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对“一把手”腐败现象分析与思考
一、“一把手”腐败的现状及特点
近年以来，党政一把手违法违纪的案件不断增加，在领导干部犯罪中所占的比例居高不下，而此现象也引发了民众的热烈讨论与强烈反响，人们都在思考到底该如何来防治我国的政治腐败尤其是一把手的腐败问题。
仔细看一下近年的“一把手”腐败问题，我们会发现“一把手”腐败的比例是逐渐上升的。据统计, 1998 年全国查处的地厅级干部中“一把手”的比例占了42.1%;2003 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违纪案件中“一把手”占了55% ; 2004 年查处的16 名省部级干部中“一把手”也占一半左右;同时“一把手”腐败日益向“高层化”发展;除此之外，“一把手”腐败的金额是越来越大，案情也是越来越严重，部分还伴随着一种家族式腐败现象。
虽然近年我国打击腐败的力度很大，也揪出了一批贪官污吏，严惩了很多违反党纪国法的高级官员。但是腐败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一直存在并有蔓延的趋势。根据中纪委、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数据，从建国到1978年，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为零。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省部级高官腐败的现象。1982年以来，纪检检察机关共查处省部级官员401人，其中涉嫌腐败并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达57
1 名，最终判刑的有46名。1990到1999年之间，经全国法院审结的省部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就达69，平均每年有6名省部级高官受到审判。且这种数量是不断上升的，从1988年到1992年5年时间里，被检察机关查处的省部级高官有5名，而1993年到1999年又查处了6名省部级干部，仅2000年一年就有7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出。
由此可见,我国政治领域的 “一把手”腐败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当前的条件下, 如何实施对权力特别是对一把手权力的有效监督,更好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建立完善的党内监督机制, 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确保权力的有效运行, 进而防止腐败现象的滋长, 已是刻不容缓。
二、“一把手”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
我国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有历史原因、社会文化原因、体制原因、人的本性问题、经济发展原因等等。现在高频率发生的腐败现象就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社会历史原因
我国是一个长期处在封建制度里的国家，二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积淀从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政治生活中的腐败问题出现的原因一部分也要归结于这种长期沿袭下来的传
2 统文化。我国历朝历代的腐败问题，无形中也影响到我们现代的社会，它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动机上影响到我们当代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使他们更多一些易被腐败的主观因素。我国古代的经济就是一种官僚经济，官僚阶层的主要收入并不是薪俸，而是受贿所得，官员的腐败收入往往是官俸收入的几十倍甚至几十倍。古代官僚的这种显赫地位，优裕生活，做官动机时刻影响着普通人民，使他们的思想中增加了易被腐败的主观因素，而但他们走上了官员的位臵上时，心中那份腐败的渴望就会被释放。
二是我国古代官僚体制中对腐败防治机能的软弱与保护腐败行为机能的健全，影响到我们现行政治体制对腐败的防治功能的不足与保护功能的滋长。这两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现在我国的腐败问题难以治愈。我国自古就是一种人治的传统，凡事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人是可以真正监督皇帝的。腐败问题在每个朝代都是存在的，但是没有哪个朝代制定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法律和制度来监督权利的运行。
(二)体制原因
法国政治活动家孟德斯鸠指出：“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1945 年黄炎培先生问及中共如何跳出历代政权“其兴也盛，其亡也忽”周期率的支配时，毛泽东同志充满信心地答到：“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
3 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根据“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思路，共和国对公共权力的监督采取了“依靠人民监督，注重干部自律”的方针，建立了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监控系统。如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多年以来，如果每个系统都充分发挥了效能，可以肯定地说，现今反腐败的任务不会如此沉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公共权力监督不力、制约不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表现主要有：第一，法规制度不健全。公共权力运用的规章的不健全甚至没有，使有些监督无法可依，事实上无法监督，影响了监督的整体效果。第二，机构不健全。行政监察和党内纪检机构，相当多的地方和单位长期建制不全或人员缺编，严重影响监督检查的开展。第三，体制不顺。行政监察和党内纪检在行政首长或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监督检查，受制于人，极大地限制了监督的独立性、强制性。第四，市场经济体制下厂长、经理及行政首长一人说了算的现状，无法兑现举报人不受责难与打击报复的承诺，极大影响了群众监督的有效实施。第五，舆论监督受政治气氛制约太强。现实中对高层领导干部及其子女腐败行为的揭露暴光难度较大，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尤其如此，致使有些高层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陈希同、王宝森一案就是明证。第六，人大、政协的监督名声大，效能小。第七，对执政党的监督不力，而其要害又是对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不
4 力。监督制约乏力的现状，已成为腐败现象产生、蔓延、久治不衰的重要原因。
(三)人的本性原因
人无完人,任何人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弱点,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现代法治创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人格的不完善性，当外部环境约束软化或个体道德自律下降时，人性的弱点或人格的不完善性就会表现出来，这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的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对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思想道德比较单一而言，目前的道德状况呈现出多重道德标准和多元价值取向的特点，由此带来了部分人心理和人格的变异，对某些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原先的道德标准溃败了，无是非感、无善恶感的心态得以蔓延，于是便演化成一幕幕腐败现象。市场经济在把私欲的合理性确认下来并释放出来的同时，也就不能不面对欲壑难填、物欲横流的现实。当追求个人利益的大门被打开之后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道德领域，“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大肆泛滥,造成了严重后果,而当人格的不完善性随着附加权力的拥有和扩张,往往表现出吞噬道德甚至法律,导致人格畸形或权力腐败.因此人格本身的不完善正是腐败滋生的潜伏因素，当环境许可和道德观念薄弱时便出来作乱，使得一个原本正派廉洁的人最终沦为腐败分子。
(四)教育原因
