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语言范文

2023-09-23

vhdl语言范文第1篇

先自夸一下优点(至少可以安慰我目前脆弱的小心灵),这节课最大的亮点就是以模拟招募志愿者为主线,通过三个闯关活动,把世界的语言和宗教这一节的重点内容贯穿起来,思路清晰,教学过程设计比较出色。

虽然有这个闪光点,但是这节课反映出的问题更多。

首先,教师语言要富有感染力,能点燃整个课堂。这节课我是以2014巴西世界杯导入的,创设了如下情境:“2014年世界杯将在6月13号到7月13号在巴西举行。届时巴西将敞开怀抱,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和参赛选手。为了确保世界杯的顺利召开,巴西世界杯组委会向全世界招募志愿者,他们主要负责语言翻译。礼宾接待等工作。”创设这个情境后,给同学们播放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宣传片。紧接着承转到今天所要学习的课程。我是这样设计过渡语言的。“今天我们这堂课就来模拟志愿者招募现场,面向全班同学招募一些对世界的语言和宗教有深入了解的志愿者。同学们需要通过两轮考核:第一关,语言;第二关,宗教。”其实这个导入语设计得还是不错,这样的导入语如果用富有激情与感染力的语言来表达的话,一定可以在一开始就能抓住学生,燃起学生们的热情,带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我的语音过于平淡,没有激情,导致导入语没有散发出原有的光芒。其实,教学是一门艺术,艺术就需要一定的表演在里面。今后我会好好研究语言这门艺术,使之为我所用。

其次,要随时关注自己的学生。在小组讨论环节,看到学生们讨论地不够热烈,教师应该及时关注学生的状态,深入到学生讨论到中去,而不应该只是站在一般盯着教师后面的钟表,担心学生讨论时间时候过长,讨论的答案是否正确,„„。新教师与老教师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关注学生。作为新老师,我更多关注教学过程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关注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有没有完成、关注自己的教学设计是否合理,确忽略了最应该关注的其实是我们的学生。其实小组成员的分配是否合理也很大程度影响小组成员的讨论效果。小组成员的分配最好标准是各小组势均力敌,这样才能有所比较,才能激起学生们比一比看谁更优秀的挑战心理。

vhdl语言范文第2篇

二、课程说明

1.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语用学的一般常识,熟悉节目主持人语用学研究的对象、基本范畴和基础理论,掌握节目主持人在不同节目形态和不同语境下的语用策略及其规律,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艺术和水平,为学习高年级的课程打下基础,为将来所从事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与相关课程衔接:《现代汉语》、《即兴口语表达》和《播音主持业务》等。

3.周学时、总课时:每周2课时,总课时34课时。

4.开课学期:第4学期。

5.教学方式:课堂多媒体讲授、小组讨论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6.考试方式:平时作业占20%,期中考试占20%,期末考试占60%。

7.实验、实习、作业:课堂提问、讨论、课后练习、其他教学实践环节等。 8.教材:《节目主持语用学》,应天常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9.教学参考书:

[1]张颂.《中国播音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

[2]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3]吴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4]吴郁.《当代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吴为章.《广播电视话语研究选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6]姚喜双.《播音学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 [7]林兴仁.《广播语言教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8]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出版社,1996. [9]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10]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10]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89. [12]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三、教学内容和要求 第一章

语用学概说

一、教学要求:

1.了解我国语用学研究现状 2.了解节目主持人语用学研究现状 3.掌握节目主持人语用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二、教学重点:节目主持人语用研究现状及研究对象

教学难点:语用学的学科性质

三、授课时数:4课时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语用学:新兴的语言学科 1.语用学的学科性质 2.我国对语用学的引进 3.我国早期语用学研究 第二节

语用学研究现状 1.形式语用学的研究 2.描述语用学的研究 3.应用语用学的研究 第三节

语用学研究发展趋势 第四节

节目主持语用研究 1.节目主持语用学的研究对象 2.语用策略与语用分析 3.语用原则的理解运用 4.主持人言语行为研究 5.主持人语用含义推导 6.主持人节目会话结构 7.主持人语用失误 8.节目主持“口语修辞”

第二章

节目主持人话语角色

一、教学要求:

1.了解节目主持人的发展概况 2.理解节目主持人和播音员的概念 3.理解节目主持人的话语角色及角色冲突

二、教学重点:节目主持人的话语角色

教学难点:话语角色及角色冲突,节目主持人及播音员辨析2

三、授课时数:4课时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节目主持人概述 1.“主持人现象”溯源 2.“节目主持人”概念界定 3.中国节目主持人发展轨迹

第二节

节目主持人角色特性 1.节目主持人是社会性角色 2.节目主持人是个性化角色 3.节目主持人是交际性角色 4.节目主持人是主导性角色 第三节

节目主持人角色冲突 1.中国节目主持人的角色焦虑 2.自觉角色与不自觉角色 3.角色构建与角色期待 4.角色的表现性与功利性 5.媒介角色与道德形象 第四节

主持人播音员比较 1.播音涵盖主持之争 2.主持人与播音员的区别 第三章

节目主持人口语

一、教学要求:

1.了解汉语口语的发展概况 2.掌握汉语口语的特点

3.了解我国主持人口语应用状况,理解主持人口语的内涵及重要性4.掌握主持人口语提高的途径

二、教学重点:汉语口语的特点,主持人口语提高的途径

教学难点:口语的特点,主持人口语提高的途径

三、授课时数:4课时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汉语口语概说 1.汉语口语应用研究回顾

2.“汉语口语”的概念界定及认知偏误 3.汉语口语的主要特点

第二节

口语的时代流变

1.我国口语形态演化的轨迹 2.媒介膨胀对主流话语的挑战 第三节

我国主持人口语应用现状 1.观众对主持人的语用评价 2.从回顾的审视中寻求突破 第四节

主持人口语能力习得 1.节目主持人需要口才 2.口语能力习得的途径 3.掌握常用表达方式

第四章

节目主持人口语修辞

一、教学要求:

1.了解口语修辞的基本知识 2.理解主持人口语修辞的辞则及要求 3.掌握主持人口语修辞的方法

二、教学重点:主持人口语修辞的辞则、要求及方法教学难点:口语修辞的内容及方法

三、授课时数:4课时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口语修辞概说 1.我国的口语修辞研究 2.口语修辞与书面语修辞的区别 3.口语修辞行为的层次性 第二节

主持人口语修辞辞则 1.修辞立其诚 2.切境与得体 3.口语修辞策略

第三节

主持人口语语音修辞 1.零位修辞:响度与清晰度 2.语调:情感活动的投影 3.重音:目的意识的表达 4.停顿:言语零语音形式 5.节奏:内韵体验的外化 第四节

主持人口语达意修辞 1.意象修辞:白描与示现 2.“委婉”的沟通和交流

3.重视态势语的修辞功能 第五章

节目主持人语用特征

一、教学要求:

1.了解言语行为的定义,理解主持人言语行为的特点 2.理解主持人的语境特点,学会在不同语境中的表达策略 3.掌握主持人环节语的表达特点 4.掌握话题操作的层次及访谈策略

二、教学重点:主持人的语境特点及表达策略,主持人环节语及其表达策略,话题操作及访谈策略

教学难点:主持人语境的特点,不同节目的环节语特点,话题的组织方式

三、授课时数:6课时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节目主持人言语行为 1.主持人言语行为的交际性 2.主持人言语行为非表演性 3.主持人言语行为的表现性 第二节

节目主持人的语境意识 1.语境概念阐述 2.模拟语境和虚拟语境 3.主持人言语行为“语境化” 第三节

节目主持环节语述略 1.主持人节目开场语 2.主持人节目衔接语 3.主持人节目发问语 4.主持人节目点评语 第四节

话题操作与访谈策略 1.主持人话题操作基本原则 2.节目主持人采访特点 3.主持人新闻专题访谈 第六章

节目主持人语用创新

一、教学要求:

1.了解节目主持人语态变革 2.了解节目主持人语用变革 3.理解“废话”的语用功能 4.理解主持人第一人称的用法

二、教学重点:主持人的语态及语用变革,主持人第一人称的用法

教学难点:语态及语用变革的动因,主持人第一人称单复数用法的适用性

三、授课时数:4课时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节目主持人语态变革 1.语用观念与时代语境的共变 2.语用创新需要文化宽容 3.多元语用格局正在形成 第二节

节目主持人语用变革 1.主持人口语不必“典雅” 2.挣脱书面语复制的束缚 3.杜绝陈词滥调

第三节

“废话”语用功能辨析 第四节

主持人第一人称解析 1.“我”不是“虚拟”的 2.还主持人一个真实的“我”

第七章

节目主持人言语现场生成

一、教学要求:

1.了解口语生成的心理过程

2.掌握动态语境中即兴表达的话题结构及策略 3.掌握规避和矫治语流失畅的策略

4.理解主持人口误的原因,掌握规避口误的策略

二、教学重点:动态语境中即兴表达的话题结构,规避和矫治语流失畅、口误的策略

教学难点:即兴表达的话题策略,规避和矫治语流失畅、口误的策略

三、授课时数:4课时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口语生成的心理运作 1.言语生成的修辞学描述 2.从“个人语典”到言语成品 3.表达焦虑与心理自控 第二节

