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毕业论文范文第1篇
2、新教材下如何使作文教学充满个性
3、马克思主义：不忘初心砥砺行
4、西方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理论与教育哲学思考
5、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第十四届
6、浅谈思想政治课堂中的学生主体地位
7、全媒体报道的传播效果
8、论中国教育不公平的现状及改革的思路
9、追求本真与自然的生物学教学
10、卡尔·施米特反犹思想研究
11、在语文学科教育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上）
12、信息技术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13、美国中学世界文明史教育中的几点启发
14、特里尔马克思故居散记(外一篇)
15、从伦敦城看英国工业革命后社会生活的变化
16、浅析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
17、约尔格·德慕斯 触摸音乐与情感的本质
18、语文的天空闪烁哲理的星光
19、始终不渝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0、中师情结折射的小学教师教育的中国经验
21、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职业教育
22、高校课程思政特点与实践
23、自身努力还是长辈付出：新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状况探究
24、自动化相关专业个性化保研学生成长路线图研究报告
25、狄更斯式的幽默：泪水中的微笑和抒情
26、“四不”：让哲学教学更哲学
27、高中政治教学方法探索研究
28、以严复文化观的转变为例诠释高考试题对核心素养的考查
29、历史研究性学习“三思”
30、深度教学在《生活与哲学》中的运用
31、浅析“意识形态”概念
32、社会分层视角下高职院校“招生难”问题探析
33、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理论
34、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外国文学作品教学思考
35、浅谈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中的六大关系
36、行走在感性想象的边缘
37、浅析高校工科学生创新意识的养成
38、高中英语语法教学与写作有效结合的探究
39、200年后，我们依然仰视他
40、世界“汉语热”方兴未艾
41、从里海之滨看万里长城
42、杨苡一个世纪的人与事
43、培养“历史解释”素养的路径与落脚点
44、实施体验式教学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知行交融
45、奠基精神：中国人基础阅读书目
46、历史学家不应只钻故纸堆
47、新编高三俄语课本简介
48、论犹太文化在哈尔滨的传承
49、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探究
马克思毕业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澄清马克思哲学特殊的理论存在样式，是理解和捍卫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维度，阐发其哲学性质、内容和功能的关键点。马克思以一种“非哲学”的态度摒弃了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但与此同时创造了另一种新的理论存在样式，那就是把哲学变成了“哲学实践”，即变成了一种干涉、介入和变革现实生活的方式，并因此使得哲学表现出与传统哲学有着重大不同的理论性质、言说方式和话语方式。自觉地认识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这种理论存在样式的转换，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不能以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来衡量和评价马克思的哲学性质，更不能用传统思辨哲学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来理解和阐发马克思哲学。
[关键词]理论存在样式 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维度 哲学实践 话语方式的转换
〔
一、“理论存在样式”：理解马克思理论中哲学维度的关键点
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究竟是否有哲学的独立地位？或者说马克思理论是否具有独立的哲学维度？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无论在西方哲学史家眼里，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内部，这都曾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对此问题的争论在马克思去世之后即已开始。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实现了从“哲学”向“科学”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它为社会历史运动所提供的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科学规律”，它抛弃了一切“哲学幻想”，克服了全部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把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变成了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历史科学”；因此，“哲学”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贬义词，是与马克思的理论无关的“前科学”和“非科学”的累赘。例如梅林明确说道：“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里一样”。[1]( P99 )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在社会领域里的“科学原则”，就如同“机械唯物主义”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原则一样。拉法格、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在不同场合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或“经济社会学”，他们都相信，“哲学”这个词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是一个不相干的字眼，马克思的学说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因而并不包括“哲学的维度”。出于这种理解，他们中一些人为了“丰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主张从康德哲学、马赫主义中借用“哲学”的内容来补充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与此类似，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所撰写的哲学史著作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或者是不置一词、完全被遗忘，或者只占据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正如柯尔施所说的：“对于资产阶级教授来说，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不过是19世纪哲学史中一个相当不重要的分支，因而就把它当作‘黑格尔主义的余波’而不予考虑”。[2]( P1 ) 他们认为从真正“哲学”的眼光出发，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没有或者很少有属于哲学的内容，马克思在根本上只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历史方面的学者。
在阅读马克思所留下的理论文本时，人们也会经常产生一个疑问：马克思的哲学究竟在哪里？在一般认为的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我们始终找不到以我们熟悉的的哲学话语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系统的哲学文本。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幻想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时相对较多地提及和涉及哲学，除了在《资本论》跋里，马克思声称是黑格尔的学生，并宣称要把辩证法颠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3]( P24 ) 外，我们很少见到马克思专门的“哲学论述”。1858年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表示“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4]( P250 ) 10年之后，在给狄慈根的信中，马克思再次态度坚定地表示：“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5]( P535 )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这些承诺付诸实现，以一种人们所熟知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哲学”，在马克思那里，人们找不到与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可相比较的哲学话语系统。
如果把这一点与前述“资产阶级阵营”和“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哲学维度的质疑和否定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并非具有无须论证的自明性。我们今天仍然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是否有哲学的独立地位？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维度究竟体现在何处？为什么按照“正统”的哲学史家们的眼光，马克思不能归入“合格”的哲学家之列？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是包含着其特有的哲学维度的，但是，马克思变革了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并创造了一种与以往哲学全然不同的哲学理论存在样式，它不再以传统哲学的话语方式、写作方式和工作方式来“生产”自身，而是通过这种理论存在样式的改变，带来了哲学的本性、对象、功能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马克思哲学存在着，但它却没有被当做哲学来生产”。[6]( P225 )如果不理解这种理论存在样式的重大变化，固守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已经习惯的哲学观来对它予以考量，那么，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将找不到哲学的踪影，种种对马克思哲学存在地位的怀疑和否定，其根源正在于此。
因此，对马克思哲学特殊的理论存在样式进行深入探讨，是一个事关马克思哲学存在合法性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在此问题上，有两个最为重要的关节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第一，马克思采取“非哲学”的态度对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进行了摒弃；第二，马克思把哲学变成了一种干预和改造现实生活的手段，把哲学变成了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哲学因此而成为一种“哲学实践”。
二、“非哲学”：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理论存在样式的否弃
