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调整范文

金融结构调整范文（精选12篇）

金融结构调整 第1篇

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助推器的作用, 通过合理的金融政策可以有效减少信息交易成本, 可以提高投资和储蓄的转化率, 可以促进建筑业健康稳定发展。通过动态调整金融政策, 可以有效改善经济运行环境, 促进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 带动建筑业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市场对建筑业的供给和需求产生重要的作用, 可以为建筑业提供优质的融资服务。建筑业在发展过程中有自身的特点, 其行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较大, 很多项目都需要金融政策的支持才能得到顺利开展, 因此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务对建筑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 每一个金融条款都是建筑业发展的政策, 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需要和金融政策紧密结合起来, 最终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优化的关系, 对建筑业健康稳定发展提供重要的金融政策支持。金融政策可以为建筑业提供融资服务, 可以更好的优化建筑业结构, 通过分析, 主要作用如下:在一定的金融制度框架作用下, 金融可以通过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的运作, 通过金融结构对产业资本的导向产生催化功能, 有效作用于资金分配, 从而更好的调节资金产业退出和资金的产业投向, 可以更好的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主导产业得到健康稳定发展[1]。金融政策发展对建筑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金融约束理论提出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的金融政策, 为生产部门和金融机构运行创造机会。建筑业作为生产部门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提供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实施过程中可以采取协调和分配的手段不断创造租金, 因此可以通过激励作用避免相应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最终为达到建筑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目标。从当前的总体情况看, 我国在建筑业方面的金融资本投入总量还不充足, 资金聚集功能不明显, 金融服务的品种比较少, 金融服务的创新能力较弱, 同时金融机构所发挥的引导作用不明显, 同时建筑业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化金融不活跃, 所以导致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受到金融业的支持力度还比较弱, 需要进一步调整金融政策, 促使金融政策更好的服务建筑业发展, 促进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

一、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建筑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基础性作用, 发展过程中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银行信贷支持力度不够, 因此金融支持助推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是非常关键的。但是从我国近几年的对建筑业的信贷投放贡献率看, 银行信贷在建筑业方面的支持力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这种金融政策在近几年表现的波动幅度较大, 这与建筑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是不相对称的。从近几年的金融政策角度看, 近几年的存贷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大量的存款不能有效的转化为建筑业发展中需要的贷款, 所以当前我国的信贷使用效率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应该在支持主导国有建筑企业的同时, 更需要把金融政策向建筑中小企业靠拢, 为中小建筑企业提供优质的融资服务, 促进整个建筑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 为国民经济健康稳定运行奠定重要的基础[2]。建筑业金融政策支持过程中, 需要重点向新材料、新工艺、环保节能等建筑行业偏向, 鼓励这部分建筑企业优先发展, 加大对新技术建筑企业的贷款投入力度, 进一步促进低碳、高技术、智能化、循环建筑经济的发展。

从我国建筑业金融政策助推情况看, 资本市场的融资总量存在严重不足, 对建筑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较弱。我国资本市场对建筑业投入的资本存在不均衡性, 从产业融资结构角度看, 只有很少的几家上市公司能够得到优惠的金融政策支持, 其余的很多建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得不到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 因此其产业结构升级较慢, 对整个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从总体情况看, 我国的很多地区资本市场规模相对较小, 而建筑业发展过程中又需要大量的资本做支持, 所以融资慢、融资难等问题在建筑企业中经常产生, 资本市场的效率较低, 其市场功能不能在建筑业中充分发挥, 这对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因此从当前情况看, 需要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规模、提高市场工作效率、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为促进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

从建筑业发展的情况看, 我国建筑业利用外资的比例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利用外资的比重逐年下降对整个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的影响。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整体情况看, 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但是从递增的情况看, 外商投资的总量不稳定, 呈现时多时少的状况, 这对建筑业稳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外资在我国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有效利用可以更好地促进建筑业产业升级, 建筑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对金融政策依赖性强, 完全依靠国内资本很难实现建筑业技术创新, 产业结构调整, 所以必须发挥外资的独特金融作用, 促进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

二、金融政策助推建筑产业结构调整结论分析

通过相应的时间序列分析可以看出, 金融相关率和存贷款比率都是建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参数, 所有建筑业产业结构优化率与存贷款率和金融相关率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 需要从根本上找出二者之间的关系, 采取合理的政策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 助推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从存贷款率和金融相关率之间的关系看, 二者之间又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因果关系的作用, 把二者之间的比率调整到最佳状态, 调整到适合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状态。从总体情况看, 金融发展政策与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需要通过金融支持带动金融产业结构调整, 同时也为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必要的实证结论和理论依据[4]。从建筑业的产业结构看, 有部分企业经济增长缓慢。建筑业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 如果产业发展缓慢, 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同时也影响到我国的劳动力就业, 所以建筑业产业调整过程中需要给予优质的金融服务, 通过金融发挥促进区域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为区域性建筑业产业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金融服务能够更好的推动建筑业协调发展。

从总体情况看, 金融政策发展与建筑业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这是因为通过金融政策支持可以更好的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重要的实证结论和理论依据。当前建筑业的产业结构依然不利于与产业结构升级, 不能有效带动建筑业技术革新和可持续发展, 需要从根本上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改变建筑业产业增长缓慢的局面, 形成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 改变建筑业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我国的相对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在建筑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差距, 需要通过金融服务创新改变这种模式, 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从另一方面看, 需要不断利用金融政策导向机制带动建筑产业结构升级速度, 逐步提高建筑业经济发展的效益和质量。

三、金融助推建筑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研究

当前金融政策服务过程中需要不断加快金融诚信服务体系建设, 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逐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促进金融生态机制的建立。从金融生态环境的角度看, 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组织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 其主要包括社会信用体系、金融法制、金融管理体制和金融产权制度, 当前需要全面推动金融信用体系建设, 这些都是影响金融支持产业政策效果的重要基础性条件, 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 金融支持效果才能全面体现。当前我国金融生态环境还处于比较弱的局面, 金融市场的功能处于不完善状态, 因此需要全面推动我国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通过对金融产品的创新, 提高对建筑业的服务质量。特别是要提高对环保节能等智能化建筑企业发展力度, 提高对建筑业技术提升的政策支持力度。

从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角度看, 金融政策应该要优化信贷投向, 避免各种金融风险产生, 从根本上保证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能够顺利进行。从当前情况看, 建筑业在企业融资过程中主要是以银行信贷为主要方式, 因此信贷资金在建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金融机构需要在央行宏观政策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带动下, 充分运用贴现和利率等信贷工具开展工作。从根本上加快信贷资金配置的深度和广度, 通过对产业资金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促进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从信贷资金投入方面看, 需要对重点建筑企业重点扶持, 优先支持民生工程项目有和基础设施项目, 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国建筑企业金融政策支持过程中还要重点扶持特色优势建筑企业, 提高建筑企业的国际、国内综合竞争力[5]。从另一个方面看, 通过对银企关系的优化, 可以推动信贷在建筑企业中的优化, 促进建筑产业结构调整。为了避免建筑业金融风险产生, 可以按照项目法人责任制的策略, 建设项目资本金的整体合作战略, 逐步完善金融风险管理制度, 逐步建立和优化建筑中小企业贷款快速审批程序。建筑业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建立信贷资金的支持政策, 通过信贷资金的支持转变建筑业的发展方式, 通过发展现代建筑业, 逐步完善建筑金融服务体系, 推动整个建筑业健康稳定的发展。随着建筑业的发展。需要完善和发展金融市场, 从根本上促进建筑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一个良好的金融市场可以很好的解决建筑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问题, 为建筑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保证, 促进建筑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 保证行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谷玉荣, 常远, 夏志刚.我国建筑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J].商场现代化, 2008, (23) .

[2]刘晓雁, 王雪青.基于DEA的我国省域建筑产业竞争力研究[J].建筑经济, 2008, (11) .

[3]刘贵文, 金志刚.中国建筑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J].国际经济合作, 2007, (07) .

[4]贾志永, 朱五龙, 刘高峰.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省域建筑产业竞争力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 2009, (24) .

金融结构调整 第2篇

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调整:金融支持问题研究

根据投入产出分析，研究了各产业的比较收益，找出了对国内生产总值和资产收益有明显影响的产业。该结果为银行支持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基本框架。

作 者：巢剑雄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00082刊 名：财经理论与实践 PKU CSSCI英文刊名：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年，卷(期)：200223(6)分类号：F127 F830.3关键词：结构调整 比较收益 金融支持

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秩序怎样调整 第3篇

美国次贷问题引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将不直接参与过度消费、金融创新和金融交易的众多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拉入到全球贸易萎缩、经济增长下挫的泥泞中。这足以充分说明当前全球金融秩序是一个具有强大负外部性、权利义务不均等、不公平的秩序。

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让世界认识到改革不合理的全球金融秩序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只有改革不合理的经济和金融秩序，创建适应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秩序，形成新的机制和活力，才能避免金融危机重演，才能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金融秩序中的“三个世界”

目前全球金融秩序呈现出“三个世界”格局。“第一世界”为美国，是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霸主，是全球金融秩序中的大佬；“第二世界”指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与美国相去甚远；“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其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地位较低但是升势迅猛。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受到的冲击严重而深远，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其金融体系的恢复也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比如问题资产处置、金融结构调整、监管体系建设等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较大、财政和金融体系较为稳定、外汇储备充足，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较为快速的增长。

