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圈范文

关系圈范文（精选5篇）

关系圈 第1篇

关键词：“形象互动论”,微信,“关系圈”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 通过这两者建构的各种关系统称为微信中的“关系圈”。形象互动理论主要包括符号、互动 (角色扮演) 、自我、情景定义四部分。形象互动论认为, 个体之间的互动绝非是像动物那样简单的根据“刺激——反应”的关系构成 (交换理论便有这种倾向) , 人是有意识、有思想、有情感的。[1]互动理论能很好地阐释微信“关系圈”的各种现象。

一、符号——“关系圈”的组成元素

索绪尔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 用能指和所指分别替代概念和音响形象。[2]而形象互动论更是把符号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人类及其所创造的社会的最本质的特征必须从人使用符号表达彼此、客体、思想以及各种生活体验的特殊能力中才能得以确定”。[1]不管是微信群还是朋友圈, 一般来说人们互动交流的符号有三种, 即文字、表情和语音。文字是最原始的沟通符号, 相较于传统纸质媒体上的文字, 依托于微信这个新兴自媒体平台的文字显然也披上“时髦”的外衣。微信表情是“关系圈”中最活跃的符号, 其发展经历了由原始的静态自带表情到动态图和明星付费表情包的过程。微信表情最显著的功能是活跃微信群的气氛, 缓和尴尬局面或避免隔屏的“口水大战”。但其缺点也显而易见, 即容易掩饰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情绪。语音是三种符号中最有感染力、传播效果最好的符号, 透过语音, 我们能及时获得想要的信息, 同时也能通过说话者的语气大致判断信息的可靠与否和说话者的态度、心情等。总之, 这三种符号各有所长, 是微信“关系圈”中最基本的元素。

二、互动——“关系圈”的关系架构

社会由互动的个体组成, 微信“关系圈”的运转更离不开微友们以各种方式进行互动, 主要有情绪发泄、无目的性的闲聊、有目的性的沟通、信息获取。情绪发泄是一种消极的关系架构, 在朋友圈或微信群中, 某种负面性的情绪发泄在心理暗示机制及感染机制的作用下, 会在较短的时间内以发泄者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波及其他人, 负面的情绪宣泄最不利于“关系圈”中的关系架构。而无目的性的闲聊对于各种关系的促进能起到一定作用, 但由于谈论话题的肤浅性、娱乐性, 因而效果甚微。有目的性的沟通因其目的的明确性, 其往往站在对方的角度, “扮演他人角色”进行各种想象假设, 这种“处心积虑”的想象假设, 往往能够较好地增进彼此的感情。信息获取或分享是架构关系较好的一种方式。在朋友圈里, 思想的分享使彼此的知识增长, 微笑的分享使彼此快乐, 爱心的分享使彼此温暖。朋友圈里的各种分享, 无疑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联系。[3]

三、自我——“关系圈”的内容把关

形象互动论的奠基者之一库利认为, 人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 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 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评价等是反映自己的一面“镜子”, 然后透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4]由此可见, 自我反映个人意识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形成的, 也是社会互动的综合产物。自我在微信“关系圈”中的体现, 即谨小慎微式地发言和评论。每个人都有许多微信群, 如同事群、同学群、亲朋好友群等, 每个人在群里发言之前, 首先要区分群的类型, 其次根据群里的对话者和已有的对话内容, 联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 决定自己该不该发言。若以前自己的发言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 那么他会潜意识地认为自己对群里所有人的印象是消极的, 进而也不会积极地回应他人;若以前自己的发言得到他人不同的回应, 那么他会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全方位的把握和反思, 根据他人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自己, 进而改变在群里的发言态度、方式或内容, 但消极的反思会使自己更加悲观, 继续在群里保持沉默。因此, 与自己互动频繁的人所转发、分享的内容往往会占据每天信息接收总量的大部分。这样看来, 自我在每个人的“关系圈”中担任着内容把关者的重要角色。

四、情境定义——“关系圈”的意义阐释

情境定义由威廉·托马斯提出, 是指对于态度、状况、条件等比较清楚的概念。但这里的态度、状况、条件等可以是客观存在的, 也可以是由人主观想象的。所以, 情景定义是人主观意识的产物, 是人根据生活背景、知识和经验等赋予各种存在或不存在的事物的意义。情景定义对于各种关系的互动也起着微妙的作用。起初, 我们的微信好友人数比较少, 而且关系亲密, 据此, 有学者称微信为“湿环境”。但是随着生活圈和交际范围的扩大, 微信好友剧增, 微信里好友的关系不再那么“湿润”。所以, 当面对微信“关系圈”里形形色色的人时, 要想与对方进行有效的互动, 根据对方的工作、经验、知识水平等对其特殊的情境定义进行预判是非常必要的, 否则就很难理解他人语言中的符号意义, 严重者则会导致微信好友关系的破裂。

五、结语

在了解微信“关系圈”组成符号的基础上, 把握其“关系圈”的架构方式, 灵活运用其“关系圈”的内容把关, 再结合微信“关系圈”的情境定义因事制宜, 维持“关系圈”的良性运转。“关系圈”的良性运转, 既是个人找到归属感的保障, 也为事业的腾飞插上了隐形的翅膀。

参考文献

[1]欧文·戈夫曼 (美)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黄爱华, 冯钢,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3.

[2]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读本[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114-115.

[3]聂磊, 傅翠晓, 程丹.微信朋友圈:社会网络视角下的虚拟社区[J].青年记者, 2013 (05) :73.

