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之风范文第1篇
当前，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情况的主流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的主流也是好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特别是“四风之害”，还没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民群众反映仍然比较强烈。
聚焦解决“四风”问题，首要的是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行动自觉。只有学习搞好了，思想认识才会更高，衡量问题的尺度才会更加严格。我们把学习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坚持领导干部带头，通过举办省情报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刻领会中央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认真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切实增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我们深切体会到，“四风”问题严重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危害党组织肌体，不但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因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坚定决心信心，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行动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聚焦解决“四风”问题，关键要真心诚意查找问题、立说立行解决问题。党员干部在“四风”方面存在哪些突出问题，群众看得最明白、心中最清楚、最有发言权。我们坚持开门搞活动，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拜群众为师”、眼睛向下找问题，不讳疾忌医、不遮遮掩掩。省情报所第二党支部的党员干部纷纷深入服务对象，认真查找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问题找到后，我们坚持边学边改、边查边改。对随着活动开展进一步查找出的问题，我们将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个一个加以解决，努力让群众看到成效、增强信心，进一步调动他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聚焦解决“四风”问题，最终要落脚到服务群众、凝聚力量、推动发展上。“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群干群关系就会更加密切，群众就会更加自觉地关心和支持党的事业。我们将认真贯彻中央部署要求，在解决问题、服务群众中，进一步凝聚各方力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奋力夺取经济社会发展新胜利。
总的来说，反对“四风”就是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牢固树立务实风;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牢固树立平民风;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发扬艰苦奋斗之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我党领导干部的糖衣炮弹，是我党前进的绊脚石。这就要求党员干部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抵制不良作风的侵袭，始终保持一袭白袍点墨不染。
廉洁之风范文第2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28日在中央党校主持召开弘扬良好学风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学习、弘扬良好学风的重要性，在全党兴起学习之风、调研之风、实干之风，聚集推动事业发展的正能量。
参加座谈的有来自中央党校省部班、高级研修班、中青一班的学员代表和教师代表，大家围绕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加强学习的重要指示，结合落实中组部《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就如何进一步弘扬良好学风，讲认识、谈体会、提建议。刘云山在认真听取学员和教师代表发言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学风建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开局就是从抓作风入手的。近段时间来，全党对改进作风、端正学风形成了共识，在许多方面呈现了新的气象。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党员干部学风不正的现象依然存在，最大的学风不正就是不重视学习、不注意学习，学风不正最普遍的现象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学习与运用“两张皮”，学习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也是学风不正的表现，克服不良学风已成为必须着力解决的紧迫问题。
刘云山指出，弘扬良好学风首先是大兴学习之风，学习者智、学习者胜，学习才能生存、学习才能发展，选择了学习就选择了进步，要在全党掀起学习的热潮，使学习成为各级党组织的鲜明特征，成为选人用人的重要导向，成为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自觉追求。要树立问题意识，找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以辩证的态度对待问题，以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以正确的理论来指导解决问题。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调查研究作为培育和弘扬良好学风的重要途径，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在深入实践中学习，在总结经验中提高。要坚持正学风与转作风、改文风一起抓，大兴苦干实干之风，大力倡导清新朴实的文风，讲管用的短话，讲来自基层的实话，讲富有活力的新话。
刘云山说，党校要把学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坚持从严治校，严肃校风校纪，在弘扬优良学风方面作出表率、走在全党前列。凡是到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都是学员，所有学员都没有等级、没有特权，不能让人代学、陪读，更不能拉关系、搞小圈子，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赵乐际、沈跃跃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出席座谈会。
廉洁之风范文第3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28日在中央党校主持召开弘扬良好学风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学习、弘扬良好学风的重要性，在全党兴起学习之风、调研之风、实干之风，聚集推动事业发展的正能量。
参加座谈的有来自中央党校省部班、高级研修班、中青一班的学员代表和教师代表，大家围绕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加强学习的重要指示，结合落实中组部《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就如何进一步弘扬良好学风，讲认识、谈体会、提建议。刘云山在认真听取学员和教师代表发言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学风建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开局就是从抓作风入手的。近段时间来，全党对改进作风、端正学风形成了共识，在许多方面呈现了新的气象。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党员干部学风不正的现象依然存在，最大的学风不正就是不重视学习、不注意学习，学风不正最普遍的现象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学习与运用“两张皮”，学习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也是学风不正的表现，克服不良学风已成为必须着力解决的紧迫问题。
刘云山指出，弘扬良好学风首先是大兴学习之风，学习者智、学习者胜，学习才能生存、学习才能发展，选择了学习就选择了进步，要在全党掀起学习的热潮，使学习成为各级党组织的鲜明特征，成为选人用人的重要导向，成为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自觉追求。要树立问题意识，找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以辩证的态度对待问题，以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以正确的理论来指导解决问题。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调查研究作为培育和弘扬良好学风的重要途径，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在深入实践中学习，在总结经验中提高。要坚持正学风与转作风、改文风一起抓，大兴苦干实干之风，大力倡导清新朴实的文风，讲管用的短话，讲来自基层的实话，讲富有活力的新话。
