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幸福范文（精选12篇）
居民幸福 第1篇
对幸福感的认识可以归为两类:快乐论和实现论。快乐论认为幸福就是快乐的主观心理体验。实现论认为幸福是客观的, 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转移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成就、是自我潜能的完美实现。本文中的幸福感倾向第一种观点, 即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笔者认为, 幸福是个体使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某种满足的心理体验, 是个体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认知和评价。基于这一界定, 幸福感测量和生活质量调查密切相关。所以关于幸福感的测量都是从生活满意度角度出发。
本次调查以南通作为调查地点, 试图通过了解居民的基本生活状态及其对所在城市的评价来综合说明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在调查方法方面, 主要采用的是自编问卷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采用了配额抽样来选择样本, 对南通的崇川区、港闸区、开发区和通州区四个区, 根据各个区的人口数分配样本, 对于通州区调查样本主要分布在两个镇。我们调查有超市、商场、餐厅、街道、小区等人口密集区, 同时有些地区人群很少到的公共场所, 也选择了一些企业、行政单位调查, 以确保调查单位的代表性。我们共分发问卷520份, 回收问卷510份, 有效问卷493份, 有效率达到97%。南通地区的四个区收回的样本分别是崇川区131份, 开发区93份, 港闸81份, 通州主要以张芝山和平潮作为试点, 分别98份和90份。具体样本分布如表1。根据本次调查对南通居民的生活现状有了基本了解。
在对493人的调研中, 在询问“你对南通市总体满意程度”问题中, 答案很满意到很不满意不同层次的五档, 对南通生活很满意占总受访人数25%, 较满意的人数占总受访人数41%, 满意占47%, 不满意占5%, 很不满意占2%。受访者中多数处于中等以上的幸福水平, 具体而言, 样本中居民幸福感的均值为3.424, 且93%的受访者报告对生活的满意度在3以上。这说明了目前居民对南通市生活还是比较认可的。
二、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一) 绝对收入与幸福感相关分析
在绝对收入方面, 笔者定义年收入为绝对收入水平, 在调查中使用的是上年年收入。在493份样本中, 平均年收入为8.62万元, 标准差为7.72。通过相关与回归分析, 可知绝对收入会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但是影响结果不显著影响, 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12 (见表1) , 这也说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快乐。从纵向来说, 通过访谈方式搜集资料, 通过整理可以看出, 绝对收入对居民的幸福感影响随着时间是不断降低的, 绝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越来越不显著, 居民的幸福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二) 相对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相关分析
在相对收入方面, 笔者定义收入满意度为相对收入, 衡量相对收入水平, 数字1-5分别代表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的不同水平, 其所对应的问题是“您对您的收入分配感到满意吗?”但是每个人偏好不一样, 对收入的看重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得出结论的准确度可能存在较大偏差, 因此笔者只能对相对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粗略的评估。通过表1可以看出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相对于绝对收入来说是更显著, 相关系数为0.33, 即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 这也符合人们都爱与别人攀比, 周围人的收入状况将会影响居民幸福感。在纵向方面也是通过访谈的方式搜集资料, 通过整理可以看出, 居民的幸福感是越来越低, 相对收入对居民的幸福感影响是越来越显著, 从侧面也可以说明, 居民是觉得目前收入差距是越来越大, 对收入差距造成心理落差影响也越来越大。
此外, 性别、户口性质、单位性质、居住方式、婚姻状况等也会影响居民幸福感, 但是他们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程度很低, 相关系数分别为0.02、-0.02、0.06等 (见表1) , 影响很不显著。从表1可知, 空气质量、环境卫生也会对居民幸福感造成影响, 且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相对来说比较显著, 空气质量与居民幸福感相关系数为0.23, 环境卫生与居民幸福感相关系数为0.19;这也从侧面说明随着经济发展, 收入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大。
三、影响因素与幸福感二元逻辑回归分析
通过分析各个因素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关联的显著性, 那么各个因素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大小如何衡量呢?笔者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对其影响的大小。二元变量的结果只能有两种, 因此将原来的五个变量 (很幸福、比较幸福、幸福、不幸福、很不幸福) 前三个变量定义为幸福=1;后两个变量定义为不幸福=0。对于回归模型, 采用最大似然估计对其回归参数估计。
设Y是0-1型变量, X1, X2, …, XN是Y相关的确定型变量, Y1, Y2, …, YN是取值为0或1的随机变量。所以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P表示居民幸福感, B0是常数项, BN是XN的回归系数, XN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
通过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可知:EXP (B) 数据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小;根据二元逻辑分析的EXP (B) 数值可知。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依次为性别、收入满意度 (相对收入) 、环境卫生、空气质量、年收入 (绝对收入) 、婚姻状况、单位性质、教育背景、居住方式等。且EXP (B) 数据为正, 说明上述因素对居民的幸福感的影响为积极影响。对于收入满意度 (相对收入) , B值为正, EXP (B) =2.147, 也就是对收入越满意, 居民觉得幸福的可能性就越大, 居民对收入满意度 (相对收入) 每上升一个档次, 居民感觉幸福的概率就提高2.147%;对于年收入 (绝对收入) B值为正, EXP (B) =1.030, 年收入 (绝对收入) 越高, 居民觉得幸福的可能性越大, 居民年收入每提高一个档次, 居民觉得幸福可能性就提高1.030%。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比绝对收入大。通过表2EXP (B) 数据可知, 随着经济发展, 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空气质量、环境卫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这也说明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此外, 结婚的人更容易觉得幸福, 这说明居民还是很重视家庭生活;事业单位的居民更觉得幸福, 因为待遇稳定且收入不低, 社会地位也高。自有房子的居民比租房的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高。通过描述性统计可知, 女性平均幸福满意度为3.723, 男性平均幸福满意度为3.125, 通过上述数据可知, 女性居民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居民。女性的天性更为乐观开朗, 而男性的社会、家庭压力较大。所以女性居民的幸福感会显著高于男性居民。因为未对逻辑回归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所以分析的结果可能存在较大的误差;但是还是对想要说明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说明, 基本实现了笔者的目的。
a.在步骤1中输入的变量:X1性别, X2户籍, X3户口性质, X4婚姻状况, X5教育背景, X6单位性质, X7年收入万元, X8居住方式, X9空气质量, X10环境卫生, X11收入满意度。
四、提高居民幸福感的相应对策
(一) 减少居民收入差距
收入方面, 居民的绝对收入在比较低时, 收入对居民的幸福感影响很大, 随着收入提高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轻, 这也符合马斯洛需求理论, 只有满足了生存的需要, 才会考虑其他。这就需要政府采用各种措施, 增加居民收入, 比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水平等。但是有的居民收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居民并不觉得幸福, 通过调研可知, 这部分居民觉得不幸福是与所处环境的其他的人收入对比后对自己收入不满意, 才觉得不幸福。这也说明相对收入也会影响居民幸福感, 且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比绝对收入要大, 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措施, 减少居民收入差距。
(二) 促进社会公平建设
社会公平、社会治安都会影响居民幸福感, 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政策的透明度, 采取措施加强社会治安的维护。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居民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通过逻辑分析可知, 环境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处于第三位, 可见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重要性, 所以政府应该加强环境治理, 采取各种措施治理环境, 减少环境对居民的负面影响。自有住房的居民比租房的居民幸福感要强, 这就需要政府采用各种措施使没房居民能买得起房, 比如建设限价房、采取措施降低房价等。
此外, 不同性别的居民的幸福感也不同, 男性的幸福感明显低于女性, 这就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努力, 减轻男人的压力, 多些宽容。
总的来说,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很多, 有的显著, 有的不显著。但是他们共同造成了居民对幸福的感觉, 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不能只强调某一个因素, 需要从各个角度出发, 通过改变和协调各种因素, 综合提高居民幸福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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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城乡居民幸福指数研究 第2篇
提要：城乡居民的幸福状况研究，是一个既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也与和谐社会建设密切相关的课题，研究海西城乡居民幸福指数对促进海西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课题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结合和谐海西、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战略构想，从居民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两个层面入手，综合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海西城乡居民大都感到生活有趣和快乐，对生活感到满意，最后在总结海西提升居民幸福感经验与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海西今后进一步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的建议。
引 言
研究海西城乡居民的幸福状况，可以勾勒社会风貌，揭示人们需求结构的态势，透视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反映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从而为最急迫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导向和动力。我们可以通过对海西城乡居民幸福状况的研究，了解人们对特定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满意情况，分析影响人们幸福的宏观和微观原因，从中了解什么是群众最希望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为居民谋幸福的对策和建议。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幸福指标运动大大推进了幸福研究的深入发展，对幸福的研究逐步被纳入更广泛的 “主观感受”研究和“生活质量”的研究之中，对生活质量的强调唤起了人们对幸福研究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深入研究幸福感的成因，找出其中的决定性因素能够极大地丰富居民生活质量的内容，并为建立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提供依据。80年代中期，主观幸福感研究进入我国研究者的视野。本世纪初至今，我国主观幸福感研究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2004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把关注人的幸福指数作为坚持以人为本的“六个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提了出来。此后，国内学界开始全面关注幸福指数及幸福感等问题。2007年中共海西州委十届三次会议上提出要构建“和谐海西”的战略目标，2008年中共海西州委十届四次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和谐海西”其最终目的就在于不断提高海西州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使社会朝着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提高海西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是和谐海西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海西进一步创新城乡发展理念、提高城乡居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
二、幸福、幸福感、幸福指数概念内涵的说明
幸福――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幸福是一种状态，一种追求，一种结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幸福是一种复杂的积极情绪。首先指的是一种内在的幸福感受或体验，即主观幸福感。其次，这种内在的幸福感来自个体对客观事物与自身需求关系的认知评价。最后，感到幸福的人，身体的外部表情与内在生理变化都处于一种积极、有利于健康的状态。所以，从幸福的含义中可 以看出，幸福不仅有利于个体自身的身心健康、事业与人际关系的良性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幸福感是幸福的核心概念，是一种客观存在。即生活幸福的人必定会产生幸福感。居民的幸福感与社会健康良性发展息息相关。如今幸福感经常成为幸福的代名词，不仅个体常常用幸福感来说明自己的幸福状态，而且研究者也多通过询问人们的幸福感来了解个体的幸福程度。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量化，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幸福指数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不仅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满意度，而且越来越成为各级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三、国内外学者主观幸福研究综述
（一）国外主观幸福研究
国外提出幸福理论已有70年的历史了，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国外学者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主要是简单描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人口统计项目；第二阶段是探讨获得幸福的各种途径和跨文化研究[2,3]，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第三阶段则是研究方法的探索。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虽晚，但近年来关于影响主观幸福的因素研究已初见成效，这些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处拟对近年来的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对今后海西的城乡居民幸福指数提升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学的一个专门术语，它专指评估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的生活质量都有满意与否或满意程度高低的不同评价，这些不同的评价与个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期望值有关，因此，它是由需要（包括动机、欲望、兴趣）、认识、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状态。
主观幸福感有多项衡量指标，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认知评价，是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即生活满意度；(2)积极情感，包括诸如愉快、高兴、觉得生活有意义、精神饱满等情感体验；(3)消极情感，包括忧虑、抑郁、悲伤、孤独、厌烦、难受等情感体验 [4]。其中，认知评价是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作为认知因素，它是更有效的肯定性衡量标准，是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另一个因素[5]。
