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生态保护范文第1篇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我国区域竞争已从产品竞争发展到品牌竞争。为了提升区域市场竞争力, 提高经济效益和促进经济增长, 构建区域品牌资产不断成为经济区域发展的主要手段。近年来, 随着国家出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等政策文件, 生态品牌的发展逐渐成为鄱阳湖经济区发展的重要途径, 而且也是其打造生态经济示范区的重要方法。然而, 由于大部分企业对区域品牌的参与度与自觉意识较低, 且区域品牌又是公共品牌, 使得“搭便车”的现象极为严重, 从而在构建区域品牌、实施和运行管理等方面的机会成本不断增加。特别是由于少数企业存在违规行为, 会导致其他企业面临使用区域品牌的风险。因此, 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的构建是建设生态示范区刻不容缓的手段, 也是学者和政府着重研究的理论问题。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从制度理论视角研究构建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的机理和途径, 提出理论框架, 为打造鄱阳湖生态经济示范区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品牌资产 (Brand Equity) 是指相对于无品牌资产, 品牌资产更能产生高的市场效益。其重点关注于品牌所赋予的附加价值。区域品牌资产 (Regional Brand Equity) 是在品牌资产的基础上建立的, 主要是指一个地理或者行政区域依托于产业集聚的企业信誉、服务质量以及历史文化等信息在市场中形成的品牌印象和知识。区域品牌资产不仅是购买动因也是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途径和方法。现有文献主要是从集群生成和政府构建这两个视角研究区域品牌资产的构建。
集群生成视角认为形成区域品牌资产主要是由于产业的集聚。集群产业的内聚效应有利于传播区域的品牌, 由此产生品牌资产效应。Rosenfeld提出将企业的集群行为作为区别与竞争对手的主要手段。徐鹏和赵军认为区域品牌资产的增加价值主要包括大品牌、产业和区域这三种带动机制。马骁和肖阳认为产业集聚的三种优势:市场、产业、产品优势, 是形成区域品牌资产的关键因素。
政府构建视角认为与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不同, 区域品牌具有公共性等特点, 市场机制很难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因此需要政府来主导制定和规划方案, 政府的主导是形成区域品牌资产的关键因素。Lodge认为区域品牌战略之所以有失败和成功之分, 关键是有无政府领导。
蒋廉雄等认为在构建区域品牌时, 政府主导作为中介变量是必不可少的。
综上所述, 集群生成视角会存在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问题;政府主导构建视角则会存在政府不能发挥作用的问题。这两个视角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失灵”问题。此外, 集群效应还存在“搭便车”问题, 集聚的形成也要看集聚的高低, 集聚周期性也会使区域品牌效应降低等等问题。在政府主导方面, 由于行政手段的过度使用导致市场不能发挥导向作用。
三、研究命题
产业集群和政府构建视角都存“失灵”问题, 制度理论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并且能够解决“失灵”问题。因为制度能够使组织有序发展和提高行为预期, 并且可以抑制机会主义动机, 降低“失灵”风险。鄱阳湖发展生态经济区就是一个社会选择, 因此, 其构建生态品牌资产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构建生态制度环境的过程。根据制度理论,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组织场中, 生态性具有社会合法性, 其生态品牌的构建有赖于强制性 (政府主导) 、规范性 (集群规范) 、文化认知性三个要素共同驱动。
(一) 强制性
区域品牌具有公共性等特点, 市场机制很难能够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因此需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发展区域经济和构建区域品牌往往都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同时政府重视区域品牌也是防范构建风险的关键之处。政府制度以及相关政策都会对组织制定战略产生重要影响, 而相关政策和制度设置的激励方法和限制条件间接影响企业相关行为, 进而使企业会相对的制定战略, 比如在产业集群中普遍存在的生态化等。政府强制性制度的指导性是构建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的主要动力。政府出台的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发展的规划能够促使产业集聚以及专业高效的发展, 能够有效传播和动员构建生态品牌资产。政府制度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一致的生态目标、专业的地方领导、协同的利益群体以及动员生态资源等都会是在建设鄱阳湖生态品牌中政府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因素。为了建设鄱阳湖经济区, 各级政府将统一生态发展共识, 充分挖掘和发挥生态特色优势, 协同相关利益群体, 统一发展生态经济的目标。因此, 在构建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和传播过程中, 政府将会发挥强制性的作用, 统一发展生态经济目标与意志, 充分挖掘和发挥生态特色优势, 协同相关利益群体, 促进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 提升与传播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
