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冰心作品中说教气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冰心的作品忠实地反映了她创作的基本态度和一贯追求，即创作“真”与“爱”的文学，表达对生命的“爱”。“真”既是她的人生态度，也是她的创作态度；“爱”既是她的真切体验，也是她对世界本质的概括。因此，本文在分析冰心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真”与“爱”的同时，进一步阐释“冰心体”中“爱的哲学”的产生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冰心作品中说教气研究论文 篇1：
冰心美育思想研究
摘要：冰心是中国重要的作家，关于她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其美育思想尚待深入开掘。虽然冰心没有关于美育的理论著作，但其作品中蕴含着她的教育理念，冰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本文拟尝试通过分析冰心的作品和人生经历，剖析其美育思想并探究她是如何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对教育产生实际影响，肯定冰心及其美育思想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冰心;审美;教育
冰心是一位创作时间长、创作实绩丰硕的作家，关于其文学的学术价值目前已经展开得相当充分。通过全面梳理冰心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冰心而言，美育观念是与文学创作同等重要的一翼。她教育孩子要爱人、爱国、爱自然、提高审美趣味，其美育理想对于当下教育仍然有借鉴意义。以此为镜，反思我国当下审美教育现状，试图为构建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审美教育体系寻求新道路。
一、以爱立人，以美育人
冰心本人并未归纳出美育理想体系，但是其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渗透着其美育理想，可概括为三点。其一，以“爱”为核心的育人观念，即教育学生要爱人、爱国、有审美趣味。其二，主张以提高学生能力为目的、因材施教的教学观。其三，平等的师生观念。
“爱的哲学”是冰心独有的人生哲学，集中体现了的其育人理念。她反复在作品中呼唤“爱”，赞美母爱、童心和自然，有意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和高贵品质，希望他们成长为有爱心、有感恩之心并且热爱祖国之人。
冰心一生都在写爱、传播爱。她真诚表达对亲人的爱，赴美留学难掩对亲人的思念;她怀念起朋友时，是充满爱和祝福的。
冰心一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她对儿童的教导不是说教式的，而是把“爱的哲学”倾注于字里行间，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冰心本人就有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在美留学时她直言：“美国不是我的国，沙穰不是我的家。”[1]抗日战争时期，一群群轰鸣着的日本轰炸机从屋顶飞过，柔弱的冰心希望自己能手握一把钢枪，“绝技善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2]国难，激烈地摇憾着那颗爱国之心，冰心无法在日本帝国主义血淋淋的屠刀下苟且，她一面参加医院组织的救护队，一面写稿，其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爱国情怀和不屈的民族气节，小读者们如何能在閱读后不加深对祖国的热爱？解放后，冰心还为少年儿童写作了大量以国际爱国主义教育为宗旨的作品，揭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暴行，教育孩子们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
冰心不仅爱人、爱国，还热爱自然，善于描写自然之美，读来如同与她同游并览，获得美的享受。她笔下的春天，“从青青的草色中来了，从潺潺的水声中来了，从拂拂的微风中来了，”[3]她笔下藕荷色的蝴蝶、背着圆壳的蜗牛、嗡嗡的蜜蜂，都是温柔的、孩子气的。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始终信奉“爱”的哲学，追求美好的事物，她将爱倾注在文学的海洋里，自觉启发孩子们崇善崇美。小读者们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爱和美，提升审美情趣，成长为爱人、爱祖国之人。也正是在爱和美的双重视角观照下，她对教学观、师生观做出了全新的解读。
教育界一直存在技术主义倾向，教学模式以机械的知识教学为主。尤其是五四时期，教育很大程度上与强国联系在一起，教学重知识技术而忽视学科背后的精神空间，难以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兼顾学生的精神发展。冰心从不把死板的习作数量当作教学目标，而是采用多种形式提高学生能力，实现有利于学生终身发展的教育。
冰心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从她的散文《当教师的快乐》中可以看出，她十分热爱教育事业。执教期间，冰心突破按部就班针对某一文体“讲解——习作”的教学模式，创造性地打破传统写作形式，她常给学生们别具一格的作文题目，鼓励学生大胆创作。如《初恋》。五四时期人们思想相对保守，自由恋爱尚且面临诸多阻碍，学生要在作文中畅谈恋情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但是冰心希望学生们不仅是一次次机械地完成作业，更重要的是提高各方面能力，有利于终身发展。
冰心所遵循的教学观是师生应当成为互相尊重互相亲爱的朋友，平等，相互尊重。冰心的师生观与其尊重甚至崇拜儿童的儿童观密不可分。五四是“人”被发现的时期，作家将笔触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转至平民百姓，儿童也被作为阐释对象出现在作品中。冰心作为一个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更是用独特的审美视角去赞美儿童：“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4]小说《超人》中，冰心把天真纯洁的孩子看作救治成人的药方。基于这种儿童观，冰心在教学期间充分尊重学生人格独立，和学生成了知心朋友。
冰心意识到这社会上的罪恶已经够多了，不必再让青年人看尽那些罪恶，“人就怕那不健全心理的养成，认识了一种坏处，便样样皆然，一直没有一点真诚了。”[5]因此，冰心着力展示爱与美，通过多样、开放的教学方式，构筑平等的师生关系，形成了以爱为核心、以提高能力、服务学生终身为目的美育理想。
二、从理论到实践
冰心的美育理想不只是空洞的理论探究，而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实践品格。一方面，冰心多年躬耕于教育一线，切实将自身的美育理想落实成教育实际;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出色的儿童作家，冰心以作品为载体，将自己的教育理念贯穿于作品中，长期以来，其作品曾被收入在多个版本的中小学教材中，这一举措推动冰心作品经典化，同时也有助于其美育思想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