如此一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和垒球经济的力量格局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即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部分将被新兴经济体所取代，相应地，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秩序中的力量将得到加强。其二，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重要的共同利益诉求。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权益、责任和成本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对美元严重依赖的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收益很低却必须承担众多金融危机的成本和进行结构调整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策独立性也受到挑战。因此，逐步摆脱美元依赖症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政策目标。其三，逐步发挥本币的国际作用成为新兴经济体重大的政策方向，包括人民币、卢布、雷亚尔在内的主要新兴经济体货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及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都将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最难的与最先可能被突破的

危机体现了全球金融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及其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全球金融秩序调整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全球金融秩序重建需要遵循现实的选择。全球金融秩序中短期内应该是“美元独大、多方参与”的格局。其一，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短期内无法撼动，这为美元保持相对强势奠定了基本面基础。其二，当前仍然没有其他货币能够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欧元区虽然具有与美国相当的经济规模，却无法提供与美国相当的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且金融市场规模、广度和深度都无法吸收规模巨大的全球流动资本。其三，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及其在全球金融秩序中的作用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甚至可能出现反复，新兴经济体短期内仍然无法摆脱美元依赖的格局。因此，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构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金融秩序重构，包括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全球金融协调机制调整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等方面。根据难易程度，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和全球金融协调机制可能率先被突破，而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将是更长期的议程。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金融稳定委员会，在全球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将可能进一步明确，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可能逐步提高。对于全球金融协调机制，G20金融峰会可能取代G8成为全球金融协调的主要平台。尽管G20峰会是否机制化仍不确定，但是G8的代表性、合法性和权威性不足已是充分体现。另外，金融稳定委员会可能成为全球金融协调的又一个重要机制。

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将是最基础工作

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重要的诱因。所谓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并取得相应霸权。在该体系下，存在货币的权益和义务分配不均衡、外围国家利益受损、对单一货币过度依赖以及汇率被迫浮动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又不断以全球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表现出来，使得外围国家成为金融危机的重大受害者。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与宗旨成为学术界的重要问题。大部分研究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内容有四个方面：一是如何维持国际货币调节机制的效率，即有效性；二是如何保证国际清偿力(流动性)的适度增长，即流动性；三是如何维护对国际储备货币的信心，即公信力；四是建立有效的危机防范和救助机制，即最后贷款人。目前有观点认为，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作用应更为广泛，应该可以协调贸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发展，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稳定机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强化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督职能，建立起完善的信用本位制度下的全球货币体系。

对于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目前主要有四种方案。一是重返凯恩斯，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各国应签订国际货币合作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各国货币与世界货币单位挂钩，同时将IMF升格为全球中央银行。二是强化IMF作为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能，并设立一套货币合作机制以维持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进而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三是加强美元的作用，美联储升级为全球中央银行，全球就成为一个单一的美元区。最后是强化区域货币合作，构建美元、欧元和亚元“稳定三岛”，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区域化和多元化。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再次将国际储备货币问题置于各种争论的漩涡之中。从改革方向来看，国际储备货币需要确保供给方面的稳定，这依赖于稳定的基准和清晰的发行规则。同时，国际储备货币还应该有超越特定国家或经济体的调节能力，并能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化进行灵活调整，因此超主权货币成为广泛热议的问题。

全球汇率稳定机制是重点之一

金融危机中，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遭受的冲击相对要小，出于审慎的外汇储备累积发挥了危机防范作用，因此，浮动汇率下储备可以少之又少甚至为零的假设遭遇了现实瓶颈。相反，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出于交易、保值等需要，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不断扩大，导致了美元过度发行，最后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成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货币诱因。因此，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该重新审视汇率制度的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在防范危机传染和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可能要优于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体短期内无法完全转向固定汇率制度，而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缺乏稳定机制，使得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易变性和脆弱性等风险，因此，建立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汇率稳定机制将可能成为一个重要工作。同时，允许各个经济体根据自身情况，比如经济规模和开放程度、通货膨胀水平、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决策者的信誉以及资本流动性等因素，在固定、管理浮动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进行选择。

全球监管体系建设可能取得最有成效的进展

金融结构调整 第4篇

金融是最有效的资本形成与配置工具,在优化资源配置中举足轻重。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广东,当前面临着潜在经济增长减缓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如何发挥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促进广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为此,广东应当抢抓国家鼓励金融创新的机遇,深化金融制度改革,通过建立和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等措施,加快金融强省建设,努力开创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局面。

广东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融资结构不平衡与产业结构调整新需求不匹配

虽然广东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在不断拓宽,但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建成,资本市场发展仍然相对滞后,社会融资结构仍然不平衡。2014年,广东银行业表内外融资额占社会融资总额的73.4%,而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仅占13.2%和6.1%,直接融资的比重过小、证券行业发展较为缓慢,难以满足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带来的新需求,不利于风险较大、投资回收期限较长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制约了广东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

(二)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大影响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近年来,虽然广东通过不断优化金融产业的布局,增强了区域金融发展的协调性,但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依然较大。金融资源过于集中于珠三角地区,使珠三角地区配备了齐全的金融组织,产生了强有力的金融举措,带来了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而促进产业结调整步伐;而粤东西北地区主要的特点是:金融资源相对贫乏、金融组织结构相对单一、金融举措相对薄弱、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农村金融服务业不足、金融对粤东西北地区实体经济的支持规模与力度相对不足等,凸显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矛盾,影响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三)深层次金融创新不足减慢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金融创新是金融影响产业结构调整最有力的因素,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依靠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最大限度地动员储蓄、优化投资,提高产业资本的流动性,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带动实体经济的优化重组和生产力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而目前广东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多数是围绕担保、还款、贷款额度方式等展开的要素创新,深层次的金融创新,例如制度创新仍未显现,仍然不足以促使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创新措施也比较零散,整体金融创新规划有待完善。

广东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金融立法理念滞后于市场经济要求

金融立法理念应该体现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例如自愿契约原则、产权保护原则和公平效率原则等,但是,我们的金融立法思想往往受制于计划经济下的思维定式,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一是行政权力至上,任何法规都给各级政府留下量度较大的自由空间;二是对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法律适用原则不统一;三是没有从法律能改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运行成本的视角去完善法律程序,提高法律效率。这使得债务人利用法律漏洞侵害债权人权益,产生金融债权落空的现象。

(二)金融产权制度和法律体系还不完善

在金融主体方面,法律制度的欠缺阻碍了金融主体健康成长。一是在金融产权制度方面,缺乏股东自由行使权利的制度保障,造成所有者缺位、错位现象,使得金融机构一旦爆发风险,最后都由政府“买单”。二是在市场准人方面,法律设置的高门槛使非公有制金融主体处在不公平的环境中,严重影响金融主体的多元化和生命力。三是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方面,虽然经济法类的《商业银行法》、商法类的《证券法》和《保险法》已经规定接管金融机构或终止金融业务所必须遵循的原则,《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也在相关方面明文作出约束,但这些法律法规依然难以保证其实施正常的财务纪律和相关约束,因此金融机构仍然难以按市场化要求,顺利进行市场退出。

(三)产业需求与资本运作不对等

时下实体经济出现“空心化”,缺少投资机会,同时经济缺乏热点以及产能过剩,这就导致需求不足。经济正在“空挡滑行”,没有引擎助力,解决的途径之一就是要为民营企业松绑。新的增长点不是新兴产业而是民营经济,因为民营经济才是权责对称的,而且企业家天然有追逐利润、规避风险的动机。然而目前珠三角的大部分民营企业面临融资难问题,一方面,转型中的企业往往技术较为前卫,技术、市场、收益和经营的风险较大,在传统金融格局下很难获得融资;另一方面,大量民间资本由于找不到可靠的投资渠道而产生“闲置”。

(四)支持产业发展的信用担保制度存在缺陷

泡沫经济后,由于受到之前不良资产的影响,对新项目审批及融资审批设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要求提供足够的贷款担保。因此,银行更倾向于投资在原来有保障、有固定资金回流的领域中,对于新项目、新产业的发展比较消极。所以,包括广东资金供求呈现出一种怪像:一方面,银行里的储蓄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许多亟待结构调整的产业却得不到发展所急需要的资金。而且这种供求怪象的会长期持续,这对这些产业的结构调整带来极坏的影响,可能直接导致他们因得不到及时的资金回笼而破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连锁负效应。

加快广东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一)按照市场经济理念完善金融立法

明晰产权与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机制,形成稳定的规则与预期,以较低交易费用来促进交易成功运作,被视作现代法律法规的宗旨1。因此,市场经济的理念归根到底是要保护产权的实现,保障各产权主体的地位平等,保证各主体间的交易公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了重要战略部署,强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就是法制现代化,在法治运作中发展,在发展中深化依法治国。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要以法治思维看实现全面改革和依法治国总目标。要确保产权主体利益合法合理合情实现,以市场经济的若干理念为原则,从促进市场交易出发,制定和完善相关金融法律法规。

(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充分盘活资本要素

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盘活资本要素,增加金融供给。根据科斯定理,产权制度通过资源配置能够影响效率。因此,为了提高效率,就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进而盘活资本要素,增加金融供给。例如,通过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价值化或资本化的权利,能够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本积累和农民参与经济活动能力,充分盘活资本要素,从而有利于增加金融供给。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这种政策主张,但要过度到法律层面的认可,还需要通过试点的方式逐步推行。其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三)探索多层次互联网金融模式

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金融模式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其快捷、高效的信息传播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多元化的直接融资体系相契合,这可以为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提供多样化的直接的方式,有利于降低中小微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有利于打破银行类金融机构对金融体系长期垄断的无效率局面,有利于刺激储蓄转化为投资,让社会注入更多闲散资金。广东应抓住历史机遇,鼓励民间资本发展网络金融,探索新金融模式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及时探索对新金融模式监管机制的创新,借助即将可能在广东举办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互联网+”博览会,挖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金融模式的巨大发展潜力,推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金融模式的健康稳定发展,对拉动直接融资比重,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四)建立健全担保资金供给机制

信用担保机构在组织资金来源时,应多渠道、多层次的筹集担保资金。可以通过扩大社会保障基金、邮政储蓄、保险基金等的融资范围来获取资金,有条件的商业性担保机构甚至可以直接上市融资。此外,政府可以考虑定期提取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一定比例,作为担保补充资金,或者向其征得的税收总额的一定比例,用于担保资金补偿。最后,担保机构可从每年担保费和利息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风险补偿资金。同时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通过私募和上市募集资本金的方式来实现担保资金的外部补偿。

(五)通过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金融结构调整 第5篇

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政策选择

新形势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迫切需要得到金融的支撑.文章探讨了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的要求及金融政策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了促进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政策.