命题1:政府的强制性在构建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中发挥指导作用。其中, 一致的生态目标、专业的地方领导、协同的利益群体以及动员的生态资源有利于加强政府指导作用。
(二) 规范性
产业集聚和区域凝聚能够促进区域品牌资产的形成, 因此, 在构建区域品牌时, 首先要培育集聚效应, 提高产业竞争力, 形成集聚效应, 从而促进品牌效应的形成。区域品牌的形成基础是产业集聚, 支撑区域品牌的是要培育出名牌企业, 区域品牌战略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使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能够良性互动。在形成产业集聚的过程中, 发挥驱动性作用的是规范性, 因此, 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构建的驱动力就是规范生态产业群。规范生态产业群、打造专业化和规模化优势、使生态产业的循环链完善, 不仅是构建鄱阳湖生态资产的基础, 也是发展和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内在要求。因此, 生态产业的高规范性有利于鄱阳湖生态特色效应的形成。通过规范性鄱阳湖经济区制度可以培育生态产业、资源、产品的优势性, 从而有助于形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集聚效应, 使鄱阳湖品牌资产大幅提升。
命题2:生态产业集聚效应的规范性能够驱动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构建。其中, 生态产业、资源、产品的优势性能够规范生态产业集聚。
(三) 文化认知性
文化认知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特定制度下的文化会产生特定的参与者和互动方式。特定制度所建立的价值体系会使特定参与者通过学习形成特定的互动方式, 并使其社会合法性。因此, 制度建立与成功的基础就是对特定制度下的文化认知和认同。生态文化的认知性是构建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的根本动力。在文化认知性中, 共享生态价值观、定位角色任务、认知生态理论以及俗成性的生态理念将关键影响生态文化的认知性。在建设和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过程中要有序和规范发展集群产业,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性的同时, 还需要大力开展和普及生态理论的文化学习, 使社会参与者能够深刻理解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 把握规律, 形成相关的生态理论体系, 定位自己的角色任务, 从而促进鄱阳湖生态品牌的传播。因此, 生态文化的认知性能够从根本上驱动构建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
命题3:生态文化的认知性能够从根本上驱动构建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共享生态价值观、定位角色任务、认知生态理论以及俗成性的生态理念将关键影响生态文化的认知性。
四、结论与启示
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的构建对打造和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示范区, 提高江西省竞争力和实现目标具有深刻意义。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 从全新的制度理论视角研究了构建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的主要制度力量及其影响因素, 主要有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 构建生态品牌的基础是建设制度环境。在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构建中寻求社会合法性, 可以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来完善其制度环境, 使其社会参与者能够在强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的制度下按照相关要求来发展寻求。
第二, 生态制度组成的各要素绩效决定了生态制度趋同力量的效能发挥。在强制性方面, 一致的生态目标、专业的地方领导、协同的利益群体以及动员的生态资源有利于加强政府指导作用;在规范性方面, 鄱阳湖生态产业、资源、产品的优势性能够使其制度规范;在文化认知性方面, 通过生态文化认知使社会参与者深刻理解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 定位自己的角色任务, 发展鄱阳湖生态文化, 促进鄱阳湖生态品牌的传播。
本文从制度理论这一全新视角探究鄱阳湖生态资产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制度机理不仅有助于发展区域品牌理论, 也有助于优化鄱阳湖生态品牌的资源配置, 提高市场竞争力。然而, 本文的理论框架还缺乏数据支持, 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实证检验。
摘要：本文基于制度理论视角, 研究构建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的影响机理与途径, 并提出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构建生态品牌的基础是建设制度环境;强制性、规范性与文化认知性是构建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的主要动力。
关键词：制度理论,鄱阳湖,生态品牌资产
参考文献
[1] Rosenfeld, Stuart A.A Guide to Cluster Strategies in Less Favored Regions[R].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Regional Technology Strategies, North Carolina, USA.2002.