冰心培养出许多优秀学子，桃李满天下。其学生李镇在《迟来的悼念——追思冰心恩师夫妇》一文中怀念冰心夫妇，他说冰心的教导有哲理但又不是说教式的，听起来有舒适感而且易于牢记在心。冰心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其子吴青说：“妈妈有很多学生，她都很爱他们，她的爱总是“给予”。当时她的许多学生都是从农村来的，都很贫苦。比如萧乾，当时就很苦，妈妈帮他找了一份抄写工作。……他们长大了以后，妈妈又给他们做媒，他们订婚、结婚、生孩子、起名字，妈妈都要出来帮忙。”[6]冰心的教学方法不是单方面进行滔滔不绝的讲授，而是注重与学生交流对话，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日常关怀，其美育理想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由理论转化为实际，对学生一生的工作学习和为人处事的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家是冰心的另一重身份，作品是她展示和践行其美育理想的重要载体，通过儿童文学书写表达教育理念，与小读者进行交流。“读冰心的文章，每一篇、每一段、每一句，都是她内心真情的流露，是追求真善美的脚印儿。她用爱和美创造出一种高尚的境界，使人感受到一种力量，像汩汩清泉冲洗荡涤着人的心灵，”[7]冰心的作品数次被收录教材，以课程文本的形式影响一代又一代学子。马烽说他是阅读冰心作品长大的，“而现在我的孙子正在初中课本上阅读她的《小桔灯》、《再寄小读者》。”[8]要分析课程文本是如何承载冰心的美育理想并使之发挥实际作用，就要先考察冰心作品在教材中被收录情况及课程文本的价值。
现代教育制度与冰心文学密切联系，其作品在民国时期就被选入国语教科书，成为教科书中的语法习作范本，培养着中小学生对新文学的感觉与体认。1922年北洋政府的新学制实行以来，在中学教有影响力的教科书是沈星一编的《初级国语读本》，该教材侧重选文的思想教育作用，共收入7篇冰心的作品。1933年朱剑芒编写的《世界中教本之朱氏初中国文（6）册》所收入的冰心文章有明显的教育意义，如《慈爱的结束》表现父母的慈爱，旨在对学生进行家庭教育;《赴敌》和《寄小读者通讯（七）》与国家教育有关。总体上看，冰心入选教科书的作品都是充满爱与美的，可见教育者注重其作品正面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作用。
在福柯“学科与规训”理论的直接影响下，关于教育的研究已经不限于思想史或制度史的讨论，而是进一步把“教育”作为完整地呈现出“知识-权利关系”的对象来加以分析，探索学科知识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与其他层面的技术配置相互运作的，一些看似细微的教育改革，对整个现代学科规训制度的生成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文学制度’是由文学的学理阐述（理论研究）、文学写作及其相关体制（文学实践）和文学教育三方面共同建构起来的，如果考虑到所有的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写作者’首先是而且必须是‘受教育者’，那么‘文学教育’的作用就格外突出。”[9]因此，冰心的作品进入教科书并非偶然。从民国时期国语教学到新时代的语文教育，教育者们不约而同地把冰心作品适宜的学段设定为初中年级。该年龄段的学生缺少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正处于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需要教育者的塑造和引导，而课程文本无疑是理想的教育載体。文学在本质上是被某种价值观渗透的表述。冰心的作品内容积极健康，语言清新自然，对青年学生的说教从来不让他们腻烦，这种文质兼美的作品无疑是语文教科书的首选。
教育与文学双向互动。一方面教育对于文学有一种筛选和使其经典化的功能。冰心的作品作为范本进入教科书，与学校教育结合，借由教育制度生成为经久不衰的课程文本，确立经典地位。另一方面冰心的作品以课程文本的形式被更多读者学习，其中关于爱与美的描写会在广大学子那里产生积极的接受，他们会在习惯成自然的规训下追求爱与美;教师对于文本思想内容的解读和讲授也是传递冰心美育理想的过程，融注于作品中的美育理想因此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
三、反思与展望
古今中外的学者都强调审美和艺术把人从工具理性中解救出来、使人性达到完美的作用。席勒坚信，只有通过审美才能改变人的异化状态，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黑格尔指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韦伯说艺术能将人从理性主义的压力中解脱出来;阿多诺认为审美是拒绝同一性的有力手段。王国维相信美育对知情意有综合作用。冰心在自己的园地里试图建构一个爱的王国，努力靠近审美教育的本质和真实。不可否认，审美的乌托邦功能并不能解决一切，审美教育未必“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理性的问题还需要通过理性加以解决，结合实际制定更具体的实施策略，与时俱进推进审美教育。
相较于冰心生活的时期，新时代我们拥有更先进的教学设备，更强大的教师队伍，更完善的教育制度，于情于理，审美教育都应该开展得更加顺畅，但学校审美教育却在多音喧嚣中显示出“美育实然”和“美育应然”间的偏差。
审美教育是美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两结合所积累的实践成果，当前我们的美育理念存在以下误区：第一，美育矮化为技巧教育。如今，以孩子为招收对象、以考级为目的的各式艺术培训班不可胜数，当考级目的一旦明确下来，艺术教育则偏重技巧培训，审美愉悦在考级目的下被消磨殆尽，审美教育变成一种只关乎技巧的“无情”教育。
第二，美育窄化为艺术教育。在教学中表现为开设美术、音乐等课程，以几幅画、几首歌来涵盖审美教育的真谛，如果老师们还留给学生们繁重的“画”和“唱”的课业负担，那么审美教育更是沦为了毫无艺术香气的、机械的图画音乐科。
审美教育的教学方法也不够成熟。在教学实践中，“爱心课堂”、“探究课堂”等五花八门的形式纷纷出现在教室，可是这些形势复杂的教学似乎只为美育留下一个美的外壳，新颖、热闹的表演过后，能给学生留下的少之又少。
真正成功的审美教育是学校为学生营造懂美、爱美、追求美、创造美的环境，教师以良好的涵养和品行滋养学生，向内挖掘学生的审美空间。为此，另一方面，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最后实现审美日常生活化，学生们不再是被动的欣赏者，更成为生活艺术家。冰心给我们提供了优秀的历史样本，她的美育理念及教学实践值得我们在反观中思考和借鉴，以此为镜，从两个方面为当前审美教育开拓更多的改善空间。
首先我们要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建设一支拥有良好的审美情趣的教师队伍，把良好的师德师风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保障。实用是这个时代巨大的偶像，而美的分量微乎其微。教师是美育走向共同融合、形成良性循环的审美系统的关键因素，因此审美教育要与实用主义抢夺阵地，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教师选拔聘任和选人用人制度，不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认真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其次教师自身的审美涵养关系到美育生态建设。如果教师自身就缺乏审美趣味，如何带领学生领悟美、享受美？冰心是一位具有敏锐的审美感受力的教师，善于在平凡的事物中捕捉到美。黄昏的古院带给她丝丝诗意;她的梦里是襟上兰花气息;“绿水边，几双游鸭，几个浣衣的女儿”[10]，在她眼里，已是一幅美景。在这份诗情的感染下，学生自然于潜移默化中提升审美情趣，学会捕捉生活之美、自然之美。