“非哲学”所意味着的是，马克思要否定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宣告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的僭妄和过时。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以“解释世界”为根本特征的。所谓“解释世界”，在西方哲学史上，就是要回答“存在者”何以“存在”这一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这一问题在柏拉图那里体现为对“可知世界”的“绝对原理”即“理念世界”的寻求；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则明确表述为认识“世间第一原理”；[7]( P6 ) 在黑格尔那里，则是要获得关于“上帝”或“绝对”的概念性知识，获得这种终极存在的最高知识，也就意味着获得了关于世界的终极解释。在哲学史上，这种试图一劳永逸地捕获世界的终极知识从而实现对世界的终极解释的学科也因此被称为“神学”、“纯粹理论学科”、“第一哲学”等等。抱着“解释世界”的这种野心，哲学理论的存在方式必然具有如下性质。（1）绝对性，哲学理论代表着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适用的“普遍真理”，具有超越时空、“永恒在场”的性质。（2）神圣性，哲学是少数具备超人慧眼的人从事的事业，这些人超越世俗芸芸众生而与真理同在，因而具有超凡脱俗甚至神秘的性质。（3）至上性，哲学既是世界和人的生活实践的规定者，又是理论自我存在的规定者，它自足完备、无需外求。这三者使得“强大的理论概念”构成了传统哲学的根本特点之一，它把“过沉思的生活，即理论生活方式当作拯救途径。理论生活方式居于古代生活方式之首，高于政治家、教育家和医生的实践生活方式。由于成为了一种示范性的生活方式，理论本身也深受感染；它替少数人打开了真理的大门，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扇门却一直是关闭的”。[8]( P31-32 ) 因此，传统哲学是一种把自身神圣化、绝对化和至上化、自认具有最终话语权和自足解释力量的存在样式。
“非哲学”就是要向这种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提出非难和挑战。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的上述理论存在样式存在着双重的僭越，首先是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僭越，二是“普遍性”话语权的意识形态僭越。“非哲学”就是要对这两重僭越进行批判和解构，并在这种批判和解构活动中，体现和凸显出一种全新的哲学意识、哲学精神和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
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现实性是对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的根本性反驳。它表明，任何哲学理论都有一个它无法涵盖和囊括并予以总体化的“异质”的“外部领域”。实践作为一种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一种“历史性”的、在具体时空情境中进行的“有条件”的活动。因此，关于实践活动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真理”，而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性”的真理。人不能离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活动，以“全体实践活动”为对象，以一种理论的方式形成关于“实践活动总体”的真理。也就是说，“哲学”是无法为“实践”确立一个终极的、绝对的、统一的真理的，实践活动构成了“哲学真理”永远无法侵蚀和吞噬的边界。因此，相对于实践活动，任何理论的立场都是有限的。以往哲学试图用“理论”的方式来达到“整体性”的真理，不过是一种思辨的幻想和无法实现的幻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马克思明确说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9]( P55 )哲学试图用理性概念来获得关于世界的终极知识并以此来实现对整个世界的终极解释，试图用一个“理论的体系”来把“存在”的真理囊括其中，这正是一种“离开实践的思维”，它完全建立在对实践活动遗忘的基础上因而也是建立在对“现实”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它把“现实”当作理性，当作思维概念静观的对象，而不懂得“现实”应当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因此，实践活动在根本上具有与“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不相容的本性，它证明了“哲学”那种神圣性、绝对性与至上性的理论存在样式的无根性与虚幻性。可以说，实践活动本身就具有“非哲学”的性质，正如维特根斯坦发现了日常语言及其语言游戏的“非本质主义”和“非哲学”本性、海德格尔发现了“无”与“时间性”的“非本质主义”和“非哲学”本性一样，马克思发现了“实践”的“非本质主义”与“非哲学”本性。在此意义上，“非哲学”就是要消除理论对于实践的僭妄，让人的生存实践“如其所是”那样获得其本源的、优先的地位。可以说，“非哲学”就是一场反对哲学理论遮蔽生存实践的斗争，一场消除哲学的理智迷乱从而捍卫生存实践优先地位的斗争。
那么，“哲学家”们为什么会脱离实践并把哲学理论视为绝对、神圣和至上的存在？在“哲学”的这种理论存在样式后面隐含着什么？
马克思通过对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回答了这一问题。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揭露了“哲学”对自身理论存在样式期许中所包含的欺骗性和虚妄性。这是马克思运用意识形态批判所展开的“非哲学”向度。
在马克思看来，当“哲学家们”宣称哲学知识拥有解释世界的终极客观性和普遍性时，实际是“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9]（P101） 因而骨子里所渗透和体现着的是充满压迫和控制性的权力意志。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述中，把“哲学”与“政治”、“法律”、“宗教”等一道，都视为“意识形态的形式”，认为对于这些意识形态的形式，“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哲学”本来是“哲学家”个人的创造物，但在“阶级社会”里，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倾向于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9]( P101 )于是，人们在历史上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9] ( P100 ) 可见，当“哲学家”们自诩为世界“客观”的解释者时，实质上是建立在对另外一些“特殊群体”及其话语权的控制和压制基础上，因而不过是“特殊”权力的合谋者和“特殊”秩序的捍卫者和维护者。
在此意义上，“非哲学”就是要消解“普遍解释者”的虚妄和揭穿“哲学家”的假面具，其实质是对“哲学家”们僭用普遍者之名的抵制和解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非哲学”是马克思十分鲜明和自觉的立场，它所直接针对的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哲学家们”对其理论存在样式的自我期许。马克思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要“消灭哲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 ( P57 )马克思显然把自己排除在“哲学家们”之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哲学”被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因而必然随着现存秩序的灭亡而消失。在此，“哲学”与“哲学家”都完全在一个负面的意义上被使用。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同样明确说道：“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10]( P311 ) 所有这些论述，都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非哲学”的基本态度。
现在的问题是，当马克思采取这种立场时，马克思是否完全取消了哲学，甚至彻底消解了哲学的维度？
我们的观点是：马克思“非哲学”的立场所宣告的是以往哲学那种特定的理论存在样式的终结而非哲学本身的终结。马克思终结了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并开创出一种哲学新的理论存在样式，那就是他把哲学变成了一种“哲学实践”，哲学成为了一种干涉、介入和变革现实生活的方式，成为实践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成为内在于现实生活并改变现实生活的一种现实力量。
三、作为“哲学实践”的理论存在样式
那么，作为“哲学实践”的理论存在样式具有什么特点？与以往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相比，它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转变？
哲学变成“哲学实践”，意味着哲学虽然仍以“理论”的方式表现自己，但是这种理论的位置和目标、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哲学理论不再到生活实践之外为现实生活实践提供基础和原则，相反，一种哲学理论之所以有价值，当且仅当它是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提出来的，当且仅当它为生活实践所需要并在生活实践中证明了自身的力量；它的存在不是脱离生活实践，为“再现世界”提供“客观知识”，而是回答“怎样行动”，从而使“更好的生活如何可能”，因此，它不再按照“知识的逻辑”，而是按照“实践的逻辑”来存在；理论的目标不是作为静观者来对世界进行思辨和描述，而是作为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现实的思想力量来创造生活和世界。上述变化表现在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上，使得哲学不再以纯粹的思辨概念为工具来建构哲学体系，而是面向现实生活实践本身，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艺术、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结盟中，来寻求与现实生活实践的本性相适应的话语方式与言说方式。
这一切表明，当哲学成为一种“哲学实践”时，哲学已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学说”（即关于世界整体、存在本身的“解释之学”），而已成为一种“活动”（一种介入和改变现实世界的“活动”）。这种活动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内容，一是对旧世界的“批判”和“揭露”，二是在“批判”和“揭露”的基础上生成关于“新世界”的想象。
“批判”和“揭露”活动是一种“解蔽”的活动，它要去除意识形态的障蔽，显示现存秩序的有限性与非完美性，从而使人们对自身的生存状态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它要透过一切得意自满和踌躇满志，暴露貌似合理与天经地义的东西后面所隐含的“另一面”。在此而言，“批判”与“揭露”总是针对人历史发展中具体的生存困境和生存矛盾而展开的，虽然“批判”和“揭露”的工作要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理论不是为了以“发现”世界的“自在真理”为目标，而是以克服和变革现存状态为目的，因而蕴含着一种颠覆现存秩序的“人文解放”旨趣（在此，“解放”乃是一个动词，一个不断从奴役中挣脱出来的动态过程）。对此，马克思曾有过清楚的表述：“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它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批判没有必要表明自己对这一对象的态度，因为它已经清算了这一对象。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针对这个对象的批判是肉搏的批判；而在肉搏战中，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有趣，出身是否相称，这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给敌人以打击”。[11]( P455 ) 可见，哲学的“批判”和“揭露”是一种要“消灭”、“清算”和“打击”旧世界的手段和武器，它带有强烈的实践意向和旨趣。
“批判”和“揭露”旧世界是为了“发现”新世界。马克思说道：“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11]( P414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1]( P416 )哲学“发现”新世界，不是要寻求关于“新世界”的“客观知识”，而是要在批判和揭露旧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关于“新世界”的想象，并通过这种想象，推动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去追求和创造一个与现存世界不一样的更为自由和美好的新世界。可见，哲学“发现”新世界，不是出于理论理性的“好奇”，而是具有鲜明的实践理性的动机和要求。