动态语境中的即兴表达 1.动态语境口语生成机制 2.即兴表达的话题结构 3.即兴能力的自我养成 4.交流语境的动态平衡

6 第三节

语流失畅的规避和矫治 1.语流失畅的心理调节 2.语流失畅的规避策略 3.强化“中心语义定势“ 4.提高口语的“回映能力” 第四节

主持人口误现象探究 1.主持人口误归因分析 2.主持人口误规避策略 3.主持人口误的补救策略 第八章

节目主持人言语智慧

一、教学要求: 1.了解语智及其研究 2.理解主持人听辨的关系 3.掌握提高主持人听辨能力的途径 4.掌握主持人即兴应对的策略

二、教学重点:语智的开发与养成,即兴应对的功能及策略 教学难点:提高听辨能力的途径,即兴应对的策略方法

三、授课时数:4课时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

语智现象剖析 1.语智的早期实践与研究 2.多元智能论对语智的诠释 3.语智构成要素分析 第二节

语智与听辨 1.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2.重视“听”的交流功能 第三节

语智的开发与养成 1.主持人语智训练目标 2.提高听辨能力的途径 3.提高机敏应对能力的途径 第四节

主持人即兴应对 1.时代呼唤对答如流的主持人 2.激发对答如流的多元智能 3.即兴应对的语用策略 第五节

主持人幽默应对

撰写人:石艳华

教研室:基础教研室

vhdl语言范文第3篇

摘要:文本世界理论起源于认知科学,是关于语篇产生和接受的学说,其创始人主要有Werth 和Gavins。随着认知诗学的兴起和发展,文本世界理论成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广泛应用于文学文本的分析之中。在中国经典诗词中,文本世界生成的二重性决定了诗词主题诠释和解读的“他治”原则,即诠释和解读既要考虑到文本世界生成的内在属性,又要考虑到文本世界生成的外部因素,是一种文本驱动下读者和古代诗人跨越时空的互动行为。中国经典诗词文本世界中的功能推进为多层次功能推进,推进程序一般是从简单命题到复合命题、从单层次功能推进到多层次功能推进,而推进模式通常为:起笔推进→承笔推进→转笔推进→合笔推进。文本世界的转换与次级世界的产生也是中国经典诗词主题的诠释和解读的切入口之一,因为中国经典诗词文本世界的转换可以引起诗篇视点的移位,而诗篇视点的移位可以导致诗词的主题思想或通过融合的方式或通过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

关键词:文本世界理论;中国经典诗词;“他治”研究;多层次功能推进;诗篇视点移位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19

一、前 言

文本世界理论是自然语言加工的一种模式,是关于语篇产生和接受的理论,其基础是认知心理学的心智表征和认知语言学的经验观[1]8。随着认知诗学的发展,文本世界理论成为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本世界理论由已故教授Paul Werth所提出,其作品Text World:Representing Conceptual Space in Discourse [2]由兰卡斯特大学教授Mick Short整理出版,该书是文本世界理论的发轫之作。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Joanna Gavins于2007年出版了Text World: An Introduction[1] 一书,这是继Werth之后另一本关于文本世界理论的专著。文本世界理论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把认知主义原理广泛运用于分析实践中” [1]8。文本世界理论采取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洞察人类交际的心智过程,包括语篇的在线生产和接受、语篇的心理表征、人类大脑对语篇的概念结构的管理以及语言交际中各

种语境因素对语篇认知加工的作用”[3]。文本世界中的“世界”是一种心智世界(mental world),是对具体事件状态的即时表征,和Fauconnier[4]的“心理空间”(mental space)、Ryan[5]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Jackendoff [6]的“映射世界”(projected world)、王寅[7-9]的“认知世界”(cognitive world)有相通和重叠之处。根据Werth[2]的文本世界理论,“世界”可被划分为三个层次:语篇世界(discourse world)、文本世界(text world)和次级世界(sub-world),其中文本世界为核心层次。语篇世界是文本世界产生的基础,次级世界是由于文本世界中时空边界变化所产生的新的世界。Gavins [1]52在她的理论中对次级世界进行了重新界定,她用“世界转换”(world switch)这个术语取代了“次级世界”这个术语。在文本世界理论中,语篇世界是第一个层次,它涉及至少两个参与者,是“一种建立在真实外部语境基础上的心理构建”[10];文本世界是参与者根据语篇信息以及共享知识在大脑中所构建的世界,记忆和想象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文本世界中的指示参数的变化则会导致次级世界或世界转换的产生。

传统的中国经典诗词的文本解读和研究基本是通过文学欣赏和美学的方式来进行;利用认知诗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经典诗词的意象或意境所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偶有涉及,如袁周敏和金梅[11]、梁丽和陈蕊[12],蒋勇和祝克懿[13]等。上述学者所使用的理论主要是概念整合理论、图形-背景理论和心理空间映射理论。利用文本世界理论对小说和电影等文本进行实践分析的有熊沐清[14]、刘世生和庞玉厚[10]等,而运用该理论对中国经典诗词进行研究却鲜有学者为之,这大概与文本世界理论的叙事本质有一定的关系,刘世生和庞玉厚[10]就认为文本世界理论“在解读叙事作品,尤其是电影叙事方面具有强大优势”。然而文本世界理论的创始人Werth[2]6声称他创立的文本世界理论能够解释所有形式的人类交际的认知加工,而中国经典诗词就是诗人和读者跨越时空的一种人类交际,所以该理论是可以用来对中国经典诗词进行研究和诠释的。再者,中国经典诗词的主要特征是“虚实相生”,其中必然蕴含有各种各样的虚实“世界”,而文本世界理论的着力点正好是文本中的世界,所以从文本世界理论的视角来探讨和分析中国经典诗词无疑是最佳的研究路径之一。

二、文本世界的生成与中国经典诗词的解读

(一)文本世界生成的二重性

文本世界理论与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或语篇分析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或语篇分析的着力点是文本本身,而文本世界理论却提出了“文本世界产生的二重来源,即认为文本世界既源于文本或语篇的内在属性,也是参与者在理解文本或语篇时的心智表征”[15] 17。Werth[2]87,329提出文本世界由文本驱动而且文本世界是语篇所描绘的情景以及次级世界由角色所创建。Gavins[1]46认为第三人称过去式可以创建文本世界以及自由间接引语可以构建认识情态世界[1]128。这些都表明了文本世界的文本或语篇的内在属性,即文本世界是由文本或语篇本身所确立的[15]19。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都强调“文本世界是说话人或听话人记忆或想象中对事物状态的概念化”[2]87,由参与者记忆中的经验或他们所产生的想象来提供具体内容[2]87,人们从语篇中构建文本世界[1]35等等,这些体现了文本世界理论关于文本世界产生的第二个基点,即“文本世界是由语篇参与者所建构的”[15]19。梁晓辉和刘世生[15]19更倾向于参与者在文本构建中的作用,他们提出了文本世界“是读者或参与者一接触到文本或语篇就会积极构建的空间”的观点。文本世界理论关于文本世界建构的二重来源为文本“自治”(autonomousness )和“他治”(heteronomousness)的研究方法的分类提供了理论依据。“自治”与“他治”源自于Stockwell[16]135-136。所谓“自治”是指在语言学框架内对文本所进行的描述,不参杂任何读者因素在其中。所谓“他治”则是指结合读者因素在内的对文本的分析,其中包括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所拥有的知识、经验、记忆、感觉和感情等。“他治”的文本分析路径强调读者的动态参与,突出文本参与者,尤其是读者与文本的互动关系,重视语境的作用[16]136。从文本的“他治”的研究角度来看,文本世界是读者和作者互相“协商”(negotiate)的结果,是文本和语境相结合的结果,这也就是说,“他治”的研究方法“不仅关注一个特定文本的建构,同时更关注影响该文本生成和接受的各种语境因素”[1]8。“他治”的研究方法与认知诗学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认知诗学强调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主观能动性,着重表述读者思维和文本及其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中国经典诗词文本世界的“他治”研究

