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精选12篇）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第1篇

文学研究通常分为:作品研究、创作过程研究、文学批评、作家研究。这就如一种狭义的研究, 而我们现在普遍混合了文学研究中非文本的、文化的元素。诚如钱谷融所说, “文学是人学”, 研究人的共通本质, 文学研究必然会和社会性、自然性的因素相结合, 因而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 文化人类学意义。于是文学和其他知识门类的种种关联可表述为和“文化”的联系。文化也是一个有共识性的私人化概念。在此, 我认为有必要区分“共识独立”和“个体独立”, 或曰“日常化的独立”和“先锋独立”, 后者总是包括在前者之中, 以流动的范畴和流动的形式与前者互相碰撞并转化的, 亦即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行为是包融在日常生活的具有共通意识的独立性之中的, 但前者的创造性与破坏性, 不失为对日常化的生活的突破与反击, 从而产生由弱及强的影响———当此影响达致一定程度后, “日常化的独立”就会波及更多层次的人群, 从而又反过来影响着“个体独立”———而复杂的过程中还包含了相互融合与分离的可能。我所说的“以流动的范畴和形式相互碰撞与转化”, 可用来解释文学和文化的转化关系, 亦可描述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即二者总在进行着以各自所统摄的内容为基础的相互碰撞, 由此产生着概念、意识、言语表达结构及更多认知层面的转化。这与传统的对二者关系的看法有所不同。

文化研究的对象, 乃是一切可以称之为文化的现象和具体事物 (在泛文化层面) , 将之付诸学术规范和深层次的系统性的探究, 就可以获得某种自成体系的结论。起初, 是先产生文化性的东西, 也就是值得保留的技艺类东西, 之后, 人们需要在闲暇之余表达日益深化的感情, 于是才有了文学。文学首先并不是应用性的, 而是抒情性的, 因为应用性的文字绝不会表达关系感情的意思。原始的诗词中如“断竹, 续竹飞土, 逐宍”, 这就是一种劳动号子似的, 但这种表达着对力量的崇拜的词语, 难以想象具有多少文学性。随着时间推移, 文化的力量开始显现, 人可以经由抒情性语言, 或是稍作抒情性修饰的语言不断表达内心和外界变化对于自己的感受, 于是文学渐渐上升了自己的地位, 成为人文研究的中心。这在西方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魏晋时期, 当出现“文学是自觉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更加明显。

二

文化的多元化, 是伴随着物质的丰富, 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变化的。这就导致文学研究的传统发生变革, 在某些方面, 渐渐与文化研究相媾和, 将之式微的姿态重新摆正。文学研究中涉及文化的, 文本的文学性又很强, 或说很优美又有深度的, 像是被重新注入了活力, 一些弱势的文字, 则被判处了死刑, 被纳入了文化研究。

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急剧转型期, 出现了关于怎么看待文化研究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否包含庸俗社会学, 或说是否包含社会学、政治学批评, 都是显见的不应成立的———按陶东风的说法, “文学研究是建立在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上的”。文学研究在英国的雷蒙·威廉斯的叙述中, 就有对其时经济批评的不相一致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后期, 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研究益发影响大, 愈益偏离对文化本质的追问, 更私人化的元素、更多的个人体验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一些范畴和研究的方式方法的不同点很大。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是显见的, 二者不是简单的对立。追溯文化研究的源头, 在现代性发生以后, 就包括了符号学、语言学、形式主义等内容。如语言学、叙事学的发展, 就告诉了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在语言的无力和粗糙终于走到尽头之后, 开始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回归原文本的研究, 一是混合文化文学的界限, 并模糊之。二者都有各自的原因, 不应该继续调和现在的研究方式和内容。文化研究走出了文学的审美性这一被认为是本质的内容, 与政治, 与社会学, 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但是也应看到, 文化的审美特性也是很多的, 且其更多的还是被限制在了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研究上。文学研究则更多地保持着自律———对主体纯洁性的保护。

90年代大众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兴起以后, 一味坚持审美的文学自律论的论调已不受激赏, 这二者固然可以认为是当前的市民文化心理的表现, 文学创作也就部分地变得切近甚至迎合它们, 而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正是社会矛盾的软化剂。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侧面———语言学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新的本文分析方法, 而这方法对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意义是不同的———文化研究更多地在追问作品的结构或曰构造, 认为文学作品是有各种权力和作家行动的影响的。这些结构的视界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文化因素导致了这样结构的作品。它把文本分析, 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分析等都打通了。文化研究有很多时候故意逃避着对文化产业的支持, 并未直接跻身于对文化生产的服务中去, 而文学研究虽在象牙塔里, 却以一种文化发言人的身份, 想更多地告诉别人自己的成果。布迪厄说, “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功利性, 是超功利的功利性”, 我认为其潜意识里对功利的诉求存在着矛盾, 这种矛盾才导致文化经济与其他商业经济的不同。有观点认为, “后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差异的消失”, 依据此说, 差异性的消失使得一些人在接受这一变化时产生困难, 这也是文化研究和产业脱节的原因之一。

三

可以想象, 原初的评论或说批评, 是文化研究的初源。雷蒙·威廉斯认为, 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狭义的文化批评, 是指文学批评和从文化视角切入文学与社会关系及文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在第一次的以形式主义批评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冲击后, 如今正受着文化研究的冲击。文学既包括纯文学, 也包括其他文学, 这种不对等的二分使得在文化研究里表现出对“其他文学”的探讨的一种专业化倾向, 而对纯文学的文化方式的研究则趋向于理论层面。

综上, 文化研究始于文学研究的观点虽不够全面, 但是部分成立的。二者的关系可用“流动的范畴”来解释, 是互相不对等地转化的。独特的个人化的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中介, 解决了在这二者之间国人的失语问题———我们过分应用西方话语, 致使无法回归自己的母语优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不仅具有差异, 也具有不少共同点。

对于纯文学以外的其他文学, 要侧重外部研究, 对纯文学, 可以侧重内部研究。这种基于文学层面的文化研究, 就可使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社会、文本及其内在的文学性, 并发现文学之外的文化范畴中未曾涉及的领域。

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与其时的文化研究密不可分, 在侧重由宏大叙事向个体化的微观叙事演变的同时, 以客观的尊重历史的态度来对史料加以互证和考据, 当是研究中重要一环。研究中国现代的文学与文化, 也离不开对西方的理论知识的探究。

摘要：基于对“文学”“文化”概念的理解, 文章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各自所统摄的概念范畴, 及相互之间的转化关系加以探究, 用“流动的范畴和形式相互碰撞、融合、分离、转化”描述了二者的关联, 并论述了二者各自和之间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流动的范畴,转化

参考文献

[1]程朝翔.“人文”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J].国外文学, 2000, (2) .

[2]陶东风, 刘张杨.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陶东风教授访谈[J].学术月刊, 2007, (7)

[3]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J].文学批评, 2000, (3) .

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 第2篇

无论从哲学的角度来阐释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哲学问题,都为文学和哲学这两个不同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逐渐成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文学与哲学关系是统一的.,作为统一体的文学与哲学相互间的融合与影响也是必然的.

作 者：马衡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周口,466000 刊 名：文教资料 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年，卷(期)： “”(29) 分类号：B0 关键词：文学   哲学   关系   影响   接受  

文学史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第3篇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学史料   学术品格

文学史料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文学研究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才能正确把握文学研究的方向。然而当前我国到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文学史料达到了忽视的地步，没有充分发挥文学史料的重要作用。本文对文学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够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摆正方向。

一、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不重视文學史料的现状

一切历史研究工作都要以史料的搜集、运用、理解和鉴辩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学术研究的学理化更加规范。由于受到商业文化气息的影响，我国的学术研究逐渐脱离了学理规范，片面重视主体主观意志的发挥。很多学者在没有对文学史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就开始撰写文学研究著作，甚至一些文学研究者认为史料研究是没有价值的。这就导致一些文学研究忽视客观存在的事实，对现有的文学史料进行歪曲。如郭宛在《浪漫人生———胡适和他身边的女人》一书中就没有对已经公开的胡适日记进行严谨的考证，造成了一些史料错误，与胡适日记中的记载完全不符。作者为了吸引读者的兴趣，罔顾历史史料，对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有意的曲解和篡改，没有尊重史实，这样的文学研究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二、文学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完善需要发掘文学史料

随着我国思想的解禁和文学史料的挖掘，文学研究摆脱了旧有的阐释式的研究模式，开始重视对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还原。而发掘史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始逐渐完善与成熟的标志。如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发掘张爱玲的史料，对张爱玲在绘画领域和戏剧领域的造诣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够更全面、系统地对张爱玲进行研究，并对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由此证明，挖掘史料可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进行完善。换言之，如果没有文学史料的发掘，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只有重视文学史料的发掘，才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不断完善，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

（二）通过发掘文学史料能够纠正过去错误的文学研究观点

在当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错误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个原因是缺乏足够的文学史料进行研究，造成了一定的研究盲目性。如对巴金文学生涯时间的界定，之前一直认为1929年巴金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灭亡》是巴金文学生涯的起点，然而在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的过程中却发现巴金早在1922年就已经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开始文学创作了，这就将巴金文学生涯的时间向前推至1929年。这对于巴金的文学研究非常重要，也充分说明了资料发掘的重要性。第二个原因是文学研究主体本身存在各种问题，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不够严谨和细致，或者由于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而不敢将真实的言论发表出来，只能屈从于政治要求。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正是伴随着文学史料的发掘而不断的修正和完善，走向系统化和专业化的。随着文学史料的不断发掘，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才能取得更令人信服的结论。