中俄关系之贸易圈的出现到解体 第2篇

关键词：中俄；贸易圈

中图分类号：F712 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86-01

一、名称的多样

清代对贸易圈的称呼繁杂不一，一般称为“贸易圈”、“货物圈子”，或者简称为“货圈”。也有沿用恰克图买卖城的名称，称之为“买卖圈子”或者“市圈”的。还有沿用伊犁、塔尔巴哈台旧有贸易亭名称，称之为“贸易亭”、“买卖亭”、或“贸易局厂”的。到二十世纪初，还有称为“租借”的。

二、贸易圈出现

1851年8月，中俄订立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除了喀什噶尔通商外，中方接受了所有要求，共17项。第13条规定：“俄罗斯商人前来贸易，存货、住人必需房屋，即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贸易亭，就近由中国指定一区，令俄罗斯商人自行盖造，以便任人存货。”①俄国依约取得了在伊犁、塔城两地建立贸易圈的权益。也是中俄关系史上性质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②

1852年8月，俄国驻伊犁首任领事扎哈罗夫抵达伊犁，前来修盖贸易圈房屋，要求指拨地址。伊犁将军奕山令属下在惠远城西门外指拨“沙土隙地一段”，周约三里余。扎哈罗夫出县收领地基公文，标明位置丈尺并绘地图，交伊犁将军印房存案。1853年9月，伊犁贸易圈建成。③同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也在城外西北方向指拨周三里地基一段作为贸易圈地址，首任驻塔领事塔塔塔林诺夫监督修盖贸易圈。贸易圈建成后，俄商队纷纷前来贸易。

沙俄在扩大对新疆贸易输出的同时，利用军事手段不断把己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我国西部边疆领土实行蚕食。1855年8月26日夜，又发生了火烧贸易圈事件。沙俄乘机利用火烧贸易圈事件，向清政府勒索在新疆的侵略权益。

1858年7月，俄通知清政府要求恢复贸易圈事件为谈判。8月，清攻府屈于沙俄的压力，签订了关于贸易圈事件的《塔尔巴哈台议定补贴条约》。根据条约，塔城被焚贸易圈由清官方重建。第二年7月，俄驻塔领事斯卡契科夫到任，利用条约中规定的权力，对已建成的贸易圈房屋设施屡次挑剔更改，扩大利益。不仅在圈内修建了一座附设于领事馆的教堂，还比初建时增加了近一倍面积。

伊犁贸易圈在俄商撤走后一直由中方代为看守，第二年秋季伊犁河涨水，将护城堤冲毁，贸易圈后围墙及临河的一些房屋被河水冲塌。1853年11月，扎哈罗夫从塔城回国经过伊犁，乘机要求重拨贸易圈址，以便来年另行建造。1859年11月，扎哈罗夫抵伊犁赴任，于旧贸易圈内修益数间房屋，中间停止，第二年开春，不等断贸易圈开工，俄商已接留而至伊犁，仍居住原贸易圈内，1960年11月，中俄订立了《北京条约》，根摇条约规定，两国开始筹备西疆划界，沙俄企图迫使消政府承认以常驻卡伦为界，吞并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中国领土、无论是另建伊犁贸易圈，还是《北京条约》中规定在喀什噶尔断辟贸易圈的问题都被搁里起来，所以尽褚划拨了断址，俄商在伊犁仍使用着旧贸易圈。

为了配合桌面上的划界谈判，沙俄开始有计划地在中俄交接地段，以武力向中方领土蚕食推进，多次与清政府守卡巡边部队和边疆居民发生冲突，引起了边疆军民的一致愤慨。直到伊犁爆发反清起事，惠远城被毁，贸易圈也随之荒弃、1861年5月以后，塔城贸易圈成为中俄西疆划界谈判的会址，圈内俄商陆续返回国内，到1863年底，圈内已无俄国商人。1865年2月，塔城也爆发了反清起事，贸易圈内剩余的俄国人都撤离回国，西部地区的中俄贸易中断了很长时间。

三、重建

1882年2月，中俄签订了《伊犁条约》。俄国通过条约攫取了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吐鲁番四地重新建立贸易圈的权益。

最先盆建起的是塔城贸易圈。1872年初，伊犁将军荣全带百余名官兵抵达塔城，随后有散处在各地的索伦官兵先后来塔集聚，塔城渐渐恢复了生气遂有俄商闻风前来贸易。1882年驻塔领事巴尔卡申到任，要求以俄商占据的贸易市场及周围作为重新拨划贸易圈的新址。划入贸易圈地的缠回街市，原为塔城中俄商民共同的贸易市场，条约规定：“中国、俄国之人在此街市杂居，仍准其照旧贸易，所给俄人新地，此后中国人民不可盖房。”中俄共有的贸易市场，渐为俄商独霸。此外，因为占据了贸易市场，俄商由客变主，行商变坐贾，以贸易圈为点，将商业网扩大到周围，为沙俄在新疆的扩大经济掠夺提供了便利。

伊犁的俄国贸易重新繁荣在19世纪70年代后。

四、解体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1918年5月，苏俄政府宣布废止帝俄时期所派驻华公使及各地领事。新疆各贸易圈内领事失去了合法地位。1919年7月25日，苏俄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特别提出：“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在十月革命的冲击下，帝俄在新疆的努力彻底垮台了。”1919年以后，虽然有白俄败兵多次越界进入伊、塔两地贸易圈，但新疆地方政府对贸易圈的管理还是在不断加强。苏俄方面在十月革命后即将对外贸易权收归国有。

1920年7月13日，伊犁与苏俄汀立了《伊宁会议定案》（又称《中俄伊犁临时通商章程》），这是中苏之间第一个平等互利的条约。其中规定：“俄国商务兼交涉机关或普通俄民由俄运货来伊或由伊运货回俄，均照新疆纳税章程与中国税关纳税。”1920年10月12日，新疆统一实行征收俄商货物税项，沙俄在新疆享有了七十多年的免税通商特权至此废除。实际到1940年才全部废止。

注释：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年第79页。

②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新疆地方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21页。

③ 厉声：《新疆俄国贸易圈述略》，《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第33页。

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年，第79页.