无论是对旧世界的揭露和批判，还是对新世界的想象和创造，都意味着哲学不再是“离开实践的思维”，而是与实践联为一体、以“实际地变革与反对现存事物”为归宿和鹄的的“实践之知”。和以往以“解释世界”为特点的哲学理论存在样式相比，它呈现出如下的根本区别。
首先，这种理论存在样式失去了“神圣性”而体现为“世俗性”的特征。“神圣性”来源于对“真理”的直观和一劳永逸的把握，理论于是成为人们超越有限性、直达无限的超感性实在从而实现自我拯救的途径。但是，作为“实践之知”，哲学不再“锲而不舍地追究终究的问题”，而是追求“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的实践智慧，哲学家自觉地放弃了“扮演很坏的预言家、报警人、说教者甚至很坏的智者这类角色”。如果说以往哲学家们相信“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那么，“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11] ( P416 )哲学家不再是君临一切，而成为改变现状的现实斗争的实际参与者和推动者。
其次，这种理论存在样式失去了“至上性”而体现为“历史性”的特征。理论的“至上性”来源于“真理在握”的话语权和优越感，但是，作为“实践之知”，哲学自觉意识到以往哲学思维要求自己君临天下的野心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实践活动总是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向理论所提出的课题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现实的“场域”和“生态”之中，这就使得哲学的“发问”不可能是超越时空的抽象之问，而总是一种“历史性”的“合乎时势”的“发问”。正如福柯所言：“也许最确定无疑的哲学问题是此时此刻的问题，以及在这个非常时刻我们是谁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哲学不可能成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适用的普遍知识，而只能与具体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在历史性的实践中发挥作用并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必然被超越的历史性思想。
最后，这种理论存在样式失去了“绝对性”而成为体现为“有限性”的特征。哲学理论的“绝对性”来源于它所认识对象的“永恒在场”性及把握真理的普遍性。但是，作为“实践之知”，哲学不可能以“实践总体”为对象，达到对处于历史运动中的“实践总体”一劳永逸的掌握从而获得关于实践的“总体性真理”。哲学犹如一个需要充实内容的“容器”，需要在对人们生存状态的历史性诠释和理解中获得其主题和内容，它只能在具体的实践活动条件下，从历史性视野出发，获得某种时代性的真理，因此，哲学的立场必然是有限的。
这种具有“世俗性”、“历史性”与“有限性”等特征的“理论”，如果从传统哲学观的眼光来看，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哲学”。传统哲学理论存在样式所具有的那些特质，在这里都已不复存在。这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里所讨论的为什么马克思去世之后，人们围绕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究竟是否包含哲学而激烈争论的原因。然而，如果调整哲学观念，那么，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以往那种理所当然的哲学形态并非唯一、终极的哲学存在样式，哲学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马克思创造了新的哲学理论存在样式，把哲学从关于世界、关于“存在”的思辨理论转换为“哲学的实践”，这不是“哲学的终结”，而是哲学的转向和新的可能性。
四、进一步的探讨
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看不到与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相似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看不到诸如“存在”、“本质”等范畴体系，看不到“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等领域区分，看不到以传统的哲学术语和研究领域建构而成的哲学体系，人们看到的只是经济分析、社会批判、历史研究等话语。这一现象经常使人困惑：马克思的哲学究竟存于何处？
为了消除这一困惑，人们最常用的方法是恢复传统的哲学话语，结合马克思著作中散见各处的某些论述或只言片语，来建构一整套系统化的“马克思哲学原理”，从而使马克思的哲学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一样，呈现为一个对“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方法论”等都有面面俱到系统阐释的理论体系，仿佛不如此，就不能证明哲学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几十年来上百种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编写和出版即是这种观念最好的注脚。
如果从我们上面考察所得出的基本观点出发，就不难发现，上述这种观念正是不了解马克思在理论存在样式上所实现的变革所造成的。马克思改变了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这必然表现在哲学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上面。正如海德格尔等当代哲学家所洞察到的那样，传统形而上学是与“形而上学的语言”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不克服形而上学的言说方式和话语方式，就不可能真正超越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在改变以往哲学理论存在样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哲学的言说方式和话语方式，并创造了一种新的哲学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对此，马克思有着充分的自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道：“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12]( P525 ) 马克思把“哲学”变成“哲学实践”，正是要让哲学从“思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并因而实现“从语言降到生活”的变化。因此，马克思自觉地摒弃了用形而上学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用思辨哲学的概念来建构哲学体系，他所要做的是通过“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实现对人的历史性的生存状态的分析、描述和理解，来完成对旧世界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新世界的“发现”。“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了马克思哲学最主要的两种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通过前者，消解“虚假意识”的统治而导致的现实生活的抽象化，祛除抽象观念对现实生活的遮蔽，推动对现实生活的变革；通过后者，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的总体性统治所造成的“抽象对个人的统治”，从而寻求超越“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12]( P515 ) 的可能途径。在马克思看来，那种以纯粹思辨概念的方式来建构哲学体系的言说方式和话语方式是与实践活动的本性相违背的，因而必然要被摒弃。
因此，当人们试图脱离马克思特有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使用被马克思称为“思辨哲学”的语言来证明马克思哲学的地位时，实际上正误解和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今天人们应该做的是继承和发扬“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方式，通过对我们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的自觉反省，来推动“反对现存秩序”的实践活动。
在近年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另一个颇为热闹的话题是关于“哲学终结”：马克思究竟是否有与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诸公一样的“哲学终结论”？赞成者与否定者皆有之。赞同者认为，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说过“消灭哲学”、“取消哲学”、“哲学应当受到谴责”，并宣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9]( P73 ) “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3]( P127 )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终结”了，取代哲学的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和超越哲学的现实实践活动。反对者认为，马克思只是终结了传统哲学，而非终结了哲学本身，马克思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关于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哲学学说，用它取代了以往哲学思辨的、臆想的关于世界的图景，因此马克思并没有终结哲学，而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按照上文讨论所形成的基本立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哲学终结”论者还是其反对者，都没有看到马克思对哲学理论存在样式方面所发生的重要变革。那些认为马克思终结了哲学的人，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所终结的只是以往哲学的那种特有的理论存在样式并创造了新的理论存在样式；那些认为马克思建立了一整套哲学学说的观点同样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把哲学变成了“哲学实践”，变成了干预、参与和改变现实生活的手段和环节。因此，马克思哲学的深层旨趣并不是提供一种关于世界和历史的普适性学说，而是提供一种历史性的批判思想，以推动改变“现存状态”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改变了哲学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对“哲学”的本质主义理解，使哲学成为一个“复数”，一个随着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特点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不定性”的存在。那种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普适性学说的观点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哲学当成了传统哲学的一种替代品，因而缺乏对马克思哲学在理论存在样式上所实现变革的充分自觉。
[参考文献]
［1］ 梅林. 保卫马克思[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 柯尔施.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 ．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 阿尔多塞. 哲学与政治 [M]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7］ 亚里斯多德. 形而上学 [M] ．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8］ 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思想 [M] ．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罗 苹
