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村落发展

城市与村落发展（精选9篇）

城市与村落发展 第1篇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的扩张已经极大程度地挤压了传统村落的发展空间,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刺激着许多传统村落格局的解体和重建。传统村落既是世界各地历史文化的象征,又是文化过程的生成物和遗存物,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历史上形成的村落,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其代表着世世代代人民的集体记忆。同时,传统村落作为一种承载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传统聚落形式,承载着农耕文化与地域特色,是文化意义上的历史产物,是不可多得的遗珠。

然而,紧跟着城市和社会的扩衍,传统民居、历史街区甚至文物古迹,似乎成了社会发展建设的绊脚石。迅猛且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以纯粹的现代都市空间大张旗鼓地展现着城市的全新面貌,大大忽略了传统村落和空间的角色。传统村落正面临着环境危机、特色危机、文化危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已经认识到:历史环境保护、文化资产活用、地方特色维护等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对于村落文化信息的梳理以及对物质空间的整合、建构和重塑,成为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重点,从而实现非遗文化的传承以及传统村落空间的文化活力再生,最终有效地促进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对于传统村落,其公共空间是当地人公共生活的舞台,是村落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集中体现的场所。随着传统历史村落的没落,村落公共空间逐步萧条。公共空间作为传统村落的中心空间,其发展规划是村落保护规划工作的首要突破点。

只有从传统村落的建筑、历史、文化、经济、艺术、社会等方面入手,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处理方式,才能在城市化的今天,让传统村落的文化文明奏响新的乐章!

城市与村落发展 第2篇

一、项目背景

为进一步发掘我市的传统村落资源，弘扬传统文化，保护传统村落，根据国家有关部局申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通知要求，金华市从去年四月份开始组织传统村落的调查登记和申报工作。为了加强对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东阳市成立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引导、协助各乡镇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完成此次的申报工作。申报初期共提交了15个村落的申报材料。

笔者有幸参与了此次“中国传统村落”的申报工作。传统村落是一个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传统建筑、村落格局、环境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四大要素是传统村落申报的重要标准。

通过前期的调研及对各古村落资料的整理，在这整个参与过程中发现各乡镇在申报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利于申报工作及未来古村落保护规划工作的开展。

（一）申报资料的完整性

此次“中国传统村落”项目申报需要“传统村落调查表”和“汇报ppt”两份材料，为建立传统村落的基本信息档案，获取最新的第一手资料，需要各乡镇对本村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但从各乡镇提交的材料来看，发现其基础资料的完整性参差不齐。一类是村落资源丰富，资料度的完整性和详细度上都较好；第二类是村落资源相对匮乏，资料不完整且阐述略为简单，例如，缺少地形图及相关照片的辅助说明；第三类是村落资源丰富，但相对应的资料却不完整，体现不出本村落的独特性，例如在建筑类型、非物质文化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挖掘。由此反映出各村落的现状发展不均衡，乡镇对各自村落档案的记录水平参差不齐，也间接反映出项目申报小组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各村落的调查表是每个村落的身份证明，档案填写的完整程度、详细度以及真实度都会对此次申报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从古村落保护角度出发，古村落基本情况内容填写的越完整、越详实，对下一步的保护发展规划就越有利，越能发现村落自身的价值特色和保护重点。

（二）申报材料的规范性

通过对各乡镇上交材料的梳理，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对村落的选址特征、结构肌理、建筑类型、传统文化等内容表述不清、不全，未按规定要求制作申报材料，未能充分展现村落的传统资源。尤其在ppt的制作上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主要体现在展示照片的处理方式上。

“选址特征”可以从村落风水、故事介绍入手阐明祖先选在此地的理由，建议放置村落古地图加以补充说明；“结构机理”：若有故事则应放置能表现故事的图纸。例如河流贯穿全村，在图上就应表现河流，形似七星拱月的造型，使大家通过图片就能一目了然，若没有类似的图纸，则可以直接放总图；另在旁边附上主要景观照片，并附上文字说明；“建筑类型”应注意类型的丰富性，可以将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建筑都予以展示。例如：庙宇、祠堂、民居、戏台、书院、村民公社、手工作坊、六畜舍等。

入选申报材料之用的图片每一张都应添加标题，并附上说明，不能采用拉伸、渲染等手段使图片失真；在文字陈述部分，要突出重点，可以使用特殊字体、色彩进行格式处理；基本信息里，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传统建筑占村庄总面积的比，要合乎比例，若被判定为空心村或传统建筑占比少于30%，将不列入保护范围。

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古村落的损坏消失，意味着时代传承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消失，更意味着大批具有旅游潜在价值的资源的消失，是区域人民精神、文化、经济的多重损失。在申报过程中申报小组成员必须秉承严谨的工作态度，意识到申报工作的重要意义。

（三）项目负责人的统筹与协调

在项目进展反馈协调会上，各乡镇传统村落项目申报负责人汇报了各村的项目进展情况。与会人员基本上是由乡镇代表与年轻的驻村干部组成。会议中反馈出来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各自村落历史环境要素、建筑特色、非物质文化等村落特色元素的挖掘不够深入。一方面是因为对所处环境太过熟悉，反而进入了一个视觉的盲区，忽视了本村独有的传统特色元素；另一方面，各乡镇没有组建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的调研申报小组，使调查的资料缺乏广度和深度。作为此项目的直接负责人，乡镇领导应重点关注村中的长者，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深入挖掘村落的传统资源，获取有关村落发展过程中的一手资料。而在文字资料的整理、村落照片的采集等技术方面的工作可以主要由大学生村官、年轻的驻村干部来完成。在调研过程中乡镇干部应召集相关项目负责人就大家采集的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与总结。

二、古村落现状调研

（一）村落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在新农村建设及城市化的进程中，由于缺乏对村落的保护意识，以及在整治规划的实践上存在诸多的问题和误区，使得部分古村落的整体村庄风貌、周边环境、传统资源、建筑古迹等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一些表现古村落传统文化的种类品级开始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

村庄内部建筑问题复杂。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开展，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迫切需要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于是在村中大拆大改，这部分新居建筑，尤其是自建房缺乏规范指引，布局散乱。新旧建筑在建造材料、造型风格、外观、装饰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各种新式建筑与传统风貌格格不入。村庄内随处可见任意临时搭建或破旧不堪的废弃建筑，严重影响了村庄的整体风貌。另外，村内的维修保养机制不健全，许多房屋呈现破败不堪的景象。出于增收的角度考虑，村内大量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定居，这也使得村内出现了诸多大门紧锁、年久失修、满目疮痍的乡土建筑。此外，新农村建设中的误区使得不少村内的建筑类型渐趋单一化、新居建筑呈现雷同化的趋势。其中，不少村落过度开发利用，出现了很多不恰当的仿古建筑，使得古村落呈现不伦不类的状况。部分村落内的道路交通系统混乱、可进入性差。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诸多村庄内路网不成体系，处于树状的无序生长形态，道路泥泞，不适合村落发展的需要。

形成较早的村落，其传统资源越丰富，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越高，那么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机率就越大。因此村落保存相对完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申报传统村落的优势条件。

（二）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

现有的服务设施较为局限，集中体现为村内的小店铺及传统的宗庙或文化礼堂，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基础设施设备在原有陈旧的基础上又存在普遍老化的现象。环卫设置配套落后、村内没有排水沟渠，垃圾随意堆放、清洁力度不足且民众的环卫意识较低；电网、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诸多村庄内普遍缺乏集中的公共绿化地和娱乐休闲用地，环境品质不足，村民的生活质量不高。

（三）村民保护意识薄弱

除了保护发展较好的个别村落外，大部分村落的村民没有在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上形成自觉的保护意识。由于部分外迁的户主将其闲置的老宅外租给了大量来当地谋生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员成了村内特殊的一类村民。这些务工者普遍素质不高、乱丢乱扔垃圾，缺乏基本的村落保护意识。村民认识不到自身村落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因此，许多村落环境、格局风貌等不断遭受破坏。尤其是一些表现传统文化、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民俗文化，例如，非遗、龙灯、文物出土、传统手工艺等濒临消亡。考虑现实收入的原因，不少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更是后继乏人，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三、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对策思考

（一）制定出台古村落保护利用的相关规定

首先从政府层面给予制度上的规定。地方政府应在摸清区域内古村落的整体情况后，科学编制保护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古村落整治、更新的区域和范围，明确具体实施的政策、措施。严格限定古村落核心区、改造区的改进，严格限定扩建和室外的装修等。通过对建筑风格、高度、密度、色彩等控制指标，保存古村落原有的结构肌理。真正体现“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生活延续性”的保护原则。其次，政府在加大对古村落保护和发展投入的同时，应多发挥其引导作用，规划调控，多为古村落牵线搭桥，获得投资单位和外资的支持。

（二）完善管理体制，实现科学管理

在深度调研的基本上，为古村落建立相应的档案和保护数据库。对不同价值的古村落、乡土建筑制定详细的保护档案，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通过数据库的使用，可以使古村落的文化遗产的抢救发掘工作得以有重点、有层次的开展，使古村落的保护真正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加强古村落保护的宣传教育

广大村民是古村落保护的重要力量，要加大宣传力度，使村民们充分认识到保护古村落的意义以及与其切身利益的关系。例如，可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或者定期开展座谈交流的形式，提高村民对古村落文化的保护意识和责任感。其次，借助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及监督作用，努力营造全社会对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良好氛围。从党政机关各级官员到广大古村落的村民，从上至下，形成保护古村落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充分调动全民参与古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积极性。

（四）保护与改善民生相结合

村落首先是村民的生产生活空间，村民是村落的建造者和村落文化的生产者、传承者与享用者，因而也是保护行动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古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必须以民为本，注重保护与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相结合。应将传统建筑抢救保护与改善民生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其次，古村落的保护利用要与改善当地农民生活需求相结合。古村落保护行动不仅要保护古村落遗产，还要注重改善古村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

四、结语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与发展策略研究 第3篇

关键词：历史文化村落 村落发展 保护对策思考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6）02-0128-02

纵观历史长河，作为孕育着农耕文明沃土的广袤村落，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只局限于居住层面，村落已经成为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的共同体，历史文化村落已经成为传统文化在物质上的载体和外在精神层面的表现形式，从历史视角下看更可以说成中国文化形成的承接体或区域聚落体块，因此历史文化村落不是村落集聚实例简单的排列史，而是人、村落风貌和中国传统文化三者关系的发展史，是保护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先决点。目前在我国历史文化村落保护的进程中，对于村落保护与保存建设工作存在千差万别，也正是由于对这种建设工作的解读的不同，导致历史文化村落面临被水泥钢筋覆盖的命运以及村落逐渐失去其自身的居住本真性，成为缺乏生活形态和气息的建筑空壳又或是旅游集成化的产物。

