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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年人类繁衍史、2300多年建置史、1700多年城市发展史、412年都城史，曾为秦汉名郡、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又是国家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九大古都之一——这就是大同。
北魏畜牧业管理论文 篇1：
浅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有土地制度的形态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国有土地的经营形式也在原来秦汉时期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创新。自曹魏时期起，屯田制度便适应战争的需要而广泛使用。到了北魏后期，屯田制的存在不可否认，但是在这个急需变革的时代，孝文帝带领北魏政权建立起了新的土地制度--均田制。之后的东魏、西魏及其继承者北齐和北周，无不继承了北魏后期建立的均田制作为国有土地制度。此后的隋及唐前期，均田制便有了较为扎实的推行基础。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国有土地制度；北魏后期；均田制
我国古代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表现为土地所有制。由于土地所有制，存在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之分，因此在所有权的性质上就存在国有土地制度与私有土地制度之分。尽管二者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有时甚至可以互相补充和互相转化，但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态。在此以我国古代国有土地制度为例。
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国有土地制形态。我国三代时期的国有土地制，表现为"田里不鬻"[1]和规划方正的井田制度。此后我国又出现了经营形式不同的各种形态，包括了授田制、假田制、王田制、屯田制、国有牧场制、山林川泽公有制甚至均田制等。这些表现形式，总的趋势是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和复杂。
在此将沿历史顺序，展开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国有土地制度形态简单论述，其中将重点关注北魏后期的均田制。
一、曹魏时期的屯田制
所谓屯田，就其土地所有权性质来说，是属于国有土地的一种存在形式；就其经营方式而言，则是我国历史上各王朝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过的、按照一定组织系统、为军事目的而把军队或平民编制起来，并强迫他们在国有土地上为官府从事农业生产的一种形式。[2]魏、蜀、吴三国的确皆普遍推行屯田制。而地处中原地区的曹魏政权，是推行屯田制的典型，故在此以曹魏的屯田制作为三国时期的典型进行阐述。
（一）曹魏屯田制产生的历史条件
屯田起源甚早，至晚在西汉文帝时期便已有徙民于边陲地区从事农垦的情况存在。[3]从此以后，屯田地区日益增加，到汉武帝时期几乎遍及整个西北和北部边陲地区。
屯田的数量与规模在不断增加和扩大，屯田劳动者的负担者，也从由徙民、庶民发展到了兵士，出现了民屯与军屯两种不同类型的屯田。
屯田的管理机构和组织系统也日臻完备。出现了"屯田校尉"[4]、"渠犁田官"[5]、"农都尉"[6]等专门管理屯田的管理；而西北和北部屯戍地区，形成了与军事组织配套的屯田组织系统。
从屯田的分布来看，自西汉宣帝以后，屯田地区逐步由边陲向内地扩展。到了东汉，屯田地区进一步内移。但是即便如此，终两汉，也并未将屯田制普遍推广于全国各地。
虽然如此，汉代的屯田，在组织系统、管理机构、剥削方式、经营方式和类型等方面，为三国时期屯田的普遍推行准备了充分的历史条件。
（二）曹魏屯田制的内容
曹魏屯田制依照屯田者身份的不同划分为军屯和民屯。屯田的兵士被称为"屯兵"、"田兵"、"田卒"等；从事民屯的屯田者被专称为"屯田客"、"屯田民"、"屯田部民"等。
1、"兵屯"产物归国家所有。
2、两种类型的管理机构和组织系统有别。
（1）军屯一般按军队原有的编制进行组织与管理。按东汉时期军队的系统是军、部、曲、屯，[7]，后来有所变化。[8]魏文帝黄初四年（223），专门设置司农度支校尉一官。[9]
（2）民屯的管理机构组织系统与军屯不同，基层组织为"屯"，每屯50人，屯置司马。
3、土地的分配
曹魏军屯与民屯的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存在不甚清楚的地方。
（1）兵屯之下，由所属的屯、营等基层组织集体掌握；所产之物，归其所属军队所有。
（2）民屯不以军屯的生产方式进行，因为从事民屯的屯田民都是有家属的。结合当时枣袛与侯声等辩论时力主的"执分田之术"[10]的主张，推测很可能是把国有土地分成份地，然后分配给屯田民，按产量比例课取地租。
4、屯田制之下屯田民、兵的负担
此外，屯田民还有一定的兵役和徭役负担。而军屯制下的兵士，其负担也颇沉重。军屯的方式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以全部兵士闲时屯田，战时作战，即"出战入耕"；二是把兵士分为戍卒与田兵两部分，戍卒以备战为主要任务，田兵则以屯耕为主要职守。兵士屯田不仅涉及本人，还涉及其家属。在当时的"士家制度"之下，便要父死子继，世代为兵，不得改业。因此，曹魏士家制度下的兵士，本质上即是武装化的屯田民。
（三）曹魏屯田制的作用
曹魏实行屯田制，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1、缓解了当时严重的社会粮荒问题。
例如"募兵屯田许下"之后，"得谷百万斛"[11]；其他地区的屯田，也"所在积谷，仓廪皆满"[12]。收到了"官民有畜"[13]和"百姓大悦"[14]的效果。
2、水利事业建设获得发展。
例如夏侯惇在济阴郡"断太寿水作陂"[15]；青龙元年（233），在关中地区新穿了成国渠，修建了临晋陂，溉田达数千亩[16]等。
3、随着灌溉陂塘渠堰的兴建，扩大了耕地面积，又为在北方种植水稻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在北方种植水稻的高潮时期。
但对曹魏屯田制的积极作用也不宜估计过高，因为粮食问题的解决，还是主要限于军粮。所以它对当时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是以屯田民的苦难为代价的。