人都是有欲望的，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是大部分人的本性。在这种欲望面前，一部分人用公共道德、理想信念来约束自己，一部分人慑于法律法规的威严而不敢放纵自己的这种贪欲。这部分人都是有自制力的，正因为这样，没有让自己本性中的贪欲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我国政治腐败的一大原因就是政府官员的自制力不够，抵制诱惑的能力太低了。而这种自制力很大程度上是靠教育来赋予的。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时是非标准的教育，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问题，如何来衡量是非，标准是什么;二是提高自制力的教育，即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人，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增强自制能力。但是我国偏偏在这方面的教育做得并不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却不见得。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十年的时候总结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我想，也正是由于这种失误，导致很多的政府官员是非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扭曲，可以无视法纪，做出一些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腐败行为。
三、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面我们分析的原因，对于“一把手”的腐败问题，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去应对。
(一)科学、合理配臵“一把手”权力
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只有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针对“一把手”权力过度集中，得不到有效监督的情况，应该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规范，完善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首先，权力要分散。即将“专权”变为“分权”，打破权力垄断，不要把“关键的、重要的权力”都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大家的事情大家办，领导班子的事大家办，一定要改变一些单位的“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不正常现状。要形成“一把手”也只有一票的权力，要迅速改变当今“一把手”对大小事都有绝对否决权的不正常现象。领导班子员要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科学合理的分工，明确包括“一把手”在内的每个领导成员的权力和负责的事项，不交叉，不重叠，权限清楚。
(二) 加强对“一把手”和民众的思想教育
首先, 强化思想政治道德教育, 使广大群众、党员、干部敢于和善于监督一把手, 使一把手能自觉接受教育, 这
7 是健全一把手监督制约机制的前提和基础。加强一把手监督的一切措施和方法, 最重要的还是通过一把手这个内因发挥作用。因为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受思想支配的,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根本上指导和影响着人们的活动。因此, 切实增强一把手的自我监督意识, 是强化一把手监督的最基础性的工作。要解决好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 最重要的是深入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唤醒和强化一把手科学评价自我, 正确看待手中权力; 强化自律意识, 提高自控能力。同时上级组织要切实改变重选拔轻教育的倾向。此外, 要增强广大群众、党员、干部对一把手的监督意识, 从外部减少监督的阻力。为此, 必须在全社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监督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普及监督意识, 尤其对监督职能部门人员,要做好职业道德教育, 明确自己担负的职责和使命,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对一把手实施监督的最佳途径和经验方法, 做到敢于监督, 又善于监督, 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能够监督敢于监督一把手的舆论氛围。
(三)理顺监督机制，建立专门、独立、权威的监督机构
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体现在监督主体不依附于监督客体上。监督机构只接受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其他任何机关无权指挥、干涉监督机构的正常工作;监督机构的人事关系和人员待遇均独立于监督对象。目前我国的监督体制已
8 经严重落后，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需求，必须进行改革。具体设想是：在合并现有三个廉政机关(纪委、政府系统的监察机构、反贪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
一、独立的监督机构，专门负责反腐案件侦办及其他监督事宜。一般说来，监督机构应该设臵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之下，我国《宪法》第57 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确保其享有较高的法律地位和充分行使职能，所设的最高国家监督机构应向全国人大负责，受其领导和监督。
政治腐败是阻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团大石，我们必须加以避免和克服，否则最终受害的还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这一重任也并非只是属于当权者，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只有全社会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腐败，同腐败作斗争，腐败才会从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慢慢褪去甚至消失。但我们知道：这条路注定是漫长而艰难的。
(作者株洲醴陵市纪委纠风室主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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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大田、高学栋 .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腐败的原因 . 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4】戴永恒、徐照宏、刘新建 . 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深入推进反 9 腐败进程. 法制与经济. 2008.08
【5】赵连章、杨玉武. 滋生腐败现象的体制原因分析. 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三期
第二篇：春运现象的经济分析
春运现象的经济分析 排队的经济规律是什么?
春运综合症的核心，是其内在的经济机制。道理简单，不难理解，只是很容易忘记。任何商品，因为人们的需求没有止境，所以只要价格过低，就会出现短缺。之所以出现短缺，并不是因为商品不够——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商品总是不够的，总是多多益善的。之所以出现短缺，是因为价格过低。消除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价格提到足够高。
回家过年是不是商品?
回家过年当然是一种稀缺的商品。人们常有鸵鸟心态，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会说那些正在触动他们神经的商品非常特殊，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作用。谈水费的时候，他们说水不是商品;谈学费的时候，教育不是商品;谈药费的时候，健康不是商品;谈旅费的时候，回家过年不是商品。然而，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能让人脱离现实，而无法正视问题和寻求对策。毕竟，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些人以为，只要不把稀缺的服务说成是商品，它就不是商品;只要说它是福利，政府有义务提供，那么消费者就能垂手可得。在这些人看来，政府有义务提供的福利项目很多，包括住房、教育、电力、用水、医疗、养老、就业、最低收入、乃至性伴侣。但经济历史表明，确实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政府，试图把这些项目当作低价甚至是免费的福利派发。不是没试过，而是总做不到，才一再回到市场上来。
回家过年为何难?
很显然，回家过年不仅是商品，而且是可以变得颇为昂贵的商品。媒体渲染说回家不需要理由。可是，要在特定的时候回家，就需要理由了。这就好像说泡澡不需要理由，但要在北京到芝加哥的航班上泡个澡，就需要很多理由一样。事实上，春运综合症已经不间断地发生了十年以上，之所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正是因为春运期间短暂的需求高峰，无法支撑铁路硬件大幅升级的巨额成本。那么多人要同时回家，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这就变成了奢侈的需求。
回家过年是不是刚性需求?