（三）改变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研究乏力的情况。很多研究者认为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30年的现当代文学史已经不存在研究的空白领域，缺乏继续研究的价值，甚至一些研究者悲观地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走入绝境。鉴于此，怎样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点和增长点就成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但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生长点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并没有对文学史料予以重视，绝大部分与会专家都认为文学史料无力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问题，而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文学话语的运用与引入。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缺少文学史料。正是由于很多文学史料被湮没了，才造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很多空白点无法得到填补。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专家钱理群先生通过系统地整理沦陷区的文学史料，出版了《沦陷区文学史料选》，极大地拓宽了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范围，使沦陷区的文学研究水平得到了新的提高。这也充分说明发掘文学史料能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进展，改变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

丁景唐和马良春两位先生正是通过对文学史料的整理和搜集，在国内左翼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学习两位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来打破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乏力的现状，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增长点。

（四）通过发掘文学史料来对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

发掘文学史料对于研究主体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对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进行完善。研究主体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是辩证统一的，研究者对文学史料的态度正是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基础。如文学史料学专家和文学研究家王瑶先生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其《中国新文学史稿》引用了大量的文学史料，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涌现出大量的文学史专著，出现了一个现代文学史写作的高潮时期。但上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文学史专著却并不多，只有像《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样严谨的文学史专著迄今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必须参考的一本研究专著。王瑶先生的专著之所以能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研究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是由于在搜集和整理文学史料的过程中王瑶先生形成和提炼了自己高尚的学术品格和学术风格，从而使文学研究具有了独特的意义。

与王瑶先生相类似的还有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现代文学著名作家唐弢先生，其在六十年的工作中勤勤恳恳地进行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完善了他的学术素质。由此可见，只有在基础性的文学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中勤恳踏实的工作，才能练就一个学者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

受到商业化气息的影响，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环境比较浮躁，很多研究者往往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不重视自己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培养。只有通过文学史料的发掘，不断培养自己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研究。

三、结语

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当前我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忽视文学史料的严重问题，建立完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已迫在眉睫。只有建立完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对文学史料进行严格的整理、辨别、搜集和发掘，才能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做到尊重客观文学史料，推进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也是为了确保文学史料的真实性，避免篡改文学史料的事情发生。只有这样，才能够进行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史料管理和多渠道的史料交流。

参考文献;

[1]巴·苏和.中国蒙古文学史料学的起始与发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4）.

[2]石兴泽，石小寒.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与文学研究[J].学习与探索，2010（6）.

[3]白春超.旧资料的发掘与新学术的发动——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史料研究述要[J].宁夏社会科学，2011（6）.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第4篇

此书开篇即指出宗教与文学的三大共同点:首先, 都是人本精神的体现, 都是为了营造人类精神憩息的家园;其次, 都以想象为重要特征;第三, 都具有潜移情志、感动心灵的功能。这三点统领全书、贯穿始终。全书以诗歌、小说、戏剧为基本类别, 每一类中又以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例, 详细分析这四大宗教各自的教理、教义乃至修行方式对文学产生的影响, 亮点频现, 精彩纷呈。此书涉及到的四大宗教当中, 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当属佛教;在佛教各种流派当中, 又以禅宗为最。所谓“佛祖拈花, 迦叶微笑”的境界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与表达方式极为契合;历代高僧面对心仪的继承者以“承其衣钵”的仪式化方式传递思想, 也与中国古典文学漫长而又环环相扣的发展史类似。因此, 本文仅对《宗教与文学》一书中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作一述评。

首先, 此书较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僧人文学创作的发展及其成就与影响。在以往诸多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类作品中, 除宗教文学专史之外, 著者通常将视线聚焦于世俗文人, 间或论及少数成就较高的宗教徒。周群教授的这本专著在相应的论题之下, 关注僧人创作的文学作品, 并从历时与共时两个角度进行了全方位分析, 将其取得的成就及影响充分展示出来, 对全面认识并完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状况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例如, “佛教与戏剧”这部分内容中, 作者在辨析前人观点基础上指出:不仅“梵剧借佛教的传播对中国古代戏剧产生了影响”, 而且“僧侣本身就对戏剧的发展有过贡献”。作者指出,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 僧人会“现身说法”, 参与一些戏剧演出, 目的是通过这种直观的方式向大众宣扬佛教教义。这种较为简单的艺术样式在题材及意蕴方面对后世中国戏剧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此书的下篇中, 作者以“偈颂与诗歌”、“僧诗与佛理”、“诗、僧异趣”、“佛教与文人诗歌”、“佛禅与诗论”五个问题为切入点, 从内容到形式详述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与传统诗歌之间逐渐形成的复杂关系。其中, 偈颂、僧诗即属于僧人创作。如果说在释教东传之初, 这类型作品还显示出生涩的佛理痕迹, 那么到了唐代, 一些著名诗僧的诗歌创作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与文人诗歌难分轩轾的境界, 如王梵志、齐己、贯休等。通过对其文本进行分析、比较, 作者既指出了这些作品中深蕴的佛教思想, 又列举其创作特征, 详解其审美特色, 从而很全面地揭示出佛教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不过, 因与文学产生了过于密切的关系, 诗僧往往会有违碍佛教清规的言论与举动。因此, 作者专辟《诗、僧异趣》一章, 详细分析了此一现象及其成因。该部分内容使得对僧人从事文学创作问题的阐释更加丰富、充实。

其次, 此书研究分析了佛教经典理论对中国古典文论的渗透与影响。针对佛教与文学中不同的文本, 进行归纳梳理, 提炼出精彩的观点, 将具体的文本分析分类进行编排, 且持论公允。这种精心设计的框架结构使佛教经典与文学作品之间复杂的关系变得明晰, 易于把握。例如, 在讨论佛教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关系时, 作者特别以“劝善”和“娱心”两个词语概括了两者在文本中因重要性之差异而产生的不同效果, 即, 如果文本中的佛教因素占主导地位, 则该文本产生的效果主要是“劝善”;相反, 如果文本中的审美因素占主导地位, 则该文本产生的效果主要是“娱心”。这种研究方法的特征是同时立足于佛教和文学两者之上, 把握住双方的最核心特点, 从而以两者的互动关系为逻辑起点有侧重地进行理论方面的归纳、探索和创新。又如, 在分析僧人诗歌的思想及艺术特征时, 作者指出了以下三点:“意旨:赞佛咏怀、弘宣佛理”, “意象:山林泉石、月轮之象”, “风格:清寒之气、质朴之风”。很明显, 以上三点来自作者对大量文本的细读与分析, 全面而准确地概括了僧人诗歌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及至《佛禅与诗论》一章讨论佛教之禅宗形成之后其理论对中国古典文论产生的影响, 作者继续改变研究的具体方法, 以唐之皎然、宋之苏轼和严羽为例, 在纵向梳理与横向比较之外, 特别引入正反两方的观点与材料, 细辨明代冯班对严羽的批驳。在这里, 作者实际上将关注的材料放进一个立体的坐标系当中, 全面定位禅宗思想与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相结合而产生的《沧浪诗话》, 指出这部作品是“基于清理流弊的情结, 我们对于冯班评沧浪尚需进行一些理性分析。”果然, 作者在此书出版后, 又撰写长文《〈严氏纠谬〉诗禅论平议》, 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并指出“对《沧浪诗话》, 我们应以整体感悟的方式, 不可拘泥于一二凿枘, 整体上否认其诗学价值, ”显示出一位学人严谨的学术风格。总之, 佛教教义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理论性, 它往往以说教的方式将某些特定的观念灌输给信徒。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人们也会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内容, 它们反过来又可以指导、推动文学向前发展。可以说, 理论归纳是佛教与文学共有的、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探索均存在于它们各自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 此书从承续角度揭示了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某些体裁的产生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唐代变文的分析。六朝小说及唐传奇属文人专业创作, 宋及其后的话本、唱词属民间文学, 两者之间在纵向上存在着巨大的断裂, 在横向上则有艺术水准及审美趣味的差异。在“变文”发现之前,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周群教授在分析变文与宋元讲唱文学的内在关系时, 特别强调:在唐代“当时俗讲内容常常是以‘诱聚群小’以求‘一笑之乐’, 也不完全一定以弘法为目的。也就是说, 这已逐渐演变成民间讲唱文学的一种娱乐形式”。由此可见, 以普通群众为接受对象的变文, 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 形式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原经文均为散体文, 而变文中多用韵文, 加强了文学色彩。但由于方便听众接受, 这些韵文也通俗平易, 比原经文更晓畅俗白”, 作者以须达为佛祖如来寻找道场为例, 将《贤愚经》及《降魔变文》中的相关段落大篇幅列出, 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另外, 作者认为, 中国传统小说在叙事结构方面也受到了佛经故事的影响。例如《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小说中人物设置上的善恶二元对立、情节设置上的因果轮回等, 均来源于佛教。虽然这些因素在佛经中仅仅属于次要地位, 但是它们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转化、发展, 并且上升为古典小说创作的某种模式, 足以见出佛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另一深远影响。可见, 对形式进行研究, 实际是一个挖掘和梳理的过程, 要求研究者既要熟悉众多的作品, 同时又要有冷静的头脑, 才能够从纷繁复杂的材料当中有所取舍, 从精彩纷呈的故事当中抽身而出, 进而归纳、总结双方更加隐蔽和易于被忽略的形式关系、特点。此书在这方面非常成功。