二、两晋南朝的军屯制度与州郡公田制
魏末晋初，虽然民屯制度被废除，但是军屯依然存在。因此，这段时期主要以军屯制度为主；而同时的州郡公田制也成为国有土地制度的一项内容。
西晋的屯田，在分布地区方面继承了曹魏时期的范围，江淮地区仍然是军屯的大本营。但是由于水利设施的失修，陂塘和渠道泛滥，使得屯田区域的面积大为缩小。待东晋偏安江左之初，为了解决军政的财源，元帝命令地方官"督课农功"、命令"非宿卫要任"的军队"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17]。明帝时，温峤建议增兵寿阳，主张"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18]。温峤之议既以发展军屯为主，且明帝"多纳之"[19]，说明了扩大军屯制的事实。
待到刘宋时期，虽然有尚书右丞徐爰建议"缘边诸戍，练卒严城，凡诸督统，聚粮蓄田"，认为"方镇所资，实宜且田且守"[20]，但宋武帝无动于衷。及南齐高祖建元中（479-482），崔祖思又建议"广田以实廪"，且"近代魏置典农，而中都足食；晋开汝、颍，而汴河委储。今将扫辟咸、华，题镂龙漠，宜简役敦农，开田广稼。时罢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则兵民忧赡，可以出师。"[21]其建议效法曹魏时军民屯田，然而齐高祖并未听取。
东晋南朝时期，频频有人建议恢复和扩大屯田制度，尤其是军屯，但是由于各朝的腐败无能，无人重视此军国大利，可谓是屯田制度的衰落期。
这一时期除了存在以军屯形式出现的国有土地制度外，还存在各种形式的州郡公田制。在两晋南朝时期，这种随着用途变化的公田也与屯田同时存在。
自西晋灭亡之后，整个北部中国陷入战火中。从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五胡政权，不同程度地把其原有的较为落后的氏族制或奴隶制社会组织形式带入了中原地区。同时，自秦、汉、曹魏和西晋以来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又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因此形成了几种生产关系并存的复杂局面。在土地所有制形态上，就有了屯田制与其他少数民族特点的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多个政权，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势力较强、影响较大的有16个。其中有能力在中原地区推行屯田制的政权仅限于后赵、前燕与前秦等几个，在此便不多展开。
三、北魏前期的屯田制、计口授田制和国有牧场制
鲜卑族拓跋部本是鲜卑族中比较落后的一支，过着游牧生活。前秦政权崩溃时，拓跋珪 "还领其部"[22]，重建代国，后改名魏。由于之前已有前秦的农业基础，拓跋珪于登国元年（386）便下"息众课农"[23]之令。此时，经营形式也只适宜采用有组织的屯田方式，者大约就是北魏的屯田之始。[24]随着拓跋族势力向中原地区的推进，在北魏前期，屯田制使得游牧为性的拓跋政权逐渐向农业过渡，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计口授田形式也是北魏前期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兴元年（398）正月灭后燕之后，立即"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巧伎十余万口，以充京师"[25]。次年二月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26]。这种制度，酷似汉代以徙民屯田于边陲地区的民屯制度，所以这种"计口授田"制本质上就是北魏幾内民屯制度的开始。[27]北魏统治者除了在幾内实行授田制，对代北地区的开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拓跋部本是游牧民族，所以北魏前期，由部落所有的牧场转化来的国有牧场也形成了国有土地制度的一种。其分布大抵都在北方六镇及其以北的广大蒙古草原地区。直到隋代，"陇右、河右，土旷民稀……不可广有田种……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28]。
四、北魏后期的均田制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十月，"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实行了"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29]的均田制。
（一）背景
1、历史条件：北魏前期，屯田制、计口授田制和国有牧场制等形式，为均田制的产生提供了历史依据和条件。
2、客观条件：中国北方自晋末，一直处于"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30]的状态。战争和自然灾害等，造成了"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满壑"[31]的残破景象。大量土地被荒废，由此政府得以掌握这些土地。这为均田制提供了客观条件。
3、政治条件：拓跋部在进入中原之初，选择了按原有以国有农场为基础的畜牧业经济，对汉族集中地区则实行"宗主督护制"。但是这与中原地区的形势之间有严重矛盾，少数民族反抗、奴隶起义和汉族地主收容隐户等矛盾激化，加之北魏统治阶级内部滋生的对于实现封建地主化的要求，为实行均田制改革准备了政治条件。
（二）均田令
均田制度的内容，依赖均田法令体现。均田令的全文，见于《魏书·食货志》《通典·食货志》和《册府元龟·邦计部·田制门》，其中《魏书·食货志》记载最早，但《通典》和《册府元龟》对校勘方面有重大作用。《魏书·食货志》所载的均田令包含了均田制的基本规定：
1、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2、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3、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4、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株。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
