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生存论文范文第1篇
201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健康”一词共出现351次。在十九大报告中，一系列有关“健康中国”的战略被提，这也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整体医疗资源不足全球性挑战所贡献的中国解决方案。我国目前的医疗现状仍呈现出倒金字塔结构，大量患者更倾向于到医疗资源丰富的三甲医院，基层医疗机构难以吸引患者，医患关系仍是2017年医疗舆情的关键词。
随着社会的网络化，传播媒介的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传播媒介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影响也日益显著。纪录片是一种以真实生活为创作源泉，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展现真实为目的，通过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非虚构的影视作品。[1]纪录片不仅仅是一种形象傳播，其中还种蕴含着公共政策。[2]近年来，形象传播纪录片层出不穷，类型不断丰富，题材更加多元化、立体化。纪录片中非虚构的叙事模式特别适合医疗媒介形象传播，其鲜明的在场感，对促进公众理解相关政策、事件具有重要作用。纪录片由于其内容题材选择面广，不受时空限制，反映社会现实，对引导社会良性发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间世》最早见于庄子的一文，由七个故事组成，这些故事的主旨分别为：内养、安命、诚言、慎行、藏拙，讨论的是人世艰险，但在内修“心斋”之术的基础上，外修诚言、慎行、藏拙工夫，可以达到内圣外王之境，既可应时用世，又可全身自保，提出的是一种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与此不谋而合的是，同名纪录片《人间世》（以下称《人间世》）向人们发起了一场关乎生与死的灵魂追问，其播出恰逢2017年我国医患舆论的频发期，该片的播出被认为是消解医患矛盾的“银弹”，但传播学理论研究表明，媒介的传播效果是有限的。疾病尚无法全部治愈，一部纪录片更是无法做到药到病除。[3]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和身体不虚弱，而且是身体、心理、社会功能三方面的完满状态。”健康包括三重含义：其一，躯体没病；其二，身心健康；其三，幸福美满。[4]《人间世》作为现实生活之镜，展现出纪录片创作的最高价值，通过真实影像的力量直面医患关系的现状，敢于突破人们的认知边界，激发受众思考，从而重构社会对医患关系本质的思考。因此，有必要对《人间世》的审美呈现进行探讨。
一、《人间世》的叙事特色及传播价值
（一）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呼应的叙事策略
《人间世》以上海多家知名医疗机构为背景，以急诊室、手术室、重症监护室等医患矛盾、冲突的高发区为拍摄地点，记录了医生、患者、家属三者之间的日常所见、所思、所感。该片由8个摄制组在没有剧本、没有提纲的情况下，历经两年完成，拍摄过程采用直接电影的方式进行拍摄，24小时、三班倒、蹲点拍摄，没有人物预设，没有情节预设。[5]《人间世》共10集，每集关注一类医疗主题；这样的设置其实目的非常明显，即以医疗机构为空间，通过具体的医疗案例构建出整体医疗的立体空间。虽不能反映医疗现状的方方面面，但纪录片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些没有被镜头所记录的案例、场景则留给观众片后思考和想象。
如第1集《救命》中结尾字幕：2015年，瑞金医院心脏外科，共收治1803名病人，70%为危重病人，死亡率为1.5%；2015年，瑞金医院急诊室，共收治7412人，死亡474人；2015年，瑞金医院急诊抢救室，入院人数266人，231人抢救成功。
从中可以看出，医学并不能达到全部治愈，也会有失败，这些都是真实生活的写照——不完美，但真实。
真实是化解矛盾的力量源泉。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等、医疗机构市场化、医患双方行为博弈等对医患关系产生影响。[6][7]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本质上都是作为人的属性而存在的。在当下的医疗媒介形象传播语境中，《人间世》特别注重对医患关系中人的关注，关注那些共同面对来自于健康威胁和挑战的人群，他们可能是医生，也可能是患者，也可能是身体健康的人，这使得《人间世》在当下的传播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医生站在病床旁边观察病人与病人倒在床上观看医生，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医患矛盾将医生和患者至于一种相互对立的位置，但医生和患者在面对疾病的立场是一致的，这种悖论的成因多种多样。《人间世》通过镜头语言回应着这段至今仍熠熠闪耀着人文之光的铭言，同时也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再次摆在世人面前——疾病到底是不是可以完全治愈？与那些展现“完美”的医疗类题材的电视剧相比，《人间世》更多的是用客观的镜头将现代医学在疾病面前的现实和无奈，冷静地展示给观众。人有的时候最难接受的就是现实，《人间世》的这种真实并非只是客观的真实，更是心灵的真实。作为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一个控制者，《人间世》让观众站在自己面前，怀着敬畏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8]
（二）“直接电影”式的叙事手法
《人间世》在叙事手法上，深入到正在发生的医疗事件当中，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让观众亲历事件发生现场，给观众最直观的事实感。在节目栏目化、纪录片商业化的今天，《人间世》这种相对传统的记录方式与商业化医疗题材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手术过程、让人潸然泪下的解说词、极强视觉冲击力的特效相比，《人间世》所呈现出的医疗场景与公众心目中的医疗场景存在较大差异。《人间世》让人们从客观冷静的视角重新审视生命、疾病和医学，让受众从更加客观冷静地接受现实，引发对医患沟通的反思。
医患双边行是信息、技术、市场博弈的结果。患者方，患者作为主体的“离场”所导致的医患间缺乏交往合理性的根基、医患间信息不对称所致权力地位不平等、医患双方因缺乏共同的“生活世界”而难以有效沟通。[9]法国哲学家米歇·福柯提出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医学知识的高度专业性必定与权威性相伴；当患者遭受病痛时而不得不求助于医生，而高度专业化的医学知识体系加剧了医患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患者弱势地位。[10]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工具理性被发挥到极致，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性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工具理性则会变为具有毁灭性的非理性。由于技术的进步并非价值中立，飞速发展的医疗技术得以进一步巩固并加剧医患双方话语权的不平等。总体来讲，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已成为影响医患双方的行为模式的主要因素。《人间世》在几个特定或者说是固定的空间中，将医生、患者、家属、医疗体系整合在一起，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医患关系，更是当今社会的真实写照。
（三）理性化解说词的运用
解说词是纪录片中很具表现力的叙事元素，是纪录片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纪录片解说词既要符合纪录片的“真实”核心，同时还要富有艺术性并留给观众想象空间，既能渲染氛围，又能引发思考。好的解说能让纪录片充分体现它的人类“生存之镜”的价值。[11]
如第8集《坚持》：“医学是一个不断求证的过程，挂号，检查，问诊，手术，每一步似乎都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甚至会把医生、患者，都推入无奈的境地。”这段解说词将整个就医环节全部概况，观众需要通过理性思维的补充才能解解说词所要表达的含义，不仅抒发了作者的情感，同时也在引发观众的情感冲动。
《人间世》中的解说词介入画面的并不多，且都是出现在影片在中的关键节点处，这避免了对观众观影思路被打断，能够留给观众一定的思考空间。纪录片中的解说词，是诉诸观众听觉器官的一种文字语言，是作者理性思维的直接外化。纪录片仅靠“电影眼睛”式的纪实手法很难达到历史的厚重感。纪录片需要一种诗性的语言，使其在被理解和被接受的过程中为纪录片解说词的发展提供合理的存在空间和创作表达。[12]受消费主义的商业导向、商业性纪录片铺天盖地而来以及对收视率的追求下，传统观察式纪录片受到巨大的冲击，其拍摄的理念和策略遭遇种种质疑和挑战。[13]《人间世》以坚持不介入、不干涉、长期观察、让事实价值自然凸显的方式传播科学精神的创作思维再次焕发出光彩。
二、《人间世》对医学人文教育的启示
医学技术的发展对提高人类健康、延长人类寿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医学技术发展背后的一面却是忽视了医学内在的、固有的人文内涵，有温度的医学不见了。[14]取而代之的是医者威严冷峻的权威态度和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医患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应当在理性因素的主导下发挥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有力遏制其消极作用，从构建更加和谐的医患关系。[15]《人间世》以客观冷静的笔调，对医生、患者、家属三类人的行为进行忠实记录，通过“真实”引发观众思考。使受众通过影像认识和思考医学、医患关系，经过受众分析、比较、推理和判断得出结论；而非凭直觉、情绪状态和潜意识形成的片面观念对事物所作的结论、定性及形成的看法和观点。[16]
医学人文教育不仅需要情感的催化，更需要理性的支撑，二者缺一不可。任何时候都必须充分重视个体理性能力的培养，所以，真正合适的医学人文教育在坚持理性与情感并重和统一的基础上，决不能漠视理性教育的价值。一味地强调情感交流、情感融通作用，不仅无助于医学人文教育目的的实现，而且也不利于个体高尚人格的培养。在非理性医学人文教育实现的过程中，还是要以理服人，加强对受眾的理性认知能力培养。
医学人文教育的本质是面向未来的。医学教育的发展不是定位在自然人的高度，而是定位于社会人的高度为未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人间世》的超越性就在于通过画面展现出现实世界向理想世界的转化过程。医学人文教育的超越性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医学人文教育活动本身，还是其表现的实践价值以及潜在价值，都将越来越明显。医学人文教育的超越性鼓励人们不再满足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是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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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生存论文范文第2篇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是以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互动为主题的。基于这种互动关系,马克思将人本目标不仅看做是一个终极目标,而且落实为一个当下目标,即通过创造二者的良性互动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我们必须反对将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无限期悬置,而在现实中违背这一原则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将终极关怀的价值目标落实为现实关怀,在现实中具体探讨实现终极关怀的途径,从而实现一种“全程”关怀。
[关键词]终极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
刘仁营(1977—),男,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裘白莲(1981—),女,华东交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哲学。(江西南昌330022)
本文为江西省2008年十一五规划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与科学发展观”(项目编号:08ZX14)重要成果。
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互动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增长、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有利于人的自由和发展的进步,但从现实的层面看,可能导致人的异化和发展的倒退。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这个阶级”。也就是说,经济效率、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关系、人的自由和能力的发展之间,可能是一种正向的促进关系,也可能是一种反向的阻碍关系。这样就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种具体的“阻碍”关系如何转化为一种根本的“促进”关系呢?人们应该通过创造“阻碍”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在最终突然质变的基础上实现一种历时态“促进”关系呢?还是应该通过逐步化解“阻碍”关系,而在一种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实现相对地“同时、同步”发展?这实际上涉及如何处理对人类的局部关怀与整体关怀、当下关怀与终极关怀之间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人们通常认为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一种是“改良”说,一种是“革命”说。显然,对这个问题的任何绝对化的结论都是不合时宜的。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原则,坚持共时态的矛盾辩证法与历时态的社会进化论,并在现实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到具体答案。整体来看,对人的关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核心内容,它既包括对人的终极关怀,也包括对人的当下关怀;既包括对人的发展状况的直接关怀,又包括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本质关怀;既是具体的、目前的、局部的关怀,又是全面的、长远的、彻底的关怀。因此,我们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终极关怀,将终极关怀无限期地悬置起来,而在当下做违背人本目标的事情;也不能抛弃对人的终极关怀,只顾[前的短暂利益,安于点滴改良,对人的发展采取盲目的机会主义的态度;而应该在实践中具体探讨化解“阻碍”关系的机制和途径。终极关怀理应是具体的、现实的终极关怀,而不是抽象的、神秘主义的终极关怀。
二、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宗旨
