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集群生态经济

城市集群生态经济（精选9篇）

城市集群生态经济 第1篇

2012年7月5日,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倡导,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与各地方政府联合主办的“生态城市中国行”──“绿色让城市更幸福”主题活动在昆山市花桥低碳商务城举办。活动期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出席并参观了由南京丰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建设的昆山花桥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园等项目。南京丰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园区编制了科学合理的区域能源规划, 并实施建设了集成地源热泵集中空调系统等多种建筑节能技术的供冷、供热能源站, 供应建筑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仇保兴副部长对花桥绿色建筑区域集群的建设推进力度以及尝试建筑节能的规模化效应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区域能源系统的实践予以鼓励, 并要求园区进一步深入研究绿色建筑集群规划与建设的科学性、合理性, 继续加大低碳城市实践与建设力度, 鼓励昆山花桥在低碳生态城市建设方面要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一行在丰盛新能源董事长房坚的陪同下, 实地参观了江苏省目前最大的三星级绿色建筑群——昆山花桥金融园等项目。

城市集群生态经济 第2篇

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高速发展,中部地区成了全国制造中心,尤其是各种小而散的产业集群。在 工业 文明观的主导下,过于注重自身的发展,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只认识到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存在,忽视了人与 自然 的和谐共存,忽视了资源与环境价值的存在,忽视了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对环境的保护,忽视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幼师论文发表/yjlwfabiao/而形成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以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两高一低”为特征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开放式的单向线性发展模式,致使中部出现了水质污染、酸雨、环境恶化、能源、资源的急剧耗竭„„等一系列生态环境和资源短缺问题,已是中部面临的最严峻的危机,它不仅无情地摧毁着中部美好的家园,而且正在越来越严重地损害和制约着中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与定位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探索如何围绕国家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工业基础优势和 历史 文化资源优势,有效解决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三元结构矛盾,达到既要高速发展经济,又要大力改善环境,形成一种健康、和谐与平衡的发展道路。

介于这一背景,本文尝试在分析中部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基础上,探索在循环经济理念的指导下如何打造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态产业集群,着力培育具有相对地理优势的武汉、长沙、南昌、合肥、郑州、太原等省会城市中心增长极,以此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这对贯彻“十七大”精神,从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的观点发展中部产业集群、提升中部竞争力、保障中部有序协调发展、实现中部崛起发展战略和中部经济、环境和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城市集群生态经济 第3篇

曾译慧（1990-），女，汉族，湖南新化人，经济学硕士，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摘 要：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船舶产业集群的发展，对于转变湖区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湖南经济又好又快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首先分析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船舶产业集群即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接着探讨了洞庭湖船舶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和保障机制。最后提出促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船舶产业集群发展对策。

关键词：船舶产业集群；形成机制；对策

一、引言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是湖南推动“四化两型”建设的关键部分，是与长江沿岸其他省市沟通往来的重要桥梁，更是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快促进洞庭湖船舶产业集群的发展，既有利于促进洞庭湖区域的经济快速、稳健发展，提高湖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又有利于推动我省“两型社会”建设和全面小康建设，加快湖南省经济模式完美转变。

国内有一大批学者对船舶产业集群进行深入探讨，王缉慈（2002）提出“采用产业群战略，根据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来改造和重构我国船舶产业，并指出船舶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持续发展的动力[1]。陶永宏（2007）对长三角船舶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进行研究，指出中国船舶产业集群有三种类型，政府推动型、市场自发型、政府市场共同推动型[2]。

本文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洞庭湖船舶产业集群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并针对船舶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二、洞庭湖船舶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发展机遇

1、环境优越，交通便利

洞庭湖区物产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处于“长三角”与“泛珠三角”的经济腹地，从省内来看，位于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圈内，是长沙连接大湘西经济圈的桥梁。洞庭湖区水运发达，共有353条河流，1409km航程，40多个港口，如南县茅草街港，沅江白沙港，益阳港，为洞庭湖发展提供强大的绿色能源支持和良好的地理环境。

2、人力资源丰富，技术力量强劲

与上海、广东等地区劳动力成本相比，湖南省具有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源，劳动力成本低。沅江市总人口74万，每年新增劳动力资源2万多人，制造业年人均工资为20000元左右，远低于发达地区平均工资水平。长沙多所大学为船舶工业提供专业人才和技术，沅江市还有2所职业学校，为船舶发展提供了技术人才储备。

3、产业基础良好，配套设施齐全

湖区内的船舶制造业，现已成为环湖产业中具有较大规模和发展潜力的优势产业，其中益阳沅江船舶制造占省内市场达80%以上。目前，环洞庭湖岸线共有40多家船舶制造企业，其中29家钢质船厂，4家游艇厂，2家舾装厂，制造钢质船舶的船台90个，游艇船台400个，其中6个8000～10000吨位的船台，2台数控自动火焰切割机，20多台等离子切割机。

4、政府导向作用明显，符合船舶产业政策发展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打造造船强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颁发了国发2号文和《船舶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建成畅通、平安的内河水运体系，我省也紧跟国家步伐，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规划，为洞庭湖发展中小型特色船舶产业提供机遇。正是由于政府的导向，越来越多的造船企业和船舶配套企业进驻沅江船舶工业园和君山船舶工业园。

（二）面临挑战

1、总量规模偏小，社会地位不高

目前，湖南省船舶企业总量规模偏小，没有产值超过10亿元的大型船舶企业，造成我省船舶产业市场竞争力不强。2009、2010年湖南省船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船舶工业总产值仅仅只有0.33%和0.37%。湖南省的造船完工量也仅占0.18%，这些数据说明着我省船舶工业整体处于低水平阶段，上升空间还有很多。

2、产业结构不合理，核心技术不足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船舶产业结构缺乏合理性，船舶配套企业相对较少，配套级别低下，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处于萌芽状态。就沅江市船舶工业园来说，船舶设计、技术配套、物流信息等服务体系尚未健全，缺乏大规模的配件交易和物流配送中心，由于體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高端技术人才的引进和留用受到了制约，直接影响洞庭湖船舶工业核心技术不足，整体技术水平不高。

3、资本市场不健全，竞争能力低下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内的造船企业大多为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制约着船舶工业的加速发展，致使竞争能力低下。这些挑战对洞庭湖造船业规模的提升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

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船舶产业集群形成机制

竞争和合作是船舶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机制。船舶产业纵向的合作与配套企业横向的竞争形成一种强化机制，使船舶产业在该地区的规模逐渐变大，当企业和生产数量达到一个临界值时，船舶产业集群就此形成。目前，洞庭湖区已经初步具备船舶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沅江市船舶工业园和岳阳船舶产业园是其核心基础，长株潭重点发展船舶配套产业、技术研发，为逐步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洞庭湖船舶产业集群做出重要贡献。

政府导向是船舶产业集群形成的保障机制，要使船舶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仅靠少数船厂和相关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以产业集群为长期战略思路。从湖南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得知，我省船舶行业已确定为重点发展行业，未来几年，政府将加快调整船舶产业结构，打造以益阳、长沙为重心的游艇制造基地，以湘潭为重点的船用钢材生产基地，以长株潭为重点的船舶配套基地，形成独具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环洞庭湖船舶产业集群。

四、促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船舶产业集群发展对策

（一）技术创新，培育发展后劲。船舶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企业要积极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各种合作机制，开展技术创新，大力推广现代造船模式。从国外和沿海发达地区，引进船舶产业技术和管理领军人物，在园区内，充分利用培训中心，开展短期培训，加强造船企业职工继续教育，努力培养一批具有实际操作经验、适应船舶企业生产需要的技工队伍。

（二）纵横协作，完善船舶产业链。船舶是综合性产品，工序复杂，辅助类配套件等专用性强，难以从市场上及时购买，造船企业应该与关键配套企业订立长期合同，联合协作。因此，需要加强船舶企业间的纵向合作，完善船舶发展的产业链。洞庭湖船舶产业必须顺应时势的发展，加强内部经营管理，改变传统造船模式效率低下、周期长、竞争力弱的缺陷，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三）统筹规划，优化产业结构。目前，在环洞庭湖区有2个重点船舶产业园区，岳阳产业园区和益阳产业园区。为促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船舶产业集群发展，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统筹规划，建立和完善船舶工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将洞庭湖的产业优势、区位优势和船舶市场发展相结合，找准时机，因地制宜，培养和形成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独具特色的船舶产业体系。