马克思毕业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马克思技术观中蕴含着当今环境伦理应当确立的技术尺度。一是超越异化思维，塑造技术的自在尺度：异化思维的标签使技术异化，展现技术的自在性才能克服技术异化；二是超越经济人思维，塑造技术的人本尺度：技术是为人的，应当从生态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来推动技术发展；三是超越抽象化思维，塑造技术的时空尺度：技术是一定社会中的历史性存在，技术运用要顺应时空演进规律。
〔关键词〕 马克思技术观，环境伦理，技术，自在尺度，人本尺度，时空尺度
〔
技术首先是人们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生发于头脑中的科学方法与技艺理念，当把这些观念中的技术与人的自然力和为人所用的自然力结合时，就产生了作为生产力要素的技术，技术的发展构成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实体可见的作为生产力的技术与政治制度、行政体制、法律体系、社会意识等结合时又产生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技术。这就是马克思技术观念的三个层次。可以看出，技术的形态以及技术形成发展的每个阶段都离不开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技术的资本主义化逾越了技术的本性，给技术打上政治的烙印，这就是失度；技术与市场效益间缺失了人文关怀，给技术打上了纯粹经济的烙印，这就是失度；技术丧失了存在的时空，被剥夺了历史性的存在，这就是失度。马克思从自在尺度、人本尺度、时空尺度三个方面解决技术的失度问题。
一、超越异化思维：塑造技术的自在尺度
马克思对于技术的理解告诉我们，技术是在实践中自在的存在，而不是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东西。如果给技术打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就会出现技术异化。同样，解决技术异化问题也不能依赖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生成。当技术“控制自然”的力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由自在意识上升为意识形态时，马克思展开了对“技术理性”的批判。首先，马克思敏锐地看到当时社会状况下，蕴含在每一种事物中的自己的相反力量。几乎同时期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给予了文学的描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可见，当时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感受与社会认知。技术异化以及异化引起的对人与自然的禁锢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来。机器被大规模运用于农业和工业，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但是劳动者的饥饿和劳累却并未减少。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似乎同技术的不断进步成反比例地减退。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增强了，每个人作为人的方面却削弱了，自然的人化水平提高了，人的动物性却发展起来。人们的生活世界成为技术殖民的世界，以机器的应用为前提的工厂生产“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马克思语）。本来应该为人所掌控的技术反过来控制了人，降低了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也贬抑了自然的存在价值，将自然纳入其殖民范围。资本的本性同时葬送着资本本身，资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并形成了自己效率第一、经济增长和物质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化的技术服务于业已成形的价值体系，生态环境损毁的成本并不在资本的考量范围。但是正如资本家与穷人都成为技术的奴隶一样，被技术殖民的环境同样既是穷人的自然也是资本家的自然。
技术进步本身是人类运用自然力的胜利，并且从总量上增加了人类的财富，但是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让人受制于自然力，让劳动者变得贫穷，让资本持有者变得只有金钱。技术成为人类的禁锢力量。马克思技术观揭示出了环境伦理的自在尺度。技术作为人们头脑中的东西决定物质生产力的形态，它是自由存在于人们智力发展中的。技术的固化形式承载着一般社会知识，不断改良的机器表明人类的智力在不断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表明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不断地受到人们头脑和意识控制并发生改变。反过来，自然的和社会的生产力也不断地转化为知识的形式，成为人从事实践活动的直接手段；技术的自在尺度还因为它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对“工艺学”（这是马克思描绘技术的另一词汇）的评价，他认为工艺学通过人对自然的行为方式，直接表现为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并进而成为人们社会关系和思想意识的产生根源。
资本主义的技术观正是忽视了技术的自在尺度，使技术具有异化的功能，从而发生人被技术统治的颠倒局面。后来哈贝马斯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技术统治”作为一种新的异化思维，割裂了社会生活中自我理解与交往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以技术的模式来取代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科技理性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科学技术的异化功能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直接侵袭了人类要求解放的欲望本身。但是，他把消除技术统治寄希望于去掉技术的异化，同样是忽略了技术的自在尺度，不能反映出马克思技术观的环境伦理尺度。在这一点上，卢卡奇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把物化和技术异化的克服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成熟。把自我意识当作“革命过程本身”，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等同于革命的实践。然而，脱离实践纯粹在头脑的框架之中显然是无法解决技术异化这个物质世界中发生的重大课题。只有把握好技术的自在尺度，超越异化思维局限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当今社会既不是马克思时代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达到“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而是阶层分化、利益分野的社会。技术进步不再是简单的增长人的自然力，而是通过人们的感觉和认知，再加以分析判断与反思，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条件融合起来，新的更先进的文明形态的建立需要先进的政治意识引导下的技术条件。马克思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意识统治下的技术条件，认为当时的任何技术进步都是人类发展的标尺和福音，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异化思维控制下的技术运用又不能过分乐观，因为最终将结出既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又不利于自然持续运行的恶果。技术与能力的提高与人的生产力的提高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人的生产力的提高会促使物质生产日益变为对自然力的科学合理的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技术可以让人的实践活动“科学”地对待自然；同时，技术又只是经济基础层面的东西，技术的滥用或误用又必须避免。尽管在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先进的，技术的运用担负着创造丰富物质基础的使命，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必定会将资本主义制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会有更先进的制度和更革命的力量继承以前积累的一切社会财富，包括科技进步的成果。也就是说，要使技术发展的目的性服从于先进的上层建筑。因此，处于进步的上层建筑管理之下的先进的技术运用是环境伦理的一个重要尺度。
二、超越经济人思维：塑造技术的人本尺度
马克思看到了科学技术通过创造经济效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那些可以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技术发明。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当时每一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每一次进步，即使还没有被应用于生产实践的过程，马克思都会感到“衷心喜悦”（恩格斯语），那些改变人类发展进程和显著提升工业化水平的发现或发明就更为他所重视。因为人们首先要有相当充分生存下去的物质保障，才能谈论思想的解放和人性的自由。马克思的高明之处更在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真理，即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都是围绕人，通过技术手段创造经济效益只是人与技术关系中一个并非最本质的体现。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本身就是人本学的自然，它既通过工业生产与工业产品从实践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又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力量推动人的解放。人们并没有从人本学的角度理解技术，作为工业发展生成的人的对象性存在，技术表征着人的本质力量，它内在于人的心灵和头脑。但是，人们往往只是从技术外在的与人的功用关系来理解它使用它，忽略了它对于人的本质的表征。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技术的人本尺度，一是科学技术或者说技术通过人类全方位的实践进入人类全面世界中；二是技术中介了的自然界才是属人的自然界。技术是为人的，技术之为人是全面的。
资本主义的技术观正是忽略了技术的人文方面，而单纯地从外在有用性方面来理解技术，从经济人的视角来观照技术。一方面，只是把技术作为效益最大化的工具，忽视人的实际物质和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技术的自我完善来解决技术异化甚至人的异化问题，从而不加限制地放大了市场的贪欲，使经济与人的疏离感同向增长，并且技术的完善与人的解放也无法同步。物质变换断裂的问题集中表现了这一点。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利本性和垄断特质，社会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违背了自然循环的本质和规律，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缝，不仅造成当地自然物和自然产品的过度使用，而且由于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展开影响到更远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此处的“裂缝”就是指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中物质变换的一种“断裂”现象。正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才带来了如此严重的物质变换“断裂”，农业对土地自然力的破坏表现更直接，工业则更大面积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蹂躏着人类的自然力。资本主义生产中技术的发展过程，就是土地和工人被破坏的过程，而此二者是创造一切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这种破坏还相互促进，工业化的农业产业制度让劳力和地力双重衰竭，后者让工业发展缺乏动力。技术臣服于资本直接表现为生产对价格的无上依赖，而与人和环境的真实需求的不断疏离。马克思举例加以说明：在资本主义前提下，农业被市场规律所控制，人们不是按照土地休养生息的规律来安排农业生产计划，而是根据市场农产品价格的高低来决定生产计划。这显然有悖于农业永续供应人类生存发展的本质需要。正是在资本“经济人”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技术不是服务于人的真正的、普遍的、自然的需要，而是一味地去追求交换价值，即利润，这必然导致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首先，大工业的发展，产业工人的大量需求形成了设施相对完善的大城市，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土地荒芜，肥力丧失；其次，农业也促成着同样的“断裂”，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在实现短期高效农业同时，也破坏着农业持续发展的地力根基。城乡对立加剧，永恒的自然条件被破坏。在工业化以后，“土地分配不再基于家庭的需求量，而是基于机器作用于土地的能力。人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如今他成为自然的剥夺者”。〔1 〕 （P33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断扩张和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必然割断了社会与自然之间自然的新陈代谢，从而阻滞了自然资源的再生产。人和自然之间无法进行持续的物质变换，人的存在与发展就失去了基本条件，技术也失去了可以依托的平台，人-技术-自然的整体性被解构。