作 者：张明宏 作者单位：百色地区农行,广西,百色,533000刊 名：桂海论丛英文刊名：GUI HAI TRIBUNE年，卷(期)：17(3)分类号：F121.3关键词：贫困地区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金融政策

结构调整搭上了金融风暴的车 第6篇

与国外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出现危机进而导致失业不同，“中国式减员”的特殊之处在于，内外经济失衡碰撞到一起，并引发了减员潮

10月15日，位于东莞的玩具代工商合俊集团(下称“合俊”)倒闭，近7000名员工面临失去工作的境地。

就在同一天，泥足深陷的美国股市再现“黑色星期三”，似乎对于美国政府14日公布的救助方案细节缺乏信心，金融危机恶化。彼时，产品主要销往美国的合俊被认为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但是，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出口战略的调整难题

虽然被解读为美国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关闭的第一案，但合俊只是珠三角倒掉的制造企业之一——最近10年来，东莞每年都有七八百家企业关闭或外迁，2007年这一数字达到了909家。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表明，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行业就有超过2000万人被解聘。

显然，合俊们殊途同归的命运，只是碰巧搭上了金融危机的错车。合俊们的倒闭，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以及中国政府对其的政策调整息息相关。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由于中国的投资经常会出现“过热”，消费又受收入等多种因素制约，所以整体经济增长不得不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出口导向性战略的发源地，就在合俊所在地东莞。广东省的小镇东莞，素有“世界鞋、服装和玩具之城”之称。从1978年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落户于此，这座揭开改革开放序幕的城市逐渐成长为“世界工厂”。上个世纪90年代，当4.6万家中外企业入驻此地后，东莞逐渐成为生产电子元件和皮鞋、服装、玩具的“世界工厂“的代表性生产基地。目前，东莞企业的90%以上，仍然以代加工为主。

东莞等地先富的示范效应，很快催生了中国制造的更多地方克隆版。这些基地主要集中在广东、江浙地带，即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中国制造们的竞争力，在于中国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低成本首先表现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等地，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在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近乎10年中，长期没有上涨。

除此之外，石油、电力等资源型产品价格是政府管制的。在以石油为主的资源性产品价格优势之外，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的竞争需要，竞相压低土地、税收等的价格，以获取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代加工地位。

一份江苏省刊物披露，在制药业的另一基地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而同样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90年代末期以后，“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甚至1：2的比例)”“5免10减半”等政策倾销，也纷纷成为地方引资竞争中的组合拳。

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已经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20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

地方政府直接出手的低成本竞争方式，使得低附加值的代加工出口模式也即“世界工厂”成为可能。受益于东莞模式的中国制造业，源源不断往海外输出低附加值产品，以多年的持续顺差拉动经济增长。

但这种出口模式所得的利润率是极其微薄的。20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世界名牌HugoBoss衬衣在美国市场的售价为120美元，而中国制造商拿到的只有10%。

2007年底，靠一双双鞋和一个个玩具堆积起来的中国制造们，换回的外汇储备已高达1.53万亿美元。但中国在获得源源不断的高额外汇储备的同时，以资源换外汇的出口模式，也付出了极高的环境与资源代价。

2008年初，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公布首份正式《环保表现指标》，对149个国家和地区的环保表现进行排名，中国排在第103位。

据BP能源统计，中国的煤炭储量占全球的12.6%，但其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之多。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在40年内用光其所有煤炭储量。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2004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由中国制造商品出口导致的国际贸易摩擦也不短上升。据统计，2007年中国共遭遇80起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连续13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很显然，即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近年来加工贸易出口政策从紧、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条件下，中国制造的转型也不可避免。

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珠三角众多的外向型企业走到了发展的隘口。以加工贸易为代表的外向型企业，已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三驾马车并非齐驱

与出口导向相媲美的拉动经济马车，在中国显然非固定投资莫属。

以东莞为例，要提供几万家中外企业所需要的厂房，容纳数倍于当地人的外来人口，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迫在眉睫。

当资本和市场相遇，空前规模的固定投资开始风生水起。2003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了23%，而从1997年到2003年间，每年只涨了8.4%。

以房地产为例，1997年至2006年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幅超过20%，为同期GDP年均增幅的2倍，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率达到了五分之一。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房地产业迅速成长并带动了银行、土地、钢铁、水泥、建材、装修、家电等上下游产业发展。随之增收的，不仅仅是当地财政，还有与房地产业相关的各行各业。收入增加之后的人们，开始要求改善居住条件，房地产业的市场因此日渐扩大，行业不断向前发展。

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追随其后的人们暂时失去了理智——有人发现，房地产不仅仅是消费品，而且还是价值可观的投资手段。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催生了房价泡沫。以湖北武汉这个二级城市为例，从2005年到2008年，该市房价上涨了近一倍。

这是一个疯狂的产业，卷进去的不仅有投资客和普通居民，地方政府也不再甘心只攫取财政收入，他们发现这似乎还可以兑换成政治资本——政绩工程因此而大行其道。疯狂的代价就是，产能过剩，地方投资重复并严重浪费。

出口和投资，就这样成就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而同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则多年持续低迷。

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

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2003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7.7%，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4.3%，经济增长速度比城乡居民收入分别高1.6和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虽然GDP在每年10%以上的速度上狂奔，但人均财富并没有很快地上升。

这导致了中国内需的长期低迷。老百姓为什么不敢花钱？一方面，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可支配收入不足;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已经市场化，而社会保障体系又不完善。这使得很多老百姓对未来难以把握，从而不得不放弃生活必需之外的消费需求，把钱存起来以备不虞之需。

2004年，中国储蓄已经占到GDP的50%。迅猛增长的银行储蓄又回流到房地产行业、制造业等，进一步造成投资过热。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公开表示，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3.1%，而同期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年均增长25%。

生活水平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工人的生活成本也随之上涨，为维持生产，工厂不得不提高工资，进而增加了劳动力成本。伴随“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而回流的劳动力，以及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都被认为加剧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压力。而来自印度、东南亚的竞争使得中国企业的劳动力优势越来越有限。与此同时，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也在上涨，制造业成本提高。中国出口企业最大的成本优势遭受阻击。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开始侧重以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意图明显。防止中国经济发展从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中国物价从结构性上涨发展到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调整、信贷紧缩等政策相继出台，出口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对外向型出口战略调整的指标是出口退税率。

2005年，中国税务总局等部分分期分批调低和取消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适当降低了纺织品等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重大技术装备、IT产品、生物医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然而，由于中国制造对于中国经济的致命影响，2008年8月1日，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2008年11月1日将再次上调。这无疑也显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艰难。

金融危机发于后

祸不单行。在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还在进行之时，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经济进行了迎头痛击。欧美市场的需求剧减，致中国出口也随之大幅减少。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2.3%，回落4.8个百分点。尤其是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增长放慢，对美出口增长明显减速。广东同期出口增长仅为13.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深圳的一般贸易增长首次出现负1.5的增长率。

2007年中国出口额接近GDP的40%。显然，如果出口增长速度放慢或者下滑，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将势必放缓。中国今年前三季度的GDP是9.9%，这是近六年来第一次回落到1位数。有测算认为，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中，有1.2个百分点是由于出口减速造成的。

“GDP和就业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这种增长的下降从总量上讲，对于就业的增长肯定不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首先，出口坏账率攀升加剧了企业资金紧张。商务部官员透露，美国次贷危机持续恶化，导致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坏账率增长了3倍左右。目前中国企业对外出口八成以上采用放账形式，欧美国家的买方付款期一般在交货后90天，有的长达120天至150天，拉美地区甚至长达360天，对本来资金紧张的外贸企业雪上加霜。

出口增速下降的同时，外资合同也锐减。今年上半年，东莞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出现30年来首次负增长，签订投资合同减少了57宗，负增长幅度为13%～14%。

由此，中国企业资金困境空前。出于自保和风险考虑，银行谨慎的贷款政策使得企业贷款困难，资金来源进一步收缩。

银行的谨慎固然是出于风险控制的惯性，但是，卷进全球性的行业危机所遭受的损失也让中国的金融行业如履薄冰。

根据美国财务部披露的数据，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投资组合总额为1.06万亿美元，其中51%是美国国债，42%是政府支持企业(GSE)债券，剩余7%是包括资产支持证券和抵押债务证券等在内的企业债券。