[2] 徐鹏, 赵军.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资产增值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 2017 (8) :40-43.
鄱阳湖生态保护范文第2篇
2009年12月, 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10年10月,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实施方案》正式出台;2012年3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条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期2009-2015年, 至今已执行了6年的时间。课题组针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面源污染问题对鄱阳湖周边地区 (余干县、永修县、星子县) 展开了实地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鄱阳湖周边地区农村面源水污染问题十分严重, 畜禽养殖、水产养殖造成鄱阳湖周边水体严重富营养化, 化肥和农药过量使用严重, 大部分农村生活垃圾和农村生活污水未予治理, 山地开发造成水土流失严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有规划、有方案、有条例, 但没行动, 政府单中心治理出现失灵。
二、农村面源污染是鄱阳湖水污染的主要来源
根据江西省环保厅发布的《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 鄱阳湖2009年至2013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为50%、52.9%、64.7%、70.6%、58.8%, 五年平均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59.4%。课题组在赴大湖池、黄湖考察过程中, 发现湖体核心区湖水呈咖啡色;赴泊头湖考察时, 发现湖水发黑发臭, 从色相上观察, 湖水污染较为严重。
(一) 从工农业比例上看, 鄱阳湖水污染主要来源于农业
根据《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 (2013) 》数据显示, 全省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9.33万吨, 农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23.90万吨, 农业排放量相当于工业排放量的2.56倍;全省工业废水中氨氮排放量0.90万吨, 农业氨氮排放量2.87万吨, 农业排放量相当于工业排放量的3.19倍;全省城镇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39.90万吨, 城镇生活污水中氨氮排放量5.04万吨, 从《公报》上看, 江西省水污染主要来源为农业。另外根据江西省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 全省水田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81.27%, 相比旱地和水浇地, 水田更容易将污染物直接带入水体, 并且水田汇入水体的富营养化程要比旱地和水浇地高得多。
(二) 从农业经营状况看, 鄱阳湖水污染主要来源于农业面源污染
按照水系划分, 五大河所形成的远湖水系是鄱阳湖水污染的主要来源, 所以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五大河污染治理上, 忽视了近湖水系、滨湖控制开发带和湖体核心区的水污染治理。但数据表明, 即使五大河水质基本达标, 鄱阳湖的水质却不容乐观。
2009年至2013年, 鄱阳湖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平均为59.4%, 比五大河低得多。当然, 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很多, 比如酸雨、长江水倒灌、湖面蒸发、水流速度放缓等, 但其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对鄱阳湖近湖水系、滨湖控制开发带和湖体核心区水污染的忽视。“鄱阳湖的入湖水量由五大水系和湖区区间径流组成。鄱阳湖流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1436×108m3。五大湖水系多年平均入湖水量1250×108m3, 湖区多年平均入湖水量为185.9×108m3。”[1]
(三) 小结
综合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 鄱阳湖水质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是农村面源污染,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面源污染对鄱阳湖水质有重大影响, 鄱阳湖近湖区域的农村面源污染不容忽视。所以, 要治理好鄱阳湖水污染, 必须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污染治理为重点, 而不应当只重视工业水污染和城镇水污染的治理, 忽视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
三、政府单中心治理鄱阳湖面源污染的困境