马克思的技术观揭示出由于技术发展通过劳动而不断深化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其本质上应当是生态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只有把握技术的人本尺度，超越经济人思维，才能弥合“断裂”，将人—技术—自然置于一个整体主义构架中，实现自然的人性化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超越抽象化思维：塑造技术的时空尺度
技术不是凭空存在的，它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并且与人和自然的存在具有时空同构性。技术是一定社会中的历史性存在，这就是技术的时空尺度。首先，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也只有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产品日益丰富的过程中，人和自然才能得到日渐深入的救赎，因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2 〕 （P367 ）正是从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马克思肯定了技术的解放力量；其次，技术是变革社会关系的重要动因，并且这种变革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实践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确实，技术的关键性发展能够催生新的社会关系，人类运用工具的分类甚至可以划分人类历史的进程。而每一次根本的社会变革过程，都是一次人与自然的解放。从这个意义出发，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力量。因为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自然科学被直接用来服务于各种生产过程，具体地表现为风、水、蒸汽、电等自然力广泛地运用于人们从事的生产活动中，自然力表现为劳动的社会因素。相比较以前落后的人类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更大程度上挖掘出技术的解放力量，为人与自然获得全面自由积蓄力量；另外，技术的时空尺度还体现在更加具体的方面。在马克思看来，新陈代谢发生的前提是集约化的大规模生产与劳动，因为可以产生大量的生产和生活废弃物，这是循环利用的前提条件。不仅集约化的基础是技术进步，而且要想变废为宝，将废物再利用更要依赖先进的技术发明，技术进步通过机械方式和化学过程促成了新陈代谢。确实，生产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只有同步推进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才使得大规模集约化的生产成为可能，这不仅为提高效率，节约自然投入成本提供了前提，而且为废物的回收利用，从而形成生产流程反馈环做了准备。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上存在着将技术抽象理解，忽略技术时空尺度的问题，这也就是它注定要被超越的原因之一。资本为国家意识所控制以及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使得过多利用人力来加速环境元素的产生、发展到成熟，不论这个过程中人类运用了多么高明的科技与智慧（事实上确实有很多科技发明得到运用），都因为违反了环境的自然运行规律而给自然生产力的持久发展带来负担，甚至是永久的损坏。过度种植与养殖、人为改变生物物种的种群数量和生存领域，过量开采和使用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都与自然发展的时间节奏不一致。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初期，由于违背了技术的时间尺度伴随着生态恶化、资源能源浪费与人们生存环境恶劣等一系列自然的惩罚性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技术空间尺度的悖离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让人与自然生态不断疏离，人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分离，与天然洁净的空气、水的分离，与可以用来休闲审美的自然环境的分离等。二是让人们的居住空间日益丧失人的本质，随着资本对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垄断与掌控，一无所有的工人和丧失土地的农民对生存空间的需求中，人的方面不断降低，阴暗狭窄潮湿和没有卫生保障成为他们的居住状态。三是让未来空间与当下生存出现断裂。资本主义生产对可持续关注的完全丧失是不可容忍的，因为这将最终使人类的生存失去动力。显然，如果对待自然采取急功近利的伦理态度，不只是对土地、水等生态资源，就是在使用矿产等自然产品时，过分夸大技术的空间运用，其后果都是自然与人的整体不可持续。
马克思技术观揭示出技术使用的伦理标准，即时空尺度。首先，技术运用要体现并符合时间运行规律。“时间因素在人与共同世界的交往中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生物过程有另外一个、通常是缓慢得多的、作为技术过程的时间尺度。” 〔4 〕 （P118 ）其次，技术运用还要体现空间尺度。主要表现为与自然整体价值相协调。要认识到自然的整体价值，并以此为标准来规范技术的空间运用，即人类应在多大范围内向自然索取，以及在怎样的一些有差别的伦理层面上体现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照等。必须认识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其实质并不是否定技术本身，而是在批判脱离时空存在的技术以及技术运用，环境伦理必须有技术时空尺度的考量。
四、结束语
“环境伦理学的任务是为人类干预自然制定出一些可欲的和可负责的尺度标准”， 〔3 〕 （P4 ）分析马克思的技术观可以提炼出这样的技术尺度。马克思认为技术发展水平可以用来表征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事实上他也从这个角度进行了人类社会的阶段性划分，但是他绝对不是把技术发展看作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独立或决定因素。但是，当马克思把技术作为社会发展指标之一时，就将它纳入了他的全部理论包括伦理思想的视野之中，并且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直观本性的解析，将技术要求与环境要求的伦理矛盾呈现出来：攫取与自在，分解与完整，牺牲与保全。马克思技术观展现出的自在尺度，人本尺度和时空尺度为解决技术与环境的矛盾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案。
参考文献：
〔1〕Robin Attfield.Social history，religion，and technology〔J〕.Enviromental Ethics，Vol，31.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瑞士〕司徒博.环境与发展——一种社会伦理学的考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苏玉娟
马克思毕业论文范文第4篇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是以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互动为主题的。基于这种互动关系,马克思将人本目标不仅看做是一个终极目标,而且落实为一个当下目标,即通过创造二者的良性互动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我们必须反对将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无限期悬置,而在现实中违背这一原则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将终极关怀的价值目标落实为现实关怀,在现实中具体探讨实现终极关怀的途径,从而实现一种“全程”关怀。
[关键词]终极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
刘仁营(1977—),男,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裘白莲(1981—),女,华东交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哲学。(江西南昌330022)
本文为江西省2008年十一五规划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与科学发展观”(项目编号:08ZX14)重要成果。
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互动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增长、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有利于人的自由和发展的进步,但从现实的层面看,可能导致人的异化和发展的倒退。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这个阶级”。也就是说,经济效率、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关系、人的自由和能力的发展之间,可能是一种正向的促进关系,也可能是一种反向的阻碍关系。这样就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种具体的“阻碍”关系如何转化为一种根本的“促进”关系呢?人们应该通过创造“阻碍”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在最终突然质变的基础上实现一种历时态“促进”关系呢?还是应该通过逐步化解“阻碍”关系,而在一种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实现相对地“同时、同步”发展?这实际上涉及如何处理对人类的局部关怀与整体关怀、当下关怀与终极关怀之间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人们通常认为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一种是“改良”说,一种是“革命”说。显然,对这个问题的任何绝对化的结论都是不合时宜的。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原则,坚持共时态的矛盾辩证法与历时态的社会进化论,并在现实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到具体答案。整体来看,对人的关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核心内容,它既包括对人的终极关怀,也包括对人的当下关怀;既包括对人的发展状况的直接关怀,又包括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本质关怀;既是具体的、目前的、局部的关怀,又是全面的、长远的、彻底的关怀。因此,我们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终极关怀,将终极关怀无限期地悬置起来,而在当下做违背人本目标的事情;也不能抛弃对人的终极关怀,只顾[前的短暂利益,安于点滴改良,对人的发展采取盲目的机会主义的态度;而应该在实践中具体探讨化解“阻碍”关系的机制和途径。终极关怀理应是具体的、现实的终极关怀,而不是抽象的、神秘主义的终极关怀。