5、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6、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7、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则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
8、诸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
9、诸还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
10、诸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偿民种莳。役有土居者，依法封受。
11、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
12、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三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
13、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于此为法。
14、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还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
15、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项，县令、郡丞各六项。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根据《魏书》记载的均田法令， 从内容着眼，大致可以分为4个方面：
1、土地类别与性质的划分：国有土地名"露田"，按照一定条件授予，但无所有权；私有土地名"桑田"，只给"初受田者"，不适用于"非桑之土"，但"终身不还"。
2、授田对象："露田"给予所有15岁以上成年男女；"桑田"授予初受田成年男女和15岁以上男性奴隶；"非桑之土"只给成年男性每人一亩"桑田"。
3、授田数量：能年年耕种的"露田"，男夫一人40亩、妇人20亩；耕牛均30亩；"桑田"一律成年男子每人20亩；"非桑之土"成年男子每人一亩桑田。
4、针对各种具体情况作出的各种规定等
法令同时具有保护土地国有制和承认土地私有制的二重性，一举达到了荫户、隐户编户化和奴隶主地主化的双重目的。
（三）均田制的实施
均田制的实行，使"细民获资生之业，豪右靡余地之盈"[32]，而三长制又收获了"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33]的功效，确实起到了垦辟荒地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以致孝文、宣武之世，"四方无事，国富民康"[34]，"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35]，虽不免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一些实况。
但是对均田制所起的积极作用也不能估计过高。这是因为地方官尤其对于豪强地主的荫户、隐户是不会去认真检括的。加上奴婢也可受田的条款掀起了掠人为奴的高潮。世宗不得不在延昌二年（513）二月下诏"定奴良之制，以景明为断"[36]，防止枉夺良人为奴之事。同时，北方诸镇矛盾日趋严重，地主土地私有制迅速膨胀，均田制的积极作用就这样被诸多社会矛盾所抵消了。
此后，北魏分裂。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在社会经济制度上均承袭北魏，继续实行均田制并添加新内容。
纵观十六国北朝时期，国有土地制表现形式虽然简单化，但就整体而言，国有土地比重始终高于东晋南朝，所以在隋和唐前期，北方推行均田制的可行性就比较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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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北齐]魏收.《魏书》卷8.《世宗纪》.
作者简介：王哲华（1990-），女，江苏无锡人，华东政法大学2012级法律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制史。
作者：王哲华
北魏畜牧业管理论文 篇2：
大同美食产业发展情况报告
10万年人类繁衍史、2300多年建置史、1700多年城市发展史、412年都城史，曾为秦汉名郡、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又是国家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九大古都之一——这就是大同。
基于如此雄厚的历史文化，滋生孕育出了大同餐饮兼容并包、欣欣向荣、别具一格的产业特点，现代大同菜的口味“酸而不尖、辣而香柔、咸而甘鲜、甜而不腻”，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既有吸收又有改进，既有质量又有特色，正是多民族多流派加以融合升华的最终结果。大同美食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成为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提升的见证，也快速成长为扩内需、促销费、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支柱产业。
大同美食产业发展概况
大同市拥有各类餐饮企业6400多家，从业人员19.2万人，其中厨师队伍9万人，服务人员9万人。2016年至2020年，餐饮业营业额实现259.88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7.7%。 2021年1-9月全市餐饮业营业额完成49亿元，同比增长40%；1-9月限上餐饮业营业额完成17.3亿元，同比增长61.4%。
大同餐饮行业市场化程度高
从美食分类上来讲，面食杂粮美食有肉臊子刀削面、百花烧麦、抿豆面、大头麻叶、玻璃饺子、髓油糕、黄花面墩墩、莜面面块垒、广灵豆干、浑源凉粉等；特色晋菜有黄花什锦火锅、黄焖丸子、盐煎羊肉、扒肉条、凤还巢、大同羊杂、香辣兔头等；传统宴席北魏全鹿宴、北魏家宴、广灵豆腐宴；还有利用当地优质食材黄花、黄芪研发创新的黄花宴、鸡茸黄花、黄花饺子、黄芪煨羊肉等。
