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经济收入，而且还关系到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通过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从而提升农作物的产量，提高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新时代我国在农业领域已经广泛地应用了现代化技术，并且在实际运用到农业种植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种植效率，还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经济效益。基于此，本文详细分析了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措施。
关键词：现代化技术;农业种植;应用研究
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较快，现代化技术层出不穷，这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人工智能技术。现代化技术不仅广泛地应用在人们的生活中，同时也应用在农业种植中，利用科学技术不仅改变着农业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而且还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1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重要性
1.1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运用
为了适应经济市场和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必须得到保障。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过程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地协助农民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很多偏远或者极寒地区因为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将不能为农作物的成长和发育提供所需水分和营养;在这样的特殊地区，在农业种植过程中就可以采用现代技术来保证所需水资源和营养充足，从而可以有效地保障农作物的产量，提高当地农业市场发展的源动力和人们更高的收益，有效地改善当地的环境情况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步伐又稳又快。
1.2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重要性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大背景下，为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就需要采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来提升农业种植的效率。在农业种植中运用现代化技术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还能够让科学种植技术和种植方式被农民所熟知，从而使农业种植更加现代化和科学化，推动时代不断向前快速发展，更能够推动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1]。
2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业中的应用
2.1自动化技术
在我國有些地区仍在沿用最传统的人工生产方式，但自动化技术已逐渐应用于农业，同时应用在各行各业，例如制造业、农业、航空、航天和运输业等。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科技创新力度，促进了农业发展。在农业种植中引入了科学技术，如自动化技术、智能控制技术、信息化共享技术等，打造适合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体系，在水力、电力、农膜、光波、光线、肥料、温度等方面都能促进农业的发展，为农作物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因此，自动化技术不仅对农作物的生长环境有积极的影响，而且还对农作物在生长发育中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
2.2光技术在农业种植业中的应用
根据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我国传统农业种植方式除了依据自然天气进行种植就是以大棚为主，以大棚进行种植影响农作物的受光情况，导致农作物的生长发育不良，不能正常生长;并且大棚种植技术在使用过程中有一定的限制，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光合作用，为了确保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需要在农业种植过程中合理地运用光照技术，使农作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发育均匀;提高光合作用，为农作物生长发育提供充足的养分。在实际将光技术应用在种植业中，需要借助白炽灯、日光灯等相关光设备保障农作物光合作用所需的源动力;更需要关注光照强度和时间并进行把控，避免因光照强度不足或过大、时间不足或过长，导致农作物受光合作用的影响生长发育不均衡，从而使农作物产量和质量降低，更严重的还可以使农作物畸形、夭折。光照技术在农业种植过程中的合理运用不仅能避免上情况的发生，还可以有效防止病虫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避免因农药残留、毒副作用影响农业绿色环保发展。只有全面了解现在技术在农业种植过程中使用的优势，才能够大力地使用现代技术，提高现代技术发挥的效力，有效避免传统农业在种植过程中的各种不足[2]。
2.3“因地制宜”区域化
“因地制宜”是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常见做法，可根据农作物的特性、地形、土壤、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气候等条件来决定种植品种，不同地方适宜生长的农作物不同。“因地制宜”是根据地形、季节、生长周期等自然因素确定区域化分布，区域化分布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农作物的经济效益，提高产量，提升生产效率。
2.4计算机技术在农业种植业中的应用
在我国信息技术稳定发展的支持下，5G时代已经来到人们的生活中，虽然还没有被全面普及，但是仍然需要得到各行各业的特别重视，使5G时代全面来临时可以充分其优势，尤其是在农业种植业中，在农业种植过程中将其合理地融入进去，不仅能够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优势，还能够便捷农业种植的用户，同时还能够推动农业种植业向信息化、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在实际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在农业种植业过程中时，要特别注意建立数据库，这样有利于农户在农业种植的各个环节收集农产品资料及相关数据，为后期农作物的生产和种植提供资料和数据支撑，同时还能共享数据库资料，为不同区域农业种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最有效的处理方法。除此之外，计算机技术还可以仿真模拟当期农业种植环境的实际情况，这样不仅能够避免农产品在种植过程中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而降低农业种植经济效益，还能够使种植成本降低、种植效率提升，从而为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充分计算机技术在农业种植过程中的作用。另外，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还能够实现cis系统，即让农业种植消除环境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可以对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情况进行时刻的掌握，通过科学检测为农作物成长补充最佳量的水肥，为其正常生长提供保障，更可以使农作物的生产环境得到优化[3]。
结束语
在农业领域中，面对多变的东西有很多，像光照时长、虫疫、温度、水分等农业条件，所以要通过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创造适宜农作物生长的环境，从而更好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与质量，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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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1.北京中农富通园艺有限公司，北京 100083；2.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规划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83）
概述
产业集群的专业化和創新优势使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地方政府制定本地产业发展政策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集群导向。关于集群的形成机制来讲，西方国家如荷兰、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产业集群多是由于外部经济和集聚因素的作用而由市场自发形成的，政府给与因势利导的农业政策；我国的产业集群是由政策驱动特别是产业政策引导结合外部市场力量调节形成的。
农业产业集群是目前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新的历史阶段，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提高农业竞争力，改善农村经济，促进区域整体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代设施农业由于综合应用工程装备技术、生物技术和环境技术、整合土地、资金、技术、人力等要素，按照植物生长发育所需求的最佳环境，进行植物生产的现代农业生产，在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上有着传统设施农业无可比拟的优势。由设施农业带来的生产、包装物流、物资供给等一系列产业的聚集效应，形成现代设施农业产业集群的雏形。
确切来讲，现代设施农业产业集群是在接近设施农业生产基地的区域范围内，同处或相关于设施农业产业领域的大量涉农物资企业和关联支撑机构，由于具有共性或互补性而与基地相对集中在一起，从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群体。主要涵盖设施生产、产品包装物流销售和农资交易三大板块。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按照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要求，发挥各自优势，在地域和空间上形成高度集聚的集合，共同实现聚集效应和品牌效应，大大提升经济效益。
国内外发展及趋势
从世界设施农业发展趋势来看，设施园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均呈现出产业集群化发展、单位土地面积产出不断增加、单个劳动力效率不断提高的趋势。高端设施农业集群化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科技进步、土地利用率、劳动效率提高的必然趋势。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设施集群化促进水肥资源综合利用、二氧化碳（热电联产副产物）用于农业、全程监控品质、现代农业服务业等诸多环节，产生出新的增长点。现代设施农业产业集群带来种业、种苗、资材、生物、农用工业等产业集散地，对当地经济提供很强的引领作用，且带动大批农用工业的转型升级。
