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边境贸易外汇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作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银行原行长，他认为过去40年建立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和监管系统。
“有人说，人们感觉的时间长度与年龄负相关，年龄越大觉得时间过得越快。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维度，那就是责任。责任越重越大，工作就越多越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时间就过得太快太快。
边境贸易外汇管理论文 篇1：
李礼辉：金融监管可以 “让子弹飞一会儿”
1952年出生，福建莆田人。197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专业，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海南省副省长、中国银行行长，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
“有人说，人们感觉的时间长度与年龄负相关，年龄越大觉得时间过得越快。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维度，那就是责任。责任越重越大，工作就越多越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时间就过得太快太快。担任中国银行行长，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这是李礼辉在2014年初卸任中国银行行长时，写在告别信中的一段话。1977年，他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工作，1984年调入工商银行任职，1995年起兼任中国银行董事。2004年7月到2014年1月，他担任中国银行行长近10年时间。
从25岁到62岁，李礼辉见证了中国金融业的“翻天覆地”。
人民币：从不被认同到外储“新宠”
刚进入2018年，德国和法国的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的消息就在国际社会炸开了锅。法国《费加罗报》的报道标题是《人民币在各央行外汇储备中的分量增加》，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事实上，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的做法正在欧洲各国兴起：瑞士央行称，人民币是其外汇储备多样化的选择之一;西班牙央行表示，正在考虑投资人民币;比利时央行称，已经购买了价值2亿欧元的人民币……据统计，目前全球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了外汇储备。
这在4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刚改革开放时，我们的汇率制度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人民币是不被国际市场认同的货币。”李礼辉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回顾过去40年的发展，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历程，我认为前30年都是打基础的阶段。这个基础包括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总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等等。”
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非一朝一夕之功，人民币的国际化也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和铺垫。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GDP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1.6494万亿美元，年均增长9.4%;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1548万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16%;国家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6099亿美元。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直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其他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则保持了汇价稳定，防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和加深。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信用基础，也为后来推进国际化创造了前提条件。2003年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边境贸易外汇管理法》，允许在边境贸易中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促进了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
李礼辉认为，经过30年的打基础，最近10年是人民币真正走向国际化的阶段：2007年，首只人民币债券登陆香港;2008年，中国央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11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2012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式在南非起步，两国之间的贸易可以直接兑换成人民币结算;2013年，中英两国宣布同意人民币与英镑直接交易;2014年，“沪港通”正式开启，这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一个信号;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为国际五大篮子货币之一。
“10年时间很短暂，但我们已经走出了重要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人民币目前在国际清算和结算领域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但作为各国外汇储备的比重还很低。另外，在全球资本市场里，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占比也很低。应该说，过去40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中国企业继续发展、金融机构不断提高國际竞争力，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只有这样，人民币才可能真正成为国际化货币。”李礼辉说。