从区域分布上来讲，大同市迎宾美食一条街是上世纪末自然形成的，以大同宾馆、贵宾楼、云冈建国、云冈美高、弘雅饭店、北魏田原粗粮馆等形成的美食街区，承担着全市70%以上的宴席和接待任务；近年古城改造，规划了鼓楼周边以花园饭店、凤临阁、龙聚祥、紫泥369粗粮季、老大同火锅、木兰小馆为代表的古城美食圈，成为了新的美食打卡胜地；大同各家餐饮名店分别在御东新区增设分店，形成了御东美食街，极大地满足居民对生活品质和美食的需求。
目前，大同餐饮市场不乏正餐、火锅、快餐、团餐、休闲等多种业态，在大同既可以品尝到韩式烤肉、日式料理、法式铁板烧等西式餐飲，又可以吃到羊杂、刀削面、凉粉等传统地方特色美食，满足了商务、宴请、旅游、聚会、家庭、个人等多种需求。
大同餐饮产业支柱得天独厚
大同位于北纬40度左右，属温带气候，水源优质，火山灰土壤肥沃，含多种有利于康养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当地土壤富含硅、钙、铁、磷、铜、锌、硒等元素，极有利于莜麦、土豆、谷米和黍米以及荞麦等粮食作物和黄花、黄芪、胡麻等经济作物的生长，以猪、牛、羊、鸡为主的畜牧业养殖条件良好，形成了一大批标志性“地理产品”。
在大同有一大批功底深厚、厨艺高超的餐饮服务领军人物。国家级、省级烹饪面点大师名师有115人，服务大师、名师39人，为发展大同美食事业起到了先导作用。大同市还有餐饮专业职业院校3所，全日制在校生有1100多人，为发展储备了雄厚的烹饪服务高技能人才。大同市获山西省文旅厅评审的省级非遗美食有3个，山西省烹协认定的特色美食19个、特色名宴2个。
大同是区域美食核心城市
大同饭菜味美价低质高，有口皆碑，“吃在大同”名声远扬。今天的大同已经融入北京市、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一小时商圈”，融入陕西省、天津市“两小时商圈”。大同的盛夏，舒爽宜人，不仅是绝佳的避暑城市，也有独特人文旅游资源，因为美食，大同扩充了对周边区域的吸引力与辐射力。大同市出台了《大同市防疫情保增长攻坚行动方案》，提前做好各项工作预案，借力高铁开通后人流量快速提升，大同餐饮在短暂的挫折之后迅速恢复，甚至实现了加速反超，这对周边城市的吸附消费力功不可没。
大同饮食文化三个阶段
大同号称三代京华，两朝重镇，历史上属于鲜卑、契丹、匈奴、蒙古、汉、满、回等多民族繁衍发展的区域。从北魏王朝建都至今的1700多年中，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一次次战争碰撞交融中发展，形成了大同饮食文化的三个历史巅峰。
北魏游牧豪放时期
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大同），在北魏王朝近100年的发展历程中，开启了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游牧民族追求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享受美食美味、大快朵颐的生活，成就了大同饮食文化的第一个巅峰。古大同雁门关外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代表区域，今日大同百姓喜爱美食享受的习性有其历史基因。
明代王侯奢华时期
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在大同建“代王府”，其子孙世藩大同250多年，代王府邸蔚为壮观，王室宴饮极尽奢华，取材东西，味兼南北，丰富多样，深厚精致，支撑起北方地域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特征，形成中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繁荣的第二个巅峰，带动了大同民间餐饮文化的繁荣。
改革开放融合时期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同市饮食公司统计，全市的餐馆仅约50余家，从业者2000多人。目前，大同餐饮企业6400余家，从业人员19.2万人，天时、地利、人和，迎来第三个饮食文化繁荣的巅峰。2017年9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住宿餐饮业的实施意见》文件提出：“推动市、县开展‘五名’战略，发展名店、培育名厨、推出名品、打造名节、创建名街，带动住宿餐饮业多元化发展。”大同市以省政府提出的“发展名店、培育名厨、推出名品、打造名节、创建名街”的“五名”战略为指导，走在省内前列，加强行业协会引领作用，组织“名店、名师、名厨”评选，评选出大同名店110家，大同名师130名，大同名菜120余道，以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与方法，推进大同餐饮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同餐饮产业存在的问题
餐饮品牌附加值不高
大同当地餐饮产品附加值不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客单价”不高。大多数餐饮企业并没有意识去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這种附加值是原料、餐具、宴席形式、服务、服装、文学、历史、民俗等复合而成的产物。在消费理论的各个层次中，满足顾客的潜在需要是最高层次的产品，它指的是借助消费产品激发出消费者深层心理期望或情感价值观等，然而在商务系统中的调研结果显示，大多数餐饮企业虽然有一定的品牌意识，但是对品牌的理解停留在菜品本身的质量上，没有形成多种因素合力的效能。
缺乏龙头企业带头效应
大同餐饮相对“弱、小、散、低”，产业化程度不高，品牌孵化能力不强，品牌影响力不大，与国内一些龙头餐饮品牌相比，大同真正有影响力的餐饮品牌凤毛麟角，真正在全国叫得响的餐饮品牌也是极少。大同系列品牌走出去到外地的成功案例也不多，缺少以龙头品牌来牵动整个产业发展的格局。就如在面食品牌发展上，大同刀削面消费者能数出来的品牌数量远远少于兰州牛肉拉面。大同民间杂粮小吃丰富多样，但走出大同有品牌效应的很少，大同面食包括刀削面在内，也是缺乏品牌化发展和龙头化引领。
大同美食产业发展的路径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餐饮行业承载弘扬传承中华文化、拉动消费、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大责任，大同市也一直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重要内涵，不断培育大同品牌，推动大同经济发展。针对大同市的美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努力孵化一批品牌与特色餐饮企业，培育5-8家龙头餐饮品牌进入全国前列。
建设“面食博物馆”，勾画经济新增长