背诵与文学写作的关系研究 第5篇

一、背诵为文学写作积累丰富的写作材料。

钱钟书的朋友吴钟匡曾说：“钱钟书博闻强记......某些杂记小说和名家诗文，你只要问他，他也能够穷源溯流，缕述出色，甚至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正因为钱钟书头脑中积累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才能在创作中旁征博引，对所需的材料信手拈来，才创造出了《谈艺录》、《管锥编》等著名作品，成为一代大家。这说明了丰富的写作材料是文学写作成功的前提和基础，而背诵对文学写作材料的积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外的众多作家和学者都非常注重背诵：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曾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茅盾将经典作品《红楼梦》倒背如流；鲁迅先生也背诵了大量作品；马克思能够整段整节地背诵海涅、但丁、莎士比亚等名家的作品......正因为他们勤于背诵，为文学写作积累了大量写作材料，才能在创作过程中娴熟地运用平时积累的文学名篇，自如地引用古人诗文名句。现代教育界也越来越重视背诵对文学写作的作用，并颁布了一系列加强背诵的措施：2000年教育部新修订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纲》把初中古诗文的比重提高到30%，且高中的比重提高到40%。《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规定：1～6年级背诵古今优秀诗文的总量不得少于100篇......只有这样，通过大量背诵，才能使学生更多地接触和积累大量的文学写作材料，极大地丰富学生们赖以进行写作的材料，为提高其文学写作能力提供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要想积累丰富的文学写作材料，可以采取背诵的方式，通过背诵大量古典诗词、中外经典作品，在头脑中积累大量的写作材料，这样写作时才能快速地在头脑中搜索所需的信息，才能做到“厚积而薄发”。

著名小说家白先勇先生在《我的国文老师》中说：“如果我现在要教孩子的话，也要他念这些古书（《史记》、《汉书》），暑假时也盯着他背古文、背诗词，我觉得这几千年的文化遗产，非常可贵。我认为念中国诗词，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中国诗词里极度的精纯性，对于文字的节奏、音乐性和灵敏度，都是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背书，多背古文、多背诗词，这对于文字表现是一种最好的训练。”让孩子背诵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熟记大量的词汇、各种句式和修辞格式，这对丰富他们的写作材料，提高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是很有帮助的。小学阶段背诵的经历就让我切身体会到背诵对丰富文学写作材料、提高写作水平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读小学的时候，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道理，严格要求我们熟背所学的全部课文，并且为我们精心挑选一些优秀的作品供我们去背诵。经过一番背诵，我们发觉下笔时不再觉得无话可说了，每当我们看到一道作文题目，我们的脑海便马上涌现出许多文学材料，一些优美的语句也仿佛浮现在眼前：这都是背诵带来的效果，因为我们的写作材料已经在背诵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丰富起来了。

由此我认为，作为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要注重学生的背诵。因为小学生的生活阅历还不够丰富，生活圈子也不大，因而他们的写作材料是贫乏的，在写作过程中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材料。因此，作为语文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多背诵一些优秀的范文，从而积累丰富的写作材料。背诵范文也可引起他们对生活的关注，因为他们在背诵中也许会领悟到原来生活中经历过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成为写作的题材。

二、背诵能提高文学写作的能力。

巴金先生少年时代能背诵几部书，甚至整部《古文观止》。他回忆说：“现在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我脑子里了......这么多具体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的，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去的。”这的段话生动地说明背诵对提高写作能力起着重大的作用。的确，通过大量背诵优秀范文，在典型范文的熏陶感染之下，将别人的知识内化成自己的知识，可以不断增强自己的语感、提高文学写作的语言理解和运用能力，进而提高文学写作的能力。

（一）背诵能提高文学写作的语言理解能力。

拉沁夫说：“同样一个题材，同样一个故事，在具有不同程度的思想修养、艺术修养的作家笔下，可能写出不同水平的作品来，有的写得好一些，有的可能写得差一点，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能不能深化主题。”文学写作者要创造出艺术性强，主题深刻的优秀作品，必须具备很高的语言理解能力，而背诵是提高文学写作语言理解能力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背诵的方法来加强语言的理解能力。正如古人常说的那样：“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对于那些由于自身能力水平有限而暂时还不能理解的语句，经过反复的背诵，在背诵过程中逐渐加强对旧知识的理解，感悟文章的内涵。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先生也有这样的感受，他这样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中说：“私塾的读书程序是先背诵后理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主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将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 任教于香港大学心理系的李永贤博士与朱光潜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在《语言心理学与语文教学》一文中指出：“背诵文学作品，特别是文言文或较艰深的作品，有益无害。实验证明，倘能背诵，理解也不差，当时不理解，日后会逐渐理解。”大量成功的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随着背诵的加强，语言感受能力会得到提高，语言理解的能力也会随之增加。对于那些当时不理解的知识，日后会逐渐理解。

（二）背诵能提高文学写作的语言表达能力。

没有充足的基础知识，能力的培养就会落空，而背诵是提高文学写作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有效方法。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耀南博士在《谈背诵》中说：“背书，就如练字、练拳、练舞，熟能生巧。巧必由烂熟而出。好文章背诵得多，灵巧的修辞、畅达的造句、铿锵的声韵、周密的谋篇，口诵心维，不知不觉，变成自己能力的一部分。加上泛观博览，深思精研，将古人的感受，比照当今的情境，印证永恒的人性人情，于是自己的文学艺术境界，又可层楼更上。”可见，经过背诵熟记优美的语句，将作品的写作技巧铭记于心中，在适当时候加以发挥,这样使表达更加精练生动、富于文采。例如，通过背诵熟记并理解一些古诗词或名句，可以领悟很多写作技巧、吸收很多生命力很强的语句，文学写作者就会不知不觉地或有意识地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写作当中，使文章更加凝练，表达更加生动、形象。譬如，我们可以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来表达人生的无常；可以用“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来表达人死有不同的价值......还有在写作中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等名句，可使文章表达更富于文采。通过背诵，可以感受到运用比喻的表达方式可使语言表达更生动形象；运用排比的表达方式可增强语言的气势；运用夸张的手法，可使形象更鲜明、突出......（三）背诵能提高文学写作的模仿创造能力。

许多千古流传的名句都是通过作者的模仿创造出来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流传下来的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从庾信的“落霞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海一色”中模仿并加以创新创造出来的。可见，模仿是提高文学写作水平的有效手法。而只有通过大量背诵来加深对原文的印象和理解，才能更好的模仿和创新。朱光潜在谈文章时这样说：“只要熟读范文多篇，头脑中甚至筋骨里浸润了那一套架子，那一套腔调和那一套用字找局的姿势，等你的笔一摇，那么骨力、神韵就自然而然地来了。”可见，通过背诵数篇不同类型的范文，使头脑中呈现出不同问题的框架结构，在此基础上模仿别人这种写作技巧，可以创造出水平更高的作品。

但模仿不是抄袭，而是在模仿别人写作技巧的基础上再加以创新，加上自己的独特见解。

三、文学写作是促进背诵的动力。

文学写作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某方面还存在不足：或者语言理解能力差，或者语言表达能力差，或者文化知识不够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写作者为了提高写作的水平，就会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法：如果是语言表达能力差，就多朗诵一些优美的句子或诗文；如果是写作材料不够丰富，就背诵不同类型的典型作品......这样日积月累，语言表达能力就会得到增强，写作材料、文化知识也会丰富起来。提笔前就不会觉得脑中无“米”，笔头枯涩，无话可说了，而是有一种文如泉涌，下笔如有神的感觉。写起文章来“吾意所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生，如泉之涌，滔滔不竭”。同时文学写作者从背诵中获得了“甜头”，就会更加喜爱和重视背诵了。

四、总结

中国的犹太文学译介与研究 第6篇

关键词：犹太文学；文学翻译：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82.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1－0132－05

一、关于“犹太文学”命题的讨论

在就犹太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进行论述之前，有必要对何谓犹太文学这一鸣以简要讨论。应该承认，犹太人是个以民族为核心的概念。犹太文学，也许最简单也最令人能够接受的定义就是“犹太^所创作的文学”。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界定犹太文学这一概念时，犹太学界普遍存在着困惑，难以达成共识。这一论争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犹太启蒙运动时期，当时犹太身份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犹太^使用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以及客居国语言，以标示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传统。犹太人是否能够跨越语言与民族界限创作出代表民族传统的民族文学这一问题，引起了学者的思考和发问，甚至有人提出：是不是把犹太文学限定在用某种特定语言如希伯来语、意第绪语、拉迪诺语所创作的文学?抑或是皈依犹太教的人所创作的文学?抑或是拥有所谓犹太性的共同主题?

部分犹太裔学者和作家认为不应该有犹太文学、犹太作家之类命题的说法，尤其不应该从民族归属角度划分出犹太文学类型。美国犹太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格(Isaac Bashevls Singer)曾经在答记者问时指出，“世界上只有意第绪语作家，希伯来语作家，英语作家，西班牙语作家。有关犹太作家或天主教作家的整个想法在我看来是有点牵强附会的。当然，假如你逼着我承认有犹太作家这回事，我只好说，犹太作家必须是真正充满了犹太人习性，懂得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犹太教法典、犹太法学博士的圣经注释总集、虔敬派文学、希伯来神秘哲学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人。此外，假如他写的是犹太人和犹太人的生活，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犹太作家”。辛格在这里显然强调犹太作家作品中所皮映的犹太特征，却淡化了犹太作家本人的民族属性。以色列著名学者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甚至声称，只有民族主义的犹太研究，或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者才会采用犹太文学及以作家血统为基础的概念。