根据“他治”的研究原则,中国经典诗词的文本世界既是文本本身所确立的,也是读者所创建的,是文本世界生成的内在属性和文本世界生成的外部因素的结合,而且文本世界建构的二重性可以直接导致诗词主题的正确诠释和解读。中国经典诗词文本世界生成的内在属性主要是文本驱动因子(text-driven factors),而生成的外部因素则是文本驱动下的读者和诗人跨越时空的互动行为。文本驱动因子为本文首次提出,它源于文本世界理论的文本驱动原则(the principle of text-drivenness),这个原则提供一个可操作的路径,使语篇参与者在参与每一个语篇世界时能够对他们庞大的个人知识量进行控制和筛选,使其缩小至某个或某些特定的领域[1]29,[16]137。在对语篇进行处理和加工时,语篇参与者的被激活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是有选择的。语篇的在线处理和理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由语篇世界生成的文本来限定。在中国经典诗词中,文本驱动因子是文本本身所提供的、使背景知识的搜寻和查找聚焦在某个或某些特定方面的语言和推论信息,它们的作用是激活、提取和选择长时记忆中与诗词主旨相关的语境知识,从而为文本世界的生成提供一个入口路径,准确地说,文本驱动因子就是通过选择或缩小语境知识来提示诗词主旨、帮助形成正确文本世界的词语或诗句,和诗词的“诗眼”有重叠之处。文本世界理论是一个“语境相关”的理论,语篇的直接外在环境和语篇参与者的背景知识都会对语篇加工过程产生影响。读者选择自己所拥有的背景知识来解读中国经典诗词实质上就是读者与古代诗人一种跨越时空的互动行为。Werth[2]149认为语篇发出者和接受者的语境总是有些不对称,所以双方就会进行“协商”(negotiate)以便建立一个一致的认知语境,这是构建“共同场”(common ground)的部分过程。对于“共同场”,Werth的定义是[2]149:在语言交际中“所有被表达出来并被默认的命题以及没有被表达出来,但被一般常识或共有知识所激活的命题”。Werth还指出[2]149,语篇参与者每个人都有一个认知环境,该认知环境包括物理环境的表征,同时也包括对其他语篇参与者的了解。因此,在中国经典诗词的解读过程中,其文本世界构建的认知过程就是:读者和诗人的认知语境出现不对称的现象,在文本驱动因子的作用下,读者和古代诗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在线协商”(on-line negotiation)产生一个共同的认知语境和共同场,在此基础之上再构建一个正确的文本世界,以简约的形式来表达就是:认知语境不对称→文本驱动→在线协商→共同认知语境→共同场→文本世界。具有典型性的是张籍的《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首诗歌语言不难,所表达的意思似乎也比较好理解。然而要真正理解该诗的主题则完全取决于该诗文本世界产生的外部因素。读者和诗人一个生活在当代,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他们的认知语境肯定有不对称之处。为了准确地理解《节妇吟》的主旨,读者必须寻找解读诗歌的关键。这首诗歌有一个副标题:“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这个副标题和诗中内容发生了冲突,与诗中内容产生了偏离,是理解诗歌的线索,是诗歌正确文本世界生成的驱动因子。在该驱动因子的作用下,读者和诗人进行“在线协商”,产生一个共同的认知语境,即读者进入了和诗人同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入了一个“可能世界”当中,同样在文本驱动因子的作用下,读者有选择地激活和提取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缩小背景知识的搜索范围,将聚焦点放在张籍和李师道二人的关系以及发生在他们二人之间的事情上,形成一个共同场。李师道是当时的一个藩镇高官,被皇帝冠以检校司空的职衔,他对朝廷外表恭顺,私下里却在操练兵马。为了制造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李师道不断拉拢当时的文人学士和中央政府官吏,张籍就是他拉拢的对象,所以,结合语境来看,张籍不可能给李师道写一首抒发男女情事之诗,这就是读者和诗人彼此之间的共同场。有了这个共同场,构建一个正确的文本世界以及正确解读该诗的主题思想也就不难了:实质上,《节妇吟》是一首“明志诗”,诗人通过一首貌似男女爱情的诗作来拒绝藩镇高官的拉拢和收买。于是乎,“张籍拒绝李师道的拉拢和收买”这样一个文本世界就水到渠成地生成了,这充分体现了文本世界生成的二重性,体现了读者在文本构建中的作用。实际上,读者对中国经典诗词的解读基本上都离不开和诗人建立一个一致的认知语境和共同场并在此基础之上和他们进行跨时空的互动,这是“他治”研究原则的基调,譬如要理解李煜的《相见欢》中的沉郁哀伤的失国之痛和去国之思这样一个主旨,就需要了解李煜是南唐后主,亡国败家后,肉袒出降,被囚禁待罪于汴京,他是一个内心充满苦楚和惆怅的亡国之君。要理解元稹的《离思》的主题,就有必要和诗人“在线协商”才能真正明白这首诗实际上是诗人悼念亡妻之作。

三、文本世界的功能推进与中国经典诗词的解读

(一)文本世界理论的功能推进命题

根据文本世界理论,一个文本世界包括“世界建构成分”(world-building elements)和“功能推进命题”(function advancing propositions)。世界建构成分构成了文本突出事件发生的背景,其中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和事物。功能推进命题则引入新信息,推动文本世界中的叙述向前发展,它们以状态、行为、事件、过程以及论据或断言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些形式都与文本世界中的人物和事物有关联。功能推进命题的“功能”指的是“动态的、语境驱动下的语篇加工过程,是意义和目的的在线交际,而不是通过语言代码传递预定信息的交际”[3]73,而“命题是一个简单情景的表征,所有的情景要么是路径表达,要么是修饰表达。路径表达指的是一个实体与另一个实体或情景连接起来,而修饰表达则是指一个实体与某种特性连接起来”[2]196。路径表达和修饰表达都是功能推进的体现形式。“功能推进”这一术语源于 Joos[17]的“情节推进”。“情节推进”的作用主要是区分句子的功能。譬如在While the news was on, John finished his dinner和While John was eating his dinner, the phone rang这两句中,John finished his dinner与the phone rang分别起着情节推进的作用,而两个while从句则为它们提供时间背景,具有时间指示作用。推进情节前进的句子通常在时空上不具指示性,它们的作用主要是讲述故事等。在Werth[2]190看来,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情节推进”的涵盖面太窄,它适用于叙事文本,但不能覆盖描写性文本、推论性文本和教育性文本,所以Werth提出用更宽泛的术语“功能推进”来取代“情节推进”。Werth[2]191将文本类型分成了四类:叙事性文本、描写性文本、推论性文本和教育性文本。叙事性文本的谓语类型是行为和事件,功能是情节推进,言语行为是报告和叙述。描写性文本可以描写景色、人物和日常事务,其谓语可以是表达状态、属性和日常习惯的动词,在功能方面则有景色推进、人物推进和习惯推进;就言语行为而言有景色描写、角色描写和日常事务描写。推论性文本的谓语主要是表达关系的动词,其功能是论点的推进,其言语行为是假定和下结论。Gavins[1]借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的“过程”来解释文本世界理论中的功能推进。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包含六类过程: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Gavins[1]认为文本世界中的功能推进主要由物质、心理、关系和存在四类过程来实现。需要注意的是功能推进的“类型”和及物性的“过程”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情节推进既可以是物质过程,也可以是心理过程,一个景色推进既可以是关系过程,也可以是存在过程。

(二)中国经典诗词文本世界中的多层次功能推进

Werth[2]和Gavins[1]文本世界理论中的功能推进都是以简单命题为单位进行分析,而且分析的还是单层次功能推进,这对理清叙事性文本的脉络和理清叙述的发展进程是有很大帮助的,但对揭示语篇,尤其是诗词这样的语篇的结构和主题思想的作用不大。Stockwell[16]138-139运用Werth[2]和Gavins[1]的理论对一段叙事性文本进行了功能推进的探讨,其中对文中birds的功能推进的分析就分成了四个简单命题:birds gave Lucy a feeling,(birds) streamed overhead,(birds)came flying back,(birds)vanished。这样的分析可以使birds在文中的行为进展情况显得十分清晰,但与作者在该段中所要表达的主旨却关系不大,因为这一段文字主要是讲述Lucy等人乘船来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国度。所以本文认为要揭示文本,尤其是中国经典诗词这样的文本的主题思想则应采取从简单命题到复合命题、从单层次功能推进到多层次功能推进逐步进行分析的方法。从图形-背景理论的角度来看,诗词的主题思想就是图形,其余部分是背景,对背景的分析可以凸显图形,而且在中国经典诗词中,主题思想一般只用两句来表达,其余的诗句则充当铺垫,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王之涣《登鹳雀楼》中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李商隐《乐游原》中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等。从简单命题到复合命题,从单层次功能推进到多层次功能推进,乃至最后呈现出主题思想这一文本世界的功能推进模式,在崔颢的《黄鹤楼》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歌的时间和空间的组合产生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空间的开阔感,催生了浓浓的“思乡情怀”这样一个主题。该诗的首联“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是两个简单命题,这两句的功能分别是情节推进和景色推进,其中一个是物质过程,另一个是存在过程,这是第一层次的功能推进。两句结合在一起成了复合命题,依然是一个景色描写,属于景色推进,这是第二层次的功能推进。而这两句在全诗中的作用是破题,所以其功能是“起笔推进”,这是第三层次的功能推进。颔联“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两个层次的功能推进和首联一样,然而在全诗中,这两句的功能是承接首联,故而它们的第三个层次的功能推进为“承笔推进”。颈联“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第一层次的功能推进为两个景色推进,第二层次的功能推进仍是一个景色推进,第三层次的功能推进是“转笔推进”,因为在这一联中,诗人的叙述从时间转向了空间。尾联中的“日暮乡关何处是?”是诗人对自己的自问,是诗人自己的一种心理活动,属于情感推进。“烟波江上使人愁。”同样是一种心理活动,也是情感推进。两句合在一起还是情感推进,但是在全诗的语篇结构中起着概括诗人自己的感悟,抒发诗人自己的感情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它们的第三个层次的功能推进为“合笔推进”。至此《黄鹤楼》一诗的文本世界结构的功能推进过程为:起笔推进→承笔推进→转笔推进→合笔推进;起笔推进、承笔推进和转笔推进最终是为了合笔推进,这就是古时诗文的起、承、转、合。这首诗的首联和颔联写的是想象,是虚幻;颈联则写实。然而虚幻也罢,写实也罢,实际上都是为引发诗人的乡愁所设置的铺垫,到尾联,诗人的真正意图才显现出来,吊古是为了伤今,是为了抒发诗人的人生失意和思乡情怀。