其次，师生关系是审美教育深入開展的关键要素，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状态无疑对教育的样貌和品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冰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突破二者身份的界限，促进师生感情，有利于双方交流并展开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冰心就常常与学生一同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水中央的岛边石舫上开各种讨论会，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获得对环境的审美感知。冰心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突破了学习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教育并不是生活的准备，教育就是生活本身，回归生活的美育才是更接地气的“大美育”。
四、结语
冰心的美育理想及其教学实践活动给当前教育留下的启迪远不止“教师队伍建设”和“师生关系建设”这两个方面，本文将二者拿出来比较分析，是因为当下的美育实践在这两个方面尚存在很大的完善空间。人类不仅是“艺术的种族”，而且是“审美的种族”，美同我们幸福生活的最好方面直接相关，并且同人类本性的道德高尚也相去不远，通过审美教育，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能够享受更丰富的审美权利，获得美好生活。审视当下教育情景，我们面临着迫切的美育要求，这需要我们在借鉴前人优秀经验的同时，充分发挥目前条件优势，结合眼下美育困境，努力走出美育乱象，避开观念误区，不断寻找美育生态中亟需改善的实施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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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卓如选编.一片冰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年，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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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冰心.繁星.春水[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作者：吴倩云
冰心作品中说教气研究论文 篇2：
试析冰心作品中的“真”与“爱”
冰心的作品忠实地反映了她创作的基本态度和一贯追求，即创作“真”与“爱”的文学，表达对生命的“爱”。“真”既是她的人生态度，也是她的创作态度；“爱”既是她的真切体验，也是她对世界本质的概括。因此，本文在分析冰心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真”与“爱”的同时，进一步阐释“冰心体”中“爱的哲学”的产生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关键词]冰心；冰心散文；爱的哲学
张建秒(1971—)，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江西上饶师范学院中文与新闻传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刘 飙(1971—)，男，江西上饶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江西上饶 334000)
“真”，是冰心坚持了一生的文学观。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提出过自己的文学理想：“这其中只有一个字‘真’。所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1](P193)在她长达70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里，她一直都在沿着她为自己规定的这一“真”的文学理想而前进。
“爱的哲学”是冰心文学书写的灵魂，是渗透于冰心作品中的文学精神。“有了爱便是有了一切”，这是冰心的至理名言，也是她终其一生信守的信念。在冰心的理解里，爱是人类的生命，是人类的一切。在她的作品中，她以对人类进行“爱”的启蒙，让芸芸众生在纷乱世事中获得一片宁静为己任。“爱”几乎是贯穿冰心一生的纽带。冰心以“爱”的哲学为底蕴，以“爱”的澄明照亮人内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平凡的生命更高远的精神瞩望。
冰心的作品忠实地记录了冰心创作的基本态度和一贯追求：创作“真”与“爱”的文学，表达对生命的“爱”。“真”既是她的人生态度，也是她的创作态度；“爱”既是她的真切体验，也是她对世界本质的概括。“真”是她文学创作的基础，“爱”是她心灵祥和的升华。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科学”、“民主”的旗号下，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而艺术”，郑振铎在评价文学研究会时说“他们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文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文人们不是住在象牙塔里面的，他们乃是人世间的‘人物’，更较一般人深切地感到国家社会的苦痛与灾难的”[2](P9)。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的冰心很早就主张“要创造‘真’的文学”[1](P193)，她在《寄小读者》里说：“我平日总想以‘真’为写作的唯一条件”。直到20世纪80年代，她还明确指出：“‘真挚’是一切创作的灵魂和力量!”[3](P105)。“真诚”既是她的人生态度，又是她的创作态度。她为人光明磊落，坦荡率真，乐观豁达；为文率意求真，讲真话，抒真情，表现真实。冰心的创作尤其是散文体现了她的坦诚无私的“真诚”。散文的“真”表现在以下方面：
1.表现在内容上的真实