将对人的当下关怀引向对人的终极关怀,是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区别于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根本特征。现实主义的立场使马克思总是从对人的当下关怀出发分析问题,但马克思的[光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当下,为当下而当下,而是将对人的当下关怀看作人的整体解放过程的一个环节,从当下关怀中感受和发现人的发展趋势和可能性,并将这种现实趋势和可能性与人的最终解放联系起来,从而将对人的当下关怀引向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既立足对人的当下关怀,又超越对人的当下关怀,走向对人的终极关怀。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各种文本中,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例如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市场背景下,人的全面的生产能力的训练、世界性的全面的交往关系的形成,以及在全面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全面的知识,这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生存特征和生存方式,发现了一个由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联合组成的社会到来的可能性;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必要劳动时间的不断减少,而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加的事实中发现,单纯地从自由时间这个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来看,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短,因为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呈此消彼长的关系,劳动时间越短而自由时间越多,人的自由程度就越大,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步伐就越快;马克思从对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考察中发现,随着劳资之间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的加剧,生产资料越来越从劳动者手中转到资本家手中,越来越从多数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少数资本家手中,资本占有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从而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的占有方式和管理方式便在整个社会化了的生产力中难以发挥作用,于是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占有的个体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爆发,劳动者重新占有劳动资料和劳动成果,重建以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前提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还从资本主义企业股份制和簿记制度的发展中发现,随着个体生产的计划性和组织性的逐渐加强,一种以整体理性为基础、个体理性为动力的生产组织方式的萌芽正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自发生成,这种萌芽的发展壮大将为整个人类生产从无政府主义的盲目状态中走出来提供可能,为人对自己的生产能力和交往能力的自觉调节提供现实条件,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自觉地将对人的当下关怀引向终极关怀的例证。
然而,在马克思去世后成立的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例如伯恩斯坦那里,马克思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维度遭到了粗暴的批判和抛弃,只剩下了对人的当下关怀维度。我们今天重温这段理论史,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伯恩斯坦指出,“何谓最终目的?我认为运动即过程的连续就是一切,反之,预先详细地决定了最终目的,无论怎样的目的,对于运动都是不重要的。在关于运动发展的先见的理论中认为在原则上决定了运动的方向和性质的,正如一般的预先决定了的目的那样,是必然常常陷入空想论的境地,并且到了某一时期,恐怕可能妨害运动的真的理论和实际的进步。”[1](P150)
按照伯恩斯坦的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存在一个逻辑论证上的循环: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命题和公式是马克思的著作所要论证的结果或结论,但马克思在论证这些结果或结论的过程中,又将这些结果和结论当作论证的前提。因此,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是不成功的,他的理论并没有最终成为一种科学,而是被他所接受的空想论的教义所困惑。马克思从空想论那里继承来的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不可靠的。我们的现实行动不能以空想论指出的最终目的为指导,而应该从无产者的现实利益要求出发。“不管处于任何发展阶段上,不足以满足劳动者当前的利益的理论或主义的宣布,总是应该放弃的。”[1](P159)所以,对人的任何终极关怀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针对伯恩斯坦公然抛弃终极目标的做法,卢森堡和普列汉诺夫等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卢森堡认为最终目的是最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只满足于日常改良工作,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就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什么两样。针对“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她指出,“如果运动不和最终目的联系起来,运动作为目的的本身是算不了什么的,对我们来说,最终目的才是一切。”[2](P25)
客观地讲,伯恩斯坦提出“运动就是一切”,是要人们从对人的解放的空想中走出来,立足人现实,面向人现实,采取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现实的策略。伯恩斯坦反对对人的解放的空想主义和教条主义,主张关注现实的人的发展问题。就伯恩斯坦强调对人的当下关怀这点来看,他坚持了马克思的理论,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但他为了强调对人的当下关怀而完全抛弃对人的解放的终极关怀,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背离。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二元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对人的终极关怀是立足于对人的当下关怀的,而对人的当下关怀又蕴含着超越当下而追求进步的终极关怀维度。我们上面提到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从现实关怀到终极关怀的分析思路,伯恩斯坦并没有真正领会其现实意义,他仅仅提到了《共产党宣言》中被现实证明是不科学的结论。所以,他实质上是抓住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些过时的具体结论大做文章,而没有从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层面上来分析问题。
而卢森堡的观点则正好相反,她强调了马克思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方面,这是其合理之处。她坚持马克思的真理而不随波逐流的态度也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但她因为当时革命重点的需要,还没有来得及强调对人的当下关怀,这不能成为我们批评她的理由。尽管笔者在这里仅仅是将这种说法推到极端,但这决不是单纯的逻辑推论。因为这种只追求抽象的终极关怀,而忽视现实的人道目标的行为,的确在后来的苏联哲学那里达到了顶峰。如果说伯恩斯坦忘记了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那么斯大林的哲学就是忽视了现实目标和当下关怀。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是两者之间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统一。
三、对人的当下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基石
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所有理论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应该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历史的目标构成的,而不是一个“一锤子买卖”式的神秘主义的结果。马克思对人的当下关怀,是从人本价值和客观必然性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方面从现实人道的角度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又从对人的当下关怀中寻找人的自由解放的客观依据,而不是将一个抽象目标强加给现实。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存在三种基本状态作了集中论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直接以大量的现实资料和较长的篇幅来阐述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妇女、儿童的生存状况,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所造成的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过程的被迫性、出卖劳动力过程的表面的自由平等、进入工厂之后的被压迫和剥削以及对他们走出生产过程后的一贫如洗,进行了深刻而具体的揭露;而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则以更多的精力和兴趣来关注俄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解放道路,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对人的发展过程的直接关注的文本依据。立足于人的生产劳动这个存在方式,从具体的现实的角度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深刻之处。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人学空场”的观点,其实是将唯物史观的误解形态——生产力实体论当作了其合理形态,才得出的错误结论。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对人的关注并没有停留于对人的存在状态的现象层面的描述,他还抓住了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的存在方式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一“命根子”,从关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的角度,从生产劳动的发展的角度,关注人的发展趋势。因此,马克思对人的关注并没有囿于人本身,他从人与生产劳动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阐释人的发展,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现实性的具体的分析框架。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依次考察了人的生产关系的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以及资本主义所有制几种形式,并考察了生产方式从封建行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几种形式;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把人的占有方式区分为“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和“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三个阶段,并具体考察了以资本雇佣劳动为组织方式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具体过程。乍一看,马克思的这些理论并不是在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而实际上,这正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最具有现实性和深刻性的关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对人的关注不仅是现象层面的直接的关注,而且是本质层面的根本的关注。马克思对人的关注的现实态度和唯物主义立场,使得马克思摆脱了抽象人性论的肤浅,从而与那些批判马克思理论是“人学空场”的抽象人道主义划清了界限。
立足现实,关怀芸芸众生。在《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的160多年里,发生了许多马克思所无法预测的事情,这些事情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人类在进步,世界在进步,但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根本问题却依然存在: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周期越来越短,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越了自然环境可以承受的限度;另一方面,世界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合理,发达国家的少数世界富豪垄断和占用了世界大部分资源,而有超过14亿的人口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令人欣慰的是,社会主义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并正在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向努力。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也表现出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教育、医疗、住房体制改革过程中,许多人上不起学、医不起病、住不起房;制度和体制改革又直接带来了分配方面的问题,社会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针对这些新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了原来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及时的指导。但有某些经济学家,受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禁锢,仍然坚持和宣扬生产至上论、效率至上论的发展路线。因而,从根源上批评拜物教式的经济价值观,是目前意识形态领域十分紧要的事情。
四、终极关怀结合当下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实现途径
在马克思的逻辑中,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当下关怀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对人的当下关怀是通往终极关怀的必由之路;而对人的终极关怀是统领当下关怀的思想灵魂。如果说对人的当下关怀实现的是人的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量变”,那么对人的终极关怀,即人的彻底的完全自由和解放就是人的发展道路上的“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前提条件,量变只有朝向质变的方向发展,并超过“关节线”,才能达到质变。这里所谓的量变的主体实质上是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保证社会生产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我们才能保证社会生产劳动在发展的根本方向上是朝向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的。因此,这里所讲的为质变准备条件的“量变”,不是任意的量变。一方面要求这种量变在根本方向上不背离根本目标,因为实现根本目标的过程如果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无论如何是无法想象它能最终有利于根本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这种量变必须是“结构内的和谐量变”,因为如果这种量变的单方面发展影响了其他要素的发展,使得其他要素向背离最终目标的方向倒退,那么这不仅无益于最终目标的实现,甚至可能导致对最终目标的破坏和背离。因此,质变的实现要求量变朝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对人的终极关怀必须具体落实为一个个符合人的发展要求的当下关怀。没有这样一些具体的现实的环节和过程,人的彻底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只能沦落为抽象的乌托邦。