四、文本世界的转换与中国经典诗词的解读

(一)文本世界的转换与次级世界的产生

对于如何看待次级世界以及如何对其予以界定这个问题上,Werth和Gavins有不同的观点。Werth[2]216认为,在文本世界内部还常常存在心智世界,称之为“次级世界”,它们是初始文本世界在空间、时间等参数上出现变化所产生的结果;次级世界有三种类型,分别是指示次级世界(deictic sub-worlds)、态度次级世界(attitudinal sub-worlds)和认知次级世界(epistemic sub-worlds)。但是,如前所述,Gavins[1]52提议用“世界转换”这个术语来取代“次级世界”,理由是次级世界的英文前缀-sub有一定的误导性,会让人认为新产生的世界一定是第一个文本世界的衍生物。“世界转换”这一概念是由Emmott[18]的“框架转换”发展而来的。刘世生和庞玉厚提出这两个术语都有其优势的地方,“世界转换”这个术语“对于描述文本世界的动态建构过程十分恰当,并且使整个图示表达更为简洁、流畅。但是次级世界的概念对于说明不同世界的性质和地位十分有用,这种分层(layering)可用于揭示叙事作品的叙述层次或聚焦层次”[10]。鉴于此,本文将Werth和Gavins的观点糅合在一起,既采取“世界转换”这一说法,又使用“次级世界”这一概念,采用Werth[2]关于次级世界的划分和定位,提出初始文本世界在指示参数方面的变化都会导致该文本世界的转换,转换后的世界属于次级世界。指示次级世界包括直接引语、倒叙(flashback)、未来闪影(flashforwards)以及任何离开当前情景的场景。初始文本世界到指示次级世界的转换主要涉及时间和地点参数的变化,譬如Yesterday when we were there, he said:“I’ll come back here tomorrow.”中的直接引语就创造了一个新的时空空间。态度次级世界主要涉及语篇参与者或语篇角色的愿望、信念和意向而非他们的行为[2]216,故而有愿望世界、信念世界和意向世界之分,其中愿望世界一般由wish、hope、dream、want等动词来激活,如Clive wants to marry a millionairess,信念世界通常由believe、know、think等动词引进,如John believes that a pear is better than a banana,而意向世界则一般表达语篇参与者或语篇角色的意向,通常由promise、threaten、order、offer和require等含有“意向”(intention)涵义的动词来构建,如We require all passengers to show their tickets。认知次级世界是文本世界理论处理“可能性”或“或然性”的手段[16]141,语篇参与者或语篇角色通常用“would”、“will”、“should”以及条件结构的典型形式“if…then…”来导出假设世界,表达“可能性”或“或然性”。刘世生和庞玉厚[10]也提出认知次级世界的建构成分包括表达假设、条件、情态和认识等的表达式,如“假如”、“我觉得”、“根据图片”、“或许”等并认为这些是模态逻辑的重要研究对象,如She would dress herself fashionably if she had more money表示的是就是一种假设,呈现的就是一个假设的世界。态度次级世界与认知次级世界的内容也可以和指示次级世界一样因时间、地点、人物和事物的变化而激活一个新的结构丰富的可能世界[16]141。Gavins[1]虽然不赞同次级世界的提法,但她在Text World Theory:An Introduction一书中也谈到了初始文本世界的时间和空间指示参数会多次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文本世界的转换、谈到了包括愿望、希望、要求等意愿在内的意愿情态世界和涵盖应允、责任、要求等义务的义务情态世界以及涉及感知和假设的认知情态世界。这些论述实际上和Werth[2]对次级世界的三分法有许多相吻合的地方,不同之处在于她认为转换生成出来的文本世界是独立的文本世界,与初始文本世界没有隶属关系。

(二)中国经典诗词文本世界的转换与诗篇视点的移位

主题思想对于中国经典诗词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经典诗词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言志和抒怀,但是无论是Werth[2]的次级文本世界的提法还是Gavins[1]的文本世界转换的观点都像“功能推进”一样只是描写事件的进展过程,并不涉及文本的主题思想,所不同的是“功能推进”是叙述同一个事件的进展情况,而“次级文本世界”或“文本世界转换”则是呈现多个事件的进展情况,具有很强的叙事性特征。Gavins[1]126-131倒是谈到了文本世界的“聚焦”问题,但是这个“聚焦”主要是论述文本的叙事视角,即谁是故事的叙述者,与文本的主题思想聚焦是两码事,所以在Text World Theory:An Introduction一书中,她将“聚焦”放在了“叙事”这一章节中。同叙事文本一样,中国经典诗词的文本世界的转换既有单层次的转换,也有多层次的转换,前者指的是文本世界的转换只发生一次,后者则是说文本世界的转换发生多次:文本世界产生次级世界,次级世界又产生新的次级世界,如此类推。中国经典诗词中的初始文本世界向次级世界的转换以及一个次级世界向另一个次级世界的转换都会引起诗篇视点的移位,而诗篇视点的移位则可以导致文本世界主题思想的产生,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中的诗篇视点指的是诗篇焦点。对于指示次级世界而言,诗篇视点的移位根据文本世界的转换次数可以是一次移位,也可以是多次移位,移位完成后诗篇视点所在的次级世界的内容与认知语境以及共同场相融合可以反映出诗词的主题思想。而对于态度次级世界和认知次级世界来说,诗篇视点的移位路径则是直接从文本世界到这两个次级世界,态度次级世界中语篇参与者或语篇角色的愿望、信念和意向以及认知次级世界中的假设、可能性、或然性等就是诗词的主题。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通过多次移位来表达主题的一个典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七月词人谪居黄州时所作,其意境是“怀古伤今”。该词涉及了文本世界的多重转换,与主题相关的转换是:文本世界→三国时代(第一层级指示次级世界)→赤壁之战(第二层级指示次级世界)。文本世界是词人自己所处的时空,是一个语篇参与者的可及世界,由这个文本世界转换而来的“三国时代”属于第一层级指示次级世界,从“三国时代”这个指示次级世界衍生出来的“小乔初嫁”和“赤壁之战”则属于第二层级指示次级世界,而且是两个语篇角色可及世界。但是,由于该词主要是咏赤壁、怀周瑜,所以其诗篇视点的移位路径应该是从词人所处的空间,即文本世界经由“三国时代”指示次级世界到“赤壁之战”指示次级世界,而不是从词人所处的时空通过“三国时代”的时空到“小乔初嫁”这个时空,这也就是说,“赤壁之战”这个第二层级的指示次级世界是理解这首词的关键,是诗篇视点所在的次级世界,将其中的内容和词人当时的境况结合起来就可以折射出该词的主题思想:对比周郎,词人想到了自己的坎坷,感慨万千,他羡慕古人的丰功伟绩,同时又叹息自己年岁将老,却依然一事无成,两相对照,不由得忧从中来,青丝成雪,这个主题思想并没有直接出现在词中,而是通过诗篇视点所在的次级世界的内容和认知语境以及共同场相融合所得出来的。同样是苏轼在另一首词《水调歌头》中创造了两个表达“愿望”的态度次级世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词中的“我欲乘风归去”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两个态度次级世界,表达了词人的两个愿望,语篇视点直接从文本世界移位至两个态度次级世界中,而两个态度次级世界的内容体现了词人超然达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亲人的思念,这就是该词的主题思想,初始文本世界向态度次级世界的转换导致了诗篇视点从文本世界移位到了态度次级世界,继而导致了这个主题的现实化。王昌龄在《出塞》(其一)中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中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表达的是一种假设,形成的是一个认知次级世界。该诗表达了诗人希望巩固边防、保家卫国的豪迈激情,而这样一个主题恰恰是该诗由初始文本世界向认知次级世界的转换所产生的诗篇视点的移位催生出来的。

五、结 语

Werth[2]和Gavins[1]的文本世界理论为解读和研究中国经典诗词的主题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路径。在中国经典诗词的理解过程中,文本驱动下的“他治”解读方式、文本世界内部的多层次功能推进以及文本世界的转换所导致的诗篇视点的移位是客观存在和认知加工实际,是诗词主题思想现实化的重要认知机制和手段。中国古代诗人为了更好地言说自己的志向,抒发自己的情怀,在诗作中大量使用表征虚实空间的文本世界及其运作方式,使诗作或直抒胸臆,或浪漫委婉,首首皆蕴含诗人的满腔情思和人生感悟。对中国经典诗词中的文本世界及其运作机制进行分析不仅可以帮助读者把握诗词的语义结构脉络,更重要的是还能够帮助他们正确地解读诗词的主题思想,真正把握诗人所要表达和抒发的情愫。

[参考文献]

[1]Gavins,J. Text World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 University Press,2007.

[2]Werth, P. Text Words: Representing Conceptual Space in Discourse[M]. London: Longman, 1999.

[3]马菊玲.认知语篇研究新探索:《文本世界理论导论》评介[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1):72-74.

[4]Fauconnie,G.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M].Cambridge:CUP,1994.

[5]Ryan,M.L. Possible Worl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6]Jackendoff,R. Semantics and Cognition[M].Cambridge:MIT Press,1983.

[7]王 寅.认知语言学与语篇分析:Langacker的语篇分析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3):83-88.

[8]王 寅.语篇连贯的认知世界分析方法: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对语篇连贯的解释[J].外语学刊,2005(4):16-23.

[9]王 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10]刘世生,庞玉厚.认知叙事学初探:以电影《美丽心灵》中的文本世界为例[J].外语学刊,2011(2):45-51.

[11]袁周敏,金梅.概念整合理论对诗歌意象的阐释[J].外国语言文学,2008(4):217-223.

[12]梁 丽,陈蕊.图形/背景理论在唐诗中的现实化及其对意境的作用[J].外国语,2008(4):31-37.

[13]蒋 勇,祝克懿.诗篇中的映射[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5):30-57.

[14]熊沐清.认知诗学的“可能世界理论”与《慈悲》的多重主题[J].当代外国文学,2011(4):11-23.

[15]梁晓辉,刘世生.关于文本世界的界定标准[J]. 中国外语,2009(6):17-47.

[16]Stockwell, P.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M]. London: Routledge,2002.