中金公司的分析报告认为，如果中国上市银行也按此比例持有，并假设企业债券的损失比例为40%，则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银行2008年的盈利分别会减少12.7%、5.5%和7.1%。不过该报告认为，美国金融救援计划已经使得美国金融机构破产带来的潜在风险得到了部分释放。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蔓延至实体经济，对全球性经济放缓的担忧日甚。

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第7篇

一、调整产业结构, 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下, 认为资源在长期内可以实现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即帕累托最优。因此, 结构在长期是恒定的, 结构的转变不能导致产出的增加。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技术进步的结果。

然而, 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 从后发经济体的结构特征出发, 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阐述了如何通过结构转变导致配置效率的提高,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于是出现了与新古典主义分庭对抗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认为, 结构转变促使生产要素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 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实现了经济的更高增长, 结构调整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结构主义的观点得到广泛的实证支持。战后, 韩国政府通过实施系统的产业政策, 综合运用财税等手段, 以发展工业、扶持重点产业、振兴出口产业为核心, 大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为实现工业化的发展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日本作为迄今为止唯一实现现代化的非欧美国家, 在长期赶超过程中大力推行“殖产兴业”的国策, 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成功实现了经济赶超的发展目标。日韩的成功经验为通过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了生动的诠释。

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有着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从2000年开始, 我国经济摆脱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GDP增速从1999年的7.6%回升到2000年的8.4%, 尤其是在2003-2007年连续5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度。经济稳定持续增长, 使得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 国内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8.97万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0万亿元。但是, 在经济实力不断攀升的同时, 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愈发突出:2003-2007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由46%上升到48.5%, 其中工业比重由40.5%上升到43%;而服务业比重由41.2%下降到40.4%, 就业人口所占比重仅为32.4%。具体而言, 工业所占比重的上升, 反映了资源的倾斜式配置, 生产要素的过度涌入造成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 在我国已明显表现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因此, 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并不能代表生产率由低到高的转移要求, 反而表现为要素配置不合理, 同时也是构成经济危机的诱因。虽然从当期来看, 经济增长率是提高了, 可这样的经济缺乏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这样的发展也因此不再成为一种硬道理。再看服务业, 我国服务业比重的下降与产业结构演进的整体规律不符。库兹涅茨对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所做的分析表明, 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上升的, 劳动力相对比重也是上升的。我国服务业所占比重不仅下降, 而且还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的平均水平。因此, 大力发展服务业不仅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 同时也会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总之, 我国经济过度依赖第二产业, 尤其是工业的状况及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局面已严重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需要技术的进步、制度的支撑, 而且还需要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没有要素的投入, 即使有再适合的制度、再先进的技术, 也无法提供满足人们需要的不同经济商品和服务。所以说, 要素的投入是基础, 投入到了一定规模便形成产业, 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合理、有效的要素配置是产业健康发展的保障, 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内涵和基础。由此可见, 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 增进了国民福利, 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

二、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 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构成方式。经济增长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 还是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 即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在保持稳定较快增长的同时付出了高昂的资源、环境成本。据统计, 2002-2007年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累计增长75%, 超过同期GDP累计增长率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连续几年持续上升。一方面, 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是我国资源价格偏低, 这与国际上要素、能源价格的不断上升形成鲜明对照。因此, 依靠低要素成本、低能源成本、不计环境成本的产业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能再持续下去。另一方面,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从这一角度讲, 转变增长方式已成为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

从根本上说,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调整产业结构是一致的。一方面, 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技术水平的进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资源的优化配置会提高要素的生产率, 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技术水平及人力资本的提升会在要素投入量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全要素的增长率。而通过提高要素及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理念, 正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另一方面,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 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 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一基本要求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二、三产业比重失衡, 某些行业投入过度、片面追求数量, 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本贡献率不高的状况有很大差距。因此,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做出相应调整。

三、调整产业结构, 提升国际竞争力

国际竞争力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社会、人的发展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概念。其中, 经济维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国际竞争力可以从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进行考察。从产业层面进行分析, 一个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如何, 从根本上说是由该国的产业结构水平决定的。因而, 一国产业结构及其变动趋势,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产业的国际竞争态势。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投资驱动特征, 即具有优势的产业一般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但整体水平还比较低, 尤其是某些轻工业品仍旧停留在波特所说的要素驱动阶段。因此, 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要求产业结构相应调整。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占出口总量的比例由1985年的49%下降到2000年的12%;非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比例则由1985年的50%上升到2000年的87%, 其中, 中等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由7.7%上升到17.3%, 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由2.6%提高到22.4%。一般认为, 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是国际竞争力的直接表现。因此, 出口产品的结构状况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状况。这些数据似乎说明了我国产业结构水平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 但要看到, 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构成中, 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有相当的比重。2001年, 外国子公司出口占中国全部出口的比重达48%;在高技术密集产业, 外国子公司所占比重由1996年的59%上升至2000年的81%。综合以上两组数据说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高级化更多是由外资企业带动的, 我国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总体上仍旧不强, 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如今,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我国出口需求在危机中锐减:2007年我国出口比上一年增长26%, 2008年前10个月还有21%的增长, 但是从10月以后就逐月下降, 特别是到2008年年底就变成负增长, 2009年上半年也都是负增长, 最高的负增长达到-26.4%, 也就是说我国的出口增长从2007年正的26%变为现在负的26.4%。在出口企业中, 没有核心竞争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最大, 这些企业又多是生产服装、鞋帽、玩具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我国是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 出口约占GDP的40%左右。出口部门一出问题, 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 尽快增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产业结构水平, 是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金融结构调整 第8篇

(一) 从宏观层面上看, 有两方面的契机

1、金融危机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外在动力

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 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 暴露了过分依赖外需发展战略的弱点, 是对外需依赖型发展路径和观念的冲击。金融危机的压力, 使我们更加坚定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这个角度看, 这场世界金融危机应当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外在动力, 是一个重要契机[1]。

2、国际市场动荡是我国加速经济结构重组和产业升级的机遇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结构调整的浪潮, 给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提供了重大的机遇。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下, 国际市场动荡必然会加速结构重组和产业升级, 有可能创造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浪潮。与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有比较充分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的空间[2], 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看好, 具备许多有利条件, 是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

(二) 从微观上看, 有三个方面的契机

1、世界金融危机为我国制造业的调整布局、优化结构提供了契机。

目前, 尽管中国宏观经济同样面临下滑趋势, 但制造业的景气度还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利润率远远高于美国、欧洲等制造业大国水平[3]。迫于利润与生存的压力, 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势必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以对冲本国经济的不景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将对中国制造业的成长和升级带来历史性契机。

2、世界金融危机为我国价格体制

的改革, 尤其是资源品的价格机制改革提供了契机。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 国际油价出现大幅调整, 波动很大, 而且可能会延续比较长时间。这不仅会有效缓解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成品油的价格改革是一个机遇, 今后可以逐步把定价权交给企业。

3、世界金融危机为加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契机。

全球的金融秩序和金融体系可能会因这次危机发生重大变化, 美元的地位会慢慢有所削弱。现有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可能会成为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最重要的金融制度变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抓住机遇, 加速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从具体上看, 经济结构调整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以扩大内需为途径

扩大内需, 应高度关注民生:一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 以基本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消除居民社会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 使居民敢于消费。二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缩小收入差距, 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三要加大使群众直接受益的公共资源的投入力度, 支持民生工程建设, 扩大转移支付。

2、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以科技进步为动力

一要利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机遇加快形成自主创新能力, 加大科技投入, 提高科研水平, 以科技进步为动力, 用高科技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用高新技术改造装备制造、重化工业和纺织工业, 提高传统产业的竞争力。从二要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提升和争夺核心技术控制能力, 提高发展的水平和质量, 真正实现全面、可持续、健康发展。三要积极推进高新技术研究, 集中力量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 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促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主体。

3、结构调整必须以体制创新为支撑

经济结构调整实质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 涉及面广、敏感性强, 必须创新体制, 建立与完善科学的制度体系,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合理利用各类资源, 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负面效应。为此, 一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 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二要把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三要以企业为主体, 使企业能够对市场需求作出灵敏反应, 形成自主优化配置资源的机制。

三、结语

世界金融危机既然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那么, 我们就应该抓住机遇, 加速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应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 转向依靠内需的带动, 把扩大投资规模与调整优化结构结合起来, 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民生工程建设

摘要：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并不都是消极和负面的, 也有积极和正面的, “危”中有“机”。这场世界金融危机也是在我国实现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进一步提升经济开放水平的良好机遇。

关键词：金融危机,契机,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参考文献

[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册) , 人民出版社, 2001:10701071.

[2]郑功成:《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寻找发展》[EB/OL]. (20081216) .http://www.gov.cn/jrzg/200812/11/content_1174475.htm.