（四）财政支持，规范发展环境。在财政支持方面，应加大对船舶工业的财政扶持力度，重点扶持船舶工业的发展，并建立船舶工业专项资金。同时结合洞庭湖船舶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行业管理，督促设计单位和船舶生产企业完善条件，提升船舶设计建造能力，维护行业利益，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 王缉慈.关于用产业群战略发展我国造船业的政策建议[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2（9）

循环经济视角下产业集群的生态化 第4篇

1. 传统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在我国重化工业发展的现阶段，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可造就产业竞争优势，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然而，集群内企业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可能使短期内产业集群的规模和数量无限膨胀，一时出现繁荣发展的景象，但长期以往，传统产业集群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并不乐观，主要表现为环境和资源的约束。以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传统产业集群依靠偏高的投资率拉动经济增长，如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原材料产业和一些加工制造业的高密度集聚，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增势强劲，导致能源全面短缺，土地资源强约束、水质性缺水等环境资源问题。不难想象，传统产业集群这种“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增长方式的长期存在必将产生恶性循环：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就越多，产生的废弃物越多，对环境资源的负面影响就越大。这种恶性循环将严重影响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及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2．深层次原因

从产业生态学角度看，产业集群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靠不断地与外界环境系统交换物质、能量、信息、资金等来维持其非平衡有序状态。产业集群的运行过程，是一个从自然生态系统中摄入高能量的低熵物质，又把退化的高熵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的过程，产业集群系统的有序是以环境中的熵增无序为代价换取的。当生态环境的混乱无序达到一定程度后，则无法再向产业集群系统提供其服务功能，产业集群系统因得不到持续的负熵流输入而不可持续。

造成我国产业集群系统不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它是一个以化石燃料和矿物为主要能量来源及原料的物质开放流动系统。地球上的化石燃料和矿物是稀缺的低熵物质，尽管人们可以不断地用新的技术手段更好地筛选这些低熵物质，对其利用也越来越经济，但是低熵物质存量毕竟有限。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认为，能量以两种状态存在，在利用过程中从自由能量变成了被束缚的能量，亦即变为无序分散的能量，它可以用熵来度量，遵循熵增定律。自然生态系统以完全的物质循环流动方式运行，碳、氧、水、氮、硫等营养元素的自然循环是封闭的，进入系统的唯一能量是太阳能，这种自由能流持续不断地供给，保障了封闭系统的持续性。而产业集群系统是一个物质开放流动的系统，它不再循环它的营养物，输入该系统的是稀缺的低熵物质和能量，该系统的输出是低熵的产品和高熵的废弃物。由于完全不同于地球生物化学的封闭物质循环，因而产业集群这种开放系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产业集群系统作为局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由于前者施加给后者的高熵废弃物过多，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环境无法吸纳或同化这些物质和被束缚的能量，必然打破局地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可能使两者进入机能递减的恶性循环。

循环经济与产业集群生态化

现存的产业集群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使得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思路、新理念、新方式去触发产业集群系统的建设性发展，推动现存的产业集群系统向生态系统转型，促进其持续发展。

1. 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在资源利用方面表现为资源的高效利用、反复利用和循环利用，在环境方面表现为污染物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循环经济应该而且能够为我国产业集群系统向生态化跃升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

循环经济的“减量化”为产业集群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产业集群系统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和服务，原材料、资本、劳动和能量等投入要素的减量化，其实质是为再生产过程中储备更多的负熵流物质，以保障后续的产业集群系统有充足的负熵流输入，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减量化又减少了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使得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有较长的时间来充分消解，保持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

循环经济的“再利用”和“再循环”为产业集群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产业集群系统是多样化种群组成的经济群落，每一种群都独立进行生产活动，种群之间结成产业链条或产业网络。整个产业集群系统的许多关系是通过自组织过程来维系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运用循环经济理念和原则，产业集群系统吸引“补链”企业或“分解者”进入，种群的丰富避免了系统的脆弱性，增加了系统的弹性。在副产品或废气、废热、废水、废渣还未排向自然环境之前，在能量还未完全被束缚之前，利用管道等其它设施对其进行集中回收处理，使之变成可利用的物质和能量，作为下一个生态链的投入，如此持续构建下一个新的物质流循环，增加整个产业集群系统的负熵流供给和子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流动，推动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2．在产业集群内发展循环经济的优势

从产业集群自身来说，它的组织结构特点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良好基础。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虽然能够提高外部资源环境效益，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产业的内部经济效益，而产业集群自身的优势能够很好的弥补这种内部经济效益不足的情况。以产业集群为空间组织形式发展循环经济的优势具体表现在：

第一，循环经济可有效利用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同类企业(或相近企业)一般在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上具有同质性或相近性，为污染物集中治理提供便利。从循环经济角度看，在集群内部可通过贸易的方式把另一家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本企业的生产原料，建立工业共生和代谢生态链关系，这不仅可降低治理污染的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且企业也可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第二，产业集群的学习机制有利于推进循环经济技术传播。大量企业聚集在一起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的信息交流，特别是面对面地交流。这些信息也包括促进废物再生利用的信息、清洁生产的技术信息、循环经济发展的信息等。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在生产源头上控制污染的产生;另一方面，可使企业或潜在的创业者及时了解到相关的技术创新和市场信息。因此可认为，产业集群本身就是循环经济良好的技术支撑体系。

第三，产业集群有利于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方面取得共识。集群内企业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靠、相互协作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有利于集群内企业之间及企业与本地相关主体在推进循环经济方面达成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与责任心是集群的优势所在。另外，如果集群内企业在产品设计、生产方面取得共识，生产同种规格、可相互替代的产品组件，可极大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在集群可持续发展中，可进一步促进、培育本地集群协作与合作的生态文化，为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确立更持久的心理凝聚力。

生态工业园———传统产业集群生态化的实现路径

生态工业园区是一种新型的工业组织形态，通过模拟自然系统建立产业系统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实现物质闭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这种工业园区的着眼点在环境效益上，目的是废弃物产生最小化，手段是物质闭路循环、能量的多级利用，核心是产业共生。

因产业集群的区位条件、企业构成、发展阶段等各具特色，生态产业园的建设模式也不同。按照产业集群发展阶段和产业类别的不同特点，现有产业集群分为同构型、异构型、共生型和产业链主导型四种。由于各类产业集群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在建设生态工业园、实现产业集群生态化的过程中，须结合其自身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引导其发展。

1.同构型产业集群———发展静脉产业及区际间废弃物和副产品交易网络的建设

生产工艺相同的企业，要纵向延长产业链和横向拓展废弃物循环链;空间发展有限的地区要突出“网化”建设，建立区际间废弃物或副产品交易关系，构筑虚拟产业共生网络;建设与主要行业特征密切相关的配套设施，建立相同基础技术、公共技术或共有技术的研发平台。深圳市的万山-水贝黄金珠宝加工集聚基地，就属于典型的同构型产业群，这类企业对配套设施和技术资源需求相同，在集聚地建设中，政府将原来分散的电镀生产集中起来，配套建设废气处理设施，解决了废气污染问题，并对生产中的废弃物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集中回收其中的贵重金属，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2. 异构型产业集群———加强资源集成共享和引入“补链”企业

需引进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理念，对现存企业进行能流、水流、物质流、废物流和信息流等方面的重新集成，建立物质流动和循环利用的渠道和机制;采用绿色设计理念，合理构建和完善产品链，加强新进项目的规划管理，突出“产业共生”、“资源再生”的功能;对企业加强清洁生产或绿色制造的审计，建立和完善副产品交易市场，在企业之间推进产业共生链的构建。

3. 共生型产业集群———产业链的“网化”建设

完善已有的产业共生链，加强链与链之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增加共生链上各个节点企业的数量和规模，来强化企业的专业性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形成更加稳定的产业共生网络;加强副产品交易市场建设，推动产业共生网络向集成化方向发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建立产业群整体的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加强配套设施的生态化建设和共享。如在深圳市龙岗区的家具产业集聚基地，由于木材加工和木制家具生产是典型的共生型产业，因此在集聚地建设中有限制地发展已淘汰的木材加工业，利用家具生产中的木屑生产合成木板，为家具生产提供板材，节约了原生木材资源。

4. 产业链主导型产业集群———产业链的“延伸建设”

浅谈生态城市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 第5篇

关键词：生态城市；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的生态城市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城市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与生态城市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杨志峰等认为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公平、繁荣、自然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

1 生态城市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1.1 生态城市建设表面化现象严重

由于受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城市政府往往强调生态城市的表面层次，即城市外在环境的改善，在一些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盲目仿照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城市的建设模式，建成一批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不相符的人文景观，影响了城市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一些城市为达到生态城市建设的外在化指标，将生态城市建设停留在城市景观生态化的层次上，单纯依靠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等方式建设生态城市，显然无法真正实现生态城市生态良性循环的目标。