主观幸福感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主观性，以评价者自定的标准而非他人标准来评估；(2)稳定性，主要测量长期而非短期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3)整体性，是综合评价，包括对情感反应的评估和认知判断[6]。
（二）国内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 当前国内对主观幸福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我国学者孙希有(2005)以人类幸福最大化为终极目标，提出了面向幸福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陈惠雄(2003)也根据自己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所奉行的效益最大化提出了质疑，提出了以快乐原则来衡量社会运行绩效；吴明霞(2000)和邢占军(2002)分别对国外的主观幸福研究做了综述；黄立清也综述了国外对幸福决定因素的研究；池丽萍和辛自强(2002)介绍了幸福感的认知与情感成分的不同影响因素。程国栋、徐中民等人(2005)在分析了我国当前人文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构建面向幸福的社会发展框架；李维 02005)对风险社会与主观幸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邢占军、黄立清等人用主观幸福的理论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黄立清，邢占军，2005)，傅红春和罗文英(2004)研究了上海居民的收入满足度。辛自强和池丽萍(2001)研究了快乐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陈惠雄和吴丽民(2006)也基于苦乐源调查比较分析了浙江省居民生活状况。
可见，国内对主观幸福的研究在理论方面以介绍国外的理论为主，而实证方面多为个体层面及心理及健康方面的研究。但主观幸福的研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一些调查和统计也开始对人们主观幸福或者是生活满意度有所涉及。
四、调研说明
本课题自2011年1月被党校批准立项后，本课题的研究大致经过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调研阶段。为了解国内及省内一些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状况，课题组成员对居民幸福指数研究较为先进地区的杭州、长沙、武汉、重庆、上海等地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学习了解；为把握海西州和谐社会建设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关系，课题组成员多次组织由各地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城市居民、农牧区居民参与的研讨，并对一些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第二，问卷编制阶段。在充分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课题组自行编制“海西州城乡居民幸福状况调查问卷”。第三，实证研究阶段。采用自编的“海西城乡居民幸福状况调查问卷”，由课题组成员对海西州城乡近150个居民进行了抽样调查。第四，报告的讨论、修改和完善阶段。
一、关于海西城乡居民的幸福状况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海西城乡居民的幸福状况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海西城乡居民的情感状况
（1）海西城乡居民大都感到生活有趣和快乐。海西居民感到生活有趣和快乐的人数比例合计分别为93.5％和93.4％，明显高于其他方面的情感比例。
（2）海西城乡居民感到生活充实。海西居民感到生活充实的人数比率为 92.4％。
2、海西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情况（1）海西城乡居民对生活大都感到满意
总体上海西城乡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率为93.2％，很不满意 和不大满意的人数比例仅为6.8％。
（2）海西城乡居民对人际关系最满意，对个人物质生活的满意率最低。
海西城乡居民对社会生活二级指标的满意率，按照高低依次为文化建设85.7％，经济建设90.3％、社会建设88.0％和政治建设90.7％。对个人生活二级指标的满意率，依次为人际关系97.2％，个人状态95.2％和个人物质生活87.1％。
（3）海西城乡居民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满意情况
①城乡居民对“平安海西”建设最满意。海西居民对“平安海西”建设的满意率为96.0％，在调查涉及的各项社会生活三级指标中最高。这一结果与许多政府工作人员的座谈情况吻合，进一步印证了海西是一个治安状况良好的地区。
②城乡居民对海西经济的快速发展等满意率较高。居民对海西经济快速发展、海西的现代化建设、“科教兴州”战略和文化休闲等的满意率也都较高，满意率分别为95.7％、94.3％、94.2％和93.3％。
③城乡居民对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满意率稍低。居民对海西在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方面满意率为82.4％。
（4）海西城乡居民对个人生活各方面的满意情况
①城乡居民对家庭和同事关系的满意率最高。在调查涉及的个人生活三级指标中，海西城乡居民对家庭关系和同事关系的满意率为98.0％和98.1％，明显高于其他方面的满意率。②城乡居民对健康和婚姻状况的满意率也较高。海西城乡居民对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的满意率分别为95.6％和95.4％。
③城乡居民对个人收入水平的满意率最低。海西城乡居民对个人收入水平的满意率仅为77.8％，是所有指标满意率中最低的一项。
二、关于海西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指数的主要经验 在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指数方面，海西主要有以下一些经验：坚持实施“富民强州”，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社会保障范围不断扩大，确保居民生活无忧；着力解决各族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坚持实施“绿色海西”战略，提升居民“绿色幸福感”；坚持“科教兴州”战略，建设创新创业热土；做响“平安海西”品牌，实现社会安定有序；社区建设亮点频出，为幸福指数提升夯实基础；坚持统筹城乡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
三、影响海西城乡居民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 1．宏观影响因素
（1）经济总量因素是提升幸福指数的基础。近五年来，海西经济在连续保持高达17%的增长基础上，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发展势头良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调查也显示，城乡居民对“海西经济建设状况”以及“海西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状况”的“满意与比较满意”总体满意率分别为95.7%、96.3%，满意度较高。相关分析也显示，城乡居民幸福感与居民对海西州经济状况的评 价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经济发展对幸福指数的提升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至少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随着海西经济发展，政府可以有更大的财力用于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包括城乡基础设施、城乡自然人文生态、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城乡环境，进而有助于提高人们幸福指数；二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强了财政支持能力，为地区发展、弱势群体利益保护创造了经济基础；三是随着地方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使大多数人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这是幸福指数提升的重要基础，而贫穷则是幸福的最重要障碍。
（2）居民家庭收入因素是提升幸福指数的关键。虽然国外学者曾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特别在跨文化比较中，幸福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面临着一个拐点，过了这个拐点，幸福指数随着收入增长并不会相应增长（国内有关经验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上海和杭州）。但这只是表明了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对海西城乡居民的实证调查发现，幸福感、幸福指数与对经济收入状况的感觉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课题组把被调查居民分为月收入1000元以下组、1001—2000元组、2001—5000元组、5000元以上组，结果发现幸福感评价与家庭收入高低有线性关系，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各组幸福感平均值分别为3.40、3.62、3.78和3.89。各组在幸福感各选项上的选择比例与这一结果完全一致，家庭月收入越高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越高，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越低。各组选择“非 常幸福”的比例分别为10.2%、11.7%、14.4%和17.0%；选择“比较幸福”的比例分别为50.9%、56.7%、61.5%和63.8%；选择“不太幸福”的比例分别为18.3%、12.3%、8.6%和5.9%；选择“不幸福”的比例分别为6.7%、2.8%、1.8%和1.5%。
考虑到家庭人口的不同，进一步分析家庭人均收入发现，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的评价呈低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106。家庭收入低的居民幸福感的评价波动较大，随着收入增加表现为从低向高震荡变化，特别是人均2000元以下变化复杂，之后的变化幅度减小逐渐平缓，达到一定高点后不再变化，甚至略微下降。
（3）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提升幸福指数的动力。公共服务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与对政府的满意度，政府效率与水平对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都有直接影响，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与水平，考验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近年来海西社会虽有发展，但不少地方居民的生活负担也不断加重，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被各种增长的负担速度所抵销，从而影响了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如物价、医疗、就业等，尤其是近两年物价上涨的速度，远远高于收入增长给人们带来实惠的增长，从而降低了幸福指数。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克服“有增长无发展”现象，使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幸福指数同步提升，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有效促进公共产品供给是关键。
（4）社会保障是提升幸福指数的基本条件。社会保障是市 场经济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条件，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指数的基本条件。调查显示，海西城乡居民在回答“为了提高居民幸福指数，您认为近期内政府最需要加强和改善哪些方面”时，“ 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社会保障”(54.3%)、“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77.4%）与“加大对物价、卫生、就业等领域热点民生问题政府的调控力度”(60.2%)，在十大选项中被居民选定为政府最需要加强和改善的三项任务。
（5）区域均衡发展是提升幸福指数的重点。近年来，围绕统筹城乡发展，海西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强了对“三农”的反哺力度，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 有效推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如，针对农牧民收入来源渠道较窄、城乡差距扩大，海西州委州政府先后出台了《推进海西统筹城乡―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调整农牧业经济结构促进农牧民增收的意见》等，努力开辟多种渠道增加农牧民收入，保障低收入农牧户收入的稳定增长。再如，针对城乡二元结构较为明显的现状，近年来着力以农村十件实事和八件实事为重要抓手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启动全省“统筹城乡示范区”的建设，农村牧区乡镇公路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乡乡通”，加大对基础设施薄弱村镇的帮扶力度，使得农村牧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即使如此，海西仍是城乡二元结构比较明显的地区，城乡之间在经济发 展、生活水平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差距较大，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仍然较为艰巨，也是影响和考量未来各级政府对和谐海西建设的关键。2．微观影响因素
（1）健康状况等是海西城乡居民幸福指数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一，健康状况。调查研究发现健康与城乡居民幸福指数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尤其是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本研究证实了这一结果，即健康状况是影响海西城乡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因素。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评价越满意，其幸福指数也越强。第二，自我发展。追求自我发展，是一个人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心理学研究表明，自我发展需要的满足，往往能给人带来更大的快乐和幸福感。当前社会评价一个人发展得好的标志很多，其中收入水平提高、学历提升、事业有成等都在其中。本研究结果中，高中、本科学历居民的幸福感不如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居民，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指数也较高等等，都说明个人发展是影响海西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第三，社会关系。对个体而言，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社会支持作用。本研究结果发现，同事关系和婚姻状况，都是海西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对同事和婚姻关系越满意，幸福感也越高。第四，文化程度。本研究发现，相对来说，文化程度偏低的农牧民与初中文化程度居民，更能体验到幸福感。而大专、本科文化程度的居民，幸福感程度却偏低。表明文化程度与幸福感有一定的关联，但不是正相关。即不是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幸福感越强。第五，婚姻状况。美国、加拿大、挪威和国际性研究总是得到同一结论：婚姻和幸福感之间有积极的联系。本课题研究结果显示，海西未婚和已婚居民的幸福指数与丧偶和离异居民的幸福指数差异极其显著，表明正常婚姻状态下的居民明显比非正常婚姻状态下的幸福。
（2）休闲、交通等是影响海西居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条件。根据2005年的幸福城市调查发现（奚恺元等人组织实施），生活工作节奏、生活便利以及城市的人情、人际关系对居民的城市幸福指数有重要影响。其中，节奏因素被排在首要位置。在现代城市社会，人们对工作生活的节奏、闲暇很关注，在城市发展中留有闲暇空间、打造公共空间，给予居民必要的休闲时间显得很重要。2006年一项研究（奚恺元等人组织实施）的回归分析显示，人情、赚钱机会、生活便利程度、建筑的美观程度、自然环境、文化娱乐、治安、近年来发展等不直接被诸如GDP等经济指标所囊括的“软性”因素，与市民对城市的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另据“宜居城市”相关调查，“交通方便快捷”、“城市干净整洁无污染”和“空气质量好”作为“宜居城市”的必要条件，明显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安状况”、“社会保障水平”等其他因素。而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公布的“2009年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调查结果也显示，国内36个大中城市居民最不满意的三大领域依次是房价、治安、就业和交通问题已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本课题研究结果显示，以上诸因素，尤 其是是否宜居是影响海西居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条件。
四、关于提升海西城乡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政策建议