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支持研究 第9篇

1.1 重庆市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

直辖以来，重庆三次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并且下降速度越来越快;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在保持稳定中略有升高，近年上升幅度较大并有继续保持上升的趋势;第三产业比重稳步升高，近年略有下降。具体来看，近年来，重庆产业结构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农业部门效益有所增加;二是制造业结构开始向重化工业和高技术产业转变;三是服务业向加快成为重庆经济主导力量转变;四是重庆经济发展呈资本密集型特征;五是产业集群逐步形成。

尽管重庆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实效，但重庆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仍然相对缓慢，产业技术基础和素质提高力度不够，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粗放型模式急需改进。通过构建产业结构竞争力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发现，虽然重庆产业结构协调性优于全国和四川，但重庆在经济实力、生产效率、产业结构竞争力、企业规模与服务发展以及资源与环境等指标上均排名靠后，急需改进。

1.2 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通过构建产业结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相对势分析法实证研究发现了重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金融支持的方向。

从相对势得分值来看，指标体系中第一层次的工业和建筑业优势明显，说明工业和建筑业能够很好地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因此，在产业投资与金融支持安排上应优先考虑工业和建筑业，在确保总量的情况下，重点支持产业的技术升级以及产业整合能力，以进一步提高产业竞争力。第二层次的房地产业、农业、批发零售业重要程度比较接近。但房地产投资大幅攀升及对银行信贷高度依赖值得关注，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需求分析及整体风险控制，把握好总量、结构和效益的关系。农业产业扩张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比较高，说明农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要在总量上保证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需要，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投资，创新金融服务三农的新方式和新途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第三层次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金融业，二者同属于第三产业，其感应度系数均较高，产业发展的瓶颈地位明显。但其劳动生产率上升率均为负值，产业发展呈现低附加值化特征。因此，对交通运输业，未来投资要以提高运能和客、货周转量为核心，重点支持港口、民航、高等级公路、高速铁路的发展;对邮电通讯业，金融支持要以完善通信网络功能、提高通信基础装备、设施和通信质量水平为重心，促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发展。对于金融业本身，一是要加快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组织机构，推动直接融资市场发展;二是要加大金融高级人才的引进力度，推动金融创新发展，从产品与服务手段上改善金融业的整体素质。

2 金融支持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

2.1 金融支持总量大幅上升

2.1.1 银行存贷款大幅攀升

截至2008年底，重庆市金融机构(含外资)人民币存款余额8021.95亿元，贷款余额6320.81亿元，较1997年直辖之初分别增长了6.30倍和4.47倍。

2.1.2 直接融资总量较小，但近年来发展迅速

截至2007年底，资本市场累计筹资总额为266.48亿元(股票及企业债券)，占全国直接融资总量的0.62%。尽管如此，近年来，直接融资还是取得了较大发展，重庆辖区30家境内上市公司累计筹资150.2亿元，比2006年底的123.8亿元增长21.3%，较1997年增长235.71%。

2.2 支持产业发展的金融资源投放比例出现明显变化，但结构仍不尽合理

2.2.1 金融支持三次产业的贷款占比出现调整，信贷资源产业配置不尽合理

第一产业贷款比例在1997年到2007年期间下降66.61%，农村地区金融资源更是呈空心化趋势发展;第二产业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贷款支持比例出现近10个百分点的下降。第三产业贷款比例继续高位上行，由1997年的50.16%上升至2007年的67.61%。可见，我市信贷资源产业配置存在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度并存现象。

2.2.2 轻、重工业金融支持结构基本合理，但支持比例出现了失调的苗头

2001年至今，随着工业投资额和增加值的大幅攀升，我市工业结构不断调整，产业结构“重化”倾向加剧。这一过程中，轻重工业投资结构由2001年的1:2.66演变为2007年的1:4.15，重工业投资比重远大于轻工业，出现失调的苗头。

2.2.3 行业贷款占比出现变化，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获得金融支持的力度较小

下表显示，近年来“金融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个人消费贷款”的占比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而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所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则较小。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贷款占比从2006年末的1.27%下降至2008年9月末的0.62%，而且余额呈逐年下降趋势;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贷款仅占0.1%左右。

3 金融支持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3.1 金融结构发展不协调，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资本导向机制受阻

一是金融组织体系不协调。重庆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绝对比重，证券、保险业规模偏小，信托、租赁业发展缓慢。而从银行业内部看，国有商业银行占绝对主导，地方性金融机构规模偏小。二是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城市金融机构网点众多，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日渐缩小。三是金融供给结构不协调。银行对大企业、大集团授信过于集中，而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困难，特别是初创期企业、微小企业贷款有效需求满足程度较低。

3.2 直接融资比例过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产融结合机制受阻

重庆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占绝对比重，直接融资比重过低，2007年重庆市这两者的比例为99.02:0.98。单一的间接融资结构使得重庆的优势企业难以有效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和产业竞争力。另外，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发展不平衡，使得金融支持我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有限。

3.3 重庆风险投资机制尚不健全，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风险管理机制受阻

风险投资机制尚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风险资本的筹集机制尚未建立，风险资本投入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社会资金尚未充分动员起来;(2)风险投资的组织模式不完善，缺少国外风险投资有限合伙或信托的制定安排。现有的风险投资公司在责任约束和利益激励机制落后，运作效果并不理想。(3)风险资本退出机制欠缺。(4)为风险投资服务的中介组织执业水平不高。风险投资机制的不健全，不能有效分散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风险以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4 金融支持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4.1 加大直接融资发展，改善融资结构

加大对企业的培育力度，推动更多优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促进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绩效，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增强再融资能力。推动上市公司战略重组、收购兼并。促进符合条件的大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和短期融资券，推动大型民营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积极探索其他新的融资途径，如推动优质中小企业打包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等。

4.2 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支持产业结构调整

协调农发行，使其信贷支持重点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在国开行改制后，继续发挥其引领社会资金对基础产业和弱势产业、欠发达地区的信贷投入。发挥进出口银行的专业优势，推动进出口银行由支持出口为主向全面支持对外经济合作转变。

4.3 合理调整信贷结构，优化配置信贷资源

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入，增加信贷品种，进一步发挥涉农金融机构在信贷支农方面的优势互补作用。增加对先进制造业的投入，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和支柱型成长性产业发展。调整信贷投入的客户结构，增加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信贷投入。建立适应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信贷经营机制，提高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效率。

4.4 加快金融创新，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一是鼓励金融机构加快融资品种和融资服务方式创新，对中小企业推行集合债融资、信托产品融资、租赁融资等新型融资工具，探索开办应收账款、仓单质押等贷款担保方式;对“三农”贷款创新组合信贷产品。积极探索并设立社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发展民间融资模式，加快建立健全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机构体系。

4.5 积极引入产业投资基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为重庆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持续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资本来源，缓解资金瓶颈约束，为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中未上市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支持收购与重组活动的开展。

4.6 积极探索高新技术产业融资模式，着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体系建设

完善高技术产业债务融资及其配套性基础设施建设。设立商业银行的科技支行，探索科技信贷管理模式。将成熟高新技术企业、高技术产业密集区域的市政项目以及高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进行联合，实行产业链集合发债。建立和完善高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机制，大力推动民间资本为主体的风险投资体系建设。改进风险投资基金的组建方式。通过建立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鼓励收购兼并、允许企业出售股权等方式，建立有效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

4.7 建立健全金融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

建议成立发改委、人民银行和财政局等主要宏观调控部门参与的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通过召开政策协调联系会议，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增进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目标之间的契合度，保持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促进各宏观调控部门政策工具间的协调配合，实现政策效应最大化。

参考文献

[1]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课题组,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机制研究, 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2006年重点研究课题.

[2]人民银行广东分行课题组, 金融在广东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2008年重点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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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范方志、张立军:“中国地区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J], 《金融研究》, 2003年第11期.

[6]支大林、祝晓波:“区域产业结构变迁中的金融结构因素分析”, [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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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琳、李建伟:“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 [J], 《财贸经济》, 2002年第2期、第3期.

[9]沙虎居:“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支持——以浙江为例”, [J], 《求索》, 2005年第9期.

[10]孙莉娜:“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支持”, [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3年第1期.

金融结构调整 第10篇

调整产业结构一直都被看作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1]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中看出,低碳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内在统一的,并且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应着重在产业结构整体“低碳化”升级,即服务业的碳排放强度大大低于第二产业或工业,因此,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低第二产业或工业的比重,是降低一定国家或区域整体碳排放强度的有效手段之一,我们称之为产业结构低碳化。[2]

经济理论与实践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归根结底需要技术创新和金融发展的支持。本文主要是考虑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从技术变革入手,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低碳化有机结合,同时,还要考虑到金融发展的影响,建立技术创新、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低碳化的模型。在此基础上,论证技术创新和金融发展是产业结构低碳化的基本动力。

技术创新、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关系的理论分析

虽然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因素有很多,但是从根本上说应有三个: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成长、中小企业的成长、产业空间分布的集聚。它们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是(见下图):

为了更好地说明技术创新和金融发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通过新兴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中小企业群的成长和产业空间分布的聚集对其的根本作用,下文从两大方面展开论述。

1. 技术创新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1)从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即协调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形成“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现代化产业结构。而实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解决高耗能、高排放量产业的结构性过剩,以及低能耗、高效率环保型第三产业的结构性短缺。技术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拓展了可利用能源的范围,降低了第二产业的高耗能、高排放量,也推动了第二产业中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淘汰不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而新兴产业既可以是第三产业,也可以是创新型的第二产业,这大大解决了第二产业的结构性过剩。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因第三产业的技术特点和产品服务性质决定了企业必然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将原来在企业内部纵向链条上的生产过程分离出去,利用分包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形成中小企业网络化生产组织结构,促进产业融合和结构的调整,而这一方式依赖的是技术创新机制。一方面技术创新加深了企业内部纵向链条生产过程的分离,另一方面技术的集群加速了中小企业网络化生产组织结构的形成。[3]