1.2 生态意识普及推广不足

现阶段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存在上热下冷的现象，对于生态城市相关规划的落实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往往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口号响亮，但却没有具体实施的时间框架和建设指南，生态意识在全社会普及推广的力度不够，缺少必要的实施规划及细则，来指导城市建设和配合生态化发展。城市居民生态城市理念欠缺，环境保护意识淡漠，在建设过程中群众参与力度不足，生态城市建设延续性不够，没有建立良好、完善的生态城市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由于生态城市建设水平难以定量化表征，使得人们对生态城市经济高效、环境宜人、社会和谐的特点没有清晰的认识。

1.3 城市政府对生态城市建设管理缺乏力度

由于管理机制不健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关系难以协调，城市政府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政策引导和组织协调力度薄弱，各相关部门协作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力度不够，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使得城市政府无法完成对生态城市的整体协调调度，工作效率较低。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态城市的建设向良性发展，但整体来看，我国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管理保障体系仍不完善，对于与生态城市建设有关的法律问题研究较少，相关法律、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度不足。

1.4生态城市内部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

我国的产业结构布局相对落后，整体来看还属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能耗大、污染重的产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基础设施薄弱，第三产业滞后等问题突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峻，城市发展和城市资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态经济发展不协调，大量企业存在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浪费严重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及其周边的环境、资源质量。高技术产业在我国是资源密集度较高、知识密集度和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信息技术的高技术产业，基本上是一个缺乏技术含量的组装产业。核心技术、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对绿色GDP评价指标的认识存在偏差，重视程度不够，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城市的经济高效性优势不明显。我国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是我国产业结构低度化、增长方式粗放导致的必然结果。我国产业结构低度化的特征突出，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的依赖程度高，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必然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后果。

1.5 生态城市规划不合理

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可实施和可操作性不足，往往仅是打着生态城市的旗号，好高骛远、急功近利的现象严重，使城市的生态建设与城市自身基础设施建设脱节。生态城市的空间规划不合理，对城市的扩张和城市自身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局限性，不注意开放空间的利用和保护，使城市开放空间日益减少，生态质量随之下降；交通组织形式混乱，公共交通系统不发达；土地集约利用能力不足，盲目扩张城市用地范围，土地浪费现象严重，直接影响到生态城市的建设进程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6 缺乏科学的生态城市评价标准

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生态城市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使得生态城市的建设缺乏必要的指导原则以及建设过程中对原有生态结构的维护规则。单纯重视城市绿地面积指标的完成和生态景观的建设，城市绿化没有为城市生态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没有将生态城市的内涵融入到城市的复合生态系统之中，淡化了生态资源培植，考虑经济建设过多，考虑生态资源再造少，其综合效益较低。

2 解决问题的对策

（1）实现“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目标。

“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是生态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主要特征，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谐的社会运行为经济的长效发展创造了条件，高效的经济运行为居民财富的积累奠定了基础，而生态的良性循环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前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三者又常常表现出矛盾性，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经济、生态”是共生的客观存在，但“和谐、高效、良性循环”的目标没有相应的基础和条件却难以共存。城市经济学应在区分城市特征的基础上，研究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城市社会内部关系协调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与条件。

（2）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

城市的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关系到城市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已有的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大致可分为同心圆型及其轴向结构、放射扇形和多中心型等变形形式，其中同心圆模式是城市形成的基本结构。然而生态城市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城市地理空间概念上，它区别于传统城市独立于周边乡村的特点，是一种城乡融合的城市化区域，因而在空间特征上，生态城市必然会与传统的城市有所不同。城市经济学应该在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上，研究适应于生态城市特点的空间结构演化及城市土地利用规律，找到最适合生态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模式。

（3）要素禀赋与生态城市建设的途径选择。

要素禀赋是城市在特定的区位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城市是区域空间上多种要素大规模聚集的结果。在长期的建设发展中，城市已经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相对完备的要素构成及资源配置方式。然而，生态城市作为新兴的城市形态，需要充分考虑环境、社会、经济等众多方面的生态化要求，根据自然条件、区位条件、资源条件、人文条件等要素禀赋的不同，选择适宜的建设途径与方式。城市经济学研究应能揭示要素禀赋与生态城市建设途径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判定标准。

（4）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规律。

城市经济是在密集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开放性经济，它不是封闭的，因而城市经济的运行需要依靠外部环境。生态城市打破了传统城市的地域界限，将城市与乡村融合到了城镇化区域之中，具有更广阔的经济运行环境。因而，城市经济学应该研究生态城市的经济构成，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所遵循的特有规律，已有的传统城市经济运行规律有哪些可以运用到生态城市的发展之中，现有的经济运行规律怎样指导生态化的经济运行，如何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等问题，尤其应该特别关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运行规律。

（5）生态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

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决定了其产业结构不同于以非农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城市，将是一、二、三次产业相互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新模式。又由生态城市复合式生态系统的特点所决定，其集约内涵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与传统城市的粗放外延式模式不同。因而，应研究符合生态城市内涵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包含第一产业在内的新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发展问题、满足生态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城市产业结构的构建问题、城市三次产业布局的合理分配问题、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效益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如何促进传统工业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及第三产业转型的问题等。应特别关注对生态城市区域产业传导机制的研究，探索如何形成具有生态、经济、高效的产业链，在城乡一体化条件下发挥生态城市产业的带动机制，加快生态产业的发展。

（6）生态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与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是否有效的依据，对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的优化具有引导作用。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有其特有的规律，应该构建不同于传统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应从生态城市自身经济运行特点着手，重点研究生态城市经济运行的特殊性、生态城市经济运行过程中各部门的协调方式和责任分工、进行生态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问题。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目标，充分考虑节能、降耗、环保等内容构建适宜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7）重视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

城市和区域是密不可分的。城市是区域的核心,区域是城市的基础。两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城市及区域间不断地在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生态城市的建设特别要强调城市间、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协调发展。

3 生态城市建设的重心和方向

（1）产业是现代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

产业的发展状况不仅直接决定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对城市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根据我国目前的产业发展模式,必然造成大量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改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发展“生态化”,是我国实现生态城市的必要条件和核心内容。或者说,只有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框架中继续优化产业结构,才能为生态城市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生态工业是生态建设的重点,而循环经济是生态工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在产业方向上,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原则;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推行清洁生产和使用清洁能源,减少单位经济产出的废物排放量,实现达标排放。应把生态环境优化作为衡量工业发展质量的基本标准,并把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损害程度降至最低。同时,多层次利用“废弃物”,把经济生活中传统的侧重污染的末端治理转变为生产全过程控制的污染防止,即实现清洁生产。在管理上,将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资源开发、加工、流通、消费和废弃物再生过程进行系统组合,优化系统结构和资源利用的生态效率。

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作为推进我国环保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力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保战略的总思路。

（2）生态建筑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生态建筑体现了以人和自然为本的生态观,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的结点。它是由自然基础设施、生态代谢设施、人工设施（和人类生态服务体系,通过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经济过程和人文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耦合而成的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人居生态系统。生态建筑是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污染和健康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一个关键因素。

（3）发展生态服务业是生态建设的保障。

所谓“生态服务业”也可称为“生态第三产业”,也就是指第三产业的生态化。生态城市必须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形成完备的功能组合。如商业、交通通讯等流通部门保证了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正常运转,是城市经济生态系统运行的动力,同时也对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构成重要影响。交通的密集和拥堵会加剧城市环境污染（主要是大气污染）,饮食服务业造成的油烟及消费过程中严重浪费现象等也会造成城市环境污染。在重视实体生态产业发展同时,要重视城市生态服务管理和生态文化建设,通过加强环境公益建设为生态城市建设奠定服务基础,通过新型社区和企业文化建设,提高人的素质、技能和生态意识。

（4）绿色消费是生态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环节。

消费是实现生态循环的重要环节,它和社会生产之间存在促进和制约关系。因此,在生态城市建设中,要实现消费方式的转变:一是要引导消费者向无污染、无公害、有助于身体健康的“绿色消费”方向发展;二是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对垃圾进行有效的处置,提倡“绿色生活”;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提倡“绿色家园”;四是提倡适度消费,实现可持续消费。

4 选择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始终是人类社会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二者的关系从“经济优先发