[17]Joos,M. The English Verb: Form and Meanings[M]. Madison and Milwauke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18]Emmott,C. Narrative Comprehension: A Discourse Perspectiv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147.

(责任编辑 文 格)

vhdl语言范文第4篇

【摘 要】幽默是一种语言艺术,具有幽默感并在教学中运用幽默来提升教学效果是英语教师应该必备的素养,同时也是教师用才智创造的个性化教学艺术。本文从语言艺术的角度对幽默在英语教学中发挥的作用及运用的原则进行了阐述和探究,以促使学生领略到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的无穷魅力,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关键词】幽默 语言艺术 英语教学

美国心理学家特鲁赫伯说过,“幽默是一种最有趣,最富有感染力,最有普通意义的传递艺术。”英语教师,作为语言的传播者和传授者,其职责之一就是运用幽默的语言艺术向学生展现英语语言的机智风趣及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使学生领略到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的无穷魅力,从而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什么是幽默语言艺术,在英语教学中如何运用幽默语言艺术及运用的原则是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

一、什么是幽默语言艺术

“幽默”一词来自英语humour的音译。词典上的解释是the quality of being amusing。“言语幽默(verbal humor)”是通过运用双关、讽刺、夸张、迂回说法、矛盾修辞、首音互换、提喻等各种语言技巧构建的幽默。(Attardo,1994)幽默语言艺术是一种以语言为建构材料,以智慧和理性为内核,以美的形式为外观表现,以契机为催化剂的艺术表达形式。教学语言幽默艺术是指将语言幽默运用于教学,并以其独特的艺术美丽,在学生会心的微笑中提高教学艺术效果和水平的活动。

二、幽默的语言艺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笔者从多年的英语学习和教学经历中得出,具有幽默感并运用幽默的语言教学是大学英语教师所要具备的教学艺术之一。

1、教学中运用幽默的语言艺术可以缓解学生在英语课堂上的焦虑感,减轻情感过滤,提高学习效率

语言焦虑是语言学习者在外语学习中产生的特有的一种复杂心理现象,是指学习者因需要使用外语进行表达时产生的恐惧或不安心理。根据克拉申的情感过滤假说(affective filterhypothesis),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不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其所“浸泡”的语言信息中并将其完全吸收,其原因就在于情感过滤。如果学习者缺乏强烈的学习动机、自信心、自尊心,却表现出很强的焦虑感,那他的情感过滤就会相对突出,导致相当数量的信息被过滤掉,语言输入受阻,其真正理解吸收的信息就更加有限。而幽默的语言营造了轻松愉快的学习气氛,创造了良好的课堂语言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心理压力,有利于减少学生的“情感过滤”和语言焦虑,从而提高其英语学习的效率。

2、幽默的语言艺术可以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热情,加深英语知识的记忆,加强对英语文化的了解

Tarone(2000)认为幽默不仅可以降低语言学习的焦虑度,还可以加深学习者对词汇的理解,提高记忆效果,打破中间语言(inter language)阶段的停滞状态,从而促进语言学习的进一步发展。幽默的语言使学生感到快乐和放松,同时增加了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使学生注意力水平随之提高。而在精神集中的时候,学习者的大脑处于开放状态,可以将新旧知识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提高英语学习的理解和记忆水平。此外,幽默的语言艺术培养了学生对语言的敏感性和提高学生学习、使用语言技巧的兴趣,还可以使学习者从中体会到隐藏在英语语言背后的英语文化魅力,领略到英语语言和文化的独特性,展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潜移默化中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

3、在教学中运用幽默的语言艺术,能够在课堂上营造融洽的师生关系,消除学生学习上的“意义障碍”

美国心理学家Rogers认为,“成功的教学依赖于一种真诚的理解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谐安全的课堂气氛”。在课堂上,教和学本来就是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而在英语课堂上,学生被要求用非母语的第二语言来表达和交流,会增加师生关系的紧张感。当这种紧张感加剧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学生学习上的“意义障碍”,即情绪严重对立时,学生会拒绝接受来自教育者的一切要求,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效果。Krestmanson认为:“教师必须牢记学生对语言学习环境的感受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未来继续学习的决定(2000)。”良好的情感环境使学生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今后对语言及语言学习的积极态度。Duffy和Jones(1995)认为诙谐的态度和恰当的幽默可以增进师生交流、从而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运用幽默的语言艺术可以调整师生的关系,帮助学生在课堂建立良好的情感环境,有利于消除学生学习的“意义障碍”,使学生理解信任教师,达到“亲其师而信其道”的效果。

三、幽默语言艺术运用的原则

幽默是一门语言艺术,而在教学过程中应用幽默语言更是一门高超的教学艺术。但是教师在课堂上运用幽默语言艺术也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启发性原则

幽默的教学语言应紧密联系课堂,联系学生实际,使学生在捧腹大笑的同时对语言现象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和感悟,以新异的刺激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生语言的理解力和记忆能力。

2、高雅性原则

教师运用幽默语言艺术进行教学,能够使学生感受到英语语言的丰富和魅力以及幽默语言所产生的美感。教师要注意使用情趣庄重的语言,同时要避免使用低级庸俗的语言,以免引起学生的反感,教师应小心驾御好幽默这种美的艺术性语言。

3、自然性原则

课堂上,教师要灵活恰当地运用幽默语言艺术,宜顺其自然,不须刻意追求,不同问题要区别对待,幽默语言的使用要自然得体、适度、不牵强。

4、适度性原则

幽默语言艺术只是一种教学技巧,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教学问题。因此,教师应该了解学生的学习认知规律,注意使用幽默语言的频度。如果一节课幽默太多,笑语频频,反倒会冲淡教学内容和目标,分散学生注意力,使学生不能准确、及时地领会和掌握所学知识,影响了教学效果。

四、结束语

幽默语言艺术在教学中的运用是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同时也是教师用才智创造的个性化教学艺术。英语教师要想自如地运用幽默语言艺术,不仅要具有完备的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的知识,还必须通过广泛地阅读和积累来扩大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要有乐观开朗的积极人生态度,并在生活和教学中努力培养和提高洞察力、观察力,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积累总结、创新并逐渐形成个人独特的幽默语言风格。总之,英语教学不但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使用幽默的语言是教师运用艺术性的手段去教学,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能得到美的熏陶和享受,从而达到教学过程的最优化效果。

参考文献:

[1] 邵维加.试论幽默语言艺术的形式美.抚州师专学报,1996(4)

[2] 陈雪松.谈英语教学幽默.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5).

[3] 杨春玲,杨俊博. 幽默英语教学法.考试周刊,2008(7)

vhdl语言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语文教学的一个根本任务是指导学生学习掌握“语文”这一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多媒体教学及多媒体与计算机网络教学是二十一世纪推进语文教学现代化所必须充分利用的、十分重要的教学辅助模式。《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要求。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信息手段的引入,给我们传统的教学模式注入了新的活力,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的一些不足之处。但过多地借用图形、视频图像、音乐等媒体和材料,不利于语文教学目标的实现。本文主要探讨了语文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的整合,即采用准确、巧妙及实用原则,对语文教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语文教学;准确;巧妙;多媒体;整合

多媒体教学及多媒体与计算机网络教学是二十一世纪推进语文教学现代化所必须充分利用的、十分重要的媒介。《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了:“积极开发、合理利用课程资源,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和现代化教育技术,努力探索网络环境下新的教学方式。”现就语文教学与多媒体整合探讨如下:

一、运用多媒体语文教学的优势

运用多媒体语文教学有如下三大优势:

1.多媒体的引入大大提升了课堂的教学效率,有力促进了高效课堂的打造。多媒体特别是网络的使用,极大地丰富了课堂知识的容量,大大节约了学生查找信息的时间和教师书写的时耗,让课堂时间的利用率更高。

2.多媒体的正确使用能促进学生的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多媒体以其丰富的载体,如文字、图形、画面、动画、声音和视频等方式极大地、全方位地调动了学生的感官,能通过对其视觉听觉的刺激,极大地调动学生参与的热情,加深学生的印象,提升单位时间的学习效率,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3.多媒体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和谐发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康的人格。”语文教材中有许多弘扬“真、善、美”的美文。我们利用多媒体资源能将抽象的文字具体化,能将虚幻的意象图形化,再配以或消沉、或高亢、或悦耳的音乐,将教材中所蕴含的“美”一一展现出来,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感染和刺激,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美的熏陶和情趣的升华,提升审美情趣。

但是,“工具不论多么先进,也只是工具”。任何工具都有局限性,多媒体也是如此。它不可能取代语文教学。现在语文多媒体教学存在很多误区,有的教师一上公开课就用多媒体,似乎一节优秀的语文课就等于多媒体,而教师则沦为多媒体的奴隶,成了一个多媒体的机械操作者。有些多媒体的课件制作也存在程序简单、图面简单,或有形无声,或画面呆板等问题。有些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而忽视了传统语文教学的一些优势,忽视了语文本身的课程特点。因此我们的语文教学既要充分利用多媒体这个信息化的手段,又要有效利用传统语文教学中的一些优势,才能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率。在整合多媒体与语文教学上就应把握“准确”、“巧妙”、“实用”的原则。