(2)从低碳经济背景下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即将传统的粗放式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结构,升级为节约型、环保型、低能耗的集约型产业结构。虽然中小企业的成长和产业空间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有影响,但关键在于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成长,而新兴产业的兴起与成长的基础又在于技术创新。从理论上来说,技术创新的性质决定着单个部门的发展趋势,技术创新集群的极化规律,决定着产业更替的有序演变,技术创新及其扩散效应决定着产业结构变迁的方向。[4]具体表现在:首先,技术创新机制不仅推动了原有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且促使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从而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技术创新拓宽了可利用资源的范围,并使资源实现了在三产中的“现代化”转移;再次,技术进步通过改变各产业的供给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导致新兴产业出现,从而实现产业升级。[5]

(3)从产业空间结构优化来看,关键因素在于产业在空间的集聚,必须利用技术创新机制。首先,技术创新过程是知识技术在各主体间相互传递、交流达到发展推进的过程。正是由于技术创新机制的这一作用,又由于城市是知识、信息及技术的中心,这两点就促使各产业主体间形成网络组织形式,实现产业城市集聚,进而达到产业结构的空间优化;其次,技术创新进一步促使了专业化分工,推进产业的融合,进而进一步促使产业的集聚和成长。

2. 金融发展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1)金融发展不断增加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进而促使产业结构的低碳化、合理化。金融发展促使金融的风险投资部分在金融投资中的比例加大,风险投资提供给那些很难获得传统信贷投资,但又有极大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融资,极大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首先,金融体系能够在市场上发现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可以为它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其次,金融体系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促进企业成长。这主要是风险资本主要将资本投资于技术含量高、成长能力强的企业,促使企业快速成长和发展。

(2)金融发展不仅解决了第二产业的结构性过剩,还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不断拓展。金融资本不断对产业资本的渗透,推动生产要素从劣势产业转向优势产业,从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产业,转到高效率、低污染的环保型新型现代化产业。产业的集聚化,通过产业间前向、后向联系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拓展了整个产业的产业链,尤其是随着制造业产业组织的网络化转变,促使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融合,进一步解决了第二产业的结构性过剩和第三产业的结构性缺乏问题。此外,这种渗透使得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成为完整的市场体系,促进了生产要素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流动、重组,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融合的加速。

(3)金融发展机制支持产业空间低碳化集聚机制。产业空间低碳化集聚的提高,离不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低碳化进程的推动,其关键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而这些投资离不开大规模的金融支持。具体表现:一是金融体系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形成发达的城市交通网络和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降低城市中的商务成本和交易成本,强化企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促进企业在特定空间集聚,进而进一步实现城市低碳化,或者说产业在城市某个空间上低碳化集聚。二是金融体系支持城市中产学研创新网络、技术研发联盟等高科技、新知识等协作创新公共平台的建设、高新技术园区的建设,有助于城市知识、技术的创新以及技术的扩散,从而促使产业向城市低碳化集聚区进一步集中。

技术创新、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关系的实证研究

1. 变量的选取及数据说明

(1)变量的选取。根据产业组织理论中的配第—克拉克定理,一般使用产业结构优化率(ISR)来表示产业结构调整状况(产业结构优化率ISR=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地区GDP)。本文同样采用该指标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进行衡量。由于目前我国证券交易市场并不完善,且非银行类金融业务仍处于附属地位,加之股票债券等相关数据有限,影响协整分析的效果,故本文对证券和保险市场的发展情况不予考虑,而把金融发展的研究对象界定为银行类金融机构业务。一般情况下金融发展的内容包括金融深化、金融效率与金融结构三个方面,本文也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我国金融发展状况进行衡量,即金融相关率(FIR)。本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来表示金融相关率,即金融相关率(FIR)=(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用以反映金融规模扩张程度;金融效率指标(FAE),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表示,用以反映金融系统配置资本的效率或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金融储蓄结构(FSS),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与金融机构全部存款的比值来表示,主要用来衡量金融机构吸引居民储蓄的能力。此外,本文中使用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去衡量我国近几年来的技术创新水平,用K表示。

(2)数据说明。本文样本数据选取的时间段为1990~2010年,各指标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1990~2010年《北京统计年鉴》,或根据其中的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而来。实证分析借助Eviews6.0软件实现。为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分别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记为1n ISR、1n FIR、1n FAE和、1n FSS和ln K。

2. 实证检验

(1)ADF平稳性检验。一般要求在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所采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或至少是同阶单整的,否则将会产生“伪回归”问题。因此,需要首先采用ADF检验法,对各个时间序列1n ISR、1n FIR、1n FAE、1n FSS和ln K及其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由AIC和SC准则确定。检验结果是(见表1):

从表1可看出,原始数据只有1n FIR和1n FSS是平稳的,其他均是非平稳的,但是经一阶差分处理后所有的差分变量(D1n ISR、D1n FAE、1n FIR、D1n FSS和Dln K)均是平稳的,因此,变量1n ISR~I(1)、1n FAE~I(1)、ln K~I(1)、1n FIR~I(1)、1n FSS~I(1)。

(2)协整检验。为进一步分析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本文对上述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时间序列的个数多少,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G两步法和Johansen多重协整检验。由于前者主要适用于两个同阶单整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后者适用于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故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分析我国金融发展指标、技术创新指标与产业结构调整指标之间的协整关系。基于前面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对各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是(见表2):

表2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各相关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向量,即金融发展指标、技术创新指标与产业结构调整指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最大似然估计法得到长期协整方程,见下式:

从长期看,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率之间保持长期的均衡关系。从经济意义来看,金融相关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引起产业结构优化率同方向变动6.605939个百分点;金融效率指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引起北京市产业结构优化率同方向变动1.026105个百分点;而金融储蓄结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引起产业结构优化率反方向变动7.002434个百分点;技术创新指标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引起产业结构优化率同向变动0.489978个百分点。

(3)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只能分析金融发展、技术创新指标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的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两者与产业结构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需要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加以验证(见表3)。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金融相关率(FIR)是产业结构优化率(ISR)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金融效率指标(FAE)与产业结构优化率(ISR)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金融储蓄结构(FSS)和技术创新指标(K)与产业结构优化率(ISR)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表明金融规模增长(即金融相关率变化)、金融储蓄结构的变动和技术的创新会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反过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对金融储蓄结构有影响,对金融相关率却没有影响,对金融效率没有影响,却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影响。

可见,1990~2010年,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金融发展、技术的创新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和金融的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对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某些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整体上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双向的良性互动的局面,而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却表现出双向的良性互动。

结论与建议

通过前面的时间序列分析,我国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金融相关率与金融储蓄结构是产业结构优化率的格兰杰原因,而产业结构优化率不是金融相关率的格兰杰原因,却是金融储蓄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另外,金融效率指标与产业结构优化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是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目前,我国在三次产业结构及其内部的比例结构上仍需要提高和调整,且产业结构的调整与金融发展之间还没有实现有效互动。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继续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提高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与机制建设

在继续扩大金融规模的同时,通过完善金融体制改革,构造合理的金融结构并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与管理,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有效地支持和良好的筹融资环境与平台。

2. 积极发展资本市场,着力拓宽融资渠道

要创建良好的金融环境,鼓励股票、债券、风险投资基金等直接融资方式,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3. 倡导“绿色信贷”,通过优化信贷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如工商银行在国内同业率先倡导“绿色信贷”理念,严格坚持信贷环保合规,主动退出“两高一剩”行业,积极构建信贷支持节能环保的长效机制,以优化信贷业务结构,值得银行业同行借鉴和学习。

4. 继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根据总体发展规划与布局,制定科学持久的产业政策。对于我国来说,要继续优化第一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不断完善农业功能定位服务;做强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航空航天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倾斜;做大第三产业,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与此同时,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带动和引导资金的需求,进而影响和优化金融结构与效率、促进金融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艳,严金强,李真.产业结构与低碳经济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J].华东师范学报,2010(10).

[2]刘新宇.论产业结构低碳化及国际城市比较[J].生产力研究,2010(4).

[3]Sturgeon J.T.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A New American Mode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2,11(3):451-496.

[4]齐讴歌,王满仓.技术创新、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调整波及[J].产业经济,2012(1):50-55.

[5]何德旭,姚战琪.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优化升级目标和政策措施[J].中国工业经济,2008(5):46-56.