有些学者动用了经济学术语，说回家过年的需求是刚性的，意思是不管价格多高，乘客还是要回家过年，所以提价只会让铁路系统多赚钱，而不能降低乘客回家过年的愿望。这是没有学透。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每个点的弹性都不同，只要价格到位，刚性需求就自然会软化。如果说有些旅客回家过年的需求曲线不是右下倾斜而是垂直的，那么这些旅客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回家，就不会非要等放假才回家，更不会非要坐火车才回家。
为什么说低票价造成举国浪费?
火车票价不够高，其经济之恶，是那些用于排长队、拨电话、托关系、找黄牛、扫黄牛所耗费的努力，数以千万人的精疲力竭的努力，从整个社会上看，是被白白消耗掉的。如果这些人这段时间的努力，是用于通过他们的专业技能来服务他人，然后再把赚到的钱用以竞争火车票，那么这些乘客在争得火车票的同时，其努力也造福了其他人，也转化成了社会的财富。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火车票以低价销售，人们靠排队来竞争。这种分配方式必然引起资源耗散。资源耗散的意思是说，虽然排队者本人通过付出排队的时间和体力，平均而言能够取得车票，所以排队行为对他们本身还是值得的，但他们的排队行为，并不象其他的劳动那样，能同时造福社会上的其他人。与此对照，如果一个建筑工人，通过盖房子赚钱，来购买火车票，那么他盖房子的行为，不仅对他来说是值得的(买到了火车票)，而且同时造福了社会(有人能住上房子了)。
要消除人们用于排长队、拨电话、托关系、找黄牛、扫黄牛等活动所造成的浪费，只有通过提高票价才能消除。讨论火车票价问题并非“你比较重视效率就赞成提价、我比较重视公平就反对提价”的主观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消除社会浪费的客观问题。
票价提高是否由黄牛党所致?
春运综合症的根源，在于短期需求激增。是需求激增，抬高了实际票价。这时候，如果铁路系统还是按低价售票，那么已经被需求抬高了的实际票价，与铁路系统确定的纸面定价之间，就出现了显著的差额。这个差额是招引黄牛党的根源。
要强调，不是黄牛党抢先买好了车票，就能随心所欲地加码，然后卖给乘客，从而增加乘客负担的。恰恰相反，是乘客之间因为争夺火车票，使得火车票的实际票价大大超过了票面价格，所以才为黄牛党创造了颠扑不破的生存空间。黄牛党的存在，并没有给乘客带来额外的负担;相反，是乘客在春运高峰期本来就乐意支付的较高票价或排队成本，引来了乐意提供有偿服务的人。只是社会误解了这些人的功能，语带讥讽地把他们叫做“黄牛党”罢了。各种各样打击黄牛党的策略，没有正视这个经济因果关系，所以注定是无效的。
这是说，是火车票低价造成了资源耗散，这耗散的一部分体现在找黄牛党的成本上。然而，如果没有黄牛党，时间成本更高的人，会不得不亲自去排队，那么资源耗散的情况会更严重。所以黄牛党在一定程度上还阻止了资源的全部耗散。
让黄牛党合法化的可能结果之一，就是出现代售点。剩下就是铁路和代售点之间如何分账的问题。若车票免费给代售点，会导致腐败，因为只有皇亲国戚才能拿票;若批发价太高，则代售点无法维持。结果应该是：繁忙时段的批发价和零售价都有所上升，铁路和代售点之间瓜分，排队现象缓解甚至消除。
垄断产业的产品涨价合理吗?
政府垄断某些行业，本身往往是不合理的，需要通过放开准入障碍的办法来解决。但是，垄断产品的价格本身是否应该根据市场供需来调节，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使是政府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价格，仍然能够起到两个作用，一，收费能区分使用者的需求，能把产品分配给需求更大的人。二，收费能帮助政府进行成本核算，让政府好像私营机构那样了解他们提供的设施是否划算，从而为将来的公共建设规模提供指南。
2010年广州政府曾经为了配合城市活动，推出了地铁免费乘坐的政策，结果立即造成失控的拥堵。这个政策被迫取消。这个案例很好地说明了，即使是政府提供的产品，也需要用价格来分配的道理。当然，政府收到钱后，这些钱该怎么用，是另外一回事。政府可以用来作继续投资、可以做善事、甚至可以平分给居民。即使平分给居民，居民拿到钱后，也会根据自己需要来开销，而不一窝蜂地去坐地铁。
认为只要是政府垄断的行业，其产品就不应该收费或涨价的朋友，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个道理成立，如果垄断了的行业产品就免费或便宜，那政府垄断经营岂不变成皆大欢喜的事情了?为什么不让政府把各行各业都垄断起来呢?归根结底，产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不是由生产者是否垄断、政府部门是否批准来决定的。
第三篇：盗版现象的经济学分析_职教论文
主要内容：盗版现象由来已久，累禁不止，这是源于它坚实的市场基础。从需求方面看，它的市场基础在于盗版品的消费价值高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从供给方面看，它的市场基础在于盗版品的生产价值高于正版品的生产价值。盗版品的存在，并不象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害无利。其实，盗版品究竟会增加福利还是减少福利，取决于时期的长短、竞争的最后趋势以及政府反盗版的严厉程度。本文认为，政府应该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而不是消除盗版的负面影响为目标，以运用竞争机制为导向，采用包括修改版权保护法规在内的多种措施，在权衡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的基础上，实行适时适度的反盗版策略。关 键 词：盗版现象，盗版品的生产价值，盗版品的消费价值，经济福利，盗版成本，反盗版成本，适度的反盗版策略
一、引子盗版现象由来已久。尽管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反盗版措施，以对盗版进行打击，但时至今日，盗版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反而还有日益漫延之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盗版呢?盗版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为什么要打击盗版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盗版现象累禁不止呢?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反盗版策略呢?笔者拟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定义本文讨论的盗版现象为“一切生产、销售和使用包括诸如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书籍等的非法复制品以牟取利益的行为”。[1] 这些非法复制品统称为盗版产品，与之对应则为正版产品。
二、盗版存在的市场基础任何经济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市场基础，这种市场基础既包括市场需求基础，又包括市场供给基础。盗版现象的存在也具有它深厚的市场基础。