二、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宗旨
将对人的当下关怀引向对人的终极关怀,是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区别于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根本特征。现实主义的立场使马克思总是从对人的当下关怀出发分析问题,但马克思的[光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当下,为当下而当下,而是将对人的当下关怀看作人的整体解放过程的一个环节,从当下关怀中感受和发现人的发展趋势和可能性,并将这种现实趋势和可能性与人的最终解放联系起来,从而将对人的当下关怀引向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既立足对人的当下关怀,又超越对人的当下关怀,走向对人的终极关怀。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各种文本中,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例如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市场背景下,人的全面的生产能力的训练、世界性的全面的交往关系的形成,以及在全面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全面的知识,这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生存特征和生存方式,发现了一个由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联合组成的社会到来的可能性;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必要劳动时间的不断减少,而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加的事实中发现,单纯地从自由时间这个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来看,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短,因为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呈此消彼长的关系,劳动时间越短而自由时间越多,人的自由程度就越大,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步伐就越快;马克思从对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考察中发现,随着劳资之间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的加剧,生产资料越来越从劳动者手中转到资本家手中,越来越从多数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少数资本家手中,资本占有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从而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的占有方式和管理方式便在整个社会化了的生产力中难以发挥作用,于是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占有的个体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爆发,劳动者重新占有劳动资料和劳动成果,重建以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前提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还从资本主义企业股份制和簿记制度的发展中发现,随着个体生产的计划性和组织性的逐渐加强,一种以整体理性为基础、个体理性为动力的生产组织方式的萌芽正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自发生成,这种萌芽的发展壮大将为整个人类生产从无政府主义的盲目状态中走出来提供可能,为人对自己的生产能力和交往能力的自觉调节提供现实条件,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自觉地将对人的当下关怀引向终极关怀的例证。
然而,在马克思去世后成立的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例如伯恩斯坦那里,马克思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维度遭到了粗暴的批判和抛弃,只剩下了对人的当下关怀维度。我们今天重温这段理论史,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伯恩斯坦指出,“何谓最终目的?我认为运动即过程的连续就是一切,反之,预先详细地决定了最终目的,无论怎样的目的,对于运动都是不重要的。在关于运动发展的先见的理论中认为在原则上决定了运动的方向和性质的,正如一般的预先决定了的目的那样,是必然常常陷入空想论的境地,并且到了某一时期,恐怕可能妨害运动的真的理论和实际的进步。”[1](P150)
按照伯恩斯坦的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存在一个逻辑论证上的循环: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命题和公式是马克思的著作所要论证的结果或结论,但马克思在论证这些结果或结论的过程中,又将这些结果和结论当作论证的前提。因此,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是不成功的,他的理论并没有最终成为一种科学,而是被他所接受的空想论的教义所困惑。马克思从空想论那里继承来的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不可靠的。我们的现实行动不能以空想论指出的最终目的为指导,而应该从无产者的现实利益要求出发。“不管处于任何发展阶段上,不足以满足劳动者当前的利益的理论或主义的宣布,总是应该放弃的。”[1](P159)所以,对人的任何终极关怀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针对伯恩斯坦公然抛弃终极目标的做法,卢森堡和普列汉诺夫等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卢森堡认为最终目的是最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只满足于日常改良工作,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就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什么两样。针对“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她指出,“如果运动不和最终目的联系起来,运动作为目的的本身是算不了什么的,对我们来说,最终目的才是一切。”[2](P25)
客观地讲,伯恩斯坦提出“运动就是一切”,是要人们从对人的解放的空想中走出来,立足人现实,面向人现实,采取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现实的策略。伯恩斯坦反对对人的解放的空想主义和教条主义,主张关注现实的人的发展问题。就伯恩斯坦强调对人的当下关怀这点来看,他坚持了马克思的理论,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但他为了强调对人的当下关怀而完全抛弃对人的解放的终极关怀,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背离。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二元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对人的终极关怀是立足于对人的当下关怀的,而对人的当下关怀又蕴含着超越当下而追求进步的终极关怀维度。我们上面提到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从现实关怀到终极关怀的分析思路,伯恩斯坦并没有真正领会其现实意义,他仅仅提到了《共产党宣言》中被现实证明是不科学的结论。所以,他实质上是抓住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些过时的具体结论大做文章,而没有从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层面上来分析问题。
而卢森堡的观点则正好相反,她强调了马克思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方面,这是其合理之处。她坚持马克思的真理而不随波逐流的态度也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但她因为当时革命重点的需要,还没有来得及强调对人的当下关怀,这不能成为我们批评她的理由。尽管笔者在这里仅仅是将这种说法推到极端,但这决不是单纯的逻辑推论。因为这种只追求抽象的终极关怀,而忽视现实的人道目标的行为,的确在后来的苏联哲学那里达到了顶峰。如果说伯恩斯坦忘记了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那么斯大林的哲学就是忽视了现实目标和当下关怀。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是两者之间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统一。
三、对人的当下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基石
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所有理论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应该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历史的目标构成的,而不是一个“一锤子买卖”式的神秘主义的结果。马克思对人的当下关怀,是从人本价值和客观必然性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方面从现实人道的角度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又从对人的当下关怀中寻找人的自由解放的客观依据,而不是将一个抽象目标强加给现实。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存在三种基本状态作了集中论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直接以大量的现实资料和较长的篇幅来阐述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妇女、儿童的生存状况,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所造成的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过程的被迫性、出卖劳动力过程的表面的自由平等、进入工厂之后的被压迫和剥削以及对他们走出生产过程后的一贫如洗,进行了深刻而具体的揭露;而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则以更多的精力和兴趣来关注俄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解放道路,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对人的发展过程的直接关注的文本依据。立足于人的生产劳动这个存在方式,从具体的现实的角度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深刻之处。那种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人学空场”的观点,其实是将唯物史观的误解形态——生产力实体论当作了其合理形态,才得出的错误结论。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对人的关注并没有停留于对人的存在状态的现象层面的描述,他还抓住了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的存在方式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一“命根子”,从关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的角度,从生产劳动的发展的角度,关注人的发展趋势。因此,马克思对人的关注并没有囿于人本身,他从人与生产劳动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阐释人的发展,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现实性的具体的分析框架。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依次考察了人的生产关系的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以及资本主义所有制几种形式,并考察了生产方式从封建行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几种形式;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把人的占有方式区分为“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和“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三个阶段,并具体考察了以资本雇佣劳动为组织方式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具体过程。乍一看,马克思的这些理论并不是在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而实际上,这正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最具有现实性和深刻性的关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对人的关注不仅是现象层面的直接的关注,而且是本质层面的根本的关注。马克思对人的关注的现实态度和唯物主义立场,使得马克思摆脱了抽象人性论的肤浅,从而与那些批判马克思理论是“人学空场”的抽象人道主义划清了界限。