“十二五”期间，海西将实现城乡统筹、在全省率先实现全面小康，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了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中胜出，海西必须以理念创新带动思路创新，以思路创新推动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举措创新。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指数,将海西建设成为一个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幸福之州”，是海西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一项战略选择。为此，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扎实推进“富民工程”。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指数，海西应坚持“富民强州”的工作方向不动摇，把发展扎根于千家万户之中，把“富民”放在发展全局的优先位置，让改革与发展成果惠及全州各族广大群众。为此，海西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增加社会财富的积累。
2．完善政府职能，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创新。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指数，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海西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府职能的创新。今后，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要牢固坚持人文取向的发展观，把确保人民幸福的提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政府要遵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按照“强化、转化、弱化”的要求，在履行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改革，努力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社 会管理型”政府的转变，由“行政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3．建立健全与公共服务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基本公共支出项目最低财力保障制度，切实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移到加强公共服务上来，确保公共财政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资金逐年增加，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按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原则，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规划引导等方式，确保新增社会公共服务资金和项目向基层倾斜、向农牧区倾斜。为调动有关市县区政府加大对农村牧区和贫困村社社会发展投入的积极性，进一步深入开展“乡财县管乡用”改革，有效提供农村公共服务。
4．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均衡化。公共服务的发展是把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落实到居民身上，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直接体现。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指数,建设“幸福之州”，要求政府把公共服务的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覆盖面上，让全体居民共享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放在提高农牧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上，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放在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上，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放在加强社会公共服务的薄弱领域上，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千方百计实现充分就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出发，全面落实政府责任，通过完善 有关政策与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发挥社会保障的重大作用，并实现充分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共同促进。在促进充分就业方面，州委州政府应当把实现全州充分就业作为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调控目标，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在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环境，大力推进就业项目，完善公共服务就业体系，大力促进就业与完善职业培训。
幸福镇上的居民们(12) 第3篇
长舌狗因为舌头被红毛兔打上了解不开的水手结，忧伤得病倒了。长舌狗发出的“噗噜”声，只有忧愁小姐能听得懂。围裙太太送来亲手烹制的美味，长舌狗也不愿吃，该怎么办呢？
忧yōu 愁chóu 小xiǎo 姐jiě 说shuō：“唉ài，他tā 太tài 伤shānɡ 心xīn 了le。失shī 去qù 了le他tā 的de 长chánɡ 舌shé 头tou， 他tā 对duì 一yí 切qiè 都dōu 没méi 有yǒu 了le 兴xìnɡ 趣qù。”
红hónɡ 毛máo 兔tù 不bú 再zài 神shén 气qì 活huó 现xiàn， 白bái 衣yī 服fu 上shɑnɡ 有yǒu 了le许xǔ 多duō 皱zhòu 褶zhě 也yě 顾ɡù 不bu 上shànɡ 去qù 熨yùn 烫tànɡ。 “一yí 切qiè 都dōu 是shì 我wǒ 的de 错cuò！” 他tā 万wàn 分fēn 沉chén 痛tònɡ。
围wéi 裙qún 太tài 太tɑi 放fànɡ 下xiɑ 藤ténɡ 篮lán， 大dà 声shēnɡ 道dào： “不bú 要yào 为wèi打dǎ 翻fān 了le 的de 牛niú 奶nǎi 哭kū 泣qì！必bì 须xū 行xínɡ 动dònɡ！行xínɡ 动dònɡ！只zhǐ 有yǒu行xínɡ 动dònɡ 才cái 是shì 真zhēn 正zhènɡ 有yǒu 效xiào 的de，才cái 能nénɡ 把bǎ 长chánɡ 舌shé 狗ɡǒu 从cónɡ‘噗pū 噜lū’ 中zhōnɡ 解jiě 救jiù 出chu 来lɑi，才cái 能nénɡ 让rànɡ 他tā 不bú 再zài 忧yōu 郁yù……”
“可kě 是shì， 我wǒ 们men 能nénɡ 干ɡàn 什shén 么me 呢ne？” 忧yōu 愁chóu 小xiǎo 姐jiě 犯fàn 愁chóu 地de 问wèn。
“也yě 许xǔ， 一yí 个ɡe 真zhēn 正zhènɡ 的de 水shuǐ 手shǒu， 他tā 会huì 懂dǒnɡ 得de 怎zěn 么me 解jiě 开kāi 水shuǐ 手shǒu 结jié……” 红hónɡ 毛máo 兔tù 沉chén 吟yín 着zhe 说shuō 道dào。
可kě 是shì， 到dào 哪nǎr儿去qù 找zhǎo 水shuǐ 手shǒu 呢ne？幸xìnɡ 福fú 镇zhèn 在zài 山shān谷ɡǔ 中zhōnɡ， 离lí 大dà 海hǎi 很hěn 远yuǎn 很hěn 远yuǎn， 幸xìnɡ 福fú 镇zhèn 上shɑnɡ 的de 居jū 民mín从cónɡ 没méi 有yǒu 见jiàn 过ɡuo 一yí 个ɡe 真zhēn 正zhènɡ 的de 水shuǐ 手shǒu。
围wéi 裙qún 太tài 太tɑi 说shuō： “我wǒ 听tīnɡ 说shuō， 从cónɡ 这zhè 里li 一yì 直zhí 朝cháo 东dōnɡ 方fānɡ 走zǒu，就jiù 能nénɡ 走zǒu 到dào 大dà 海hǎi 的de 边biān 上shɑnɡ。只zhǐ 要yào 有yǒu 海hǎi，就jiù 有yǒu 船chuán 只zhī；只zhǐ 要yào 有yǒu 船chuán 只zhī，就jiù 必bì 定dìnɡ 有yǒu 水shuǐ 手shǒu；有yǒu 了le 水shuǐ 手shǒu， 就jiù 会huì 有yǒu 人rén 知zhī 道dɑo 怎zěn 么me 解jiě 开kāi 水shuǐ 手shǒu 结jié……”
问wèn 题tí 是shì 谁shéi 有yǒu 勇yǒnɡ 气qì 离lí 开kāi 幸xìnɡ 福fú 镇zhèn， 一yì 直zhí 去qù 到dào 那nà 大dà 海hǎi 边biān， 找zhǎo 到dào 一yí 个ɡe 真zhēn 正zhènɡ 的de 水shuǐ 手shǒu 并bìnɡ 且qiě 把bǎ 他tā 带dài 回hui 来lɑi 呢ne？
几jǐ 个ɡe 人rén 面miàn 面miàn 相xiānɡ 觑qù。不bù 知zhī 怎zěn 么me 的de，在zài 幸xìnɡ 福fú镇zhèn 待dāi 久jiǔ 了le， 就jiù 会huì 有yǒu 点diǎn 惧jù 怕pà 外wài 面miɑn 的de 世shì 界jiè。不bú 是shì 说shuō 外wài 面miɑn 一yí 切qiè 都dōu 很hěn 糟zāo， 而ér 是shì……而ér 是shì……怎zěn 么me说shuō 呢ne， 在zài 幸xìnɡ 福fú 镇zhèn 待dāi 久jiǔ了le，就jiù 会huì 变biàn 得de 有yǒu 点diǎn 笨bèn，做zuò事shì 情qinɡ 笨bèn 笨bèn 的de， 想xiǎnɡ 事shì 情qinɡ 笨bèn 笨bèn 的de。在zài 这zhè 里li 怎zěn 么me 笨bèn 都dōu 是shì 没méi 关ɡuān 系xi 的de，幸xìnɡ 福fú 镇zhèn 的de 居jū 民mín 都dōu 很hěn 享xiǎnɡ 受shòu 自zì己jǐ的de 笨bèn。但dàn 是shì， 听tīnɡ 说shuō， 在zài 外wài 面miɑn 太tài 笨bèn 的de 话huà 是shì 活huó 不bú 下xià 去qù 的de！动dònɡ 作zuò 要yào 敏mǐn 捷jié， 目mù 光ɡuānɡ 要yào 锐ruì 利lì，心xīn 思si 要yào 转zhuàn 得de 飞fēi 快kuài …… 这zhè 样yànɡ 才cái 能nénɡ 逃táo 避bì 伤shānɡ 害hài， 看kàn 透tòu 人rén 家jiɑ 的de 心xīn 思si， 达dá 成chénɡ 自zì 己jǐ 的de 目mù 的dì。这zhè 些xiē 能nénɡ 力lì 是shì 需xū 要yào 训xùn 练liàn 才cái 能nénɡ 获huò 得dé 的de。幸xìnɡ 福fú 镇zhèn 的de 居jū 民mín 就jiù 算suàn 没méi 有yǒu 这zhè 些xiē 也yě 能nénɡ 活huó 得de 不bú 错cuò， 久jiǔ 而ér 久jiǔ 之zhī 诸zhū 如rú 此cǐ 类lèi的de 能nénɡ 力lì 就jiù 大dà 大dà 退tuì 化huà 了le …… 他tā 们men 害hài 怕pà 去qù 一yí 个ɡe 连lián 笑xiào 容rónɡ 都dōu 无wú 法fǎ 判pàn 断duàn 真zhēn 假jiǎ 的de 地dì 方fɑnɡ ……
所suǒ 有yǒu 的de 人rén 都dōu 不bù 说shuō 话huà。就jiù 这zhè 样yànɡ， 沉chén 默mò 了le很hěn 久jiǔ 很hěn 久jiǔ ……
突tū 然rán， 红hónɡ 毛máo 兔tù 耷dā 拉lɑ 着zhe 脑nǎo 袋dɑi， 以yǐ 一yì 点diǎn 都dōu 不bù 慷kānɡ 慨kǎi 激jī 昂ánɡ 的de 语yǔ 调diào 说shuō： “看kàn 来lái， 除chú 我wǒ 之zhī 外wài， 是shì 没méi 人rén 愿yuàn 意yì 去qù 的de 了le……”
（未完待续）
南昌城乡居民幸福感的比较研究 第4篇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内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性评价;[1]快乐是人的一种主观的身心体验。无论是情绪体验界说、外界标准界说, 还是自我评价界说, 快乐的主观性都是根本和显然的。[2]关于城乡居民幸福感, 奚恺元教授早在2004年就开始了相关研究, 并进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居民幸福感抽样调查研究。随后, 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开展的民生指数编制工作将民众幸福感纳入该指数中。
从学者和政府对人们幸福感的研究及政策制定中不难看出, 幸福对于每个人的重要性、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尤其是当今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 以及生活方式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对居民增强幸福感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对策, 将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昌市城乡居民生活幸福感比较
为了摸清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 笔者于2013年在南昌市开展了一项城乡居民生活幸福感问卷调查。调查以问卷形式为主, 辅之以课题组实地访谈考察。调查问卷按照类型抽样的方式, 在分类市民中开展随机调查, 随机调查时尽可能在不同年龄段人群进行随机抽样。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891份。调查样本中, 男性占52.1%、女性占46.7%、缺失值占1.2%;文化程度分类, 初中及以下占31.6%、高中及中专占27.4%、大专占18.9%、本科占19.8%、研究生占1.8、缺失值占0.5%。本次调查样本分布较合理。
本次调查重点研究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 因此将市区、县级市和小镇地区人口视为城市人口, 乡村视为农村人口, 对两者进行城乡比较。研究分析涉及身心健康、亲情和睦、收入增长、工作愉快、社会和谐和生态优美六个方面。
1.身心健康幸福感的城乡比较
南昌市城乡居民身心健康幸福感的比较见表1。
(注:方差齐性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P<0.05)
根据表1显示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城乡居民在身体健康满意度上的均值分别为7.87和7.81, sig=0.757, 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故接受原假设, 城乡居民在身体健康满意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城乡居民在心理健康满意度上的均值为7.72和7.57, sig=0.032, 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故拒绝原假设, 城乡居民在心理健康满意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2.亲情和睦幸福感的城乡比较
南昌市城乡居民亲情和睦幸福感的比较见表2。
(注:方差齐性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P<0.05)
根据表2显示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城乡居民在亲情关系满意度上的均值分别为8.24和8.06, sig=0.005, 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故拒绝原假设, 城乡居民在亲情关系满意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城乡居民在婚姻满意度上的均值分别为8.01和8.02, sig=0.888, 大于显著性0.05。故接受原假设, 城乡居民在婚姻状况满意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城乡居民在人际关系满意度上的均值分别为7.78和7.65, sig=0.079, 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故接受原假设, 城乡居民在人际关系满意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3.收入幸福感的城乡比较
南昌市城乡居民收入幸福感的比较见表3。
(注:方差齐性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P<0.05)
从调查数据看, 在收入方面, 农村地区居民的平均收入为1473元, 城市地区居民的平均收入为2446元, 其中城市居民中1500-6000元收入的人群所占比例明显高于乡村。同时, 城市居民收入满意度为6.09, 乡村居民收入满意度平均值为6.14, 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 sig=0.568, 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故接受原假设, 即城乡居民在收入满意度上没有显著差异;城乡居民在家庭资产满意度上均值分别为6.33和6.20, sig=0.170, 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故接受原假设, 即城乡居民在家庭资产满意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4.工作幸福感的城乡比较
南昌市城乡居民工作幸福感的比较见表4。
(注:方差齐性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P<0.05)
根据表4显示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城乡居民在工作状况满意度上的均值分别为6.65和6.41, sig=0.003, 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故拒绝原假设, 即城乡居民在工作状况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城乡居民在职业满意度上的均值为6.37和6.18, sig=0.043, 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故拒绝原假设, 即城乡居民在职业满意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5.社会环境幸福感的城乡比较
南昌市城乡居民社会环境幸福感的比较见表5。
(注:方差齐性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P<0.05)
根据表5显示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城乡居民在食品安全满意度、居住环境满意度、物价状况满意度、社会安全满意度等大多数方面的均值差异显著概率均小于0.05, 故城乡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满意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乡村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城市居民。
6.生态环境幸福感的城乡比较
南昌市城乡居民生态环境幸福感的比较见表6。
根据表6显示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城乡居民在空气状况满意度、水质状况满意度, 以及生态环境满意度上的均值差异显著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0.05, 故城乡居民在这三方面满意度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乡村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满意度普遍高于城市居民。