面食博物馆建设符合大同打造“博物馆之城”的远景目标，又是全面展示大同饮食文化、世界面食技艺的绝好平台，也是提升大同在全国的知名度的绝好机会，同时为大同第三产业发展创造了良机，是大同面食与文体旅游的绝佳结合点，为大同下一步发展壮大开拓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是完善大同古城经济业态链。加快古城活力复兴，通过面食博物馆建设，促进古城内闲置资源有效利用，植入新业态，以博物馆的形态综合体现面食产业文化，是对现有古城业态的良好补充。博物馆要集结全球面食文化的相关元素，包括原料、工具、器皿、成品、历史资产、相关遗存等展现，以声光电等多媒体的方式进行互动，带动刀削面、百花烧麦、抿豆面等一大批当地特色面食进驻博物馆。同时，进行相关产业升级体验，支撑培育面食博物馆成为面食产业发展峰会的永久会址。
二是擦亮大同美食的金字招牌。大同由能源型城市向服务型城市、休闲度假型城市转变过程中，美食必然成为一块金字招牌。在食、宿、行、游、购、乐中，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要通过面食博物馆向全国、向全球展示大同美食及传承文化，介绍大同当地以面食、以最有名的大同刀削面为主的系列美食。同时，以博物馆背书的标准化面食产品吸引消费者购买，让消费者不光看得见而且带得走，通过以文化旅游、体验消费的形式让面食博物馆形成一个产业特色龙头。
三是以体验促进高质量发展。面食博物馆建设也是全面提升大同餐饮文化营商环境，全面促进大同美食多元化发展，以新的体验式、场景式运营，把体验作为参观者愿意为之投入的因素，如在博物馆内采取前店后馆的模式，吸引客人在参观的同时进行现场制作。通过博物馆的创建还可以引进或者培育一些面食相关赛事餐饮产业，释放赛事餐饮产业发展机会，举起面食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标杆旗帜。以面为源，以面食为起点，面食博物馆是描绘大同美食供应链的龙头。
讲好大同故事，扩大美食影响力
大同不缺故事。从北魏时孝文帝推行“三长制、均田法、班禄制”，建立了农业大国的雏型至迁都洛阳、花木兰归来见天子坐明堂、北宋年间杨家一门忠烈保家卫国，白登之围、昭君出塞，这些精彩的历史故事都发生在大同。历史已经给了大同深厚的积淀。
大同不缺美景。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云冈石窟、三教合一的北岳恒山与悬空寺、唯一的宫殿式寺庙建筑华严寺、代王府、善化寺、大同城墙、火山群、文瀛湖等景观都会让大家流连忘返。2008年大同城市建设改造营造了今天美丽的区域、良好的环境、舒适的状态和强大的软硬件设施。
如何吸引客人在大同作更多的停留，对美食的追求通常会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满足游客在外出旅行时对于文化了解的要求，使抽象的事情变具象，以美食的味蕾加深对整体文旅活动的体现，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讲好大同故事，这是大同美食走出山西的情感支撑，也是大同美食走向未来的底蕴源泉，是美食让大同鲜活起来。
创新产业模式，推进饮食繁荣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模式的创新也很重要。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州区黄花种植基地时的嘱咐，“把小黄花做成大产业”，推进企业研创黄花菜单。山西省委常委、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非常重视大同地域特色美食，在“黄花丰收活动月”现场讲道，“黄花行不行，全靠你们能做出好菜来，做出好味道来。”2021年，由大同市组织的21家餐饮企业在“黄花丰收活动月”中呈现了一桌桌赋予了使命的黄花宴，充分体现了大同特色，这也是对习总书记关心黄花产业的最好回答。今天，黄花众多菜品就充分体现了大同执着的创新精神，大同美食的创新之路已经开了个好头。
拥抱新科技，倡导智慧餐饮
新的移动信息技术对行业的冲击与改变起到了重大影响，信息化、自助化、智能化消费新体验将成为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90后、00后群体不断崛起，年轻人更依赖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如短视频、网红等对消费选择做出决策。虽深居内地，大同的餐饮企业一定也要有这方面的意识。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同部分知名餐饮企业也在利用外卖平台和移动支付技术打通原来倚重的堂食场景，利用成品、半成品、外卖产品贯穿居家就餐、居家自制、户外便携等场景，很大程度上弥补疫情期间企业的损失。同样当移动支付与实时地图技术更新出现以后，外卖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技术的引进功不可没。
基于互联网和云计算技术为餐饮业量身打造的智能管理系统，通过互联网智能化手段及信息管理系统等条件，进一步精简餐厅员工、降低经营成本、提升管理绩效，为餐饮行业带来新的发展路径。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打造智慧餐厅，构建良好的消费场景，以满足新一代消费者对个性化用餐体验的需求。同时，依托数字技术进行直播带货或者社群营销，不少餐饮企业抓住时机，将自身销售与直播结合起来，实现客流导入，利用直播宣传餐厅的服务、菜品等内容，观众能直观地感受到餐厅的服务氛围和饮食文化。智慧餐饮的来临使得企业无论身处何地，都需主动或被动考虑出路。
回溯历史，《魏书·列传第二十三·崔浩》中《食经》记载平城即如今大同，评价为“书满天下，味美中华”；《齐民要术》也对大同市相关食材及烹饪方法有详细记载；大量出土的与餐饮相关的器皿，更是说明餐饮在大同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性。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良好的营商环境，必将促进大同美食产业向特色化、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方向发展，为弘扬大同美食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作者：大同市商务局局长秦尚松
北魏畜牧业管理论文 篇3：
浅析内蒙古河套灌区从孕育到蜕变的发展过程