展、先污染后治理”发展到“清洁生产，污染零排放”，又发展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城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结合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要求，各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经历一次大的调整。而基于生态优先原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出路；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是顺应知识经济潮流，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1 国内外不同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西方的工业化是20世纪主导生产模式，以不可再生的石油作为能源。“石油经济”倾向于集中趋势、规模化生产，生态压力超过生态承载力，带来环境负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采取了自主创新为主，日本采取了模仿创新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东亚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多样各具独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类型：（1）新加坡、南韩、我国台湾、我国香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ANIES~4）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东盟三国（ASEAN-3）外扩内联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越南社会主义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煤炭经济”，与人民群众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之间的矛盾很大。因此，在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生态保护中应采取有力的对策与措施：倡导节能型经济，加速再生能源对石油的替代。循环再生产模式与节耗经济应成为追求目标，把前向关联产业废物作为后向原料资源，使有害物质的排放减少到最低程度。目前，我国大中城市需要实现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 2 循环经济模式

生态城市的经济是一种循环经济，它是仿照生态体系中的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的机制，将现行的“资源一产品一废物排放”开环式经济流程转化为“资源一产品一再资源化”的闭环式经济流程，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废物的资源化，使园区经济和环境同时优化。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必然选择。这首先需要在城镇体系规划上、在产业布局上，把相互之间有较强“食物

链”关系的各产业主体放在一个园区内，并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产业生态园区。这既可大大节省建设投资，又可以有效地利用废物，创造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 3 面向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城市建设与管理的主题，其实质是以人为中心，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面向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生态型工业园区。具体设计需要遵循四化原则，即工业园区化、园区循环化、产业知识化、企业清洁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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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集群生态经济 第6篇

1生态产业集群

生态产业集群的概念是在传统产业集群上发展而来的,其结合了产业生态理论、环境科学理论及系统科学理论而提出,是指遵循生态经济原理和规律,特定区位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和生态因素有机结合和相互作用,实行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所形成的经济效率高、生态功能强的网络型进化型产业集群。

生态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的特征比较。传统产业集群是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以追求GDP为目标、以低成本作为竞争优势的区域发展模式,实现的是“资源—产品—污染”的单向流动结构,也被形象地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过程,以致有限资源加速被耗费。此外,传统产业集群对单一产业所产生的外部效应无法有效地进行吸收,即正外部效应是集群内部企业付出了资源消耗的代价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负外部效应是在给集群自身和社会环境带来损害的同时,资源亦在进一步被浪费。而生态产业集群则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GDP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生态安全,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可以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从摇篮到摇篮“的闭合循环回路。同时,生态产业集群能够尽可能的吸收和消化原来单一产业所产生的正外部效应,并且通过排放物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来吸收、消化或弱化负外部效应,使得资源综合利用效益趋于最大化。

2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如何发展生态产业集群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由湖南岳阳、常德、益阳3市、长沙市望城区以及湖北荆州市共33个县市区组成。该区水资源是湖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是最大资源、是最大特色,同时也是湖区生态核心。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外加自然环境等原因,不仅水域面积缩小至382平方公里,湖区泥沙淤积,洪涝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下降、水质污染严重及疾病蔓延[1]等生态问题频发严重制约了湖区经济发展。作为国际重要湿地保护区,同时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即该区承接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地处长江产业带与华南经济圈、长三角与成渝经济区的枢纽地带[2],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浪潮中,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举,形成湖区生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促进湖区经济转型升级。

2.1发展生态农业产业集群

我国生态农业目前普遍处于小规模、低技术、低效益、低循环的发展状态,要使其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尚且还存在一定距离。其中生产规范化、产品无害化、管理运作的标准化和法制化等因素是制约实现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关键因素[3]。若对生态农业这一复杂系统进行分解,将不同环节分解到区域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或企业形成集群式发展,这样一来即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降低生产运营环节的生产成本和交换成本又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洞庭湖享有“天下粮仓”的美誉,是重要农副渔业生产基地,粮、棉、油、水产品产量在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但以往都是以农户自主经营作为主要生态模式,经过多年来高污染化肥及农药的使用,严重污染了湖区水质。水质富营养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湖区疾病蔓延等生态问题形势严峻,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慎思。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引导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带动力量。笔者认为,应在湖区建立生态农业龙头企业,以科技生产技术作为支撑,以先进的农业基础设施作为支持,并给与适当的政策优惠措施,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走绿色、科学的发展发展道路。通过走生态企业集团化模式,或者多种产业共生模式来发展湖区绿色、高效、低污染的生态农业。如构建由农场、发电场、鱼塘、罐头制造厂组成的多种产业共生模式生态产业集群,利用农场沼气车间为发电厂提供绿色能源,产气后的沼渣可以回收利用作鱼塘饲料,鱼产品再进一步经过加工制作。

能在湖区实现农业生态化集群发展是秉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和对现代科技技术合理运用的结果,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三者亦得到了统一。需充分利用好湖区地缘优势,以产业集群为结合方式,充分吸收集群内部的正负效应,发展独具湖区特色的生态农业产业集群。

2.2发展生态工业产业集群

2012年我国各行各业出现了大范围的产能过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2013年12月发布的《中国工业通信业运行报告》显示,6万余户大中型企业产能利用率平均低于80%,产能过剩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向风电、光伏、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向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行业扩展,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到75%。财政部2013年7月发布的《产业经济运行分析及建议》显示,钢铁产能利用率为67%,水泥和平板玻璃产能利用率低于75%,船舶产能利用率仅为50%左右[4]。“去产能化”、“淘汰落后企业“、“企业合并重组”等一系列政策正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浪潮中紧锣密鼓的展开。石化、纺织、船舶制造是湖区主要的工业体系,在这样的产能过剩大趋势之下也无能幸免。同时这些行业排放了大量的废气、粉尘使得湖区中心城市生态经济区如岳阳市区、常德市区、益阳市区等几个区域成为了我国重要的酸雨区。大部分的工业“三废”直接排入河道,导致了这类水质较差,从2006年至2012年连续发生大量的鱼类及江豚死亡事件。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行业发展形势严峻迫使企业对现阶段的生存出路进行思考。

出于对环境承载力和资源有限性的考量,笔者认为应该在最大限度保护好湖区湿地面积的基础上,退田环湖、退耕还林、清淤蓄洪、植树造林,加强湖区蓄洪防洪能力,恢复其生态自我修复能力。又因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地跨湖南湖北两省,故可以借鉴美国布朗斯维尔生态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建立一种“虚拟”生态工业园区,破除地理因素的隔阂,结合两省的优质资源,省去一般建园所需要的的购地费用的同时也避免了建立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进行困难的工厂迁址工作。

布朗斯维尔生态工业园的建立不严格要求成员在同一地区,通过互联网建立起各个成员之间的物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传递,自主选择合适的企业形成工业生态链,且区外企业不一定要通过废物交换方式与区内在空间上形成紧密联系。当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工业与互联网的高度融合发展也会成为一种必然结果,即C2F(顾客对工厂)模式也会应时而生,这也是工业4.0的本质。工业4.0将在未来实现工厂、消费者、产品信息数据等的互联互通,重新构建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即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信联网等手段,是工厂实现定制化生产,从而实现“消费需求—工厂制造—后续服务”的全面一体化[5]。这样依据更深入了解的消费需求定制化的生产,不仅可以省去经销商等中间环节,库存与积压也会大幅度减少。

2.3发展生态服务业产业集群

生态服务业是生态循环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绿色商业服务业、生态旅游业、现代物流业、绿色公共管理等部门。是指在充分合理开发、利用当地生态环境资源基础上发展的服务业。其发展在总体上有利于降低城市经济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强度,发展节约型社会,是整个循环经济正常运转的纽带和保障。

由2013年和2014年《湖南省统计年鉴》可知,岳阳、常德、益阳三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平均值分别为12.83、12.53,高于湖南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平均11.12、11.82,而2013年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分4.73、10.03;2014年第一、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3.13、11.27。故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第三产业更能够带动湖区甚至是湖南省的经济发展。现在正值我国经济转型换挡之际,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可以充分利用其丰富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优势,大力发展具有湖湘鄂特色的第三产业,以集群化的形式发展生态服务业,比如生态旅游业和现代物流业。整合湖区空间优势、合理规划各个区域功能,使湖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能够充分的发挥。多打造类似于东洞庭湖国际观鸟节、南湖公园国际龙舟赛场观赏区、常德桃花源、夹山国家森林公园、花溪国家森林公园等具有独特文化价值和高附加值的旅游产品。此外,成立新的产业园区也是转变发展思路之举,比如城陵矶临港新区的成立就是被赋予了“岳阳经济新的增长极和长江中游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的发展使命。同时在建立新的产业园区的同时应该避免湖区同质竞争的情况出现,各区域应该通力合作,打造别具一格的生态产业集群,为湖区经济增长增添新的动力。