“迄今为止, 中国环境管制结构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方式。”[2]“我国环境政策执行主体由立法监督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司法机关和企业等社会组织四方构成,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是实施环境政策的主要力量, 特别是各项环境管理制度, 绝大部分是由政府部门直接操作并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实施的。也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环境政策主要是依靠政府管制手段, 且大部分是行政直接控制型政策安排, 具有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显然, 这种环境管制政策存在很多的局限性。”[3]
环境污染政府单中心治理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政府内部存在博弈
(一)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在治理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但地方政府的观念仍未彻底转变, 出于财政压力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争, 地方政府仍然把发展放在首位, 忽视生态环境的治理。
(二) 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政府负责环境保护的部门比如环保、林业、农业、水利、渔政、土地等很难与强势的地方政府对抗,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 打着支持产业发展的旗号对污染者进行保护, 阻碍职能部门的环境执法。
(二) 执法力量不足
“虽然我国环保投资总量较大, 但环保投入占GDP的比例总体上来说还是偏低的, 表现为‘旧账未清, 又欠新账’。‘十一五’期间仅污水处理费用一项, 我国的资金投入缺口就达700亿元”。[4]环保投入不足, 地方政府就会将环保资金用在治理难度较小的城镇, 从而取得更好的产出与绩效。农村面源污染点多面广, 目前的环保投入尚不能在乡镇一级组建执法队伍、配备足够的环保设施设备, 农村面源污染问题更是无法解决。
(三) 政府是经济人而不是理性人
公共事物的治理的政府单中心治理建立在政府是理性人人的基础上, 但政府实质上是经济人而不是理性人, 有着自己的利益, 考虑自身的投入与产出。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 政府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经济领域, 以换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在环保投入上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城镇, 以换取更高的环境治理绩效。
四、网络化治理是鄱阳湖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出路
在湖泊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方面, 有学者针对太湖治理提出以下网络化治理构架:“ (1) 实行生态补偿, 推进太湖流域跨行政区水污染协同管理。 (2) 构建水污染跨部门的协同机制。应进一步拓展‘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省部际联席会议’的功能, 并强化联席会议制度的建设。 (3) 构建政府与社会公众间的合作机制。”[5]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治
(一) 协同立法网络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方面, 可制定全省范围的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规章, 较大的市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在立法时, 要建立协同立法网络。
一是要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立法规划, 明确立法时限、起草主体、立法主体和立法责任, 对未按时完成立法任务的起草主体、立法主体追究立法责任。
二是在立法协调方面, 在协调期限内, 如果地方政府法制办无法协调部门间的立法争议, 可以由地方政府组织立法人员进行起草, 或者交由地方人大法工委进行协调;在协调期限内, 如果地方人大法工委也无法协调立法争议, 人大法工委应决定将起草权交由专门委员会, 由地方人大立法。
三是为了弥补地方人大和政府法制办立法人员不足, 在立法起草时, 可以委托给政协、高校、社会团体等中立性机构, 也可从政府职能部门、政协、高校、社会团体等机构抽调人员参与起草。
(二) 综合执法网络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面源污染执法力量不足,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组建农村面源污染综合执法队伍, 以综合执法队伍为结点, 将几个部门的执法职能联结在一起, 形成综合执法网络。综合执法队伍的组建可有效缓解各部门之间的执法冲突, 明确综合执法队伍的执法责任, 并对综合执法队伍的执法不作为进行追究。
(三) 基层自治网络