内蒙古河套灌区（以下简称河套灌区）作为我国古老灌区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始于秦，续垦于汉，中兴于北魏、唐，历经兴衰，成于清末，盛于新中国。对于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河套灌区来说，没有水就不适于人类生存，没有水利就没有灌溉农业，农业生态环境也无从谈起。水资源是河套灌区农业循环链条上的核心资源。河套灌区的灌溉农业活动既利用了当地特定的自然条件，也受到自然环境诸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从而使河套灌区在开发方式、过程、发展方向和效果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
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将河套灌区推向历史舞台
河套灌区为黄河冲积、山前冲积洪积平原，地平坦，渠纵横，土肥饶，适宜农作物生长，是个米粮川。河套灌区位于内蒙古西部，黄河“几”字弯左上方，西与乌兰布和沙漠相接，东至包头市郊区，黄河从河套灌区南端穿流而过，阴山山脉从西向东屏立其北，东西长260余千米，南北宽60余千米。按区位地貌特征由西向东分为保尔套勒盖灌域（现今乌兰布和灌域）、后套灌域和三湖河灌域。
乌兰布和灌域位于河套灌区的西部，原为古黄河冲积平原，灌域内星罗棋布地分布着高低不等的沙丘，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地面坡降1/3000～1/5000，地面高程1048—1036米。后套灌域是河套灌区的核心，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东西向地面坡降1/5000～1/8000，南北向坡降1/4000～1/8000，地面高程1050—1109米。三湖河灌域位于乌拉特前旗东部，是介于乌拉山南麓与黄河之间的东西走向狭长灌域，南北宽5千米左右，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面坡降1/7000左右，地面高程1018—1010米。河套灌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及特殊地形特征，为灌区开发提供了特有的方式。
如果说，河套灌区是阴山山脉用臂弯拥在怀中的一方热土，黄河就是其用双手捧起的“金色哈达”。阴山、黄河是河套地区地理分界线上的核心组成部分。地处北方与中原结合部的河套灌区，联通南北，纵贯东西，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阴山横亘古黄河之北，其沟谷多为古代内蒙古草原通往中原的重要通道。清中叶以前，河套的后套地区处于南北河之间，其西、北、东、南四面环以黄河。黄河入套后坡度较小，水流平缓，南、北河溢流岔河众多，通河便利，土地富足，可耕可牧，便利的引黄灌溉条件，使得发展农牧业成为必然趋势。这里依山靠河，地势险要，粮草丰茂。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占据河套作为其根据地，“风吹草低见牛羊”，养兵牧马的天然牧场，南望关中，逐鹿中原;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原王朝来说，“不教胡马度阴山”，河套是屯兵固边、休养生息的天下粮仓。河套灌区的这种地形使它成为不可多得的既适合游牧又适合农耕的风水宝地。
二、黄河南北河变迁是河套灌区孕育而生的基础
河套灌区的发展进步与水息息相关。黄河流经河套灌区后受到阴山山脉利导，在河套灌区顿足绕行，为其提供了富足的水源，融合光热和土壤条件，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为人类活动和发展传统农业提供了空间。依水而生、逐水草而居的先民，随着黄河的变迁不断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趋利避害，使河套灌区在不断的变革中孕育而生。经过逐步改造，河套灌区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黄河流域的农业活动方式由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决定。《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汉书·匈奴传》：“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呈现出一派广阔草原的游牧自然景观。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秦汉时期的垦殖活动主要聚集在黄河北河以西的乌兰布和沙区一带。
《水经注》记载，黄河出青铜峡由银川平原沿贺兰山取东北向，经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二十里柳子进入河套灌区，分成南河、北河。南河，即现今黄河主河行河向东分流。北河，即古时黄河主河（现今乌加河，后为总排干沟），继续北流，前行20余千米后受阴山阻挡，沿山前台地折而东流，经200余千米后，又受阴山山脉的乌拉山地形阻挡，90度向南拐头，与南河相汇，复向东流。台地与北河之间形成了宽约5千米左右的狭长灌域，系山前洪积扇平原，是土壤肥沃的可耕田，属“北假”（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夹山带河地区）范畴。
在清同光年以前，黄河仍处于冲刷时期，南、北河受自然冲刷淘岸，相向溢流众多，两河之间处于湿地状态。清中叶以后，因北河上游淤塞，南河成为主河，河汊流向与河套平原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势相吻合。北河断流后，原有故道逐渐成为山洪水与南河岔河的退水渠道，为灌区提供了排水出路。由于黄河南、北河的变迁，在阴山以南，黄河“几字弯”以北的南、北河之间，自然形成了“引河溉田，得自然之力”能灌能排的引黄灌区，河套灌区天赐而生。
三、社会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事件是河套灌区蜕变形成的直接动力
2000多年以来，河套地区随着朝代的更迭，先后经历了以秦王“发谪徙边”的“北假营田”、西汉“抵御匈奴”的“屯垦戍边”、北魏“富国强军”的“五原屯田”、唐朝“筑城固边”的“丰州开渠”、清初“春种秋回”的“雁行耕地”、清末“资本积累”的“地商开发”等重要历史事件为主线的引黄灌田开发。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贯穿了河套灌区农业水利开发的全过程，河套灌区先后进行了北部开发、西部开发、东西部结合开发和以中部开发为核心的全范围开发，灌区完成了从孕育到蜕变的过程，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跨越。
（一）“北假”营田