目前，国外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已相当成熟，且设施农业主要集中于设施园艺作物产业，尤其是花卉和蔬菜产业，如荷兰设施园艺（蔬菜、花卉）产业群、以色列设施园艺（花卉、果树、蔬菜）产业群等。从设施园艺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来看，已经形成设施生产为基础，从开发研究、生产组织、市场营销到物流管理的高效完整产业链网络。涉及到产前、产中、产后，相关的种子、种苗、设施农资、智能设备、采后物流包装等相关产业的聚集发展。
荷兰设施园艺产业集群特点
◎ 生产高度集约化
高成本的投入，高技术的生产，高效益的收入是荷兰设施农业持续发展、不断提高的主要原因。荷兰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玻璃温室。有世界闻名的5大温室制造公司，在计算机智能化、温室环境调控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配套温室设施出口额占世界贸易80%。
荷兰设施农业面积约为1.1万hm2，国土占比4%；为了节省耕地，荷兰大力推行温室农业，利用温室进行农业工厂化生产，温室类型为连栋玻璃温室，世界占比25%，该国的蔬菜、花卉、水果等大部分农产品采用温室栽培[1]。用无土栽培方法，室内温度、湿度、光照、施肥、用水、病虫害防治等都用计算机监控，作物产量很高，且商品率可以达到90%；年产值约12亿美元，占农业总产值35%。
◎ 种苗、农资及物流产业强劲
荷兰的农民们只管精心种植，种植之外的加工、采购、财政、购销等繁琐的农业服务由区域合作组织承担，从而使农产品进入国内、国际市场。
荷兰境内就有130个专门公司。由于种苗对产品产量、质量的影响十分明显，温室种植者一般不自己播种育苗，而是购买秧苗。种苗公司在育苗设备、种质资源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尤其是在脱毒种苗、快速繁育方面，能为种植者提供健壮无病的秧苗和种子。一般种苗需经检验才可销售，检验是通过荷兰蔬菜花卉种子检测服务中心（NAK-G）控制的。荷兰是世界4大种子出口国之一，有4900个品种，1200 hm2 的生产面积，种苗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
大型温室制造公司是温室产业发展的促进者。荷兰有5个大型温室制造公司，它们在温室结构、计算机控制、机械化、自动化，以及产品的分级、包装、内外运输等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促进了设施园艺产业的发展。温室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占世界温室市场的80 %。
物流发达。蔬菜销售通过拍卖中心完成。种植者不是单独面对市场，而是组成一个强大的联合体，出现在拍卖市场上。在拍卖市场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购买商。快捷的运输分配系统和完善的质量检测机构，保证产品产量并能迅速运输到消费地。
以色列设施农业产业
以色列可耕地较少、土地贫瘠、水资源奇缺，采取发展节水型农业的技术路线，重点发展高投入、高产出、高经济效益的集约型农业。以色列国土面积2.2万km2，只有2个天津市大，其中2/3是沙漠。可是，以色列却在沙漠上创造出了震惊全球的农业奇迹——果蔬占据欧洲市场40%以上，农业生产效率高达日本的50倍，1个以色列农民可养活113人（1个中国农民只能养活4人）。
农业知识化、工业化、市场化是以色列发展设施农业的基础理念，设施农业面积为5000 hm2，种植的水果、蔬菜和花卉除了满足国内需要外，大量出口欧洲各国，享有“冬季欧洲厨房”的美称。2007年农业总产值近6亿美元，其中鲜活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的出口额近2亿美元，产品主要为反季节农产品。
◎ 集约化生产
以色列传统农业合作组织有两种，一种是自称为共产主义的吉布兹（Kib-butz），另一种是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莫沙夫（Mashav）。全国约有吉布兹270个，莫沙夫400多个。政府与它们的关系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补贴政策。吉布兹和莫沙夫所购买的农业设备，政府给予40%的补贴，农业用水价格低于工业用水的80%；二是土地使用权[3]。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吉布兹和莫沙夫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三是吉布兹和莫沙夫所有的经营活动都要向国家纳税。
以色列在沙漠中建立了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由温室大棚、滴灌系统和电脑控制等现代化栽培技术组成的农业温室[4]。用智能化温室综合环境控制系统可节能、节水、节肥、节省农药、提高作物抗病性，提高了單产水平和产品商品率。
◎ 专业化市场调动资源配置
以色列的节水灌溉产品、种子、叶面肥、农膜、遮阳网等农资专业化程度和水平在全球有目共睹。世界最大的滴灌设备生产厂家——耐特费姆公司就在以色列。以色列每年要向全世界出口价值3000万美元的种子，在欧洲40%的温室中种植的西红柿使用以色列开发生产的种子。
国内发展情况
与国外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相比，我国农业产业集群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我国的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农业产业集群现象，如河北清河羊绒集群的羊绒产量占全国产量的80%、云南斗南的花卉占到了全国市场份额的1/3，山东金乡的大蒜占到了全国产量的1/4和出口额的70%、广东竹器编织产业集群2005年出口创汇3亿美元，带动农户10万多户20多万人就业，有效地解决了2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等。从这些实践中可以看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不仅有利于以市场和资源优势为基础进行农业的专业化区域分工，而且能够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组织网络。
我国最典型的设施农业产业集群
我国最典型的设施农业产业集群莫过于山东寿光。寿光市设施农业产业集群以合作经济组织型为基础，建立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组织监管、市场引导、企业发展推动力，包含多个分支合作社的混合型合作经济组织模式。该模式的具体结构为“政府+农户+企业+市场+学校+技术服务部门”。各构成部分的功能具体如下：
政府：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对设施农业产业的运行工作进行政策指导、行为监管以及行业协调等，为设施农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资金环境、交通环境和市场环境等。
农户：包括个体种植户、养殖户，是合作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是根据合作组织的年度或季节计划进行种植或养殖，完成生产任务。农户采取自愿的原则，或以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组织，或以合同的方式加入合作组织。
企业：包括龙头企业、营销企业、农资企业、运输企业、加工企业等。龙头企业的主要作用是为生产提供信息、进行一定的技术指导、回收产品等。营销企业主要负责产品的营销。农资企业主要负责生产所需物资的采集和供应。加工企业主要负责产品的深加工增值。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产品和物资的运输。各类企业采取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组织，并完成各自的任务。
市场：包括各类批发市场、农资和农机供应市场等，主要承担农产品销售、农资和农机供应等任务。
学校：包括当地的相关本科和职业院校，主要为当地的设施农业发展提供技术人才、新技术支持等。学校可以通过技术和人才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组织。
技术服务部门：包括各地的示范园、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等，负责向农户宣传推广普及种养殖技术。技术服务部门以技术服务合同方式加入合作组织[5]。
不同设施类型集群优劣势对比见表1。
寿光模式设施农业现有问题及现代设施农业集聚群的必要性
寿光模式设施农业现有问题在于，设施结构类型多样，不利于统一化管理；整个寿光市的设施农业水平还不高。目前，寿光市的农业生产设施可分为塑料拱棚、一般塑膜温室、冬暖式日光温室和连栋温室四种类型。由于使用的农业设施种类之间在结构、性能、应用等方面差距较大，难以制定统一的生产使用标准，且大多结构落后，生产效果不佳。生产模式主要为一家一户式，缺乏统一的技术指导，技术掌握主要靠自己琢磨、观摩学习、材料学习等，农户间的生产技术水平差异较大，总体生产技术水平还不够高。主要表现为病虫发生较为严重、食品安全难以保障、肥水种类与用量差异较大、环境控制技术与手段差异明显、商品生产率以及生产效益差距较大等。
以设施蔬菜产业集聚群为例，对寿光模式的蔬菜产业集聚群进行优化升级，建设现代设施农业产业集群迫在眉睫。其一，生产优质净菜，为市民提供绿色优质果菜产品为根本；其二，建立行业标准，采后包装物流交易中心，承担附近大中城市的果菜安全监测追踪和果菜物流中枢枢纽功能；其三，汇聚高新技术涉农企业，带动涉农物资、设施设备等相关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成为现代设施农业涉农物资、设备集散中心。
政府的角色定位
促进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必须切实把产业集群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推进技术进步、实现生态健康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等有机结合起来，必须加强科学规划引导，优化产业集聚环境，突出优势和特色，提高转化协作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等。因此，政府必须处理好产业集群与主导产业的关系、产业集群与城镇建设的关系、产业集群与国内外市场定位的关系、产业集群与回乡创业的关系等。
政府在消除产业集群外部负效应、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例如，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法律、项目、财税等手段，促进金融支持和投资，加大对基础设施、有技能的劳动力群体和信息服务的投入，鼓励企业间建立学习交流机制，营造有利于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产业环境。
集群内存在7种作用动力：人力资本累积、非正式交流、企业相互依赖、企业相互合作、当地资本市场、公众舆论和当地政策。一个事件发生发展的动力是综合的，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也是如此。它是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产物，是可以对地方传统生产工艺进行承继、对特定自然和区位社会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对吸引外部资金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型产业基地引导开发等具有非常好的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
整体而论，农业产业集群有助于把我国农业“小而散、小而全”的生产经营方式引向专业化、规模化。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将成为提高农业区域竞争力、形成区域农业品牌的有效手段，增强农业发展优势、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
依据我国农业发展近况，构建设施农业产业集群，需要借助大中城市圈的区位市场优势，融合国内外的顶级专家和行业精英，汇聚全球设施农业顶端高新技术和设施设备，汇集国际高新技术涉农企业。设施农业产业集群将带动涉农物资、设施设备等相关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成为全国性设施农业涉农物资设备集散中心，中国现代设施农业科技硅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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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玲娟（1984-），女，河南浚县人，农艺师，硕士研究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设施栽培。