村委会可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环保团体结合, 开展环保宣教;可与环保技术服务机构或企业合作, 开展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与使用, 发展生态农业;可以以村委会的名义向政府、村民、村经济体、慈善团体或个人募集环境治理资金, 兴建环境污染治理设施, 购买治理设备;组织村民和村经济体制定环境治理村规民约;代表村民与村内的经济体签订环境污染治理协议;对村民和村经济体依照村规民约和环境污染治理协议进行奖惩。要充分发挥村民和村经济体在基层自治网络中的作用, 实现环境治理的民主决策和全面监督。[6]
(四) 技术服务网络
县政府或乡政府应当推进环境治理技术服务机构或企业分片承包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的面源治理, 可以通过政府-技术服务机构或企业-农村三方协议的方式, 也可以通过招投标的方式, 明晰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通过经济刺激与合同约束将环境治理技术与产品推广到农村当中去。
(五) 多元监督网络
多元主体的介入和法律关系的复杂形成一个全面的多元的监督网络, 一项环境违法行为可能会引发多元监督的结果甚至会引起法律责任、违约责任和管理责任等多重处罚, 而且多重处罚不会依竞合规则予以选择。在这种多元主体和多重法律关系的制约下, 能够实现监督效果的最优化。
五、结论
鄱阳湖是江西省水污染治理的晴雨表, 江西省大部分河流都流入鄱阳湖, 因此鄱阳湖水质的优劣直接代表着江西省水污染治理的成败。而鄱阳湖水污染的主要来自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尤其是鄱阳湖周边的农村面源污染, 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是鄱阳湖水污染治理的关键, 鄱阳湖周边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是鄱阳湖水污染治理的重点。目前政府单中心治理无法解决农村面源污染难题, 必须通过网络治理的设计, 整合各种资源, 引入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才能保住鄱阳湖一湖清水。
摘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农村面源污染是鄱阳湖水污染的主要污染来源, 在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方面, 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出现了困境, 主要体现在政府内部存在博弈、环保部门执法力量不足、政府是经济人考虑自身利益。因此, 要解决鄱阳湖农村面源水污染治理难题, 必须通过法治手段使农村自主治理发挥核心作用, 打破政府单中心治理的局面,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的网络化治理。
关键词：鄱阳湖,水污染防治,网络化治理,法治
参考文献
[1] 谭国良, 龙兴, 邢久生.江西省五大水系对鄱阳湖生态影响研究[C].水生态监测与分析论文集, 2008:136.
[2] 曲格平.梦想与期待:中国环境保护的过去与未来[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4:10.
[3] 马小明, 赵月炜.环境管制政策的局限性与变革——自愿性环境政策的兴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5 (6) :22.
[4] 汪劲.环保法治三十年:我们成功了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69.
[5] 王浩.湖泊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的创新思路与关键对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8.
鄱阳湖生态保护范文第3篇
BOD-DO模型描述了河流中BOD和DO的消长变化规律, 是比较成熟的水质模型, 其中由斯特里特和菲尔普斯提出的S-P模型用于描述一维稳态河流中的BOD-DO的变化规律, 迄今仍得到广泛的应用, 也是各种修正和复杂模型的先导和基础。
1 S-P模型
1.1 S-P模型的建立及其解
S-P模型是建立在如下三项假设基础上的。
(1) 河流中的BOD衰减反应和溶解氧的复氧都是一级反应, 即反应速率与反应物浓度的一次方成正比。
(2) 反应速度是恒定的。
(3) 水体中溶解氧的减少只是由于BOD降解引起的, 其减少速率与BOD降解速率相同;而河流中溶解氧的来源则是大气复氧, 复氧速率与氧亏成正比。
由上述假设, 稳态的一维S-P模型的基本方程为:
式中:L为河水中的BOD值, mg/L;D为河水中的亏氧值, m g/L, 是饱和溶解氧浓度Cs与河水中的实际溶解氧浓度C的差值;k1为BOD耗氧速度常数, 1/d k2为复氧速度常数, 1/d;t为流经时间s。若记L0, Lt分别为初始时刻 (t=0) (或上断面) 和下游断面BOD浓度, 则k1可由方程计算得到。若记L为断面平均BOD浓度, D0, Dt分别为初始时刻 (t=0) 0 (或上断面) 和下游断面的氧亏量, 则k2可由方程计算得到。
这两个方程式是耦合的。当边界条件
时, 其解析解为
任意时刻下游断面的BOD浓度可由下式求得:
如果以河流的溶解氧来表示, 那么:
式中:O, sO分别为河流的溶解氧值和饱和溶解氧值。 (3) 式称为S-P氧垂公式, 根据该式绘制的溶解氧沿程变化曲线称为氧垂曲线, 如图1所示。
1.2 临界点及其指标
一般的, 人们最关心的是溶解氧浓度最低点——临界点, 此时水质最差。在临界点, 河水的氧亏值最大且变化率为零, 即
那么得到临界点的氧亏值Dc为式中tc为临界氧亏出现的时间, 可按下式计算
设u为河水平均流速, m/s, 则临界距离xc可有下式计算:
此时相应的最大氧亏称为临界氧亏;对应的溶解氧浓度称为临界溶解氧浓度, 记为Cc。令则得:
f为水体的自净系数, 为复氧常数与耗氧常数之比, 反映水体中溶解氧自净作用的快慢, 是衡量一条河流环境容量的一个指标。
2 实例分析
2009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与生态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然而近年来由于流域内过度的工业开发和不科学的农业生产, 鄱阳湖水质已出现逐步恶化的倾向。对鄱阳湖流域注入河流过去和现状的水质进行研究, 摸清鄱阳湖水质变化趋势, 更好地预测未来的水质变化情况, 可以有效地为鄱阳湖的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对鄱阳湖水环境管理和规划具有重大意义。
2.1 控制断面选择
鄱阳湖入湖河流之一饶河的水质由于河道径流量变化和沿途生活污水的排入, 对鄱阳湖的造成一定影响。根据上游污染源的分布及现有例行监测断面情况, 选择姚公渡和相距34km的入湖口龙口断面作为水质影响预测控制断面。
2.2 预测因子选择
鄱阳湖水质总体上较好, 但有机污染物质、营养物质入湖数量比较大, 主要是因为入湖河流流域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 大量的工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进河流, 汇入鄱阳湖。因此选择BOD和DO作为预测因子。
2.3 参数确定
水质模型里涉及很多参数, 这些参数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预测效果, 所以参数确定至关重要。通过查阅文献资料, 运用经验公式, 并基于水质监测数据来确定模型参数, 对其进行汇总分析, 如表1所示。
2.4 预测结果
预测初始值取姚公渡断面水质监测数据, 水温数据采用日平均气温, 流速数据采用湖水丰、平、枯三期平均值。参数值取表1的确定结果。DO和BOD这两个指标的水质预测曲线如图2、图3所示。现将预测值和相应的实测值做一个误差分析, 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看出, 各水质指标预测值与实测值的误差均控制在±20%之内, 最小误差为-0.56%, 最大误差为-15.71%。根据《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技术报告编写指南》对模型精度要求, 其误差应控制在±40%以内, 说明本模型满足精度要求, 能比较客观地反映研究流域污染物浓度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预测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摘要：BOD-DO模型是定量描述水体污染物时空变化的一种数学表达式。论文将此模型应用于鄱阳湖入湖河流的水质预测, 并通过实例的应用分析, 将预测值与实测值对比, 证明此模型应用于河流水质预测, 理论合理, 方法简便, 易于应用。
关键词：BOD-DO模型,水质预测,鄱阳湖
参考文献
[1] 金腊华, 徐峰俊.水环境数值模拟与可视化技术[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2] 彭泽洲, 杨天行, 梁秀娟, 等.水环境数学模型及其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鄱阳湖生态保护范文第4篇
为促进我县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解决支农资金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县根据上级部门有关文件精神，决定大规模培训农村财会人员，以提高农村财会人员政策和业务水平，特制定如下培训计划：
一、总体目标：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江西省会计条例》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管理》以及财政支农政策等知识的学习，全面提高农村财会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职业道德素养和业务工作能力，使各项农村财会政策得到更好地宣传、贯彻和落实，建立健全的农村财务管理制度和科学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促进农村财会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
二、具体目标
1、由于我县地域辽阔，行政村较多，需培训人员超千人，我县力争用三年的时间对全县每个行政村的报帐员、村主任、乡农经济会计以及代理会计进行一次轮训。
2、根据上饶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开展农村财会人员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饶财秘【2010】11号)精神，我县决定用两年时间对全县行政村级报账员(文书)农经站会计进行培训，每年不少于300人。做到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长远规划与近期目标相衔接，努力把好事办好、办实。
3、每年的培训时间定于5月中下旬，每期100人左右，共三期，每期时间不少于2天。
4、精心组织局业务骨干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努力打造一支业务精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鄱阳县财政局会计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