刘云山说，党校要把学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坚持从严治校，严肃校风校纪，在弘扬优良学风方面作出表率、走在全党前列。凡是到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都是学员，所有学员都没有等级、没有特权，不能让人代学、陪读，更不能拉关系、搞小圈子，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赵乐际、沈跃跃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出席座谈会。
廉洁之风范文第4篇
五、六世纪以后南北各地所普遍存在的”。既承认这一“社会风气的变化，出现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又指出“消费和积累的不平衡”对扩大再生产的负面影响。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代分册中，专门辟出一节，揭示“嘉靖前后社会风尚的变化”。后来经他审定提纲的《明史新编》中，对有明一代社会风尚的关注也是该书的显著特色之一。[1]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傅先生首次在学术界引录了陆楫的那篇后人命名为《禁奢辨》的著名文献，可惜此后的二三十年，陆楫及其思想在大陆并未引起学者的继续讨论。[2]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围绕着明清时期所谓的“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再次涉及了陆楫的经济思想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黜奢崇俭”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三大教条之一，奢与俭的褒贬取舍贯穿始终，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勃兴，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固有观念，深化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从成文法等正式规章制度，而且从道德伦理等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史上的各种问题，与制度、伦理有紧密联系的“奢靡”等问题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而二战之后兴起的消费经济学也于80年代初在我国受到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对消费经济史的探讨，如消费经济思想史学界即以奢俭论作为考察核心。在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影响日趋加深，强调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显著的特点，与社会习俗、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奢靡”问题当然需要认真考察。’在中国自身的史学研究变革中，研究的重点也由帝王将相逐渐转向芸芸众生，人们更加着眼于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人民生活的“奢靡”现象显然是考察对象之一，并且对以往研究中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加以纠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一向以利用地方资料、研究民间社会、重视基层变化、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地域特色与不平衡性而著称，时而涉及明清时期地方志、私人文集中频频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顽固纷呈的民间习惯等纠缠在一起的“奢靡”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在新中国真正受到重视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古人对社会生活、社会习俗常用的奢俭评判观念，无法逃离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文化史研究领域，围绕着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呈现近代化的曙光的讨论，也往往涉及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包括民情世态的变化问题。至于民俗史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更是自不待言的。此外，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也是我们今天和将来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20世纪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所以只好遵从研究习惯，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国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但为本人涉猎所囿，本文仅以大陆与台湾为限。
[1]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09页，及《后记》;《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第177—178页。剪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外，傅先生在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中，还对乡规民约等倾注了大量精力，除上述著作外，还有：《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版;《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 [2] 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页。林丽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
有的研究者将“奢靡”风习与高消费相联系，甚至等同之，认为就是追求时髦与享受。[1]也有人认为，“奢靡”是一种病态的消费。[2]有的学者没用“奢靡”等词，只用了“消费欲膨胀”的表述。[3]
有的学者认为“奢靡”与高消费有别，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4]
有的学者强调“奢靡”风习与封建礼法的密切联系。[5]其中或把奢靡与逾制作为对等的概念，认为追逐时髦和违礼逾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奢靡为基础的，奢靡往往导致违礼逾制和追逐时髦;[6]或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台湾学者即持如是看法，例如林丽月指出，探讨传统社会的禁奢政策，除了“奢”的字面意义即“奢侈”或“浪费”之外，其政治与法制上的制约意义不容忽视;邱仲麟亦从礼制与价值观改变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7]这种认识在文化史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关于明清时期“奢靡”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个别学者讨论到“奢靡”一词的概念。余英时曾指出，英文的“luxury”固然可以翻译为中文的“奢侈”，但两者的涵义存在广狭之别，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有差异，前者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涵盖面、指涉面远比“奢侈”在中国为大，但中国传统的“奢侈”含义是什么则未暇论及。[8]欧阳卫民认为，中国古代奢俭的划分有两种基本标准，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级的标准，二是消费品对主体是否绝对需要。[9]陈国栋定义为：在社会安定的状态下，当平均产出超过维持生命所需时，个人所得可以去消费一些非必要的商品或劳务，这种非必要的消费即为“奢侈性”消费。[10]
[1] 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 一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3] 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唐文基：《试论明代统治集团的消费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5] 姜旭朝、万安培：《近代中国关于奢俭问题的论争及其历史经验》，载《东岳论丛》1986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6] 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7]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8]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8年版，第3—52页。