(注:方差齐性的显著性水平为0.05, **P<0.05)
南昌市城乡居民生活幸福感差异分析
1.在收入满意度及家庭资产满意度上无显著性差异
通过数据分析可得出, 南昌市城市居民在收入上明显高于乡村居民, 但是城乡居民在收入满意度及家庭资产满意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城市较高的生活水平使支出增加, 从而使城市居民在收入满意度和家庭资产满意度上没有高于乡村居民。同时, 城市居民在工作状况满意度及职业发展满意度上高于乡村居民。说明城市居民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获得了更多工作上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发展前景。尽管收入不是幸福的决定因素, 但是客观生存条件对于民众幸福感的制约作用是不容忽视的。[3]
2.身体健康满意度无显著性差异, 而心理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
南昌市城乡居民在身体健康满意度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但是在心理满意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随着乡村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 乡村居民在身体健康的满意度上有所提高, 但乡村居民在心理健康满意度上低于城市居民。与此同时, 城市居民在亲情满意度比乡村居民高, 造成这样的原因, 可能是农村人口大量外出打工, 家庭成员聚少离多, 使得亲情淡薄, 家庭幸福感下降。这也反映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在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 却使这部分农村居民难以感受到亲情的快乐。以损害家庭稳定为代价的经济收入增长, 其负面影响将是巨大的。[4]
3.在宏观层次的满意度方面城市居民的满意度更低
在食品安全满意度、经济状况满意度、医疗状况满意度等宏观层次的满意度方面, 城市居民的满意度更低。在生态环境的各个指标上, 城市居民的满意度同样显著低于乡村居民。说明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带来了实质性的不利影响, 而政府在公共管理领域上也没有使得城市居民满意。
提升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
1.提高乡村居民收入
要增强居民幸福感, 单就经济方面来说就是在追求高人均收入。一个国家的GDP再高, 如果财富不掌握在国民手里, 换句话说, 可供国民支配的始终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那么, 再高的GDP对国民来说也只是虚无缥缈的数字而已。[5]乡村居民的收入满意度普遍不高, 同时, 农民因为需要外出打工, 使得他们的家庭关系满意度受到影响。政府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在财政和税收方面出台有利于缓解乡村财政困难的措施。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 增加农民转移性。同时要因地制宜鼓励农民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 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政府还应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引导乡镇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增强吸引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的能力。这些措施都可以提高乡村居民收入。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虽然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形成, 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福利、优抚安置等项目均已启动,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公共医疗保险制度也在逐渐的完善, 但还没有足够广泛的覆盖, 缺乏统一的管理, 运行结果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社会保障系统正常功能的有效发挥, 对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造成很大影响。所以,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迫在眉睫。
3.保护生态环境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 不能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影响人们快乐的重要现实因子。[6]在数据分析中发现, 城市居民生态环境的满意度不高。随着经济的发展, 居民不仅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在提高, 也期望能够有足够好的生存环境, 这一点在城市居民身上体现尤为突出。保护生态环境也是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应该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在生态保护上, 只有维护生态和谐, 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
4.完善政府职能
经过分析发现, 城市居民对社会环境满意度很低, 主要是因为政府的政策没能够使居民得到更好的生活感受。油价、物价、房价居高不下, 食品安全得不得保障。政府的调控政策仍未产生良好的效果, 导致城市居民的满意度下降, 感觉不到幸福。因此, 政府应该注重解决一些重大的民生问题, 控制物价、房价, 健全社会分配体系, 减少城乡居民的生活压力, 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基层做起, 以满足城市、农村居民日常生活的需求,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5.完善基础设施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相对落后, 一些城镇的道路不通畅, 村民出行深受影响。因此, 政府应该平衡各类资源, 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发展道路交通建设, 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幸福便利的生活条件, 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城市中的基础设施虽然比较完善, 但仍要进行及时更新修理, 以避免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摘要：对幸福测度的研究, 涉及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多学科领域。笔者通过对南昌城乡居民生活幸福感开展问卷调查, 分析南昌城乡居民生活幸福感差异原因, 发现南昌城乡居民在心理健康满意度、亲情关系满意度、工作状况满意度、社会和谐、生态优美感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并据此提出提高南昌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对策。
关键词：城乡,居民,幸福感,比较
参考文献
[1]刘建虹, 张坤“.Y”模式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分析与探讨[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3 (6) .
[2]陈惠雄“.快乐”的概念演绎与度量理论[J].哲学研究, 2005 (9) .
[3]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11 (1) .
[4]邱夏, 陈惠雄.幸福悖论下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政策思考[J].财经论丛, 2014 (5) .
[5]徐思佳.民生幸福应与GDP同增长[J].金融博览, 2011 (4) .
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 第5篇
枣庄市第一中学高一（12）班李相昳
指导教师孔繁涛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近年来国家对民生问题越来越重视。国家领导人也指出：“我们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所以我利用元旦假期期间对居民幸福指数做了一次调查。
研究问题：居民幸福指数。
研究背景：随着国家的发展，民生问题得到普遍关注。
研究目的：居民不幸福的原因。
研究对象：在校青少年群体、公务员、工人和老年群体。
研究结果：从得到的数据得出，62%的人感到不幸福，27%的人比较幸福，11%的人很幸福。总结：
从采访的过程我总结出了感觉不幸福和幸福的原因。原因如下：
不幸福：
1、房价居高不下；
2、无固定收入，子女不赡养；
3、学习任务太重，作业太多‘
4、看病难，看病贵；
5、食品安全问题；
6、无工作或工作不好找。
幸福：
1、居民收入增加；
2、住房条件改善；
3、可带薪休假；
4、家人健康，家庭和睦。
建议：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因素很多，应采取的措施有：
1、制订合理的分配制度，增加居民在初次分配中所得的收入；
2、健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3、职工可以带薪休假；
4、下调房价等调控措施；
5、扩大养老补贴的范围；
6、健全社会信用制度；
北京居民幸福感下降 第6篇
近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发布了“2010北京社会经济生活指数”报告（后简称报告），这也是其连续第五年发布。
“尽管北京市城镇居民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幸福满意指数连续几年维持在72~75，但在今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一指数，仅高于2007年的72.44，为73.3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阮敬告诉《北京科技报》，此次幸福指数所涵盖的五个方面由高到低依次为身心健康、家庭生活、人际关系、个人价值的实现、收入水平。被调查者中有18.87%和51.91%的人表示生活得很幸福或比较幸福，21.92%的人表示幸福程度一般，生活不幸福的人占6.43%，0.87%的人觉得自己很不幸福。
阮敬认为，居民幸福感降低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造成的。近三年来，居民对于收入水平满意度连续几年维持在较低水平。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同时，再加上物价、房价的不断增长，以及百姓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对于个人价值的实现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北京居民幸福感降低。”
“除此之外，职业因素也是造成北京居民幸福感过低的另一原因。”阮敬说，此次北京城镇居民的调查职业包括：公务员、个体劳动者、事业单位、农民、企业蓝领、企业白领、教育界人士、自由职业者。其中，事业单位职工的幸福感最高为74.30，原因就在于事业单位的职工福利待遇和工资水平都很稳定，生活保障性强，这类人群并不太会担心失业并且在社会上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幸福感就会高。而自由职业者最低只有71.40，这类人群社会资源占有率偏低，但他们中有很多是为了追求个人价值从而成为自由职业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很难实现其价值，相对于其他阶层就会不那么幸福。
从国外来看，以新加坡为例，其政府就非常重视控制贫富差距，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同时不遗余力地打造了独特的“劳、资、政”三方的和谐关系。新加坡职工总会秘书长，长期以来都由内阁的资深部长担任，任何关于员工薪金与福，包括对公积金政策的调整，政府都会主动寻求职总和全国雇主联合会的意见。所幸，在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被视作很重要的一环。
在此次报告的体系中，记者发现还有廉政感知指数这一项。
“廉政与居民息息相关。”阮敬告诉记者，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处理许多事情，都可能碰到廉政问题，比如公款吃喝、利用职权为亲友谋利、工作中相互推诿踢皮球。并且在中国，民众对政府廉政状况的评价最能反映党风政风状况和廉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是政府廉政建设最需要听到的声音。
于是此次廉政感知指数被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廉政建设类指数为54.05，反映民众对政府在廉政建设方面的主观评价，尽管与2009年（50.67）相比，有所提高。但该指数在所有指数中分值仍是最低，说明民众对政府廉政建设工作的满意度最低。其中，民众认为各级干部廉政自觉性较差，评分仅为52.75；政府对腐败现象的防范力度也不太够，评分仅为55.34。
廉政治理类指数为55.07 ，反映民众对政府惩治腐败行为力度的认可程度。与2009年（56.29）相比，评价有所下降。说明民众认为政府惩治腐败的力度还不够。廉政信心类指数为60.64 ，反映民众对政府未来廉政状况的信心。这一指数是所有类指数中最高的，说明民众对政府未来的廉政工作抱有一定的信心，但信心仍不足。
此外，阮敬告诉记者，居民对于不廉洁信息来源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通过本人遇到变为通过媒体报道，其所占比例为44.4%，与前三年相比，比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其中，涉黑护黑、生活作风腐化、贪污挪用公款、官官相护等不良现象，民众主要是通过媒体得知。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2010年的重庆打黑纪录。与前三年相比，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特意加上了“涉黑护黑”这一选项。调查结果显示，民众把涉黑护黑视作危害社会最严重的不廉洁现象。
专家组在调查中还发现，导致不廉洁现象的产生原因也发生了变化。在前三年的调查中，产生不廉洁现象的最主要原因，都是“缺乏外部监督”。2010年的调查显示，有关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工作人员廉政自觉性不够，社会环境恶劣，是产生不廉洁现象的前三项原因。
在此次调查中尽管居民的幸福感和廉政感知都有所下降，但是居民的安全感却有所上升。
调查显示，2010年有65%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感觉很安全或比较安全，相比2009年，这一比例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比2008年的60%提高了5个百分点，表示很不安全或不太安全的仅占7.3%，表明近几年北京市城镇居民总体安全感较高并在提升。
“提高的原因在于居民对交通安全的评价在提升。”此次报告总安全组的负责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张玉春告诉记者，由于政府在2010年加大了酒驾行为的惩治力度，交通状况继续改善，交通安全有所提高。报告显示，2010年居民对北京交通安全状况的评价有所提高，5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比较安全或很安全。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幸福感获得 第7篇
消费结构现状分析
1.物质趋向性消费现象严重
近年来,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上升, 居民物质生活日益丰富, 消费水平也随之大大提高。但在此过程中, 居民消费出现了物质趋向性的消费现象。主要表现在:重物质、轻精神;重娱乐、轻益智;重低俗、轻高尚。Waed&Wackman (1971) 将物质倾向界定为个人强调以拥有金钱和财富来追求快乐与社会晋升的价值观。而这样一种“快乐陷阱”要维持物质快乐程度, 就必须去追求更多的物质来达到满足, 而这种快乐的存在是无止境的, 所以也就造成了不快乐
我国物质趋向性消费有着盲目性的跟风消费和奢侈性的浪费消费的现象。根据中国城市奢侈品消费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到94亿美元, 首次超过美国仅次于日本, 位居世界第二。预计5年后,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 二、三线城市是中国奢侈品发展的重要方向, 而新一代的年轻人将成为消费主力。
2.文化消费比重不高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 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消费为1627.64元, 占消费性支出的12.08%, 衣着消费为1444.34元, 占消费性支出的10.72%。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比重较低, 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差甚远, 根据《世界经济文化年鉴》数据表明, 1993年日本文化教育娱乐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已经为14.5396%, 新加坡为15.2996%。
在文化消费结构上, 从个人层面上分析, 文化消费中低俗的“黄色”图书音像制品等对消费者带来非常消级的影响, 严重扭曲消费者尤其是青年消费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娱乐性消费所占比重较大, 学习型、益智型等精神文化产品的使用和消费比较缺乏和发展不到位, 不能给消费者带来更高层次上的精神熏陶和塑造, 不能很好地对个人进行自我完善。从市场层面上看, 假冒伪劣产品盛行, 盗版现象严重, 既削弱了文化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 又损害了消费者购买权益, 阻碍文化市场的正常、健康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刚起步, 市场化程度不高, 文化产品发展不成熟, 后面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
消费结构优化与幸福感
1.物质消费满足需要的局限性
根据一般传统的经济学的假定, 财富的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但根据邢占军 (2011) 相关研究数据表明, 国民生产总值在高速增长, 财富在增长, 但城市居民幸福感并没有同步增长, 也不存在居民幸福感水平随着地区富裕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的趋势。经济社会越发展, 非经济因素对居民消费幸福感的影响越不能忽视。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 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较低层次的, 低层次的需要被满足后逐步向高层次需要渐进上升。在消费中, 物质消费是满足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等生存需要, 属于较低层次的, 其无法满足居民社会交往、自我和他人尊重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 人们获得的生活资料越来越丰富, 城镇居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 也将追求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 对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的要求日益增加。