河套平原的土壤环境适宜开展农业生产，史称“土皆膏腴”，灌区的萌芽开发始于“北假”。《水经注》载：“自高阙以东，夹山带河，阳山以往，皆北假也。”在秦汉时期，黃河流域的河套大部仍处于冲积时期，河漫滩、湿地众多，水无定所，盐碱化较重，不宜耕种。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河南地”（包括今鄂尔多斯地区）：“地固泽卤，不生五谷。”《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集解）》有注释：“其地多水泽，又有卤。”卤，就是盐碱，不利于植物生长。《汉书·匈奴传》写道：“泽卤非可居也”。因此，这一时期，河套地区开发主要集中在黄河泛滥区外围“北假”及现今乌兰布和沙区一带。
《史记·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又载，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这一沿线也是当时秦王朝的西北边陲防线。实行“发谪徙边”“鬻爵垦殖”的边地政策，将“徙民”沿线分散充实新置郡县，开始营田垦殖，设置田官，以河引水，促使土地开发和水利开发。“徙边北河榆中”也是河套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垦殖。
（二）西汉屯垦
汉朝为巩固河套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带动了农田水利建设，发展了农业生产。《史记·平淮书》：“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从河套至甘肃西北部一带以“军团”形式开展屯田的士卒达60万之众，数十万军民的大迁徙正式揭开了中国西部屯田史的序幕，这也是官办水利在河套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发展。汉代徙民屯田，政府给予各种政策优惠，“徙民屯田，皆与犁牛”，没有收获之前，还“予冬夏衣，廪食”。“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文献通考·田赋二》有载：“故先王之政，设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贫富强弱无以相过，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汉书·河渠书》记载：“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这些都是史书对河套灌区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的现实描写。从考古发现，西汉时期，朔方郡先后设立10个县，其中三封、窳浑、临戎、临河4个县在今河套灌区范围内。现今乌兰布和沙区东缘（今乌兰布和灌域）也就是朔方郡西部，是西汉屯田的主要灌溉农垦区域之一。
经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实边，河套地区“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成为汉王朝进击匈奴最重要的粮草、军马供应基地。西汉屯垦推动了河套地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集聚，生产力水平得到提升，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碰撞交融中相互转化、渗透传承，既开拓经营了这片土地，又巩固壮大了西汉王朝，既促进了西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又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三）北魏军屯
北魏时期，统治者以屯田的方式使河套灌区重新焕发了活力。屯田，是历史上各封建王朝按照一定的组织系统，强制军队或平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一种方式。屯田在具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条件下，还要具备两个客观自然条件：一是大片荒地，二是水源便利。河套地区两者兼具。
北魏政权在复兴西汉屯田的同时，将官办水利的措施进一步强化，实行计口授田，分给耕牛，奖励垦种，设置“八部帅”，劝课农耕，实行监督管理，大力推行屯田制，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史载有著名的“五原屯田”“通渠灌溉”和“枝渠东出”，灌溉规模近百万亩，主要分布在东部与西部。“五原屯田”是在今包头以西、乌拉山以南的三湖河平原及阴山以南、乌加河以北展开，都在北河沿河一线，颇受灌溉之利。北魏统一北方前后，拓跋珪曾于北魏登国九年（394年），在从河北五原（河套）到稒阳（固阳）一带屯田。《魏书·太祖纪》“帝北巡。使东平公元仪（拓跋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稒阳塞外”。《魏书·高祖纪》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魏孝文帝于五月“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六镇是北魏在沿河流域设置的军事重镇，现今的河套灌区属沃野镇（今乌特拉前旗境内，属灌区东部）管辖。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及北魏地图，在北魏时，河套灌区西部的乌兰布和灌域也开展了农业种植，这一地区延续了汉代垦区的农业活动。“枝渠东出”的正是走向这一区域。北魏军屯也开辟了河套灌区大规模、远距离水上运输的历史。446年，薄骨律镇（今宁夏灵武西南）镇将刁雍首创黄河上游水运，改变了以往一年一返的牛车陆运艰难方式，集军队之力，造大船将薄骨律镇囤积的粮食顺流运往沃野镇，同时又将河套灌区的丰富物产逆流运回薄骨律镇，半年三返，以补充军粮。北魏借助河套地区有利的水土资源开渠引灌，发展航运，休养生息，促进了北魏经济的发展，为北魏改革大业奠定了基础，也体现了北魏少数民族从游牧为主的畜牧业经济向以定居为主的农业经济转变的鲜明特征，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推动了河套灌区水利开发的规模式发展。
（四）丰州开渠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河套地区或为战场，或为牧场，到隋末，还延续了水利屯田，但规模不大。到了唐代，河套灌区属关内道设丰州，治所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南部），筑受降城，为了解决驻军给养，河套灌区又一次成为重点屯田地之一，又一次进入农业水利开发的新阶段。