如果说对人的终极关怀需要当下关怀来实现,那么当下关怀的具体展开又需要终极关怀这个灵魂来统领。对人类的最终命运的立场不同,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所有理论和所有行为的方向朝向哪里。马克思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人本主义者。现实主义与人本主义在他那里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整体。马克思的深沉的人文关怀理念,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他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3](P7)他决心学习那些高尚、伟大的人物,“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3](P7)。
马克思创立和践行了自己的辩证的经济哲学,而当代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与时俱进,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她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价值主旨和精神实质,而且具体探讨了将终极关怀与当下关怀结合起来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途径。科学发展观不仅追求经济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历时态”意义上的统一,而且追求二者之间的具体的、内在的、“共时态”意义上的统一,从而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科学发展观主张,“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既着[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科学发展观反对将对人的终极关怀当作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悬置起来,要求将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具体化、操作化、现实化,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看作一个实现的“全过程”,并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具体实现这一目标。这样,对人的终极关怀就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信念,而是具体的可以身体力行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辩证思维,创造性地探讨了实现终极关怀与当下关怀相结合的途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统筹兼顾”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人的发展与经济建设、人的发展与社会关系、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人的发展与核心价值观等各个方面。其中将“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辩证结合是其最核心内容。科学发展观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互动的无止境的历史过程。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没有了基础和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其当代形态——科学发展观,将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当下关怀历史地、辩证地结合起来,通过对人的当下关怀来实现终极关怀,通过对人的终极关怀来统领当下关怀,从而将“终极”关怀的思维转化为一种“全程”关怀的思维,才能走出历史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二律背反,走向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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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龚剑飞】
马克思哲学生存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马克思实践哲学不同于“解释世界”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与经院哲学，它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实践形态”的哲学体系。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是：由经济学转升到哲学。即：由经济学范畴“劳动”上升为哲学概念“对象性”和“实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全面界定了他的实践哲学各范畴，尤其是“主体”、“客体”概念的本质含义，并对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从而形成了实践唯物论、实践认识论、实践价值论、实践主客体辩证法、实践唯物史观合一的实践哲学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哲学创建的完成。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在哲学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及其整个体系架构，对于我们今天，返本开新、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哲学；创建路径；体系架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李世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马克思实践哲学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立足于现实生活，致力于世俗世界的改造，这决定了它不同于旨在“解释世界”的西方传统哲学。
马克思开创的是实践哲学，不再单纯解释自然、人或社会各自是什么，而是以主体人与客体的自然、社会的交互作用的“活动”为其哲学的考察点和奠基点。马克思实践哲学定位于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因而它是否定性、批判性、革命性的，是行动中的哲学。
一
马克思实践哲学是以什么路径创建的呢?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回忆说：“1842年——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官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终动因。”按照黑格尔国家、法等都是普遍理性的体现，可现实物质生活却并非如此。“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马克思正是从物质利益这种经济关系人手进入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分析性批判，这种批判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创建成为可能；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没有使马克思转入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使马克思真正转入实践哲学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正如《手稿》的题目：经济学——哲学，即由经济学转到哲学，正是这种转向使马克思开辟了实践哲学的路径，《手稿》成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诞生地。
哲学史上，黑格尔哲学致力于解决实体与主体、存在与精神抽象对立的二元论，绝对精神的对象化、外化或异化产生出实体存在，以求存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是黑格尔的功绩。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主客体统一的思想，借用并区别了黑格尔的对象化、外化、异化、对象性等重要概念，阐述了他的实践哲学。《手稿》既吸取了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他对“劳动”的唯心主义认识；既吸取了费尔巴哈把人看作异化主体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他对人的直观理解；既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创造价值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其对劳动和劳动者割裂的错误，进而把劳动和异化结合起来，形成了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异化是哲学概念，劳动是政治经济学范畴。在对异化劳动的考察中，马克思在区分对象化、外化、异化的同时，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外化就是生产劳动，即实践的最基本形式。
《手稿》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而这些分析始终贯穿着“劳动”这一核心概念。国民经济学指出劳动创造价值，但实际生活中却是越劳动，越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反而自己越贫困，“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力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马克思从这个“现有的经济事实出发”，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不是对象化的确证，对象化变为异化，这就从经济学的批判分析转入了哲学领域的探讨。
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深刻分析，马克思把对象化、异化的主体、客体进行了全新的理解和规定，通过这种规定，马克思把对象化活动改造为自己的“实践”概念，奠定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础。
凡对象化、异化都一定有其主体和客体。对象化、异化都有主体的活动指向外在的客体使客体发生改变的含义。然而，不同的哲学家对主体、客体却有不同的理解。黑格尔的主体是唯一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绝对精神，客体是消极的被动的物质存在；费尔巴哈的主体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客体是宗教(上帝)。费尔巴哈的进步在于把主体还原为自然的人，这是唯物主义的一个胜利。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主、客体思想，对对象化活动的主体在《手稿》中理解为具有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劳动)本质的人，在《提纲》中进一步深化了对作为对象化主体的人的界定，这一界定是对主体的本质规定。《提纲》第6、7、10小节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的主观性、抽象性，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对象化活动的主体的真正本质，即实践主体的本质内涵。
在《手稿》和《提纲》中，马克思也揭示了对象化活动的客体的本质含义。黑格尔认为：自然(客体)是由绝对精神创造的，是绝对精神的外在化。因此，它带有它的创造主的神秘印迹。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但他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只把自然当作人类感觉、直观的对象，而不是当作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对象。“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处在原始状态下的自然界是不符合人的目的，只是在把自然界加以改造过之后，它才变为人的存在物。所以，自然界对人说来并不像动物那样直接存在着，而是按照它被人们改造过的那种状态存在着。他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还通过考察工业发展的历史，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经过劳动和工业改造过的自然界，并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只有这种人化自然界才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客体。对客体的深刻的、关键性的阐明是在《提纲》中：“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
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人的活动是感性的人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并要把客体“从实践的主体方面来理解”。所谓客体，是实践主体进行对象性活动的客体。其二是说，客体不是脱离主体而存在，客体是由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而赋予的，客体从属于主体，没有主体便没有客体。《提纲》第三节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的对象性活动(即“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的客体是“环境”和“自我”。主体的对象性活动所指向、所改变的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自身。主体既改造了大自然，又同时改造了社会和人自身。
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1．对象化活动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得以创立的第一个逻辑起点，也是打开和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把钥匙，而这一逻辑起点，首先是在《手稿》中剖析并展开的。《手稿》是马克思“实践”范畴的萌生地，由它直接通向了《提纲》，从《手稿》到《提纲》一直贯穿着对象化活动这个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入门概念。对象化一对象性活动转升为实践的逻辑思路，诞生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对象化”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生成的关键词，也是理解和解读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结构的钥匙。《提纲》把《手稿》中的对象化活动、异化劳动“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并对实践的主、客体作了不同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全新的理解和规定，从而宣告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包括：实践唯物史观、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唯物论、实践价值论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架构创建的完成。