农业现代化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完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次飞跃。但是，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也遇到家庭分散经营与现代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经营、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建立基于增收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是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出路。
关键词：农村社会服务；家庭联产承包制；作用机制
基金项目：湖南省2006年社科基金项目(06ZC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方红(1976－)，男，湖南衡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应用经济学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农村产业经济、服务经济等研究。
一、我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取得的主要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国农村普遍兴起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种责任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结构上包括统一经营和家庭经营两个层次；二是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离开来，把生产者的生产投入同劳动成果紧密结合起来，有“统”又有“分”，有“适当分离”又有“紧密结合”，这就找到了一种公有制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一方面坚持了土地公有制这一根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改变了生产的管理模式，将土地的经营权、管理权交给农民，使农民具有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既解决了平均主义缺限，又使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种责任制显示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我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78年是1397亿元，2003是29691.8亿元；粮食产量1978年是30476.5万吨，油料、棉花、水果、水产品产量分别是521.8万吨、216.7万吨、657.0万吨、465.4万吨，2003年则分别增加到43069.5万吨、2811万吨、486万吨、14517.4万吨、469.0万吨。农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和纯收入更是逐年增长。农民人均总收入2002年是1978年的22.7倍，是1980年的15.9倍；农民人均纯收入2002年是1978年的18.5倍，是1980年的12.9倍。乡镇企业创造的非农产值从1978年的95.5亿，增加到2002年的32385.8亿元。
实践证明，我国农村改革是成功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正确的，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其中最大、最突出的成就是基本解决了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总数约四分之一的大国的温饱问题，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农村经济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从而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完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次飞跃(王咏红，2006)。
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任何一项新制度和新的组织形式，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前进中必然会遇到和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康芒斯，1997)。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也遇到新问题、新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二)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家庭分散经营与现代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经营的矛盾
实行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标志，也是我国的长远战略目标。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后，一家一户成了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从实践来看，这种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表现之一是家庭分散经营不仅生产规模小，而且生产能力不健全、不配套，生产工具缺乏，在某些生产环节上，农民常感到力不从心；表现之二是生产经营上的“小而全”，不仅各种作物都种一点，而且兼营畜牧业和其他家庭工副业，样样产品的生产过程又要靠自己完成，效率低，效益差；表现之三是生产技术水平低，不适应生产向深度发展的要求。现代农业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依赖越来越大。在我国农业生产中优良的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及水利设施等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已经成为稳定农业生产、增产增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农业生产要上新台阶，还需要有更多的现代技术手段，而且前的小规模、分散的家庭经营则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表现之四是家庭分散经营与规模的农业建设不适应。为了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改造农村社会环境，要经常不断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桥梁的修缮，这些一家一户办不好，也办不了；表现之五是家庭分散经营经济上有一定的脆弱性，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低。这些局限性说明，目前的家庭经营还具有小生产的某些特征。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影响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家庭经营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水平的要求，但从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趋势看，专业化生产、规模经营是发展的趋势，要把家庭经营同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结合起来(陶武先，2004)。
2、家庭分散经营小生产与现代农业大市场的矛盾
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使农民家庭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对农民而言，有了经营自主权，可以根据价格信号和市场需求调整生产经营活动，这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的深入，农副产品日益丰富。这些农副产品除农民少量自用外，主要靠市场来调节。规模小且分散经营的农户直接进入市场，不利于提高自身在市场交换中的地位，很难顺利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家家户户“小而全”，既生产又经营，严重阻碍了专业分工的发展，影响了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增大了农产品提高商品率的难度；千家万户直接进入市场，也加大了政府宏观控制、稳定生产和市场的难度；单个的农户对市场信息难以作出正确的反应，生产盲目性较大，导致生产的社会性需要与千家万户分散经营之间的矛盾时时出现，有时甚至很尖锐(卢良恕等，2004)。尤其在价格信号紊乱和市场供求关系起落波动时，分散经营的农民在利益选择上往往受眼前利益和从众心理的影响，以致“说种瓜都种瓜”等，致使供大于求、供不应求的局面交替出现。由于农民的销售能力弱，经济发展了，还往往会出现产品相对过剩的新问题。
二、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出路一建立基于增收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
如前所述，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但是，虽然家庭分散经营与现代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经营存在矛盾，但家庭经营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水平的要求。要想把家庭经营纳入到专业化生产、规模经营的轨道上来，在保持家庭经营优点的同时，积极组织专业化生产、现代农业规模经营，就需要在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过程中，建立起能够沟通家庭经营和农村专业化生产、规模经营之间联系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提高了劳动效率，大批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又创造出众多的非农化的经营主体。这种生产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与社会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迫使农村市场必须健全，把分散的生产经营活动同社会大市场联结起来。如何把它们联结起来呢?这就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条联结的纽带，这条纽带就是社会服务体系。
家庭联产承包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集中反映了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矛盾的焦点是要不要服务和如何搞好服务的问题。能否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已成为能否把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再向前推进一步的关键。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发育的(罗以振等，1991)。土地承包到户后，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再加上统一服务的优越性，农村经营体制就比较完善了。
三、农村社会服务是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内在要求
(一)统一经营的核心——社会服务