立足现实,关怀芸芸众生。在《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的160多年里,发生了许多马克思所无法预测的事情,这些事情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人类在进步,世界在进步,但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根本问题却依然存在: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周期越来越短,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越了自然环境可以承受的限度;另一方面,世界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合理,发达国家的少数世界富豪垄断和占用了世界大部分资源,而有超过14亿的人口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令人欣慰的是,社会主义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并正在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向努力。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也表现出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教育、医疗、住房体制改革过程中,许多人上不起学、医不起病、住不起房;制度和体制改革又直接带来了分配方面的问题,社会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针对这些新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了原来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及时的指导。但有某些经济学家,受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禁锢,仍然坚持和宣扬生产至上论、效率至上论的发展路线。因而,从根源上批评拜物教式的经济价值观,是目前意识形态领域十分紧要的事情。
四、终极关怀结合当下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实现途径
在马克思的逻辑中,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当下关怀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对人的当下关怀是通往终极关怀的必由之路;而对人的终极关怀是统领当下关怀的思想灵魂。如果说对人的当下关怀实现的是人的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量变”,那么对人的终极关怀,即人的彻底的完全自由和解放就是人的发展道路上的“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前提条件,量变只有朝向质变的方向发展,并超过“关节线”,才能达到质变。这里所谓的量变的主体实质上是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保证社会生产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和谐与平衡,我们才能保证社会生产劳动在发展的根本方向上是朝向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的。因此,这里所讲的为质变准备条件的“量变”,不是任意的量变。一方面要求这种量变在根本方向上不背离根本目标,因为实现根本目标的过程如果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无论如何是无法想象它能最终有利于根本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这种量变必须是“结构内的和谐量变”,因为如果这种量变的单方面发展影响了其他要素的发展,使得其他要素向背离最终目标的方向倒退,那么这不仅无益于最终目标的实现,甚至可能导致对最终目标的破坏和背离。因此,质变的实现要求量变朝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对人的终极关怀必须具体落实为一个个符合人的发展要求的当下关怀。没有这样一些具体的现实的环节和过程,人的彻底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只能沦落为抽象的乌托邦。
如果说对人的终极关怀需要当下关怀来实现,那么当下关怀的具体展开又需要终极关怀这个灵魂来统领。对人类的最终命运的立场不同,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所有理论和所有行为的方向朝向哪里。马克思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人本主义者。现实主义与人本主义在他那里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整体。马克思的深沉的人文关怀理念,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他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3](P7)他决心学习那些高尚、伟大的人物,“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3](P7)。
马克思创立和践行了自己的辩证的经济哲学,而当代中国共产党立足现实、与时俱进,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她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价值主旨和精神实质,而且具体探讨了将终极关怀与当下关怀结合起来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途径。科学发展观不仅追求经济进步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历时态”意义上的统一,而且追求二者之间的具体的、内在的、“共时态”意义上的统一,从而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科学发展观主张,“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既着[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着[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科学发展观反对将对人的终极关怀当作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悬置起来,要求将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具体化、操作化、现实化,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看作一个实现的“全过程”,并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具体实现这一目标。这样,对人的终极关怀就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信念,而是具体的可以身体力行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辩证思维,创造性地探讨了实现终极关怀与当下关怀相结合的途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统筹兼顾”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人的发展与经济建设、人的发展与社会关系、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人的发展与核心价值观等各个方面。其中将“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辩证结合是其最核心内容。科学发展观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互动的无止境的历史过程。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没有了基础和保障。而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其当代形态——科学发展观,将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当下关怀历史地、辩证地结合起来,通过对人的当下关怀来实现终极关怀,通过对人的终极关怀来统领当下关怀,从而将“终极”关怀的思维转化为一种“全程”关怀的思维,才能走出历史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二律背反,走向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
[参考文献]
[1]第二国际[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
[2]刘佩弦等.第二国际若干人物的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龚剑飞】
马克思毕业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马克思实践哲学不同于“解释世界”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与经院哲学，它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实践形态”的哲学体系。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是：由经济学转升到哲学。即：由经济学范畴“劳动”上升为哲学概念“对象性”和“实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全面界定了他的实践哲学各范畴，尤其是“主体”、“客体”概念的本质含义，并对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从而形成了实践唯物论、实践认识论、实践价值论、实践主客体辩证法、实践唯物史观合一的实践哲学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哲学创建的完成。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在哲学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及其整个体系架构，对于我们今天，返本开新、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哲学；创建路径；体系架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李世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马克思实践哲学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立足于现实生活，致力于世俗世界的改造，这决定了它不同于旨在“解释世界”的西方传统哲学。
马克思开创的是实践哲学，不再单纯解释自然、人或社会各自是什么，而是以主体人与客体的自然、社会的交互作用的“活动”为其哲学的考察点和奠基点。马克思实践哲学定位于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因而它是否定性、批判性、革命性的，是行动中的哲学。
一
马克思实践哲学是以什么路径创建的呢?