一 山沟沟村现状概括

山沟沟村地处杭州市余杭区西北部，南与临安交界，西与安吉交界，距杭州一小时车程。全村辖8个自然村，总面积15.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高达95%，生态环境保护情况优良，中国人与自然生物圈保护区、山沟沟国家森林公园就坐落于该村，其中茅塘吉村落海拔380多米。茅塘村落古建筑群有23处古建筑，建筑年代可以追溯到清代。这些古建筑分布相对集中，样式古朴，结构为二层楼房，墙体外立面为夯土墙，有较典型的时代风格。其中新四军随军被服厂遗址和古私塾遗址系现代重要史迹，室内雕梁画栋，牛腿、花格窗雕刻精美，已列为杭州市级文保点。（图1～图4）

二 山沟沟树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与发展中的优势

1 山沟沟村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十八大后，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城镇化议题等强调“要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茅塘古村落许多古建筑的年代都可以追溯到清代，厚重的历史感，特色鲜明的文化积淀，保存完好的村落，为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提供可靠的现实依据。丰富的山村民俗文化是山沟沟村的一大特色，“打年糕、酿土酒、磨豆腐、编草鞋、织竹篮”是当地最具传统色彩的民俗活动，民俗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沃土，是展示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图5，图6）

2 优美的生态环境

茅塘古村落优美的生态环境及生动古朴的建筑构成了一幅淡雅的山水风景画，鲜明的地区生态环境是规划区保护与开发的基础。山沟沟村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鲜明，动植物种类丰富，中国人与自然生物圈保护区、山沟沟国家森林公园便坐落于此。区域内生长着国家珍稀植物千年红豆杉群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麂、云豹等。同时山沟沟村周边的植被覆盖率达95%，独具“康乐型”气候环境的优越条件，并且先后获得浙江省小康示范村、省农家乐特色示范村，杭州市文明村、杭州市农家乐休闲旅游特色村等荣誉。

3 山沟沟景区的带动发展

山沟沟村内景观资源主要为山沟沟风景区，由汤坑、茅塘、花果山三大核心景区组成。汤坑景区为峡谷型生态旅游区，茅塘景区为高山平台型休闲观光度假区以农居休闲为主，花果山景区以休闲农业观光为主要游览项目。经过7年发展，山沟沟目前已获得“中国生物圈保护区”、“浙江省森林公园”、“浙江省农家乐特色示范村”等殊荣。山沟沟景区的发展，带动了茅塘古村落农家乐的发展，目前，旅游业成为规划区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三 山沟沟村在村落保护与发展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分析

1 缺乏对传统村落价值认识，盲目保护

在传统村落的保护实践过程中，许多人并未真正意识到传统村落的真正价值内涵，在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局限于眼前的利益，无视村落背后所蕴含的弥足文化价值，保护仅仅局限于表面功夫，造成了传统村落建筑同内在精神文化的断裂。目前山沟沟村建筑新旧混杂，严重破坏了吉村的整体环境，特别是许多三层及以上的新建楼房穿插于古村落之中，对古村的历史风貌产生极大影响；同时村庄内部的公共开敞空间不足，景观生态环境有待提升，休闲氛围营造稍显欠缺。

2 缺乏保护资金及分配不足，限制村庄整体发展规划

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并未落实到具体部门负责，管理的不足导致村庄的整治完善工作难度加大，地方部门各说各话，采取关门保护之策，加之传统建筑的修缮工作具有专业难度需投入的资金远远不足，全面整体的开展村落保护工作举步维艰。目前山沟沟村整体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薄弱，为旅游配套的住宿、餐饮、零售商店等接待设施档次不高；村庄缺乏停车场，车辆多沿路停靠，对交通的影响较大；市政设施缺乏，环卫设施数量少。管理的不足和资金的缺乏阻碍捆绑着当地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

3 缺失传统村落特色活力点，续航能力不足

面对现今大同小异的传统村落保护策略，许多村落跟风保护已经进入两难境地，面临干村一面以及重物质文化轻非物质文化的困境。利益最大化的趋势致使村庄的整体保护价值降低，迫使传统村落的原真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地方负责人忽视村庄特色的挖掘以及横向和竖向的个性化发展，村落整体表现出创新能力匮乏和特性不足的致命弱点。山沟沟村目前旅游开发以古建筑的参观以及农家乐为主，缺少特色休闲旅游产品的衍生。从总体上看，茅塘的旅游产业需要依靠休闲旅游产业的整体丰富来优化提升自身的地方独特性。

四 关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思考和探索

1 思想先行，构筑宏观层面的村落保护体系

历史文化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层的发展沃土，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坚力量。从山沟沟村以小观大，我国的历史文化村落保护还需攻坚克难。思想作为行动的指挥官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到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升思想认识的高度，将其作为保护与发展的主观先决条件，才能从客观上把握好对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方式。同时针对有些村落自身整体风貌保存不完好，历史文化特色不突出，区域位置不佳的现象，应摒弃独立保护与发展的模式，构筑一个资源互补，区域协调发展的村庄链，以片状区域联动发展，构筑起宏观角度下的纵向与横向结合的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体系。

2 建立长效机制，加强政府统筹规划

要使历史文化村落在现今的社会中得以传承和发扬，政府必须起到主导作用。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进程中，财政投入和精神文明产出或许不能成正比，但是不能以一般的投入产出方法去衡量两者之间的价值取舍，同样也不能照搬市场机制来赢取价值。只有政府才能在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中发挥领导决策作用，建立起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为主的长效机制，统筹全局。

3 提升创新能力，促进活态延续

集装箱式的村落形态仅仅通过外界的涉入是无法改变目前的现状，只有从村落自身出发寻求长久之道，借助外力激发出村落自身的活力，加强村落内部的核聚之力，稀释村落发展中的矛盾，形成内外两者合力之势，引导村落走出制约模式。

五 结语

城市与村落发展 第4篇

1 桂北村落景观的原生态及美学价值

桂北地区, 及广西的北部, 包括龙胜、三江2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分属于桂林、柳州管辖, 与贵州、湖南3省交界, 以侗族为多, 其他还有壮族和瑶族夹杂而居。每个村寨具有民族独立性, 即一个村寨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并不是太好, 山多, 气候湿热湿寒, 基本无平地, 依着自身民族的风俗信仰, 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 适应自然、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村寨。侗族村寨会以鼓楼为中心建寨并扩张, 侗族有“无鼓楼不成寨”的说法, 而壮族、瑶族村寨则基本顺应地形分布, 建筑沿着等高线排列, 自然随性, 扩张规律性不强, 村寨无明显边界。桂北村落的主要景观要素, 离不开梯田、坡地、少数民族民居及公共建筑、石板路、溪流、古树等, 可以说是没有设计感的乡土景观, 再结合各个民族的民风习俗, 是不可再生的具有桂北特色的少数民族村落景观。

远观任何一个村寨, 层叠的山峦为背景, 不同数量的吊脚楼自由地聚集在向阳的山坡或者山腰上, 与梯田、野草、树木相映成景, 自然和谐;走进村寨, 每条路, 每个角度、每个场景都不尽相同, 这就是桂北村寨的魅力。村民在田间地头劳作, 在村子里的巷道里穿梭往来, 是景观不可少的点缀。

如此静谧的田园生活, 与城市里的车水马龙、喧嚣格格不入, 这是回归自然的最好去处。不少村寨被开发为旅游景点, 最为典型的是龙胜的龙脊景区, 三江的程阳八寨景区。

开发或许可以更好地保护村寨的已有建筑和景观,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破坏, 开发就意味着增加了一个旅游去处, 更多的人相拥而至, 使村寨与外界往来更加密切, 遭受外界新事物的不断冲击破坏了原有的发展步调, 打破了长期以来与自然的和谐, 也使村寨偏离原先的发展方向。

2 村民的思想意识对原生态的完整性影响

2.1 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桂北山区的村寨大部分都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小社会, 10年前, 很多村寨没有公路, 出行方式只能依赖双脚。村民种水稻等粮食和各类瓜果蔬菜, 圈养牲畜, 自己纺纱织布并染布做衣服, 自家酿酒, 有自己民族的生活习俗及活动, 受外界干扰较少。由于地势偏远, 交通生活不便, 村民生活方式落后, 很多年轻人都选择背井离乡, 去向往已久的大城市去谋求出路, 很多家庭都只剩老人和小孩。长此以往, 村寨人口数量会受影响, 没有了青壮年, 村寨的发展也走向暮年。

2.2 传统民风民俗的瓦解

年轻人向往大城市, 纷纷跑出大山去城里打工, 年青一代由于受到外界文化的影响, 不再留恋传统着装和各种民俗传承, 随着科技的发展, 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作, 很多传统活动和技艺逐渐淡出当地人的生活, 如纺纱、织布、制作染料、吹奏民族器乐、歌舞、制作乐器和各种生活器皿这类, 都是在老年人身上才看得到。

3 现代交通的影响

出行方式的转变对村落格局的影响。道路的重新规划改变了村寨的中心与重心。过去没有公路, 村民出行只有步行, 或者坐船, 进出村寨的道路只有蜿蜒山间的石板路, 村寨与村寨之间联系都是山坡上的小路, 而今, 村村通工程方便的山里的民众, 有些公路并不直接从村子边经过, 很多住户因为出行方便, 放弃原有的老屋, 沿路边修建新房, 村寨的扩张格局就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由曾经的路顺着房屋走变成了房屋顺着公路走。

4 新材料新工艺的冲击

4.1 建筑形式的改变

受城市住房格局及观念影响, 很多家庭不再留恋传统的木结构杆栏式建筑, 纷纷购入新材料, 像水泥砂浆、钢筋、不锈钢、玻璃等现代化的建筑材料, 不管山高路远, 花大量的运费请货车将材料从城镇迈进大山, 很多村寨出现了与原建筑形制格格不入的现代砖砌结构的房屋, 对当地的传统村落景观有相当大的冲击及破坏作用。

4.2 村落景观设施小品的不协调发展

4.3 影响视觉及造成道路干扰的管道设施

桂北山区的村寨基本上实现了自来水的引入, 过去从山上用竹筒引水进村的景象已经消失。但是有些村寨里管道的草率接入并没有进行统一的规划, 很影响视觉的美观, 偶尔也给行走带来不便。管道暴露在外影响视觉美观, 管道在道路上方横跨, 给村民的行走带来不便。

5 对于保留传统村落景观完整性的思考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 一个原生态的传统村落形成需要上百年乃至更久, 而现代化的改造手段只需要几年甚至更短, 短短几个月至几年时间就可以把一个村寨改造得面目全非, 传统村落景观的保护、改造及开发都应结合当地自然状况, 所以领导层的素质及意识是决定方向, 相应的政策及法规限制和保护是基础, 村民自身的觉悟和眼光是村寨得以保护和传承的关键, 而社会媒体的报道宣传更是必不可少, 多方面的努力, 相信定能有所改观。