1、盗版存在的需求基础。尽管“盗版”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它绝非一个好东西，应该消灭，但是在一片喊打声的同时，消费者却在行动上给予了实际的支持，这就是盗版现象的市场需求基础。在盗版市场上，存在市场需求是其最根本的基础。在明知商品真假的条件下，理性或有限理性的消费者之所以更多的选择盗版品而不是正版品，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盗版产品的消费价值高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什么是商品的消费价值呢?我们知道，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价格，一个是质量。如果某个商品的质量太差，即使价格很低，可能也不会有人问津;反之，如果某件商品的价格太高，即使质量很高，恐怕买主也是寥寥无几;但是，如果某件商品的价格很低，而其质量又比较好，购买者肯定会很多。显然，购买者并不是单独地看待价格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而是综合的分析价格与质量的关系，即质量—价格比，它可以作为消费者所考虑的商品价值。因此，可以这样说，消费者购买盗版品的直接原因在于盗版品的质量—价格比远高于正版品的质量—价格比。在消费者看来，虽然盗版品的质量比正版品低，但是相差的程度非常有限，比如说，人们一般使用的Microsoft Office2000办公软件，除去普通老百姓一般很少使用的一些功能外，盗版品与正版品在质量或使用价值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但是，盗版产品的价格远低于正版产品，比如，在成都市场上，正版的Microsoft Office2000办公软件的销售价格超过6000元人民币，而它的盗版品只需要不到10元人民币。盗版品与正版品的价格比是1比600，盗版品的价格优势绝对让人心动。[!--empirenews.page--]消费者更多的“投票”盗版品，从根本原因上看在于这种选择能够给他带来最大效用。为了简化分析，我在此对正版品与盗版品的质量差异不作考虑，二者的唯一差别在于价格，即正版品的价格高于盗版品的价格。下图说明了消费者的理性选择行为。在图中，消费者消费某种商品X，正版的X价格为P1，盗版的X价格为P2.(P2低于P1)，除了X之外的其他商品为Y，价格为P。如果买主消费正版X，他只能选择B(X’，Y”)才能达到最大效用，最大效用为U*;如果买主选择盗版的X，他可以购买A(X”，Y”)组合实现最大效用U”。显然，X*小于X**， 从而U’也小于U”。[2]也就是说，在消费者的购买预算不变的条件下，对消费者来说，使用盗版品的总效用比使用正版品的总效用大。
2、、盗版存在的市场供给基础。尽管盗版的存在从根本上在于有市场需求基础，但是盗版品毕竟是有厂商生产出来的。对于厂商来说，并不是有市场需要就会有市场供给。就某种产品来说，厂商之所以选择生产盗版品而不是正版品，除了它在生产正版品上的所受的诸多限制之外，可能关键在于盗版品的生产价值大于正版品的生产价值。什么是商品的生产价值呢?对厂商来说，那种商品值得生产，不能只看它的价格高低，也不能只看成本大小，要看产品的价格与成本的差(即利润)，或者看价格—成本比。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很高，但是生产成本也很高，从而生产无利可图，价格—成本比小于1，没有哪家企业会主动去生产它;反之，即使一种商品的价格很低，但是它的生产成本也很低，以至于生产利润相当可观，价格—成本比大于1，“挡不住的诱惑”，厂商无需政府动员也会趋之若鹜，甚至政府想堵也堵不住。树欲静而风不止嘛!因此，利润或价格—成本比可以用来反映商品的生产价值。下面分三个方面来说明：首先，技术和制度限制使得许多企业不能生产正版品。在盗版或正版中，“版”者版权也!在市场经济中，为了激励人们创新，政府运用专利法或版权法对版权进行保护。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版”进行保护，这无疑是非常应该的，但是这种保护会形成市场上的行政垄断和法律垄断，从而限制了许多厂商以合法的身份生产正版品。其次，生产正版品的价格或收益怪圈导致了盗版品的大量产生。在正版品生产的垄断条件下，源于其垄断价格的巨大垄断利润对其他企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种诱惑使资源有向该产品聚集的趋势。然而，在过高的版权费用和制度硬壁的双重阻拦下，这种趋势就转化为生产盗版品。在盗版品的强烈冲击下，生产正版品的成本因加强防伪等原因而大大提高，而价格却在盗版品的竞争中不断下降，从而正版品的价值大大降低，这又进一步强化了盗版品的生产和供给。再次，盗版品生产价值还集中的体现在它的生产成本优势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项生产活动的成本包括直接生产费用和版权费用。与正版品的生产相比，盗版品在直接生产费用上存在一定的优势，这是因为盗版者可以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使用更加便宜的原材料，采用更加简捷的生产工序，使得产品成本大大降低。比如，用光盘刻录长达30集的电视剧，直接的生产费用(包括刻录机的折旧费、白盘费、刻录软件分摊费、人工费等)不会超过50元。不仅如此，盗版活动的低成本还体现在盗版商免费使用了别人的诸如专利权，著作权等权利。在实际生活中，版权费用在专利保护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empirenews.page--] 最后，盗版产品的供给还与厂商从事盗版所面临的风险的大小和对待风险的态度有关。由于盗版的违法性，因此就有被查处并被惩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盗版在给厂商带来较高的预期收益的同时，也带来较大的风险。对风险与收益的选择，将影响盗版品供给的多少。假定厂商在投资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安全资产上的投资即从事正版品生产，一是风险资产上的投资即从事盗版产品的供给，前者的预期收益为无风险的收益R1, R1,较为固定但通常也较小，风险或损失可能为0，后者的预期收益R2，R2的变动较大但在数量上也更大，可能损失为R0，盗版品的供给就取决于厂商对不同投资的效用评价。对于风险偏好型的厂商来说，较高预期收益带给它的效用大于损失时的负效用，他倾向于进行盗版产品的供给，当然，可能损失的大小会改变厂商对待风险的态度等，如此说当被查处的可能性增大，一些本来爱好风险的厂商将变为厌恶风险，从而减少盗版产品的供给。但是，由于现行制度规定的缺陷，市场的人为分割，地方或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以及执法者的寻租和麻木等多种原因，使得从事盗版活动的人非常容易逃避检查或逃避处罚，盗版的实际风险极低。
三、盗版现象的经济福利效应在经济学上，对一种经济现象的评价，可以通过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来说明。同样，对盗版也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它的经济效应。