[2]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3—74页.

[3]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新疆地方史》[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1年.

[4]中国社会杆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43页.

[5]厉声.《新疆俄国租借地研究》[D]，《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6]厉声.《新疆俄国贸易圈述略》[D]，《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第33页.

[7]李磊、田华.《清代新疆与俄国的贸易》[D]，《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一期.

网格圈目数与纱线性能关系的研究 第3篇

关键词：紧密纺,网格圈,综合性能,目数

网格圈是一种直径较小的圈状织物, 网格圈的目数指1cm2中所具有的空隙数, 可由经纬密计算得出。网格圈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实现集聚, 气流通过网格圈中的空隙将纤维集聚收拢在网格圈的表面;二是实现传送的功能, 将集聚收拢后的须条向前输送运送至引纱胶辊, 并在输出后加捻。紧密纺的关键是比环锭纺多了一个集聚区, 而集聚区的关键部件之一就是网格圈, 因此, 网格圈目数对纱线性能有影响, 现就网格圈目数多少对不同线密度纱线性能的影响进行分析。

1 网格圈的使用现状

目前工厂通常是采用同一规格的网格圈生产不同线密度的纱线。显然, 纱线的线密度不同所选用的网格圈也应该有所区别。另外, 从织造的角度来说, 因为网格圈的规格大小一定, 目数大的网格圈就要求织造时经纬密度要高, 这样就给织造增加了难度, 成本亦增加了。考虑不影响纱线质量的情况下, 合理选用不同目数的网格圈是研究的关键。在实际生产中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抓住影响纱线质量的主要因素, 进行合理的选用。在纺制线密度较大的纱线时产生的短绒较多, 容易堵塞网孔;纺制线密度较小的纱线, 尤其是经过精梳的纱线时, 短绒较少, 对网格圈的堵塞已不是主要因素。现从纺织厂的实际出发, 为纺制不同线密度的纱线寻找比较合理的工艺。

2 实验理论依据

根据流体的连续性定理, 以及织物的透气率的知识, 对不同目数网格圈与纱线性能关系进行研究, 流体的连续性定理是当在单位时间内流过管道任一截面的空气质量相等, 即有下列连续性 (质量守恒) 方程成立:

式中:ρ1、ρ2—空气密度;S1、S2—通道截面积;V1、V2—气流速度;Q—空气流量。

由公式可得出结论:管径粗处的气流速度较小, 而管径细处气流速度较大。将网格圈的一个小孔看成一个很小的管道的话, 气流经过目数较大的网格圈要比目数较小的网格圈的流速大, 气流经过目数大网格圈产生的集聚作用较强。

当纺制不同线密度的纱线时, 由于须条在网格圈上的覆盖面积不同, 对气流的集聚作用也应有影响, 纤维须条在网格圈上示意图如图1所示。当纺制线密度较小的纱线时纤维须条较细, 覆盖在负压管吸风槽和网格圈上的面积较小, 影响网格圈的透气性的主要因素是网格圈的目数。当纺制线密度较大的纱线时纤维须条较粗, 覆盖在负压管吸风槽和网格圈上的面积较大, 影响网格圈的透气性的主要因素变为须条的覆盖面积。由织物透气率 (织物的透气率BP是指织物两边维持一定压差P的条件下, 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织物单位面积的空气量) 公式:

式中:QV—t秒内通过织物的空气量;AF—织物参与透气的面积。

织物的透气率BP不变, 而参与透气的面积AF减小, 因此在同一时间内通过织物的空气量减小。单位时间内的空气量QV减小, 根据公式 (1) Q=ρVS空气流速V将降低, 进而影响集聚效果。理论上认为, 在不改变网格圈目数纺制纱线的线密度越大时, 其集聚效果就越差。当纺制线密度较大的纱线时应该选择目数较小透气率较大得网格圈, 可以改善集聚效果。

3 实验部分

实验机型:进行紧密纺改造后的EJM128型环锭细纱机。

3.1 实验方案

选用2000目、3000目和3800目三种目数不同的网格圈, 分别纺制27.8tex、18.2tex、14.6tex、9.7tex和7.3tex五种不同线密度的纱线。纺同一线密度的纱线时其它工艺参数相同。

3.2 纺纱工艺及实验数据分析

3.2.1 纺纱具体工艺参数

纺制不同线密度纱线具体工艺参数如表1所示。

3.2.2 测试条件

强力测试仪:长岭纺电YG063型全自动单纱强力仪。

毛羽测试仪:长岭纺电YG172A型纱线毛羽测试仪。

条干测试仪:长岭纺电YG135G型条干仪。

测试环境:温度 (20±2) °C, 相对湿度 (65±5) %RH, 测试前原料在该条件下平衡24h以上。

3.2.3 实验所测数据结果

不同目数网格圈所纺不同线密度纱线性能测试数据结果表2所示。

3.2.4 实验所测数据结果分析

3.2.4.1 不同线密度纱线的综合性能

从表2中可看出如下几个特点。

当纺制纱线线密度为27.8tex时, 纱线的强力随网格圈目数的增大而降低, 3mm~9mm毛羽在网格圈目数为2000目/cm2的时候较少, 粗、细节和棉结三者之间相差不大, 虽然网格圈目数为2000目/cm2的时候其条干比其他两种目数的网格圈要差, 但综合考虑四者对纱线的影响, 最后认为在纺制27.8tex的纱线时选择目数为2000/cm2的网格圈较有利于纱线性能。