金融监管：中国特色经得起考验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出口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于当年11月推出了10项措施，到2010年底投资约4万亿元人民币，外界将其称为“4万亿刺激计划”。随着各项措施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不仅停止了下滑，而且出现了令全世界惊讶的逆势增长：从2009年第一季度末到第三季度，短短半年内，中国GDP增速就从6.1%的谷底反弹到8.9%;2009年10月末，官方宣布各项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前9个月全社会投资增长33.4%。
但另一方面，自从4万亿计划出台后，国内外就一直存在争议声，并呈两极分化态势。自由派观点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会扰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修复机制;干预派则强调，正是政府的反危机措施才挽救了中国经济，而且4万亿的刺激力度可能还不够。
“过去40年，我们建立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和监管系统，总体上是往市场化的方向走，但在一些关键领域，我们一直坚持必要的行政调控和行政管制。当市场发展很好时，政府就放手让它发展;当市场面临外部重大冲击时，政府也能马上采取行政化手段管控风险，保护内部系统。”李礼辉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国外对此或许有一些批评，但我认为那些声音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面对危机我们顺利地走过来了。”
事实上，由于当时金融危机的势头太猛，除了中国外，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刺激性政策。“其实，西方国家在金融领域也是伸两只手、迈两条腿的，也有调控和监管，不然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中国金融监管的优势在于，我们在需要时可以更加灵活地介入。当然，具体采用什么手段更有效、更公平、更能保护市场，今后可以不断研究、探索、进步。随着市场越来越成熟，行政管控可以逐渐淡化，让市场化手段发挥更大的主导性作用。”
融资难：用大数据助推小微企业
40年时间，许多小微企业已经发展成行业巨头，但更多小微企业却倒在了融资难的门槛下。这是中国经济老生常谈的话题之一，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强势崛起，新的金融业态正在形成。
李礼辉坦言，与大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实力较弱、管理水平较低，对银行来说其违约概率较高，贷款风险较大，因此对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应该全面看待。正因为融资难，所以融资贵，如果银行的贷款定价不能覆盖小微企业比较高的风险成本，那银行业务是没法做的，做了要亏本，不良贷款率会越来越高。
“小微企业融资肯定要比大企业贵一点，但又不能太贵，今后在风险定价方面要更加合理。”李礼辉说。此外，他认为国家在税负政策上应给小微企业和小微金融机构更多优惠，让其能生存、发展，“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措施，但还不够多”。
在李礼辉看来，大数据技术可以解决目前信任普及面小的问题。在美国，92%的企业被纳入信用体系，中国只有35%左右，很多小微企业被挡在外面。中国的金融、税务、海关、工商管理部门，关于小微企业的信息数据都是各自独立的，标准不一样，系统也不一样，导致小微企业的信用记录无法得到公认。“未来我们要促进信息资源的整合、信用体系的标准化，使其覆盖更多小微企业。”
李礼辉特别提到，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腾讯旗下的微众银行都是目前运营较好的小微金融服务机构。“它们应用大数据技术发展小微金融业务，每年为近千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累计发放贷款1万多亿元。这些贷款流向实体经济的底层，包括线上电商、线下商户、家庭作坊、農村微商，而且借贷利率可以接受，信贷风险可以控制，风险成本可以承受。政府如果在这些方面持续推动，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肯定会得到进一步解决。总之，让信任更加普及、让金融服务更加触手可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惠金融。”
金融科技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正在发展、融合，形成新的金融业态。在这个过程中，泥沙俱下难以避免，如何监管金融创新也因此成为业内讨论的焦点之一。
李礼辉告诉记者，政府对金融科技是持宽容和支持态度的，否则互联网经济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快。“但金融的本质是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生意，所以必须防范区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他认为中国的金融监管是适度的，总体上支持，出现问题也能及时解决，关键在于引导、规范，让金融科技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2017年12月，福卅l一家餐饮店张贴着多个电子支付标识。
“当问题很小的时候，我们不妨让子弹飞一会儿，看它会飞到哪里去，允许它试错、自我修正;当问题变大，可能会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风险时，就必须采取措施。”
法定数字货币：加快开发进程
最近几年，区块链等新技术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潮流，基于该技术的加密数字货币（又称“代币”）也成了当下最火的“投资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比特币。自从2009年诞生以来，比特币价格一路高涨，仅2017年就上涨了15倍。据统计，到2017年11月下旬，“代币”市场的总市值突破3000亿美元，是2016年底的18倍。
在区块链虚拟社区发行“代币”的众筹融资被称为ICO。2014年，全球ICO的融资规模只有2600万美元，2017年上半年已经达到12.66亿美元，其中我国的ICO融资占比31.5%。这些项目都没有经过金融监管审批，绝大多数涉嫌非法集资。