3相关政策支持

3.1财政政策

(1)各地州市政府应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并在一定时期内对生态产业企业可以减征或免征增值税,对企业新开发的“绿色产品”也可以缓征所得税;(2)在生态产业的成长初期,特别是因新产品的研发而出现暂时性的亏损,或新产品为打入国家市场而出现的暂时亏损予以财政补贴;(3)加大政府采购中“绿色产品”的比重,通过政府购买生产乘数效应拉动生态产业的发展;(4)通过特别折旧方法对生态产业的技术装备实行加速折旧,促进其现代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5)政府对“生态BOT”项目予以优先考虑,利用外资改善生态,发展生态产业。

3.2金融政策

(1)是通过商业银行和专业投资银行为生态产业的有关发展项目进行融资,对其贷款实行政策担保、贴息、延期还款等优惠政策;(2)是鼓励生态产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或债券直接融资,包括在境外上市融资;(3)是通过吸收外资,促进以出口为导向的生态产业企业的发展,并为其外向型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4)是强化“绿色金融”理念,大力发展“绿色消费”信贷,鼓励信用消费生态产业生产的“绿色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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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集群生态经济 第7篇

关键词：产业集群,沈阳经济区,城市首位度

一、城市首位度的概念

城市首位度这一概念是由杰斐逊 (Jefferson, 1939) 在对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的研究中提出的。其中同时提出了城市首位法则的概念, 即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 (区域内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 总要比该国家的第二位城市大很多。近几年, 经济和文化领域普遍使用了首位城市的概念。首位度, 即一国或地区最大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的比值, 已成为衡量城市规模分布状况的一种常用指标。首位度大的城市规模分布, 称为首位分布。

对于一个区域而言, 城市首位度越高, 说明首位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越处于控制与主导地位。如果区域的城市首位度低, 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 该区域体系经过长期发展, 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 各城市发展比较协调, 或达到城市群一体化的程度, 此时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发展的规模差异不大;另一种情况是, 区域的首位城市发展不足, 使首位城市与第二位的城市在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等方面相差不大, 此时, 首位城市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引领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对于城市首位度的最优范围, 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 多数认可的观点是城市首位度指数达到2以上才可被描述为是首位城市, 首位度大于2又小于4的属中度首位分布, 大于4的属高度首位分布。

二、研究方法与范围

杰斐逊提出的首位度计算方法:式中, S为首位度, P1、P2分别为最大城市和第二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根据我国城市人口统计方法, 人口规模一般采用市区非农业人口数。此外, 还有另一种指标方法, 即四城市或十一城市指数:

四城市指数:

其中, P1、P2、P3、……P11是指按照人口数自大而小排列的第n位次城镇的人口数量。

城市首位度主要是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 但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已经从原来就国家范围、以人口规模比较 (人口首位度) 为主, 逐步引入到区域发展领域、以经济等指标进行比较。例如, 有研究者提出了经济首位度、产业首位度、科技首位度、人才首位度、文化首位度以及城市综合首位度等概念。

三、沈阳经济区城市首位度的计算

沈阳经济区由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和阜新8个城市构成, 从城市人口规模、经济总量看, 首位城市为沈阳, 第二位城市为鞍山。本文选用了主要经济社会指标, 对沈阳经济区进行人口首位度、地区生产总值首位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首位度等指标分析, 还选取了产业集群主要发展指标进行首位度分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2012年的辽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的《全省重点产业集群统计专报》、辽宁省产业集群网络动态运行监测系统的相关统计数据, 以及辽宁省统计局的《辽宁统计年鉴》。

根据相关指标数据, 计算出沈阳经济区2011年、2012年各项指标的城市首位度指数, 其结果见下表。

其中, 根据具体统计数据的不同, 确定2011年、2012年产业集群销售收入首位度及产业集群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首位度的指标第二位城市为盘锦市, 其余指数第二位城市为鞍山市。

四、结论

从表中可以看出, 沈阳经济区城市首位度有以下三个特点。

1.从总体来看, 沈阳经济区城市首位度属中度首位分布, 但从产业集群相关指数来看, 各首位度呈现较高的首位分布。其中, 产业集群销售收入首位度、销售收入超百亿产业集群数量首位度在2011年度属高度首位分布, 从趋势来看, 两项首位度指标2012年度有所下降。这说明沈阳经济区各城市产业集群发展势头强劲, 已呈现出集群式发展态势。

2.产业集群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首位度从2011年度到2012年度有所增长, 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首位度变化趋势相近;但产业集群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首位度与其他首位度指标相比, 呈中度或低度首位分布, 这与辽宁全省投资增幅均衡发展的现状相符。

3.产业集群的三项首位度指标发展变化幅度较大, 而人口首位度、地区生产总值首位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首位度、工业总产值首位度等指标变化较小, 说明各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很不均衡, 大多数产业集群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易受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影响制约发展。

城市集群生态经济 第8篇

关键词：空间集群,空间相关性,区域增长差异,空间计量模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城市发展形成的一体化区域正成为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经济不断向城市集聚,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使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从而带动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建国60多年来,我国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7.3%提高到2009年的46.59%。城市发展布局和结构日趋合理,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著。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城市经济辐射面增强,城市的中心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城市布局开始由单一中心向多元中心转变,一些城市发展相对集中的城市群、都市圈逐渐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以城市区域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也日趋明显,2008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地级及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包括市辖县)106242.6亿元,占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包括市辖县)的33%(国家统计局,2009)。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63029、73124、81233、89814、67591元,而甘肃定西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仅为3602元,不足上述5市均值的1/20。那么,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增长快慢的因素究竟有哪些?为什么会出现区域经济差异?自亚当·斯密开始,各国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寻找着问题的答案。而国内外实践均表明,城市化、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此,有必要以城市作为区域分析单元研究区域增长差异问题,说明和检验城市一体化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空间因素的作用,从而找出区域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

1 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差异问题一直是地理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政府等社会各界所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初以来,有关研究就层出不穷,这些研究主要强调生产要素的差异,认为落后地区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或者技术水平要低于发达地区。20世纪60年代,随着Ramsey(1928)、Solow(1956)、Swan(1956)、Cass(1965)和Koopmans(1965)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构建,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运用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区域增长差异。该理论强调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并给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收敛性。Lucas(1988)、Rebelo(1991)等将新古典模型中的资本概念从物质资本扩展到人力资本,并强调了教育、经验和健康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随后发展较快的内生增长理论致力于为长期增长提供解释,对技术进步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对内生增长理论作出贡献最大的是Romor(1987,1990),他在增长框架中加入了R&D活动,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R&D活动,并通过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获得报酬。以上理论大都强调供给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及其存在的原因,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因此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主要是从现有资源的稀缺性角度指出均衡增长的不可行性,强调应重点发展重点地区和重点部门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佩鲁的增长极理论(1955)、赫希曼的非均衡增长理论(1958)、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论(1966)。缪尔达尔(1957)则采用其著名的累积循环因果论分析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在这些不同理论的基础上,各学派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来为其理论提供依据。Borts和Stein(1964)率先利用区域数据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但检验结果并没有为资本和劳动在低工资区域和高工资区域之间双向流动这一预测提供经验证据。Barro(1991)通过跨国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考察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他所识别出来对增长有利的主要因素有高水平的教育程度、良好的健康状况、低水平的人口出生率、低水平的政府福利支出、法制以及有利的贸易条件、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率等。Cheshire和Carbonaro(1996)对欧盟主要城市之间人均GDP的增长差异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考虑了产业结构、区位因素(所在国家)、市场潜力、集聚经济和不经济、技术创新、来自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等多方面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响欧盟主要城市人均GDP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是区域所在国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区位因素)、相邻区域的增长(反映来自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区域人口规模(反映市场潜力)、研发机构的人均数量(反映技术创新)。这些结果表明增长是累积性的,且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增长的过程可能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差距问题的日渐突出,国内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极大地关注。国内的文献大部分围绕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展开,仅有一部分学者对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进行了研究。此外在实证研究方面,多数是基于省域、东中西三大地带或是经济地带的划分进行的,而以城市为单元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实证文献相对较少。武剑(2002)认为国内投资的区域差距,特别是在投资效率上的显著差别,是造成区域经济差距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是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认为发展战略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中西部省区市的发展战略较之东部省区而言,更加接近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这是区域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认为经济开放程度和地方市场规模显著地影响了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李培(2007)采用因子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认为2000年以来影响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因子强度依次为:地理位置、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和要素投入等。张鹏飞、陈斌开(2007)利用世界100个主要城市2003年的数据,通过新古典增长核算方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得到的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城市产出增长的79.8%,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洪涛、于明超(2009)利用我国1997年、2003年、2006年3个年份的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分析了专业化对城市间经济收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初始专业化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城市间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因素。徐盈之、朱依曦、孙剑(2010)利用我国31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考察了省域间知识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省域间存在知识溢出,且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上述文献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他们的分析方法和结果侧重于对区域经济或城市经济增长相关因素的描述上,并没有深入探讨城市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结果的政策含义相对薄弱。此外,这些文献大多是以传统经济区划单元为研究对象,样本数据来源相对较少且比较单一,普适性和导向性相对较弱。基于这个考虑,本文试图利用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在内生增长理论和累积因果循环理论的基础上,探寻导致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出现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对现有文献形成有益的补充和深化。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具有以下3个特点:(1)克服新古典增长模型仅强调供给方面的因素这一缺陷,加入了可能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需求方面的因素,进而验证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是否存在。(2)基于城市的视角考察区域增长差异的问题,本文以城市为研究单元,但并非单纯考察城市经济增长本身,而是重点分析由城市发展形成的一体化区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是否存在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和集聚效应,其内在过程和动力机制是什么。(3)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定量分析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避免了经典回归方法可能存在的模型设定不准确的问题。