尽管散文并不一定要拘泥于事实，可冰心宁愿更多地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如实地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她的作品几乎全是她复杂的人生历程和情感思想变化的记录。她一向认为，创作的源泉在于生活，艺术的价值在于真实。 1919年，冰心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听审后有感而发撰写了她的处女作《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这是她走上写实道路的开始，此后，冰心的作品便沿着这条道路走下来。《往事(二)》发表于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7号，其中有离别家园时的伤感情怀、旅途的见闻和咏叹、异国瑰丽的山色、友谊的温暖……1935年，冰心的《平绥沿线旅行记》依次详细地记述了自清华园至包头站平绥沿线的风景、古迹、风俗、宗教以及经济、物产的种种状况，不仅如此，作者还根据实情分析了平绥沿线对西北开发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圃中，怀人散文是一支独秀，这是介于散文和传记之间的一种文体，它既具有散文的特质，又具备了传记的特征——以真实人物为记述对象，可以剪截提炼，不可虚构想象，类似于古代正史传记之外的“杂传”。冰心的散文有不少是怀人散文。在这些散文中，有的是对已逝亲人的怀恋，如《南归——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的老伴——吴文藻(一)》、《我的老伴——吴文藻(二)》、《我的三个弟弟》等等。更多的篇章是冰心对自己所在文化圈里知名人士的怀恋，如《怀念老舍先生》、《追念闻一多先生》、《悼念茅公》、《忆实秋》、《忆许地山先生》。在这些文章中，冰心追怀了自己所了解的亲人或朋友的生平往事，饱含着对已逝亲友的深切悼念。这些平实的文章，因为人真、事实、情诚，才为后来者研究这些学者、作家的生平提供了第一手的生动资料。1979年，冰心应《福建文学》之约，撰写了《我的故乡》，以此成为系列回忆的发端，一发不可收拾地相继写了《我的童年》、《我到了北京》、《我入了贝满中斋》、《我的大学生活》、《在美国留学的三年》、《我回国后头三年》等似淡却浓，似久违而亲近的散章佳作。这是自传性的长篇回忆录，以史实为依据，以回忆录为体式，用娓娓动人的叙述方法，追忆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道路以及社会活动，同时生动地描写了她所熟悉的各种人物际遇、精神风貌，形象地勾勒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
2.冰心的散文感情真挚
情“真”，是散文的生命所在，灵魂所系。冰心向来坚持把感情的真挚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要求。她的散文就是她那纯真的内心世界里流淌出来的心泉，包含着感悟人生的真味。她在作品里坦诚地无拘无束地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倾吐衷肠，叙写真话，“字字出自心坎，真挚自然”[4](P535)。冰心的散文大多以纯真的爱心作为灵魂。在她的散文中，有身居异乡对祖国、亲人的思念，也有对大自然、小动物以及儿童的挚爱。1924年3月至5月间冰心写作《往事(二)》，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她举目无亲，又体弱多病，因而在回忆和追写往事时，对祖国亲人的思念占了很大的比重，在文中，她深情地赞颂了父母的至爱与关怀并抒发了自己对母亲的无限眷恋。20世纪80年代末，年近九旬的她发表《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都是用正直、坦诚、热切的拳拳之心，说出真实的话语，显示了她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南归》是冰心丧母一年半后作的悼文，也是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悼念母亲的散文名篇。在这篇散文中，前半部分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她唯恐失去母爱的惶急、竭力延续母爱的焦虑，把作者服侍母病过程中的内心的煎熬和情绪的复杂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情真意切。后半部分则痛述了失去母爱的无限悲恸，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写道：“完了，过去这一生中这一段慈爱，一段恩情，从此告了结束。从此宇宙中有补不尽的缺憾，心灵上有填不满的空虚。”“窗外是苦雨，窗内是孤灯。写至此觉得四顾彷徨，一片无告的心，没处安放!”字字发自心坎，浸透着无法排解的伤怀、痛失母爱的悲痛及无助。
冰心的散文的情“真”，不仅体现在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上，也表现为对大自然以及一切生命的热爱和赞美。歌颂自然是冰心作品中永远的主题。冰心从小生活在山陬海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冰心度过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受故乡山水的熏陶如同家庭教养一样直接而深刻，因此，冰心喜欢大自然，一到了野外，就如同回到了故乡。大海、繁星、云霞成了冰心笔下的知音，即使在美国读书期间，慰冰湖畔也留下了冰心与大自然的喃喃对话。怀着对自然的热爱，带着虔敬的心情静对山水，冰心领悟了自然生命与自我性灵的默契与交融，她的笔展示出浩瀚无边的大海的景色，气势雄浑、波澜壮阔；她的笔写出山间、湖畔、园里、家中的各种各样的花，争妍斗艳，异彩流芳；她的笔画出各个式样的明月，还有月光下的各式美景和人的活动：或月夜泛舟，或赏月清谈，或游园观景，或望月遐思。《通讯四》的苏州景物，仿若一首优美的田园牧歌，又是一幅水乡的风俗画，使你悠然如醉，倾倒于江南的雅淡温柔之中。
在冰心眼里，孩童是集善良、纯洁、可爱于一身的安琪儿。她的散文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童真。“病中不必装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山中杂记》)。“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小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笑》)在她笔下，每个小孩都是天使的化身，都有着不一样的可爱、调皮之处；读她的散文总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一个个天真烂漫、纯洁无暇的孩童形象跃然纸上。只有用童稚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才能有如此形象生动又毫无世俗瑕疵的描述，这类饱含童真的文字是作者本人由内而外的孩子气使然，比如在《山中杂记》中，她饶有兴趣地描写了小鸟破壳而出的过程，藕合色的小蝴蝶、背着圆壳的蜗牛、嗡嗡的蜜蜂、每夜乱唱的青蛙、在花丛中闪烁的萤虫，都充溢着斑斓的童真和童趣，透盈在她文章的字里行间。它们都是极温柔，极其孩子气的。
3.冰心散文还融合着理“真”，讲真话与传真知相互结合交织
她的散文富有哲理，有的从某一个生活场面或自然景色的变化中受到启发，表现为理趣的自然流露。如《往事(二)》(一)中，黄昏十分，下着大雪，作者送一个朋友出山而去，独自归来时，大雪已掩盖了他们去时的踪迹。作者的心因觉悟而沉沉的浸入悲哀：“白茫茫的大地上，还有谁知道这一片雪下，一刹那前，有个同行，有个送别?”东坡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便让作者觉得“……于是人生到处都是渺茫了!”她的感悟来得如此强烈：“生命何其实在?又何其飘忽?他如迎面吹来的朔风，扑到脸上时，明明觉得砭骨劲寒；他又匆匆吹过，飒飒的放到树林子里，到天空中，渺无来因去果，纵骑着快马，也无处追寻。”创作的冲动来源于内心的感性冲动，而感性和理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感性本身包含着理性的积累，柏格森就明确说过：“所谓直觉就是指那种理智的体验……”[5](P83)或许对作者来说，这只是特定场景里所引发的那一刹那的感受，但这种感性的认识何尝不是理性思索的结果?设若没有一颗敏感而知性的心，对时间和生命的感悟哪能如此形象、得体?