“比特币不是法定的数字货币，没有国别，没有主权背书。现在的发展势头值得警惕。据统计，目前40%的比特币掌握在大约1000个账户手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操纵价格，因此监管是必要的。”李礼辉说，“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比特币和法定的数字货币区分开，而且中国要加快发展我们自己的法定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的优点是明显的：快捷、安全、可追踪。不过，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付工具微信、支付宝等也有类似优势。未来法定数字货币能否取代传统货币和新兴电子支付工具，还要取决于它的效率、成本、可靠性等。李礼辉认为，在小额的、零星的个人支付领域，数字货币未必争得过各种“宝”们，但在证券等金融资产交易领域，数字货币则会有很大的优势。
回顾过去40年，李礼辉不止一次感叹，中国金融业“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金融机构的长足进步，无论是市值、资产总量还是盈利水平，目前在全球都排名前列。除了大银行外，大量股份制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证券机构、中小金融机构也得到了良好发展。“中国金融市场的总规模现居全球第二，这是特别大的成就。”
此外，在金融市场建设方面，中国形成了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体系，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等;在金融业基础设施方面，建立了比较牢固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系统、支付精算系统等;在金融监管方面，也达到了国际比较先进的水平。
“这么多年来，我们不仅面对国内的风险和问题，也受到来自国际的金融危机冲击。但在40年里，在历次危机中，能逆势发展的也只有中国。今天，我们的移动支付、金融科技都跑到了世界前列，未来还将继续跑下去。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我们需要速度，更需要耐力。”
作者：尹洁
边境贸易外汇管理论文 篇2：
李礼辉：金融监管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
作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银行原行长，他认为过去40年建立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和监管系统。
“有人说，人们感觉的时间长度与年龄负相关，年龄越大觉得时间过得越快。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维度，那就是责任。责任越重越大，工作就越多越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时间就过得太快太快。担任中国银行行长，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这是李礼辉在2014年初卸任中国银行行长时，写在告别信中的一段话。1977年，他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工作，1984年调入工商银行任职，1995年起兼任中国银行董事。2004年7月到2014年1月，他担任中国银行行长近10年时间。
从25岁到62岁，李礼辉见证了中国金融业的“翻天覆地”。
人民币：从不被认同到外储“新宠”
刚进入2018年，德国和法国的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的消息就在国际社会炸开了锅。法国《费加罗报》的报道标题是《人民币在各央行外汇储备中的分量增加》，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事实上，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的做法正在欧洲各国兴起：瑞士央行称，人民币是其外汇储备多样化的选择之一;西班牙央行表示，正在考虑投资人民币;比利时央行称，已经购买了价值2亿欧元的人民币……据统计，目前全球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了外汇储备。
这在4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刚改革开放时，我们的汇率制度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人民币是不被国际市场认同的货币。”李礼辉说，“回顾过去40年的发展，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历程，我认为前30年都是打基础的阶段。这个基础包括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总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等等。”
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非一朝一夕之功，人民币的国际化也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和铺垫。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GDP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1.6494万亿美元，年均增长9.4%;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1548万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16%;国家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6099亿美元。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直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其他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则保持了汇价稳定，防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和加深。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信用基础，也为后来推进国际化创造了前提条件。2003年9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边境贸易外汇管理法》，允许在边境贸易中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促进了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