5.1 如何增强村民的本土意识

人是景观资源中不可少的一项, 人是村落的灵魂, 村寨的生机, 靠人来维持, 保留传统的生长方式, 必然要依赖当地村民。首先要通过宣传让当地村民了解自己所在的村落所具有的价值, 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 改变其对传统建筑、传统习俗的认知和价值观, 不要为眼前短暂的利益所诱惑, 要从思想上认识盲目的无个性的城镇化改造是在破坏不可再生的村寨景观。该地区的学校应增设本民族民俗课程, 相关部门从本地人中选择合适的人选, 组成团队共同开发整理教学内容, 通过课堂教育传承本民族的文化风俗, 使民族根源意识从小深入人心。其次, 政策和财力上鼓励村民保持原有的农耕方式, 使梯田等自然景观继续保留, 保护该地区村寨景观的完整性, 梯田规模的大小, 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

5.2 如何解决生产力低下、收入不高的状况

推广种植茶叶、罗汉果等一些能提高山区村民的收入的作物, 提升村寨的民族文化氛围, 研发符合当地自然和人文的旅游商品, 加大宣传, 以带动当地经济。

5.3 提高教育资源与相应的配套设施

人口不集中, 交通不便利, 是造成山区居民教育资源稀缺的主要原因, 村里居民上学难、看病难, 要想让村民安居乐业, 教育与医疗必须改善。国家资金与社会捐助, 让不少山里都建立了希望小学, 硬件设施基本上能满足孩童求学, 但是师资力量还是远远不够。除了提高山区教师的收入, 鼓励当地大学生回家乡任教外, 还应加大宣传, 招募志愿者。据了解, 桂北山区一些村寨里的小学就1~2位老师, 常常一名教师上1~2个年级的所有科目的课程。面对如此现状, 教育部门应有所作为, 政策及待遇上有所倾斜, 留住本地人, 鼓励教师下乡支教;师范类学校也应组织和鼓励学生下到山区村寨进行社会及教学实践, 尽量减少偏远山区与城镇的教育差距。

针对交通不便利、师资紧缺的情况, 教育部门可以开发一些远程教学视频及软件, 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 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同步。

5.4 村寨周边环境的维护

保护农田和水土保持, 禁止乱砍树木, 禁止乱扔垃圾, 处理好生活垃圾和污水。部分村寨开荒山种茶树等经济作物, 建议开垦茶山时适当保留少许树木, 避免整片山都是低矮的茶树, 这样村民劳作时可以适当遮阴, 视觉上也有一些变化。

6 结语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村寨与城镇的联系日益紧密, 村寨的景观形式与内涵结构面临着瓦解崩溃的危机, 村民不自知, 没有民族及本土保护意识, 如若不加干预地任其发展, 很危险。那些已经被开发的旅游村寨, 其实也只剩一具空壳, 村民已经没有自己本源的生活及民族独立性, 年轻人更容易受外界影响。像龙脊景区的金坑大寨, 深夜, 各种表演、酒吧演唱、卡拉OK音乐此起彼伏, 游客在此也感受不到山里的宁静, 城市的夜生活已经侵染了村寨。很多游客并不是来山里感受自然、感受人文, 游客和旅游开发者都是把自己的环境与生活观念强加入本地村寨中, 完全忽略了村寨自身的灵魂。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近十年, 互联网、高铁、高速路的发展更是影响着中国的各个角落。交通路程的时效提高, 对偏远地区 (山区) 有着巨大的冲击。过去很多由于交通不便利的村寨被隔绝在城市化发展的洪流外, 而如今, 随着高铁、高速路的不断覆盖延伸、私家车的普及、互联网的传播, 很多不受外界打扰的原生态村落逐渐显露出来, 在城市化发展的冲击下, 原生态的落后村落必将向着更便捷、更舒适的生活方式转变, 生活的改善有时候也可以与传统的景观格局不相矛盾, 本文分析和阐述发展中的桂北少数民族村落, 力图多保留一些传统的村落形制。

关键词：城市化发展,桂北少数民族,村落景观

参考文献

[1]熊忻恺.历史文化村落空间形态演变研究—以北京市门头沟区琉璃渠村为例.201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会议论文

[2] 陈鹭, 王淑芬传统村落景观的若干思考.北京大学第五届景观设计学教育大会论文集, 2007

[3] 余广超.传统村落景观规划的研究——以临沂市竹泉村为例党东雨.城市发展研究, 2016

[4] 陈晓强, 沈守云.关于传统村落景观的思考.现代园艺, 2016

[5] 陆玲新农村建设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村落景观规划.建材发展导向, 2016

[6] 谢嘉雯, 唐踔.空心型古村落景观资源保护与开发——以广西贺州富川县古村落群为例[J].人民论坛:中旬刊, 2015

[7] 李和平, 肖竞.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M].科学出版社, 2014

城市与村落发展 第5篇

2002年以来, 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组织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评选工作, 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村落保护进入了国家行政部门的视野。2003年、2005年和2007年先后评选了12个、24个和36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 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三部门完成了全国传统村落摸底调查, 收录了各地上报的1.2万个传统村落信息, 其中第一批进入村落保护的有646个。

村落的保护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如何保护的难题, 如同传统历史街区保护的困境一样。如果以物质形态和技术取向为着眼点, 以文物保护和建设控制的思路来进行保护, 在农村人口流失和居民生活改善需求的双重影响下, 不是衰败就难免遭到建设性破坏。村落保护更面临着地域广、难以监管和控制等诸多难题。事实上, 从国外经验看, 改善社区环境, 恢复及保持社区活力也成为文物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

另一方面, 虽然传统村落保护已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但进入历史文化名村名录的村落相对于全国村庄总数 (2010年全国271万个自然村落) 仍然杯水车薪。近十年的城镇化扩张导致村落数量减少了约90万个。从更广的意义思考, 村落的保护不能仅仅是少数具有文物价值的村落建筑和空间的保存, 更重要的是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传统村落与文保单位不同, 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地。农村社区的改善与发展, 直接关系着村落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保护必须与发展相结合。

因此, 村落的保护, 唯有从乡村整体建设和发展思考, 通过乡村特色挖掘, 实现产业振兴、民间文化传承, 以社区精神和认同的重建, 凸显乡村的传统价值, 才能奠定永续发展的基础。

在这方面, 台湾的社区营造和乡村发展提供了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

1 台湾社区营造的背景与历程

上世纪90年代, 台湾地区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与城镇化转型的过程中, 如同当前大陆地区, 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 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乡村社会面临危机等问题。农村留守人群多为老弱妇孺, 乡村独特的文化特性日渐衰退。

台湾地区的社区发展可追溯到1960年代, 但最初也主要针对基础工程、生产福利、精神伦理等开展, 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特点, 虽然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并未达到培养地方自主性、鼓励创意以及发挥地方特色等效果。

1990年代, 台湾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 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影响因素:一方面, 市民社会逐渐浮现, 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纷纷崛起, 开始注重对草根社会和居民生活环境的关心, 所关注的议题也逐渐被政府所接纳。另一方面, 1990年代的台湾经济正面临工业较为发达、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台湾官方公布的未来六大产业中, 包括精致农业、观光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生物科技等五个产业内容都与农村有关, 乡村发展也成为了台湾经济发展的新希望。

在此社会背景下, 台湾文建会于1994年推出“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官方希望以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为前提, 借着居民参与地方公共事务, 培养社区自主能力, 着重在过程中培育民主精神与实践, 期望以与社区生活和文化相关的议题作为社区再造的手段, 摆脱自上而下偏重物质建设与资源分配发展模式。而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的发生和灾后重建也成为一个重要契机, 灾民依靠自身力量参与社区重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大大激发了居民对社区建设的主动性、参与性。台湾“行政院”于2000年成立了社区营造推动协调委员会, 政府下放权力, 鼓励社区居民自行拟定多样化的社区营造计划, 也出现了知识分子、NPO组织等多方力量的参与。

2 台湾乡村社区营造的经验借鉴

2.1 从外力介入到社区认同的文物保护

在传统建筑保护方面, 台湾最初的模式也是自上而下指定古迹的模式。台湾《文资法》规定:“古迹由内政部审查指定”。地方政府与居民不能参与古迹指定的决策过程, 只能扮演“接受者”的角色。这种由外力介入, 主要在技术和物质层面来进行保护的方式, 导致地方缺乏热情, 民众缺乏认同, 并容易引发政府与社区、政府与古迹所有权人的紧张关系, 使得文物古迹保护都必须仰赖台湾政府的支持。

随着社区营造和参与规划理念的引入, 台湾建筑学、规划界也引发了对规划本质和方法的思考, 开始强调社区居民在规划过程中的参与、意愿表达和集体记忆重建。社区规划师设计各种让民众参与社区规划的活动, 利用各种道具和方法, 促进社区民众的参与, 集思广益, 解决社区问题, 凝聚社区共识。由此也促进社区居民对文物古迹本身的认同和保护。

图4社区居民制作的竹编飞机模型

例如, 宜兰县大二结“千人移庙”活动。二结王公庙只有68年历史, 建筑不算雄伟、精致, 也未被列入古迹, 但神庙却保存了二结人的历史记忆, 王公庙与两棵大榕树及古渡头、古道、古圳、老街, 为兰阳开拓史上无可取代的历史空间。当王公庙计划“拆旧庙、建新庙”时, 二结人的历史记忆苏醒, 尊重传统的呼声渐起;二结人凝聚了浓烈的“社区共同体”意识, 同心协力发起“保护旧庙”社区运动。社区民众为了营造一个社区共同的庙埕, 他们选在1997年9月28日集结信众, 举行了千人移庙历史性的壮举。营造过程中的参与, 使社区每一分子都成为这段历史佳话的构成, 成就感和荣誉感形成了强烈的地方认同、骄傲与自信。而旧庙保存整修后, 也被设置为二结庄生活文化馆, 提供小区居民活动与参与的公共空间。社区物质空间 (硬体) 的保存与社区集体记忆的唤起和社区精神凝聚形成了密切的互动。

又如宜兰县思源机堡社区, 是位于宜兰旧城外的一个城边村。该社区原为日治时期的军事重地, 是日本神风特工队停机的备用机场, 建有机堡等多种军事遗址。自2004年起, 以寻找社区活动空间为契机, 社区开始发掘地方故事, 保护社区文化资产, 以达到凝聚社区共识, 恢复社区活力的目标。社区通过对日治时期历史的整理和挖掘, 重现了当时村里老一代人的历史记忆, 例如当时为了躲避盟军对机场的轰炸, 日军组织村民用竹子编制飞机模型作为伪装等。社区老人制做竹编飞机模型不仅成为社区的一个特色, 也为机堡空间的保留提供了一段活化的历史记忆。

2.2 乡村文化价值和非物质文化的传承

台湾社区营造不仅重视在物质性文化古迹保护方面获得社区的认同, 也重视对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和传统手工业等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 力求寻找一种地方导向型和内发型的发展策略, 将古迹保护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 使古迹保护与地方特色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如宜兰县苏澳镇白米社区以木屐产业为主轴, 在各界营造专家、学者及手工业设计专家的帮助下, 社区举办与木屐相关的各种学习班, 加强与居民沟通, 建立共识, 生产符合现代需求的新时代彩绘木屐, 成为地方引以为傲的特色。