[9]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页。 [10] 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http://
二、关于“奢靡”风习出现的时间范围
相关的论著集中讨论了三个时期：
(一)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以侈奢相高。[1]
(二)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其中清初有所收敛。[2]
(三)清朝前中期。[3]
一些研究者对“奢靡”风习的出现时间及其演变进行了具体考察：
(一)明朝说。常建华认为始于成化以后。台湾学者徐泓对明代江浙、华北地区社会风气的研究颇见功力，他认为正统至正德的明代中期，一些地区的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嘉靖以后更甚，不过社会风气转变的时间与程度是有差别的。[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奢靡”风习或形成于正德;或正德、嘉靖之间;或正德、嘉靖以降;或嘉靖、万历时期等。[5]与以上使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作为区分标志不同，有的研究者以公元纪年的形式作为划分界限，或认为出现于十六世纪或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或认为江南地区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开始。[6]
(二)清朝说。持此说的学者，或认为在康熙前期，或认为在康熙中期，或乾隆中期。[7] 与以上论著的明确划分意见相反的是，有人主张应作模糊化处理，因为奢侈浮靡风气的出现，有先后、程度之别，即使同一地区也因人而异;另有学者认为，不仅社会风气的转变可作时间的划分，甚至其中的种类也有先后之别，例如“服饰”风气的转变就早于“舆马”之类，物质上的变化也早于观念上的变迁。[8]
[1]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 [2] 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 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4]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5]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6]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牛建强：《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第3期。 [7]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8]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三、关于“奢靡”风习的波及范围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第一种主要是从地域上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存在于部分地区的城镇，特别是江南城镇;[1]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其他地区包括内陆地区，社会风尚也由俭朴向奢侈转化，例如河南就是一例。但华北与江南程度有别。[2]进而有文章认为，奢靡之风蔓延全国，不可能只限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3] 第二种主要是以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与上述地域讨论中持城镇观者相对应，一些文章是专门针对市民或城市中的部分人，如官僚商人等。[4]而林丽月认为，到了明末，奢僭是上下普遍的社会习尚。[5]
第三种是以地域结合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这种风气仅存在于部分“点”上。汤纲、南炳文认为商贾地主奢侈腐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牛建强、汪维真认为，就某一地域而言，奢侈之风起初存在于城市，后传至城郊，由城市衣冠之家而至城市一般市民，然后再至“城郊”农民。王家范认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费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与乡村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6]另一种意见是承认其普遍性。奢侈的高消费从宫廷、贵族、官僚蔓延到庶民身份的地主、商人以至一般贫民。[7]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更加突出奢华之风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如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劳动群众多是低消费，他们的奢华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钞晓鸿认为，就“陕西商人”所谓的奢靡问题而言，他们中间并非没有衣食节俭之辈，但应该承认相对的豪华生活是陕商群体的一般特征，在婚嫁丧娶方面的某些形式与内容也会波及普通百姓。不少人则比较突出奢华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差异性。[8]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0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01988年第5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 [2] 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徐乱：《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3] 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4] 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 [6]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牛建强、汪维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7] 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嫂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222，249，239页。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http://
四、关于“奢靡”风习的成因
一些学者着重从经济，特别从商品经济来分析。徐泓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商品经济水平的差距造就了华北与江南奢侈风气的差异。牛建强、汪维真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明代中后期风尚取向的变化分为三个等差及类型。还有许多学者也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1]
一些学者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对经济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强调其他方面的作用。蓝东兴认为，是人们对享受与发展需要没有正确认识，也与政治腐败关系密切。李景屏认为，关键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消费领域。[2]
一些学者重视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于光远指出，必须重视一国的社会制度对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决定作用。周绍泉曾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饰变化。暴鸿昌认为晚明奢靡风气的根源是明代政治腐败的产物。王家范更加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所有奢侈性高消费无不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撑。林丽月认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华侈相高、服饰的违制奢僭是商品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提升的后果，而君主的违制滥赏与晚明法制的松弛更是加速了服饰礼制流于具文。[3]
一些学者注意从心理与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婚丧方面的奢侈与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有密切关系。巫仁恕认为明代平民服饰风尚的转变，不仅仅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动力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心态。吴存存认为明代纵欲风气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思想界的阳明心学。[4]