纺制线密度为18.2tex的纱线时, 使用网格圈目数为2000目/cm2的网格圈所测纱线性能除纱线强力略低于3800目/cm2网格圈所纺纱线外, 其余三个指标都优于3000目/cm2和3800目/cm2所纺纱线性能, 因此, 在纺制纱线线密度为18.2tex的纱线应选用2000目/cm2的网格圈。

使用3800目/cm2的网格圈纺线密度为14.6tex的纱线的综合性能优于其他两个网格圈, 因此认为纺制线密度为14.6tex的纱线应选择3800目/cm2的网格圈。

纺制线密度为9.7tex和7.3tex的纱线时, 使用网格圈目数为3800目/cm2的网格圈, 所测纱线性能除纱线强力低于其他目数的网格圈所纺纱线外, 其余三个指标都优于2000目/cm2和3000目/cm2所纺纱线性能, 因此, 在纺制纱线线密度为9.7tex和7.3tex的纱线应选用3800目/cm2的网格圈。

3.2.4.2 网格圈目数对各指标的影响

由表2所测数据可作不同目数网格圈所纺不同线密度纱线对应的四种指标的柱状图, 分别如图2、图3、图4和图5所示。

紧密纱比环锭纱的强力高, 分析图2不难看出, 纺制不同线密度的纱线时, 使用2000目/cm2的网格圈在纺制线密度为9.7tex的纱线时比线密度为14.6tex的纱线要大, 出现了波动。使用3000目/cm2和3800目/cm2的网格圈比较稳定, 而使用3800目/cm2的网格圈其波动范围相对较小。因此从产品的稳定性上来说, 3800目/cm2的网格圈较好。

分析图3知, 考3mm以上毛羽时, 在纺制纺制线密度为14.6tex以下的纱线使用3800目/cm2的网格圈较好, 纺制线密度为18.2tex以上的纱线是使用目数为2000目/cm2的网格圈相对较好。

由图4知, 纺制线密度为14.6tex以下的纱线使用3800目/cm2的网格圈较好, 其次是3000目/cm2的网格圈, 因此可知纺制高线密度纱线的使用3800目/cm2的网格圈可取得较好的条干。

分析图5知, 考虑粗、细节和棉结时, 在纺制线密度为14.6tex以下的纱线使用3800目/cm2的网格圈较好, 纺制线密度为18.2tex以上的纱线是使用目数为3000目/cm2的网格圈相对较好。

4 结语

通过实验证明了, 目数较大的网格圈对于纺制线密度较小的纱线有利, 目数较小的网格圈对于纺制线密度较大的纱线有利。中等线密度的纱线对于目数不同的网格圈有较好的适用性, 纱线的综合性能相差不大, 因此纺制不同线密度的纱线时可以灵活的选用网格圈, 可以节省电耗, 降低成本。

选用网格圈应根据所纺纱线的纱线的线密度来决定, 另外, 所纺纱线的用途不同, 其前述的纱线四个指标的权重亦不同, 应根据纺织厂实际情况来决定网格圈的目数, 以最小的生产成本纺制出最优质的纱线。

参考文献

[1]于伟东.纺织材料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6.329-330.

[2]刘国涛.现代棉纺技术基础[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1999.195-196.

[3]程隆棣, 周志华.紧密纺纱技术与毛羽问题[J].棉纺织技术, 2003, 31 (4) :18-20.

[4]傅婷, 汪军, 林秀吉.集聚纺网格圈的研究现状[J].上海纺织科技, 2005, 33 (8) :1-3.

[5]杨兴, 汪军, 杨建平.紧密纺集聚区须条的运动分析[J].东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3, (10) :1-4.

关系圈 第4篇

2007年12月, 国务院批准武汉1+8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 并赋予武汉城市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权。这一重要战略部署不仅使得武汉及周边10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咸宁、孝感、仙桃、天门、潜江等8个中小城市之间联系更加紧密, 而且也将实现武汉城市圈同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对接, 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布局和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2 武汉城市圈政府竞争的现状

2.1 我国政府竞争存在的必然性

竞争作为一种有目的的行为, 具备两个必要的条件:第1个是共需性, 即竞争者之间对竞争物有共同的需求。在市场经济中取得自己的需要, 是竞争持续存在的源动力;第2个是稀缺性, 即竞争物不能同时满足竞争者的需求, 从而会导致需求和满足之间产生矛盾, 进而产生了竞争。

中国在建国初期, 政治上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 经济上实行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样的体制结构下, 地方政府完全从属于中央政府, 其基本特点是纵向主导、横向阻隔。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利益, 政府与政府之间除了偶尔的公务来往之外, 几乎不存在直接关系, 竞争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为了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以承认和肯定地方利益为特征的分权化改革得以逐步深化。虽然在政治上仍然是中央集权, 但地方政府拥有了部分独立的经济利益, 初步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财力分配的新格局。随着分权的发展, 地方政府所获得的财政激励逐渐增强,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 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 其直接结果就是发展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合作, 从而也产生了竞争。