又如台南市菁竂社区, 是一个典型的平原农业村落。建立了村庄阿嬷工作坊, 通过复兴手工黑糖等传统产业, 以体验式的手工业实现村庄的振兴。

2.3 乡村农业体验和生态价值的挖掘

除了文化要素的传承, 社区营造也非常重视对社区自然特色、生态资源的挖掘, 不是仅仅停留在田园风光等表面层次, 而是从生态文化教育层面, 为乡村社区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内涵。

图5思源机堡及周边环境改造

以南投县桃米社区为例, 在“9·21”大地震前, 这个拥有1200人的村落是埔里镇最贫穷的里之一。桃米村原来依赖的主要产业——麻竹笋也非常低迷, 农民收入低下, 人口不断外流, 社区衰败非常明显。“9·21”地震以后, 桃米村居民与“新故乡”基金会、社区附近的暨南大学教授们共同讨论出了桃米社区的重建愿景, 提炼出“桃米生态村”的概念, 目标是将桃米里从一个传统农村, 转型成为一个结合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的教育基地, 将经营民宿作为振兴社区的切入点。“新故乡”在对桃米社区农民民宿产业的培训中, 强调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创意乡村生活产业”, 强调民宿主人与客人互动, 传递地域生态文化。这种民宿超越了简单的农村观光住宿, 逐渐得到市场的认可, 教育团、亲子团、学术研讨团和社区参访团成了桃米社区的四大客户群。社区中邱富添的民宿一年客满100天, 接客约2000人, 一年赢利100万新台币, 是一般大学毕业生薪资的3倍, 实现了从生存到生活的质变。

“新故乡”还邀请“农委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协助桃米里做生态调查, 发现低度开发的桃米蕴藏着丰富的生态资源, 如台湾29种蛙类, 桃米就拥有23种;台湾143种蜻蜓, 在桃米就发现49种。也是特生中心和“新故乡”联合对社区居民进行生态培育, 向外来游客进行更为详细的“生态解说”, 通过对桃米社区独有的青蛙和蝴蝶资源的充分展示, 吸引了更多的乡村民宿游客, 为社区产业形成良性循环。

2.4 乡村居民的素质提升与社区凝聚

台湾乡村社区营造中, 也非常重视地方和社区学习机制的建立, 以促进民众素质的提升, 以及保护观念和意识。例如, 通过推动社区培训与开办各种技能课程, 如陶艺制作、布艺、电脑应用、古乐演奏等, 提高居民适应环境的学习能力, 更使居民逐渐主动地参与到社区发展和古迹保护中去。通过对村民生态资源认知和生态知识的培训, 为外来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生态体验, 如典型的桃米社区案例。

同时, 台湾社区营造没有陷入单纯的产业振兴, 而是更关注对社区精神、价值和凝聚力的挖掘。因为对乡村发展而言, 是否能形成较强的认同和凝聚力, 不仅是乡村发展合作经济, 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 也是乡村生活的魅力和价值所在。新故乡文教基金会成立的宗旨就是“实践在地行动的公共价值”, 提出“守护乡土故乡”和“在地文化之根”等思考。在宜兰县大二结社区、南投县桃米社区等案例中, 都通过广泛的社区参与形成了强大的社区凝聚力和集体行动能力。桃米社区在发展中还建立起村民互相分享创意和介绍民宿客源等分享协作机制, 以及设立公基金制度, 用于公共支出及社区弱势照顾、补偿废耕、恢复生态等, 实现社区的持续发展。乡村社区的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能力大大增强。

2.5 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与协助

虽然台湾社区营造突出强调本地社区居民的参与、认同和自我组织能力, 但基层居民的知识认知和发展能力仍然是有限的, 社区营造在面临具体的人文、自然、空间建设乃至产业发展项目时, 仍需要各界社会力量和各方人员的支持与辅助。

非政府组织或者非营利组织在社区营造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桃米社区案例中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就承担了引领社区发展的重要职能, 包括:挖掘地方价值, 组织、引导、策划社区发展的主题, 培训教育社区民众提升生存技能等, 其价值诉求是实现在地行动的公共价值。

专业人员是社区营造的另一支力量, 包括空间专业人员、社区规划师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空间专业、社区规划人员可以培训和提升居民对文物古迹及传统建筑价值的认知, 也可以从道路交通、环境景观、空间建设以及融入文化和使用需求等方面出具思路。而大学则可以在更广泛的层面给予社区智力支持, 如毗邻桃米社区的暨南大学, 由人类学、都市计划系、土木系、社工系、中文系等专业老师组成联合团队, 积极为社区营造寻找发展主题并提供技术扶助;台大城乡规划研究所宜兰工作室驻守宜兰19年, 为当地上百个城乡社区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咨询服务与技术支持。

地方政府在社区营造中也扮演了宏观引导、资金支持、外部监督等多重角色。如政府文建会等部门会针对乡村社区营造提出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和部分资金资助, 并对社区拟定提交的社区营造申请和计划书进行审查, 以决定是否划拨经费予以资助, 形成了良好的上下互动关系。

3 对大陆村落保护与乡村发展的启示

3.1 通过乡村特色挖掘和社区重建提升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村落保护而言, 不但需要改善社区环境, 使传统建筑、文物得到维护和持续, 还应充分挖掘农业产业、传统文化、生态资源等核心价值, 通过发展有机农业、乡村旅游、民宿业等乡村产业, 吸引人口回流, 恢复社区活力, 实现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

然而, 要实现乡村社区的永续发展, 不仅需要振兴乡村产业, 更重要是恢复乡村社区的凝聚力和自组织能力, 这也是台湾社区营造的核心理念。当前大陆农村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农业税费改革、人口城镇化外流等原因, 乡村的“去组织化”和“去政治化”趋势日益明显, 不仅直接影响到乡村农业产业化、合作经济的发展, 更威胁了传统村落文化的保留。因此, 重建乡村社区共同体和自组织能力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这方面台湾社区营造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3.2 提升乡村居民对传统建筑和文化的价值认知和传承意识

对传统村落和文物古迹的保护, 必须避免单纯由政府自上而下、指定保护式的霸权模式, 通过“情、理、利”三方面机制, 转变为乡村社区自发和民间团体主导的模式:一是通过发掘社区历史、共同记忆, 凝聚社区共同认同, 使得传统建筑与社区生活形成紧密的关系;二是通过培训和学习, 提升乡村居民对村落建筑和文化的价值认知, 促进居民对传统文化的主动学习和传承;三是保障了民众和古迹所有人的基本权益, 提高了地方和社区保护的积极性。

目前, 大陆农村的乡村旅游发展仍较多停留在田园风光、农家乐层次, 缺乏对乡村社区文化特色、生态特色的深度挖掘, 不仅限制了乡村产业的品质提升, 也往往导致了村庄发展中的“建设性破坏”。需要通过对地方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充分挖掘, 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避免因单一地考虑经济发展而导致地方特色丧失的现象。

3.3 建立多元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村庄保护与发展的机制

由于乡村社区自身知识、资金等资源有限, 村庄保护与发展必须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在人文、自然、空间建设乃至产业发展等方面提供帮助。台湾社区营造的成功, 各种社会的广泛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在大陆乡村保护与发展中, 除了政府行政力量以外, 目前只有少数NGO组织关注乡村发展, 大学、专业规划人员等仍非常缺乏。

应通过政策保障、制度建设以及资金支持等扶持措施, 促进NGO组织对乡村发展领域的关注, 以其社会活动力调动社会资源关注农村、服务农村, 尽可能为农村争取教育、智力和资金等资源。同时积极鼓励地方社科研究机构、地方大学等参与所在地区的乡村发展。而在城乡规划领域, 还应当逐步建立乡村规划师、社区规划师制度, 给予村庄技术支持。

4 结语

村庄的保护与发展, 不仅要从古迹、传统建筑等物质空间保护入手, 还应当与社区营造相结合, 通过改善社区环境, 提升社区认知, 重塑社区活力, 实现乡村社区的永续发展, 在发展中实现保护和文化传承。这需要乡村社区自我组织能力的重建, 也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和协助。 (转载自《中国名城》杂志20 14年第3期)

图10台大城乡所宜兰工作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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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区营造搞活农村经济?如何做到的.[2013-05-23].http://jarderluo.blog.163.com/blog/static/786187382013425402628/.

[6]高鹏.论坛关注社区及社区发展的城市规划理念[J].规划师, 2002 (8) :13-16.

[7]闫琳.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规划方法探讨[A].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谐城市规划——200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2007:6.

[8]陈振华.乡村的“去组织化”与社区重建——对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思考[A].中国社会学学会·美丽中国:城镇化与社会发展——2013中国社会学年会论文集 (城镇化与城乡统筹) [C].中国社会学学会, 2013.

城市与村落发展 第6篇

一、散居村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制约瓶颈

1.信息闭塞, 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交流

在农村, 村民聚居主要以姓氏为主, 往往是一个姓一个村湾, 或几个姓氏一个村湾。这种以姓氏聚居的村湾, 经过长期的演变, 往往形成独特的生活生产方式;在文化、意识等方面, 也逐步演变出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饮食及文化等主要是通过祖祖辈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处处留下祖辈的印迹。村民很少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 努力维护着本姓氏或本村湾的文化传统, 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历史进入21世纪后, 农村的村民居住状况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 信息交流依然缺乏。农村主要的交流方式仍然是村民之间、村落之间的一种自发式交流, 现代的科学信息依然很难在农村深入传播。当今农民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主要是外出打工和在家中看电视。这两种渠道获取的信息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改变了农民的思维方式。但是, 这两种渠道获取的信息都是语言层面上的, 难以固定下来。因此, 这种信息的功能主要是给农民带来观念上的冲击, 从思想上改造着当代的农民。在农村, 报纸、杂志、文件等信息传播方式极少, 农民很少有读书、看报的习惯。然而, 报纸、杂志这类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比电视、外出打工获取的信息更重要, 因为它的形式是固定的、可以捕捉的, 它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是传播科技理论知识的主要途径。信息渠道简单、传播不畅、信息量少是导致农民的思维观念陈旧、生活生产方式落后的重要原因。[1]

2.自给自足, 缺乏市场竞争压力

选择有田地、有水源的地方居住, 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是我国农民长期沿袭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户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小而全的家庭劳作方式, 种粮食、油料、棉花, 以满足自身温饱的需要;种少量的经济作物, 养少量的家畜家禽, 以换取部分经济收入补贴家用。从生产工具上可以看出, 一个农户家里的犁、锄、钯、水车、扫把等等生产工具缺一不可。在这种生产方式下, 农民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 只要能吃饱、能穿暖, 当年的生产劳作就值了;如果农民劳作一年而略有结余, 那当然更好。这是当代农民普遍存在的一种生产心态。久而久之, 一些农民就养成了一种惰性, 打牌也就成了农闲期间农民休闲的主要方式。[2]