李礼辉认为，经过30年的打基础，最近10年是人民币真正走向国际化的阶段：2007年，首只人民幣债券登陆香港;2008年，中国央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11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2012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式在南非起步，两国之间的贸易可以直接兑换成人民币结算;2013年，中英两国宣布同意人民币与英镑直接交易;2014年，“沪港通”正式开启，这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一个信号;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为国际五大篮子货币之一。
“10年时间很短暂，但我们已经走出了重要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人民币目前在国际清算和结算领域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但作为各国外汇储备的比重还很低。另外，在全球资本市场里，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占比也很低。应该说，过去40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中国企业继续发展、金融机构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只有这样，人民币才可能真正成为国际化货币。”李礼辉说。
金融监管：中国特色经得起考验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出口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于当年11月推出了10项措施，到2010年底投资约4万亿元人民币，外界将其称为“4万亿刺激计划”。随着各项措施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不仅停止了下滑，而且出现了令全世界惊讶的逆势增长：从2009年第一季度末到第三季度，短短半年内，中国GDP增速就从6.1%的谷底反弹到8.9%;2009年10月末，官方宣布各项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前9个月全社会投资增长33.4%。
但另一方面，自从4万亿计划出台后，国内外就一直存在争议声，并呈两极分化态势。自由派观点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会扰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修复机制;干预派则强调，正是政府的反危机措施才挽救了中国经济，而且4万亿的刺激力度可能还不够。
“过去40年，我们建立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和监管系统，总体上是往市场化的方向走，但在一些关键领域，我们一直坚持必要的行政调控和行政管制。当市场发展很好时，政府就放手让它发展;当市场面临外部重大冲击时，政府也能马上采取行政化手段管控风险，保护内部系统。”李礼辉说，“国外对此或许有一些批评，但我认为那些声音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面对危机我们顺利地走过来了。”
事实上，由于当时金融危机的势头太猛，除了中国外，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刺激性政策。“其实，西方国家在金融领域也是伸两只手、迈两条腿的，也有调控和监管，不然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中国金融监管的优势在于，我们在需要时可以更加灵活地介入。当然，具体采用什么手段更有效、更公平、更能保护市场，今后可以不断研究、探索、进步。随着市场越来越成熟，行政管控可以逐渐淡化，让市场化手段发挥更大的主导性作用。”
融资难：用大数据助推小微企业
40年时间，许多小微企业已经发展成行业巨头，但更多小微企业却倒在了融资难的门槛下。这是中国经济老生常谈的话题之一，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强势崛起，新的金融业态正在形成。
李礼辉坦言，与大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实力较弱、管理水平较低，对银行来说其违约概率较高，贷款风险较大，因此对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应该全面看待。正因为融资难，所以融资贵，如果银行的贷款定价不能覆盖小微企业比较高的风险成本，那银行业务是没法做的，做了要亏本，不良贷款率会越来越高。
“小微企业融资肯定要比大企业贵一点，但又不能太贵，今后在风险定价方面要更加合理。”李礼辉说。此外，他认为国家在税负政策上应给小微企业和小微金融机构更多优惠，让其能生存、发展，“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措施，但还不够多”。
在李礼辉看来，大数据技术可以解决目前信任普及面小的问题。在美国，92%的企业被纳入信用体系，中国只有35%左右，很多小微企业被挡在外面。中国的金融、税务、海关、工商管理部门，关于小微企业的信息数据都是各自独立的，标准不一样，系统也不一样，导致小微企业的信用记录无法得到公认。“未来我们要促进信息资源的整合、信用体系的标准化，使其覆盖更多小微企业。”
李礼辉特别提到，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腾讯旗下的微众银行都是目前运营较好的小微金融服务机构。“它们应用大数据技术发展小微金融业务，每年为近千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累计发放贷款1万多亿元。这些贷款流向实体经济的底层，包括线上电商、线下商户、家庭作坊、农村微商，而且借贷利率可以接受，信贷风险可以控制，风险成本可以承受。政府如果在这些方面持续推动，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肯定会得到进一步解决。总之，让信任更加普及、让金融服务更加触手可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惠金融。”
金融科技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正在发展、融合，形成新的金融业态。在这个过程中，泥沙俱下难以避免，如何监管金融创新也因此成为业内讨论的焦点之一。
李礼辉介绍，政府对金融科技是持宽容和支持态度的，否则互联网经济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快。“但金融的本质是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生意，所以必须防范区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他认为中国的金融监管是适度的，总体上支持，出现问题也能及时解决，关键在于引导、规范，让金融科技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当问题很小的时候，我们不妨让子弹飞一会儿，看它会飞到哪里去，允许它试错、自我修正;当问题变大，可能会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风险时，就必须采取措施。”
法定数字货币：加快开发进程