中国在绝大多数世人心目中，没有出现过反犹主义，因此大家在使用犹太民族等概念时，一向不太敏感，一般强调的是犹太文化中的智慧、受难等因素，很少把犹太属性、犹太血缘等词语与种族主义甚至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早在1921年，茅盾先生在《小说月报》上便以《新犹太文学概观》为题，论及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犹太文学创作及其特征。茅盾先生认为：“新犹太文学的勃兴是19世纪后半叶的事，或竟可说是1882年以后的事。”它用犹太人说的土语(Yiddish)著作。茅盾先生这里无疑强调的是犹太文学创作所使用的犹太民族语言形式，并关涉“哈斯卡拉”(犹太启蒙运动)前期希伯来语与意第绪语相互竞争的历史进程。同时，他也顾及到犹太民族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历史特征与犹太文学的内在民族神韵。他说：“犹太民族是世界古老民族之一，也是现代唯一的无祖国的民族；他们散处于全世界，在各国政府的统治下，因为人种与宗教的不同，常受到极残酷的待遇。他们虽处众强之间，仍旧保持自己的信仰，自己的风格，自己的东方式的思想。”在他的心目中，犹太民族显然属于被损害的民族之列。而他所主要谈及的意第绪语作家，无疑均拥有犹太人身份。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曾经直接就何谓犹太文学的问题展开探讨。徐新主编的《犹太百科全书》犹太文学条目为犹太文学所下的定义是，“犹太民族使用犹太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这些语言中，使用最为普通的是阿拉米语。犹太人被罗马人征服后，开始散居世界各地，他们的语言因居住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犹太语言有：犹太－阿拉伯语、犹太－贝尔伯语、犹太－波斯语、犹太－希腊语、犹太－意大利语、犹太－葡萄牙语、犹太－普罗旺斯语、犹太－法语、犹太－西班牙语(即拉迪诺语)以及意第绪语等。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以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犹太人使用犹太语言创作的文学属于犹太文学范畴，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样的界定方式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疑问：即未被包容在这个界定范围内的作家，如美国的埃利·维塞尔、索尔·贝娄，意大利的普里姆·列维。德国的卡夫卡、保罗·策兰，瑞典的奈莉·萨克斯等该如何在犹太文学领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刘洪一在《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研究》中提出：“要界定犹太文学的构成阈限，简单地以其语言或种族身份为唯一标尺是难以解决的。任何一种文学归根到底都是特定文化的表征，对于犹太文学而言则尤为需要从犹太文化的历史机制中把握其基本的结构特征。”他同时又认定：文学中的犹太性既是犹太文学的基本标识，又是一个颇为模糊的属性存在，并讨论了犹太文学界定中的语言问题。他在界定文学犹太性问题上所持的模糊说，再次证明中国学者若想接受挑战给犹太文学做明确定义的艰难。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对于犹太文学的界定依然问题重重，所有的定义均受到具体时空限制以及下定义者的体验与学养的制约。笔者在这里无意将各种学说面呈读者，只想把问题提出。以色列著名学者、希伯来大学资深教授谢克德(Gershon Shaked)认为，犹太文学包括在不同时代用不同语言创作的所有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者知道他们是犹太人。既然作家深知自己是犹太人，那么他们当然会对因为持有犹太身份而带来的诸多后果具有某种特别的体验，这种特别的犹太体验势必影响到其创作，因此在犹太文学中，至少有两个内容不可忽视，即作家的犹太身份和犹太体验，后者或许也可以用犹太性、犹太特征等词语来替代。犹太人使用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等犹太语言创作的作品，无疑属于犹太文学范畴。而犹太人使用各种非犹太民族独有的语言，如英语、法语、俄语创作的作品，当然也属犹太文学创作。因此，笔者试从使用犹太民族语言创作的犹太文学和使用非犹太民族语言创作的犹太文学两方面考察犹太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不再就某些犹太族语，如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等的产生渊源予以说明。

二、犹太民族语言创作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一)希伯来语文学译介和研究

大体上看，希伯来文学研究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成果可以划分为古代圣经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两部分。

圣经文学主要以《希伯来语圣经》为主，并包括《次经》、《伪经》、《死海古卷》等古希伯来作品。尽

管《希伯来语圣经》尚无直接译自希伯来原文的中译，但是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圣经文学通过希腊文、拉丁文等第三国各种文字翻译成中文，成为中国人从事普通阅读、研究及从事宗教活动时使用的文本。目前中国国内较为通行的《圣经》版本有中国基督教协会1980年出版的《新旧约全书》、香港圣经工会1979年出版的《现代中文译本圣经》以及1919年旧版的《合和本圣经》等。中华圣公会1920年出版的《次经全书》，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的《圣经后典》(张久宣译)也成为人们阅读的主要文本。

中国学者在圣经文学研究领域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早在五四时期，鲁迅、闻一多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便在著述中论及希伯来文学，但称不上系统的研究。南开大学已故朱维之教授堪称中国圣经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表了《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约全书>文学探险》(《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2期)。继之，许鼎新、牛庸懋等前辈先后发表了《希伯来诗歌简介》(《宗教》，1982年第1期)、《漫谈圣经文学》(《外国文学研究期刊》第4辑)，揭开了新时期希伯来文学研究的序幕。朱维之先生1989年的《圣经文学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系统详尽地介绍了圣经文学的有关情况，包括希伯来民族历史及其文学对东、西方的影响，圣经、次经、伪经、死海古卷的来历和内容等。他2001年主编的《古代希伯来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是国内编撰的第一部希伯来文学史，囊括了以《希伯来语圣经》为主要成就的希伯来古典文学和犹太民族大流散早期的《塔木德文学》，达到了使一部古代希伯来文学的发展史趋于完整的创作初衷。他与韩可胜合作撰写的《古犹太文化史》从古代犹太文化模式入手，论及上古、氏族社会文化、王国及前后、俘虏之后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犹太文化与文学发展脉络与主要特征，填补了国内一项研究空白。

1992年徐新主编的《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列入了圣经文学、希伯来圣经等条目，清晰阐明了《希伯来语圣经》与《新旧约全书》的关系。梁工1990年出版的《圣经文学导读》(漓江出版社)和1993年出版的《圣经指南》(辽宁人民出版社)对《旧约》、《新约》、《伪经》等进行详尽介绍与评析，虽然书中许多内容与基督教传统有关，但所涉猎的希伯来文学方面的内容也给读者以知识与启迪。梁工2000年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以翔实的资料论证了希腊化时期犹太文学的基本主题、形式特征、美学风格、精神特质等，并且把犹太教传统与基督教传统加以比较与对照。

除对整个希伯来古典文学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希伯来文学的总体把握外，学者们还展开了对某一特定文学类型或叙事艺术的研究。王立新的论文《特质、文本与主题：希伯来神话研究三题》(《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对古代希伯来神话特征进行了专门探讨。陈贻绎2006年的《希伯来语圣经——来自考古和文本资料的信息》(昆仑出版社)对希伯来语圣经中和以色列历史相关的部分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综合性的介绍，着重点在希伯来语圣经文本和巴勒斯坦地区文字和实物的考古发现，同时对创世神话等希伯来文文本进行专门解读，并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神话进行类比。刘意青2004年的《圣经的文学阐释一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圣经的阐释与西方对待希伯来传统的态度》(《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1期)，梁工2006年的《西方圣经批评引论》(商务印书馆)等著述则对西方圣经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一些从事基督教文化研究的学者在研究《圣经》时取得的成果，也给我们开拓了新的视野。另外，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等高校教材也包括了圣经文学的内容。圣经文学已成为中国高校外国文学课程的组成部分。

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翻译在20世纪20年代便有所尝试，如赤城翻译了《现代的希伯来诗》。到20世纪80年代，阿格农的短篇小说也被翻译出版，如1981年由钱鸿嘉翻译、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逾越节的求爱》。不过，希伯来文学翻译真正形成一种令人瞩目的态势则是在1992年中以建交之后。1992年，三部希伯来文学译作在中国问世，即《现代希伯来小说选》(徐新主编，漓江出版社)、《耶路撒冷之歌：耶胡达·阿米亥诗选》(傅浩译，中国社会出版社)以及克劳斯纳的《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陆培勇译，上海三联书店)。按照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统计数字，1986年到1996年共有12部希伯来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但之后10年便有48部作品在中国问世。从1986年迄今，共有70余部希伯来小说被译成中文出版，还有十几部正在翻译过程中。

笔者在《现代希伯来文学在中国》一文中，曾从文学史、小说、诗歌翻译以及研究概况等几个方面切入，对数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现代希伯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进行了扼要梳理与评析。大致情况是：到目前为止，两部现代希伯来文学史翻译成了中文；小说翻译是国内现代希伯来文学翻译中成果最为斐然的，前面已经提及；与小说创作相比，现代希伯来诗歌的译介势头似乎有些薄弱，但也不乏出色的译作。笔者认为，在中国，学术界一向推重以《圣经》为代表的古代希伯来文学对人类文明和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但对现代希伯来文学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还没有高校开设现代希伯来文学这门课，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深入。近期推出的丛书类作品，如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以色列小说译丛、百花洲的以色列文学丛书、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希伯来当代小说名著译丛、译林出版社的奥兹小说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希伯来文诗歌和小说选等都取得了相对较好的市场效应和读者反馈。1998年由钟志清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奥兹的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在1999年获得中国第四届外国文学图书奖，成为第一部在中国获奖的以色列文学作品。之后，《我的米海尔》与《了解女人》于1999年(傅浩、柯彦玢译，译林出版社出版)得以再次印刷，并在几年后由台湾皇冠出版公司再版。高秋福为百花洲主编的以色列文学丛书首版于2000年，收入凯纳兹的《节日之后》(钟志清译)、伯斯坦的《收藏家》(隋丽君译)、康尼尤克的《墓园之花》(沈志红、高穗译)、《阿多尼斯》(戴惠坤、肖黛译)。这套丛书再版后且在2001年获得中国第五届外国文学图书奖。奥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的中文版在2007年奥兹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访华时面世(译林出版社)，引起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著名作家莫言评论《爱与黑暗的故事》非常厚重，难以从某个角度概括其主题，称其为“一个人的《圣经》”。

中国的三十余家报刊、杂志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对该书的评介，几乎所有报纸均将该书列入2007年年度推荐书目，《中华读书报》将其列为2007年度十佳图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7年9月初专门主办了阿摩司·奥兹作品研讨会，这也是中国首次就某一位希伯来语作家的作品举行研讨会。会上，陈众议、莫言、高秋福、阎连科、徐坤、陆建德、傅浩、钟志清、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尼莉·科恩等学者和作家纷纷发言(作家邱华栋也提交了书面发言)，交流对奥兹和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看法。