然而, 正是由于经济环境的日趋好转, 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面对突然而来的大好形势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人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消费世界里迷失了方向, 消费价值观和消费意识扭曲, 处于混沌的状态, 导致了居民消费的物质性趋向。事实上, 根据上述的一些物质倾向性理论:人们对物的占有、消费当成是快乐的来源, 而由于人性贪婪的本质, 其对物的获取的欲望是无限扩张的, 物质消费只能带来更多的物质消费和更少的快乐。在这追逐物质、崇尚金钱的获取过程中, 人们陷于更多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频繁的消费漩涡中不能自拔, 也正是因为对物质消费的痴迷, 忽略了社会交往的快乐性和重要性, 没有闲暇时间停下来思考如何实现自我价值与生活意义所在, 其内心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一片空虚与忧虑。美国现代哲学家莫提默·艾德勒在其所著哲学著作《六大观念》中关于幸福概念写道:“那些守财奴, 花花公子和见钱眼开的人所得到的实际上只是一个幸福的假象, 而根本不是幸福。虽然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但那不是他们应该要的。相反, 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可能要失去许多他们需要和应该要的东西, 例如健康、友谊、知识以及其他心智上的善。”萨缪尔幸福方程式中, 幸福=效用/欲望, 如果人们对物的欲望很大、无止境, 那么幸福也就非常微小, 幸福方程式也就没有了其内在的作用;假定人们的欲望是既定的, 则幸福取决于效用的获得, 即消费物质产品所带来的满足感, 而物质产品的价值在消费过程中会逐步减少损耗并消失, 其带来的效用也随着物质消费的结束而减小, 幸福感也减弱了。所以, 很少有人在不断攀升的高消费中获得持久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物质消费不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2.精神文化消费的善的获得
在一般意义上, 幸福是指人们所理解的一种良好的生活状态以及对这种生活状态的主观心境与内心感受, 幸福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 这主要源于生活世界的丰富多样和人们主观感受的错综复杂。有关幸福观的较著名论述有亚里士多德就幸福的涉及所有善的事物的观点。他把善的事物分为三类, 即外在的善、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 且每种类型的善事物都配以相应的德目。如身体的善有健康、强壮、健美、敏锐;灵魂的善有节制、勇敢、公正、明智;外在的善有财富、高贵出身、好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幸福是对所有这些善事物的获得。不过, 这些善事物并不是以并列的价值秩序存在的。灵魂的善是最恰当意义上的、最真实的善, 其中以明智为德性的沉思生活是“第一好”的, 相比之下, 合于其他德性的生活则是“第二好”的。
相对于物质消费, 文化消费带给人们的是灵魂上的善而不只是外在的财富, 其正是满足居民高层次、精神层面与自我实现的一种消费形态, 是一种德性的明智的实现活动。一方面, 文化消费在精神上对消费者价值观塑造、情操陶冶、道德水平和艺术修养的提升方面具有积极影响, 如看一本名著, 听一首名曲, 观看一场名剧, 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 人们的素质朝着好的方向变化, 得到灵魂上的净化。另一方面, 由于文化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的价值消耗性, 文化消费对人们的影响是深刻、发展并延续的。文化产品是开放的, 每一次消费人们都会对文化精神产品有更新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理解, 居民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不是表面上的对物的占有, 而是产品的内在精神价值与消费者之间的双向交流与互动, 这是文化消费与物质消费很大的一个不同。就像希腊荷马史诗灿烂光辉的文化蕴意经过千百年的传诵与鉴赏, 不仅使得其本身的精神得到丰富和体现, 而且渗透到许许多多国家和地区, 影响源远流长。在文化消费的过程以及之后的很长时间里, 消费者与文化产品的互动共鸣, 增加了主体愉悦感, 提升了主体修养和文化塑造, 促进消费者的全面发展, 满足人们对真、善、美价值的追求, 而获得了幸福感与满足感。
文化消费增进居民幸福感的途径
1.丰富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消费可以由文化消费者、文化消费市场和文化产品构成。在消费市场中, 优秀合理的文化产品可以给居民带来更好的更多更丰富的选择, 在精神层面上带来更强的幸福感,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现代社会的生活者接触着越来越多样化的消费、来自全球各地的文化日渐融合, 人们的文化生活品位在不断提高, 这为加强法制文化产业提供了必要性和迫切性;居民消费者方面, 由于消费是以货币作为流通工具来交换所需的物质与精神产品,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其消费能力大小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一般情况下, 可支配收入越高, 其用于文化消费的总量也越多, 消费层次也越高。针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必须确立多元化、层次化的战略, 提供从高端精品到低端普及的一系列文化产品, 通过对居民消费群体进行重点细分的方式逐步推进实施。
文化消费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发展, 在市场经济体制开放、积极、竞争的环境下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和生机。与此同时, 政府更应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支持:第一, 努力完善文化产业的宏观体制管理, 加快消费市场制度建设;第二, 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如税收扶持、财政调控、价格补贴等, 切实保障文化产业得以继续向前更好发展;第三, 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文化产业面临着改革体制、扩大规模、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和效益的问题, 文化市场亟需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并建立起专门有效的管理监督机构。比如涉及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知识产权是人们智力劳动产生的成果的所有权,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技术革命的到来,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知识或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运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从而, 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和管理监制为知识成果的生产、文化产品的创造予以政策环境支持, 提升文化市场的整体创新能力以繁荣发展。
2.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完善
文化消费所获得的满足感固然好, 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居民所获得文化产品的满足感不止于消费, 相对于私有产品而言, 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非排他性和部分无偿性, 让居民在支出较少的费用获得高于私有产品的更强的满足感, 能够提高全社会的整体消费幸福感。社会保障、公共交通、教育培养、公园、图书馆等公共文化的硬件和软件设施给城镇居民提供了参与文化活动、享有文化服务的权利, 事实上, 许多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 限制了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 人们更愿意通过储蓄来谋求未来时期的“自我保障”;另一方面, 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推广还能促进社会和谐, 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效益对于环境保护、节约社会资源的实现, 弥补由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地区性带来的不平等、不公平感, 缓解人们的生存压力, 让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时得到更多的幸福感。公共文化消费应该是一项全民共同享有的权益, 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 大批农村务工人员涌进城市寻找生存机会, 他们把一年一年里的绝大部分时间贡献于城市建设与创造中, 这一部分人群在城镇中的比例日渐增加, 他们慢慢变成城市中的一份子, 成为准城镇居民。而由于户籍制问题的困难、收入水平的中低等、工作环境的艰苦和知识水平的有限等因素, 城镇务工人员和一些弱势群体的文化消费权益得不到满足, 没有享受到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相关的保护权益。由于人数众多、规模庞大以及新生代的城镇务工人员的改变, 全面认真考虑这部分群体的文化消费权益, 不仅能为其带来文化精神上的满足和幸福感, 改善其生存状态, 还能丰富文化产业, 提高文化消费力, 在扩大内需背景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而且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3.倡导理性的可持续消费观念
马克思主义消费观中主张适度的理性消费, 指出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 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恩格斯也特别强调消费要与人类本性的自然需求相称、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相匹配。适度的消费观不仅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发展, 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是现代绿色消费观念的理论先导与基础, 更是马克思理论之当代意义的重要体现。物质趋向性消费与扭曲的低俗性的消费价值观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树立正确的生活价值观和消费观, 抛弃挥霍型、奢侈型的物质消费与低俗肤浅型的精神文化消费, 改善消费结构, 培育与发展人的精神素质, 将马克思主义消费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 营造健康、自由、向上的消费环境。绿色生态可持续的消费是指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购买和消费活动, 是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高层次的理性消费行为。绿色消费是从满足生态需要出发, 以有益健康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基本内涵, 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统称。绿色可持续消费宣扬的是一种和谐为本的观念, 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角度出发, 减少铺张浪费与奢侈;也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可持续的消费要求人们避开物质性炫耀性的消费旧观念, 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 减轻了由于收入差距带来的浮华与虚躁, 使人们重新认识追求幸福的意义, 提高全社会的舒适感和幸福感。
居民幸福 第8篇
2007年，我国国家统计局推出“幸福感”这一软测量指标，用来衡量我国国民生活质量高低和社会发展程度。本文尝试运用社会指标法，对比研究北京与杭州两个城市居民幸福感差别。“社会指标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客观指标来衡量人们幸福感高低的一种方法[1]。此类的客观变量包括：生活环境、经济收入、福利待遇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个人发展机会等。该方法的难点是社会客观指标的选取，如应该将哪些社会指标纳入测量内容，每个指标的权重应该如何分配等；而且要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中国文化背景及国民日常思维范式等，来选取合适的指标体系。
通过大量文献的查阅，结果发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提到的领域是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健康、住房、教育和休闲[2]。本文据此比较分析北京与杭州两个城市居民幸福感差异。为了简化研究的复杂性，本文使用社会指标法有如下的假设前提：
(1）指标对员工的幸福感产生相同的影响，即他们的权重一致；
(2）假设所研究的企业处于同一区域，即在考察项目上不再单独讨论由于地区区域的不同所造成的目标值的差异。
依据以上假设，可以建立以下的员工幸福感测评函数模型：
该函数中：F表示员工幸福感指数；a、b、c、d、e、f、g分别是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健康、住房、教育和休闲等7个影响居民幸福感指数的社会指标，即该函数的自变量；εe是误差项，因为指标选取时的不完整或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误差，或者是数据的不足或样本选取的特殊性所导致的误差。
1 北京与杭州的均经济收入比较
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8月24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年7月，全国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月总收入为998.53元，其中：北京达1 822.26元，居全国第一位；杭州1 566.30位居第三（注：杭州的人均收入参考浙江省人均收入水平）。考虑两地的物价水平高低不同，那么决定人们经济收入高低的重要取决于实际可支配收入。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 612.56元，居全国第二；同时，杭州人均月总收入为1 409.07比北京少103.49元，居全国第三。
另外，还要比较北京、杭州两地的“生活成本”（也可称为物价水平），包括吃、穿、住、用、行、就医、娱乐等方面。据“生活成本最高的五大城市”的评选结果显示，北京、杭州均榜上有名。其中：北京以87.21%比例排名第二；杭州排名第五。所以北京、杭州虽然经济收入高，但面临的生活成本同样很高。
2 北京与杭州的城市地位、社会关系比较
北京、杭州的城市地位主要是依据社会评价和人们认同感所确定的城市地位，并综合考虑城市经济、文化、城市发展潜力及城市的生态环境等方面来进行判断比较。
据福布斯发布的2005年中国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杭州连续两年名列榜首。可以说，杭州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最佳商业城市，其市场潜力、人才素质和私有经济活力都处于各大城市前列。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北京的政治气氛深厚，是集经济、政治、文化为一体的中心城市，但被入选为白领最不喜欢的五大城市之一。相比之下，杭州的工作氛围较北京单纯，况且地处江南的杭州有得天独厚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宜人的天气气候，在这方面较春季有沙尘暴、冬季异常寒冷的北京，杭州就有了独特的吸引力。
社会关系的比较，主要是参考该地区或者城市文化兼容性大小，本地居民对外来工作人员的排外性大小等指标来进行比较[3]。从总的来看，大部分叙述者叙述的情况认为，在北京，人与人之间相处比较好，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因为是政治文化中心，有时人际关系会比较复杂，政治氛围比较浓，而在非国有性质的企业，这种氛围就淡一些。杭州则不同，其企业大多都是民营企业，私有经济发展很快，为人们提供了很多就业的机会，民风也比较淳朴。
3 北京与杭州的人们健康、住房、教育及休闲方面比较
北京与杭州两地的人们健康方面的比较，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生活环境、气候条件、医疗情况等指标来衡量。就生活环境和气候而言，杭州优于北京，北京的污染严重，相比之下有“中国天堂”之称的杭州的环境条件就很好；因为北京、杭州都属于中国的发达城市，医疗设施，就医的难易程度差不多，相对而言，北京在这方面的优势会更显著一些。
住房方面的比较，主要是考察平均房价的高低，人均住房面积的大小等指标。据统计数据表明，有8大城市房价曾有“老虎房价”之称；其中：上海房价涨幅居全国之首，达到21.4%，而北京、杭州房价涨幅也达到两位数。
教育主要考察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企业员工的学历结构（小学、中学、专科大学、大专、硕士生、博士生在企业员工中的比例）。北京聚集了中国最优秀的教育资源，清华、北大、人大、北航、中央财经大学都是中国大学质量级别的代表；杭州所在的长三角也有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大学，如：浙大、中国美院、上海交大、复旦、同济、南大等为代表的长三角高校群。
休闲方面的比较，主要是集中考察员工休年假的天数，法定假期的执行情况等，杭州相比北京，情况要好一些。
4 北京与杭州实证比较
《职业》杂志和中青在线联合举行“我最心仪的就业城市”调查结果如下：
(1）在“哪五个城市的价值观和环境最有利于个人的工作生活平衡”的问题中，杭州以47.09%的比例，成为五大最有利于工作生活平衡的城市之首；苏州的比例为37.80%，位居第二，上海、深圳、北京分以37.21%、36.05%和33.14%的比例紧跟其后；
(2)“自然环境不佳、生活不方便的五大城市”是:拉萨(54.65%)、西宁(37.79%)、哈尔滨(29.65%)、北京(26.74%)和西安(26.16%)。
(3）工作节奏较快、职场压力最大的五大城市是：上海（87.21%）、北京（86.05%）、深圳（83.14%）、广州（81.40%）和杭州（20.35%）；
(4）薪酬购买力最高的五大城市是：北京（53.49%）、上海（50%）、深圳（49.42%）、广州（45.93%）和杭州（17.44%）；