2．《提纲》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主体、客体以及两者关系作了全面的、纲领性的、本质上的规定，是整个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提纲》是整个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的写作大纲。
3．实践的主体是社会性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的人，这就宣告了英雄史观、精英史观、宗教创世观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破产。马克思《手稿》认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1845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讥讽坚持英雄史观的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是“神圣家族”，指出：历史“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恩格斯也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讲到：“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紧随《神圣家族》之后的《提纲》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建立在社会性的人的物质生产的实践基础上，是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属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
4．马克思对实践主、客体的本质规定，同时宣告了马克思实践认识论的诞生。马克思把认识论纳入“实践”视野，实践主体就是认识主体、实践客体是感性客体、是属于主体的客体。这种主、客体规定，彻底终结了近代哲学由于认识不到主、客体相互关系(即对象性关系)而导致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相互驳难，也彻底驳倒了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社会性的个人获得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可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和修正。只有作为实践的社会性的人才能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我的普遍意识也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认识的客体就是实践客体，客体是人化自然，具有属人性，是“从主体方面来理解”的客体，这就说明客体能够被主体所反映，马克思实践哲学是能动的反映论、是可知论。
5．马克思实践哲学对主客体关系的阐明，就是马克思的实践主客体辩证法。“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实践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能动地作用于客体，客体又反作用于主体，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它们相互依存、相反相成，既对立又统一，一则形成了矛盾关系，二则形成了主、客体的矛盾运动。矛盾关系是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实践主客体辩证法；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不仅形成了主、客体自身的变化发展，而且也形成了主、客体双方统一的基础——实践的运动发展：首先是人类的基本实践——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其次是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的运动发展。正是这种运动发展说明了马克思实践辩证法既是主客体矛盾辩证法，又是“过程辩证法”，而非理论形态的以“三大规律”为内容的自然辩证法或客观辩证法。
6．马克思实践哲学既非直观的唯物主义，更非唯心主义，即：“非心非物”，不是唯一的“心”，亦非唯一的“物”；马克思实践哲学又是“亦心亦物”，不是只见“人”，也不是只见“物”，而是“心”与“物”的辩证统一，是“心”与“物”的“平起平坐”，是以人为本的劳动人道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或日：实践唯物论。
7．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论，本质上是实践价值论。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指向什么客体，是有价值选择取向的，是“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马克思对实践主体的本质规定，说明人不仅有自然生命本质，更重要的是人还有“类本质”，即人是社会性的人。人的自然生命本质，决定了人对自然的价值选择；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人的社会价值选择。价值选择的真正目的是人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对人自身的实现。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劳动、对象化活动以及主、客体的分析，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分析批判，得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是丧失了对象的对象化活动，在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对象化活动的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对象化活动(在马克思看来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劳动)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本质上的深刻揭示。马克思以此路径创建了自己的实践哲学，建构了完整的、浑然一体的、庞大的实践哲学体系。这种体系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将其内在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全面展开而建构的。
三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在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1．马克思实践哲学植根于现实生活，立足于改造世界，不是经院哲学，不是理论玄谈。既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范式
的彻底颠覆。西方传统哲学主要有两种范式：一是实体性哲学范式；二是主体性范式。前者追寻世界的本源和本体，是超验的形上追求；后者是以人的自我意识、主观理性为逻辑奠基点和理论支撑点。这两种范式各偏执一方，都导致解释世界的理论玄谈；而马克思以其辩证精神，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主体和客体辩证统一起来，创建了实践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哲学。
2．马克思实践哲学是在继承和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主客体思想的基础上创建的，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和升华。
3．马克思主义哲学由马克思实践哲学开启，植根于现实生活实践。实践不舍昼夜，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永不停步。它面向未来，不自命为终极真理，不故步自封，随着实践的发展处在永恒的创新过程中，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是活的马克思、永远的马克思，马克思实践哲学是永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及其整个体系架构，对于今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践行科学发展观，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波澜壮阔，日益深入。新实践孕育新理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构建无愧于时代、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新体系，不能脱离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宗旨和精神实质，必须坚持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原则。只有做到了正本清源，也才能返本开新。“本”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之本，背离了这个“本”，任何“开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
2．在全球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正面临来自新理论、新实践的双重挑战，深刻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及其整个体系架构，对于我们迎接各种挑战，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3．主、客体的相互生成，对立统一的实践辩证法，使我们能够更加坚信以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领会其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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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生存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哲学;教学方法;自然科学;文史知识;路线;方针;政策;学生实际
Study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Marx doctrine philosophy "，" teaching method
Li Ke-q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of Tongren University Guizhou Guizhou Tongren 554300)
2007年版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原理》)已正式开始使用。本教材根据深入改革开放的实际，经过2008年、2009年、2010年、2013年四次修订，突出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教育性与知识性相结合、整体性与针对性相结合的原则，而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学科，学生对哲学理论的把握、对知识点的运用有一定的难度，因而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循序渐进。
一、哲学教学应联系自然科学实际
哲学是对各门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一方面，它以各门具体科学为基础，并可以由各门具体科学加以证明;另一方面，它又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指导。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学生已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有助于无可辩驳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从而大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可信度。例如，在解释量变质变原理时，量变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数量的变化引起质变;另一种是由于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空间排列秩序和结构形式上的变化而引起质变。因此，我们可以用化学中的“同分异构体”的概念来说明。所谓同分异构体，就是指化学分子式相同，而结构式不同，进而其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也不相同的事物。例如，甲醚和乙醇(酒精)，它们每个分子中所包含的都是两个碳(C)原子、六个氢(H)原子和一个氧(o)原子，分子式都是“C2H6o”，但是由于这些原子之间排列秩序不同，即结构方式不同，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化合物(见下图)，在常温标准大气压下，甲醚是气体，几乎不溶于水，乙醇是液体，能以任何比例与水混合，因此，它们的化学性质也不相同。这就说明事物在空间排列秩序和结构形式上的变化会引起质变，所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既要注意事物数量的变化，还要注意事物在空间排列秩序和结构形式的变化。
二、哲学教学应联系文史知识实际
哲学教学，不但要联系自然科学实际，还要联系文史知识实际，例如，在解释唯物辩证法辩证否定原理时，即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就可以用到历史课上学过的“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三次武装起义、四次革命与反革命的曲折斗争，才最终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1)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武装起义，攻占了巴士底狱，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国民自卫军。(2)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 中途被识破押回巴黎， 君主立宪派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 路易十六批准立宪派制定的宪法(1791宪法)，建立了立宪派统治;1792年4月，法国抗击外来武装干涉的战争开始，路易十六的反革命面目暴露，立宪派的保守妥协态度愈加不得人心;于是，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第二次武装起义打倒波旁王朝，推翻立宪派的统治，建立了吉伦特派政权，并于1793年1月21日，处死了路易十六。(3)1793年2-3月，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组成反法联盟，武装干涉法国;同时，法国国内发生大规模王党叛乱，在革命处于危急的时刻，巴黎人民于5月31日至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统治，建立雅各宾派专政。(4)雅各宾新政权面临严峻局面，被推翻的吉伦特派在许多地区煽起武装叛乱，于是雅各宾派实行“恐怖”统治;1794年6月，国内反对“恐怖”统治的势力得到加强，并于1794年7月发生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专政，从此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这中间经过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长期复杂的斗争，才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确立。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尚且如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即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三、哲学教学应联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是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党的每一个路线、方针、政策无不包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以党的基本路线为例，它包含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事物是普遍联系、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以及抓主要矛盾、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等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又如，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又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既要反左，又要防右，但主要是反左”的思想等。也都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因此，哲学教学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结合，可以教育学生用哲学观点更高层次地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四、哲学教学应联系学生的身边实际