中国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译介与研究相辅相成。希伯来文学作品中译本的导言往往就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希伯来文学的独特理解。如徐新为漓江版《现代希伯来小说选》和《婚礼华盖》所作序言、高秋福为百花洲版以色列文学丛书和人文版《焦灼的土地》所作序言、傅浩为中国社会出版社《耶路撒冷之歌》所作序言、林骧华为安徽文艺版希伯来当代小说名著译丛所作序言、钟志清为译林版五卷本奥兹选集和《爱与黑暗的故事》所作序言等。还有一些论文和著述也值得一提，如徐新的《现代希伯来文学一瞥》(《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现代希伯来文学论述》(《当代外国文学》，1992年第2期)、《以色列文学40年》(《当代外国文学》，1993年第3期)、《论以色列女性文学》(《国外文学》，1994年第3期)等论文向中国读者展示了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总体风貌，对该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钟志清2007年出版的《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考察当代希伯来文学的著述。全书共分八章，前四章按时间顺序探讨当代以色列文学发展史和作家、作品，目的在于让读者对过去五十余年的以色列文学有一个总体把握。后四章属于专题研究，考察了以色列国家建设语境下的大屠杀文学、希伯来文学中的阿拉伯形象、文学与宗教、文学如何承担塑造犹太民族身份的使命并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等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考察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的同时，作者也注意到以色列某些作家采用双语从事文学创作的现象，对用阿拉伯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和用希伯来语写作的阿拉伯作家做了一些研究。

总体来看，中国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许多有待研究的领域，对某些重要的作家，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等均缺乏深入的研究。

(二)意第绪语文学译介和研究

鉴于国内尚无任何学者和翻译家具备使用直接从意第绪语翻译文学作品的能力，因此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意第绪语文学中译本均从俄语、英语等文字转译而来。早在20世纪20年代，茅盾、胡愈之等文学前辈已将肖洛姆·阿莱汉姆(Sholem Aleiehem)的意第绪语作品翻译成中文。20世纪30年代，唐旭之先生从英文翻译了阿胥(Sholom Aseh)用意第绪语写的《复仇神》。肖洛姆·阿莱汉姆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所描写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更能够赢得中国读者的青睐和中国社会的接受。到20世纪50年代，阿莱汉姆在中国的见报率很高。姚以恩翻译的《莫吐儿传奇》初版于1957年，曾经受到曹靖华、丰子恺、钱锺书、肖乾等名家的称赞。肖乾称这部不到100页的作品像“浓缩了的狄更斯或马克·吐温，也那么幽默、真实、感人……”，进入80年代，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阿莱汉姆的《门纳汉·门德尔》(戴骢译，1980年)，以色列米特欧罗巴犹太研究所和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合作出版了阿莱汉姆的短篇小说集《泰卫的故事》(陈开明等译，肖宪校，1998年)。

另一位在中国被译介较多的意第绪语作家是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辛格。《译林》、《世界文学》等外国文学杂志在1979年初相继选译了辛格的短篇小说《重逢》(沉香译)、《市场街的斯宾诺莎》℃董乐山译)、《皮包》(宗云译)以及《奥勒和特露法一两片树叶的故事》(裘克安译)等。上海译文出版社也于同年出版了辛格的长篇小说《卢布林的魔术师》。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辛格短篇小说集》(李文俊、冯亦代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了《庄园》(陈冠商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了《冤家：一个爱情故事》，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童爱》(孙强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又在诺贝尔作家丛书中收入了《魔术师·原野王》(陆煜泰、臧藏译)。与此同时，辛格的一些作品出现了重译，如《童爱》(Shosha)1999年又被翻译为《漂泊的爱》(宋韵声译，沈阳出版社)，1993年翻译为《萧莎》(徐崇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辛格短篇小说集《傻瓜吉姆佩尔》。

正如笔者在文章第一部分所指出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茅盾先生等就已经开始发表关于论述意第绪文学的文章，当时甚至出现一阵意第绪语文学热。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主持的“中希文化交流史项目”专门论及这个问题。同现代希伯来文学译介过程中的某些现象类似，意第绪语文学中文版的前言也反映了一些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成为读者了解意第绪语作家与文学现象的窗口。比如鹿金和陆煜泰为其译本撰写的序言，对辛格其人其作品所做的研究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辛格的生平与创作。陆建德为人文版短篇小说集撰写的序言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辛格一方面谴责纳粹暴行，一方面又拒绝煽集体悲情，拒绝把犹太民族在二战时的不幸遭遇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的、道德的资本。”

可喜的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已经出现了研究意第绪文学的学位论文。如毕青的硕士论文《犹太民族精神的载体：论辛格小说中的矩阵结构模式》，傅晓微的博士论文《艾·巴·辛格创作思想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张守慧的博士论文《意第绪文学在中国》等。傅晓微2006年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上帝是谁：辛格创作及其对中国文坛的影响》，介绍了当今国内外关于辛格的研究动向，并从辛格的文化背景着手分析了辛格上帝观的形成与演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忧煎情结”的新概念。台湾的张守慧(现任台湾文藻外语学院德文系主任)获得了德国特里尔大学意第绪文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意第绪文学在中国》获得广泛好评。在他(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意第绪文学研究的未来和希望。

三、非犹太民族语言创作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谢克德教授在谈到使用非犹太民族语言，抑或称之为非犹太族语创作的犹太文学时指出，这种文学的根本点在于其创作者认为自己拥有双重身份。也就是说，其创作既属于犹太民族，又属于孕育出他所使用的语言的那个国家。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某些离开故土的犹太作家也许会具有三重乃至多重身份。使用非犹太族语进行创作的作家身份的多元性造成其创作本身具有至少双重以上的身

份。如美国犹太文学应该既是犹太文学，又是美国文学。但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纯”犹太文学研究与隶属于各国别文学的犹太文学研究之间的界限似乎过于分明。中国的犹太学界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包容文学研究，在许多学术活动中均给从事犹太文学研究的学者发出声音的机会，笔者个人便是受益者之一。但是，绝大多数从事国别文学中的犹太文学研究的学者与中国犹太学界缺乏交流，甚至不相往来。而从事各国犹太文学研究的学者又顽强地恪守自己的国别范围，基本上采取不逾矩的态度。‘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麾下云集着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印度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东方文学等分会，但没有一个专门从事犹太文学研究的机构或组织。

刘洪一是少数拥有双重身份的学者之一。他所从事的美国犹太文学研究无疑为两大阵营的学者所接受。他1995年出版的《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在国内首次提出了美国犹太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问题，力图将美自犹太文学纳入犹太移民与美国社会的文化接触这一特定的框架内。他结合玛丽·安汀、迈耶·莱文、索尔·贝娄、艾·巴·辛格、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力浦·罗斯等著名犹太裔作家的创作实践，深入地分析了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品性意义。2002年，他在该书基础上钻研而成的《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又以美国犹太小说为切入点，用文化诗学的理论做导引，力图突破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对美国犹太小说的文化价值和诗学价值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解说，并对小说与文化的一般规则和文化诗学的若干普遍原理进行探讨和诠释。他所编纂的《犹太名人传》评介了数十位有重要影响的犹太裔作家，其中某些选文比较重视作家的犹太人身份，如关于卡夫卡、阿格农、辛格、爱伦堡的文章，但是也有一些选文只提出了作家拥有犹太血缘，却未曾重视血缘、身份与创作的关联。因此可以看出，国内的一些学者在从事研究时对犹太作家的身份问题不是很敏感。

用非犹太族语创作的犹太文学确实是个非常宽泛的研究领域。时至目前，已经有12位犹太裔作家荣膺诺贝尔文学奖，除以色列作家阿格农、美国作家辛格外，其余10位，包括法国的伯格森、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瑞典的奈莉·萨克斯、爱尔兰的贝克特、美国的索尔·贝娄和约瑟夫·布罗斯基、英国的埃利亚斯·卡奈蒂和哈罗德·品特、匈牙利的卡尔泰斯·伊姆雷、南非的纳丁·戈迪默等均使用非犹太语言进行创作。中国学界对这些作家做了大量的译介与研究。对于在文学史上已经获得定评的犹太裔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乃至文集，学界和出版界均给予了大量关注。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里尔克诗选》(绿原译)、2002年出版了《海涅文集》(张玉书选编)、2003年出版了《卡夫卡小说全集》(韩瑞祥等译)、2004年出版了巴别尔的《骑兵军》(戴骢译)、2007年出版了《敖德萨故事》(戴骢译)等；译林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李恒基等译)、1999年出版了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扬恝等译)等；上海译文出版社近几年出版了系列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卡夫卡全集；人民文学、漓江、湖南人民、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几家出版社都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又如乌兰汗翻译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刘文飞翻译了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布罗斯基的诗歌，李永平翻译了里尔克作品精选等。叶廷芳主编了《卡夫卡全集》，著有《卡夫卡传》，编著了《论卡夫卡》。涂卫群致力于普鲁斯特研究等。这些学者和翻译家当然分别来自德语文学、法语文学、英语文学、俄语文学研究领域，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是德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专家，而不是犹太文学专家。

近年来，相当一部份硕士或博士生选择犹太作家做学位论文，出现了一批有质量的成果。如魏啸飞1999年的博士论文《美国犹太小说中的犹太精神》、曾艳钰2001年的博士论文《走向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从罗思和里德看美国犹太、黑人文学的新趋向》、周南翼2001年的博士论文《追寻一个新的理想国：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与辛西娅·奥芝克小说研究》、杨卫东2003年的博士论文《身份的虚构性：菲利普·罗思的朱克曼系列作品中的‘对立人生”》等。这些年轻一代学子能否真正融入中国犹太文学研究的行列，还是依旧隶属于自己的国别文学范畴，还需仰仗各方面的条件与环境。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对比研究 第7篇