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 是一种规模经济, 同时也是一种竞争经济。当前农村存在的小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是无法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首先, 从生产成本而言, 小而全的经济必然耗费大量的人力成本, 因为农作物的周期是一年四季, 种各种作物就意味着一年到头都必须捆在田间地头, 无法抽身无忧无虑外出打工。其次, 从产出效益而言, 农民生产的首要目的是满足自身生存需要, 有结余才进入市场, 这样的少量个体经济, 在市场上必然处于弱势。再次, 从市场竞争而言, 当前农户的生产主要还是以家庭为单位, 主要还是袭沿祖辈的生产方式, 生产技术落后, 农产品质量较差, 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 单个的小而全的农户经济已很难在市场经济中有所作为。

3.放任自流, 缺乏良好的教育环境

农村基础教育差的原因很多, 如经济条件差、优秀的教师不愿意到农村执教、农村学校基础设施差等, 但我们认为造成农村教育水平差的因素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农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当代农民由于受自身文化程度低的制约, 外出打工主要从事体力工作, 所以农民工主要以中青年为主。而中青年农民工的子女大多处在基础教育阶段, 农民工外出后常常将子女交给爷爷奶奶照管, 爷爷奶奶在学习辅导上对孙子们更是无能为力, 这就必然造成农村孩子教育放任自流。

二是农村孩子就学的环境较差。在农村, 几乎没有幼儿园, 儿童上学一般要到七岁或八岁, 这与城市孩子两岁或三岁就开始上幼儿园形成了很大的差别, 农村孩子教育首先就输在了起跑线上。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 农村人口出生率大为下降, 从而造成农村子女入学人数的急剧下降, 入学人数的减少又相应地导致了农村学校的减少, 尤其是小学校舍数量减少最为明显。[2]以湖北孝昌县陡山乡大兴村为例, 该村是由十一个村民小组组成的行政村, 大兴村小学就建在这十一个村的中心点上, 最远的村湾离学校1.5公里左右。试想, 一个7～8岁的孩子步行1.5公里去上学是多么的艰难, 这个村就叫骆上湾。据笔者调查统计, 骆上湾建国以来仅2004年考出一个大学生, 而这个村湾是一个有着300多人的“大湾”。大兴村也是一个有着3000多人的“大村”, 大兴小学一直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小学, 但是, 随着入学人数的减少, 这个学校不得不由过去的6个年级减为5个年级, 也就是说农村孩子上到5年级后, 必须到刘店中学就读。仍以大兴村为例, 骆上湾的孩子如果要上6年级就必须步行到3公里外, 3公里对于一个12～13岁的孩子当然是一个不短的距离。可以想象, 每天步行6公里的路程, 需要用去多少时间和精力, 留给孩子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又有多少?农村孩子上学不容易, 上学路程远 (在小悟, 有的孩子上小学甚至要走5公里左右的路程) , 上学孤独, 是当前农村教育存在的普遍问题。

4.成本高昂, 缺乏直接的经济效益

村落散居, 分布杂乱、规模小、不成建制, 是农村村湾分布的一个普遍现状。这样布局的村湾, 大大增加了新农村的建设成本。为了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通村公路、村村通电工程等, 都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而出台的重大决策。但是, 农民这种自发式的、缺乏有效组织的聚居方式, 增加了新农村建设的成本。[2]以湖北孝昌县小悟乡毕架山为例, 小悟乡毕架山上住着10户农民, 在农网改造中, 省电力公司明确要求, 必须保证村村通电。孝昌县电力公司测算, 如果将电线拉到毕架山上, 至少要投资70万元;如果电力公司组织山上的农户下山, 每户给5万元 (对山区农村而言, 这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 只需50万元。于是, 电力公司与小悟乡政府联系, 组织村民外迁。但是, 在协调过程中, 毕架山上村民都拒绝外迁。此外, 据交通部门测算, 如果修一条公路到毕架山上, 至少需要70万元, 加上通电话、通电视等等基础投入, 至少在200万元左右, 这200万元的投资, 仅仅就是为了解决一个只有10户农民的村民小组。这当然是一个特例。但是, 如果到农村去走一走, 这种散乱无序的村湾建设, 比比皆是, 无论是通电、通话、通路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数字。如何改变农民的这种散居现状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在新农村建设的今天, 如果把解决农民散居的问题作为一个思考点, 那么影响的将是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方向, 农村的面貌将会得到彻底改变。

5.安全卫生, 缺乏有效的保障体系

在农村, 安全问题已成为农民非常担心的问题。尤其在农闲时节, 安全问题更为突出。农村村湾散居, 本身规模小、人员少, 而且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 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少妇孺, 这就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有的偷菜、偷庄稼, 有的偷耕牛、猪, 甚至偷电力设施、水利设施等公共设施。[2]在湖北孝昌县大兴村曾有这样一件案例, 一农户将准备用于建房的木材悬挂在自家房子的屋檐上, 一天深夜, 一伙偷盗分子用铁丝将农户的门锁死, 然后肆无忌惮地将农户准备建房的木材从屋檐上卸下, 堂而皇之地运走。尽管他们偷窃的声音惊动了农户, 但都没有一个敢出来制止, 因为留在村里的都是老弱妇孺和儿童。偷鸡、偷猪, 甚至小到偷菜, 在农村是经常的事。由于距公安机关太远, 报案不方便, 而且公安机关对此类小事也难以顾及过来, 久而久之, 被偷就在农民心中形成了自认倒眉的事。农村的变压器、水利设施, 一般在村外, 无人看守, 这就给偷窃分子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他们的偷窃行为往往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进行的, 偷起来自然容易。小偷作案时间充足, 等发现被盗报案, 往往是一两天之后的事了。试想, 这样的偷窃案子的破案率会有多大。也正是这种现状, 致使偷窃在农村愈演愈烈。要解决农村散居带来的问题, 没有政府的参与, 靠农民自身是无法办到的。

在农村, 卫生问题同样突出。农村的人、畜、禽杂居现象十分普遍, 在春夏两季, 苍蝇蚊子更是满屋飞, 老鼠常年在农房中上窜下跳。这样的卫生条件对城市居民而言, 简直是不可思议。但在农村, 这的确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 农民甚至习以为常。

二、中心区域聚居: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的路径探讨

解决村民散居的问题, 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向中心区聚居, 走农村集镇化发展道路, 扩大村湾规模, 是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必经之路。

1.意识层面上的诱导

打破分散格局, 向中心区聚居, 走城市化发展的道路, 是广大农民梦寐以求的事。从农民意愿上看, 这也符合农民的意愿。而且历史上也有许多移民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建国后, 我国曾多次移民, 如从内地移民到新疆, 开发边疆地区, 许多农户就举家搬迁, 到外地去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实践证明, 这些移民现在的生活远比原居地的农民好。因此, 可以利用新农村建设这个机遇, 有计划、分步骤地推动农民向中心区聚居。

2.政策层面上的引导

从政策层面上看, 国家多年前就提出了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大战略, 而且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这一战略实质上是为了将农村居民集中到乡镇, 促进乡镇城市化。通过农民聚居, 既可以打破农村的村湾分割式的格局, 也可以集中土地用于发展规模经济, 形成相对集中而活跃的市场。市场经济的最初发展也是依托交通枢纽人口密集区的特殊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因此, 走聚居式道路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的。[3]

3.运作层面上的疏导

从建设成本上看, 走聚居式道路会相应地节约建设成本。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 用于农村建设。但是农村太广阔, 条件太复杂, 往往是大量的资金投到农村, 就如同“撒糊椒面”, 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如果采取聚居式的发展模式, 农村的道路里程, 电力、电视、电话的通线里程将会大大降低, 有利于财政资金聚集起来发挥规模效益, 其实施成效, 将是显而易见的。利用新农村建设的机遇, 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农村居民向中心地域聚居, 扩大聚居规模, 发展集镇式的乡村, 将分散的村落聚集起来, 形成规模较大的乡村, 在政策、财力上给予支持, 这可能比城镇化建设更具有可操作性。

当然, 我国农村从散居到聚居的变化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事情, 这种散居的风俗与习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它涉及到人们的意识层面的跟进、政策制订的科学与配套、操作过程的规范与民主以及战略制定的可持续性问题等层面,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3]因此, 对于我国农村聚居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思考与实践, 不仅对我国广大农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和深刻的变革, 而且对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有着更为深远和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许才明.论乡村和谐社会的构建[J].求是, 2005, (07) .

[2]郑立新.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个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 2006, (01) .

城市与村落发展 第7篇

贵州省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 据2009年末统计, 有苗、布依、侗、土家、彝等17个世居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8.9%, 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的55.5% (1) 。多民族在该地区呈“大杂居, 小聚居”分布特点。

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的村落是其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 是丰富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最重要的容器与载体之一。诸如雷公山——清水江区域的苗族村落、黔东南“六洞九洞”地区的侗族村落、黔中地区的布依族村落, 无不呈现出独特的民族样式, 蕴含着淳朴多样的民族风情, 承载了深厚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在大部分中国城市乃至村落的历史文脉完全被工业化、全球化大潮打断而日趋一致的今天, 少数民族地区村落却通常因为地处偏远, 受现代经济侵扰较少, 其富于民族与地域特色的乡土建筑与村落布局、浓郁而独特的民风民俗才得以较为完整的保存。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深入, 原本自成一体的少数民族文化也面临被外界强势侵入而发生异化的危险, 村落形态景观也面临被破坏的危险。在此情况下, 保护这些少数民族村落成为十分紧要的议题。

与此同时, 贵州少数民族村落往往又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与村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全省46个县一级的民族自治行政区 (包括自治县, 自治州下辖县市) , 有36个国家级贫困县 (2) , 其中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8个县市中有7个县为国家级贫困县,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6个县市中有14个县为国家级贫困县。少数民族村落往往因为僻居山野, 更是贫困之中的贫困。脱贫致富、谋求发展是绝大部分少数民族村落面对的重要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对贵州少数民族村落而言, 保护与发展成为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 保护是为了保存人类共有的自然文化遗产, 而发展则是当地民众的迫切需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如何既得到保护又实现发展, 成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首要问题。近年来, 随着“民俗文化游”、“乡村游”的兴起, 旅游业似乎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手段, 在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很多村落的民风民俗被外界了解, 部分濒临失传的民族文化得以承继, 民族村落的物质条件也得以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 地方也出现了“泛旅游论”甚至“唯旅游论”的趋向:“保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旅游, 发展的动力也主要来自于旅游。”文章对此展开讨论。