科学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学习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把理论当做锐利武器，去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就会失去其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就在于它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例如，由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那么启发同学们分析：“现实生活中是否有些时候没有矛盾?是否有些地方没有矛盾?”同学们经过一会的思考，回答说“没有!”于是就进而得出了“在现实生活中必须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必须全面分析事物，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结论。同时，生活中的这些矛盾是否都是均衡的呢?当然不是，有些主要、有些次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诸多矛盾，但主要还是教与学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努力学好各门功课，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为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我们顺理成章地得出矛盾有主次之分这一哲学命题，进而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通过分析，大家不仅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了深刻的理解，而且提高了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在哲学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能使抽象的哲学理论变得具体生动，不仅有利于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而且能大大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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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铜仁学院校级特色重点学科(教育学)资助。
作者简介：李克强，男，汉族，本科，1963年7月出生，铜仁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政治副教授;研究方向：人类变迁。
马克思哲学生存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而恰恰是适应时代主题、实践主题和党的历史方位变化而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有其独有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范畴体系、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它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关键词］革命哲学；建设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构想
［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任务，是基于时代主题、实践主题和党的历史方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变而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以个别形态存在的建设哲学，以特殊形态而存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提出建设哲学的根据
１．时代主题的转变。关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作过精辟的论述。黑格尔指出，每一种哲学不过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１］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２］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的时代主题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诞生，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发展。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具体表现为：一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整个世界越来越居于统治地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共处于市场经济时代。二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三是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多极化使世界各种力量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衡，有利于避免世界的大冲突，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总的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强调全球合作、两制共存，强调共同承担维护人类利益的责任，强调共同处理与人类相关的全球事务。这就是建设哲学与革命哲学的本质区别。当前，世界各国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以综合国力为内容的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必须应对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如：贫困问题、环境恶化问题、疾病灾害、资源利用、信用危机、金融危机、政治动荡、局部战争、核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危及各个国家的发展，但是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又无法解决。因此，放弃以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为思维特征的革命哲学，发展以平等交往、合作共存、求同存异为思维表现的建设哲学就成为时代的要求。
２．实践主题的转变。哲学与实践也是交互作用的。哲学反映实践，指导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丰富自己的内容和改变自己的形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赋予无产阶级的使命，无产阶级的实践包含前后相接的两个历史阶段，即革命和建设。革命的历史任务在于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变；这个任务完成以后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还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无产阶级的实践形式就是建设。
“就世界无产阶级总体实践来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实践的主题就发生了转换，即由社会主义革命转到了社会主义建设。”［３］但是，构建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任务并没有成为一种理论自觉。虽然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无产阶级这种实践形式的改变，如：列宁提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４］毛泽东则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前夜提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５］的思想；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６］并且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但是总的来说，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哲学上没有相应地实现转换，斗争的思维、革命的思维、军事的思维而不是建设的思维依然主宰着人们的思想（当然原因是复杂的），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走了弯路，出现了曲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就是它不仅在实践上真正使中国人民的实践主题由革命转到建设，而且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建设哲学权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实践的最大特征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之所以能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在于三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了邓小平从建设的角度提出，由江泽民、胡锦涛发展了的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理论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理论和政策。这些理论和政策本质上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但是这些思想和理论依然是一种“自然形态”和“文本体系”的建设哲学，我们的任务是提出并构建具有“自觉形态”和“叙述体系”［７］的建设哲学。
３．政党地位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无产阶级政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特殊的关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实现“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８］这是马克思对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的经典说明。哲学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哲学与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联系，它通过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中介起来。那就是“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９］关于哲学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列宁阐述的非常明确，一方面，“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１０］另一方面，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笔者注），同时要保卫它”。［１１］
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为了形成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和策略。在以革命为主题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形成了自己的革命哲学，而且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方面作了发挥，形成了独特的革命思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全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力图用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来指导全党的实践，《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是中国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的雏形。但是，由于党刚刚从战争的环境中走出来，革命哲学、斗争思维作为一种既成的社会意识还具有历史的惯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本身的复杂性和我们力图不走苏联老路的独立性；严酷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理论准备不足和政治上的个人专断等原因，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完全从革命党转向建设党。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全党逐步实现了全方位的历史转换，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１２］党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更加复杂的执政环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成为必然。