1、从消费者剩余来看，盗版活动在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短期，由于盗版品的存在，原来不能购买或没有购买某种商品的消费者能够购买一定数量的盗版品，从而增加消费者福利;原来使用正版品的消费者改为使用盗版品，因盗版品的低价格而给买主带来更大的消费者剩余;即使是对使用正版品痴心不改的消费者，也能够在盗版品的冲击下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正版品，并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在长期，盗版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依情况而有所不同。如果政府和正品生产企业对盗版不采取任何防范和打击措施，让盗版品的泛滥成灾，正版品的生产完全无利可图，不仅已有的正版品被完全挤出市场，而且不会有新的正版品产生，那么盗版品将会走到无“版”可盗的地步，此时消费者的福利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如果在长期中，通过市场竞争和各种治理措施的实施，正版品的价格不断下降，逐渐逼近盗版品的价格，从而正版品的市场空间日益扩大，最终完全挤占盗版品市场，那么消费者也会从中获得不少好处。
2、盗版活动对生产者剩余的影响是复杂而多面的。详细的分析将另文阐述，本文在此只作简单的分析。就盗版品生产企业而言，由于他把更多的资源用在盗版品的生产上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此他的经济效率会提高，从而在盗版活动中会增加他的生产者剩余。就正版品生产企业而言，如果盗版厂商的剩余的获得仅仅是正版厂商剩余的一种转移，那么正版品企业必然会损失剩余;如果由于盗版竞争的存在，促使正版企业进一步改进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扩大销售量，即使其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正版企业的剩余也完全可能增加。
3、社会福利来可以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和来表示，因而盗版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就直接取决与买卖双方剩余的综合变化。从上述对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分析，我们知道盗版现象存在有利和不利两反面的影响，因而它可能增加社会福利响，也可能减少社会福利。从人们的内心感情和一般认识上看，通常认为盗版活动对社会是没有好处的。盗者偷也!仅仅一个“盗”字就十分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其实，盗版活动会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因为市场上盗版产品的多少将影响到正版商下期的研发投入。因为盗版产品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使正版商的预期收益为零，甚至为负时，正版商将停止对新产品新技术的投入，这将影响到社会技术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进而造成对总产出的影响。盗版的存在对社会的损失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加以粗略估计，如果上期GDP增长100亿美元，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0.1，本期GDP增长110亿美元，且因盗版而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降为0.08，则盗版导致的社会损失为1.2亿美元(100×0.1亿美元-110×0.08亿美元)。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盗版活动的负面影响大于其正面影响，也就不能得出盗版一定要损害社会安定福利的结论。看来，在盗版对? 缁岣@挠跋焐峡赡艽嬖谌鲜段笄?/P> [!--empirenews.page--]
四、政府的反盗版策略选择管见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由于在时期的长短、竞争的最后趋势和反盗版的严厉程度等上的差异，盗版既可能增加经济福利，也可能会损害经济福利。盗版对经济福利的损害为政府的反盗版提供了理由。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选择反盗版策略呢?在政府的反盗版策略上，理论和实践上的论述都不少，在此主要就其中还存在问题的几个问题作简单的说明。
1、政府不能完全杜绝盗版活动，因而彻底解决盗版不应该成为反盗版的实际目标。一方面，只要盗版现象产生的市场基础存在，盗版是不可能人为取消的，另一方面，盗版活动复杂多样的影响，也决定了完全杜绝盗版行为本身也就同时消除了它可能带来的好处。正如人们不能在倒洗澡水时把娃娃一起倒掉一样，我们也不能消除盗版的负效应时把他的正效应也一起消除。因此，政府的反盗版仅仅是为了抑制盗版活动，减少盗版数量，把盗版的负效应控制在最低水平。
2、政府的反盗版行动应该适度，过度严厉和过分宽容都是不理性的。如上所述，盗版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各种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就是盗版的使社会付出的代价，简称盗版成本。不仅如此，政府或社会的反盗版行动也会给社会带来成本。政府的反盗版贯穿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全过程，从有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反馈，研究，到相关法规的制定、监督机构的设立和人员配置，再到对盗版行为的处罚或判罪。政府在反盗版过程中所必然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全部费用就构成反盗版成本。一般而言，我们可以预期，当政府实施采取比较严格的反盗版措施时，反盗版成本会上升，而盗版成本则会下降，反之，当政府实施采取比较宽松的反盗版措施时，反盗版成本会下降，而盗版成本则会上升。也就是说，反盗版的成本是随着反盗版程度的增加而上升的，而盗版成则随着即反盗版力度的加强而下降。[3] 显然，反盗版行动就存在一个度，社会究竟应该对盗版行为采取什么程度的反盗版行动，必须进行相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一项理性的反盗版行动应该使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之和达到最小。可见，政府的反盗版并非愈严格愈好，也不是愈宽松愈好。