二、简要回顾

贵州少数民族村落从开始的几乎无人知晓到近年来的广受关注, 经历了较长的时间, 其间也有多方力量的推动与影响。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学术界 (尤以人类学、建筑学为代表) 对少数民族聚落本身及其文化的不懈挖掘与推介;当地政府在认识其价值之后所进行的保护与引导其发展的尝试;外界大众 (包括传媒业、旅游业、商业组织、文化组织等) 在“乡土热”等潮流之下对民族聚落的关注与参访;“本土意识”正在不断加强的当地民众, 他们将成长为村落保护与发展中最为关键的力量。

(一) 学术界的研究与推介

关于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的研究与介绍, 实际上最早将其引入学术界视野的是学者。以人类学、民族学、建筑学以及后来兴起的整体性的聚落研究学者, 自二十世纪始兴起了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价值与典型村落的发掘研究与认识觉醒, 这是一项从无到有、筚路蓝缕的工作。从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1902—1903年间对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为起始 (3) , 至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对贵州民居的研究渐成热点 (4) , 再到最近多学科综合的, 从单纯建筑、单纯学科扩展到聚落层面的研究, 以生成整体的方式, 全方位考察聚落的生态环境、生产生活、经济社会、聚落形态等综合性问题 (5) 。学者的研究最先将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瑰宝从“边疆蛮荒”之地发掘并推介出来, 使其影响由几乎空白而至学术界, 最后再扩展至广大民众。

(二) 政府对少数民族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重视

学术界的不懈研究, 对少数民族村落价值的不断发掘, 也促使了地方政府对其价值的认识, 促进了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对村落及其文化开展保护工作, 并思考其发展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陆续有一批少数民族建筑和村落的代表, 比如增冲侗族鼓楼、地坪侗族风雨桥等, 就被评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市、县各级也纷纷加强对重点建筑的保护。1999年, 贵州省设立“民族村落保护与建设联席会议制度”, 成员由文化、民族、财政、旅游、交通、扶贫等10多个省直单位组成。从成立开始, 从全省2.5万个村中选出20个代表贵州民族特色的村寨, 作为“重点民族村落”制定保护与建设规划。此外, 还通过设立省级典型民族村寨 (第一批24个) , 以政府投入或政府引导的方式, 严格规划控制, 整体保护民族村落的建筑与环境, 提升道路等基础设施水平, 突出民族文化特色, 传承民族文化记忆。

考察政府的作用, 雷山县苗族村落朗德上寨的过程很具代表性:1985年雷山县将苗族村落郎德上寨公布为民族文化村;1986年贵州省将其纳入首批重点保护民族文化村寨, 省文化厅拨专款进行历史风貌恢复和重点古建修复;1987年省、州、县联合, 将郎德上寨建成露天民俗博物馆, 将村寨整体风貌、文物专题陈列和民族风情表演结合起来, 并开始进行村落少数民族旅游的试点;2001年村寨整体以“朗德上寨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单。二十余年间, 经过政府在财政、规划、宣介等方面的不断投入, 朗德上寨已成为贵州苗族村落景观与苗族风情的重要“基地”。

(三) 外界大众的关注与影响

外界民众对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的关注始于旅游热、乡土热、民族热的共同作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片土地。其中, 大众传媒的影响颇为深远。《老房子》书系中贵州部分, 《行走贵州》书系, 以及各种旅游、文化书籍将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成功打造成“秘境天堂”、“原生态秘境”,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成为世界十大“返璞归真, 回归自然”旅游目的地首选地之一。此外, 还被世界乡土文化保护基金会授予“全球18个生态文化保护圈”之一的称号, 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旅游者。而旅游者以及关注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的传媒组织、旅游组织、商业组织、文化组织等, 一方面促进了当地各村落的经济发展与知名度增加, 另一方面又以一种非常直接而迅猛的方式参与并影响到当地村落的社会形态当中。

(四) 当地民众的反应

贵州少数民族村落从“养在深闺人未识”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只经历了短短十余年时间。旅游者带给当地民众的除了部分旅游收入、对外界的了解之外, 还带来了对生活、观念等的巨大冲击。在实地走访中能深刻感受到“旅游村落”与“非旅游村落”中村民在生活、思想状态的不同。当地民众如何应对这一冲击, 如何以主人翁的身份看待自身家园的保护与发展, 如何实现自身的发展诉求, 将成为今后最为重要的问题。

总体而言, 这四方面的力量, 学术界最先进入, 政府随后跟进, 最终形成大众、政府、学界关注共同影响的局面。前些年间成为研究热点的“生态博物馆”正是这几方合力作出的尝试。

(五) 各方合力的一种尝试——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是近二十年来在国内兴起的一种村落遗产保护的新模式, 起源于欧洲。其核心理念是“在文化原生地保护文化, 并且由文化的主人保护自己”。1995年引入中国, 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嘎苗寨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生态博物馆, 此后陆续兴建。截至2008年, 贵州共建成梭戛、堂安、隆里和镇山四个生态博物馆, 分别保护、传承和展示苗族、侗族、古老汉族、布依族的传统文化。

生态博物馆从一开始就是“学者、政府、当地民众”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强调多方协作, “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人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尤其看重当地居民在该地与自然所做的互动与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其发展模式采取“政府主导, 专家指导, 村民参加管理”。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秉承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理念, “以人为中心”。社区居民是博物馆的主人, 居民参与是其存在形式。

三、“唯旅游论”目前的现状与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 一方面是贵州的少数民族村落自身具备不可复制的珍贵价值,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与民众对于发展经济有着强烈的诉求, 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 发展旅游业成为一个极佳的选择。贵州各地纷纷确立了以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或重点产业的战略, 将民族旅游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手段, 各种旅游开发项目、旅游推介活动以及附着旅游诉求的各种文化活动纷纷上马。对于民族村落, 其保护和发展也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时间, 以“是否有旅游价值”作为是否保护某个民族村落最为重要的一条判别依据, “旅游”也几乎成为少数民族村落谋求经济发展的最主要且最便捷的路径之一。“旅游是保护的主要目的, 旅游是发展的主要道路”, 在少数民族地区, “唯旅游论”正在泛滥。

不可否认, 事实证明旅游对于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2009年旅游业总收入 (100亿) 占到了全州GDP (250.79亿) 的39.9% (6) , 成为全州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然而, 旅游市场开发的功利性也造成了一些突出的问题, 浅层次的比如迎合旅游者“猎奇心态”而造成的民族文化表面化、浅薄化行为, 深层次的比如旅游开发中外界文化快速侵入造成的本地文化异化、价值观改变的问题。这些都是“唯旅游论”下所面临的亟待改善的问题。

就连在初期对文化、旅游、村落有着良好设计的“生态博物馆”在面临旅游的强势介入时, 现状也让人十分担忧。离市区不远的镇、山村已几乎成为贵阳市“农家乐”的代名词, 全民皆游, “旅游接待户占了全村户数的80% (包括30%的纯接待户和50%的农业和旅游接待兼营户) ”, 一到节假日, 便成为城里人郊游、聚会、休闲的好去处, 而原本的村落文化等已几乎无人问津;黔东南州的堂安尽管村落保存完好、民风淳朴, 但其资料信息中心已交给一家旅游公司管理, 间或有部分游客来游览;隆里古村的当地政府则雄心勃勃地开发起旅游, 锦屏县政府2010年工作报告中对隆里古城的具体措施中也基本围绕旅游展开文章, 并要“组建隆里古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7) 等;梭嘎当地政府也期望通过旅游能给当地带来较多的收入。甚至有学者惊呼“旅游毁灭了民族文化”, “要保留少数民族文化就必须相对闭塞, 要发展就必然导致少数民族文化的异化消亡”。

一方面是民族地区村寨的普遍贫穷以及当地民众对于发展的渴求, 另一方面却是以各种旅游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对于村落文化遗产包括村寨聚落的破坏日益严重。民族地区各具特色、原汁原味的文化如何保存与该地区如何得到发展必须通盘考虑。不论背景情况的一概以旅游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也必须得到重新审视。笔者认为, 反思目前现状, 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 少数村庄的旅游致富与多数村庄仍普遍贫穷并存

贵州少数民族村落数以万计, 多数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 只有其中少部分进入到外界的视野。而因为商业旅游开发所具有的逐利性, 旅游的热点必将集中于少数具备“旅游潜力”的村落, 各项资源 (包括地方政府匹配的资源) 不断向具备“旅游价值”的村落集中, 这些村落得以优先发展, 形成“明星村落”。但因各方面限制, 更多的少数民族村落也同样面临保护与发展的问题, 却往往被忽视, 甚至处于明星村落的“灯下黑”的状态, 多数仍然处于谋求温饱的初级阶段。旅游产业发展在带动区域整体发展上所做贡献依然有限, 少数民族地区整体脱贫发展的目标实现起来仍然颇具难度, 而这是单一发展旅游所不能解决的。

(二) “展览性”的民族文化

在发展旅游的少数民族村落, 如何处理民族文化遗产、民族文化生活与旅游之间的关系间存在很大问题。因“唯旅游论”下旅游所处的优先位置, 村落文化往往定位于服务于旅游。而旅游开发理念落后, 往往立足于浅层次的“参观式”旅游与“体验式”旅游层面, 而民族文化往往是处于“展览品”的层面, 以表面化、符号化、定型化的方式展现给带有“猎奇”心态的旅游者。比如, 部分民族村落的特定节日习俗、婚庆习俗等现在早已作为节目, 向每批旅游者表演, 由此尽管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 但对民族自身文化的庄严性、神圣性以及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上却构成了极大的影响。李锦平就认为雷山县的苗族文化遗产已出现了原生态文化异化、文化变迁加速、民族价值观改变、民族文化商品化等负面效应, 这些变化如听之任之, 带来的破坏将是不可弥补的。

(三) 文化冲击与迷失

外界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而旅游者的涌入往往成倍地加快了这一冲击。一直沉浸于农业文明自给自足的状态下的少数民族村落, 在面对工业文明甚至信息文明的突然涌入时, 自身生产方式、生活状态、风俗习惯乃至民族文化与之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却在于这一改变过于迅猛, 原先设想的村民对自己文化的珍视与传承, 因为其过于贫穷的现实使其在面对外来世界种种事物与思想的冲击下, 取而代之的是“求变、求富”的需求。外界的强势文化的“入侵”使其几乎完全丧失了对自身民族文化思考的过程, 并且并未意识到一些本应坚持的本民族的文化精华, 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文化价值, 是不应该舍弃的。大多数少数民族村落纷纷放弃原本适应本地区一整套生态哲学的木制房屋, 改而兴建砖石混凝土楼房的过程, 即是这一过程的反映。多次赴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调研的潘年英也认为“梭戛生态博物馆运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矛盾中, 最主要的还是当地居民对现代生活的急迫追求与民族文化自觉能力不足的矛盾。”

四、从旅游先导到文化自觉

(一) 从“唯旅游论”到“旅游先导论”