1、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比较

1.1两种文学传媒的对比研究

1.1.1传统文学

对传统文学而言,其主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是纸质,其内容有文字构成,其传播属于单向传播。一般而言,传统文学在创作上具备一定的写作程式,且不同类型的文学具有相对固定的体裁和形式。以小说文学为例,在创作时必须全方位、立体地、生动地刻画人物形象,并反映时代的特质。同时,传统文学多被附加了一种激励社会和教化社会的责任,肩负着传递和弘扬主流社会价值,宣扬传统道德的任务。

1.1.2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的传播方式则是现代互联网为基础,充分发挥网络语言和链接技术的优势,充分借助各种现代传播手段来彰显和表达的一种现代文化形式。网络不仅承载了各种传统文学体裁和形式,也派生出了一系列无法以体裁或表现形式来进行界定的传播方式。例如,文学网站、博客、动画软件等。这些均成为了网络文学的重要传播载体。

从传统的方式和传播的层面来看,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具体表现在:一是,网络传播方式互动性强,传统文学传播方式较为被动;二是,网络文学成为平民化的一种话语表达形式;三是,网络文学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和扩展,日渐衍生出多种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对传统文学传媒形成巨大冲击。

1.2两种文学语言的对比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语言上存在明显差别。传统文学为表达思维的严谨性和作品的表达意图,在创作语言上往往千锤百炼,对语言进行修饰,对句式进行选择,追求语言上的准确性、形象性。传统文学的创作者往往绞尽脑汁的推敲文字,修饰语句,追求所需的韵味。

网络文学则明显不同,它追求的是通俗化、速食化。在语言上,网络文学追求简短、直接、幽默的表达。因此,网络文学句子结构较为简单,形式短小。

1.3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读者参与度的比较

1.3.1传统文学无法参与创作

无法参与和无法改变是传统文学文本的主要特点。传统文学作品一旦创作完毕,读者便无法参与起创造。传统文学的这一特点是对文学作品原作者的鼓励和尊重,但是也限制了作品阅读者的读解权。读者只能在阅读传统文学作品后适当加入自己的想象。而网络文学则可以接受创作的双向互动。

1.3.2网络文学的双向互动

网络文学中,读者可以在阅读文学作品后,结合自己的感想及对文本的看法做出一定的回应和点评,从而实现读者与作品创作者之间的沟通。这种双向的互动性得益于与互联网的共享性和开放性。甚至会出现一些作品被他人删改、续写、转载等。网络文学没有如传统文学般的特权性,相反具有了一定的平等性和民主性。因此,网络文学中人们的参与度更高,文学产生的效果也更大。

1.4文学的目的与意义的比较

从文学的目的与意义角度来看,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别。具体如下:

1.4.1传统文学的“功利意义”与“审美意义”

传统文学的文学理念中,人们追求的始终是在“功利意义”与“审美意义”二者之间徘徊,少有如网络文学般的宣泄与自娱。“功利意义”与“审美意义”依然是传统文学中的主导意义。它已成为人们对现实生活进审美认识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传统文学作家则是着眼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生活,去发现其中的美,去概括其中的美,去塑造美的形象,体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当读者品读作品时,便会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命运以及作品刻画出的各种情景,形成强烈的情感反映,或悲伤、或快乐、或优美、或丑恶。读者在精神上接受陶冶和愉悦同时,也可以有效地增强辨别是否和丑恶的能力。

1.4.2网络文学的宣泄和自娱

网络文学创作者以文字撰写着人生经历和情感股市,不加掩饰,不过度雕饰,也没有虚伪的迎合。因此,网络文学中,“功利意义”与“审美意义”居于次要位置。一名出色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其作品质量不亚于传统文学中的一些作品。同时,这种文学更贴近于文学的本质。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网络中依然存在的很多泡沫文学。泡沫文学是互联网和网络文学自身特点决定的,也是必然会产生的。

2、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融合发展的趋势思考

一是趋同化发展。在未来的发展中,实现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融合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在商业化运营下,一些脱颖而出的网络文学创作者选择将自己的作品以传统媒体出版作为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认可。这会使得网络文学朝向与传统文学趋同的方向进行发展,最终与传统文学融合,成为“传统文学”,而“网络文学”这个词便会名存实亡。对网络文学来讲并非是一个很好的归宿,这将意味着一种具备网络特质的文学形式可能消失。

二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虽然具有巨大差异,但同为文学使得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目前网络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应当通过努力实现艺术与网络化的技术之间的有机结合和创新,在保持网络文学特质前提下寻求发展。

因此,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中,网络文学可以适当借鉴传统文学的优势所在,可以采用新兴的“博客”写作形式等保持写作的相对自由、个性化、传播文学的基础上,追求文学造诣的提升。

摘要：以网络文化为背景的网络文学,相对于传统文学,在创作主体、创作模式、存在形式以及传播形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某种程度上讲网络文学是传统文学在网络上的延伸和突破。本文将对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进行对比研究。

关键词：网络文学,传统文学,语言,对比

参考文献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第8篇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 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 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著述”, 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 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 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 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 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 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 文化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 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 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 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 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 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 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 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 所以它“拒绝界定, 坚持差异, 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 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 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 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 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 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 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 具体到文学研究中, 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 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 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 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 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 二十世纪初, 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 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 由于理查德·霍加特 (Richard Hoggart) 和雷蒙·威廉斯 (R.Williams) 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 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 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 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 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 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 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 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 另外, 伯明翰学派的著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 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 所以, 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 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是相互依顿, 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 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 随着时代的变化, 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 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 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 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 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 “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 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 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 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 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 文学研究 (包括经典文学研究) 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 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 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 卡勒又进行了分析, 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 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 从文学研究中生成, 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 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 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 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 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 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 所以, 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 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 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 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 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 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 而且, 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 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 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 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 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 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 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 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摘要：本文旨在说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 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 现今的文学研究又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 若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明晰的了解, 首先我们要清楚明白地知道文学研究以及文化研究分别指向什么, 其次是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如何出现及为何得以形成, 最后涉及的是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是否会给传统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研究造成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关系

参考文献

[1]同上, p22

[2]陈序经著, 文化学概观,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p22

[3][美]米勒编, 王晓路等译;文化研究指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 p1

[4]傅守祥, 论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 理论与创作, p63

[5]傅守祥, 论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 理论与创作, p63

[6]王宁, “文化研究”与经典文学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 1996年第5期

[7][美]乔纳森.卡勒著, 李平译;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11, p46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第9篇

一、文学评价特性

文学评价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多功能, 多角色的定位特点。但具体的评判体系中, 倘若文学评价失去了文学作品应有的文学性, 文学评价的价值就会失去强有力的基础。所以, 文学评价需要立足于传统的评价观念, 注重对文学内容的优化建设, 从而帮助文学评价获得更高的地位。随着现代文学的快速发展, 文学评价也有了不同层面的角度分析, 许多新型的理念也逐渐应用到文学评价的操作中。

目前人们在文学评价的过程中通常考虑的评价标准表现在作品的道德, 审美和功利性等方面, 但是所有的事物在现实生活的环境中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所以简单的评价标准难以诠释文学作品内在的复杂性。与此同时, 在文学评价的过程中, 随着现代文学的快速发展, 许多专业人士都喜欢采用文学化的方式来反映现实事物, 这就使得现代文学的特点得到彰显。但是, 我们自己进行文学评价时, 必须将评价标准与文学价值的相关内容有机结合, 从而将文学评价的个性化与社会性进行有效融合。

二、文学评价与文学价值标准

文学评价的价值尺度有准确的定位与把握是保证评价质量的前提条件。文学评价的随意性是较为常见的现象, 该现象对文学评价的权威性产生致命冲击。真正的评价并非建立于简单的喜欢与不喜欢, 而是需要深度挖掘文学作品背后的深层含义。

所以, 真正的文学评价需要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 有一定衡量标准的价值尺度。对于文学作品的价值标准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建立在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性与规律的认识把握, 二是继承和发扬以往文学经典的价值标准与审美尺度。首先, 文学价值的体现一定立足于文学作品本身, 在对作品内容的深层把握基础上与评价体系紧密结合。就其本质, 文学批评是挖掘作品美和缺点的艺术, 这就需要评论者依据文学本身固有的特性, 立足于文学的发展规律, 寻找到参与文学评价的标准。然后, 在长期的文学批评中, 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受到认可与承认的评价标准, 后人依旧可以参考优秀的价值标准, 应用到对当今文学作品的评价中来。需要注意的是, 前人采用的评价标准自然有其可取之处, 但更多体现出的是评价的历史性与时代特征, 在对现代文学进行评价时, 前人的评价标准更多的是参考借鉴作用, 而不能不加选择的将其照搬。所以, 对文学的评价需要立足于古今贯通的审美规范, 将前人优秀的经验融合现代的时代特征, 既是一种必然的要求, 又是具有可行性的途径。

三、把握文学评价的有效性

文学评价的有效性指的是能否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导向意义。文学评价在常规的理解中不是简单的个人喜好的主观表达, 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学现象或文学作品给出或好或坏的评价, 在是切实表现出文学作品的精神意义与审美导向。所以, 有效力的文学评价是基于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 能够引导舆论导向的价值衡量标准。

从文学作品的价值内涵来说, 作品的内容应该表现出对现实的反思精神, 揭示和表现出生活的道德标准, 需要对生活的现实进行干预性的分析, 表现出价值导向的正向意义。所以, 倘若文学批评难以在价值导向上具有正面价值, 那么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就难以得到保证。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出对有效性的追求。而有效性的精神内核就在于对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引导。哲学家门对真理问题的探讨也是不遗余力, 但是究其本质真理性价值的表现特征就是对价值导向性的分析应用, 所以文学评价的有效性就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价值导向层面。瑞恰兹表示, 对文学作品的批评研究不能局限在单个作品的鼓励分析中, 需要将文学作品置于整个创作的时代大环境中进行宏观角度的把控, 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分析中了解作品的价值与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 文学评价是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衡量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价值标准就是对现实生活价值性的导向意义。批评者在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需要立足于文学本文固有的价值特性与发展规律, 结合时代的创作背景, 进行宏观的比较分析。在建立文学价值的评价标准时, 需要把握文学作品个性化和社会性的双重特征, 对文学的价值体系与创作规律提出新的看法与见解。总而言之, 在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需要将文学价值与文学批评有机结合, 以促进文学评价的现实意义得到充分的发挥, 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摘要：在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范畴中, 对文学价值的标准问题进行相关探讨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环节, 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所涉及的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自身的价值内涵, 更与人们的文学观念联系紧密。本文主要立足于文学的个性化与社会性价值的统一视角, 简要对文学价值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

关键词：文学评价,文学价值,标准问题分析

参考文献

[1]王建文.试论现象学批评的有效性——从伊格尔顿的批判出发[J].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03) .