(5）劳动保障政策较完善、劳动保障服务良好的五大城市是：上海（69.77%）、深圳（63.37%）、北京（47.09%）、广州（48.26%）和杭州（45.35%）。
根据前文因素分析，并结合《职业》杂志和中青在线的“我最心仪的就业城市”调查结果、“福布斯2005中国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排名以及民间非正式组织的评议，本文综合北京、杭州两个城市影响居民幸福感高低的社会指标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参考文献
[1]郑雪、严标宾、邱林著:《幸福心理学》[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70～71。
[2]Diener E,Suh E M.Culture mud Subjective Well-being[M].Cambridge,MA:MIT Press,2000.87-112.
居民幸福 第9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关注也从单一的物质追求更多地转向较高层次的精神愉悦体验, 更加注重精神或心理上的满足, 也就是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 是指社会成员对其自身生活的主观体验与评价。对我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探讨, 有利于政府开展有针对性的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的工作, 从而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促进社会进步。
国外对此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 并把它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80年代中期, 我国开始关注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问题。不断有研究者对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提出全新说法,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重点研究项目表明除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需求提高外, 个人的心理反映, 如个人幸福感等主观指标也十分重要。
2 赣州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赣州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内地城市, 自地级市成立以来, 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城市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由于其适宜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 赣州更被誉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城市建设不仅要继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而且更要注重满足人民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协调处理好城市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提升城市的综合素质。
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系统测量可以反映社情民意、衡量社会稳定程度, 便于政府把握赣州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居民的心理脉搏,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进一步提高赣州人民的生活质量, 促进赣州的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因此, 研究主观幸福感问题,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影响赣州城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有: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与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与婚姻状况是影响心理健康体验的主要因素。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 可能与教育程度高低对个体性格特点、处理问题角度与方法等方面会产生不同影响有关。婚姻往往被人们视为幸福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婚姻有助于提高幸福感水平, 婚姻状况对心理健康体验产生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与个人收入, 成为影响成长发展体验、目标价值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的主要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收入越高的群体, 他们对生活可能有着更为积极的态度, 对自身人生价值能够给予较高的评价;此外, 由于这一群体拥有较为理想的经济状况, 他们对自己及家庭的生活状况也会有着较为满意的评价。
受教育程度对自我接受体验与身体健康体验的影响较大。与受教育较低者比较而言, 受教育程度较高者, 一般均有较为富足的生活和一份能够让自己尽力发挥的工作, 这种境况会使他们对自己持更为肯定的态度;此外, 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一般具有更为规律的生活及合理饮食习惯, 再加上经常性的体育锻炼, 可能致使这一群体有着更为健康的体魄与健康的意识。
3 赣州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的对策
3.1 提高城市居民收入
个人收入高的居民, 其主观幸福感较个人收入低的居民要高。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 要切实提高我国全体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必须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全社会各方面共同合力的结果, 健康公平的社会环境对于城市居民的心理有着很大的影响。当今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 如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恶劣社会风气问题, 对于城市居民的心态平衡、社会信心的影响非常消极。因此, 应坚持严厉打击社会不法现象。
3.2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提高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政府应 (下转第19页) (上接第30页) 继续加强宏观调控, 统筹经济协调发展。应努力消除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之间的非效率性分配差距, 努力消除居民收入差距不合理的各项体制因素。提高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幸福指数,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必不可少。
3.3 培养居民健全人格
我国城市居民在受教育程度这一维度上, 总体呈现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的趋势。要加强教育文化建设, 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
(1) 抓好国民教育
赣州地区要确保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落实, 继续探索和完善终生教育的有效途径, 努力提高全社会的不同层次民众的受教育水平。
(2) 改变教育理念, 大力提倡促进提升人类幸福的幸福教育
幸福教育以培养个人的情感为教育目的, 教育培养能够创造幸福、把握幸福的人。教育出关注生命、热爱生活的人, 教育居民培养积极情绪, 塑造健康的人格、培养优良品质。人格贯穿于个体心理的诸多层面, 健全良好的人格深深影响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 教育在人格的塑造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 要提高赣州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加强幸福教育是当前教育者的重要任务。S
摘要：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系统测量可以反映社情民意、衡量社会稳定程度, 便于政府把握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居民的心理状态,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本文从分析赣州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入手, 对提高居民幸福感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赣州,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1]邢占军.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 2002 (3) :336339.
[2]时蓉华.社会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63-231.
居民幸福 第10篇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社会里，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丰富程度的标准，也逐渐被生活质量这个涵义更丰富的标准所取代，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变成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幸福指数又是反映民众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
在我国，关注“幸福指数”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21世纪新时代的要求，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与现实着眼点。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
由于建立百姓幸福指数的统计指标体系还有一些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问题需要很好地解决，因此，对于分析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幸福指数的内涵及其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合理有效的测算方法的研究意义重大，利用这些合理有效的方法综合评价人们的幸福指数，从而反映出和谐小康社会发展的程度。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这一比较抽象的指标，与每个家庭、每个公民的切身感受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幸福指数与GDP的同步提高。
早期的该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但从先前的学者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历史并不长，总体来说，生活质量研究还没有形成被广泛接受的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但国内外学者所作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从而更好地对居民生活幸福指数进行研究。
1 苏州市居民总体人均国民经济指标与居民生活调查统计
苏州素有“人间天堂”的美称，地处长江三角洲的黄金地带，濒临上海，经济发展迅速。根据调查数据统计苏州市的人均生活水平处于全国前列。
居民生活质量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收入状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其它的公共设施与社会保障等因素也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指数。从苏州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势头来看，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从1985年到2007年，苏州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918元上升到了21260元，是1985年的23倍之多;从居民的消费结构、消费支出总额来看，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990年的1805元上升到2006年的12472元，是1990年的6.91倍;城镇居民住房人均使用面积从1998年的14.6平方米增加到2005年的30.5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1998年的4.74平方米增加到2006年的12平方米;每百人城乡话机普及率由1998年的41.63部增加到2007年的268.5部;城镇登记失业率由1999年的3.35%下降至2007年的3%;人均储蓄额元由1998年的11284元上升至2007年的41532元(见表1)。
在消费结构的构成中，食品和衣着所占的比例显著下降，而医疗、教育、通信和其他商品及服务消费支出都有着不同比例的较大幅度的上升，说明苏州市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正在向更高级的生活水平过渡，生活质量正逐步提高。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2000年的42.7%下降到2007年的37.9%，可见苏州居民整体已进入富裕的生活水平，位于全省乃至全国前茅。
2 苏州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统计
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发现：对于幸福的评价，33%的人认为是身体健康，50%的人认为家庭和睦。对于生活的态度48%的人是积极乐观，50%的人是平静满足。对于自己的经济状况，81%的人比较满意。对于社会治安84%的人认为治安良好。79%的人可以接受目前的物价。82%的人对于社会保障比较满意。大约85%的人认为对于生活便利性和社区服务比较满意。但是对于交通便利程度只有58%的人认为比较满意。80%的人喜欢自己的职业并且认为报酬合理。79%的人比较认可自己的人际关系。在诸多构成不幸福的因素里，工作不顺心和经济状况不好是主要因素分别占42%和31%。数据显示出绝大多数苏州居民过着幸福满意的生活。
3 DEA模型与方法介绍
3.1 DEA方法概述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由著名的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人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DEA是一种对若干同类型的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的决策单元进行相对效率与效益方面比较的有效方法。DEA以某一生产系统中的实际决策单元为基础，建立在决策单元的“Pareto最优”概念之上，通过利用线性规划技术生产系统的效率前沿面(或者称为前沿生产函数)，进而得到各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及规模效益等方面的信息。
DEA使用数学规划模型比较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简记DMU)之间的相对效率，对DMU做出评价。确定DMU的主导原则是：就其“耗费的资源”和“生产的产品”来说，每个DMU具有相同的输入和输出。通过对输入和输出数据进行综合分析，DEA可以得出每个DMU综合效率的数量指标，据此将各DMU定级排队，确定有效的(即相对效率高的)DMU，并指出DMU非有效的原因和程度。通过前沿面投影理论DEA还能判断各DMU的投入规模是否适当，并给出各DMU调整投入规模的正确方向和程度：应扩大还是缩小，改变多少。
3.2 C2R模型
其中Xj、Yj为输入和输出向量, X0和Y0分别是决策单元j0的输入、输出向量。n为决策单元数目, s-、s+为松弛因子, λj为系数, θ、α为效率值。当的解θ*, S+*, S-*, λ*, 满足θ*=1, S+*=0, S-*=0, 时, 则称决策单元DMUj0是既为“技术有效”又为“规模有效” (C2R) ;若θ*<1, 则称DMUj0为DEA无效的 (C2R) 。
4 模型测算
指标的选择对于结果的测算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要测算的是居民幸福指数，因此选择的主要都是有关居民生活的指标。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从中选取了以下数据用来测算：投入指标主要是市区居民可支配收入,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输出指标为居民的满意程度。
5 结果分析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居民的幸福感在不断波动，这应该是当年经济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造成的。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03-2007年都是DEA无效的，这意味着，比较看来后几年比前几年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幸福指数产出的效率降低。综合分析原因如下：
首先，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就业竞争压力随之增大，使得人们的幸福感随着当年形式不断变化。
其次，由于物价的逐年上升，尤其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房价居高不下，而居民的支付能力有限，使得购买力下降，这也是造成一些居民幸福感降低的重要因素。
第三，社会保障是一些收入低且不稳定以及一些老人比较担忧的问题。由于担心身体健康以及发生意外情况，一些低收入群体的安全感降低。期待社会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
第四，虽然比较来看苏州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但基于目前的经济及其社会等综合环境的综合投入来看，后几年得到的幸福指数产出处于无效状态，需要进一步优化与改善。
参考文献
[1]Yashhiko Saito, Eileen M.Crimmins and Mark D Hayward.Health Expectancy:An Overiew.Nihon University,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99:12-15.