家庭联产承包制，从其本来意义上讲，就包含着家庭经营和以服务为主的统一经营两个层次。它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依托，家庭分散经营为基础，以提高经济效益、发展农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的经营体制。它的基本特征是，在统一经营的前提下，家庭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家庭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完成统一经营的任务，实现统一经营的功能。就是说，家庭分散经营是在集体统一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的，集体统一经营是以家庭分散经营为基础的，两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在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统一经营，是指劳动者作为集体经济的组织成员，作为集体经济范围内总劳动的一部分，与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集体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作物种植布局等进行统一规划，为家庭分散经营提供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促进家庭分散经营的发展。家庭分散经营，是指在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严格意义上讲，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之间，不是简单的发包与承包、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在这种关系之上有进一步质的规定，从而能够从那里得到确定的经济利益和服务，同时也为集体经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承担一定的义务；集体的统一经营，则是为了更好地组织承包经营，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使集体经济得到发展、壮大。所以，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是互相促进、互相补给的关系。
在实行双层经营体制的初期，集体统一经营职能主要由生产队来承担。由于生产队集体实力小，适宜于分散经营的生产设备又作价归户，这就决定了当时集体统一经营的内容以管理服务为主，包括以行政手段落实国家的生产计划和征派购任务，以及对土地承包合同的管理等，而为农户提供生产经营服务则显得无能为力。这种统一经营状况同当时的家庭经营方式是基本相适应的，是由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因为双层经营体制是在农村尚处于自给半自给的经济格局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分散的家庭经营也不能一下子就脱离“小而全”的自然经济格局，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社会服务提出较多和较高的要求。
但是，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家庭作为从事商品生产的实体，开始面向市场，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经营目标决策、资源开发利用、生产和销售，这就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生产服务体系，帮助解决单家单户在发展商品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汤锦如，2003)。因此，集体经济组织必须适应农村生产发展的需要，把集体统一经营的重点转移到为广大农户提供社会服务的轨道上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社会服务体系同双层经营体制是一对联系又不相同的概念。社会服务体系是社会上各种服务的总和，它是多层次、多成分、多形式、全方位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合作经济内部的经营体制，它的基本内涵是合作经济下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的家庭经营相结合的两个层次。社会服务体系与双层经营体制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发展社会服务是加强合作经济统一经营的重要内容，而增强合作经济的统一经营功能，是开展社会服务的重要物质基础(张留记，1992)。
但是，双层经营体制不等于“家庭经营+社会服务”。这是因为，第一，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统一经营层次，其职能不仅仅是服务，它还有管理协调、资源开发、兴办企业和资产积累功能等。从广义上说，把集体所承担的职能统称为服务是可以理解的，但从狭义上说，上述职能是不能用“服务”的概念包揽的。第二，双层经营里的服务职能，是专指合作经济内部分服务，社会上的服务只有通过合作经济组织传导到各家各户，才能称为双层经营的服务。我们建立社会服务体系，可以包括双层经营的服务，但专指双层经营时就应指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
(二)解决家庭经营突出新矛盾的关键——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同家庭经营的关系是，家庭经营使合作经济组织从旧体制下直接管理生产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发挥其生产服务等职能，从而促进农业分工和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为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的发育创造条件；而社会服务体系的发展.反过来使家庭经营释放出更大的能量，进一步挖掘家庭经营的潜力，提高家庭经营的现代化水平和经济效益，使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得以持久不变。
1、农村社会服务可以克服家庭联产承包制中家庭分散经营同专业化生产、规模经营的矛盾
在中国国情下如何实现规模经营?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条是集中土地给少数劳力耕种；还有一条是从提高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人手，在目前农民分包土地的基础上，实行各种生产要素在社会范围内的结合。前一种由于需要诸多条件配合，我国大部分农村目前还不具备这些条件。后一种则通过发展社会服务，把本来由农户自我服务的一部分劳动分离出来，进行社会化组织，实现社会规模的利用，在利用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通过发展社会服务，能够把千家万户联结起来，有效克服家庭分散经营的局限性，促进生产力要素的合理组合，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有利条件。一是通过加强社会服务，可以把农民分户承包的土地联结起来，在稳定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基础上，形成大片的、大批的商品生产基地，为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二是通过加强社会服务，有利于扩大家庭经营对科技的容量，可以加快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通过发展社会服务，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服务新机制，可以加快科技向千家万户和各生产环节的转移，把潜在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促进一定经营规模的形成，扩大家庭经营对农业科技的容量，增加农业对科技的有效要求，为农业科技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宜杏云等，1992)。三是加强社会服务，有利于提高资金规模效益(张振国等，1997)。通过社会服务，可以对农户生产经营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等，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一定规模，合理投入生产，从而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四是通过社会服务，可以培育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加强经营观念，克服短期行为。所以说，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加强社会服务，是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2、农村社会服务能够克服家庭联产承包制中家庭“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社会服务是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全过程综合配套服务。社会服务体系像一条纽带把千家万户联结起来，纳入专业化生产、规模经营的轨道，从而能够有效缓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所面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首先从生产环节上看，通过社会服务，可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使农户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经营决策，以有效减少生产上的盲目性(李继顺，2006)。其次从流通环节上看，通过发展社会服务，可以建立起新的农产品流通网络，为家庭经营进入产、供、销一条龙的网络创造条件，进而提高农民自身在商品交换中的地位，促进农产品顺利向商品转化。
(三)农村社会服务是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内在要求
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农村逐步涌现出一批专业户，他们迫切要求社会化的协作和联合，以满足各个生产、经营环节上的需要，从而产生了一些最基本、较低层次的农户之间、农户与集体、国营经济部门之间的自发协作联合的社会服务。如许多农民参与育秧能手主持的育秧技术联合，农户同国营农场、社队联合种植茶、果、树，农民出劳动与农家化肥，场方与社队出资金并负责技术指导和收购等。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进一步完善、现代农业发展的专业化、规模化，农民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也从专业户对社会服务产生较低层次的需求，发展到整个农村、所有农户均对社会服务产生迫切要求，而且要求社会服务具有多层次、多方式、多形式的特征。笔者2006年7月份对湖南郴州市100户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表明，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他们要求解决良种、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供给问题的占56.1％；要求解决排灌、机耕问题的占19％；要求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占41.8％；要求解决资金困难的占19.7％；要求提供致富门路、安排剩余劳动力的占39％；要求解决产品销售问题的占42％；要求提供生产指导的占21％。可见，我国农民对社会服务的需要不仅迫切，而且对服务的要求已从过去的产中服务转向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服务内容已系列化，向资金、技术、市场、信息、流通等综合性服务扩大。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服务体系有的地方已初具规模，形式多样。实践证明，农村社会服务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的内在需求。
总之，农村改革以来，家庭联产承包制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将创造出农村新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村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和战略措施。
(编校：沈育)