2.2 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的竞争局面

2.2.1 武汉城市圈单核结构明显

从人口规模上看, 武汉城市圈内现有1个超大城市武汉、1个大城市黄石, 其他均为中小城市, 城市等级规模结构不够合理。从经济规模来看, 如表1所示, 武汉市GDP占武汉城市圈GDP的57.8%, 其余8市均在10%以下;除武汉之外, 其他各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都不足武汉城市圈的12%;武汉市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 更是占到了整个城市圈的71.3%。城市圈中唯有武汉一市人均收入水平超过4500美元, 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而其余8市均人均收入水平低于3000美元, 大部分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资料来源:《湖北省统计年鉴2010》

从以上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 武汉城市圈城市体系断层现象明显, 缺乏中等城市的衔接配套, 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等各种要素不断流向武汉, 形成明显的“虹吸”效应, 形成了“一强多弱、武汉独大”的单核结构。在这种结构模式下, 武汉作为“极核”, 想要取得更大的发展, 必定会与其他地方政府在资源、要素等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同时, 除武汉外的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和武汉来争取发展的机会, 另一方面要和圈内其他地方政府之间在利用外资、资源等方面展开争夺, 竞争局面也就在所难免。

2.2.2 产业结构趋同, 重复建设明显

武汉城市圈是湖北省产业发展最密集、最具活力的地区, 也是连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和西部经济区的中部节点, 是中部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在城市圈范围内, 产业结构除武汉市的“三二一”的结构外, 其余城市均呈现出“二三一”的结构特征 (表2) 。

资料来源:《湖北省统计年鉴2010》

同时, 对各城市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 运用区位商分析方法计算出各城市的比较优势 (表3)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武汉城市圈九个城市中, 大多数城市的优势产业都集中在第一产业上, 仅有武汉、黄石、鄂州、仙桃、潜江在第二产业具有比较优势, 而在第三产业上, 除武汉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外, 其余城市第三产业的区位商都小于1。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武汉城市圈各个城市之间虽然都有各自的主导产业, 但各市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都缺乏特色, 重复建设严重, 工业结构偏重, 生产率较低, 产业关联度低, 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过大, 因此城市圈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局面也就显得尤为突出。

3 城市圈走向竞合的必要性

3.1 竞合的基本理论

竞争合作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的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论, 竞合的目的在于促使管理者同时从竞争和合作两个角度去思考企业竞争。

竞争和合作这两种关系的存在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单纯的竞争和单纯的合作又都有欠缺。传统的竞争强调在利益分配时的“零和游戏”性质, 一个地方政府的得到的利益必然会是其他地方政府所失去的, 这样就会产生强烈的竞争动机, 几乎没有合作的空间。而传统的合作强调的是“正和游戏”性质, 即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合作能够创造额外的价值, 这个价值的分配只有体现不同参与者的个体利益, 才能建立信任关系, 才能使今后的合作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如果在利益分配时不考虑对方的因素, 就会失去合作的互信基础, 从而长期失去创造共同价值的可能。

而在竞合状态下, 不同地方政府间具有“正和而可变的游戏”性质, 即不同地方政府之间通过分工和合作来创造价值, 创造价值的总量与分工和合作的水平直接联系。同时, 在分配利益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之间又表现为明显的竞争关系。在得到合理的利益分配之后, 地方政府之间又希望通过进一步合作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3.2 武汉城市圈政府合作的现实意义

3.2.1 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加快, 这个一体化过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范围不断扩大, 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全球化要求最终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和消除关税壁垒和国别障碍, 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在这样一种大的时代背景之下, 就要求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之间能够加强合作, 而这种合作在城市圈内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 而是需要不断进行摸索和尝试的。同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必定会带来更加激烈的竞争, 而合作和协调又是有效解决恶性竞争, 寻求共赢的最佳方式。

3.2.2 有利于带动湖北经济的发展

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 土地总面积5.81万平方公里, 2009年底总人口达到2999万人, GDP总量8000.41亿元, 三项数据分别占到了湖北省的31.23%、52.43%、61.73%。同时, 武汉城市圈还提供了省内63%的固定资产投资、近55%的地方财政收入、近75%的出口额以及约61%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是湖北产业和经济实力最集中的核心区。加强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有利于促进各地方的协调发展, 加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优化升级, 带动整个湖北省经济的发展。

3.2.3 有利于发挥武汉城市圈的重要战略作用

武汉城市圈具有丰富的综合资源, 矿产丰富, 土地肥沃, 水量充沛, 城市密集, 路网纵横, 宜工宜农宜商。同时, 武汉城市圈位于中部地区的经济腹地, 东承“长三角”, 南连长株潭城市圈和“珠三角”, 北接“京津冀”, 西启“成渝”, 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也是我国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重要纽带。因此, 促进武汉城市圈协调发展, 加快武汉城市圈建设, 有利于发挥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 实现“中部崛起”, 促进长江中游经济区乃至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发展。

3.3 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合作取得的成就

3.3.1 初步构建了政府合作的协调机制

为了加快武汉城市圈发展,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特别是协调武汉城市圈各地方政府开展合作, 湖北省政府于2004年5月成立了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城市圈各成员单位也相应成立了专门的协调机构。同时, 各地方政府签订了如《武汉城市圈教育合作与交流会议制度》、《武汉城市圈科技合作与交流协议书》等相关合作协定, 既巩固了政府合作的成果, 又将促进政府间向纵深方向发展。