2 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受Cheshire和Carbonaro(1996)一文的启发,同时借鉴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确定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包括:产业结构、区位因素、区域政策、聚集经济与不经济、来自技术创新的内生增长以及来自于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来自技术创新的内生增长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从供给角度来考虑的,聚集经济与不经济则是以累积因果循环理论为基础着重考虑需求方面的影响,综合这两个方面,辅之以政策、区位等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和说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和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2.1 模型建立及变量选取

本文拟建立的计量模型如下:

式中,Y表示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

Z表示产业结构的年平均变化值,计算公式为其中,xi1表示考察期末年各产业从业人员比重,xi0表示初始年份各产业从业人员比重,i=1、2、3分别代表第一、二、三产业,t为考察期的时间跨度。

P反映市场潜力,用初始年份各城市的年平均人口数代表。

M反映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用初始年份各城市的人口密度来体现。

R衡量内生技术进步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Cheshire和Carbonaro(1996)用研发机构的人均数量来体现,本文拟用每万人中“科研及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来表示。

﹒YP反映区位因素的影响。由于Cheshire和Carbonaro(1996)所选取的118个城市来自欧盟内部不同的国家,而每个国家经济增长快慢不一,因此他们用每个城市所在国的经济增长率来体现国家因素的影响。本文用各城市所属省份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来体现区位因素的影响。

D为虚拟变量,用来衡量区域政策的影响。我们将对外开放城市赋值为1,其他城市赋值为0。由于该变量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分析政策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因此这里的“对外开放城市”以享有较为明显的优惠政策和扶持力度为标准,包括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边经济合作区以及开放的内陆省会城市。

μ为随机误差项。

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为实证检验可能导致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出现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数据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选择的样本期间为1988~2008年。所用到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9~2009)、《中国统计年鉴》(1989~2009)以及《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本文所涉及的全部城市统计资料,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同时西藏和新疆各城市也未被列入研究范围(1)。

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2008年我国的城市个数已达到655个。为使本文的分析结论更可靠,我们仅从中选择了那些相对来讲城市化水平较高、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地级以上城市构成本文的研究对象,选择的依据是1999年全市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25%,原因是这一指标基本可以反映该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据此共筛选得到126个城市。此外,由于时间跨度为1988~2008年,在此期间城市的行政区划以及指标的统计范围、口径均有变动,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口径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剔除了一部分规模较小(总人口小于20万)以及数据缺失的城市,最终确定了本文所研究的120个城市。

对于被解释变量“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以及解释变量“各城市所在省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取1988~2008年各城市或各省份人均GDP增长率的几何平均数,其中2008年各城市人均GDP数据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直接获取,其他年份的人均GDP数据由地区生产总值除以年平均人口数计算得到,此外,各年人均GDP数据均根据相应年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以1980年为基期)。

在技术研发水平变量的选取上,由于各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没有给出统一标准的变量,只有1998~2003年给出了统一口径的“科研及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这一指标,从2004年开始这一指标变成了“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数”,出于口径一致的考虑,我们选取1998~2003年城市统计年鉴中给出的1997~2002年的“科研及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除以这些年份的年平均人口,得到各年份每万人中科研及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最后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衡量各城市技术研发水平的变量。

其他变量的数据加工比较简单,这里不再一一说明。

2.3 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上的变量没有考虑到区域之间的空间联系和溢出效应,本文拟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弥补这一缺陷。空间计量学是研究由空间引起的各种特性的一系列方法。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原理,本文进行增长差异的空间计量分析的思路是:首先采用Moran指数法检验被解释变量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或集聚现象,如果存在,则需要在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支持下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空间计量分析。

2.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检验区域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存在与否,一般使用由Moran(1950)提出的空间相关指数Morans I,计算公式为:

式中Yi为第i地区的观测值,n为地区总数。Wij为二进制的邻接空间权值,表示其中的任一元素采用邻接标准或距离标准,其目的是定义空间对象的相互邻接关系。一般邻接标准为两个地区相邻取值为1,否则为0。Morans I取值范围为-1≤I≤1。若各地区间经济行为为空间正相关,则I值较大,否则I值较小甚至为负。

本文首先采用一阶ROOK空间矩阵对选取的120个城市的被解释变量数据做全域空间相关检验,分析其是否在地理空间上有相关性。检验结果得到被解释变量Y的Morans I值为0.3645,P值为0.001。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我国各城市人均GDP增长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各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增长率在空间上呈现出一种集聚现象,也就是说,具有高(低)增长率的城市与其他具有高(低)增长率的城市在空间位置的分布上相互邻近。

通过绘制Morans I散点图,可将各个城市的空间分布按其经济增长快慢分为4种集聚模式,如图1所示。图1的右上方为第一象限,表示高增长率的地区被高增长率的其他地区所包围;左上方为第二象限,表示低增长率的地区被高增长率的其他地区所包围;左下方为第三象限,表示低增长率的地区被低增长率的其他地区所包围;右下方为第四象限,表示高增长率的地区被低增长率的其他地区所包围。图中大部分点落在第一、三象限,即具有较高人均GDP增长率的城市相对地趋于和其他具有较高人均GDP增长率的城市相靠近,这些城市中有北京、天津、唐山、上海、南京、苏州等;具有较低人均GDP增长率的城市相对地趋于和其他具有较低人均GDP增长率的城市相邻,这些城市大多分布在中原和西部部分地区。因此,从Morans I散点图中也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存在地区之间的相关性,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是适当的。

2.3.2 空间计量模型的建立

以上的空间相关性分析证明了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需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但是,究竟应该采用何种空间计量模型,还需要检验。为此,首先对模型进行OLS估计,然后通过比较LM(lag)与LM(error)、Robust LM(lag)与Robust LM(error)的值,决定是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还是空间误差模型(SEM)。采用OLS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方程整体上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F统计值为9.35014,对应的P值为2.55×10-8),产业结构变动、反映政策因素的虚拟变量以及所属省份的增长率这3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技术研发水平变量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但是,模型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仅为0.466,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由于没有考虑空间相关性导致的,可见OLS估计存在模型设定不恰当的问题。根据表1中的拉格朗日乘子及其稳健性检验,LM(error)、Robust LM(error)较之LM(lag)、Robust LM(lag)均更为显著,可以判定空间误差模型(SEM)比空间滞后模型(SLM)更适合。空间误差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式中,ζ为随机误差项向量;参数λ为空间误差系数,衡量了样本观测值中的空间依赖作用;ε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参数β反映了解释变量X对被解释变量Y的影响。

通过GeoDa 0.9.5-i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ML)估计空间误差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比较表1和表2的结果可以发现,SEM模型中反映空间相关性的参数λ非常显著,同时SEM模型调整后的可决定系数R2相对于OLS模型有显著提高,而模型的标准误差、AIC、SC值则相对于OLS模型均有所变小,也即空间误差相关的引入提高了模型估计的有效性。由此可见,在区域问题的实证研究中,若不考虑空间相关性,直接采用OLS法估计经典线性回归模型,是不恰当的。这也验证了这样的观点:任何地区之间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没有关系。由于以往的研究大多假定地区之间相互独立并采用OLS法进行估计,其实证分析结果及推论极有可能是不可靠的,需要通过引入空间相关性对经典的回归模型进行修正。