农业现代化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经营主体的积极参与。分析影响和制约农业经营主体的电子商务发展意愿的关键因素，对于促进农业电商的发展和农产品流通的转型升级，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在分析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现状的基础之上，结合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的特点，通过构建假设模型，对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发展意愿展开实证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结合农业电子商务和农业经营主体的特点，构建电商采纳的理论框架。以浙江省龙泉市的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样本，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其电子商务发展意愿开展实证研究，重点分析其对电子商务的接受程度，以及影响其开展电子商务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农业经营主体 电子商务 技术接受模型 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简称电商）的蓬勃发展，为农业电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機遇。电子商务以其低成本，高效率，打破时空界限等优势，为农产品流通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农业电商已成为实现农业高效化、网络化、现代化的重要决定因素，是解决农业市场流通矛盾和驱动传统农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1]。农产品电商被认为是继“服装”“图书”“3C产品”之后的“第四个电商热潮”[2]。而农业电商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经营主体的积极参与。对于整个农业电商产业链而言，农业经营主体扮演的是“源头工厂”的角色。由于所处行业的特殊性以及客观条件的制约，农业经营主体的电商化程度还不高。虽然近年来农村电商发展较快，还涌现出了一批紧跟电商潮流的“淘宝村”，但是农业电商的体量还不大。因此，如何吸引和推动更多的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到农业电商中来，并借助电商实现转型升级，是当前农业电商发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分析农业经营主体的实际情况，从中发现影响和制约其接受和发展电商的关键因素（包括客观环境因素和主观因素），对于促进农业电商的发展和农产品流通的转型升级，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近年来，电商相关的研究备受关注。国内关于农业电商的文献主要以宏观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为主[3-5]。许多学者针对农业电商的发展模式和途径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6-7]，试图从不同角度来完善农业电商理论。相对来说，农业电商方面的量化分析和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虽然也有部分学者结合实际案例对农业电商进行分析[8-9]，但是类似文献[10-11]这样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行量化研究的还比较少。在这一背景之下，本文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结合农业电商和农业经营主体的特点，构建电商化采纳模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农业经营主体的电商化意愿开展实证研究，分析其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等[12]。本文主要以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含家庭农场）为调查研究对象。
1 理论背景与模型假设
对于农业经营主体而言，电商是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而且这种商业模式是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由于所在行业的特点，农业经营主体对于电商和互联网技术的接受程度相对其他行业而言是比较低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简称TAM）是Davis运用理性行为理论研究用户对信息系统接受时所提出的一个模型[13]。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TAM模型的应用已经不仅限于信息技术，同样适用于各种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TAM模型，能够量化地评价和分析农业经营主体对电商这一新兴商业模式的接受和适应程度，并从中发现影响其接受度的关键因素。根据TAM模型，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了用户对信息系统的使用意愿（或者说采纳意向），而使用意愿则最终决定用户是否采纳这种系统。为此，提出以下假设：
H9主体（农业经营主体）对于电商的感知易用性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
H10主体对于电商的感知易用性正向影响主体开展电商的意愿。
H11主体对于电商的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主体开展电商的意愿。
另外，农业经营主体对电商的感知易用性会同时受到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影响。对于电商而言，外部因素主要体现在政策、市场以及配套服务（如物流）等方面，而内部因素主要是指农业经营主体所拥有的人才、经验、资金、技术等。为此，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H1主体的专业人才因素正向影响主体对于电商的感知易用性。
H2主体的经验因素正向影响主体对于电商的感知易用性。
H3主体的资金支持正向影响主体对于电商的感知易用性。
H4主体的技术水平正向影响主体对于电商的感知易用性。
H5主体的整体水平正向影响主体对于电商的感知易用性。
H6政策环境正向影响主体对于电商的感知易用性。
H7相关的配套服务正向影响主体对于电商的感知易用性。
H8市场认同正向影响主体对于电商的感知易用性。
另外，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简称IDT）认为，影响人们对创新想法或产品接受的因素主要包括相对优势、兼容性、复杂性、可试用性和可观察性。其中，相对优势和TAM模型中的感知有用性相对应；兼容性和复杂性可以用TAM模型中的感知易用性进行描述；而可试用性和可观察性可以通过感知风险来进行测度。对于电商而言，预期的风险大致包括经济、时间以及隐私等因素。此外，有研究表明，个体的创新性特质越高，感知风险越低[14]。为此，提出以下假设：
H12主体的主体创新性负向影响主体对于开展电商的感知风险。
H13主体的主体创新性正向影响主体开展电商的意愿。
H14主体对于开展电商的经济风险负向影响主体开展电商的意愿。
H15主体对于开展电商的时间风险负向影响主体开展电商的意愿。
H16主体对于开展电商的隐私风险负向影响主体开展电商的意愿。
在分析农业电商发展现状的基础之上，结合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的特点，提出了一个面向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电商意愿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在经典的TAM模型基础之上，引入了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主体创新性和感知风险四个额外的因素。
2 研究设计
龙泉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浙闽赣边境，下辖4个街道、8个镇、7个乡（包括1个民族乡）。近年来，该市大力发展以“竹茶菌蔬果”为主导的现代生态农业。目前，各乡镇（街道）已经形成了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其中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99家，备案的家庭农场197家。另外，该市还拥有一批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农业企业，包括一家国家级企业和三家省级企业。龙泉市现有的电商产业主要集中在宝剑、青瓷等工艺礼品行业，但是在农业电商方面则相对比较落后。部分农業经营主体虽然也有电商化的想法和意愿，但是总体来说实际开展电商运营的还不多。而龙泉市的这一客观情况，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省乃至全国大部分区域的农业电商现状。因此，选取龙泉市作为农业电商的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
为此，针对龙泉市范围内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电商的意愿情况，专门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该问卷主要调查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电商的接受程度，以及影响其开展电商的关键性因素。问卷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针对主体基本信息调查的非量表题；另一部分是针对主体开展电商意愿调查的量表题。问卷题项的设置，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结合了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电商的特点和实际情况。量表题采用Likert的五级量表形式，按照“5分表示非常认同，4分表示基本认同，3分表示不确定，2分为较不认同，1分为非常不认同”的标准衡量选项的认同度。问卷主要通过网络渠道（http：//wj.qq.com/），向龙泉市范围内的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线发放，由负责人进行填写，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7份。
3 实证研究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采用信度系数法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除“主体创新性”之外，所有变量的信度值都达到0.59以上，大部分在0.8以上，表明问卷的一致性信度较好，内在质量以及测试的可靠性较高。而“主体创新性”是属于相对比较抽象的因素，对于被调查者而言可能在认知上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导致信度值较低。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对提出的研究模型以及假设进行路径分析，得到结果如图2所示。
根据路径分析的结果，假设H6、H7、H8、H9和H11非常显著；假设H1、H2、H3、H4和H5也较为显著；而其余的假设则不显著。以下做进一步分析。
（1）感知易用性显著影响主体对电商的感知有用性（0.425，p<0.001），而感知有用性显著影响主体对电商的使用意愿（0.425，p<0.001），检验结果与模型的原始定义一致。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电商的意愿，很大程度上受感知有用性驱动，而感知有用性又很大程度上受感知易用性影响。被调查主体的负责人总体文化水平偏低，因此对电商的感知易用性要求比较高。而且，感知易用性还直接决定了主体对感知有用性的判断。此外，被调查主体的趋利性明显，对于电商的有用性需求很强烈，因此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意愿的影响十分明显。
（2）外部因素显著影响主体对电商的感知易用性（0.231，p<0.001），内部因素也较为显著影响主体对电商的感知易用性（0.117，p<0.01），检验结果与模型的原始定义一致。影响感知易用性的两方面因素——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作用都较为显著，尤其是外部因素（包括政策、市场以及配套服务）。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都会直接影响主体对电商感知易用性的判断，但是相比较而言，外部因素的影响力比内部因素更强。对于农业经营主体来说，他们更希望拥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来开展电商经营活动。