3、修改过时规章制度是被政府反盗版行动所遗忘了的重要手段。诚然，执法不力是导致盗版泛滥的重要因素，其实，不适应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保护版权的规章制度也是罪魁祸首之一。这些过时的制度规定，助长了市场垄断，甚至是过度的垄断，高额的垄断利润衍生出大量的盗版。比如说，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长达16年的专利保护—美国专利法的规定—就显得太长，日益严重的盗版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对此，我们很多人尤其政府从感情上是难于接受的，在政府实际的反盗版行动中也是很难见到的。
4、更多的运用市场机制来反盗版，可能会成为政府反盗版的现实取向。如果说垄断产生盗版，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反盗版就是要反垄断势力。运用市场竞争来反垄断已经是大势所趋，因而用竞争来反盗版也可能成为政府的优选策略。为此，我国政府可以借加入WTO的机会，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机会，通过改革和开放来引入和加强竞争，有效的防止盗版行为。
第四篇： 《用恰当的经济学原理原理分析一个经济现象》
手机行业的‘黑马’——小米手机
统计10-1 王紫杉 10105010121 摘要：现如今，在竞争激烈的手机行业下，闯入了一匹‘黑马’——小米手机。一个创造了首日预定超过10万，两天内预订超过30万记录的国产手机。它成功的通过控制产品的产量、公开手机构造，使信息完全化、建立口碑，从而获得众媒体与手机发烧友的关注，进而得到最大的获得消费者剩余，让其较低的价位达到薄利多销，有效的跻身进智能触控手机的大家族中。
正文：
1.信息发布
1.1 从2011年6月底，小米公司内部和供应商爆料开始，到8月16号其关键信息正式公开，小米手机的神秘面纱被一点点掀开，引发了大量猜测，并迅速引爆成为网络的热门话题。小米手机的创始人——雷军凭借其自身的名声号召力，成功的引起众媒体与手机发烧友的关注。并且使其像病毒一样散布在我的网络。
1.2 在我们的身边，有iphone、联想乐phone、三星等等的智能触控手机。他们的价位大多在3000元上下不等，所以当小米手机爆出1999元的统一价格时，也很大一定程度的吸引了消费者的眼球，并且成为那些买不起高价智能机的消费者心目中的最优替代品。
1.3由于小米手机的成功的宣传，使得消费者对小米手机的主观价值的评价也直线上升，理智型消费者对于任何一款商品的评价标准，都是追求消费者剩余最大化，手机也不例外。小米通过前期‘病毒’式的宣传成功的提高了消费者剩余，由此，小米手机的高配置、低价格便成功的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者。
2 薄利多销高收入
2.1 小米手机前期的销售策略也是饥饿营销，目的是提高小米手机的关注率，这与iphone手机极为相似。但是由于其价格远远低于其他大品牌的智能手机价格，过低的利润率将导致小米在之后的市场运转中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无法支撑太多层次的渠道销售，更无法承担手机一旦出现问题所产生的大规模维修，更不用说召回了。
2.2小米手机制造商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它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所谓为了长久的利润，小米手机的策略还是薄利多销。因此，在这匹‘黑马’成功的闯入手机行业中，它接下来要做的是扩大相应规模的生产，同时要努力提高商品的功能、品质、外观等水准，又要竭力抬高消费者对商品的评价和感受。
参考文献：新浪论坛、易网科学、每日新闻经济网
第五篇：腐败行为的博弈分析(经济博弈论论文)
摘要
中国经济经历了多年的阴霾，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就进入了经济社会的转型期，这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目前我们仍然处于这一特殊的时期中，我国走的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由体制外改革逐渐转向体制内的改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日益提高，然而改革并非一帆风顺，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问题逐渐显现，腐败就是诸多社会问题中的一种。有学者将腐败称为政治之癌。腐败的存在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阻碍经济增长，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人们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腐败活动的治理，然而近年来腐败问题却有日益恶化的趋势。究其根源，我们更多地是侧重于从思想认识、道德品质的角度以及严刑峻法等方面来进行治理，即对政府官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加强对腐败分子严厉打击，但忽视了对腐败活动产生机制的研究。本文通过博弈分析来阐诉腐败活动产生的原因，对腐败活动进行一次深刻的剖析。
关键词：腐败 成本收益 影响因素 经济 贪污型
1 引言
1.1 腐败的定义
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当某个群体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体系内被忽视或被认为是非法之时，这一群体的成员就会被吸引到那些获取影响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
腐败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腐败，也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1.2腐败的特征
根据定义，我们可以概括出腐败的几个方面的特征：
①腐败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主动性行为选择。
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由于利益约束是对人类行为的最基本的约束方式，政治生活中的人必然表现出与经济活动中的人相一致的地方，都以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出现，具有利己动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从事相关政治活动时，也会有意或无意的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腐败实际上就是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非法行为的表现。当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高于成本时，官员就会趋于腐败;反之则会远离腐败。