贵州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底蕴深厚。针对这一优势资源而优先发展旅游业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旅游也为民族村落的发展注入了“起始能量”, 大大改变落后的资源驾驭能力, 使村庄驶入快速发展的车道,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遗产的保护, 促进了民族自信的形成。但是, “唯旅游论”忽视了更为广阔的发展路径与更为深远的后续发展。旅游是路径之一, 是民族村落发展的契机, 提供了发展的先导动力与资源。因此, 要以优势资源为基础, 以业已小有影响的旅游业为先导, 实现从“唯旅游论”到“旅游先导论”的转变,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以多方面、全方位的发展带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这其中就旅游本身而言, 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处理好旅游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贾玎提出“分层开发、分层保护”为核心的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模式, 对民族文化进行显性文化层面和隐性文化层面的划分, 认为如服装、建筑、舞蹈等显性文化层面需要加强展示性, 而对文化比较内核的、隐秘的部分则需加强保护, 防止为旅游所过分侵扰, 以保持民族文化的核心活力与文化积聚性。杨振之借鉴美国人类学家马康纳的“前台、后台”理论, 建议在少数民族村落内经仔细研究后划分为前台、帷幕、后台三个区域, “前台”集中展示民族文化, 市场化开发民族旅游;“帷幕”作为商业区与原有生活区的缓冲, 使旅游者不致过多影响原有村落生活;后台作为村落生活与文化的核心保护区, 不进行旅游开发, 并杜绝过多的外界干扰。

其次, 是形成民族村落的旅游网络, 推动整体的发展:1975年, 法国布列塔尼大区成立“特色小村镇协会” (Association des Petites Cités de Caractère de Bretagne) , 使得各个小村镇摆脱了各自为战的境地, 而形成一个网络, 影响远远超越个体的集群效应。其《特色小村镇宪章》规定, 加入这一网络的小村镇“人口一般在5000以下;至少有一个列级或登录的建筑, 以及有特色的建筑群;能够提供基本的旅游接待设施, 如一个信息中心, 几家特色餐饮或者农家乐;必须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遗产保护和文化旅游政策, 同时要有清晰的活动计划。”同时, 还通过统一设置的“步道、骑术小道”等“物质性”的和通过“朝圣之旅、艺术家之旅”某一主题活动等“精神性”地串接起区域内各特色小村镇, 极大地增强了整体的吸引力。

最后, 民族村落不是一个个单独的点, 它必须参与到区域的整体发展中来, 这才是民族村落永葆活力的关键。因此在空间规划方面, 改变围绕单个或数个旅游村落做规划的方式, 以区域思路构建整体发展框架, 将每个村落纳入区域发展格局, 合理布局包括旅游业、新型农业等在内的各项产业, 形成新形势下的地方聚落产业与文化体系。

(二) 加大少数民族村落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全面提升生产生活设施水平

针对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村落的保护发展问题, 旅游先导型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思路, 但同时仍然需要对普遍性的民族村落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提升的保障。针对贵州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村落仍然十分贫穷而旅游业往往只关注部分重点村落的现状, 地方政府仍然需要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在各项举措中, 笔者认为道路、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最为紧要, 在保护民族村落以及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 使村落获得融入现代产业分工的基础, 促进村庄自身生产能力的提升。此外, 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 全面覆盖, 完善村落的各项基本生活设施, 提升少数民族村民的生活水平。

比如韩国在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中, 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 并且十分重视农民的自身意愿。在新村运动推行之初, 首先由每个村庄向乡镇政府按需求顺序上报村庄需要解决的问题, 再经由乡镇经县级政府直至国家的汇总, 最终按顺序确定了几乎全国3.3万个村庄都需要的项目, 他们是:“宽阔笔直的进村公路;修建跨河的小桥;宽阔笔直的村内道路;村庄排污系统的改善;瓦房顶取代茅草屋顶;修葺农家的旧围墙;改善传统的饮用水井;村庄会堂的建造;河流堤岸的整修;田地支路的开辟;农村电气化的加速;安装村庄电话;建造村庄浴室;建造儿童活动场所;河边洗衣地方的改善;植树、种花等环境美化。”这些基础设施的兴建, 大大促进了韩国农村的生产生活水平, 增进了工业社会里农村的竞争力。

基础设施建设并非一定会破坏村落遗产, 相反, 经过提炼民族特色, 采用当地材料工艺精心设计施工之后, 不仅能够提升村民的生产生活水平, 更能明显地提高村容村貌水平和村落民族文化氛围。并且经过这一番改造提升, 有可能使更多的村落具备了大力发展旅游的可能, 也能促进包括旅游在内的各项产业的整体发展。

(三) 文化自觉:实现少数民族村寨的内生保护与发展

刚才所讨论的几条路径, 都带有很强的外部使动性, 即外部的因素较大地影响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而村民作为自身文化的主人, 他们才应该是少数民族保护与发展的主导, 也正是在他们的主导下, 少数民族村落才能实现永续的、内生的发展。

在面对大变革时期, 他们的文化自觉是最为根本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的定义是:“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 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由文化自觉而形成的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 自我反思, 自我创建, 才能使其文化保持其本民族的特色, 而又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 继而产生内生发展的源源动力。这是贵州少数民族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核心和最根本的问题。

笔者认为尽管生态博物馆本身在贵州的发展也面临很多问题, 其现状与设立的初衷也有诸多的不同甚至颠覆, 但是, 其设立初期的一些理念 (8) , 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村民是他们的文化的拥有者, 他们有权解释和确认他们的文化。只有基于知识, 通过人们的理解和解释, 才有可能探究其文化的意义和它的价值。……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 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整合于全面环境保护。在这方面, 传统的工艺技术和材料是必须的。”

这是一个影响广大的原则, 同时也是具备很大超前性的共识。在现阶段, 村落自信心的形成至关重要, 使其逐步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 在这个过程中辩证看待村落文化的演变与发展, 并且在与外界的扩大交往中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与平等性。只有当地村民实现了文化自觉, 理解他们的文化, 热爱他们的文化, 才能继续做他们文化的主人, 才能继续使其文化获得发展。比如贵州地扪侗寨的生态博物馆招募村民为博物馆工作, 教村落儿童侗族大歌, 设立文化传承人制度, 资助学者赴当地进行驻点研究等等, 这些都是很好地促进村民实现文化自觉的具体措施。

五、结语

世界上很多经验证明, 可以形成一种以文化遗产促进村落的发展, 同时以村落的发展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的交互过程。在此过程中, 当地政府、当地村民、外界民众甚至学术界、文化界相互作用, 共同促进这一过程的良性发展。而被誉为“朝阳产业”与“无烟工业”的旅游业, 在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中, 正在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更应坚持“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理念, 以旅游业为先导, 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发展。保护与发展相互促进, 形成正反馈, 文化遗产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保护、传承以及发扬, 村落、村民在此过程中实现民族文化自觉, 自信地对待世界工业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 最终使自身民族文化不断繁盛。

城市与村落发展 第8篇

一、项目背景

为进一步发掘我市的传统村落资源,弘扬传统文化,保护传统村落,根据国家有关部局申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通知要求,金华市从去年四月份开始组织传统村落的调查登记和申报工作。为了加强对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东阳市成立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引导、协助各乡镇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完成此次的申报工作。申报初期共提交了15个村落的申报材料。

笔者有幸参与了此次“中国传统村落”的申报工作。传统村落是一个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传统建筑、村落格局、环境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四大要素是传统村落申报的重要标准。

通过前期的调研及对各古村落资料的整理,在这整个参与过程中发现各乡镇在申报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利于申报工作及未来古村落保护规划工作的开展。

(一)申报资料的完整性

此次“中国传统村落”项目申报需要“传统村落调查表”和“汇报PPT”两份材料,为建立传统村落的基本信息档案,获取最新的第一手资料,需要各乡镇对本村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但从各乡镇提交的材料来看,发现其基础资料的完整性参差不齐。一类是村落资源丰富,资料度的完整性和详细度上都较好;第二类是村落资源相对匮乏,资料不完整且阐述略为简单,例如,缺少地形图及相关照片的辅助说明;第三类是村落资源丰富,但相对应的资料却不完整,体现不出本村落的独特性,例如在建筑类型、非物质文化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挖掘。由此反映出各村落的现状发展不均衡,乡镇对各自村落档案的记录水平参差不齐,也间接反映出项目申报小组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各村落的调查表是每个村落的身份证明,档案填写的完整程度、详细度以及真实度都会对此次申报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从古村落保护角度出发,古村落基本情况内容填写的越完整、越详实,对下一步的保护发展规划就越有利,越能发现村落自身的价值特色和保护重点。

(二)申报材料的规范性

通过对各乡镇上交材料的梳理,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对村落的选址特征、结构肌理、建筑类型、传统文化等内容表述不清、不全,未按规定要求制作申报材料,未能充分展现村落的传统资源。尤其在PPT的制作上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主要体现在展示照片的处理方式上。

“选址特征”可以从村落风水、故事介绍入手阐明祖先选在此地的理由,建议放置村落古地图加以补充说明;“结构机理”:若有故事则应放置能表现故事的图纸。例如河流贯穿全村,在图上就应表现河流,形似七星拱月的造型,使大家通过图片就能一目了然,若没有类似的图纸,则可以直接放总图;另在旁边附上主要景观照片,并附上文字说明;“建筑类型”应注意类型的丰富性,可以将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建筑都予以展示。例如:庙宇、祠堂、民居、戏台、书院、村民公社、手工作坊、六畜舍等。

入选申报材料之用的图片每一张都应添加标题,并附上说明,不能采用拉伸、渲染等手段使图片失真;在文字陈述部分,要突出重点,可以使用特殊字体、色彩进行格式处理;基本信息里,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传统建筑占村庄总面积的比,要合乎比例,若被判定为空心村或传统建筑占比少于30%,将不列入保护范围。

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古村落的损坏消失,意味着时代传承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消失,更意味着大批具有旅游潜在价值的资源的消失,是区域人民精神、文化、经济的多重损失。在申报过程中申报小组成员必须秉承严谨的工作态度,意识到申报工作的重要意义。

(三)项目负责人的统筹与协调

在项目进展反馈协调会上,各乡镇传统村落项目申报负责人汇报了各村的项目进展情况。与会人员基本上是由乡镇代表与年轻的驻村干部组成。会议中反馈出来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各自村落历史环境要素、建筑特色、非物质文化等村落特色元素的挖掘不够深入。一方面是因为对所处环境太过熟悉,反而进入了一个视觉的盲区,忽视了本村独有的传统特色元素;另一方面,各乡镇没有组建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的调研申报小组,使调查的资料缺乏广度和深度。作为此项目的直接负责人,乡镇领导应重点关注村中的长者,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深入挖掘村落的传统资源,获取有关村落发展过程中的一手资料。而在文字资料的整理、村落照片的采集等技术方面的工作可以主要由大学生村官、年轻的驻村干部来完成。在调研过程中乡镇干部应召集相关项目负责人就大家采集的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与总结。