（3）感知风险和主体创新性对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电商意愿的影响都不显著。说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农业经营主体及其负责人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创新意识，相应的风险承受力也已经比较强，并不会成为影响其开展电商的制约因素。此外，主体创新性对感知风险的负向影响也不显著。在农业电商领域，创新意识的增强并不会直接降低主体的感知风险。
4 结语
分析影响和制约农业经营主体接受和发展电商的关键因素，对于促进农业电商的发展和农产品流通的转型升级，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本文利用技术接受模型，结合农业电商和农业经营主体的特点，构建面向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电商意愿的研究模型。同时，以浙江省龙泉市的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样本，采用在线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龙泉市农业经营主体的电商化意愿开展实证研究，并分析其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通过研究表明，被调查主体的负责人总体文化水平偏低，因此对电商的感知易用性要求比较高。此外，被调查主体的趋利性明显，对于电商的有用性需求很强烈，因此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意愿影响很明显。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都会对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电商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相比较而言，外部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于农业经营主体而言，他们更希望拥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来开展电商经营活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农业经营主体及其负责人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创新意识，相应的风险承受力也已经比较强，并不会成为影响其开展电商的制约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要推动和促进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农业电商经营，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开展工作：第一，进一步普及电商知识和技术，降低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电商的难度和门槛，针对技术接受能力较弱的农业经营主体，应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培训；第二，建议农业经营主体从人才、技术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提升自身条件，更好地适应电商化发展的需要；第三，完善和优化开展农业电商的外部因素，进一步规范行业市场，并通过扶持性政策激励更多的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业电商，为其转型升级和“二次创业”创造良好、宽松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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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数据背景下基于语义挖掘的网购消费者行为模式研究”（16BGL193）资助。
作者简介：毛郁欣（1980-），男，汉族，浙江龙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数据挖掘、消费者行为方面的研究。
农业现代化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2015海峡两岸现代休闲农业发展研讨会15日在厦门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100多名现代休闲农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研讨海峡两岸现代休闲农业发展的现状、模式和前景。
福建省科协副主席游建胜表示，台湾在休闲农业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全面推行了“生产科技化、生态景观化、知识体验化、产品精细化、经营组织化、产销一体化”模式，而大陆许多区域特点与台湾十分相似，两岸休闲农业科技创新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当天，福建大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长乐雪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分别与台湾无负担农场、台湾农村专业技术服务协会签订合作协议。台湾无负担农场场长刘盛展说，他们将帮助福建大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规划布局，循环利用资源，节省成本。
农业现代化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宜特色。这其中，现代生态农业是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之一。但在很多资本下乡型生态农业项目中，农民游离于项目之外，未能有效地参与发展过程、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成为了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看客”，而现代生态农业也因未能将当地农民有效纳入产业体系而遭遇乡土困境。为此，新时代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应积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通过推进以参与共享为核心理念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项目深度合作与利益共享的多种链接机制，实现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有机对接，进而改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社会土壤，以实现现代生态农业项目在乡村社会的落地生根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农业;基层治理;共享性融入;乡村振兴
〔
进入新时代，针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动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是重要路径之一。所谓现代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现代生态农业具有综合性、多样性、高效性、持续性等特点，是一种更为强调经济、生态、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的现代农业样式，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良好的市场前景。当然，生态农业也是高技术、高标准、高要求的现代产业，尤其是对生态指标的要求较高，而我国农村现有农业经营体制与农村治理机制难以适应生态农业发展的要求，生态农业发展缺乏良好的社会根基。如何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厚植乡村社会资本，引导农民成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参与者与共享者，进而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和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崭新课题。本文以广东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验区（以下简称“新农村试验区”）在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破解问题时所采取的举措为例，深入探讨如何以参与和共享为核心理念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进而以治理创新促进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从而有效破解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困境、加快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新农村试验区位于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距京珠高速佛冈出口仅5公里，距广州也仅有78公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2011年起，按照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完善方案，可以试验”的批示精神及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同意设立佛冈县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行试验区的批复》，新农村试验区开始由广东省农业厅、国家开发银行广东分行、清远市政府以及佛冈县政府共建。经济兴则万事顺，产业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与基石，新农村试验区的整体推进也是围绕产业发展展开的，“生产发展”被放到了首要位置〔1〕。从更高层面上，新农村试验区本身就是针对当前国内绝大多数新农村都是“以工致富”的现象，着眼于在一个纯农业地区主要通过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打造构建探索一条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农村建设路径。由此，新农村建设试验区的产业发展过程中也是着重引进与培育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生态保持优的现代生态农业，现代生态农业成为新农村试验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新农村试验区成立的几年时间里，其引进的项目也全都是绿色生态种养业。当然，像全国其他大多地区一样，在新农村试验区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原有农业经营体制及传统社会治理机制与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张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生态农业项目的落地与发展。新农村试验区管委会以全市范围内的农村综合改革为契机，尤其是大力推进“三个重心”下移和“三个整合”改革，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重构乡村社会的社会资本，进而构筑起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衔接机制，推动了整个试验区的产业发展。如今，新农村试验区的建设已经告一段落，但当年引进的大多数现代农业产业项目还在健康地运行，显示出新农村建设尤其是以基层社会治理推动现代生态农业发展这一创新模式的强劲生命力与可持续发展力。