二、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的具体哲学形态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性质问题。是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才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任务？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哲学（或社会革命理论）画上等号？建设哲学与革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１．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革命哲学，是由于人们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对改变世界”中“改变”一词的教条理解。应当如何解读？马克思在这里对“改变”一词有没有赋予其特定的内涵？人们一般的理解是“改变”就是实践，就是变革现实世界。变革现实世界是不是就是破坏现存世界，就是革现存世界的命？或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与旧唯物主义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说明世界不同，新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标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力量而变革现存制度，变革现存世界或制度，首先是变革、推翻、打破旧的、过时的、不合理的、逐渐丧失存在合理性的世界、制度，那么，这个过程能完全表现“改变”一词的深刻内涵吗？我们认为，变革、推翻、打破只是总的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的实践形式，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变革、推翻、打破这些实践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制度、新的世界、新的社会，而这种制度、世界、社会需要人类的维护，这是另外一种实践形式，这就是建设。因此，“改变”的内涵深刻，它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最一般的概念，人们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揭示出它的深刻内涵，而改变对它的教条式的理解。
２．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革命哲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经产生就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资本主义矛盾集中暴露和人道主义理想集中破灭的时期，产生于许多思想家试图集中解决这些矛盾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推翻现存制度，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１３］为特征的新社会。这个过程至少包括三个历史阶段，即推翻现存制度、建立新制度、建设维护新制度，这三个阶段哪一个不是漫长的历史过程？鉴于当时哲学的第一个任务是变革现存制度，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革命哲学或突出其革命的功能是不难理解的。或者说在第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了革资本主义的命，这在马克思那里是非常明确的。哲学和革命实践的这种紧密关系，不仅影响了哲学讨论的问题，还影响了分析和解决问题时的哲学观点、哲学理论和表达方式。哲学由于分析和解决的是无产阶级在解决革命问题中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被打上了深深的革命烙印。思想的东西、主观的东西一旦形成，不仅具有直接现实性，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使它表现出了难以克服的“惯性”，使它成为一种经验，成为经验主义哲学的充分理由。这种大的理论环境和历史环境，使人们很自然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哲学画上了等号。
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形态。梁树发教授指出：“在通常意义上，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革命的哲学，或者社会革命的理论。这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就其整体的性质和特点来说，是革命的”。［１４］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批判的，“一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它的使命在于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也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代表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利益的。”［１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和其在斗争中发展的规律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而从由实践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随实践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包含革命的内容，而且也包含建设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时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际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１６］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力，为彻底改造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基础。他们还提出了“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１７］的论断，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习最彻底的决裂。”［１８］这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不仅要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还要随着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里革命的实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彻底的革命，逐步确立与一切传统观念根本不同的、崭新的思想意识与道德观念，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根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自己哲学的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更应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变化而丰富自己的哲学内容并改变自己的形式。无产阶级的实践，分为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作为思维中的反映，其哲学形式就有革命哲学和建设哲学。革命哲学以夺取政权为其使命，建设哲学以发展生产力为其主要任务，但它们以实现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为同一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决定其具体的哲学形态，具体哲学形态体现其革命批判的本质。因此，即使是建设哲学也不能失去其批判功能，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违背社会主义价值的东西。
从以上分析可知，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简单地就是革命哲学，也不是革命哲学和建设哲学的简单相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革命的哲学，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新的时代和实践要求自身发展的一种逻辑必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建构
如何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适应的建设哲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哲学家们进行了探索。韩庆祥教授认为，新时期哲学理论要发挥对时代变迁的引领作用，就必须在塑造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方面有所作为。总体来讲，建构建设范式的哲学，应在理清哲学主题、基本问题、研究方式、分析框架和核心理念等方面下工夫。［１９］梁树发教授则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准确地实现这一哲学由“自然形态”向“自觉形态”的转变，由“文本体系”向“叙述体系”的转变。［２０］总的来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必须在明确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用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范畴、命题和原理将其表达出来。
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方法论。由“文本形态”向“叙述形态”的转变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方法论。所谓文本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即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这些哲学思想主要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理论形态的具体问题的具体论述中。所谓叙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指经过理论提升的、有自己独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和结构体系的独立的哲学形态。这一方法论首先说明，这种哲学是客观存在的，但却不是一种直接的存在，这构成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命题的客观依据；其次这种哲学是需要建构的。因此，哲学家有三项基本的工作要做，一是首先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思想的剥离。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物质载体——文本原著为依据，发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本质和规律的论述；二是进行理论综合。这些论述既有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整体的共性的东西，也有各具体理论形态的创新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继承与发展、创新的角度，将这些共性的东西加以综合；三是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构建建设哲学理论体系要以我们所进行的理论梳理和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为依据，用新的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将这一哲学叙述出来。［２１］
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研究对象。毛泽东曾经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２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是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关系、规律、道路作出回答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质的认识，要结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社会主义建设自身的矛盾体系来得到说明。［２３］（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根本主题和根本目标，这一实践过程必须用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衡量和规定；（二）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处一个实践过程。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层次上看，改革和建设都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本质是在改革中实现的。另一方面，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又不是完全同一的，而是手段和目的关系。改革是手段，目的是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中不符合生产力的部分，上层建筑中不符合经济基础的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三）社会主义建设本质上也是一个不断协调和解决各种矛盾和关系的过程。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矛盾体系，包括各种各样、各种层次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产生和解决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
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范畴体系。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具体学说，都有自己的范畴体系。对于一种哲学理论体系而言，独有的哲学范畴成为与其他哲学体系相区别的标志。张岱年甚至认为“哲学是范畴之学”，认为“自古及今，哲学家之主要工作，或在创立概念范畴，或在诠释概念范畴，或在厘清概念范畴，或提出若干重要概念范畴而特别表彰之，或统综一切概念范畴而厘定其相互关系。”［２４］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必须首先“创造”出其特有的哲学范畴，当然，这些范畴并不是主观臆造的概念，而是有其客观基础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的具体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形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范畴应当既要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又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殊的本质，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这是我们确立建设哲学范畴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范畴包括：建设与实践，现实的人与人民群众，生产力与共同富裕，需要与生产，交往与发展，矛盾与和谐，环境与自然，不平衡与平衡，社会结构与社会有机体，领导与群众。
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命题。命题是范畴的展开形态，比范畴更加具体，是建设哲学结构体系中的第二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命题复杂多样，我们选取基本命题所遵循的原则，一是命题必须具有总体性特征，能最一般、最普遍地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二是所选命题必须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理论提升。按照这样的原则，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命题有：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各种矛盾的展开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是社会有机体五种生产的平衡和统一，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这些命题既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更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遭受曲折和反复的教训的理论总结，它们与范畴相比，更加具体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使这种哲学更加显现出其生动性、丰富性和客观性。