二、多媒体与语文教学整合的基本原则

1.准确性原则。近年来,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出现,多媒体技术迅速发展,并逐步引入课堂。它以海量的信息、直观的图案、悦耳的音乐、穿越时空的表现力,大大提升了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将课堂教学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但语文是一门讲究形象思维的学科。文学艺术往往以其抽象可感性吸引人,有些意象与思想只可意会,过多地利用媒体,则有可能束缚学生的思维。因此在语文教学课堂中使用多媒体要把握“适用”与“和谐”的原则,用得准确。而不让人感到教师这节课就是应用多媒体。首先在课件整体设计时应注重准确性的原则。语文教学的一个根本任务是指导学生学习掌握“语文”这一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而过多地借用图形、视频图像、音乐等媒体和材料,不利于语文教学目标的实现。语文这一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特别是理科的一些科目来说,是有其特殊性的。对于其他学科来说,主要是知识和事理的学习和研究。以掌握知识、弄清事理为主要目标。而语文学科却以指导学生学习掌握“语文”为重要目的。这便是语文学科的特殊性。语文多媒体教学课件应具有鲜明的文学艺术风格,在程序设计上要有艺术性,要符合课文的文风与语言特色。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文章古今中外都有,风格迥异。因此在课件设计时要契合多元化文化特色与风格。同时,多媒体设境应基于课文,应以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品味写法、增强审美感受为主导,多媒体只是手段而非内容,更不是目的。由于语文教材的多样性,多媒体的教学设计亦应具有多样性,总之多媒体教学在信息化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是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但绝不是语文教学的全部,作为语文教学者应使多媒体为己所用,成为多媒体的主人。

2.巧妙原则。多媒体课件集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信息于一体,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学生的视听等感官需求,激发了学生对多媒体课件的极大兴趣。如《背影》一文,这是朱自清先生1917年所写的一篇美文,文章表现了父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热爱及儿子对父亲无限的怀念之情,文章采用白描的手法,不做任何的渲染和修饰,将父子车站分别一幕娓娓道来,但家境惨淡、社会的压抑,以及知识分子当时的落寞与凄凉的情绪在文章灰暗的基调中流露,使得父子之爱更加真挚、深沉而感人。但由于这一幕发生的历史背景现在的学生可能难以理解,我们可以选用灰暗的画面、沉郁的语言、配以哀伤的背景音乐,很容易就将学生带入那个多苦多难的时代,能震撼学生的心灵,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更能体会到父子情深。再如我们学习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时,可播放一些雄浑壮阔的北国画面,将学生引入妖娆美丽而又意境壮美、气势磅礴的北国风光中,配以激昂高亢的音乐,让人感受到一代伟人胸怀豪迈的情怀和意气风发的斗志。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朗读课文,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多媒体的运用丰富了语文课堂教学的材料和传递信息、相互交流的手段,但教学材料和手段的丰富多样却对课件的设计和教学的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巧妙地设计才能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不论图像多么好看,音乐多么动听,首先要看看这些东西与你设计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案是否相同,是否有助于培养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只有与你的教学目标和方案相吻合,才是有助于学生的语文水平的提高的,才是必要的好材料、好方式。否则,一会儿图像,一会儿音乐,一会儿字幕,一会儿做练习,学生手忙脚乱,不能进行有目的的阅读和思考,不能进行有效的语文训练,一堂课,看似热热闹闹,其实学生所得的甚少。所以一堂好的多媒体语文课,一定要注意学教方案的科学性、有序性、实用性,将各种辅助媒体巧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3.实用性原则。语文多媒体教学课件本身就属于新型的语文课程资源。一个好的语文多媒体课件必须建立在对课程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开发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有效地拓展课程的深度和广度,加深学生对文意的思想内涵的感知和领悟。我们在使用多媒体时一定要把握一个实用的原则,让多媒体为语文教学服务,同时要契合语文的学科特点。语文学科非常注重读写能力的培养,语文是一门讲究形象思维的学科,传统教学方法非常讲究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那些精彩的片段、优美的文字、深邃的意境,只有通过反复地诵读、感悟和理解才能从中获得营养。语言文字的魅力在于它给我们思绪以驰骋的广阔空间。我们在使用多媒体时要注重其展示形式的多样性,不要让多媒体束缚了学生的想象力,扼杀了学生对知识探究的动力,造成其思维的僵化和停滞。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语文多媒体教学设计时要把握好三个实用的原则:

1.多媒体设计要具有准确性。多媒体的采用和取舍要服务于文章的教学目的。

2.多媒体的使用要具有实用性,切忌哗众取宠,流于形式。要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给学生发

挥主观能动性留出余地,给学生拓展研究性学习留出空间。

3.多媒体的细节上要注重灵活性,如:画面的色彩、背景音的选择、动画的剪辑、活动图标的选用、选择按钮的指向性等,这些细节的设计都应体现简单实用的原则。

语文是一门内涵极其丰富的主体感极强的学科,语文课堂教学也是一门立体式的艺术,语文多媒体教学只有本着准确、巧妙、实用的原则,才能合理适度地动用好多媒体技术,为语文课堂教学锦上添花。

参考文献:

[1]郝维谦,龙正中,张晋峰.中华人民共国高等教育史——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2]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李超,张巍.传统教学与现代网络教学的对比研究[J].兰州学刊,2007,(S1).

[4]李敬民.《计算机文化基础》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12).

作者简介:邓彪(1969-),男,湖南临湘人,中教语文一级教师,1992年毕业于岳阳师专中文专业,2000年7月获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凭。

vhdl语言范文第6篇

【摘 要】本研究借助引文空间软件(CiteSpace)对2005年至2017年间 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移动技术辅助语言学习(MALL)领域的239篇英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学科分类、关键词共现和文献共被引聚类等手段,对国外MALL研究图谱网络之结构与内容展开评析,探查研究热点课题和前沿发展趋向,以期为国内外语教育的MALL领域研究与开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研究发现:热点课题集中在教育技术与课程内容的整合与开发、MALL环境系统的实践性论证、语言学习者数字化核心技能的培养和语言教师信息素养与专业发展等方面; 研究前沿表现在MALL系统架构、虚拟学习任务设计、新技术融合和MALL理论研究四个核心领域。

【关键词】  移动技术辅助语言学习;数据分析软件;可视化分析;外语教育;英语教学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移动互联手段日臻成熟,移动技术辅助语言学习(Mobile-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简称MALL)已成为教育信息化大背景下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谋求突破、实现创新的又一动力增长点。近年来,无论是在中国外语教育的顶层设计与规划层面,还是在外语课堂教学自下而上的革新和探索过程之中,MALL始终受到广大外语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国内学界曾先后从移动学习理论、教育技术学和语言学等多个不同视角对我国MALL研究的现状、主题和内容等展开综述,探讨MALL环境下中国外语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如:桂清扬, 2003; 马俊波, 2007; 田剪秋, 2009)。李思萦和高原(2016)通过对2000年至2015年国内MALL研究期刊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后认为:我国MALL研究从萌芽探索到稳步提升只经历了十多年,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当前我国外语教育开展MALL领域的研究与开发不仅要对国内现有成果勤于总结并反思,更需要注重外语教育与移动学习融合下的国际研究热点与前沿的辨识与追踪。本文以2005年至2017年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与艺术和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 & HCI)所收录的核心文献作为数据来源和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这一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系统梳理并揭示国外MALL研究发展的整体脉络、知识结构和轨迹特征,从而对国外MALL研究热点和前沿展开评析,以期为国内MALL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不断推进我国外语教育及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与国际接轨。本文将探讨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①国外MALL研究呈现怎样的学科发展脉络?②研究的热点议题和前沿趋向分别是什么?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采用的CiteSpace 5.0.R3数据分析软件是在科学计量学和数据可视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款基于引文信息的可视化计量分析工具。作为学界公认的主流知识图谱绘制软件之一,CiteSpace凭借图谱丰富、可视化效果好、标识清晰、分析准确等强大功能,可从高频关键词、突变专业术语以及高影响力作者和文献等諸多方面,将某一知识领域的演进历程集中展现,并对引文节点文献和共引聚类所表征的研究热点、前沿进行自动标记和分析(陈悦, 等, 2015)。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是依托Web of Science核心文献数据库中SSCI和A & HCI英语引文索引,展开时间跨度为2005年至2017年的数据检索。鉴于数据的检索方式直接决定对数据结果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研究者先后尝试“主题词”和“代表性期刊”两种检索方法,经人工对比检索结果,最终选用获取数据更为全面的“主题词”检索方式。具体流程如下:

第一步,依据MALL作为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与语言学习有机结合的产物这一基本概念,围绕其定义:“通过使用移动技术(设备)来辅助(强化)语言学习的模式(Chinnery, 2006;Shield & Kukulska-Hulme, 2008)”,归纳主题词字段。第二步,对每一个纳入检索范围的主题词字段进行反复讨论,并不断调整检索逻辑,确保所得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第三步,确立主题词,并依据如下逻辑方式进行检索:“mobile”and/or“mobile/cell/smart phones”and/or“tablet computers”and/or“emerging technologies”and/or“mobile learning”,and“language learning”and/or“mobile language learning”and/or“mobile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and/or“MALL”。

(三)数据处理

首先,将检索并下载到的239篇文献所有引文数据(包括作者、标题、来源出版物、摘要、参考文献字段)导入CiteSpace 5.0.R3进行保存。

其次,对CiteSpace相关参数进行设置:“时间”为“2005-2017”,以两年为一个切片分区(Time Slicing);“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择对学科分类和关键词的共现分析,以及对文献的共被引分析;三个“阈值”(Thresholds)即“被引频次”(C)、“共现或共被引频次”(CC)、“共现或共被引系数”(CCV)分别设定为(2, 1, 10)、(3, 1, 10)和(3, 2, 10),进而形成该时间分区寻径(Pathfinder)修剪的共现和共被引网络(陈超美, 等, 2009),其余参数保持不变。