冰心散文富有哲理，不仅表现为理趣的自然流露，更多的时候，是作者经过对现象的观察，对生命的体悟和思考，提炼出对社会人生或自然的某种规律性的认识或结论。比如《圈儿》，在文中冰心自我感觉有一个漆黑严密的圈儿罩定自己，“圈子里只有黑暗、苦恼和悲伤”，很多回与圈儿作斗争后，作者感到疲乏。“难道我至终不能抵抗你?永远幽囚在这里面么?”不，只要“起来!忍耐!努力!”作者接着写到：“呀!严密的圈儿，终竟裂了一缝。——往外看时，圈子外只有光明、快乐、自由——只要我能跳出圈儿外!”作者思维严密，层层推进，紧追不舍，进而得出结论：只要努力和忍耐，终将跳出这苦恼、悲伤的包围，找到光明、快乐和自由。如此包含着睿智哲理的结论乃是作家认真探索人生感悟而得的思想火花。又如在《寄小读者》通讯17中，作者由蒲公英不如菊花受重视的一件小事，体悟出：“没有蒲公英，显不出雏菊；没有平凡，显不出超绝。”于是得出结论：“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长处，一人有一人的价值。”由此最终悟到万物相衬托的理。作者擅从万目所见又被众人忽视的不起眼处发现弱小，褒扬伟大，由花及人，小中见大，极具说服性。平淡的叙述饱含着言理的睿智，这与作者用心体察生活、勤于思考是分不开的。年轻的冰心在这个王纲解纽的时代积极热情地探索着人生和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结合自己对社会的理性思索，真诚地、大胆地看取人生，以“问题小说”亮相文坛，写出了许多探索人生问题的作品。
在冰心的散文里，写“真”事、抒“真”情与说“真”理水乳交融、密切结合；通过自己的真实见闻抒发真情实感，而那些富有哲理的思索往往融化在娓娓的叙述和温馨绵密的深情之中，包藏在抒发真情的艺术形象之中。内容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推理的真实不着痕迹地融为一体，达到毫无破绽的自然和谐统一。这是冰心散文的独特之处，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绵远流长，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作家。
二
冰心的创作以“爱的哲学”为佳境，在她的文字里倾诉着对童心、母爱与自然的一片衷情，挚情相伴着哲思，婉丽糅合着清愁，其清澄淡雅之美打动了无数儿童与成人，形成了“冰心体”。本文将对“爱的哲学”的产生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行研究。
冰心的创作明显地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1935年，阿英在《谢冰心小品·序》中认为：“无疑的，在她的作品中，也还有基督教思想的血液存在，这些血液，是流贯在她的爱的哲学之中。”[6]在她的成长经历里面，她深受基督教的影响，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对她本人的“爱的哲学”的产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人思想的起点与性格后来的发展，肯定和他所处的现实及周遭的环境有着血肉联系。冰心的豆蔻与花季年华就浸润在浓郁的基督教氛围中。无论是她的出生地福州，还是她的第二故乡北京，这种浓厚的基督教氛围对冰心的人格形成及其创作起着至关重要和不可磨灭的影响。冰心出生时，父亲请教会医院里的女医生来接生，她的二伯父在一所教会学校(福州英华书院)教书，书院里的男女教师都是传教士，曾来家中做客，给冰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家迁到北京后，冰心的舅舅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冰心的大弟弟和舅舅的儿子因此就进了青年会夜校学习英文。1914年秋，冰心考入了在北京的美国卫理公会办的贝满女中读书。在具有浓郁基督教文化的环境中，她受到了基督教十分深刻的影响，1932年，冰心在回忆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中学四年之中，没有什么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对她的影响也很大。泰戈尔是一个“爱”的宗教的崇奉者，他宣传爱的福音，认为能够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文明真正进步的是协作和爱。他爱神、爱人、爱大自然，爱的思想成为他诗歌中泛神论的宗教情结的精神支柱。无论是梦幻多于现实的早期诗歌，还是晚期直面现实的厚重力作，爱的思想始终是他诗歌统一的宗教基调。泰戈尔的散文诗如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般地打动并启发着冰心，泰戈尔的泛神论，引领她走向温柔的爱的吟颂，她写下颇有影响的《寄小读者》，便是最好的例证。
冰心本人思想的避世性，也是促使她“爱的哲学”形成的动因。在1923年留美期间，她与国内的剧烈的斗争呈现完全脱节的状态；在美国威尔斯利学习仅几个月，就因病迁住青山沙穰疗养院。远离家乡和病魔缠身，使她的“独坐沉思的脾气”得到更甚的发展，于是她的思想更加内向，甚至堕入了神秘的境界。她自述在疗养院中的生活是“完全与‘自然’相对。以读书，凝想，赏明月，看朝霞为日课”。这种隐居式的生活使她觉得“世事从头减去，感悟逐渐侵来，已滤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怀。”与此同时，客旅中的乡愁使她把“母爱”夸大为是一种浓郁、诚挚且能开天辟地的感情，而疗养院中病友们的互爱互怜更使她赞叹。总之，疗养院是冰心“爱的哲学”发酵酿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地方。
冰心以“爱的哲学”领悟人生，探求生命的奥秘和意义，营造了一方和爱温柔的精神乐园。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即使有悲怆、有愤慨，那悲怆也是有节制的，愤慨也不那么偏激，悲悯中融入了爱的抚慰与希冀，让人在悲苦的咀嚼中也领受一份人道主义之爱的慰藉和召唤。鲁迅的一句“创作总根于爱”放在冰心身上尤为贴切。