一些学者注重具体分析，强调时空特殊性与具体因素。如官僚贵族、外地生活方式的诱导。[5]王振忠指出，明代中叶扬州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弘年间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盐商汇集淮、浙。陈国栋指出，达官贵人的奢侈，未必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然的关系。[6]
[1]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 107—173页。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兴亚：《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 于光远：《于光远同志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封信》，载《求索》1982年第4期;周绍泉：《明人服饰探论》，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50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 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④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7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6] 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五、对“奢靡”风习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着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对“奢靡”风习的评价，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1]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基本肯定的。[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奢靡”风习对等级制度的冲击，与当时等级制度的衰退，一般均有很高或正面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例如邱仲麟认为，平民可能与上层社会的旧有生活水准接近，但上层社会某些成员的物质享受则可能更进了一步;巫仁恕则具体地论证了士大夫创新服饰以重新塑造身份。[3]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否定的。他们认为奢侈之风造成社会贫困和混乱，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不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4] 一些学者则同时指出“奢靡”风习的正、负面影响。[5]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6] 与以上总体评价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则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文并非是专论“奢靡”风习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地区的后果不同，可谓因地而异。其中，或认为城乡有别，或认为在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作用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时期的后果不同，可谓因时而异。 一种观点对“奢靡”风习出现的时期与地区并重，就具体内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各阶级、阶层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贵族官僚与庶民百姓之中有所差别。[7]
更有学者批评我们在社会风气评价中的功利倾向，主张发掘这些变化的其他内涵，并对陆楫的经济思想进行深人分析。[8]
笔者在作本专题的学术史回顾时发现，研究者很少对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观念等基本问题予以讨论与界定，而且讨论中很少直面地进行观点商榷，这在大陆学界更为突出。这些均为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述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内容，笔者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刊发过，今补充了研究背景与部分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并对原有部分内容作了增删改动，谨此作为对傅衣凌先生的纪念。
廉洁之风范文第5篇
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工会干部要胜任肩负的职责，就必须加强学习，在学习中不断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全省工会系统的干部职工，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增强本领恐慌的意识，把学习作为人生的追求，作为一种历史责任，带着强烈的使命，以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永不自满、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把学习融入到工会全部工作和活动之中，在全省工会系统大兴学习之风，在干部职工中形成终身学习的理念。把学习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内化为生活方式，切实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兴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
大兴学习之风，必须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领导干部要带头读书，带头谈体会，带头上党课，带头做辅导，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学习的良好风尚。今年的全省工会干部培训班，除引进专业团队进行专业培训外，主要由省总党组领导结合分管工作，亲自备课、亲自讲课，就为基层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带头辅导，带了一个好头。
大兴学习之风，必须着力从制度层面形成推动学习的长效机制。要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一套科学完备、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制度意识，确保学习由“软任务”变成“硬约束”。
廉洁之风范文第6篇
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工会干部要胜任肩负的职责，就必须加强学习，在学习中不断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全省工会系统的干部职工，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增强本领恐慌的意识，把学习作为人生的追求，作为一种历史责任，带着强烈的使命，以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永不自满、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把学习融入到工会全部工作和活动之中，在全省工会系统大兴学习之风，在干部职工中形成终身学习的理念。把学习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内化为生活方式，切实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兴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
大兴学习之风，必须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领导干部要带头读书，带头谈体会，带头上党课，带头做辅导，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学习的良好风尚。今年的全省工会干部培训班，除引进专业团队进行专业培训外，主要由省总党组领导结合分管工作，亲自备课、亲自讲课，就为基层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带头辅导，带了一个好头。
大兴学习之风，必须着力从制度层面形成推动学习的长效机制。要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一套科学完备、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制度意识，确保学习由“软任务”变成“硬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