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 第11篇

关 键 词：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互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517（2016）04-0023-08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its research on the data samples of six provinces in central China from 1994 to 2013 and PVAR model， investigated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among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by utilizing impulse response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an interactive mechanism exists in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influence of the three aspects is not balanced.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s a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total financial volume structure is a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financing structure is also a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 In the long run， total financial volume’s contribution to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s more tha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s contribution to total finance volume 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s contribution to financing structure is more than financing structure’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金融结构调整 第12篇

试点闸门重启

8月28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7月, 国务院的“金10条”就在关于资产证券化相关内容里提到, “要扩大银行不良贷款自主核销权限”、“增加小微企业信贷资金来源, 逐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

从记录来看, 此次新一轮的ABS (资产抵押债券) 试点是自2005年我国启动资产证券化试点以来的第三次扩大规模。另有消息称, 新一轮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规模不超过3000亿, 其中1000亿额度将分配给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地方城商行等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将获得1000亿额度, 其中至少500亿元用于铁路贷款等基础资产;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有望合计分得1000亿元额度。说它是新一轮的资产证券化试点, 是因为在2005-2008年间, 中国就公开发行过28只资产证券化产品。之后由于受到全球金融风暴冲击, 2008-2011年,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衍生金融产品备受诟病, 致使其在中国的业务停滞直至去年。截至今年6月末, 我国银行间市场共发行了895亿元规模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自第一次试点将近8年时间以来, 资产证券化产品从未出现违约和现金流中断情况。

与前两轮试点采用“银行间资产证券化模式”不同的是, 此轮试点将采用“交易所资产证券化模式”, 也就是李克强总理提到的“优质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可在交易所上市交易”, 其理论上更有利于银行流动性管理和分散风险, 同时, 这次机会也让券商资管对接信贷资产ABS业务后, 进一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常规化发展。整体来看, 随着大规模存量资产证券化的推进和新的直接证券化, 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 我国的金融结构也将逐步由间接金融绝对主导转化为间接与直接金融并重的结构。

如今已调任至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谢多此前在公开场合就表示过,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非常重要的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的推进, 可以为商业银行盘活存量创造重要的出口, 可以更好地利用市场潜力, 推动直接融资的发展。

就市场数据统计来看, 2012年至今发行的几期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 银行等中介机构赚取的利差水平在1.6%-2.2%, 扣除信托 (0.3%) 和承销商的中介费用 (0.3%) , 银行收益率区间为1%-1.6%, 超过了券商和信托的收益。

当然, 资产证券化产品确实存在着其系统性风险, 8月初, 高盛发表的一份针对中国信贷状况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国的信贷规模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高速扩张, 特别是越来越多的资金是通过本质上风险更大、透明度更低的“影子银行”系统进行运作, 这也成为了全球市场的一个关键性的担忧。

不过, 在认识到引起2008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CDS对于当下的中国是“一级危险品”的情况下,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已明确风险较大的资产不纳入试点范围, 不搞再证券化, 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将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作用,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统一产品标准和监管规则, 加强证券化业务各环节的审慎监管, 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如此这般这也为机构推出信贷资产化产品划下了相应的风险“底线”。

实际上, 自今年3月份《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出台后, 多家券商便将其视作创新业务的着力点之一, 加快了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步伐。技术上而言, 若资产证券化产品纳入交易所交易之后, 银行理财资金购买该证券化产品将不受制于非标的比例限制, 所受制于资本监管要求也将不复存在。这将有助于银行消化目前存续期内的非标资产及流动性压力。业内人士指出, 一旦相关配套政策法规放行, 银行的信贷资产可以作为ABS基础资产直接向券商转让, 而券商设计的专项信贷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初期可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同时, 由于这次会议也提到优质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可在交易所上市, 这次的试点宽限给予相关从业人士不少的想象空间, 各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也都在积极争取获得更多的证券化试点份额。

争食证券化蛋糕

即使是拒绝了一次方、二次方以及多次方的再证券化产品, 考虑到这次的试点在金融改革时期具有的非凡意义, 各方也都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海通证券分析师陈瑞明分析说, 考虑现实的信贷出表动机, 目前信贷资产中约2万亿元有证券化需求。而高资质的企业资产有1万亿元可证券化, 合计3万亿元。他表示, 只要开局良好, 政策从试行向常规化开放, 允许发型模式创新, 资产证券化将迅速成为今明两年的业务爆发点。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李若谷近期就说进出口银行目前正积极准备参与新一轮信贷资产证券化, 有意申请更多额度。

不仅银行将是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玩家”, 作为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中的SPV (特殊目的机构/公司) 的信托公司、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也将有机会分食这场债券发展盛宴。当下就有包括华宝信托和兴业信托在内的一批信托公司正积极准备参与新一轮信贷资产证券化。“近期我们与多家商业银行讨论信贷资产证券化, 银行对此项业务极有兴趣。尤其是随着《巴塞尔协议》的实施, 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更高。”东部地区某信托公司高管称。券商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可获得多项收入, 券商不仅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承销方和专项项目管理人分别收取承销费和管理费, 而且还作为项目的参与者, 可以凭借对项目的深入了解, 通过自有资金参与投资次级部分、提供流动性等方式赚取投资收益和利益收入等。

不过, 有券商指出:“拿现在的非标业务来说, 主要是银行主导, 券商、基金都是通道, 因为资产在银行端, 就像票据出表业务一样, 能做的人很多, 最终拼的是关系。信贷资产证券化, 预计情况也会如此。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多数没有银行背景和关系的基金公司子公司来说如同‘陪太子读书’, 只是凑个热闹。”有业内人士就认为, 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中, 目前银行具有话语权, 券商或将在竞争中压低报酬抢占市场, 最终信托能分到多大的蛋糕仍取决于信托在其中的竞争力。

今年6月底获得证监会批复, 到如今已悄然发行两期并将在深交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转让的东证资管——阿里巴巴专项计划是首只券商设立的类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此次东证资管涉水小贷资产证券化, 针对阿里金融基础资产比较分散, 并且不设最短期限且流动性的特点, 进行了交易结构设计的创新, 引进了循环购买基础资产的方式进行运营管理。此举也是依据今年3月出台的《规定》中增加的循环购买可用于资管专项计划, 东证资管将循环购买的概念很好的落地在了阿里小贷本只专项计划产品中。

而就可证券化领域来说, 中信银行总行投资银行中心总经理孙莉表示:以贷款为例, 未来,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多元化, 产业的升级, 除了一些高评级企业的信用贷款以外, 我们觉得潜在的优势会体现在围绕中国的经济, 改革的节奏发展。比如“三农”贷款, 或者一些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兴产业贷款, 比如绿色环保, 有增值服务的服务业贷款, 这些金融资产都会成为我们未来证券化的一个发展潜力。

新型城镇化下的资产证券化

除流动性管理和盘活存量外, 当前的城镇化建设也有望受益于资产证券化。地方政府债务融资, 以1998年国开行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融资平台开始的安徽“芜湖模式”为样板, 破解了当时困扰地方政府城建融资难题。据统计, 2009年底有4900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2012年3月有10622家。这种自1998年开始的创新模式, 目前遇到了瓶颈, 再融资受阻于资产负债率红线, 贷款压力和债务风险逐渐积聚和暴露。信贷资产证券化或给予这样的地方呆坏账们一个更好的出口。

前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秘书长时文朝就表示过, 单纯依靠信贷, 发行信用债券等增加企业负债率的融资办法, 现在看来并不能完全满足中国大规模城镇化建设的需要。盘活既有基础设施中有市场价值的资产, 运用金融工程技术, 推出相应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城镇化进程。

住房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从房产角度谈到, 国外有比较成熟的房地产市场, 公募市场融资、私募市场融资和银行贷款三分天下。目前国内房地产开发投资7万多亿, 融资规模在过去10年增长10倍, 这必然要求房地产市场融资呈现多元化格局。秦虹说, 目前房地产企业就有资产证券化尝试。如华侨城、广州海印等就在通过资产的未来收益打包成资产包来实现资产证券化。

证券化灵活的不仅是固定资产, 其实也从一方面给予国企一个提高效率的机会。“国有资产证券化的好处是很明显的, 提高资产的流动性、透明性, 从而使资产易变现、易交易、易监管、易考核。”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戴照明分析。对于民航、铁路、电信、能源等领域, 国有资本可以通过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 将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甚至参股。这种进退, 不仅不会降低国有资本在既有行业的影响力, 而且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将使竞争更加充分, 市场规则更加完善, 会使存量的国有资产在行业增量中获益。

证券化支持者们谈到的零零总总的利好效应或将在未来逐一实现, 从侧面也能看到这次试点意义在极大程度上也使得中国更多地拥抱现代金融, 为资本“开源”。

探究证券化初衷

国务院开了会, 大家热热闹闹地就要赶集做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 但是, 在研究好产品, 将风险转移到交易所之前, 或许得首先厘清国家在这一时点推出信贷证券化这样一个市场化产物的预期和希望其所达到的目的。

简单来说, 资产证券化的目的在于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提前变现, 解决流动性风险。由于银行有短存长贷的矛盾, 资产管理公司有回收不良资产的压力, 因此目前在我国, 资产证券化得到了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青睐,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等都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的筹划工作。在当下地方债务处于窘境, 经济大环境不妙的情况下, “盘活存量”的功能无疑是证券化这一金融工具值得大力推行的魅力所在。

具体来说, 资产证券化的优点是非常多的, 比如既可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投资者范围, 有利于共同识别风险, 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也可以满足交易所的投资者资产配置需求。而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 明显具有更清晰的政策导向:一是有利于调整信贷结构, 促进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 在已有授信内支持铁路、船舶等重点行业改革发展, 加大对消费、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二是有利于商业银行合理配置核心资本, 降低商业银行资本消耗, 促进实体经济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三是有利于商业银行转变过度依赖规模扩张的经营模式, 通过证券化盘活存量信贷,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融资成本, 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四是有利于丰富市场投资产品, 满足投资者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需求, 加强市场机制作用, 实现风险共同识别。资产证券化作为舶来品, 其先天就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存在难以解决的水土不服问题, 使得其立足的基础:真实出售、破产隔离无法实现, 也没有相应的会计确认规则。截至目前, 国内颁布的所有资产证券化法规, 都回避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采取迂回的做法试图回避它, 并将这类做法称为“创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认为, 资产证券化以后, 将建立起相对标准化的产品和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定价机制将会重构, 有利于金融稳定。

就证券化的影响来说, 光大银行首席分析师盛洪清认为, “监管层力推信贷资产证券化, 确实有重要意义。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要达到监管层预期的效果,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从过去几年推行的实践来看, 由于规模小, 资产证券化的效果还未能显现。今年规模增加的幅度也比较有限, 而且仍然是优质资产证券化, 并且强调禁止再证券化, 而银行希望转移的又恰恰是那些非优质资产, 问题就在这里。”