[2]郑惠生.论文学经典的生成、意义和特性——兼与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商榷[J].社会科学评论, 2009 (01) .

[3][美]王顺珠.文学经典与民族身份[A].童庆炳, 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4]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 (上)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J].中国比较文学, 2004, (3) .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第10篇

关键词：异质空间,网络媒介,文学性

一、概念梳理

“Heterotopia”这一名词源自希腊文, “hetero”意为“其他的”“不同的”而“topia”意为“地点”, “异质空间” (Heterotopia) 或称“异托邦”是福柯的杰作。他最早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 (les Mots et choses) 一书中提出这一术语。之后福柯于1967年在巴黎的一次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异质空间》 (other space) 的演讲, 进一步拓展了“异质空间”这一概念, 并将其应用到对空间想象的分析中去。甚至可以说异质空间实际上构筑了福柯所有学说的理论骨架。 (1)

在杰伊·米斯科维克 (Jay Miskowiec) 《米歇尔·福柯:异质空间 (1967) ——另一空间》一文中, 福柯阐释了“异质空间”的六个特征:第一, 世界的多元化情形, 本身就是“异质空间”;第二, 同一或不同种族、不同时代所处的每个相对不变的社会就是一个异质空间;第三, “异质空间”指这种情形:有一单独的真实空间和其它一些场所 (several sites) 同时存在但不相容;第四, “异质空间”与时间的关系:因为空间与时间本身对称而不可分。福柯指出“异质空间”在隔离空间的同时也将时间隔离, 福柯称为“异托时” (heterochronies) 。 (2) 这里的异托时可理解成时间上的异质空间, 如博物馆、图书馆即为这种“异托时”。在那里, 浩如烟海的陈设和资料本身就是时间的所在。第五, “异质空间”是一个既开放有封闭的系统, 相互之间既隔离又渗透。福柯讲有些“异质空间”表面看去是开放的, 人人都可进去, 人们也相信自己已经进入, 但这只是一个幻象, 实际上这些场所是排斥来者的。第六, “异质空间”具有两极性:一方面它创造出一种虚幻的空间, 另一方面, 这一虚幻的空间揭示的却是真实的空间。笔者认为这就是前文翻译材料中提及的“异质空间”的隐喻性 (metaphor) 特征这也是后面在分析异质空间与文学关系最为紧密的共性所在。 (3)

如果将异质空间作为一种理论来审视当下文学的话, 笔者感到首先应端正理论的态度。借用福柯 (Foucault) 的话讲:“理论是个工具箱, 意为 (1) 要建构的理论不是一个系统, 而是一个工具, 是具体的权利关系及围绕它们的斗争的逻辑: (2) 这种研究, 只能是对某些已有情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 (该反思在如果将理论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 而非一种限制人的“系统”, 那么理论会为问题提供新的角度, 让人解决研究中遇到的关键性问题。 (4) 按照这一参照点再来审视异质空间与文学, 我想是有现实可行性意义的。

事实上, 当人们普遍论及某一事物时, 并非意味着此物之前并不存在, 而是指对言说者它成了问题, 福柯的“异质空间”同样也并非空虚来风, 它的提出是相对于乌托邦而言的, 甚者有学者指出“异质空间是乌托邦的后现代变体之一” (5) 福柯认为, 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 (simultaneity) 、并置性 (juxtaposition) 的时代, 现代世界是一种典型的异质空间。在福柯的阐释下, 异质空间理论在后现代语境中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成魅力。借助它所提供的理论视角重新关照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 其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域和问题框架。

二、赛博时代的文学镜像

空间与文学的讨论也不是新题, 列裴伏尔、爱德华·索雅、麦克·克朗是空间理论方面的代表。法国哲学家列裴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三种空间认识论;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雅在《第三空间:去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的旅程》中提出“第三空间”且日益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英国达勒姆大学地理系的麦克·克朗在其《文化地理学》 (Cultural Geography) 中以“文学景观”为题讨论了文学中的空间问题。将文学置入地理空间的视域下进行讨论。克朗在阐释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指出:“文本并不是单纯反映外部世界。指望文学如何‘准确’地和怎样的应和着世界, 是将人引入歧途。……同样, 不仅仅是针对某种客观的地理知识, 提供个某种情感的呼应。相反文学提供观照世界的方式, 显示一系列趣味的、经验的和知识的景观。” (6)

在前文的翻译材料中也有提到, 异质空间在现实反应的例子比比皆是, 本文关注的是异质空间的特例——赛博空间与文学。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网络作为最大的媒介使文学在受控与施控之间徘徊。

(一) 网络媒介诱导下的文学呻吟:受控与施控——空间的文学化与文学的空间化

在电子传媒时代的视域下, 文学的“光晕”时代已经过去, 而赛博空间的网络文学时代已经来临。文学创作正经历着转型, 由传统的书写文化向视听文化转型;文学阅读也由传统的纸张阅读转向了超媒体、超链接式地赛博空间阅读。传统的文学走出高雅的殿堂, 经典的文本开始萎缩、消解, 日益被大众化的洪流所淹没。

在梳理“异质空间”概念的过程中, 笔者感到:在赛博时代的语境下, 来探讨异质空间与文学, “拟像与仿真”是架构二者关系的桥梁。因其共处一种既开放又封闭的世界中, 一方面它们是来源于现实, 是对现实的拟象, 另一方面它们所反映的现实是一种仿真, 并非完完全全的现实。这点在文学作品中的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哈代的威赛克斯系列小说就是一种拟像与仿真。也许很多人通过阅读其文本而经历一次威赛克斯空间的体验, 但是真实的威赛克斯未必就是体验者心中主观臆造的那一审美幻象, 而这一审美幻象的游牧经历本身就是一种“异质空间”的建构过程。因而, 文学可被看成社会真实空间投射到虚空中的“镜像”, 它或以完美形式呈现出社会理想, 如浪漫主义作品;或者将现实社会丑恶面貌极致揭露出来, 如现实主义作品。在文学的游牧中, 它一次次制造着令人着迷的审美幻象, 让我们在虚拟与仿真中一次次迷失自己。

荷兰人类学教授约斯·德·穆尔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一书中提到:“伴随着我们称之为‘超文本’的出版物的出现, 情况已经在发生变化, 经典文学被录制在光盘只读存储器里, 放在互联网上, 以链接的方式提供文本。”“超文本使互文性进入时间与空间的压缩, 从而把量的差异转变为质的差异。”网络媒介的殖民脚步正消解着传统经典文学的神话, 这一去“逻各斯”化的过程同时也促使着文学另类风景版图的日显雏形, 进一步丰富和拓展者文学的疆域, “譬如当作家、作曲家和导演利用电脑所提供的机遇, 把超链与传统艺术作品嫁接起来,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样创造出来的新类型被称为‘互动小说’、‘互动音乐’、‘互动电影’。” (7) 赛博朋克 (Cyberpunk) 可谓其中佼佼者, ”Cyberpunk”一词最早出现在布鲁斯·贝斯克1983年月发表于科幻杂志《Amazing》上的短片小说Cyberpunk。这是由表示“控制论” (cybernetics) 的Cyber与当时流行摇滚乐流派 (Punk) 组合成的词汇。威廉·吉布森 (William Gibson) 可谓该流派稳坐第一把交椅的掌门人, 其大著《神经漫游者》 (Neuromancer, 984) 首创了“赛博空间”这一术语。同时这也是第一本获得“雨果奖” (Hugo Award) 、“星云奖” (Nebula Award) 与“普利策·狄克奖” (Philipk·Dick Award) 三大科幻小说大奖的著作。

赛博空间可谓一种后地理、后历史的超级空间, 它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距离, 转瞬之间即可让用户在信息的宇宙中尽情的遨游。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 赛博网络吸纳了传统各种新旧媒介形式。如传统的报纸它对应的是电子版 (在线报纸) , 传统的期刊杂志它对应的是 (电子版杂志) , 收音机和电视等传统的视听设备网络将其糅合成超媒体、超链接式的在线视频。作为一种电子媒介, 网络模糊了传统艺术部门的界限, 通过互联网技术将全球的网络用户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庞大的赛博空间。

赛博空间就是这样一种异质空间, 消解文学的同时也在丰富着文学, 为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 多媒体性、超文本性、虚拟性、互动性成为赛博空间与文学之间的关键词。

(二) 媒介时代的文学危机:文学性的外流

在我们疯狂的追寻感性狂欢的今天, 现代传媒同样有让我们反思的一面。现代传媒消解了传统的纸质阅读, 图形增殖、语言式微宣告了一个图像狂欢时代的到来。文学作为机器被生产出来, 走上了银幕, 登上了舞台。文学开始成为产业化和经济链条上的一环, 为畅销而被策划出来。现代传媒诱导下的文学开始越界、扩展与转向, 文学性开始消散、外流, 从而使文学进入一个“泛文学的时代”。