最近几年，区块链等新技术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潮流，基于该技术的加密数字货币（又称“代币”）也成了当下最火的“投资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比特币。自从2009年诞生以来，比特币价格一路高涨，仅2017年就上涨了15倍。据统计，到2017年11月下旬，“代币”市场的总市值突破3000亿美元，是2016年底的18倍。
在区块链虚拟社区发行“代币”的众筹融资被称为ICO。2014年，全球ICO的融资规模只有2600万美元，2017年上半年已经达到12.66亿美元，其中我国的ICO融资占比31.5%。这些项目都没有经过金融监管审批，绝大多数涉嫌非法集资。
“比特币不是法定的数字货币，没有国别，没有主权背书。现在的发展势头值得警惕。据统计，目前40%的比特币掌握在大约1000个账户手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操纵价格，因此监管是必要的。”李礼辉说，“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比特币和法定的数字货币区分开，而且中国要加快发展我们自己的法定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的优点是明显的：快捷、安全、可追踪。不过，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付工具微信、支付宝等也有类似优势。未来法定数字货币能否取代传统货币和新兴电子支付工具，还要取决于它的效率、成本、可靠性等。李礼辉认为，在小额的、零星的个人支付领域，数字货币未必争得过各种“宝”们，但在证券等金融资产交易领域，数字货币则会有很大的优势。
回顾过去40年，李礼辉不止一次感叹，中国金融业“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金融机构的长足进步，无论是市值、资产总量还是盈利水平，目前在全球都排名前列。除了大银行外，大量股份制商业银行、保險机构、证券机构、中小金融机构也得到了良好发展。“中国金融市场的总规模现居全球第二，这是特别大的成就。”
此外，在金融市场建设方面，中国形成了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体系，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等;在金融业基础设施方面，建立了比较牢固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系统、支付精算系统等;在金融监管方面，也达到了国际比较先进的水平。
“这么多年来，我们不仅面对国内的风险和问题，也受到来自国际的金融危机冲击。但在40年里，在历次危机中，能逆势发展的也只有中国。今天，我们的移动支付、金融科技都跑到了世界前列，未来还将继续跑下去。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我们需要速度，更需要耐力。”
（曲蓝铃荐自《环球人物》）
作者：尹洁
边境贸易外汇管理论文 篇3：
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中人民币区域化初探
摘要:近年来,新疆的边境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边贸出口创汇不断增长,人民币在市场选择中被中亚各国的居民和外贸公司所广泛使用,其支付货币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取代美元成为边境贸易结算中的主要工具。本文分析了新疆与中亚五国不断发展的边境贸易中人民币区域化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借鉴国际货币合作模式,得出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中人民币区域化的路径选择,针对人民币区域化的不利因素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中亚五国;边境贸易;人民币区域化
作者简介:龚新蜀(1963-),女,四川遂宁人,石河子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贸易。
随着我国新疆和中亚五国经贸往来的迅速发展,人民币已经被作为主要币种大量用于边境贸易结算,其自发形成的区域性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在中亚五国已呈现区域化发展态势。在此种形势下,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与其实体经济相称的货币体系,以行使按其实物经济基础应得的发言权。虽然边境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仅占l%,但其在新疆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粗略估算,2005年人民币在我国新疆周边八国的总流量为2.38亿元,其中流出1.47亿元,流入0.91亿元,净流出0.56亿元。人民银行已先后与新疆周边的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哈萨克斯坦四国签署了本币结算协定,为新疆下一步拓展与中亚五国的边境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更好地促进新疆边境贸易的发展,在中亚地区积极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人民币区域化的有利因素
2005年,我国边境贸易进出口额达到131.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的快速发展为人民币区域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人民币在中亚五国正逐渐成为边境贸易的主要币种。目前,虽然边境贸易结算仍以美元为主,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边境地区居民和外贸公司愿意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和支付手段,人民币在边境贸易结算中的作用日渐显著,有力地推动了中亚人民币区域化。
(一)我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和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是中亚人民币区域化的经济条件