最后,采用共现(Co-occurrence)和聚类(Clusters)分析,结合中介中心度(Centrality)和突变型(Burst Term)指标的特定功能手段,对生成的图谱网络之结构和主要节点内容进行评判和分析,从而实现对研究热点和前沿的探测。

三、数据分析与讨论

为全面而科学地探测MALL研究的热点课题和前沿发展趋向,我们首先通过学科分类的共现分析手段,对其学科整体特征和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根据图谱显示(因刊物为黑白印刷,故本文图片均黑白处理):代表教育学(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和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的两个节点显著大于其他若干节点,呈现主要分布;MALL研究的成果主要来自教育学(43.7%)和语言学(32.6%)领域,两类成果的引用先后在2005年和2008年前后出现过一轮较大范围的激增。接着,我们对参引文献的数据内容进行了归纳,罗列出共被引频次排在前十的主要代表作品(见表1)。通过内容梳理并分析可知:国外MALL研究整体呈现出受教育学学科统领,以教育学和语言学为主视角,融合计算机技术与理论、软件工程、心理学等多学科共同参与的交叉混合研究发展态势。

(一)MALL研究热点分析

为了探测MALL热点议题,我们借助关键词共现的可视化手段,对采样文献的核心内容进行浓缩和提炼,并依据共现网络图谱中的被引频次(节点大小)、中介中心度(节点紫色圈注大小)和文献突变爆发性(节点有无红色圈注)这三项指标进行分析和判定(李杰, 等, 2016)。

论文的关键词由节点代表,其大小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成正比,也就是说:节点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该图谱中最大的节点是“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出现45次;其次是“技术”(Technology),出现29次;随后是“系统”(System)、“英语”(English)和“学生”(Student),均出现20次以上。关键词在不同年份文献中的共现关系则是通过图谱顶端彩色(现为黑白印刷)渐变轴所对应的不同颜色的连接线来显示,即:连接线越粗表明节点间关系越紧密,同时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的可能性也越大(陈超美, 等, 2009)。根据图谱中的关键词节点及其连接线所对应的相关文献,我们初步判定:国外MALL研究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主要是基于移动学习现有理论与成果,探讨技术与课程的优化整合,论证移动技术设备对于英语语言学习的实践意义和价值,以及呈现并分析移动学习系统对语言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的实证案例。

然而,对于热点议题的判定不仅要关注关键词的共现频次和时间,还要充分结合关键词的中介中心度和引用突变来综合分析。中介中心度越高表明关键词连接图谱中各节点的作用越显著,一般情况下,中介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词被认为是具有显著的重要性(陈悦, 等, 2015)。突变是指关键词的引用频次突然明显增多,或是在某个时间段内突然频繁出现(陈超美, 等, 2009)。一定程度上来说:关键词引用的突变爆发往往更能反映出一个研究热点的真实存在(李杰, 等, 2016; 陈悦, 等, 2015)。

表2根据中介中心度由高到低的排序,对MALL在2005年至2017年间的研究议题的关键词、出现时间、频次等进行了汇总。同时,结合关键词的引用突变情况数据显示:“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g)和“英語”(English)分别于2006年至2010年和2011年至2013年期间发生了爆发性突变,可被视为显著性热点议题。

“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g)在MALL领域的爆发性突变历时五年,且强度达到5.2455,这足以说明:自2008年前后,移动学习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并随之成为继电化学习(E-learning)之后的又一理论与实践研究热点(Vavoula & Sharples, 2009)。依托移动技术水平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大幅提升和优化,国外MALL研究已经开始独立于传统的语言课堂学习及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CALL)领域(Kukulska-Hulme & Shield, 2008),开启了基于移动学习相关理论和成果的语言教育变革创新之路。通过对参引文献的进一步分析可知:“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g)这一热点议题所关联的理论涵盖教育学视角下的行为主义、建构主义、情境化学习、非正式学习和协作学习等,以及语言学视角下的结构主义、社会认知主义、会话理论和活动理论等。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教育技术”(如:Lan, Sung & Chang, 2007; Abdous, et al., 2009; De Jong, et al., 2010)、“语言教学内容及过程”(如:Abdous, et al., 2008; Chen, et al., 2008, 2010; Wong & Looi, 2010)和“语言教师及学习者”(如:Chinnery, 2006; Comac, 2008; Kukulska-Hulme, 2009)三个层面。

“英语”作为另一出现引用突变的关键词,突变持续时间(2011年至2013年)和强度(3.23)虽不及“移动学习”,但也凭借其全球通用语种的优势地位,成为MALL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议题。依据对参引文献的内容分析发现:基于MALL的英语课堂混合型教学实践、学习者和教师对移动设备及技术的理解和使用,以及外语教师在遵循语言学习认知规律的前提下,引导广大学习者如何建构科学合理的学习策略、解决语言学习的问题等,成为重点涉及的几方面内容。例如:Barrs(2012)探讨了教师如何运用移动技术弥补传统课堂教学的不足,提升教学效果的同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创新举措;Gromik(2012)利用手机提升学生语言学习的连续性和即时性,促进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体验的教学尝试;Viberg和Gr?nlund(2013)对MALL环境下二语/外语学习者的认知变化、应对策略和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探究。

综上可知,国外MALL研究热点受教育学学科影响最为广泛,整体呈现出教育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通信工程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混合的研究态势。在理论层面,移动学习现有理论成果成为主导,同步关联教育学和语言学视角下的行为主义、建构主义、社会认知、会话、活动等相关研究。热点议题集中在教育技术与课程内容的整合与开发(如:Golonka, et al., 2014;Lin, 2014)、MALL环境系统的实践性论证(如:Sun & Chang, 2016)、语言学习者数字化核心技能的培养(如:Hasegawa, et al., 2015)和语言教师信息素养与专业发展(如:Najmi, 2015)等主题层面。

随着国内新媒体技术和人工智能设备被广泛应用于语言学习和教学实践领域,当前国内MALL研究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取得的成果数量和质量均实现了不小的突破;但总体而言,国内MALL研究的规模、水平、视野层次和理论纵深等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李思萦, 等, 2016)。以此为鉴,国内的外语教育研究需要充分把握MALL作为交叉学科的特点,拓宽研究视野,既要关注不同主题之间的交互串联,又要推进不同学科视角下MALL理论的纵深发展。与此同时,更应遵循理论指导实践的科研范式,充分关注课堂教学实际,着眼于MALL环境下外语教学在学习者的学习方式、能力素养以及教育者的教学理念、管理实践和专业发展等方面的多元化诉求,强化各阶段的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领域MALL理论的建设,规范教学设计和教学行为,实现良性发展。

(二)MALL研究前沿探测

对MALL研究前沿和发展动态的探测,主要基于对文献的共被引网络聚类分析得出。共生成聚类13个,依据聚类值(Q-modularity)和聚类内部相似度(Silhouette)指标(由高到低)的排序为:# 0-体系、#1-学习者为中心的内容、#2-社交媒体、#3-框架、#4-无缝语言学习、#5-项目反应理论、#6-课程、#7-出国留学、#8-自学、#9-情境化学习、#10-短消息、#11-执行、#12-软件架构、#13-交互电视。在此基础上,依据聚类标签的详细信息和对引文内容的分析,我们对标签指代近似(如#0-体系和#3-框架)、内容过于宽泛(如#7-出国留学)的聚类进行了归并、整合,梳理为四个核心领域:MALL系统架构、虚拟学习任务设计、新技术融合外语教学、基于MALL的理论研究。

1. MALL系统架构

MALL系统架构主要包括面向学习者的主动型、交互式、社会化语言学习环境的创设(如:Sun, et al., 2017; Ou-Yang, et al., 2017),以及针对教师课堂教学与课后非正式教学的无缝衔接混合教学模式的探讨(如:Ibanez & Traxler, 2016; Izquierdo, et al., 2017);未来可关注:①以培养数字素养和语言综合技能为目标的学生自主学习、行为意向、学习动机、个体创造力等相关研究;②以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为出发点的教师信念、行为绩效、学习策略、学习共同体等;③以开放语言教育资源为依托的虚拟社区、教学设计、在线学习、游戏化学习、知识分享、资源传播等。

2. 虚拟学习任务设计

MALL虚拟学习任务的设计充分体现出语言教育对学习者的关注(如:Felix, et al., 2016),并强调以“学习”为中心的理念(如:Chen, et al., 2017),通过对现有移动信息技术,如移动终端、互动电视、互联网通信平台等进行功能性的扩展和内容开发(如:Kim & Smith, 2017),从而实现对传统教学资源和学习任务设计的智能化升级。未来有待深化的研究主题涵盖:①基于项目的协作学习活动管理;②利用社会文化等不同语境感知技术来提升学生词汇、语法、句型等基础知识学习的有效性研究;③交互式学习环境下的智慧学习网络和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开发;④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复杂性学习路径分析和多元评价模型的探究;⑤移动技术手段在辅助特殊学习者群体的语言掌握方面的效能性研究等。

3. 新技术融合外语教学

新技术融合外语教学仍会是未来MALL研究与开发的一大增长点,基于现有研究的成果和范式之上,反映未来移动技术发展方向的新媒体研究(如:Xu & Peng, 2017),以及对新技术使用主、客体“人”的研究(如:Lin & Yu, 2016; Andujar, 2016)等都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技术与外语教学深度融合下的MALL研究可能会涉及:①核磁共振、3D打印、VR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面向语言教育的功能拓展性研究;②基于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数字化深度语言学习、传播与评价;③以系统、平台、APP等为代表的学习资源建设、教材开发、教师培训;④对于学习者个体差异和教师自适应情况的实证性调研等。