此前, 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也撰文称, 信贷资产证券化对中国银行业发展具有多重意义。一是缓解银行资本补充压力。2012年末, 中国银行业信贷规模已经接近63万亿元, 如果M2年均增长13%左右, 信贷规模五年之内就将突破100万亿元。以此测算, 未来五年中国银行业面临1.66万亿元的资本缺口。通过资产证券化对信贷资产做“减法”, 有助于打破中国银行业“面多了加水, 水多了加面”的发展怪圈, 有效降低银行体系再融资压力。二是缓解银行流动性压力。信贷资产证券化可将不具流动性的中长期贷款移到表外, 同时获取高流动性的现金资产, 从而优化银行资产负债表, 有效改善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三是改善银行收入结构。银行在出售基础资产的同时可以获得手续费、管理费等收入。同时, 银行还可以通过为其他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提供担保及发行服务赚取收益, 拓宽利润来源。

在资产证券化时点的推出上, 海通证券高级策略分析师陈瑞明认为, 资产证券化和当前各个金融热点都能相关:存量盘活、直接融资、银行去杠杆、信贷出表、银行不良处置、地方政府融资新渠道、小微企业贷款、金融创新、大资管等。

在实际操作上, 中信银行已于近期将其信用卡分期付款形成的基础资产纳入其理财产品投资范围, 首期试水的资产规模为3000万元, 期限为3年, 资产定价为预期年化收益率8.5%。

多位信托人士预计, 随着相关法规的完善, 未来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打通将是大势所趋, 也即是说, 信托发行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也可能到交易所挂牌。这次的试点更是将各银行、券商、信托间的阻隔墙相互连通, 起到正面的“活血”作用。

警惕夹带风险

“资产证券化与金融衍生品的无序繁衍是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但金融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 而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是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 我们不可因噎废食, 因为发达国家吃过亏就敬而远之;另一方面, 也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其中的风险, 通过更严格的标准和更有效的监管, 规范其发展, 有效防范风险, 不覆前车之鉴。”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近日撰文指出。

从技术层面来说, 国际金融公司的结构金融部, 全球负责人Lee Meddin就告诉记者:“很多人认为低质量的资产会产生低质量的证券化, 这未必总是正确的, 正如不良贷款的资产组合在已知回收率和已知回收次数的条件下, 质量是相当高的。重要的不是资产的信用质量, 而是定价合适, 以及极大可能性表现会达到预期。”他还谈到:证券化肯定不是第一个促使触发金融危机的资产类别, 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离现在不远的例子包括欠发达国家债务, 储蓄和贷款, 垃圾债券, 衍生产品和科技股。欠发达国家债务现在被视为新兴市场, 垃圾债券现在被视为高收益债券。所有这些资产类别的共同点是拥有像凤凰一样涅磐重生的能力, 然后不断发展壮大。这需要通过历次危机的教训来实现。在资产证券化办法上, 他提醒从业人员要关注用证券化支持其融资的业务, 而不是促进证券化进行的业务:如果一个经营多年且商誉良好的企业依靠证券化进行融资, 它就会竭尽所能确保融资的顺利。然而, 如果一家企业仅仅以证券化为主营业务, 它就会很容易失败, 再有需要时又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当然, 不排除有一些例外存在, 但将重点放在业绩表现对发行人与投资人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交易上, 是十分重要的, 这提供了一个不用单纯依靠融资结构的天然利益结盟。

在风险自留方面, 2012年5月, 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三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 发起机构在最低档次资产支持证券中要持有不低于5%比例。“即使银行实施了风险自留, 但是持有的5%的比例, 是否能够覆盖其余95%比例的风险, 我们还是难以预测的。所以现在来看, 还是会更关注风险。”有城商行人士称。

前路多坎坷

证券化看起来是个“香饽饽”, 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称为提高流动性, 盘活存量的一大重要金融途径,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马遥就认为, 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扩大乃大势所趋, 资本市场越发达、金融系统越开放, 信贷资产证券化程度就越高, 资金配置也就越有效率。不过, 他也谈到, 信贷资产证券化需要银行系统、信托机构、监管部门等多个利益团体共同配合, 如何将法制规范、监察管理工作提前做好是该项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试点期间, 就面临需要修订证券法、公司法和破产法, 以解决诸如破产隔离、税收递延、专项计划法人地位等的“游戏规则”。

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张铮则认为信贷资产证券化最大的问题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单期的规模不是太大, 所以在这里面每一个借款人规模相对比较大, 资产分散的程度相对要低一点。未来, 只有使基础资产更好分散化、多元化, 才能真正有效的减轻分析系统的风险, 使投资人在风险和收益方面获得一个更好的平衡。再者, 目前国内资产证券化从结构设计上来讲, 信用增级主要是去内部增级的方式, 通过资产的分级, 包括利差点的保护, 来实现信用增级。而真正通过外部信用增级, 比如说通过担保, 通过设立一个现金的保护, 这种外部的增级相对比较少。不仅如此, 从发起方来讲, 它的目的, 除了获得现金之外, 还要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降低它的风险承担水平未来最关键的还是要激发发起人和投资人两方面的积极性, 让这两个主体都有动力去做证券化这件事情。如果将来把证券化作为一个常规性业务, 发行机构有动力在系统建设上投入一些力量, 通过集约化来降低信息披露的成本。如果是目前这种方式, 从发起机构来讲, 信息披露经营的成本还是太高, 没有太强的动力把证券化产品做大。

光大银行业务部总经理助理李晓曦说:简单来讲资产证券化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商业资产证券化, 一类是信贷资产证券化, 对应不同发起人, 一类是一般性公司, 一般指主要以银行为主的。银监会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已经有了初步框架, 但是这个框架可能受到一些条件限制, 主要是内生性和外生性都有一些约束。从银行自身的动力来讲, 目前看来就是动力不足。因为银行现在好的资产不愿意拿出来, 拿出坏的资产没有人买, 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只是最近一段时间有了一些机会, 因为资本和贷款额度受到限制,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证券化的动力还有。但是过了这一阵之后, 比如说股市开闸, 银行可以补充资本, 是不是还有资本证券化的动力。即便银行有这种阶段性动力, 现在整个监管似乎也不太顺畅, 比如说一个项目上去半年没回音, 这也是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

另外, 评级机构惠誉近期也发表了一篇特别报告, 指出中国内地的资产证券化面临巨大挑战, 一方面缺乏某些交易的法律框架, 另一方面详细的历史数据较少, 进行证券化时通常需要的投资组合长期历史数据有时无法获得。这些都可能会阻碍中国证券化市场的发展。

债券市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良好的信用监测体系,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田锦尘表示, 发改委正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编制中国第一部信用体系的建设规划, 这个规划里面, 涉及到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要建立全社会的这个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机制, 设想考虑要建立一些黑名单制度, 通过这样一些措施, 使经济发展的信用环境得到改善。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日在接受《求是》杂志专访时还表示, 将进一步规范理财业务, 严格风险管控, 防止理财资金“脱实向虚”。他同时透露, 要引导银行业将理财业务规范为债权类直接融资业务, 充分利用技术、网点和人员优势, 探索理财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新产品、新模式。

总体而言, 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大规模推进的条件已经成熟:截至2013年6月末, 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仅为896亿元, 占同期金融机构约80万亿信贷存量的0.1%, 而美国该比例达到60%, 中国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在当前环境下, 推动资产证券化大规模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近年来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规模已非常庞大, 可为资产证券化提供基础资产。需求方面, 全民理财热情高涨, 金融工具创新迅速, 在监管日益规范的外部环境下, 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为投资理财工具的创新提供良好对接。

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工具, 用好了福泽于民, 失控了却会拖坠整个经济体。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试点是为了更大的推广, 而此时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正需要诸多相关联机构集思广益将其“本地化”。让中国喝下这瓶证券化“红牛”, 解救呆滞的资产负债表、支持城镇化建设、改革金融市场等多个期望能否顺利实现, 合理管控、灵活使用金融工具使其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同时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时期避免落入中国式次贷危机, 正考验着金融家的智慧和国家领导对金融炼金术的理解。证券化是否能让中国再次脱胎换骨, 我们拭目以待。

信贷资产证券化:

信贷资产证券化, 是指把一组欠缺流动性但未来有比较稳定现金流的信贷资产 (如银行的贷款等) 经过重组形成资产池, 并进行信用增级, 在此基础上把这组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作为还款来源, 发行可以在金融市场上流动、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型证券的过程。

证券化产品有四种形态, 其中两种是比较传统、简单的产品:一是MBS (按揭支持证券) , 这也是最早的证券化产品形式, 资产池主要由长期的住房抵押贷款构成, 最初的MBS资产池多是优质按揭资产。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政府出于政治考虑, 鼓励“两房”收购次级按揭资产, 并进行证券化运作, 成为次贷危机的根源。二是ABS (资产支持证券) , 即将信用卡贷款、助学贷款以及应收账款等期限较短但循环使用的资产进行证券化, MBS扩展为ABS。后来, 又出现了两类相对复杂的证券化产品:一是期限在一年以内的资产支持商业票据, 即ABCP;二是臭名昭著的CDO。前者是货币市场基金的主要投资品种, 成为影子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是再证券化的主要存在形式。

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中, 目前银行具有话语权, 券商或将在竞争中压低报酬抢占市场

国有资产证券化的好处是很明显的, 提高资产的流动性、透明性, 从而使资产易变现、易交易、易监管、易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