从表2给出的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变动、所在省份的增长率、反映政策因素的虚拟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即这3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同时从符号上来看,其回归系数均为正,这说明,一个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越快,所处的区域增长的越快,享受的政策扶持力度越大,该城市的经济增长就越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SEM模型结果显示科研人员的数量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为0.579898,且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并不显著;而OLS回归结果显示这一系数为0.701222,且其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换句话说,不考虑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时,技术研发水平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考虑到地区间的空间相关性后,影响作用减弱且显著性有所下降。这说明,技术研发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城市之间存在溢出效应,这种溢出使相邻的城市从中获益,同时削弱了新技术知识发源地从技术创新中获得的好处。

人口规模、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尚不显著,说明本城市的市场规模、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不显著。这说明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聚集经济或不经济,累积因果循环效应并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城市布局不合理,东西部城市差异过大导致的。

3 实证分析结果的经济学解释及政策含义

上文借助空间计量方法,在考虑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技术、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基础上,从城市的视角考察了需求方面的要素以及区位因素、政策因素等对经济的潜在贡献。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快速增长的区域彼此存在着空间集群,同时城市区域的经济增长未表现出明显的累积性。产业结构的变动、每万人中科研及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所属省份的增长率与人均GDP的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地区之间的溢出作用会使技术研发水平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此外,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明显,享受政策优惠和扶持的地区比其他地区的增长明显要快。基于以上得到的基本结论,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其内在的动因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3.1 我国的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集群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的建立,本文证明了我国以城市为单元的区域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集群,即具有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城市趋向于被其他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所包围,而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城市则与那些经济增长相对较慢的城市距离较近。同时实证结果显示,各城市所在省的增长率与该城市的增长率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相对于那些位于增长缓慢的省份的城市来说,位于快速增长的省份中的城市很可能会从更加有利的区位获益。这与我国的现实状况是相符的,我国的东部沿海省份,如浙江、广东、江苏等的大部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并且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等都市圈或都市带;而西部内陆省份,如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均缺乏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大都市。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发挥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高的优势,将大城市做大、做强,培育更多的城市群、都市圈和经济带,充分发挥城市集聚的空间整合能力,将发展的重点由规模的扩大、总量的扩大转向效率的提高、机制的完善,使其成为我国高端产业、技术产业的核心,更好地带动落后城市和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淡化行政区域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打破部门、地域的界限,加强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地区间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3.2 累积因果循环效应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不显著

“人口规模”主要是反映市场规模的大小,“人口密度”可以用来说明一个地区是否存在集聚经济或不经济,这两个变量均可反映累积因果循环效应存在与否。若市场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城市经济增长越快,则表明较大的区域趋向于比较小的区域增长得更快,且可能会从集聚经济中获益,即存在正向的累积因果循环效应;反之,则说明由集聚产生的拥挤成本导致了负外部性的产生。上文的空间误差模型结果显示,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尚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城市规模的大小对其经济的增长仅表现出微弱的负效应,人口密度与其经济增长也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或负向关系,我国的城市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经济或不经济,即累积因果循环效应不明显。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本文的实证分析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88~2008年,时间跨度较长,期间国家区域政策变动较大,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实证分析的结论,政策因素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累积因果循环效应的作用机制。(2)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和商品等可以在国内不同地区和城市自由流动,这削弱了本地区市场规模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3)我国的城市布局不合理,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人口规模普遍偏大,而内陆特别是西部城市则偏小,且经济发展差异极大。一方面,东部经济发达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已经显现出了人口的饱和,其拥挤成本最终导致聚集的不经济;另一方面,西部城市由于区位环境、资源禀赋、制度沿革等因素,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人力资本匮乏,一旦国家在资金、人才、技术上给予政策支持和引导,则这些城市很容易显现出规模经济现象。因此,可能正是由于这两种相反效应的同时存在以及相互作用使得模型出现了这样的结果。这启示我们,政府应当运用财政、金融、市场多种手段引导各种要素的流向,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其对资金、人才、技术的吸引力,使其规模效应充分地发挥出来;同时要优化城市布局,使发达城市聚集不经济的问题得以缓解,同时又能使落后的城市和地区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最终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3.3 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能够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上文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证明,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越快,人均GDP增长就越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和要求,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经济并存的经济体,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和升级是克服我国粗放式增长瓶颈的必然途径,如果产业结构演进受阻,则增长方式转换也将受阻。因此,一方面,要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大力发展各种要素市场。要素市场的成熟、微观基础的健全,能够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创造条件,实践证明,市场化程度高的城市和地区,其产业结构调整往往进行的比较顺利,经济增长也较快;另一方面,应当强化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其产业研究和政策规划的作用,处理好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定位、发展策略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优化资源在各产业部门的配置,使产业结构能够依据当地经济总量的发展水平做适量调整,以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

3.4 技术的内生增长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区域之间的溢出效应削弱了这种作用

根据OLS回归结果,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这意味着,在不考虑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时,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研发活动较多的区域将从知识创新中获益。而事实上,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知识产权的保护往往是暂时性的,技术的转移会使相互邻近的区域从中获益。我们的空间计量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技术知识在区域之间确实存在溢出效应,这种效应虽然削弱了新技术知识发源地从技术创新中获得的好处,但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增长差异,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一实证分析结论启示我们,不论是技术先进的发达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地区,都应提高自身的技术研发水平,因为自主创新总是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其次,各地区还应该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区域之间的交通网络建设,提高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以便充分利用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的技术溢出。这一点对于技术比较落后、研发能力比较弱的城市区域尤为重要,因为通过加强同邻近地区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借助邻近区域的溢出效应,可以逐渐缩小与发达城市的差距。

3.4 区域发展战略的制订和实施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反映政策因素的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1.097337,且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说明享有国家优惠政策的地区比其他地区的增长率平均高出约1.1个百分点,反映出政策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制定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策,同时要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此外,中央政府应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来调节地方政府支出,加强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欠发达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同时为其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4 结语

本文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我国以城市为单元的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空间集群现象,且相邻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增长的溢出效应,同时整体上来看我国的城市经济增长未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经济或不经济。同时,本文的实证分析还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能够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这一结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一致。此外,政策因素是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在区域的范围内完善市场机制,加强城市之间的产业协作与技术交流,加大政策对落后城市和地区的倾斜力度,是缩小地区差距、协调区域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

生态经济、生态农业与生态城市 第9篇

一、生态经济或循环经济

生态经济问题由来已久,但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近百年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人类所拥有的能够对自然界发生影响的手段越来越强化,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越来越突出,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生态系统是由生物因素与非生物因素组成的。在没有人类介入与干预的情况下,这个生态系统称为自然生态系统。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形成了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各种生物长时间对环境的适应,与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对环境适应的时间越长,生物的自动调节能力越强,因而形成的平衡状态越稳定。而自从有了人类之后,人类的活动(主要是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强烈的影响。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向自然界索取各种物质,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自然生态系统就和人工生态系统交织在一起。人工生态系统包括人类活动、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三个方面。以人类为主体的生态与人类经济活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人类为主体的生态与人类经济活动的同一性,集中表现在两者都是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以人类为主体的生态,是作为生物的人和环境(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则是从人的劳动的角度来看待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

这就说明了,经济和生态这两者所涉及的主客体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后者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前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问题罢了。而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生态经济理论。生态经济理论的确立,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只是就物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本身的消长关系来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倾向,正确地揭示了必须把人类的经济活动放在生态系统的范围内来考察,并赋予人类经济活动以新的社会价值标准。随着生态经济理论的形成,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生产领域,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是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变换,就是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之间的物质变换。既然经济与生态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考察经济效益就必须同时考察生态效益。人类的劳动过程必然同时对组成生态系统的生物因素与非生物因素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称为生态效益。如果投入一定量劳动给生态系统的影响,有利于保护生态系统各部分的功能,使其处于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状态之中,其生态效益就是好;反之,生态效益就是差。当人类进入了现代社会,由于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资源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供求关系日益紧张,资源和能源价格迅猛上涨,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化与自然生态负荷之间的矛盾随之白热化。这就要求人们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的研究,注意保持经济生态系统的平衡。

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同一内涵的不同表达。在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充分考虑生态成本与环境成本,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利用可循环的再生资源代替不可再生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的排放,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周而复始地循环使用资源,努力使生产的发展建立在自然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循环经济是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扬弃。传统经济发展理念是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循环经济发展理念是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传统经济发展理念是无视自然资源承受能力,注重经济数量的增长,循环经济发展理念是尊重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和国民社会福利的改善等等。