二、古村落现状调研

(一)村落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在新农村建设及城市化的进程中,由于缺乏对村落的保护意识,以及在整治规划的实践上存在诸多的问题和误区,使得部分古村落的整体村庄风貌、周边环境、传统资源、建筑古迹等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一些表现古村落传统文化的种类品级开始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

村庄内部建筑问题复杂。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开展,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迫切需要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于是在村中大拆大改,这部分新居建筑,尤其是自建房缺乏规范指引,布局散乱。新旧建筑在建造材料、造型风格、外观、装饰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各种新式建筑与传统风貌格格不入。村庄内随处可见任意临时搭建或破旧不堪的废弃建筑,严重影响了村庄的整体风貌。另外,村内的维修保养机制不健全,许多房屋呈现破败不堪的景象。出于增收的角度考虑,村内大量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定居,这也使得村内出现了诸多大门紧锁、年久失修、满目疮痍的乡土建筑。此外,新农村建设中的误区使得不少村内的建筑类型渐趋单一化、新居建筑呈现雷同化的趋势。其中,不少村落过度开发利用,出现了很多不恰当的仿古建筑,使得古村落呈现不伦不类的状况。

部分村落内的道路交通系统混乱、可进入性差。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诸多村庄内路网不成体系,处于树状的无序生长形态,道路泥泞,不适合村落发展的需要。

形成较早的村落,其传统资源越丰富,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越高,那么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机率就越大。因此村落保存相对完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申报传统村落的优势条件。

(二)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

现有的服务设施较为局限,集中体现为村内的小店铺及传统的宗庙或文化礼堂,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基础设施设备在原有陈旧的基础上又存在普遍老化的现象。环卫设置配套落后、村内没有排水沟渠,垃圾随意堆放、清洁力度不足且民众的环卫意识较低;电网、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诸多村庄内普遍缺乏集中的公共绿化地和娱乐休闲用地,环境品质不足,村民的生活质量不高。

(三)村民保护意识薄弱

除了保护发展较好的个别村落外,大部分村落的村民没有在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上形成自觉的保护意识。由于部分外迁的户主将其闲置的老宅外租给了大量来当地谋生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员成了村内特殊的一类村民。这些务工者普遍素质不高、乱丢乱扔垃圾,缺乏基本的村落保护意识。村民认识不到自身村落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因此,许多村落环境、格局风貌等不断遭受破坏。尤其是一些表现传统文化、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民俗文化,例如,非遗、龙灯、文物出土、传统手工艺等濒临消亡。考虑现实收入的原因,不少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更是后继乏人,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三、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对策思考

(一)制定出台古村落保护利用的相关规定

首先从政府层面给予制度上的规定。地方政府应在摸清区域内古村落的整体情况后,科学编制保护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古村落整治、更新的区域和范围,明确具体实施的政策、措施。严格限定古村落核心区、改造区的改进,严格限定扩建和室外的装修等。通过对建筑风格、高度、密度、色彩等控制指标,保存古村落原有的结构肌理。真正体现“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生活延续性”的保护原则。其次,政府在加大对古村落保护和发展投入的同时,应多发挥其引导作用,规划调控,多为古村落牵线搭桥,获得投资单位和外资的支持。

(二)完善管理体制,实现科学管理

在深度调研的基本上,为古村落建立相应的档案和保护数据库。对不同价值的古村落、乡土建筑制定详细的保护档案,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通过数据库的使用,可以使古村落的文化遗产的抢救发掘工作得以有重点、有层次的开展,使古村落的保护真正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加强古村落保护的宣传教育

广大村民是古村落保护的重要力量,要加大宣传力度,使村民们充分认识到保护古村落的意义以及与其切身利益的关系。例如,可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或者定期开展座谈交流的形式,提高村民对古村落文化的保护意识和责任感。其次,借助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及监督作用,努力营造全社会对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良好氛围。从党政机关各级官员到广大古村落的村民,从上至下,形成保护古村落的文化自觉意识,从而充分调动全民参与古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积极性。

(四)保护与改善民生相结合

村落首先是村民的生产生活空间,村民是村落的建造者和村落文化的生产者、传承者与享用者,因而也是保护行动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古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必须以民为本,注重保护与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相结合。应将传统建筑抢救保护与改善民生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其次,古村落的保护利用要与改善当地农民生活需求相结合。古村落保护行动不仅要保护古村落遗产,还要注重改善古村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

四、结语

城市与村落发展 第9篇

一、强势拆迁目的背后的决策疏漏

强制对于古村落进行全体拆迁, 诸如石家庄城中村改造、工业区改造及旧城改造等, 是以牺牲其历史脉络与文化根基为代价的。可以说, 在建筑群上进行大规模的整改在为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 也突显了城市变化的激进与亢奋。蛮力改造的最终结果却是一个新兴现代化城市在信息化竞争丧失城市人文竞争力, 从而在革新的大潮中丢掉了自己的身份名片。一个在文化上没有连续性的城市, 也很难保证其经济发展的后劲与推动力。

建筑是一个城市凝固的艺术, 是城市发展的实体性见证者与传承者。如今古房屋村落沦落成为以“商机”为动因进行规划拆迁, 以图激活衰败地区的经济和功能、推动区域振兴与发展, 这是在升级与转型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对城市富有特质的人文环境的一次鲁莽的主动放弃。事实上, 那些弥足珍贵的人文环境大多由于经济理由而被破坏, 既有的空间结构在更新策略下被改造、变易, 以至对旧建筑、老街区甚至是历史性地区的开发缺乏足够的谨慎和考量。石家庄市区核心地带的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休门村, 其现实存留的形式结构呈现了城市演化的基质及脉络。虽说房屋已经破败, 但是经久性的价值在于连续的空间场景及肌理, 成为“活着”的实体文献, 且具有历史的参照意义。事实上“休门”在当地读作“丘门”, 最早的休门原是获鹿县 (今鹿泉市) 的一个村镇。史料记载, 1939 年在小沿村东南地内曾出土一块古砖, 上刻:“大隋大业七年石邑县休门乡赵氏”字样, 可见隋朝已有此村。明嘉靖本《获鹿县志》也记有“休门乡”名。以此推算, 休门村的历史迄今已有1397 年了。正是这个昔日称作“吉祥之门”的城中村, 在上世纪初的石家庄之于休门来说则是“村中城”, 这个恰当的对比道出了石家庄是从休门村一带铺展起来的。1902 年芦汉铁路 (京汉铁路) 铺到了休门村边, 加快了这里城市化进程。1925 年筹建石门市时, 休门村被划入市区。在石门市取名时石门市的‘石’取自‘石家庄村’的‘石’, ‘门’字则取自‘休门村’的‘门’。”休门的历史地位可见一般。然而在“三年大变样”中, 休门村却未能幸免被夷为平地, 取而代之的是“商机”规划下的效益最大化的建筑, 商场、小吃街、商务会所充斥着挤占着原本古朴的城坊古道, 摇身一变成为高楼林立的富贾中心。这种以牺牲城市文化特性的改造工程在决策的时间上可谓“省事省力”, 可是决策的质量却未免惹人怀疑。没有对实施结果进行长远价值利益的评估是有失妥当的, 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利益与文化利益可以分庭抗礼的阶段, 再忽视文化传承与发展而一味固执的认为一切应该也必须为经济发展让步的决策是失败的。

二、忽视习俗与文化价值修缮与传承的决策漏洞

城市改造的规划中以其经济价值为根本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对于具有传统建筑或历史遗迹的地理环境的改造进行规划时就应该把对于其文化价值的保护提上重心环节。盲目得照搬西方建筑风格进行规划, 或是过分引入现代化的建筑气息, 无疑是对于本地文化根脉的破坏。这种以破坏历史文化传承为代价进行城市建筑的改造, 是在加注城市的陌生感, 剥夺一座城市对于市民的归属感。

随着城中村改造步伐的加快, 过不了多久, 休门这座千年老村就有可能合上她的书页。平安大街以西的旧村, 这里有弄有里有胡同, 南北建筑风格在这里交融。穿梭在这些小街巷里, 旧时气息扑面而来, 垂花拱门、木刻砖雕、吊脚飞檐等建筑元素与胡同外21 世纪的钢筋水泥形成绝妙对比。历史已成云烟, 至今留下的些许遗留古迹也在推土机的轰轰浓烟中不复存在。现在钢筋水泥的架构, 瓷砖的拼接, 现代化感觉扑面而来, 缺少的则是本地地理文化特殊性的保留与特质文化的传承。现代化不是同一化更不是迷失化, 而是要基于本地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引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保留传统并不是对于新文化采取故步自封的态度, 但也绝对不应该是移花接木到最后把城市变得面目全非。

在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其实是让市民对于周边的生活元素形成文化认同和环境认同感。对于古村落的全盘拆除, 无非是考虑到其剩余的经济价值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种以机会主义与功利主义为目的的商业化开发方案为主导的开发背景之下, 对于古村落的保护采取修葺思想的观点早已被抛之脑后。然而, 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并不是依靠全盘接受外来主义, 而是应该在现有的历史文化肌理与脉络的基础上与现代文化进行交汇与融合。没有文化基质的新城市建设是毫无长远效益而言的。

三、反思

环境基质的变易建筑无疑是人们生活中最大的商品, 不过, 要警惕它可能对环境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 如街道的肆意拓宽、钢筋混凝土建筑群如森林般的耸立以及环境基质的变易等, 已无法挽回昔日近人尺度的和谐景象。

因此, 在进行公共决策时, 要谨慎评估其环境效益以及该项政策给市民带来的生活文化效益, 而不是单方面强调以经济效益为重。其实, 街道环境本应是人们认知城市环境和体验空间关系的基本载体, 是感受移动的参照系, 能够给人身心上的归属感。可是, 如今城市规划和改造的公共政策决策中缺失了对空间场景所持有的惯性认同的判断、理解与安排, 在推行政策中导致无节制的变异使得经历了多个时代的环境基质迅速消失。也由此可见, 决策的实效性与后果的灾难性是成正比的。然而一旦造成环境基质与城市人文特性的流失是无法弥补的。

反观公共决策, 其中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极力拉动对经济结构转型的促进作用与文化发展中对于文化特质的传承与保护是相冲撞的, 可是这对矛盾关系是非对抗性的。如何合理高效的解决这一矛盾, 是知识经济时代下改革发展步入深水区后的又一重大挑战。真正高效利民的政策是不会辜负民众心中的归属感的。在经济走向繁荣的同时, 抹去社会公众在文化认知上的陌生感, 重新加深城市的向心力才是如今公共政策所需要突破和实现的新课题。

摘要：在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其实是让市民对于周边的生活元素形成文化认同和环境认同感。对于古村落的全盘拆除, 无非是考虑到其剩余的经济价值是十分有限的。然而, 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并不是依靠全盘接受外来主义, 而是应该在现有的历史文化肌理与脉络的基础上与现代文化进行交汇与融合。没有文化基质的新城市建设是毫无长远效益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