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原理。原理是关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般性观点、命题和理论，［２５］是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的基础的规律。［２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原理就是能从总体上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原理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即三大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相互促进的原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原理；统筹兼顾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矛盾的原理；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原理。三大规律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三大规律，三大规律缺一不可。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又不断深化着对三大规律的认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但是讲协调不是不要重点，发展生产力永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任务，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对待这个任务，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处理好重点中体现协调和协调中体现重点的辩证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质上是对各种关系和矛盾的解决。要重视辩证法，尤其是矛盾的同一的方面；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这种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在自然可以离开人，而人却离不开自然，自然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与自然不是外在的对立而是内在的对立关系，因而更是一种统一的关系，必须在这种统一的关系中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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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
马克思哲学生存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表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他西方政治哲学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其他领域的界分。它由“建立与共产主义政治行为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与价值信念”为理论目标、“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公正及其人的解放原理”为研究对象、“实现从政治道德建构论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转向”为研究范式和“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统一”为实现方式等所构成。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的明晰，不仅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原理的厘清和体系的创建奠定了科学基础，更有利于全面、准确地阐发在人类面临共同危机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的边界，尤其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边界，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热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特质的明晰，即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他政治哲学的区分，会为今后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建立一个相对规范的对话平台，会推动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深入。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的研究，需要从理论目标、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实现方式等多维空间上通过立体形态来把握。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目标是建立与共产主义实践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与价值信念
马克思政治哲学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建立与共产主义政治行为相适应的正义原则，以及这些原则所导出的规范、价值观念和由这些原则构成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基本结构。马克思政治哲学将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理想，这与其他政治哲学把公民社会、自由的国家、私有财产保护、法权的实现等作为最高理想原则不同。同时，马克思政治哲学针对不同的历史阶段确立了相应的政治价值追求。
古希腊以城邦的共同体的合作关系为理想的政治形态，但柏拉图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人都是在法律的强迫之下，才走到尊重平等这条路上来的。”①即从事正义的事的人并不是出于心甘情愿，而是没有本事作恶。因此，柏拉图政治哲學的研究目的就是：如何通过契约实现城邦的稳定和人之善。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一切奴役都违反自然？这个问题，无论依照理智或根据事实都不难予以解答。世上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这不仅事属必需，实际上也是有利益的；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是统治者。”②因此，其研究政治哲学的目的则在于“探究主奴的结合对人类日常生活有什么实际的利益”③。
专于经济学的亚当·斯密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初期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的历史学家，他及其追随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基础和发挥资本主义功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④即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马克思还谈道，人道学派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把缓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巨大差距作为他们的研究目的，他们的政治诉求是劝无产者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劝资产者节制生产扩张。而博爱学派的研究目的和政治理想被马克思称为是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否认对抗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看来，像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空想主义者的探索目的和价值理想，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建构出各种各样的新的试图称为科学的体系。之所以这些体系最终未能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马克思认为，那是因为尚未形成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的必备的物质条件。
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马克思指出：“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⑤马克思对于工人与非工人即资产者的根本对立的深刻批判，明确表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目的和政治理想，即如何消灭资产者存在的基础——私有制。因此，马克思彻底否定了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以及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政治国家和政治解放。因为政治解放的人还是私人，利己的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⑥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公民”概念和“公民”身份的反公民本质的深刻揭示。
至此，马克思通过批判柏拉图“人自私是必然的”和鲍威尔“在抨击这些世俗对立在宗教上的表现的时候，竟听任这些世俗对立持续存在”⑦，阐明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的研究目的，即揭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对立的历史性。同时马克思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⑧即只有消灭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抽象的公民才能复归于自身，人才能真正解放。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最高价值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对人类苦难，尤其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受剥削阶级的深切关怀与同情。一切批判“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⑨。他为人类阶级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在实践上十分有效的解释体系。可以说，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人类最具现实性的思想体系和实践原则。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范畴的社会公正及其人的解放原理
尽管马克思和其他政治哲学家存在部分共同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域，但可以说，与生产、劳动、资本紧密相关的生产关系、权利、阶级、国家、市民社会、剥削、自由、平等、正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更受到马克思的关注。而马克思政治哲学特别关注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更集中于：黑格尔国家之上主义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正义性；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依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价值、政治原则和政治信念；人的解放原理；现代性扩张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影响；作为无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公正观；社会公正观的历史性、主体性与民族性分析；社会公正的奥秘；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反动本质；技术主义政治哲学的陷阱；历史正当性与历史事件的正义性区分。
对于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正义的起源与本质，也是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问题域的主要分界点。正义概念从古希腊开始就进入哲学家的视野。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与神的区别在于“人类却假设有些事是不公正的”⑩，而神没有不公正概念；正义在柏拉图那里是“守法践约”B11；在休谟那里，“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愤慨”B12。不同于其他政治哲学家，马克思没有停留在正义理念的形成与确立上。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B13马克思把问题域集中在不正义者如何以正义自居的伪善面目以及分析实现正义的物质基础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B14即研究正义的败坏和实现必须要把问题域集中在经济关系上，而不是围困在正义的道德世界中。
自由，是一个极具传统和争议的政治哲学范畴，也是马克思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与各种自由主义思想家关注自由作为基于抽象的、至上的普世价值的各种定义不同，马克思把问题域集中在资本主义是如何不自由上。资本主义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的有限性，即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是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是对自己自由的限制。至于资本主义人权和公民权，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不过是利己的人处置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所以，“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B15。而资本主义的平等则被马克思称为无非是利己主义自由的平等。
对于近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市民社会，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把社会作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重化。人是双面人，既是政治国家的人，又是市民社会的人。这两种人，在黑格尔主义者那里被称为私人和公民，被马克思称为私人与公人。公民意味着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以及对财产的所有权。公人是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并没有这种平等。马克思的二重性解释了资本主义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处于全面分裂状态，人把自己和他人都看作工具利用和被利用。而对于黑格尔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所称颂的公民权利，在马克思看来，那是市民社会中人的政治生活和实际生活相分离的产物，是个人失去政治权利的标志。