冰心的“爱的哲学”在她的诗歌、散文、小说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1.在她的诗歌里，“爱”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在她的成长中深受基督教的影响，诗人笔下的“繁星”、“花儿”、“石子”、“风”、“大海”等自然景观，都是宗教性灵的产物，散发出一种爱的生命气息，是人类生命的起源。诗人甚至称赞道：“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繁星》第14节)她写繁星：“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何曾听得见它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它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繁星》第1节)她写花儿和石子：“轨道旁的花儿和石子!/只这一秒的时间里，/我和你/是无限之生中的偶遇，/也是无限之生中的永别；/再来时，/万千同类中，/何处更寻你?”(《繁星》第52节)她写风：“风啊!/不要吹灭我手中的蜡烛，/我的家还在这黑暗长途的尽处。”(《繁星》第61节)她写“大海”：“大海啊，/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繁星》第131节)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人不过是自然怀中的一个有命脉的灵魂。冰心试图通过对大自然的内模仿而达到净化心灵、向内观照、凝心忘我的恬淡心境。在静默无言的大自然面前，通过幻想而达到一种宗教式的适意感受。冰心在诗歌中赞颂的“母爱”也带着强烈的宗教色彩。“母亲”在诗人的笔下，是大写的宗教式的人，是生的安慰，是爱的典范，是最崇高的、最无私的“上帝”。“母亲呵!/撇开你的忧愁，/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繁星》第33节)冰心认为，只要人类真诚相爱，就能够共同抵达和平世界的美好彼岸。她满心希望人类真切相爱，爱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欲望的自然发展，是人类进步、社会前进、世界发展的原动力。于是，她在小诗中写道：“人类呵!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繁星》第12节)
2.在她的早期散文创作中，冰心把“爱”作为文学母题
在冰心早期的散文创作中，爱意温情弥漫期间，如《往事》、《寄小读者》、《山中杂记》等。冰心善于运用姐弟对话的形式来实现自身“爱”的感情的渗透。在她一系列的以儿童为讲述对象的作品中，作品的风格都是姐弟相待的倾心交谈、平等对话，都是亲身经历的描述、真挚感情的倾吐。正是她的那颗一直存在的爱心才使得作者与小读者声气相通，使得她的儿童文学在中国的文坛上拥有独特的魅力。《寄小读者》是1923—1926年冰心留美期间为《晨报副刊》的“儿童世界”专栏所写的通讯。在与小读者进行交流的篇章中，爱的主题在不断回响，在远游的海轮上，在异域的学校里，在山中的病床上，她记挂着对小朋友的许诺，向他们描绘旅途的风光，旧时堆雪人的梦境，回忆自己在母亲身边的往事，抒写自己读书、生活的感性……她以自己人道主义的宽广博大的心胸，以自己女性特有的细腻、温情，感受着大千世界的起伏波动，体味芸芸众生的冷暖甘苦，不停地展现着自己对爱的感受、理解与呼唤。温婉、雅致构成了每篇的基调。正如她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九》中所说：“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因此，有论者称：纵观冰心散文，爱的主旨一脉相承，贯串始终，构成其“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的内核[7](P142)。
3.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她更是以爱心为文心，以布爱为天职
冰心受泰戈尔泛爱主义的影响，在她“爱的哲学”里也渗杂了“博爱”，并且具有人道主义的美。《超人》、《烦闷》、《悟》是冰心“爱的三部曲”，《超人》被视为冰心早期的成功代表作，也是她宣传“爱的哲学”的力作。作品中信奉“超人”哲学的主人公何彬从禄儿身上受到爱的启发，触起了他长期割断的母爱，使得他心灵发生大转变的就是“爱”。冰心创作《超人》的时代，正是国难深重、政治腐败的旧中国，许多青年产生种种悲观的念头：世界是空虚的，人生是梦幻的。何彬的形象因此有着典型的意义，作者苦心的用意，在于援救一些颓丧的青年，委婉地告诫青年：徒然烦闷苦恼，想消除社会恶势力，不能实现光明的世界，不如让爱去引导自己的人生。《烦闷》也同样追求这一境界。当主人公由于对社会彻底失望而走投无路时，回家看见弟弟天真极乐地安眠在母亲的温柔的爱的怀抱中，他驱除了一切的愁烦，用整个心灵呼喊：“人生只要他一辈子如此!”《悟》更是冰心的“爱的哲学”的最完整最集中的表露，宣扬了爱的“神圣无边”。 小说主人公星如在对采用“爱”还是“憎”来作为处世指针的问题面前，经过七天七夜的自我内心搏战之后，终于选定了“爱的哲学”。使这种自我斗争得到胜利的最大的动力是一盏象征着母爱的长明不熄的灯，还有便是月夜的清极、秀极、灿烂极、庄严极的自然美。作品中将这两个因素竭力加以神秘化，以证明人人都能享受的母爱和自然美是造物者对人类的爱心的表现，因此人与人之间也决不应该互相仇视和遗弃。冰心想通过爱的说教，希望患着颓伤的时代病的青年不以“憎”将一切世事纷纭推得远远的，从而在世上偷生；而是以“爱”来调和一切矛盾，在这大调和中求得生存的缝隙。在这里，冰心道出了爱的根源，爱创造了宇宙，调整着万象，爱是人类生存所必须坚守的精神之源。
总之，冰心的作品以其内化了的人生体验和温软的思辨色彩，表现了对“美”的崇尚和对“真”的敬重。她一生的创作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胡风的著名论断：“丢掉了人生等于丢掉了艺术自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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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6]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M].上海：光明书局，1935.