3.3.2 合作的初步尝试

(1) 基础设施一体化

构建了“完善七通道、构筑三圈、打造六枢纽、建设一系统”的综合交通体系, 并正在积极实施当中, 特别是武汉市连接城市圈其他8城市的出口高速公路已经全部建成。此外, 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 积极推进通信网络一体化, 并将城市圈电网进行了初步的优化。

(2) 产业发展一体化

从产业的角度观察, 武汉城市圈政府合作形成的过程也是产业空间集聚与扩散的过程。现在的城市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总部经济”与“分厂经济”联动的“双迁模式”, 成为武汉城市圈政府合作的有效形式和继续发展的重要支撑。这种“双迁模式”是打破行政区域束缚、推进城市圈建设的突破口。武汉周边城市一些大企业有意识地将总部或销售总部、研发中心迁往武汉, 而武汉市则有意识地将中心城区的老工业企业迁往远郊区和周边城市, 这种互动模式避免和减少水平竞争带来的恶性竞争, 进而优化了分工与产业结构, 实现了双赢。

(3) 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

在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 共同组建了劳务合作组织, 消除了流动就业壁垒, 规范了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教育文化方面, 优化整合了武汉城市圈内各级各类资源, 建立了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卫生方面, 部分城市签署了医疗合作协议, 相关医学单位也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

(4)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一体化

在湖北省政府向城市圈各市、州、县人民政府及省政府各部门下发的《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中, 对排污权交易、土地占补平衡、水专项债券、资源税、环境税等方面展开了新的探索、新的尝试, 有效地推动了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的建设。

4 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加强合作的建议

虽然武汉城市圈各地方政府在合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目前的合作仅仅只是在起步阶段, 仍然存在着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受现行财政分税制度的制约、受政绩考核制度的误导、合作协调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等一系列问题。因此, 武汉城市圈各地方政府间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加强协调与合作, 共同保证武汉城市圈的快速健康发展。

4.1 树立大区域、大市场的竞合新理念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纪, 全球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就意味着分工、合作和竞争的激烈化。因此, 各地方政府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树立大区域意识。要充分认识到地方经济发展的群体性、互交性和协同性, 自觉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区域经济的竞争与合作。同时, 要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传统发展观念和模式, 树立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观念。要改变城乡分割状态, 消除地域歧视, 大力培养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进一步完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4.2 完善圈内各级各类政府的协调机制

要引导和扶持武汉的发展和主导产业之间的竞争, 增强武汉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从而使武汉在经济增长中起到领头带动作用。各地方政府之间要加强合作, 消除发展壁垒, 并制定有效地、具有可操作性的协调组织形式, 构建政府间的利益协调机构, 制定各地共同遵守的合作公约和相关法律制度, 以强化地方政府调控政策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4.3 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方式

摒弃当前单纯追逐GDP增长的错误做法, 建立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 引导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模式。地方政府必须要紧扣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的主题, 把经济建设成果与社会进步、硬环境的加强与软环境的改善、当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把绿色GDP指标、人类发展指标等以合理的形式纳入到政绩考核体系中来。同时, 要建立并完备科学严格的决策责任追究机制, 做到赏罚分明。并要不断完善地方政府的分税制改革和转移支付制度, 实现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关系的正规化。

4.4 倡导节能减排, 发展循环经济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资源节约意识与环保意识, 普及资源节约的科学认识、形成全民参与、人人节约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 要依靠科技创新, 构建有利于资源节约的技术支撑体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用发展循环经济来统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有效途径。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延长资源型企业的产业链, 在工艺流程设计和重构上下功夫, 节约高效利用资源, 推行清洁生产, 努力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摘要：本文分析了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局面, 指出了目前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严峻形势。因此, 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与协调, 建立合理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实现各城市功能的合理分工, 有利于实现城市圈一体化发展, 对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国家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地方政府,竞争,合作

参考文献

[1]廖泽芳.论我国地方政府的竞合博弈[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7, (1) :23-26

[2]朱文辉.走向竞合——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发展比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3]任勇.地方政府竞争:中国府际关系中的新趋势[J].人文杂志, 2005, (3)

[4]汪伟全, 许源.地方政府合作的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 2005, (5)

关系圈 第5篇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致使城市对于发展空间的争夺态势表现出日益增强的敏感性。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域以区域形式协同发展已成为国际上城市密集地区进行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 而腹地资源更成为中心城市关注的重要方面[1], 引发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

国外学者对中心城市及其腹地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与腹地的关系、中心城市的相互竞争、中心地理论的扩展应用三个方面, 其中中心地理论中针对城市中心性研究的比重最大, 为中心性指数计算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思路[2,8]。国内学者则借鉴断裂点理论、引力模型等数学模型和GIS技术支持下的近似加权Voronoi图等新方法与传统方法相结合, 研究中心城市腹地划分[9,14];在中心城市与腹地关系研究中, 则主要从经济联系、空间要素流动等视角围绕城市经济腹地、城市经济区、城市结节区域等概念进行了测度研究[15,18]。

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到2008年中国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打造“一小时经济圈”计划, 但对都市圈空间特征关注不够, 缺乏对专门地域一小时经济圈内中心城市与腹地关系的定量测度。考虑到我国都市区发育的不成熟性和规划实践中大多数城市都提出了一小时经济圈的制度性特点, 为了便于在相同的空间尺度上进行归纳比较和规避都市区概念的歧义, 本文将都市区的空间范围鉴定在一小时经济圈尺度内, 构建以中心城市中心为原点, 划定以100km为半径的缓冲区, 即100km半径范围内的经济地域系统为一小时经济圈的空间范围。