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回忆说：“1842年——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官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终动因。”按照黑格尔国家、法等都是普遍理性的体现，可现实物质生活却并非如此。“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马克思正是从物质利益这种经济关系人手进入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分析性批判，这种批判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创建成为可能；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并没有使马克思转入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使马克思真正转入实践哲学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正如《手稿》的题目：经济学——哲学，即由经济学转到哲学，正是这种转向使马克思开辟了实践哲学的路径，《手稿》成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诞生地。
哲学史上，黑格尔哲学致力于解决实体与主体、存在与精神抽象对立的二元论，绝对精神的对象化、外化或异化产生出实体存在，以求存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是黑格尔的功绩。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主客体统一的思想，借用并区别了黑格尔的对象化、外化、异化、对象性等重要概念，阐述了他的实践哲学。《手稿》既吸取了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他对“劳动”的唯心主义认识；既吸取了费尔巴哈把人看作异化主体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他对人的直观理解；既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创造价值的合理思想，又扬弃了其对劳动和劳动者割裂的错误，进而把劳动和异化结合起来，形成了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异化是哲学概念，劳动是政治经济学范畴。在对异化劳动的考察中，马克思在区分对象化、外化、异化的同时，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外化就是生产劳动，即实践的最基本形式。
《手稿》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而这些分析始终贯穿着“劳动”这一核心概念。国民经济学指出劳动创造价值，但实际生活中却是越劳动，越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反而自己越贫困，“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力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马克思从这个“现有的经济事实出发”，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不是对象化的确证，对象化变为异化，这就从经济学的批判分析转入了哲学领域的探讨。
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深刻分析，马克思把对象化、异化的主体、客体进行了全新的理解和规定，通过这种规定，马克思把对象化活动改造为自己的“实践”概念，奠定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础。
凡对象化、异化都一定有其主体和客体。对象化、异化都有主体的活动指向外在的客体使客体发生改变的含义。然而，不同的哲学家对主体、客体却有不同的理解。黑格尔的主体是唯一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绝对精神，客体是消极的被动的物质存在；费尔巴哈的主体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客体是宗教(上帝)。费尔巴哈的进步在于把主体还原为自然的人，这是唯物主义的一个胜利。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主、客体思想，对对象化活动的主体在《手稿》中理解为具有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劳动)本质的人，在《提纲》中进一步深化了对作为对象化主体的人的界定，这一界定是对主体的本质规定。《提纲》第6、7、10小节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的主观性、抽象性，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对象化活动的主体的真正本质，即实践主体的本质内涵。
在《手稿》和《提纲》中，马克思也揭示了对象化活动的客体的本质含义。黑格尔认为：自然(客体)是由绝对精神创造的，是绝对精神的外在化。因此，它带有它的创造主的神秘印迹。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但他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只把自然当作人类感觉、直观的对象，而不是当作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对象。“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处在原始状态下的自然界是不符合人的目的，只是在把自然界加以改造过之后，它才变为人的存在物。所以，自然界对人说来并不像动物那样直接存在着，而是按照它被人们改造过的那种状态存在着。他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还通过考察工业发展的历史，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经过劳动和工业改造过的自然界，并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只有这种人化自然界才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客体。对客体的深刻的、关键性的阐明是在《提纲》中：“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
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人的活动是感性的人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并要把客体“从实践的主体方面来理解”。所谓客体，是实践主体进行对象性活动的客体。其二是说，客体不是脱离主体而存在，客体是由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而赋予的，客体从属于主体，没有主体便没有客体。《提纲》第三节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的对象性活动(即“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的客体是“环境”和“自我”。主体的对象性活动所指向、所改变的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自身。主体既改造了大自然，又同时改造了社会和人自身。
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1．对象化活动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得以创立的第一个逻辑起点，也是打开和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把钥匙，而这一逻辑起点，首先是在《手稿》中剖析并展开的。《手稿》是马克思“实践”范畴的萌生地，由它直接通向了《提纲》，从《手稿》到《提纲》一直贯穿着对象化活动这个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入门概念。对象化一对象性活动转升为实践的逻辑思路，诞生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对象化”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生成的关键词，也是理解和解读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结构的钥匙。《提纲》把《手稿》中的对象化活动、异化劳动“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并对实践的主、客体作了不同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全新的理解和规定，从而宣告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包括：实践唯物史观、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证法、实践唯物论、实践价值论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架构创建的完成。
2．《提纲》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主体、客体以及两者关系作了全面的、纲领性的、本质上的规定，是整个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提纲》是整个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的写作大纲。
3．实践的主体是社会性的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的人，这就宣告了英雄史观、精英史观、宗教创世观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破产。马克思《手稿》认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1845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讥讽坚持英雄史观的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是“神圣家族”，指出：历史“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恩格斯也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讲到：“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紧随《神圣家族》之后的《提纲》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建立在社会性的人的物质生产的实践基础上，是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属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
4．马克思对实践主、客体的本质规定，同时宣告了马克思实践认识论的诞生。马克思把认识论纳入“实践”视野，实践主体就是认识主体、实践客体是感性客体、是属于主体的客体。这种主、客体规定，彻底终结了近代哲学由于认识不到主、客体相互关系(即对象性关系)而导致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相互驳难，也彻底驳倒了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社会性的个人获得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可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和修正。只有作为实践的社会性的人才能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我的普遍意识也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认识的客体就是实践客体，客体是人化自然，具有属人性，是“从主体方面来理解”的客体，这就说明客体能够被主体所反映，马克思实践哲学是能动的反映论、是可知论。
5．马克思实践哲学对主客体关系的阐明，就是马克思的实践主客体辩证法。“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实践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能动地作用于客体，客体又反作用于主体，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它们相互依存、相反相成，既对立又统一，一则形成了矛盾关系，二则形成了主、客体的矛盾运动。矛盾关系是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实践主客体辩证法；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不仅形成了主、客体自身的变化发展，而且也形成了主、客体双方统一的基础——实践的运动发展：首先是人类的基本实践——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其次是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的运动发展。正是这种运动发展说明了马克思实践辩证法既是主客体矛盾辩证法，又是“过程辩证法”，而非理论形态的以“三大规律”为内容的自然辩证法或客观辩证法。
6．马克思实践哲学既非直观的唯物主义，更非唯心主义，即：“非心非物”，不是唯一的“心”，亦非唯一的“物”；马克思实践哲学又是“亦心亦物”，不是只见“人”，也不是只见“物”，而是“心”与“物”的辩证统一，是“心”与“物”的“平起平坐”，是以人为本的劳动人道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或日：实践唯物论。
7．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论，本质上是实践价值论。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指向什么客体，是有价值选择取向的，是“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马克思对实践主体的本质规定，说明人不仅有自然生命本质，更重要的是人还有“类本质”，即人是社会性的人。人的自然生命本质，决定了人对自然的价值选择；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人的社会价值选择。价值选择的真正目的是人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对人自身的实现。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劳动、对象化活动以及主、客体的分析，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分析批判，得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是丧失了对象的对象化活动，在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对象化活动的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对象化活动(在马克思看来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劳动)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本质上的深刻揭示。马克思以此路径创建了自己的实践哲学，建构了完整的、浑然一体的、庞大的实践哲学体系。这种体系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将其内在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全面展开而建构的。
三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在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1．马克思实践哲学植根于现实生活，立足于改造世界，不是经院哲学，不是理论玄谈。既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范式
的彻底颠覆。西方传统哲学主要有两种范式：一是实体性哲学范式；二是主体性范式。前者追寻世界的本源和本体，是超验的形上追求；后者是以人的自我意识、主观理性为逻辑奠基点和理论支撑点。这两种范式各偏执一方，都导致解释世界的理论玄谈；而马克思以其辩证精神，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主体和客体辩证统一起来，创建了实践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哲学。
2．马克思实践哲学是在继承和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主客体思想的基础上创建的，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和升华。
3．马克思主义哲学由马克思实践哲学开启，植根于现实生活实践。实践不舍昼夜，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永不停步。它面向未来，不自命为终极真理，不故步自封，随着实践的发展处在永恒的创新过程中，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是活的马克思、永远的马克思，马克思实践哲学是永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及其整个体系架构，对于今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践行科学发展观，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波澜壮阔，日益深入。新实践孕育新理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构建无愧于时代、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新体系，不能脱离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宗旨和精神实质，必须坚持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原则。只有做到了正本清源，也才能返本开新。“本”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之本，背离了这个“本”，任何“开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
2．在全球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正面临来自新理论、新实践的双重挑战，深刻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建路径及其整个体系架构，对于我们迎接各种挑战，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3．主、客体的相互生成，对立统一的实践辩证法，使我们能够更加坚信以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领会其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青 山]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