通指标（E10、E11、E12）中，三者与污染物产生量均极显著相关（P<0.01），其中公路里程指标与污染物产生量的相关系数最高。可能的原因是：现代交通影响了中心地的形成和区域范围的扩张，优势的运输条件代表优势的市场拓展能力，因此畜禽养殖与交通指标成呈正相关关系。
3.4 河南省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构建
污染物产生量指标（P1～P7）由养殖量指标（L1～L6）核算得来，在进行省域畜养产污分析研究时，这些指标均应作为基础核算指标纳入分析指标体系。
对于农业种植指标，粮食总产量（A1）和作物种植面积（A2）指标可依据相关性分析的结果，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对本案例来说，作物种植面积指标较好。
对于社会经济指标，可按照人口、经济、能源、交通等类别指标的具体相关性进行筛选，结合河南的实际情况：（1）人口类指标，城镇人口作为主要的畜养产品销售的目标群体，更具代表性;从业人员指标，农林牧渔从业人员指标更具代表性。（2）经济类指标，牧业总产值指标优于农林牧渔总产值和GDP指标。（3）能源动力类指标，体现能源消耗的农村用电量指标和体现机械化水平的农用机械总动力指标均具备代表性。（4）交通运输类指标，公路里程和铁路里程都具备代表性，而在本研究案例中铁路里程的数据时段较长，因此在构建模型时选择铁路里程指标（表4）。
3.5 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回归模型验证
依据河南省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可构建河南省的畜养产污回归模型。需要说明的是，回归模型的构建是为了检验影响因素选取的有效性，而非利用农业种植和社会经济指标估算畜养产污。因此，只需要建构出显著的、校正决定系数高的模型即可说明影响因素的有效性。统计学上，回归模型仅适用于参与模型建构的数据时段，不能用于畜养产污量的估算，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畜养产污量利用产污系数和养殖量核算即可。
农业种养指标中畜禽养殖量指标（L1～L6）是核算污染物产生量的基础指标，存在共线性问题，不参与回归分析。以污染物产生量为因变量，以表4中选取的作物种植面积、社会经济指标为自变量进行一般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从回归结果看，根据河南2000—2015年畜养产污量、作物种植面积和社会经济指标数据，能够建构出显著的、校正决定系数高（均大于0.85）的回归模型。因此，本研究方法在河南案例中建构的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是有效的，且效果较好。
4 结论与讨论
畜禽养殖业污染的管理与治理是当前中国农业非点源污染治理的关键，宏观层面的畜禽养殖及其产排污的空间分布规律的识别是管理政策落地的前提条件，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作为区域畜养产污分析工作的基础。本研究立足于解决“作为政策依据的污染量的核定”和“与各地畜禽养殖业污染息息相关的社会经济影响要素的确定”两个现实困难，尝试以畜养产污机理分析为基础，构建包括污染物产生量、农业种养、社会经济三大类指标的省域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并以河南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本研究依据畜养产污机理简图选取省域畜养产污影响因素的方法是可行的。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的建构也需要考虑研究尺度变化、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畜养产污机理简图为多类型指标选取提供了参考依据，它刻画了“畜禽养殖”这一活动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机理，从人地关系视角审视畜养污染现象是可行的。依据畜养产污机理简图，在不考虑减排措施的情况下，省域畜养产污分析影响因素可从农业种养和社会经济条件确定。
第二，能够及时更新的畜养产污量可作为省域畜禽养殖业管理政策制定的数据参考。当前，中国的畜禽养殖及其污染的空间分布研究开始从全国性的规律转向省域、市域尺度的研究。随着研究尺度的变化，畜养产污规律的研究将更多地引入农业种植、养殖、社会经济发展等分省、分市统计数据的使用。随着研究尺度的变化，从分省到分县，再到公里格网抽样数据，畜养产污的影响因素都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如全国层面主要影响因素为农业种养、人口因素，东北区分县数据的粮食产量、农业经济因素[14]。因此，相关学者的研究已经开始注意到研究尺度变化后，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的建构更要结合研究区域数据的分析结果来筛选适合本区域的指标。特别是通过统计和调查数据核算得到的畜禽养殖量数据，其计算简便且能够及时更新，可作为省域畜禽养殖业管理政策制定的数据参考。
第三，本研究所构建的省域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本研究在科学性、代表性、综合性、独立性原则下，构建了包括污染物产生量、农业种养、社会经济三大类27个指标的省域畜养产污分析指标体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污染水平的提高似乎是必然的规律，经济的集聚加速了污染的集聚，并且污染的集聚态势趋同于经济的集聚态势[15]。畜禽养殖业在经历散养到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的过程中，产业也呈现集聚态势，因此，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将社会经济、农业种养指标纳入基础分析指标是符合行业发展规律的。经过实证分析，在河南省畜养产污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建构中也是十分适用的。
总之，本研究的指标体系构建过程考虑了研究的空间尺度和数据获取的空间尺度问题。省域畜养产污指标体系体现了多类型指标在空间上的结合，能够为后续利用空间连续数据（主要是格网数据）与空间离散数据（主要是分政区的统计和调查点位数据）的畜养产污空间分析研究提供方法支持。需要注意的是，畜禽养殖业除了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动物疫情和肉类的进出口政策。如“非洲猪瘟”的发生对疫区的生猪产业和我国猪肉市场造成的影响[16]。如果未来中国肉类进口支出保持增长趋势，对多数进口来源国的肉类进口额保持大幅增长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必须要面对的现实[17]，势必也会影响到国内畜禽养殖业的供给空间格局。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也需要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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