二、生态农业或循环农业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农业生产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最为密切。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以及其他部门生产不同,即它不仅以一定的生态系统作为环境,而且还以一定的生态系统作为生产资料。这一定的生态系统本身,就是农业生产这个复合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农业生产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农业的经济再生产是与自然再生产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在生态与经济的相互渗透过程中,农业生态与农业经济的相互渗透更直接、更明显。农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即人是农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者,发挥着主导作用。如果说,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基本上是封闭式的,并且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那么,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则是半开放式的或开放式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弱。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因子都是同等重要的,如果片面地强化某一个因子,削弱另一个因子,都会影响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为了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客观上要求必须有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输出,与其相适应的,还必须有大量物质与能量从系统外输入。只有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输入与输出相对平衡,即保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平衡,才能取得最大经济效益。

农业生态系统作为一个非封闭的、开放式的系统,其物质流与能量流均是按照一定次序流通和循环的,因此,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首先要了解农业生产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流向顺序,才能决定先抓什么,后抓什么,以利于建设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实现高产、优质、低耗的理想目标。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绿色植物是初始能源的生产者,又称是第一性生产,只有首先抓好第一性生产,即植物性生产,才有可能发展第二性生产,即动物性生产。同时,人类所需要的农产品,很大一部分来自大田作物,这就决定了农田生态系统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主体。在农田生态系统建设上,当前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土地贫瘠化,土壤有机质含量不断下降。为了不断提高土壤肥力,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作物光能转化率,就必须千方百计增加有机质肥料。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有机质含量丰富的土壤,不仅可以为作物的生长发育提供所需要的营养元素,还有利于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形成适宜的土壤团粒结构,增强土壤保水、保肥、保温能力,以及缓冲土壤酸碱变化,是形成土壤肥力的最重要的基础。我国千百年来,几乎所有农家都有圈养家畜家禽的习惯,家畜家禽的粪便加上人的粪便,以及各种沤肥,便是最有效的有机质肥料。由于有机质肥料是来源于生物群体,我们称为可再生资源,从长时期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施用有机质肥料还不会产生污染、公害等负面效应。

早在古代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在实践中就积累了关于经济与生态相互关系的感性知识。例如对经济环境的分析,强调天时、地利、人和。将天、地、人作为一个整体,这就是天、地、人合一的朴素生态观。为了把这一生态观具体化,还提出了人尽其能、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从而把人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指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顺天时,量地利,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按生态规律办事;任情,就是一厢情愿,返(反)道,就是违背客观规律,其后果是“劳而无获。”宋代陈敷“农书”,从朴素的生态经济观点,提出土壤肥力可以保持旺而不衰的论断,奠定了我国古代“地力常新壮”的理论基础。与此相联系,还提出“用粪得理”、“用粪如用药”的合理施肥思想,并总结了杂肥沤制、饼肥发酵、烧制火粪等一系列积制肥料,提高肥效的方法,为发展我国肥料科学、提高上壤有机质、防止土壤生态恶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历史上的桑基渔塘的人工生态系统,更是走在世界各国之前列。早在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和珠江三角洲等一些人口集聚的地区,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开始形成了一种粮、桑、鱼综合经营的方式。这种经营方式的基本内容是:“将洼地挖深,泥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畜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由于这种经营方式能使当地的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又能使动物与植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经常处于一个有机的循环过程中,使农业的生态保持平衡,因而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良好效果。农民流传一句谚语:“蚕好鱼肥桑当地茂盛,塘肥桑壮茧结实”。形象地反映了桑基鱼塘生态系统的优势。

根据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规律,要从农业生态系统中取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就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投入。但是,单纯依靠农业生态系统内部所能提供的有机质肥料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农业生态系统各种生物群体之间以及它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循环,是非封闭性的,有一部分是要输出到外部的,有一部分是会被损耗掉的,因而是不可能全部归还土壤的,全部被作物所吸收的。因此,要扩大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换,为大幅度提高土地生产率创造条件,就必须在充分利用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有机物质与能量的同时,从农业生态系统外部输入必要的物质与能量。但是,无机质肥料是一种非再生资源,不仅要受地下矿产资源的制约,还要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况且,一切无机物质与能量都是通过人工合成的,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能源和设备,势必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成本。此外,大量施用无机质化学肥料,还很容易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土壤肥力衰退,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宏观经济生态效益出发,坚持以输入有机物质与能量为主,无机物质能量为辅的原则,并注意发挥无机换有机、无机促有机的能动作用,才能使作物生产向着低耗、优质、高产的理想目标前进。我国当前农业生态系统不平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一方面为了补充农业生产过程中带走的大量物质与能量,日益增施愈来愈多的化学无机肥料,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迅速提高,导致大量作物秸秆、人畜粪便没有返回土壤,土壤有机质严重缺乏。这是一个普遍存在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近年来刚刚提出的如何发展循环农业经济问题。

三、生态城市或循环城市

城市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城市生态系统对其他生态系统的依赖性很强。这具体表现在,城市居民所需的食物要由农业生态系统的农园、果园、畜牧、湖泊、海洋等提供;城市工业所需的原料、能源,绝大部分要从城市生态系统以外的自然界采掘。城市生态系统对外部系统的巨大依赖性,还表现在物资在地区上的分配,特别是在城市与农村间的运输,体现着流通过程的交换关系,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从生态经济角度看,城市的中心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具体表现在,自然界大量物质资源以其原始形态或初级加工形态进入城市系统,城市特别是工业城市,像一座巨大的加工厂,对自然物质进行大规模变换,以新形态物质资源输出,推动着、控制着其他系统,体现了生态意义上的巨大作用。城市在生态系统中的中心作用,表现在经济上则是城市具有很高的生产力,能把外部系统输入的自然资源,在满足人们各种需要形式上,转化为千千万万种产品。城市系统内部的现代设备、先进工艺、高超技能在进行这一物质形态转化的同时,也创造大量的社会价值,生产庞大的社会财富,从本系统向系统外输出,以支援、改善和发展其他地区。它们或以税收形式上缴国家,或以生产日用品满足各地人民享用,或以工具、材料等形式供给其他城镇及农村之需,或以物资出口换取外汇,抵偿外贸逆差等等。当然,伴随城市工业化和人口的集中,如果不加以控制与治理,城市的环境污染也可能加重,其发展的结果,不仅使城市生态环境恶化,还会扩散到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既向其他生态系统提供所需要的物质,也向其他生态系统输送污染物。

城市生态系统和其他生态系统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对木材、粮食、油料、棉花、畜产品、渔产品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这就必然会越来越加重对农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和渔业生态系统的压力。如果不顾各种农业生态系统的自然再生产能力,而只考虑工业化、城市化的需求,就有可能造成农业生态系统的过度利用,使这些生态系统所固有的调节机制受到破坏,其生态平衡也随之受到破坏。与此同时,现代工业为农业扩大再生产提供越来越多的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等,这些物质如果生产的品种合理,使用得当,就能对建立合理农业生态经济结构和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果生产的品种不合理,或使用不得当,就会对建立合理农业生产结构起着破坏性的作用。例如,导致土壤板结、土壤肥力下降、森林和农作物虫害的天敌被大量杀死;导致灾害严重、农牧渔产品农药残毒超标,使人畜蒙受其害。石油和石油制品的大量投入,还会使有机农业变为“石油农业”等等;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大量“三废”(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流向农业生态系统,也会对建立合理农业生态经济结构、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平衡造成严重的障碍。

面对生态经济系统的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它是在人口与经济快速增长的形势下,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经济理论的原理,在经济社会与环境资源之间寻求合理的动态平衡点,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总体目标是:生态环境良好并且不断趋向更高水平的平衡,自然资源得到合理的保护和利用,以生态经济或绿色经济为特色的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产业与经济结构合理,总体竞争力强,现代生态文化基本形成,环境污染得到根本控制,人们生活水平全面进入富裕阶段。生态城市建设主要围绕循环经济、生态产业、环境保护、生态人居和生态文化等方面进行。所谓生态城市,也可以作这样的表述:即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洽,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能最大限度发挥人的创造力、生产力,并促进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和确保城市永续发展的自然与人工环境的复合系统。它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能够兼顾经济高效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型城市是破解我国城市化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①许经勇：“从探索中寻求生态经济学的崛起”，《当代中国经济理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冯之浚：“我国循环经济生态工业园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