本文借助城市流强度的衡量体系和经济联系隶属度模型测度了我国东北地区四大核心城市时序变化下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变格局, 以期为我国一小时经济圈内中心城市与腹地关系的测度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2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通过对一小时经济圈概念的界定, 利用Arc GIS软件划定以东北地区四大核心城市为圆心的100km半径的缓冲区。遵循缓冲区内各个独立行政单元面积过半原则, 保证其完整性, 确定东北地区四大核心城市一小时经济圈及其所辖范围 (图1) 。将中心城市限定为四大核心城市的中心城区, 腹地定义为除中心城区以外的其他地域范围。

数理统计数据来源于2006年、2009年和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6年、2009年和2012年的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统计年鉴》以及相关政府公开统计信息。腹地城市与中心城市间距离来源于百度地图两城市间最短公路里程数, 并以全国2005年县级行政单元矢量数据作为研究的配准底图, 截取东北地区以及各省行政区划作为分析区域。

3 研究方法

3.1 城市中心性测度模型:城市流强度模型

城市流强度是指在都市圈城市间的联系中城市外向功能 (集聚与辐射) 所产生的影响量, 它表明了城市与外界联系的数量[19,20], 计算公式为:

式中, Fi为i城市流强度;Ni为i城市功能效益, 用人均从业人员的GDP表示, 反映各城市间单位外向功能量所产生的实际影响;Ei为i城市外向功能量, 以城市某一部门从业人员的区位商测算;Ki为i城市流倾向度, 反映了城市总能量的外向程度。构建城市流强综合指标体系见表1。

3.2 腹地对中心城市关系测度:经济联系隶属度模型

经济联系隶属度模型[15]:

式中, P、V分别表示都市圈中心城市市区总人口 (万人) 、地区总产值 (亿元) ;Pi、Vi分别表示i县 (市) 总人口 (万人) 、地区总产值 (亿元) ;Di表示腹地行政单元政府所在地i距中心城市中心的距离 (两地间最短行车公路里程, km) 。经济联系隶属度模型用以划分都市圈内的腹地层次, 经济联系隶属度变异系数用以计算分析中心城市对外经济联系量变化的区域离散程度。

4 中心城市与腹地关系测度的实证分析

4.1 中心城市城市流强度的测算与分析

长春市区的15个外向功能行业中包括金融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和交通运输业等4个行业区位商小于1, 其余11个行业区位商均大于1, 优于其他3个核心城市;沈阳市区在租赁、批发零售、科学研究、水利、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文化和交通运输等9个行业区位商大于1;大连市区在金融业、房地产业、信息技术、餐饮住宿、水利和制造业等6个行业区位商大于1;哈尔滨在房地产、租赁、批发零售、科学研究、水利、居民服务、教育、交通和制造业等9个行业区位商大于1, 见图2。

从表2可以发现: (1) 大连市、沈阳市、哈尔滨市和长春市的城市流强度依次递减, 大连市的城市流强度最大, 沈阳市次之, 哈尔滨市和长春市的城市流强度基本相当, 且属于同一能量级; (2) 从城市流倾向度标准化值 (K') 来看, 大连对外的综合服务能力最强, 沈阳市、长春市和哈尔滨市依次递减。 (3) 从国民生产总值标准化值 (GDP') 分析, 沈阳的城市总体实力最大, 大连市、哈尔滨市和长春市依次为0.82、0.62和0.56, 哈尔滨市和长春市相对较低。

分析标准化GDP′、K′值:哈尔滨、长春和大连3市都属于综合服务能力高于城市总体实力, 即表示其在区域内城市综合服务能力较高。其中, 哈尔滨市、长春市为省会城市, 显现出综合型城市的特点, 具有区域核心城市的职能。大连市的综合服务能力高于城市总体实力, 这与大连市是我国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出海口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为东北地区的港口门户, 大连市的外来资金促进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发展, 同时其优越的地理区位促使制造业和外贸产业较其他产业发展更具有优势, 具有十分明显的对外服务功能。沈阳市区的城市总体实力高于其综合服务能力, 其城市经济总量远远超出其城市外向功能量, 表明其外向功能量呈现出分散效应, 向周边腹地进行扩散, 与腹地中小企业借用与沈阳大都市邻近的规模效应, 产生经济外部性、技术外部性而得到发展相关。

就专项中心性而言:哈尔滨市区在商贸、服务和交通方面均有体现。其中, 商贸中心性主要以批发和零售业为最强;服务中心性最弱, 且以水利、教育和居民服务业为主导, 表明哈尔滨市现阶段各项中心仍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 具有较强的极化特征。长春市中心城区制造业中心性只有2.048, 与其具有明显优势的汽车、装备制造业实际不符, 这与长春市西南部中心城镇借助邻近长春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而带动装备制造业有关, 表明制造业存在一定分散性和地方经济化[22], 长春市制造业存在扩散现象。同时, 长春市的服务中心性职能逐渐增强, 其余具有外向功能量行业尚处于较低水平, 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 极化特征显著。沈阳市区的服务中心性和交通中心性均很高, 这与沈阳市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服务中心和交通枢纽密切相关, 商贸中心性也有一定体现。沈阳市现阶段的制造业中心性值为零, 表明沈阳市进入产业转型升级阶段, 呈现空间转移态势, 即带动城市发展的重化工业向周边地区转移, 在空间上呈现出扩散的态势。大连市的对外服务能力最强, 表现出商贸、服务、交通和制造业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与其做为东北地区的金融中心、全国旅游名城、东北地区最大出海口和沿海制造业基地相关。四大核心城市中, 哈尔滨市、长春市和沈阳市的制造业中心性下降, 服务业中心性上升, 表明中心城市正在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大连市因其特殊的港口区位, 制造业中心性将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较高水平。