[7]汪文顶.冰心散文的审美价值，无声的河流——现代散文论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龙迪勇】
作者：张建秒 刘 飙
冰心作品中说教气研究论文 篇3：
以“五四”文学的视角看新文化运动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独特的启蒙性和开创性在历史中占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它的渊源、开始、推动力和另类现象,简要阐述了作者对这一历史性运动的认识和看法。
关键词:“五四”歌谣 无政府主义 上海书写
一 “五四”新文化的渊源
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外部,但以今天的眼光看,20世纪初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是有限的,文化霸权尚未确立,对别国思想文化的操控远未达到经济与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所达到的程度;同样的,中国当时的对外开放也是初步的与浅层次的,西方文化无法像列强的兵舰在中国横行一样轻而易举地完成对中国文化空间的占领。诚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较多亲炙域外文化的机会,但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大多数人都是本土知识分子,对国门外世界知之甚少,他们之所以能接受新文化运动的革新号召,参与到这场催生了一个新的中国的变革运动,除了强烈地感受到鸦片战争后国家不断受到列强欺凌面临的危亡情势,认识到一个自以为强盛的帝国其实已经偏离了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外部世界而外,我觉得也同中国文化中求进步、求发展的一贯传统有关。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资源是人道主义。但人道的要求并非西方人的专利,在有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在一个以礼乐之邦自豪的国度里,人道主义可以说是遭受封建压迫的中国人生生不已追求的目标。陈明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系统”,该书认为,中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潮有许多相通的规则,“但它们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形而上学背景却有差异”,“这种差异,使二者在文化形态上区分开来,价值上互补而不可相互替代。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论述中国自有其人道主义思想传统时,作者发表了这样一个对本文作者极具支持的观点,即,反对某些学者“以殖民地心态将我们自身五千年的文化传统视之为一种阶段上滞后的文化形态而加以批判贬抑”。
总的来看,儒家的人道理想突出表现在对“仁”的倡导上。“仁”有双重含义:一是爱人,仁者爱人,孔子主张为人处世应当时时以己度人,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地阐发,着重解析了人性的特征,认为决定人性的基本方面是人的理性和道德之性。在《告子》一章中他说:
“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固有之也。”
这种对人性的广泛的肯定性的张扬,不仅为后来表现人性的文学艺术提供了理论的依据,而且也有机地包容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学理想中。抨击封建主义的兽性,激发人皆有之的善性,是“五四”文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仁”的另一个内容是维护统治秩序,即所谓克己复礼,由此衍生出一整套政治的、道德的行为规范,目的在于对人的思想与行动进行操控。在孟子人性观中,便有“寡欲”的说教。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上》),就是要克制人的感性的需求,去追求符合封建政治伦理的精神的“崇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专制统治者总是强调孔孟仁学中的这一个方面,从而形成对人性的禁锢。“发乎情,止于礼仪”,给鲜活的感性生命规定了一个遁仄的活动空间。儒家仁学的这一价值取向成了五四前驱们批判的鹄的,他们竭力想要激活的正是人的生命活力。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曾经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一面极具号召力的旗帜,其核心是作家通过作品中“普遍”与“真挚”的情感建构起对读者人性的召唤。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五四”歌谣
自1918年北京大学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向全国征集近世歌谣开始,以《歌谣》周刊的创刊为标志,至1925年《歌谣》周刊停刊(大批学者南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在我国北方形成了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歌谣学运动。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在《歌谣•发刊词》中说,他们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即将歌谣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以此改变学术研究的传统格局;一是文艺的,即为白话文为主的新文学提供创作的材料,事实上就是为新文学特别是新诗提供语言范本。以研究下层民众的文化替代传统的“国学”独尊,以民间俗语替代传统的“文言”,“五四”歌谣学运动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中一面耀眼的旗帜,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而且动摇了根深蒂固的鄙夷民间文化的思维方式,从纵深处改变了文学话语模式,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话语典范。周作人代表这样一批民俗学家提出“文艺的”主张,一方面是对晚明以来文学求新要求的继承,一方面则是对整个新文学的语言嬗变产生了深入的影响。
我们从当时各期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歌谣》周刊几乎容括了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新文学主将,诸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鲁迅没有直接在上面发表文章,却热情地为《歌谣》周刊设计了“增刊号”的封面,可见其热心和支持的一面。再到后来,《歌谣》的复刊是由胡适所主持。而早在1917年初,胡适就在《新青年》首先提出改良中国文学,陈独秀接着提出了“文学革命”。胡适改良中国文学,“八事”之一就是“采用俗语俗字”,明确提出用口语作诗文替代文言。但许多人只提白话而不知如何运用白话,《歌谣》责无旁贷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学者发表探讨歌谣和语言问题的文章,如钱玄同、周作人、董作宾、黎锦熙、林语堂、沈兼士等。“五四”歌谣学运动引发了一场全民族的语言学运动,此后的文学创作、文化教育对民间文化所表现出的热情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的。当我们读到冰心的小诗、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和徐玉诺的乡村诗篇等作品时,我们应该记取“五四”歌谣学运动的功绩,看到这场“到民间去”的文化运动对整个社会的具体影响。因为在现代小说和诗歌中,民间文化的进入常徘徊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有的作家如冰心的小诗,可谓不自觉,是受环境的熏染所进行的审美选择,而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直接把故乡的民俗生活引入小说,是较为清醒的自觉的审美选择。在冰心的小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泰戈尔小诗和日本俳句的影响,更可以看到我国古典民歌和谚语的痕迹,这使人联想到顾颉刚、常惠、刘经庵、白启明、台静农、孙少仙他们苦心孤诣所编就的民歌集,小诗的自由和民歌的自由是那样惊人的一致。沈从文的小说作为白话小说的典范的美,特别是其中的民俗生活的审美表现,使人联想到“五四”歌谣学运动后期的“风俗调查”。现代文学的话语建设融入民间话语,这既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特点,又是“五四”歌谣学运动的重要成就。