史料记载，唐代为了加强对水利的统一管理，在全国颁布《水部式》，以统一法令。朝廷设专管机构都水监，由都水使者掌管修渠和灌溉事宜，以加强流域的统一管理、同步治理。宁夏和内蒙古河套灌区是黄河流域农田水利最发达的地区。唐高宗永徵四年（653年）开有陵阳渠（丰州九原）。《新唐书·地理志》载：“建中三年（782年）浚之以溉田，置屯，寻弃之。”又载：“有咸应、永清二渠（在現今乌拉特前旗西小召一带），贞元中（约796—803年）刺史李景略开，溉田数百顷。”李景略是唐朝丰州刺史、天德军西受降城防御使。据《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二》载：“（丰州）迫塞苦寒，土地卤瘠，俗贫难处。景略节用约己，与士同甘苦，将卒安之。凿咸应、永清二渠，溉田数百顷……二岁后，军声雄冠北边”。清陈履中《河套志》记载：“丰州屯田娄师德、唐怀景、李景略、卢坦最有名”。丰州开渠不仅有效扩大了水利灌溉事业的规模，而且促使唐王朝军力强盛，促进了经济发展。
（五）“雁行”开发
在清康熙、雍正时期，内地人民开始越过长城，深入大漠，进入河套，来到黄河的支流河汊间开荒种地，春种秋回，这种流动耕种方式称为“雁行”。由于当时河套尚未修渠引水，垦种也随河汊而变动，收成多无把握，此时的开发还不成规模。
清朝时期，河套的农业种植，以明末清初的“雁行”流动方式持续了近百年时间，为河套大规模开发奠定了基础。雍正后期，“雁行”定居开发开始形成，道光、咸丰年间，发展至高潮，光绪以后逐渐扩大。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式实行放垦，标志着清政府对河套的农业政策发生了较大改变。此时，河套地区开通渠道，开始大面积实行灌溉农业，撒籽成田，旱涝保收。外地来河套的商人也于此时雇佣大批晋、陕北部的贫苦农民租垦土地，投入资金，浚渠修堰，“就河引灌”，大受其益。由此，在河套灌区开发史上悄然出现了一个特有的群体，即农业开发与水利建设的投资者与组织者——地商，揭开了河套水利开发新纪元。
（六）地商垦殖
“地商是封建商业高利贷资本与土地相结合，以修渠灌地、收粮顶租、贩卖粮食谋取高额利润的商人”，是清晚期官办水利以前河套社会的实际主宰者。
清道光五年（1825年），陕西府谷商人甄玉、魏羊经营的“永盛兴”和“锦永和”商号联合，共同出资在缠金（今巴彦淖尔市临河境内）一带开挖了缠金渠（永济渠前身），这是在河套灌區境内开挖的最早的人工渠。缠金渠的开挖，标志着以甄玉、魏羊为代表的外地来河套的商人成为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河套地商。缠金渠的诞生，在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进入河套的民众日益增多。清道光八年（1828年），清廷下特旨：“开放缠金，招商耕种。”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禁垦政策，并使移民垦殖变得公开合法，也为河套灌区开渠发展提供了动力。随后，其他外地来河套的商人纷纷效仿，乘机包租大片土地修渠灌垦，从中牟利，开始将以传统商业为主的经济活动转向获利丰厚的以开渠垦殖为主的农业水利投资和出租土地以及雇佣长短工相结合的地商经济开发模式。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前后，乌加河上游即北河淤塞，继而断流，南河成为主河，导致南河水流畅旺，依河套灌区西南高、东北低地形而形成的天然河道进水加大，能够“就河引灌”的河汊更加凸显，开挖渠道变得更为有利，因此“甫经得地，先议开渠”，关系灌区发展的天然河汊不断被人工洗挖、延伸利用，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地商数量也快速增加，于光绪年间达到鼎盛。发展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贻谷督办垦务的官办水利时期，地商经济的势头逐渐减弱。
地商杰出的代表有初开缠金渠（永济渠）的甄玉、魏羊，开挖老郭渠（通济渠）的郭大义，独资开挖五大干渠（义和渠、丰济渠、刚济渠、沙河渠、皂火渠）的王同春，开挖长济渠的侯双珠、郑和以及开挖塔布渠的樊三喜、夏明堂、吉尔吉庆等。这一时期，地商们纷纷集资兴修水利，天然河沟也逐步向“渠化”转变，先后开挖转化的这些渠道，形成了晚清河套灌区八大干渠灌溉骨干渠系网，河套灌区水利建设已见雏形。后又经过修挖调整，到民国时期，形成河套灌区十大干渠的基本框架。
这一时期，干渠以下支渠的数量不断增加，不适应灌溉需要的天然河汊被人为疏导归并或接引为支渠，黄河取水口的位置也在总结治水经验的基础上被人为修整，人们对各渠口进水量虽不能如愿控制但也有了基本认识。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寻求科学开渠的技术方法，开始对黄河水流运动规律、水文气象、水文地质等有了粗浅认识，开始了对灌区发展的整体规划与治水方略的系统思考，为灌区后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因此，从清代以来，河套地区不断地被称为“中国之农业宝库”“诚西北之最理想灌溉区”“诚适宜农耕之地”，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引来各类学术团体的实地考察，河套灌区的发展自此进入了新的时代。
四、结语
纵观中国古代史，河套灌区在长期以“农为立国之本”“善治国者必先治水”思想的影响下，在进行治边固疆的实践中发育成长，河套地区始终是历朝政权交融、斗争与迭移控制之下的兴盛之地。在延绵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河套灌区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历朝历代的发展进步都有一定的联系，河套地区成为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融之所，成为民族融合的大舞台，推进了社会革新，为古老的中华文明增添了光彩。
发展是灌区建设的永恒主题，是灌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永远的动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河套灌区在继承传统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寻求科学发展规律，经过不断的改造与建设，已经发展成为全国三个千万亩以上的特大型灌区之一。
作者：王东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