4.2 腹地对中心城市的关系测度与分析

采用经济联系隶属度模型, 选取不同年份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数据, 研究腹地与中心城市间的经济联系量, 确定一小时经济圈内腹地对中心城市的经济隶属关系及其空间格局特征, 并绘制东北地区四大核心城市一小时经济圈中心城市与腹地的空间关系图 (图3) 。

腹地时间序列变化:对经济联系隶属度计算结果整合分析, 并依据腹地与中心城市的依赖程度, 将腹地划分为三类, 分别定义其属于核心层、中间层和边缘层, 见表4。

本文计算得出东北地区四大核心城市一小时经济圈内腹地对中心城市经济联系量和经济联系隶属度, 限于篇幅有限未列入文中。结果显示, 四大核心城市一小时经济圈内中心城市与腹地绝对经济量呈现递增趋势, 表明各中心城市、腹地依托自身条件得以发展。由于各腹地发展状态不同, 与中心城市经济联系隶属关系也呈现变化状态。

哈尔滨市、大连市一小时经济圈内不同年份各腹地对中心城市的经济隶属度呈现波动式增长, 但对中心城市的隶属度比例保持一定。哈尔滨市一小时经济圈中肇东市和双城市为紧密腹地, 宾县为次紧密腹地, 巴彦县与兰西县为松散腹地;大连一小时经济圈内瓦房店市、普兰店市属于紧密型腹地, 长海县属于松散型腹地。长春市一小时经济圈内腹地伊通县和公主岭市的经济联系量与经济联系隶属度均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 其他4县均表现出下降的态势, 其中九台从紧密腹地变成次紧密腹地。长春市一小时经济圈内紧密腹地仅有公主岭市, 这与长春市具有技术外部性的装备制造业、汽车产业向公主岭市部分地区转移有直接关系;农安县、德惠市、九台市和伊通县属于次紧密腹地, 永吉县属于松散型腹地。沈阳市一小时经济圈内灯塔市GDP呈现异军突起之势, 2011年对中心城区的经济联系量达到了174.284, 其对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隶属度跃升至27.180%, 成为沈阳市一小时经济圈的紧密腹地且有长期保持的能力, 这与沈阳市区制造业转移形成的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其周边腹地发展起到的带动作用密切相关。虽然有灯塔市的作用, 导致抚顺市区对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隶属度下降, 但仍然是重要的紧密腹地。新民市、本溪市区和鞍山市区也由次紧密腹地变成为松散腹地, 但仍有成为次紧密腹地的潜力。法库县、辽中县、调兵山市、铁岭市区、铁岭县、抚顺县、黑山县、本溪县、本溪市区、辽阳县、辽阳市区、台安县和鞍山市区等13个行政单元属松散型腹地。

中心城市—腹地空间格局分析:由于经济联系隶属度具有相对性, 不能完全表现一小时经济圈内腹地与中心城市之间的关系。引入腹地能量级Eη概念, 衡量不同腹地的能量级, 确定腹地与中心城市之间的直接关联性以及差距。根据已测得的四大核心城市一小时经济圈内腹地对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量, 确定其等级为5级 (表5) 。

本文利用数据标准差形式, 引入变量系数δ测度了一小时经济圈内区域的离散程度 (表6) , 确定其标doi:10.3969/j.issn.1005-8141.2014.04.023准差为1。若δ>1, 表明区域对外经济联系地域分布不均衡, 空间上呈现出极化特征;若δ=1, 表明区域对外经济联系地域分布绝对均衡, 空间上呈现出均质分布特征;若δ<1, 表明区域对外经济联系地域分布相对均衡。

沈阳市一小时经济圈内经济联系量的均值R从13.847增加到40.073 (表6) , 说明腹地自身经济量增加迅速, 腹地与中心城市间联系紧密, 关联程度高。沈阳市对外经济联系地域离散度δ三年均大于1, 且在2011年达到1.226 (大于标准差1) , 一小时经济圈内腹地空间分布不均衡, 存在极化空间;紧密腹地与松散腹地间能量等级差异性显著 (表6) , 其中紧密腹地抚顺市区、灯塔市 (能量级分别为153.766和174.284) 在空间上与中心城市紧邻, 对中心城市沈阳的经济联系量最大, 隶属度最高, 沈阳市一小时经济圈紧密腹地与中心城区表现出空间高度极化的特征, 一体化趋势显著。沈阳市作为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明显, 空间上呈现出由极化→扩散效应的格局转变。哈尔滨、长春和大连三个核心城市一小时经济圈对外经济联系地域离散度δ均小于标准差1 (表6) 。以绝对经济量最大的2011年为例, 其离散度δ分别为0.657、0.573和0.723, 表明一小时经济圈内腹地在空间上分布相对均衡。同时, 哈尔滨市、长春市和大连市经济联系量均值分别为, 腹地整体经济联系量少;腹地能量级与中心城市的能量级相差甚远, 质量上参差不齐, 中心城市与腹地的能量级存在断层, 即使是紧密腹地尚不能与中心城市共同构成经济联系密切的极化中心。因此, 哈尔滨市、长春市和大连市一小时经济圈内腹地分布呈现出空间均衡性特征, 中心城市在空间上呈现单中心极化状态。

5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