②腐败实质上是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市场化交换。
从市场交换角度看，腐败活动在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个腐败的官员要么贪污侵占，运用权力直接获取私利;要么向第三方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用权力间接交换利益。后者人们经常称之为权钱交易。事实上，利益除表现为金钱形式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能够由个人或小团体享受到的好处和服务。这些利益有些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有的则很难用金钱衡量，但确实都是实际的利益或好处。
③定义腐败的关键在于代理人获得的是未经委托人同意的私利。
现实政治生活中，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不可能直接参与国家具体事务的管
理，而是将管理国家的具体权力授予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由此产生了国家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代理人是具体的管理者，具有管理经验和信息优势，很有可能滥用委托人的授权，以公谋私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就产生了腐败。
1.3腐败问题的表述
① 腐败的共有特征: 是损害公共委托人的利益, 代理人以及与代理人进行权力交换的权力接受者非法获益. 无论是寻租理论的分析, 还是政治学的分析都能得到以上结论. ② 腐败问题的数学表述: 设X 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通过契约达成的权利(力) 委托变量集合, x ∈X , x 是某种权利委托变量. x 的期望价值或市场价值(例如通过拍卖的执照价格) 为V. 在一次权利交换中代理人以y 价格让度x , P 为权利接受方的支付价格, 那么当
1°Vy > 0 时, 我们说代理人对委托人是不尽责的; 如果权利接受方为了以y 的价格得到x 而给代理人行贿C, 且代理人同意在接受C 后, 以y 的价格让度x 权利, 则称代理人腐败. 这个C 属委托代理契约之外的代理人收益. 3°在2°成立时, 存在Δy = VP ,(1(1P ) (5)
在(5) 式中, 当等号成立时, 代理人对腐败行为的选择与不选择觉得是等价的, 这是产生腐败行为的下限.当等号不成立时, 腐败行为就会发生. 假如用P 表示公共代理人腐败行为的成功率, 或1- P 表示委托人对代理人腐败行为洞悉的信息度,那么, 腐败行为能否在一个理性的代理人身上发生就取决于惩罚系数K 的大小了. 当
1°当K < P/(1- P ) 时, 腐败会发生; 2°当K = P/(1- P ) 时, 腐败将终止; 3°当K > P/(1- P ) 时, 腐败不发生. 在(5) 式中, 如果P 一定, 腐败能否发生将仅仅取决于K 的大小, 而与C 无关. 假如K 满足1°的情况, 则
CE = PCP ) K C > 0 (6) 称CE 为在一次腐败中的风险中性的公共代理人的欲望水平, 这个值属契约之外的期望收益. 2.2寻租型腐败中的三方博弈
寻租理论从经济学角度为解释腐败提供了一种理论选择，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寻租者，但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常见且影响更广的腐败现象就是那种涉及到权钱交易的活动，政府官员通过敲诈勒索、索贿受贿，通过第三方收受贿赂从而利用权力间接换取私利，即寻租型腐败或称之为贿赂型腐败。要以寻租者为主体，腐败只是一种“管理资源制度”的伴生物，腐败的。主角”——资源权力作用者没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公共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委托人或人民)与公共权力的需求者(寻租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的也很少，下面将主要从公共权力的委托人、代理人和寻租者三者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寻租型腐败的产生。
寻租活动涉及到的主体有委托人——公共权力的最终拥有人，由于人民选举产生政治家，政治家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实现了公众的利益，因此在这里可以看成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的政治家;代理人——公共权力的使用者，主要是指政府官员，他们受人民委托拥有公共权力的使用权或处置权;寻租者——通过不法方式获取公共权力所限制的资源的需求者。代理人与寻租者之间表现为设租人与寻租人之间的合作博弈关系，先设租后寻租或是先寻租后设租依具体情况而定。设租——寻租双方的合作剩余等于委
托人的净损失，委托人为了自身身利益最大化，会对寻租行为进行监管，并且对寻租活动的参与方进行惩罚。下面对出租车牌照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及三方模型： 行贿与受贿这种典型的腐败问题就可以表示由寻租理论所涉及的主体问题. 我们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分析表明, 该问题的构成可分解为如下几点: ① 出租车牌照的有限性(资源稀缺条件); ② 牌照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公务人员发放的(主体之一); ② 人民是各级政府的委托人和监督者(主体之二); ④ 以不法方式获得牌照的公共资源需求者(主体之三). 从以上构成中可以看出, 出租车牌照问题涉及三个主体, 这三个主体实际上代表了二个利益方面. 其一是公共权力(稀缺性公共资源处置权) 的最终拥有者. 在我国这种权力拥有者就是人民, 人民并不直接行使这些公共权力, 而是把这些权力委托给政府及其公务人员, 因此我们称人民为委托人; 其二是公共权力的使用者. 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受人民的委托拥有公共权力的使用权或处置权, 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代表人民行使权力, 所以是公共权力的代理人; 其三是对公共权力所限制的资源以不法方式获取的需求者. 如果在出租车牌照问题中出现寻租活动、滥用公共权力, 就有可能导致腐败产生. 无论腐败是如何产生的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有三个, 其权力转移过程如图1 所示, 我们称之为三方模型.