与公民权利相关的异化和外化概念则来自于黑格尔，但黑格尔的异化和外化不过是理念的客观化的过程，而自然界则是自我异化的精神。不同于黑格尔的研究对象与问题域，马克思通过提出异化劳动和外化劳动概念来揭示资本主义工人劳动的真相。“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B16因此，他的劳动是被迫的强制劳动，是不属于他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范畴。“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B17工人的劳动被非工人占有，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而工人得到了所谓的公民权，即外化劳动的权力，非工人的公民权则是占有工人劳动成果的财产权。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的本质。“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異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B18即金钱剥夺了整个世界的一切固有的价值，人在异化中获得了虚假的权利、平等和自由。
如何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规律和本质，是一切近代政治哲学家关注的对象。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问题域是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则独立地提出生产关系概念，并将其确立为构成社会制度的核心范畴，且由此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人的解放的前提是生产关系的变革。
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是从政治道德建构论转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
马克思没有专门总结和评价过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品格，但他在丰富的理论阐释中显现出他与其他流派的政治哲学家们所不同的理论特色和思维个性。马克思政治哲学把政治理想的确立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历史运动，而不是先验观念的理论反思。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了从政治道德建构论向政治形而上学批判的转向，它的思想原理为我们所珍视的社会公正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证根基。马克思政治哲学不是停留于规范层面的政治伦理讨论，而是深入探讨规范层面与经验层面的互动。马克思政治哲学所珍视的根本方法就是实践和行动。
马克思政治哲学对于政治理想的实现路径不同于其他政治哲学依赖哲学家超越现实的顶层设计，而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实现，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现实的行动来实现。在马克思看来，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人类的解放设置了障碍，但这是最后一道障碍，因为，其中蕴含了克服它的力量。因此说，在此历史时刻，通过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存被认为普遍合理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入人类从未实现过的完全自愿的自由联合。
在第一国际的内部思想斗争中，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原理得到充分展示。马克思在批判巴枯宁要废除继承权的政治理想时指出：“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么，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全部货色来源于一种陈旧的唯心主义，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B19马克思称江湖骗子与无知之徒的巴枯宁不过是继承了圣西门派的旧废物，还指出了蒲鲁东也具有同样的愚蠢思想，“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B20，以至于又迂回地回到资产阶级立场上。
对于蒲鲁东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而无法解释个人与社会发展中的关系，1846年马克思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说道：“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B21所以蒲鲁东被马克思称为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B22。即蒲鲁东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实践和社会变革的行动。
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主义类似，巴枯宁主张社会清算，即立刻实行废除一切政治国家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称其为：“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B23而布朗基派极“左”分子则走向另一极端，企图利用国际工人协会进行冒险活动，主张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对于巴黎公社在政治方面行动的失策，马克思明确要由布朗基派负责。
马克思曾批评巴枯宁说：“‘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B24由此可以展现出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构建政治理想的原理和实现政治理想的全部路线图。现代西方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流派也没有一个能跳出“保留阶级但要求阶级平等”的形而上学陷阱。
罗尔斯在《正义论》的最后解释了他确立政治理想的原理，即从原初状态的假设中审视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意味着从全社会和全时态的永恒的观点来看待特殊性，这种永恒的观点不是来自于外部世界或超越的存在物，而是来自于我们人自身的理性和情感。“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思想和情感形式，无论我们属于哪一代人，他们就能够把所有个人的观点融为一体，就能够达到那些调节性的原则。”B25特别是《正义论》的最后一句话说出了整个著作想表达的实现正义原则的路径，即“心灵的纯洁，如果一个人能得到它的话，也许将看清这一切，并且将根据这种观点把一切做的轻松自如”B26。不难看出，罗尔斯完全继承了黑格尔的絕对理念和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同时也是霍布斯、洛克等初始状态的拙劣翻版和幼幻的柏拉图主义的当代延伸。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符号动乱”B27“达到自己一开始没有的善境的自救”B28和“公民意识”B29等“路径创新”和罗尔斯一样，都没有走出巴枯宁的魔咒。
四、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现方式是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统一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谈道，哲学与无产阶级互置对方为自己的物质武器或精神武器。哲学的现实化与无产阶级消灭自身具有内在的统一逻辑。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精髓在于直接介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现实运动，彼此互为动力。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对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世界的斗争。对宗教的批判就是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使人围绕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因此，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B30即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从政治国家分离出来进入私人领域后，尽管不再是国家的精神，但转化成了市民社会和利己主义领域的精神。
马克思对法[权的]的批判是与对哲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马克思批判德国人是哲学的同时代人，在哲学中经历自己的历史。而德国的哲学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是保护资产阶级私有法权的永恒理念。
马克思从概念批判转向对事物本身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差别，而国家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时，国家是以概念的方式宣布废除了这些差别，但“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B31。马克思揭示了在概念中消失的这种政治差别以自己固有的方式在事物世界中存在。
马克思从纯粹理性批判转向对社会历史的批判。对于蒲鲁东的研究范式，马克思指出：“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悟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悟性所不清楚的事情。”B32马克思进一步批评蒲鲁东说：“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是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B33这种研究范式被马克思概括为：“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决定性的因素变为被决定的因素，把被决定的因素变为决定性的因素。”B34这是康德、黑格尔的研究方法，但不可思议的是，这种纯粹理性批判方法仍是当今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马克思对“超阶级论者”的批判。马克思肯定蒲鲁东对宗教、教会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是一个巨大的功绩，而对于蒲鲁东的理论品格，马克思谈道：“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此自夸，这类东西真是不断地刺耳极了。”B35这被马克思称之为用蒲式空谈来战胜法国式空谈。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对此，马克思分析了蒲鲁东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以至于始终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马克思对“两面者”的批判。马克思在批评博爱学派时指出：“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资产者。”B36其实，远不止博爱论者在严肃地从事他们自己曾经或一直在声色俱厉地反对的事，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还谈道：“正如笃信某种学说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遭到历史的嘲弄，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B37这不仅是过去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普遍理论品格，也是过去一切从无产者到走到自己的反面的“兩面者”历史命运的辩证逻辑，更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自己命运的警示。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揭示的政治辩证法。
马克思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是对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从概念批判转向对事物本身的批判、从纯粹理性批判转向对社会历史的批判，阐明了哲学的现实化（从天国到尘世）是无产阶级展开自我否定的现实之旅的前提。马克思“对法[权的]的批判与对哲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哲学现实化与无产阶级实现自己使命的路径。通过对“超阶级论者”的批判和对“两面者”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消灭自身的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原理。
五、结语
“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B38马克思政治哲学主要是通过对商品宗教性和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性提示，超越西方传统以“物权”或“法权”为基础的观念，从人的解放来理解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建构和阐释。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了对过去一切包括后来沿着遵循市民社会框架的所有政治哲学的超越，但马克思政治哲学并不是与过去人类思想资源彻底绝缘，而是吸收人类已经创造的丰富的思想成果和智慧价值，特别是在与各种流派的思想家们的论争中汲取了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概念、问题，特别是在批判可供批判的对象中闪耀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光辉。
注释
①B1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第41页。
②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14、10页。
④⑤⑨B16B17B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4、53、9—10、43、52、155页。
⑥⑦⑧B15B18B30B31B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31、46、41、52、32、30、52页。
⑩《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楚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B12[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6页。
B13B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10页。
B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7页。
B19B21B22B23B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5、531、540、595、595页。
B20B32B33B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6、614、617、618页。
B25B26[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91页。
B27[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年，第116页。
B28[法]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
B29[法]德里达：《明天会怎样》，苏旭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B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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