三 “五四”新文学的推手——无政府主义
在思维的空间结构上,无政府主义给“五四”文学带来的转变是:国家民族意识淡化,社会问题意识和个人主体意识占据主流。受其影响,“五四”文学走出了晚清文学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主题,开始关注作为个体的生存境遇(社会)和个体的生命价值(个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社会问题”、“人生意义”逐渐代替了“国家”、“民族”等宏大概念,成为“五四”文化与“五四”文学关注的焦点,如果说晚清时期的关键词是民族、国家,那么,“五四”时期的关键词就转换为“社会”与“个人”。陈望道一篇文章的题目概括了这一“理论重心”的转移:《从政治的运动向社会的运动》。《新潮》创刊号上,傅斯年就推出《人生问题发端》,在中西文化视野中讨论个体人生的价值问题,紧随其后的是罗家伦的文章《今日之世界新潮》,在该文中,罗家伦强调说,过去的革命是法国式的政治革命,今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前者革命的主体是军人,后者是平民,前者革的是封建专制帝王的命,后者革的是特权阶级的命。“个人”一旦借助“社会”视角浮出水面,“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立刻受到质疑。胡适说“救国必先救我”,鲁迅与周作人则提倡“个人的自大”,反对“爱国的合群的自大”,这些都反映了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问题的转移。受其影响,“五四”文学创作中少有爱国主义的宣传,少有梁启超式的对民族国家未来命运的“精心”设计,有的是下层社会的苦难记录和个人悲欢苦闷的倾诉,由此,“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五四”文学摆脱了晚清文学的宏大叙事,开始转向世俗的民间生活(社会)和知识分子一己的精神(个人)世界。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鲁迅在小说开篇煞有介事地考证阿Q的姓氏、籍贯,以便能够使小说更像是一部真实的人物传记,而忽视了(或有意遮掩了)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对传主资格的审查。因为传记是一种很势利的文体,它对传主的身份、业绩、影响等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而阿Q显然不具备做传主的资格,但鲁迅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给阿Q立传,还美其名曰“正传”,正反映了“传记”这一文体职能的转变。这无疑与无政府主义对原始正义的宣扬有着直接关系。
四 “五四”新文学的另类——上海书写
所谓上海书写,是指以上海为表现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上海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从总体上看,出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基本上可以分成这样三个系列,即以包天笑、蒋光慈等人为代表的充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上海书写;以丁玲、夏衍、茅盾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左翼”意识形态的上海书写;以钱钟书等人为代表的关注“传奇”的上海书写。我想重点谈一下在“左翼”意识形态观照下的上海形态。
在蒋光慈的《短裤党》中,上海呈现出的是“完全被沉郁的,令人不爽的空气所笼罩着”的面貌。到了丁玲的笔下,上海则成了选择革命还是选择个人生活、要爱情还是要革命的矛盾痛苦经历的伤心地。而在夏衍那里,上海普通市民的穷苦生活,为灯红酒绿的摩登上海做了另一种注释,在灯红酒绿的摩登上海的背面,原来还有着这样一个上海存在着。揭露人间的不平等、强调阶级斗争、主张革命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书写中“左翼”一支的基本主题。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先行的指导下,这一时期的“左翼”上海书写具有着浓厚的模式化、概念化痕迹,艺术上也较为粗糙。不过,茅盾的《子夜》是个例外。按照茅盾自己的说法,《子夜》的“写作意图同当时颇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关”。这就意味着《子夜》的写作,是在一种明确而又强烈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的。这部作品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予以了与左翼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判定。然而,也正如茅盾自己所说“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多了”,因此,《子夜》虽然是上海书写中“左翼”一支里的重镇,但它对上海的场景涉及和形态表现,却与上面提到的那些构成一般“左翼”上海书写的世界(普罗世界、革命行为)有所不同,而呈现出与穆时英、刘呐鸥笔下的上海世界有着某种相似性。《子夜》在外在形态上具有着“现代性”上海书写的特征,但在观念内核上,却以“左翼”意识形态为主导,而它在艺术上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成就,则使它成为“左翼”上海书写中的佼佼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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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颜敏:《五四新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学术转型》,《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3] 毛永谦:《“再造文明”的奠基石——“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大思想家散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 李萌羽、温奉桥:《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化选择——兼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悖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1卷第2期。
作者简介:王立军,男,1971—,河北抚宁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中文教学、文学教育,工作单位: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作者：王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