4. 基于MALL的理论研究

国外MALL研究已经开始从注重移动学习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在外语教育领域中的适应性推广,转换到多学科、多元化背景下的MALL理论构建(如:Liu, 2016)和地域化分类研究(如:Wong, et al., 2016)。未来研究会是在借用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多种理论范式与技术路线的混合研究,进而实现对外语教育领域MALL研究基本立场、学术规范、专属话语体系等的完善。例如:①人类学、社会学、现象学等关照下的外语教育叙事研究、行动研究、民族志等;②以脑电核磁、眼动追踪技术为代表的自然语言处理和过程性验证等。

综上所述,动态分析并监测国外MALL研究前沿领域,充分关注MALL系统架构、虚拟学习任务设计、新技术融合和MALL理论研究等核心主题,有助于巩固并提升MALL研究的学术地位,进一步彰显MALL对于促进外语教学、优化学习绩效的学科定位与内涵价值(兰国帅, 2017)。同时,面向國内MALL发展的实际现状和需求,不断借鉴国外MALL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同时,还要充分考量国内外语教育环境及教育理念的差异性,构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MALL研究机制和理论框架体系(褚远辉, 等, 2013),通过探寻多学科交叉节点和多元化理论给养,更好地破解国内外语教育在MALL研究领域缺乏整体性、学科性、实证性的价值困局,从而达成MALL研究本土化与全球化的推广与互鉴。

四、結语

在日益增强的全球化趋势背景下,鉴于MALL在提升现代人才语言应用能力和增强对外沟通和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研究理念与实践模式潜力巨大。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文献数据库2005年至2017年间刊载的英文文献为调查对象,利用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对MALL研究的学科分类、关键词及核心文献进行可视化的共现与聚类分析,实现了对MALL研究热点和前沿的探测,以期为国内外语教育领域MALL研究与开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MALL研究的热点集中在教育技术与课程内容的整合与开发、MALL环境系统的实践性论证、语言学习者数字化核心技能的培养和语言教师信息素养与专业发展等方面。作为一个热点议题,当前MALL研究有待进一步结合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和教育技术学等多重理论视角,完善并构建更加高效、合理的研究与开发框架,促使语言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的融合不断走向成熟。伴随移动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MALL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沿将重点涉及系统架构、任务设计、新技术融合和理论建设这四个核心领域,特别是在外语教育不同学段和层级的MALL教学模式、方法和理论模型的探索。

当然,MALL作为一个话题广、视角多、理论杂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涉及的相关文献远不止本文所收录的数据,本文所讨论的结果恐也远不能反映国外MALL研究的全貌,对于其研究热点和前沿更加深入、全面的综述和探测,仍有待指定学段、划分地域和受众等之后的进一步研究来实现。

[参考文献]

陈超美,陈悦,侯剑华,等. 2009. CiteSpaceⅡ:科学文献中新趋势与新动态的识别与可视化[J]. 情报学报,28(3):401-421.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 2015. 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2):242-253.

褚远辉,辉进宇. 2013. 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与教育理论的“本土化”[J]. 教育研究(01):16-19.

桂清扬. 2003. MLearning——中国外语学习的未来[J]. 外语电化教学(03):14-17.

兰国帅. 2017. 国际教育技术研究前沿热点知识图谱建构研究——基于十八种SSCI期刊1960-2016年文献的可视化分析[J]. 现代远距离教育(03):57-76.

李杰,陈超美. 2016. 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李思萦,高原. 2016. 移动技术辅助外语教学对英语词汇习得有效性的实证研究[J]. 外语界(04):73-81.

马俊波. 2007. M-learning与外语教学的对接:从CALL到MALL[J]. 外语电化教学(05):30-36.

田剪秋. 2009. 移动语言学习的发展现状和趋势[J]. 外语电化教学(02):22-27.

Abdous, M. H., Camarena, M. M., & Facer, B. R. (2009). MALL technology: Use of academic podcasting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ReCALL, 21(1),76-95.

Andujar, A. (2016). Benefits of mobile instant messaging to develop ESL writing. System, 62(S1), 63-76.

Barrs, K. 2012. Fostering computer-mediated L2 interaction beyond the classroom.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16(1),10-25.

Basoglu, E. B., & AKDEMIR, ?. (2010). A comparis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Using mobile phones and flash cards. TOJET: The 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9(3),1-7.

Chen, C. M., & Chung, C. J. (2008). Personalized mobile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system based on item response theory and learning memory cycle. Computers & Education, 51(2), 624-645.

Chen, C. M., Hsu, S. H., Li, Y. L., & Peng, C. J. (2008). Personalized intelligent m-learning system for supporting effective English learn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11(3), 153-180.

Chen, C. M., Li, Y. L., & Chen, M. C. (2010). Personalized 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system for supporting effectively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18(4), 341-364.

Chen, Yan, Carger, Chris Liska, Smith, Thomas J. (2017). Mobile-assisted narrative writing practice for you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from a funds of knowledge approach.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21(1), 28-41.

Chinnery, G. M. (2006). Emerging technologies. Going to the mall: mobile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10(1), 9-16.

Comac, L. (2008). Using audioblogs to assist English-language learn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student perception.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1(2), 181-198.

De Jong, T., Specht, M., & Koper, R. (2010). A study of contextualised mobile information delive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13(3), 110-125.

Ewa M. Golonka, Anita R. Bowles, Victor M. Frank, Dorna L. Richardson, & Suzanne Freynik. (2014). Technologie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 review of technology type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7(1), 70-105.

Felix, V. G., Mena, L. J., Ostos, R., & Maestre, G. E. (2016). A pilot study of the use of emerging computer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therapies in children with down syndrome.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8(2), 611-642.

Gromik, N. A. (2012). Cell phone video recording feature as a language learning tool: A case study. Computers & education, 58(1), 223-230.

Hasegawa, T., Koshino, M., & Ban, H. (2015). An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for the learners sustainable motivation. Springerplus, 4(1), 1-9.

Ibanez, A., & Traxler, J. (2016). Mall-based MOOCS for language teacher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orta Linguarum, Monograph(1), 73-85.

Izquierdo, J., De-La-Cruz-Villegas, D. V., Aquino-Zú?iga, S. P., María-Del, D., Sandoval-Caraveo, C., & García-Martínez, D. V. (2017). Teachers use of ICTS in public language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second language secondary-school classrooms.  Comunicar, 50(25), 33-41.

Kim, Y., & Smith, D. (2017). Pedag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augmentation of mobile learning for young children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25(1), 4-16.

Kukulska-Hulme, A. (2009). Will mobile learning change language learning? ReCALL, 21(2), 157-165.

Kukulska-Hulme, A., & Shield, L. (2008). An overview of mobile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From content delivery to supported collaboration and interaction. ReCALL, 20 (3), 271-289.

Lan, Y. J., Sung, Y. T., & Chang, K. E. (2007). A mobile-device-supported peer-assisted learning system for collaborative early EFL reading.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11 (3), 130-151.

Lin, C. C. (2014). Learning English reading in a mobile-assisted extensive reading program.Computers & Education, (78), 48-59.

Lin, C. C., & Yu, Y. C. (2016). Effects of presentation modes on mobile-assisted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cognitive load.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25(4), 528-542.

Liu, P. L. (2016). Mobile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based on concept-mapping strategy.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20(3), 128-141.

Najmi, K. (2015). The effect of mobile-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MALL) on guided writing skill of Iranian upper-intermediate EFL learners.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Research, 2 (4), 42-52.

Ou-Yang, Fang Chuan, Wu, Wen-Chi Vivian. (2017). Using mixed-modality vocabulary learning on mobile devices: design and evalu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54(8), 1043-1069.

Stockwell, G. (2010). Using mobile phones for vocabulary activities: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platform.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14 (2), 95-110.

Sun, J. C. Y., & Chang, K. Y. (2016).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 location-based mobile learning system to facilitate English learning. Universal Acces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5 (3), 345-357.

Sun, Z., Lin, C. H., You, J., Shen, H. J., Qi, S., & Luo, L. (2017). Improving the English-speaking skills of young learners through mobile social networking.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30 (3), 304-324.

Vavoula, G., & Sharples, M. (2009). Meeting the challenges in evaluating mobile learning: a 3-level evaluation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and Blended Learning, 1 (2), 54-75.

Viberg, O., & Gr?nlund, ?. (2013).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users attitudes toward the use of mobile devices in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 case from Sweden and China. Computers & Education, 23(69), 169-180.

Wong, L. H., Chin, C. K., Tan, C. L., & Liu, M. (2010). Students personal and social meaning making in a Chinese idiom mobile learning environ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13(4), 15-26.

Wong, L. H., King, R. B., Chai, C. S., & Liu, M. (2016). Seamlessly, learning Chinese: contextual meaning making and vocabulary growth in a seamless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structional Science, 44(5), 399-422.

Wong, L. H., & Looi, C. K. (2010). Vocabulary learning by mobile‐assisted authentic content creation and social meaning‐making: two case studies.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6 (5), 421-433.

Xu, Q., & Peng, H. (2017). Investigating mobile-assisted oral feedback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30(3), 173-182.

收稿日期:2017-10-18

定稿日期:2018-01-01

作者簡介:景飞龙,博士,讲师,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030006)。

秦杰,博士,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041004)。

责任编辑 郝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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