赛博空间的崛起, 似乎预示了文学边缘化的走向, 文学走出高雅、经典的象牙塔, 日益被大众化的洪流所淹没。网络媒介时代的视域下, 带给我们的阅读体验也是异样的, 那就是文学开始泛化, 感觉什么都是文学, 但什么都不像文学, 什么都有文学, 但什么都是文学的异态。媒介时代的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同时也有着多态化的景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雅文学与俗文学、庙堂文学与民间文学等等的划分, 已充分显示出媒介时代的文学是一种异态纷呈的多语言文本。“文学已不再是文学的专利, 而是媒介社会的公器。当文学成为众多他者的装饰性、点缀式公器时, 文学的弱化、泛化与贬值, 也就在所难免了。” (8) 超媒体的赛博空间继征服地理空间和生理时间之后, 其又开始了对文学空间的征服。我们传统的书写文学开始向超媒体的赛博空间文学转型。显现在我们的阅读过程就是“跳读”、“收索式阅读”, 我们不在局限于传统的阅读方式, 时空距离再次压缩。比如想了解一位作家的思想, 不必一本本地阅读。反之,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收索, 筛选式阅读。超级链接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 以致信息的获取如此容易, 信息本身好像都没什么意义了。这样的时代, 文学似乎成为文物, 那种细读文本的文学批评看起来好像是信息缓慢时代的症候。现如今都可以用百度、谷歌作研究, 写一个关键词点下鼠标, 出来的结果可能让网络之前做研究的人一辈子阅读也找不出这么多资料, 文学研究者们有种置身知识考古之列的感觉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 赛博时代的语境下, 媒体的狂欢带给我们视觉上的体验也是非凡的, 似乎宣告了一个读图时代的到来。弗·詹姆逊 (redric Jameson) 认为:“语言形象的时代真被视觉形象取代, 这种取代成为信息技术大发展背景下后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 (9) 与传统的文学符号相比, 电子传媒的符号更能吸引受众的眼球。昔日的文学信徒们日趋成为电子影像的“Fans”。经典的文本被强大的电子传媒给消解了, 奠定了其不可动摇的霸权和文化自尊地位。现代传媒的这种呼风唤雨的能力, 绝非虚夸之辞, 事实上, 它的能力是无可比拟的, 其带来的影响更是传统文本话语所无法企及的。这一才能的彰显在传媒符号造星方面尤其突出。现代传媒凭借其强大的传播功能, 捧红一个人是非常容易的事, 策划某种文化现象与文化潮流更是不在话下。这让我不由想起了好莱坞电影《西蒙妮》, 现代传媒的技术颠覆了传统经典的影像本体论, 仅需一台电脑和一个特殊的系统, 就能造出一个令现实世界里的人们为之着迷的明星, 而观众在拒绝欺骗的同时也被虚拟的现实欺骗了。影片中人们狂热的追逐着西蒙妮, 俨然成为视觉时代的猎物, 为那不食人间烟火的西蒙妮深深吸引住, 沉浸在电脑特技所带来的视觉盛宴中, 不能自拔。也许对于视觉化时代的人们来讲, 梦想与现实的已无法辨别。正如同样一个西蒙妮, 她的影像可以在不同的时空转换, 她那风姿绰约的身段既可以出现在繁华喧闹的纽约街头, 也可以闪现在古老神秘的埃及金字塔上, 甚至可以向太空发送信号让外星人也一睹其芳容。时空此时此刻彼此消融, 距离被消解掉了。这些都是赛博时代, 现代技术带给我们的感官享受。

三、赛博时代文学空间的重构

文学艺术与人类生活的研究 第11篇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升的同时越来越关注文学艺术，而且相关人员还就文学艺术和人类生活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从而发现文学艺术可以从命理以及文化两个方面来推动人类生活并产生影响，所以本文就文学艺术对于这两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以供参考。

关键词：文学艺术；人类生活；研究

文学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远古时代一直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人类精神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为何要从事文学活动？文学艺术又对人类生活的发展有着何种影响？这些问题的提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找出文学艺术和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了解两者之间的联系，才能推动文学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改变人类生活。

一、文学艺术在命理方面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一）可以振奋人的生命活力

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由符号构成的，文学艺术作为其中的一种符号，对于世界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文学艺术是多元化的，可以通过不同的色彩、声音以及造型方面的改变而给予人们新鲜的感觉。要知道，人类对外界事物产生赞赏、批判等情绪和其对事物的感官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通过感官机能来对事物的形象、声音等进行分析，然后将其传递给大脑，由其决定对于事物的感受，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很多事物具有常态性，从而导致感官较为疲惫，进而使其生命缺乏活力，而文学艺术则恰恰可以改善此种情况，因为文学艺术是多变的，其风格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可以给予感官刺激，进而激发人们的生命活力。比如说，当人们阅读《望庐山瀑布》这一诗歌的时候，会对其中的“疑似银河落九天”产生想象，进而感受到清脆悦耳的瀑布声，大气磅礴的瀑布流动画面，这样人们的感官就会受其刺激，进而振奋生命活力[1]。

（二）可以振奋人的生命空间

人是一种高级的动物，在人体中有和动物相同的特征，但也有不同之处，主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是有意识的，可以由意识支配进行各种活动。要知道，人的意识活动具有无限的生命能量，意识的发展，可以帮助人脱离现实的束缚，自由的生活。由于人在意识方面具有此种能力以及向往，所以和其有着相同目标的文学艺术对于人类有着深深的吸引力，可以为人类追寻自由开拓生命空间。人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希望有不同的生命体验，但由于人的寿命是有限的，而且人类受现实束缚，因此对于不同阶段所渴望的生命体验是无法实现的，比如说，很多人有时候就因为各种负面情绪的影响从而羡慕动物的生活，想要体验动物的生命，此种想法就是不可能实现的，面对这样的情况，文学艺术可以为人类提供间接的体验，满足人们的生命向往。比如说，人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可以将自己融入到人物中，从而体验快意江湖的大侠生活、体验动物的生活，或者是变成鬼神等，不同的文学作品，可以满足人类对于生命体验的需求，进而振奋人的生命空间。

（三）缓解人的生命痛苦

人和动物之间是存在不同之处的，人类有和动物不相同的文化，而所有的人类文化从本质是又是相同的，都是对生命中的某一些欲望进行束缚，这就是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所付出的惨痛代价。而为了缓解这些痛苦，人类又在生命极限中寻找有效的解脱方法，其中文学艺术就是最有效的解脱方式。人类在进行文学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可以在思想中获得极大程度的解放，将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快以及烦闷的情绪都放置一边，将自身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对于自由的向往等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的需求在文学作品创作中得到满足，在文学创作以及欣赏文学艺术的过程中，精神状态可以处于一种极度自由、平和以及愉悦的环境中，这样人类的痛苦就可以得到缓解，暂时的忘却现实，沉醉在美好之中[2]。

二、文学艺术在文化方面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

（一）激发创造智慧

相关研究人员对于人类进行研究后发现，人类之所以能够从动物中脱离出来，成为单一的人类，主要是因为人类具有独特的智慧，所谓的独特智慧，主要是指人的想象力，正是因为人类用于无限的想象力，所以人类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拥有积极向上的动力，不断的发展。人类丰富的想象力主要是在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在进行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过程中，人类可以暂时脱离现实，在想象力的带领下从古至今、飞天走地，体验在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的情况以及事物，进而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无所不能并且自由的人物。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得到满足，这就是人类之所以积极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原因，也是文学艺术不断发展的根源。

（二）陶冶诗性情怀

文学艺术活动并不能让人们充饥御寒，但是其可以在精神方面满足人们的所有需求，为人们营造一个可以自由行走，不受任何拘束的空间，在文学艺术活动中，人们可以超凡脱俗，活的肆意潇洒，在诗性情怀方面得到满足。正是因为文学艺术活动可以陶冶人们的诗性情怀，所以人类可以创作出多样性的文学作品，将自身的爱国情怀、郁郁不得志的悲伤烦闷或者是面对坎坷困难的泰然自若等情绪都在作品中体现出来[3]。

（三）提升人格境界

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情感是很容易被他人所影响的，比如说，当一个充满悲伤情绪的人身处热闹欢快的人群中，其情绪就会有所好转，同理，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作者赋予作品的悲伤离合等情绪也会让观赏者受到影响，从而和作者在情绪上产生共鸣，鉴于这样的情况，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都被赋予了一种善良、高尚并且愉悦的情感，观看者在阅读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其人格就会得到培养，人格境界就会有所提高。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就是因为和人类生活有着相辅相成、互相弥补的作用，在文学艺术作品创作中，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所无法得到体验以及精神方面的需求都可以在文学艺术中得到满足，这就是人类积极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原因，也是推动文学艺术进步的动力。与此同时，文学艺术还可以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一些生机，让人类在生活中一些纯真以及希望。

【参考文献】

[1]杨守森.文学艺术与人类生活[J].山东社会科学，2012（10）：21-29

[2]马大康.古德曼：日常生活世界与文学艺术世界[J].学术论坛，2015，38（4）：91-98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第12篇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 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 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 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 文学界开始觉醒, 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 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 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 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 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特征上, 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 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 1917年到1927年之间, 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 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 “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 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 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 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 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 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 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 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 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 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 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 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 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 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 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 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 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 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 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 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 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 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 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 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 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 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 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 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 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 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 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 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 亦或是生活造就,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 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 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 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 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 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 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 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 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 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 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 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 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 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 返璞归真势在必行, 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 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 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 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 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 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 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 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 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 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 2015, 02 (01) :79-82.

22 .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 2015, 01 (02) :208-218.

33 .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 06 (03) :13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