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是中亚人民币区域化的坚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据商务部及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资料表明,1998—2005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5%,同期商品进出口大幅增长,并保持顺差,累计顺差达3573.6亿美元。就贸易往来而言,2006年进出口总额为17604亿美元,同比增长23.8%。此外,我国在海外兴办企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企业经营也由单一贸易型逐步向多样化发展。目前,我国在海外的企业遍及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6年我国累计对外投资净额已突破750亿美元大关。由于有了这样迅速增加的经济基础,尤其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多年来顺差,使人民币长期处于硬通货地位。特别是近年来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发展迅速,新疆与中亚国家的海关进出口总额在不断增长。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不断增长的边境贸易额意味着中亚人民币区域化具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政治社会环境和人民币的长期保持稳定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能够保障国内外居民以人民币形式持有的金融资产安全。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且非常重视国际信用,注意执行国际承诺和义务,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稳定和负责任的形象,使人民币成为制止危机蔓延的中流砥柱,提高了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的公信力。
(三)人民币在中亚五国的流通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对外交流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中亚五国对人民币的需求逐渐增加,人民币在中亚五国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呈区域化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几次调整携带人民币出入境限额,从1987年的200元放宽到2005年的20000元,18年间放大了100倍。根据人民银行调查(2005),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人民币流通总量约为12亿,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推动中亚人民币区域化。
(四)新疆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互补性
从资源禀赋来说,中亚五国蕴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而中国日益处于能源需求巨大缺口中,中国和中亚各国在能源禀赋上的互补性促进了双方的经贸合作。从市场上看,中亚各国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轻工业薄弱,轻纺产品和机电产品紧张,而这些正好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双方在市场上的互补性可以通过经贸合作来完成。新疆有着与中亚五国良好的地缘优势和不断增长的边境贸易额,因此在加强新疆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时,人民币应该成为主要的结算工具,这样可以使与贸易有关的行业得到迅速发展,从而推动中亚人民币区域化。
(五)人民币在中亚五国的自由流动
由于人民币是在我国的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的货币,我国银行没有开办人民币的汇兑业务,人民币基本上是以现钞形式在中亚国家自由流动。人民币在中亚国家自由流通的基本原因是人民币地位的提高,政策原因是我国对人民币在境外流通采取宽松的政策,经济原因是我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日益发展。边境贸易、边境旅游和相互投资等经济活动是推动中亚人民币区域化的重要因素。
二、人民币区域化的不利因素
我国现实条件对中亚人民币区域化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从目前看,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第一,人民币的广泛流通和使用带来的一系列难题。由于人民币以其长期稳定的币值赢得中亚五国人民的信赖,人民币在这些国家已广泛流通和使用,跨境流通处于区域化的初级阶段已经出现并呈不断扩大的态势。但存在着人民币跨境流通处于自发牵动、自然形成的状态,并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问题。加之中亚区域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跨境流通的主渠道为出入境人员携带、“地摊银行”、“地下钱庄”、边民互市及边贸结算等,这为边境地区走私、贩毒、赌博、洗钱资金的跨境流动及“地下钱庄”的泛起提供了便利通道。这种状况给人民银行沿边基层行人民币跨境流通监测、涉外人民币发行管理、账户管理、结算管理、现金管理、外汇管理和反假人民币和反洗钱等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难题。
第二,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不执行出口退税政策,从而影响了中亚人民币区域化。出口退税政策对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十五”期间,我国出口退税总额为l1944.47亿元,比“九五”时期退税总额增长了2.8倍,是自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以来至2000年退税总额5521亿元的2.2倍,年均增长33%,远高于同期税收增长水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健康快速发展。但对于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却没有采取退税政策,这制约了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展,不利于推动中亚人民币区域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
第三,我国的经济贸易管理政策滞后,不利于推动中亚人民币区城化。我国只对边境贸易的结算、人民币在边境地区兑换中亚五国货币以及现钞出境限额等做出了规定。对于人民币在非贸易项下和投资的区域化几乎没有涉及,人民币的大量流出与回流渠道有限,缺乏针对边境地区的人民币、外币等多项管理制度。
第四,双方商业银行间的合作尚需进一步加强。中亚五国除哈萨克斯坦外,其他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属于政策、金融、法律、信用等方面风险程度均很高的国家,在边境贸易中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边境贸易结算中,特别是在推动中亚人民币有序流动过程中,中方商业银行面临着较大风险,双方银行间的合作积极性不高,这给边境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带来了很大不便。