一、现代化困顿：生态农业项目遭遇乡土社会困境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人们对个人权益的重视，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对个人权益的维护，甚至经常会出现损害个人权益的情况〔2〕。现代生态农业项目的发展也不例外，既往的很多现代农业项目的发展往往外在于农民的增收过程，这一现象反过来又阻碍了农企之间更为紧密的合作，阻碍了现代生态农业项目的有效落地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以新农村试验区诸多现代生态农业项目中的华琪生态村项目为例，解读现代生态农业项目进入乡村社会后遭遇的乡土困境。华琪生态村项目是广州华琪科技有限公司在新农村试验区内云台自然村（下文称“云台村”）投资的一个生态农业种养项目，主要是利用成片水田进行“水稻—鸭子—甲鱼”的立体种养，利用山地进行“灵芝—灵芝猪”的综合种养，再辅以现代体验农业、休闲观光旅游、乡村风情餐饮等配套服务，打造新农村试验区内的产业“生态村”。这样一个具有先进理念和广阔前景的现代农业项目，在具体的项目落地和推进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多问题。
（一）基层治理单元错位，项目引进主体缺失
上世纪八十年代，发源于广西合寨村的村民自治制度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只是在自上而下的推广过程中，为与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组织架构相衔接，将村委会放在了行政村也就是生产大队一级〔3〕。但就全国特别是华南地区的情况来看，土地等集体经济资源主要集中在村民小组一级，村民自治的“村实组虚”与村集体经济的“组实村虚”就产生了内在的张力。具体到广东，广东的村民自治发展比全国晚了十年，村级组织经历了“生产大队—管理区—行政村”的历史变迁，新成立的村民自治组织也是以行政村为单位的，而村民小组则往往与自然村重叠。由此，在我国的农村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行政村）与经济单位、社会单元、文化单元（村民小组或自然村）的错位与脱节。云台村是新农村试验区内的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村民小组，更是一个集体经济的最基本单元。但长期以来，云台村却不是最基层的治理单元，作为行政村下设的一个村民小组，村里只有村民小组长和副组长负责公共事务。农村基层治理仅到行政村一级，行政村村委会既是最基层的村民自治组织，又是地方政府插进基层的“一条腿”，承接了一定的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在华琪生态村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云台自然村不具备直接对接项目的权限，相关对接工作均需通过行政村村委会，合同的签署更是需要行政村村委会的公章。而另一方面，华琪生态村所需土地属于云台村，于是，在项目引进过程中，不属于云台村的行政村村委会干部发挥着重要作用，出租农田的云台村村民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项目引进中的旁觀者，这自然存在张力，甚至引发了矛盾。这样，由于治理权在行政村一级，而实际有利益关联的主体却是村民小组，农村治理单元的错位，使得项目引进主体不明确，与华琪生态农业项目对接的主体缺失。
（二）土地产权关系不稳，土地集约利用困难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广大农村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更深层次看，当前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仍旧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无论是理论上的探讨，还是实践中的探索，都还存在较大的分歧与争论。20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我国农村地区长期处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状态，村庄土地总量少，户均土地面积小。同时，为了公平起见，在分配土地时，大多采用肥瘦搭配的方式，使农村土地变得极为细碎。更重要的是，农业社会和计划体制时期的平均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安排遭遇乡土抵制，“三年小调整，五年大调整”才是乡村社会的常态。云台村人就更为认同“一人一份”的土地分配规则，村庄内部有着强烈的定期按人口重新平均分配土地的冲动，这就使得村庄土地产权不稳定，土地长期流转失去制度上的支撑与技术上的可能。过于细碎化的土地本就不适应现代农业的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不稳定的产权关系又使得村庄土地较长时间的流转化为泡影，这显然与现代生态农业投资大、见效慢、周期长的特性相冲突。华琪生态农业项目落地过程中就面临这样的困境：采取公司统一种养，土地集约太难;采取“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又太分散，技术、服务、收购等交易成本过高。由此，滞后的土地管理体制尤其是不稳定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使得华琪生态项目入驻遭遇两难选择。
（三）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孱弱，生态农业风险较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农业服务体系也得到很好的发展。然而，千百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基本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业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然而由于家戶经营背景下集体行动的困境，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却止步不前，一直处于“吃老本”的状态。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下的农业服务体系更是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功转型，原有“七站八所”生存都成了问题，根本无法有效发挥其支持农村、服务农业的作用。总之，现实的农业生产抗灾害能力仍旧很弱，农业抗风险能力仍旧不足。而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对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基本的生产资料支撑到现代农业科技、农业金融、农业保险等都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以降低自然灾害、市场波动背景下现代生态农业的风险。此外，现代生态农业还对环境，尤其是对产业项目周边的生态环境提出了较高要求，而且这种要求超出了很多农村地区的现有环境条件。当然，最为关键的是意识、观念上的差距，无论是对生态农业的质量要求，还是对现代农业的市场风险，村民都存在认识上的不足，进而依靠村民的力量和能力自身很难发展现代生态农业，通过资本下乡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又需要村民的广泛参与。华琪生态村项目也面临了这样的问题，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差，农民现代生态环保意识低，对生态农业一知半解，驾驭能力严重不足，对市场风险的把握能力缺乏，使得华琪生态农业项目在硬件设施与软环境上都存在先天不足。
（四）农民社会契约精神缺乏，项目投入风险较大
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生态农业需要更大规模的前期费用投入与更长的成本回收期限，这自然需要更长时间的土地使用权。由此，在现代生态农业项目与农民的土地承包年限的协商谈判过程中，现代农业企业希望时间越长越好。而出于自身利益的长远考虑，尤其是土地租金的不断浮动，农民则希望租期越短越好。更严重的是，在很多现代生态农业项目中，由于农民未能深度融入到项目中去，随着项目的盈利及周边土地租金的上升，农民会产生较为强烈的被剥夺感，开始对合同的执行“出尔反尔”，甚至出现破坏现代农业项目正常生产秩序的事情。这些问题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源于农民缺乏现代契约精神与社会信用意识。而生态农业对环保指标的高要求使其难以在一个信用不足的社会落地生根。华琪项目如果集中经营，则面临土地流转合同的信用危机，要时刻面对农民看到巨大效益之后的出尔反尔之举。之前其他企业就曾遭遇过这样的问题，虽然合法合规，但却要面对村民的非理性甚至是非法抗争。而如果分散经营，生态农业肥料要求高、成本投入大、产品规格严，每一个细节都存在为节省成本而偷工减料的可能，而对整个生态农业生产环节的外部监督，又是一个耗时耗力成效却未必显著的过程。也正因如此，信用缺乏背景下的生态农业质量监管几乎成了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难题。这正是奥尔森指出的集体行动的困境，生态农业产品在分散经营过程中，每一个个体都有舍弃群体利益而追求个人私利的可能，进而对整个群体无法给予有效的监督〔4〕。
二、共享性融入：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生态农业发展
如上所述，现代生态农业在乡村社会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换言之，当下的乡土社会缺乏与生态农业发展相契合的经济社会基础。单纯的现代农业企业进驻，技术支撑下的农户自我生产，或者是简单的“公司+农户”模式，都无法根治当前的问题。这其中的关节点在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很容易成为“历史的弃儿”，不能平等地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分享现代化的发展成果。由此，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主体的农民又很容易成为外在于现代化进程的疏离者，甚至反抗者〔5〕。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重要思想，这为我们解决生态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让农民成为发展的参与者而非反对者，成为成果的分享者而非单纯的奉献者。新农村试验区正是坚持和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参与和共享为核心围绕乡村社会治理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搭建起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项目深度合作与利益共享的多种链接机制，有效地化解了现代生态农业项目落地与发展过程中的“水土不服”问题。
（一）援用传统宗族治理资源，厚植社会共同体
传统时期，宗族是农村的重要组织载体，是乡村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王政不下乡、王权止于县政”，乡村社会长期依靠乡绅和宗族治理，宗族主义的基础就是血缘、地缘和族规〔6〕。新时期，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华南地区，宗族的作用发挥得好，依旧可以成为农村基层治理优化的助推器。云台村本就是一个千百年来形成的单姓宗族村，村民同根同源、聚族而居，整个村庄是一个地域相近、文化相通、利益相连的经济社会文化共同体，更利于集体行动，破解公共事务的困境。而从社区善治的角度看，成员之间信任、合作及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状态也是极为重要的。〔7〕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清远市2011年开始了“三个重心”下移改革，着力将基层党建重心、公共服务重心、村民自治重心下沉一级，解决“村实组虚”的格局不利于村民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的问题。〔8〕当然，“三个重心”下移尤其是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最初是农民自发性的改革，这一村民自治的具体模式是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9〕其实，早在新农村试验区建设伊始，就已经认识到自然村的重要性，将新农村建设尤其是产业落地的重点放在了自然村，通过厚植自然村落内的社会资本为新农村建设凝聚力量。首先，推进基层党建重心下移，强化基层党组织对自然村的整合。在将原行政村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后，党支部下沉到自然村或村民小组这一更基层的社会共同体，进一步深化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在乡村深化的全覆盖，真正实现了更深层次的政党下乡，强化了党组织对最基层社会的整合。其次，推进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加快自然村草根自治的制度化。充分利用自然村的宗族自治传统，将人民公社解体后创新性转化了的“队委”自治这一草根自治形式激活，让自治在自然村内部真正运转起来。再次，推进公共服务重心下移，以服务推动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公共服务体系对于离散化的乡村而言，提供了崭新的社会整合纽带，让走向分化的乡村再次组织了起来。总之，新农村试验区就是通过治理重心下移，进一步激活了自然村作为最基本社会生活共同体的作用，藉此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村的向心力、凝聚力，厚植了乡村社会的社会资本，也为生态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创新集体经济实现形式，重建经济共同体