[2]Morris David.Measuring the Changing Quality of the World's Poor: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Working Paper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Development.Providence:Brown University Center, 1996:45-48.
[3]汪杨岚.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评价.发展改革, 2004 (7) :34-36.
[4]杨印生, 李树根, 郝海.数据包络分析 (DEA) 的研究进展.吉林工业大学学报, 1994, 24 (4) :111-118.
幸福镇上的居民们(10) 第11篇
红hónɡ 毛máo 兔tù 觉jué 得de 每měi 一yì 根ɡēn 红hónɡ 毛máo 下xià 面miɑn 都dōu 在zài 出chū汗hàn！
红hónɡ 毛máo 兔tù 一yì 紧jǐn 张zhānɡ， 就jiù 开kāi 始shǐ 滔tāo 滔tāo 不bù 绝jué 地de 说shuō话huà， 而ér 且qiě 全quán 是shì 胡hú 言yán 乱luàn 语yǔ！
“噢ō，老lǎo 天tiān， 亲qīn 爱ài 的de 狗ɡǒu 大dà 哥ɡē， 我wǒ 怕pà 我wǒ 在zài 帮bānɡ 倒dào 忙mánɡ， 这zhè 个ɡe 结jié 越yuè 拽zhuài 越yuè 紧jǐn …… 这zhè 样yànɡ 乱luàn 拽zhuài 是shì 不bù 行xínɡ 的de …… 不bù 行xínɡ 的de …… 我wǒ 确què 信xìn 这zhè 一yì 点diǎn。好hǎo 吧bɑ，我wǒ 们men 换huàn 一yí 个ɡe 角jiǎo 度dù 来lái 看kàn 待dài 这zhè 个ɡe 问wèn 题tí。你nǐ 认rèn 为wéi，当dānɡ 一yì 只zhī 噗pū 噜lū 噗pū 噜lū 的de 狗ɡǒu 绝jué 对duì 不bù 可kě 以yǐ 吗mɑ …… 看kàn 在zài你nǐ 再zài 也yě 不bú 会huì 汪wānɡ 汪wānɡ 叫jiào 的de 份fèn 上shɑnɡ， 我wǒ 把bǎ 我wǒ 的de 秘mì 密mì 告ɡào 诉su 你nǐ。我wǒ 刚ɡānɡ 生shēnɡ 下xiɑ 来lɑi 的de 时shí 候hou， 连lián 我wǒ 的de 妈mā 妈mɑ 都dōu以yǐ 为wéi 她tā 错cuò 误wù 地de 生shēnɡ 了le一yì 头tóu 红hónɡ 狐hú 狸li。从cónɡ 来lái 没méi 有yǒu 兔tù 子zi 的de 毛máo 是shì 红hónɡ 色sè 的de。你nǐ 听tīnɡ 过ɡuo 小xiǎo 朋pénɡ 友yǒu 唱chànɡ 的de 歌ɡē 吗mɑ？小xiǎo 白bái 兔tù，白bái 又yòu 白bái …… 连lián 小xiǎo 朋pénɡ 友yǒu 都dōu 知zhī 道dào，兔tù 子zi 就jiù 应yīnɡ 该ɡāi 是shì 白bái 色sè 的de。这zhè 就jiù 是shì 我wǒ 穿chuān 白bái 衣yī 服fu 的de 原yuán 因yīn —— 身shēn 为wéi 一yì 只zhī 兔tù 子zi，那nà 就jiù 该ɡāi 是shì 白bái 色sè 的de 嘛mɑ。就jiù 像xiànɡ 身shēn 为wéi 一yì 条tiáo 狗ɡǒu， 它tā 就jiù 该ɡāi 汪wānɡ 汪wānɡ 叫jiào，而ér不bù 是shì 像xiànɡ 只zhī 大dà 靴xuē 子zi 陷xiàn 进jìn 泥ní 汤tānɡ 中zhōnɡ， 一yí 个ɡe 劲jìnr儿‘噗pū 噜lū噗pū 噜lū’。唉ài， 我wǒ 失shī 去qù 了le 身shēn 为wéi 兔tù 子zi 的de 标biāo 志zhì 物wù，你nǐ失shī 去qù 了le 身shēn 为wéi 狗ɡǒu 的de 标biāo 志zhì 物wù，不bú 要yào 怨yuàn 恨hèn 我wǒ，狗ɡǒu 大dà哥ɡē， 这zhè 是shì 命mìnɡ 运yùn 啊ɑ……”
长chánɡ 舌shé 狗ɡǒu 破pò 口kǒu 大dà 骂mà： “去qù 死sǐ 吧bɑ 你nǐ！连lián 同tónɡ 你nǐ 的de 命mìnɡ 运yùn 论lùn！我wǒ 什shén 么me 都dōu 不bù 想xiǎnɡ 要yào，我wǒ 只zhǐ 想xiǎnɡ要yào 解jiě 开kāi 舌shé 头tou 上shɑnɡ 的de 结jié！哦ò， 上shànɡ 帝dì， 我wǒ 多duō 么me 怀huái 念niàn 那nà 长chánɡ 长chánɡ 的de 舌shé 头tou 吊diào 在zài 外wài 面miɑn 的de 日rì子zi，哪nǎ 怕pà 它tā 在zài 冬dōnɡ 天tiān 冻dònɡ 成chénɡ 冰bīnɡ 棍ɡùn！我wǒ 想xiǎnɡ 要yào 回huí 我wǒ 那nà 舌shé 头tou！我wǒ要yào 这zhè 榔lánɡ 头tou 一yí 样yànɡ 的de 水shuǐ 手shǒu 结jié 干ɡàn 什shén 么me 呢ne？”
当dānɡ 然rán， 他tā 的de 骂mà 声shēnɡ 只zhǐ 是shì 一yí 串chuàn “噗pū 噜lū 噗pū 噜lū 噗pū 噗pū 噜lū 噗pū 噗pū 噜lū”……
幸xìnɡ 福fú 镇zhèn 的de 居jū 民mín 都dōu 知zhī 道dào， 长chánɡ 舌shé 狗ɡǒu 忧yōu 伤shānɡ 得de 病bìnɡ 倒dǎo 了le。
忧yōu 愁chóu 小xiǎo 姐jiě 来lái 探tàn 望wànɡ 长chánɡ 舌shé 狗ɡǒu， 一yí 见jiàn 他tā 就jiù 惊jīnɡ 叫jiào 起qi 来lɑi：“当dānɡ 我wǒ 发fā 愁chóu 的de 时shí 候hou， 我wǒ 的de 脸liǎn 是shì 否fǒu 就jiù像xiànɡ 你nǐ 现xiàn 在zài 这zhè 样yànɡ 难nán 看kàn？”
长chánɡ 舌shé 狗ɡǒu 噗pū 噜lū 噗pū 噜lū 地de 说shuō： “只zhǐ 会huì 比bǐ 我wǒ 更ɡènɡ 难nán 看kàn！”
现xiàn 在zài， 全quán 镇zhèn 只zhǐ 有yǒu 一yí 个ɡe 人rén 能nénɡ 听tīnɡ 懂dǒnɡ 长chánɡ 舌shé狗ɡǒu 的de 话huà， 那nà 就jiù 是shì 忧yōu 愁chóu 小xiǎo 姐jiě。这zhè 是shì 因yīn 为wèi，只zhǐ 有yǒu 同tónɡ样yànɡ 忧yōu 愁chóu 的de 人rén 才cái 有yǒu 共ɡònɡ 同tónɡ 语yǔ 言yán。忧yōu 愁chóu 小xiǎo 姐jiě 充chōnɡ当dānɡ 了le 长chánɡ 舌shé 狗ɡǒu 的de 翻fān 译yì，对duì 长chánɡ 舌shé 狗ɡǒu 来lái 说shuō，至zhì 少shǎo 他tā 能nénɡ 让rànɡ 人rén 们men 明mínɡ 白bɑi 自zì 己jǐ 的de 处chǔ 境jìnɡ 了le。
居民幸福 第12篇
目前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已经涌现出了很多成果, 综合起来主要可以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宏观层面的幸福指数, 或者说国民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我国国家统计局在推出绿色GDP之后, 推出了“幸福指数” (GNH) [2]。第二层次是中观的社会学层面的幸福指数, 或者说城市幸福指数, 包括城市GDP、就业率、人均居住面积等客观指标。第三层次是微观的个体心理层面的幸福指数, 最具代表的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公布的, 其问题只有一个:把所有的事情加起来, 你认为你是不幸福的、不很幸福、幸福、非常幸福[2]。
进入二十一世纪, 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其核心是以人为本, 人民的幸福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前提和标志。在此背景下, 研究兰州市城市居民幸福指数问题, 对于推动兰州市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幸福指数测评体系的构建
㈠测量的可行性幸福感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 是否可以用一定的指标来量化呢?首先, 人的幸福感是以人的相应生理官能存在和这些官能的需要为客观物质基础的[2];其次, 人们追求幸福的主体欲望所指向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这就说明了幸福这种主观体验具有客观实在性, 所以说我们依靠一定的指标来测量幸福是可行的, 而幸福指数就是这么一个指标。
㈡调查问卷的设计理念此次调查偏向从微观层次入手, 从个人生活角度来研究幸福指数, 从而对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合理量化。在问卷设计上, 先了解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如性别、民族、年龄阶段、户籍、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作性质及居住区域等;然后是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的客观指标及主观感受;最后综合考虑所有因素, 评价自己的生活态度、成就感、压力感及幸福感, 回答者可以从低到高5个选项中选择答案来评估其幸福满意度。
㈢幸福指数体系测评的理论模型居民幸福指数测评成功的前提是建立合理的理论模型。在参考各研究机构和已有的幸福指数研究成果基础上, 课题组提出了一个由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和人们生活的五大方面相结合的幸福指数理论模型。
㈣幸福指数测评体系的层次构建课题组将城市居民的幸福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分为系统一级指标和个体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主要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因素组成, 在每一个一级指标系统中, 又包含依照客观情况及主观感受而设计的多个题目, 相当于若干个二级指标。本文选取了兰州市居民在社会生活方面所反映出的幸福指数来写, 共选择了6个二级指标, 分别是:居民对当前生活状况的满意度, 社会风尚满意度, 社会诚信满意度, 社会治安满意度, 交通出行满意度, 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
二、兰州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
㈠调研地点的选取本次调研对兰州市的5个市辖区 (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 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 除此之外, 还对兰州市管辖的3个县 (皋兰县、榆中县、永登县) 也同样进行了抽样调查, 并且根据每个调查区域人口的数量发放问卷70~100份不等, 可谓调查地区数量多并且覆盖全面。
㈡调查对象的选取为使所得结论更加真实可信, 遵循样本的完备性与普遍性原则, 所选调查对象的职业包含公务员、企业人员、农民、学生、退休人员、个体经营者以及失业人员7大阶层;另外, 调查对象涵盖了从18岁以下到60岁以上的各个年龄段, 并且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同时, 考虑到兰州市的少数民族占有一定比重, 因此, 在问卷调查中, 特别选取了一部分少数民族作为调查对象。
㈢调查数据的获得和处理为得到真实可靠的调查数据, 保证统计结果与现实的相对一致性, 对兰州市居民的幸福度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课题组成员亲自奔赴调研地点进行面对面的问卷式调查, 共获得调查问卷820份, 其中有效问卷820份, 占100%。由于调查对象对问题的理解偏差、调查的时间限制、调查人员的笔误以及录入错误等等, 难免会有个别调查问卷数据不完全符合实际, 笔者参考同一地区的同一职业的数据, 按照常规推理进行一定的修正, 但不会影响分析结果。
三、兰州市居民社会生活幸福指数的统计分析
㈠总体分析
1.兰州市城市居民对自己的综合的主观的幸福度并不是很满意。比如, 在近一年中, 对自己事业或者学习上的成就感的评判中, 绝大部分人选择了“感觉一般”, 占总数的47.4%, 而排列第二的“比较有成就感”仅占26.2%, 比前者低了约21个百分点。同时, 在评判自己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时, 选择“比较大”和“非常大”的比率分别为32.2%和28.4%, 相差无几, 而其他选项则选择人数较少。兰州市居民压力大而成就感一般, 说明其在面对工作生活时, 幸福度不高, 但比较欣慰的是, 在被问及生活态度时, 有66.8%的人都表示“比较乐观”。如今,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的确存在着许多社会问题, 如人口膨胀、人口老龄化、物价上涨等等, 使得人们身心压力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人仍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也说明了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众的共同努力下, 兰州市民对美好的生活和未来有信心、有期望, 而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合理的期望也可以提高人们对生活的幸福感受。