2.3贪污型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人类的行为复杂多交，但在经济学看来，这些行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进行成本——收益比较的结果。只有当一种活动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时候，人们才会进行这一活动。在对腐败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可以理解为当事人从事腐败活动的效用超过他把时间及其他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能带来的效用。从前文对腐败的类型分析中可以看出，贪污型腐败是政府官员利用职权直接贪污侵占国家资财，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挥霍公款，集体私分国有资产，接受礼物不交公等。由于贪污型腐败中的腐败官员既是腐败行为的需求者，又是腐败行为的供给者，因而决定其腐败行为的关键：生于进行这一活动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
设官员在正当履行职责的情况下的既得利益所享受到的全部效用为E0，包括薪金、职务的特权、公众中的声誉等所带来的效用之和。他从事腐败活动主观上
被预期不被发现的概率为P0，不被发现时通过贪污行为所获得腐败收入为B，则贪污型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是：
Eo<=(B+ Eo)(1- P0) (7) 但是腐败是否被查出并不是由个人主观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安排所决定.设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腐败被查出的实际(客观)概率是P1(0< P0< P1<1)，因贪污被查处的官员将被调离公职或降职处理，他在此后替代性的其他职业中所能得到的收益为E1，而且在查处后还将面临罚款、监禁、社会歧视、舆论谴责、丧失名誉等经济、法律和道德上的惩罚，这是对个人收益的扣除，或者说是从事这一活动的成本，我们设为W0.那么腐败行为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将变成如下形式：
E0<=(B+ E0)(1-P1)+ P1(E1-W) (8) 上式可稍加变形，得到：
(E0-E1)+W<=B(1/ P1-1) (9) 不等式的左边可以看作是贪污官员的私人成本，是由职业上的收益的净损失和其他社会损失组成。这里无非有三种情形：
①当E0和W给定时，E1越大，即腐败官员被查出贪污、受到处理后越容易在其他职位上找到工作，获得合法或不合法的收入与效用，则贪污型腐败的私人成本越小，反之则越大。
②当W和E1定时，E0越大，即政府官员既得利益越大，进行贪污活动的成本将会越高，反之机会成本越小。
③当E0和E1给定时，W越大，即官员贪污一旦被查出，将面临的惩罚越严厉，腐败成本越高，反之则社会对这种行为更为宽容，贪污腐败的成本越小。
不等式的右边表示官员贪污腐败的预期收益，它与贪污所得的收益正相关，与贪污行为被查出的概率负相关.当被查处的概率P1一定时，通过贪污活动所能获得的收益越大，则官员贪污腐败的动力越大，而贪污获得的收益又取决于个人所拥有的权力大小、现行制度下能够动用的社会资源的多少等因素.当B一定时，查处概率P1越高，则对贪污腐败分子的威慑作用越大，贪污腐败行为就可能得到遏制，查处概率越低，腐败行为的诱惑就越大。
3.结论
从以上对贪污型腐败的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制度变量外生给定的条件下，官员腐败行为的产生是基于腐败的查处概率，政府官员的收入、对腐败官员及寻租者的惩处力度等因素。
首先，从查处概率上来看，在贪污型腐败中，作为官员腐败收入的所谓“腐败诱因”与查处概率负相关;在寻租型腐败中，政府监督部门最优监督概率与查处概率负相关，正是由于我国转型期腐败查处概率(查处质量)低，才使得官员受到很大的利益诱惑和侥幸心理去进行腐败活动。腐败查处概率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官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它等于被发现的腐败官员与所有腐败官员之比;二是当政府官员腐败行为被发现后受到处罚的概率，它等于被发现同时被惩罚的公务员与所有被发现腐败的官员之比。胡鞍钢、过勇等人的研究发现，腐败行为实际受到查处被判刑的概率十分低。政府官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大约在10%～20%，被发现后受到法律惩处的概率约在6%～10%。根据中央组织部数据计算，1993至1998年，一全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累计达2.89万人，平均每100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检查机关立案侦查，只有6.6人被判刑.如此低的查处概率，是不少官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原因。
其次，政府官员的薪资水平相对偏低。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官员现有的薪资是其从事腐败活动的机会成本，较低的薪资水平使得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成本不高，这是影响官员行为选择的又一因素。改革开放之后，公务员整体工资收入的增长与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与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相比明显较慢，这使得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机制发生严重扭曲。如果考虑到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高于企业劳动者，政府官员的工资水平与社会同类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差距更大。
最后，影响官员腐败行为的还包括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腐败的私人成本由薪金损失和惩罚损失构成，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大，腐败的私人成本就高，这就会抑制官员的行为;政府监督部门的最优监督概率也与对官员的惩罚力度负相关，提高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将会降低监督部门的监督概率，反过来又会压制住政府官员想去腐败的心理冲动。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着政府官员的行为。比如说在当前形势最严重的腐败——寻租型腐败中，存在着一个公共权力的“市场化”交易的过程，权钱交易就很形象的概括了这一基本特性，有交易就有市场存在，在这个腐败市场上，
供给方是那些掌握着稀缺资源控制权或审批权的政府官员，需求方则是前面定义的“第三方”，即那些希望通过贿赂等方式获得特殊利益或降低成本的厂商或个人。腐败的需求方也影响着政府官员的行动。在寻租型腐败中，收益更高的应该说是腐败的寻求方，“以少取多”、即所谓的“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就是第三方从腐败行为中获利的形象描述。正是因为有巨额的利益的诱惑，才使得寻租者绞尽脑汁、想方设法的拉拢、贿赂政府官员。一些政府官员就是这样越陷越深。在前面的模型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政府监督的最优概率也与对寻租者的惩罚力度成反比，加大惩罚力度，在打击官员腐败的同时也对腐败需求进行遏制，使政府官员无处腐败。在对寻租型腐败分析中，我们假设了既定的制度因素不变，而寻租活动、腐败行为的大量出现，却与社会转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腐败是一个复杂的制度现象，不同社会结构、不同经济活动主体可能对同一个制度安排或创新反映不同，但我们只要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道德层面等多个领域一起着手，从不同方面提高腐败活动的成本，降低其收益，提高腐败活动的查处概率，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那么腐败行为将不仅不能给人带来收益，反而会使之承担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从而成为一种“不经济”的行为，人们自然会远离腐败。
参考文献
[1] 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版社 2007年版 [2]汪丁丁《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战略与管理》 2000年第6期 [3]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
[4]邹薇《腐败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5]阳穆哲《腐败问题的三方决策模型》《经济科学》2001年第5期 [6]吴丕《中国反腐败——现状理论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