欲知向何处去，需明从何处来。当下中国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之中，在探索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注重传统的“延续性”与注重超越传统的“创新性”同样重要。作为有着悠久农业文明的一个东方大国，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其特有的家户传统〔10〕。家户传统之上的人身自由、经济自主、社会自治、思想自在、政治自立构成了东方自由主义的传统〔11〕。而建国后尤其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则严重抑制了农民自由主义传统，损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我们的乡村改革与发展必须尊重历史传统，正视历史过失，并在此基础上走向未来。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立足于历史演变脉络与现实发展需要，着力革除传统集体经济体制的弊端，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平均主义导向的农村集体经济向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合作经济演变，从而为农村产权关系的厘清、农村经济关系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一是推动集体经济向合作经济发展。成立农民经济合作社，以合作社整合农民土地，进行集中经营，农民则以入股分红的形式分享发展成果。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变“按人所有”的集体经济为“按份所有”的合作经济。二是推动产权固化向股权固化发展。在农村股份制改革的基础上，将“生不增、死不减”的现代产权理念引入农民合作社，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得以稳定，为引入现代农业企业创设条件，同时也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三是推动按人分配向按份分配发展。经历了从“统”到“分”再到“合”的转变之后，新的合作经济严格按照股民的股份进行分配，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与劳动性收入区分开来。新的合作经济发展将40年市场经济中分化了的乡村社会重新整合了起来，形成了人人关心合作社、人人参与合作社的良好局面，合作经济也因此成为云台村的向心力、凝聚力工程。
（三）探索农企深度融合方式，构建利益共同体
亨廷顿指出，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与最传统部分的区别，处在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这一差距的方式。〔12〕其实，生态农业的发展也恰恰就是高精尖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乡土社会的融合，新农村建设试验区所做的也就是通过政企合作体制机制创新，深化农民的参与与共享，构造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科技与经验的有机联系与统一性〔13〕。在这个过程中，最核心的还是要通过农民与企业的深度融合，让农民成为企业发展的参与者与分享者，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具体而言，一是引进现代农业企业。现代农业企业拥有发展生态农业的技术能力与管理经验，其最大的作用在于在生产中培训农民，在经营中启发农民，在市场中带动农民，同时需要有发展农业、带动农民、富裕农村的社会责任与担当。现代农业企业的种植场也就是农民现代化的训练场，农民最大的获益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思想上的。二是打造农民经济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将替代农民与企业直接打交道，提升农民博弈能力，降低合作交易成本。当然，作为农民经济组织的合作社，在农民和企业之间也扮演着“防震层”与“缓冲带”的作用。三是鼓励发展家庭农场。生态农业项目发展一段时期以后，生产环节交由家庭农场完成，农业企业主抓销售与服务环节，进一步提升农民的参与水平。华琪生态村项目中，就积极引导村里的农户利用分散土地进行相关领域生产，从而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四是创新利益共享机制。无论是“企业+合作社+农户”，还是“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最关键的是利益分享机制的构建。试验区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摸索出“基本地租+分红”“产品基本价+分红”等多种模式，让农民参与到了企业利润的分享之中。
（四）开展共建共治共享试验，打造发展共同体
中国农民本质上仍属于小农，但已经卷入或者融入到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间，土地、资金、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配置逐步走向社会化〔14〕。而包括生态农业在内的现代农业发展的好坏，一定程度上也还是要看生产要素配置社会化程度的高低。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在激发农民新农村建设内在动力的基础上形成建设的合力，进而通过机制创新建立互动机制，从而形成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动力，破解新农村建设动力不足的历史性难题〔15〕。 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在打造现代生态农业的过程中，也是坚定地以开放的眼光看待农村的发展。一是以农民合作社實现村民的共建共治共享。合作社让广大村民再次凝聚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二是以公共服务下沉实现村民与地方政府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时期，乡村社会资源走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大量资源下沉到基层，这也在根本上扭转了基层的官民关系，农民开始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团结在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周围，以公共服务为纽带形成了新的治理共同体。三是以现代生态农业企业为载体实现农民与企业的共建共治共享。一方面，农民与企业是土地租用的甲方和乙方，新的利益机制使得乙方的生产效益直接影响着甲方的收益。以华琪生态村为例，华琪生态村的浮动租金不仅关系到每个农户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云台村的集体经济收入，集体经济收入又影响着村庄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部分农户直接以雇佣关系加入到了华琪生态村的生产经营之中，成为了农业工人;另有部分农户以“农业企业+农户”的方式与华琪生态村建立起紧密的市场合作关系，实现了大市场与小农户的对接。多样的利益连接机制让企业、村庄、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发展共同体。
三、结语
新农村试验区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转变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农村治理方式，转变农民信用意识，并推动农民与企业结成紧密的发展共同体，从而为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基础。当然，这其中最为主要的还是以现代化理念引导人，以市场化机制激励人，用民主化形式团结人，让农民平等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并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新农村建设试验区通过农村治理机制创新，为生态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构建政府、企业、农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作机制，形成了企业与农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共享机制。由此，农民成为了生态农业的经营主体之一，由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由疏离者变为分享者，由农业工人变为农业企业股东，真正融入到了企业的发展之中，融入到了现代化进程之中。
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本得到了再造式的厚植，农民思想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现代生态农业企业的引导下，农民融入社会化大市場的信心增强了。新的发展共同体也从根本上破解了农民自主发展时一缺技术、二缺资金、三惧市场的问题，让农民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时多了一份保障与支撑。此外，以前是土地流转出去帮企业打工，看着企业盈利自己却只能拿一点辛苦钱，农企关系紧张在所难免。现在是自己在企业有股份，可以拿到年底分红，自己为自己打工，心头肯定更顺了。总之，有了企业的引导，现代生产要素注入农村，农民跟着企业干，劲头更足了。农民并不缺乏自我发展的欲望与资金，关键是缺乏信息、技术、管理等要素。政府公共服务下移，农产生产社会化程度提升，农民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顾虑也就少了。在新农村试验区，企业连接合作社，合作社链接农民，农企之间靠着利益的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就不会有违约事件的发生，农村信用社会逐步重建。
如今，如火如荼的云台新农村建设已经暂告一个段落。从新村建设等方面看，云台村又恢复了原本的平静。但华琪生态村项目依旧在，因项目引进而创新的体制机制依旧在。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生态农业项目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良好互动依旧发挥着重要的功效。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集体的重建、社会资本的再造继续为华琪生态村项目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现代生态农业项目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云台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建设，并引导更多的村民在合作中转变提升现代理念，主动融入到社会化大市场中，以现代合作经济对接市场，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及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贡献了可供学习借鉴的云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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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