三、中人民币区域化的国际经验和路径选择
(一)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中人民币区域化的国际经验
目前,国际货币合作模式主要有欧洲、美洲和非洲模式,这3种模式各有特点。欧洲货币合作的演进路径是遵循从国家货币到平行货币再到单一货币的模式。欧洲货币单位是欧洲的平行货币,而欧元是欧洲的单一货币,它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间进行的,因此欧洲货币合作属于“水平分工模式”。即采取各成员国承诺放弃货币发行权,在整个区域内发行、使用单一货币,并实行统一货币政策的联盟路径。它具有透明性、节省信息和交易成本的优势。美洲货币合作采取的是以美元为主导货币、以美元这种良币驱逐各国劣币的“垂直分工模式”。它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合作的类型,以美元为主导货币,不断向北美、南美渗透和扩张,最终形成统一的美元区域共同货币。这种货币合作模式是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的选择下,逐渐取得区域货币地位。非洲法郎区的货币合作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的非洲法郎货币联盟(包括西非经货联盟和中非经货联盟),带有强烈的殖民地色彩,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由于中亚人民币区域化不可能像美元那样依靠国际协议完成国际化进程,也不具备如欧元那样的最佳货币区理论构建条件,因此可以借鉴日元模式,在强大的边境贸易优势下推进国际化。为此,以不断增长的边境贸易为契机,以哈萨克斯坦为重点推进国,充分发挥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地缘优势,以促进中亚人民币区域化。
(二)新疆与中亚五国边境贸易中人民币区域化的路径选择
在推动中亚人民币区域化中有两种选择路径:一种是政府推动型;另一种是自发推动型。在我国现实情况下推动中亚人民币区域化,应该走自发推动和政府推动相结合的渐进式道路。一方面,通过自发推动,扩大我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边境贸易和相互投资,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加深我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贸易依存关系,推动中亚人民币区域化;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推动积极和中亚五国政府合作并进行相关制度的建立和改善,建立人民币结算操作模式,真正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另外,政府亟待解决人民币流通问题,包括人民币兑换、流出和回流机制,推动中亚人民币区域化进程。我国在推进人民币区域化中,要将人民币区域化发展符合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适度开放资本账户时,需注意规避金融风险。
四、推动人民币区域化的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监测。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被广泛使用,在境外流通的人民币规模的变动,不仅影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而且对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带来一定影响。因为从国际收支角度看,境外流通人民币的增减,与我国对外的外汇负债的增减,对于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的影响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加强对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的监测,有利于推动中亚人民币区域化。
第二,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共同推动中亚人民币区域化。进一步优化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边境贸易环境,不断加强与中亚五国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有效调整边境贸易政策,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并对新疆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第三,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推动中亚人民币区域化。一是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制定有效的投资鼓励政策,促进双方外贸企业和个人进行本币跨境投资。我国应有条件地放宽人民币到中亚五国的投资限制,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对人民币境外投资的来源、利润分配、风险审查等做出具体规定,明确人民币境外投资的范围和重点,控制投资规模。根据一定时期国家货币发行计划和流通规模,合理确定人民币对外投资总额,限制大额的人民币境外投资行为,防止本币流出失控给国家货币政策造成较大冲击。二是允许中亚五国居民用人民币计价和支付我国商品,以及用于政府债券的投资和在中国境内的直接投资,从而鼓励中亚国家居民使用人民币。三是我国银行应该与中亚国家银行建立人民币同业拆借的关系,实现银行之间短期资金的借贷,推动中亚人民币区域化。
第四,边境地区的商业银行应积极推动其业务向中亚五国拓展。边境地区的外汇指定银行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有关规定,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与中亚五国边境地区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寻求新的业务合作方式。条件成熟的地区,如霍尔果斯口岸,在遵守邻国法律制度和相关政策的前提下,国内商业银行应该积极走出国门,开设分支机构。虽然短期内会有一定风险,但随着中亚五国经济的发展,境外业务将成为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
(责任编辑:吴之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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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德运 龚新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