2.社会生活问题上, 不同方面的幸福度差别很大。此问卷在社会生活方面涉及了物价水平、住房条件、交通安全、医疗卫生服务和个人职业等指标的满意度调查。在这些指标里, 满意度最高的是个人职业, 选择“满意”的人数占总人数的51%;其次是住房条件, 满意度也高达46.7%;而满意度最低的当属物价水平了, 大多数居民选择了“不满意”, 占到总人数的53%, 早在2010年就有相关报道指出, 兰州市物价指数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中位列第十, 并且有持续上涨的趋势。尽管兰州市的物价绝对值并不算特别高, 但是从收入来讲还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这几年, 房价更是持续走高, 在南关十字区域甚至可到一平方米2.4万的水平, 作为一个三线城市, 这样的价格着实让人有些望而却步。
而在问卷调查中, 我们也发现, 说起物价水平, 大部分人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不满意”, 有些甚至是“很不满意”, 单这两个选项的选择人数就占总数的85.2% (见表1) , 可见居民对物价的满意度相当的低, 这也是为什么51%的居民有了自己满意的个人职业却依旧有60%的居民认为压力“比较大”或者“非常大”。除了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需求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压力之外, 较高的物价水平也是很大的影响因素, 尤其是日用品、粮食蔬菜的价格和房价的高水平, 这些无疑十分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 甚至社会的正常秩序, 损害了人们对生活的感受和城市幸福感。
在交通安全和医疗卫生服务方面, “满意”与“不满意”两个选项相对于其他选项选择数较多, 差别也不大, 前者比后者高出约10%。此数据反映了不同的人群对这两项指标的评判截然相反, 说明在这两项指标的政策和规划建设上存在盲点, 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没有享受到市政建设的服务与便利。
3.超过一半的居民认为兰州市的社会风气和城市社会治安属于一般水平, 还有待提高。同时, 让人感到可喜的是, 问卷调查中有88.4%的人表示愿意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可以看出兰州市居民的社会参与热情还是很高的。另外, 居民对当今社会问题的关注度很高, 有三分之二的居民表示平时很关注社会民生类型的节目。
课题组选取了8个当下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 以多项选择的题型做了问卷调查, 结果见图1。通过图1可以看出, 目前按照关注的人数多少排列, 从高到低分别是医疗、房价、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和社会安全。医疗越过房价成为关注度最高的问题, 这表明社会老龄化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解决好医疗服务、医疗保障的问题是政府和社会今后工作的重点。同时值得关注的是, 食品安全成为兰州市居民关注度第三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 全国各地发生了许多诸如三鹿奶粉、双汇瘦肉精、地沟油等食品安全的恶性事件, 食品安全问题频频爆发, 人们不禁发问:还有什么是可以放心吃的?的确, 由于人口膨胀、人地矛盾紧张, 对于食品量的需求激增, 而对于量的满足, 我们也做到了, 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 食物也越来越多样化;但是, 量的上升不代表质的下降, 食品安全问题不重视、不解决, 会给人们造成恐慌感、不信任感, 即使物质再丰富, 也无法提高居民的幸福度。在图1里, 笔者还注意到, 近几年党和政府都格外关注的社会分配问题只排到第五位, 说明兰州市的社会贫富差距和其他大中城市相比还不算特别严重, 起码在居民心目中这不算一个极端突出问题。
㈡地区分析
1.在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上, 城关区的居民关注度比其他的地区明显高出很多。前文提到, 调查问卷涉及了八个时下热门的社会问题, 即收入分配、房价、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社会安全和食品安全, 城关区居民对除了教育问题之外的每个问题的关注程度, 均超过了一般排在第二位的七里河区居民20%左右, 关注度值达到了60%~90%, 这一数值更是远远超过了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以及皋兰、榆中和永登三县。居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最根本取决于其矛盾的突出程度。众所周知, 城关区是兰州市的经济、政治中心, 是发展最好的一个区域。居民生活节奏相对较快, 生活压力较大, 面对的问题也相应增多, 尤其是房价、就业、医疗这些紧紧关系民生的问题, 在城关区都显得尤为突出。而城关区居民数量比重大, 也使得各项问题的解决政策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推广, 空间覆盖面也无法十分全面。
2.在兰州市辖的五区中, 西固区的居民对社会生活的满意度最高。在调查问卷所涉及的关于社会生活的问题中, 西固区居民给出的答案大多呈现乐观、满意的一面, 也就是说, 涉及社会生活的各项指标对于西固区居民的幸福度呈现出正贡献率。通过分析所得的数据, 笔者观察到, 同样的八个社会问题, 西固区居民对每一项的关注度都略小于其不关注的程度, 而在物价水平、住房条件、交通安全等指标中, 西固区居民的满意度都比其他七个区域高。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 西固区的居民对社会生活方面的幸福感较强。
3.兰州市辖的三个县, 社会生活的满意度基本持平, 与其他区域相比, 属于中等水平, 但是, 在其中三个指标中, 呈现极为明显的“两高一低”。首先, 三个县的居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度很高, 和城关区持平, 选择“关注”的人数占本区域调查总人数的50%~60%, 需要指出的是, 课题组调查对象的年龄段在18~70岁, 家中有适学年龄子女的居民多集中在30~42岁之间, 而此年龄段的调查对象仅占该区域人数的20%~30%, 也就是说, 除了面对升学压力的孩子和父母, 还有超过此群体数目一半的居民同样十分关注教育问题。同时,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也见到了不少“陪读现象”, 其中皋兰县最突出, 而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 在三个县区的调查中, 有许多55岁以上的老年人也表示, 教育支出是家中开销最大的项目, 目前最关心的是孙子孙女的升学问题。其次, 在医疗卫生服务上, 三个县区的满意度在50%~55%之间, 满意度值是最高的。这主要得益于新医保的推行, 调查中的许多中老年人提到医疗卫生服务, 大部分都表示“满意”。最后, 三个县区的居民在物价水平这项指标的满意度与其他区域相比是最低的, 选择“不满意”的人数占到了65%左右, 超过了排名第二的城关区10个百分点。而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 三个县区的物价和兰州市的城关区、七里河区相差并不多, 有些甚至更高, 但是其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所以居民的收入和该区域的物价比例欠平衡, 必定影响居民在此项指标的幸福度。
4.值得注意的是, 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指标中, 每个地区的调查结果不尽相同, 然而, 在居民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度的问题上, 却很一致的有55%左右的关注度, 各个区域之间相差甚少。这说明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并且已经得到居民的广泛关注, 在今后, 此问题的改善与解决程度会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影响, 且影响力度会逐年增大。
㈢阶层分析将被调查者按照工作单位的性质分为8大类, 即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国有企业人员、私营企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农民、退休人员、学生以及失业人员8个阶层。
在社会生活方面, 阶层幸福指数与收入水平负相关。在8个阶层中, 商业人士和个体户收入相对较高, 却表示“工作生活压力很大”, 对社会生活的各项指标的满意度也比较低, 尤其是住房条件和医疗卫生服务这两项指标, 私营企业人员的满意度最低。这主要是因为两者在社会保障方面满意度低造成的。相比之下, 国有企业人员虽然收入可能稍次于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 但是其单位实力雄厚、福利高, 同时, 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也比较到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虽然只是领取固定工资, 但是其职位的终身性、工作部门的优越性以及节假日、各种社会保障的有效落实, 社会满意度也很高。而退休人员、农民和学生等尽管只算收入有保障, 但其生活压力小, 可支配时间充足, 幸福指数同样较高。
四、构建和谐城市的启示
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发展、环境优美、人际和谐、全体社会成员欢乐幸福, 这也正是居民幸福感的具体体现。幸福指数被引入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要着力解决市民生活中的难题, 真正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接轨。
通过调查分析可以看出,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测评指标的建立及其常规化监测, 对于扭转目前城市政府管理工作中的GDP导向, 建立以满足城市居民需求为导向的多元化科学测评体系和执政为民的服务理念,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很多启示。
㈠幸福指数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决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政府必须意识到:不能再一味强调GDP至上、硬性指标至上、枯燥数字至上, 应把市民的感受、生活和愿望放到必要的议事日程上。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更应该着眼于未来, 而不仅仅是极大化今天的幸福, 将其作为政府绩效的面子工程。不能只顾眼前, 幸福也需要具有可持续性。
㈡幸福指数不能被异化幸福指数的研究只能作为一种手段, 旨在通过对其计算以及各种影响因素的研究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受, 而不是将其作为目标, 唯幸福指数至上。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幸福指数与GDP是同等重要的两大指标, 两者不是对立的, 而应相互促进。不能因为追求GDP的增长而降低居民的幸福指数, 同样, 不能因为重视幸福指数而轻视GDP。
㈢确定政府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指数的着力点根据前文对幸福指数的定义和分析, 人们的幸福感来源于其自身生存以及发展需求的满足程度, 因此, 提升的基础在于对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的改善。政府应加大力度缩小贫富差距,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 市政府应在强调再分配的基础上加强干预初次分配, 确保初次分配的公正, 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使生产人员、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群的工作幸福感得到提高。在社会保障政策上, 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建设, 提高退休人员的幸福感;在教育领域逐渐引入免费教育, 提高整个社会的教育文化水平;在住房领域, 政府应充分保障市民的可支付住房权, 重点控制住房价格和改善住房条件。政府调整政策时, 应该本着“重点解决, 均衡兼顾”的原则, 优先着手城市居民最关注的问题, 同时兼顾其他。
参考文献
[1]王君秀.什么是幸福指数[J].今日中国论坛, 2006,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