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统性范文

政治正统性范文（精选3篇）

政治正统性 第1篇

一、受命于佛——弥勒护持、转轮圣王

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教的思想资源都无法为武曌以女身称帝提供合理的解释, 在武周革命之早期, 武曌政治集团仍然力图借助本土的儒、道相关思想资源论证武周革命合理性进行努力, 并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 “女身称帝”这一事实并不能在儒、道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得到完满的解释, 二者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

武曌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 其母亲“荣国夫人既信佛教, 武曌幼时受其家庭环境之薰习, 自不待言”, 她曾经两度为尼, 而且在成为皇后之后也与玄奘等高僧有诸多来往, 必然对佛教经典和义理有一定了解, 所以她自然能够顺利接受佛教的相关思想资源并为自己所用。而当时佛教信仰又普遍流行, 贞观十一年颁布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所说, 佛教“洎乎近世, 崇信滋深。……始波涌于闾里, 终风靡于朝廷”。基于佛教理论框架的正统性论述肯定也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佛教为了恢复在国家信仰秩序中的优势地位, 依靠武曌是唯一可行的策略, 双方都有合作的动力。

(一) 《大云经疏》——武周革命的舆论先导

面对正统性构建的理论困境, 在中国流传许久的弥勒信仰及其经典《大云经》或许在某一时刻进入了武曌的视线, 这一时间当不晚于垂拱四年。

经林世田先生考证, 《大云经疏》“早在垂拱四年已着手收集或撰写……最终在载初年间定稿, 并且送给了武后过目”, 其中“盛言神皇受命之事”。武曌在载初元年七月, 即其称帝前两个月, 颁布天下, 用以为武周革命的舆论引导工具。

于史可征, 《新唐书·岑长倩传》记载:

(载初元年七月) 和州浮屠上《大云经》, 着革命事, 后喜, 始诏天下立大云寺。

《佛祖历代通载》卷12记载:

明年七月沙门十辈诣阙上《大云经》。盛称则天当即宸极。则天大悦。赐十沙门紫方袍银龟袋。颁经于天下郡国。各建大云寺。九月则天革唐命改国号周。自称圣神皇帝。

由此可见, 《大云经疏》的确被当作武周革命的舆论、宣传工具, 并且在各个地方对百姓进行了内容宣讲。经过《大云经疏》的宣传, 武周较为平稳地取代了李唐政权, 并没有对大众造成巨大冲击。之所以选择弥勒信仰及其经典《大云经》作为宣传工具, 原因有三点:

第一, 唐初时, 弥勒信仰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弥勒信仰的崇奉对象是弥勒菩萨, 它是一种以弥勒净土为皈依的净土信仰。弥勒是佛教体系中众多佛菩萨中释迦授记的唯一的未来佛, 对弥勒菩萨的崇拜在南北朝以来极为兴盛, 当时无论上层贵族还是底层平民很多都皈依了弥勒信仰。所以, 武曌可以凭借其赢得下层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第二, 在以弥勒信仰为中心的佛教社区共同体的实践中, 女性在其中可以拥有较高的地位、甚至获取领导地位, 《旧唐书·天文志》记载:

(高宗) 永隆二年九月一日, 万年县女子刘凝静乘白马, 著白衣, 男子从者八九十人, 入太史局, 升令厅床坐, 勘问比有何灾。太史令姚玄辩执之以闻。

“崇尚‘白色’, 服白色衣冠, 为弥勒信徒的重要标识”, 刘凝静当为一个信仰弥勒下生说的佛教异端派别的首领, 她作为一个女子聚众欲为乱, 有八九十个男子跟从, 反映出弥勒信仰中女性地位较高, 这使得其能为武曌所接受。

第三, 更为重要的是, 《大云经》中有明确的佛祖授记, 说有净光天女“即以女身当国王”:

佛即赞言:……天女!时王夫人即汝身是, 汝于彼佛暂得一闻《大涅槃经》, 以是因缘, 今得天身, 值我出世, 复闻深义, 舍是天形, 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汝于尔时实是菩萨, 常与无量阿僧袛劫, 为化众生故, 现受女身, 当知乃是方便之身, 非实女身。

这一段极为有趣的佛本生转世故事, 可以直接被附会为“武后‘以女身称帝’”是佛祖预言。这一明白无误的佛祖授记, 对武曌极为有利, 也没有任何可以从相反方面进行歪曲的可能。所以《大云经》对证明武周政权正统性、武曌以“女身称帝”的合理性有极大帮助, 是武周革命不可或缺的舆论引导工具。武曌的男宠薛怀义组织了一批僧人在一二年时间里, 迅速完成了《大云经疏》的撰写, 并且在武周革命的前两个月献上, 为武周革命涂抹上一层“受命于佛”的神秘色彩。载初元年 (690) 九月, 武曌改年号为天授, 正式废除唐朝国号, 改国号为大周, 武曌成为了新建的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 武周革命大功告成。作为回报, 武曌在天授二年 (691) 三月, 令释教在道法之上, 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 佛教成为了武周的国教, “神皇受命不仅是天命, 而且是佛命”, 佛教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 武曌虽然利用《大云经疏》实现了改朝换代、以“女身称帝”这一理想, 建立了大周政权。但是她仍然需要建立系统、完善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论证自己帝位和王朝的正统性。

(二) 新译《宝雨经》——系统的意识形态论证

长寿二年 (693) , 南印度僧人菩提流志入华, 意图传播不空罥索观音信仰。他作为颇有名望的僧人, 在中国重新翻译了《宝雨经》 (693) , 进一步论证了武曌称帝和武周政权的正统性。《宝雨经》的重要作用可以从武曌的自述中看出端倪。

在天授二年 (691) 三月的《释教在道法之上制》中, 武曌说:

朕先蒙金口之记, 又承宝偈之文, 历数表于当今, 本愿标于曩劫。《大云》阐奥, 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 显自在之丕业。驭一境而敷化, 弘五戒以训人。爰开革命之阶, 方启惟新之运。

明言武周开国是由《大云经》 (《方等》全称《大方等无想经》, 即是《大云经》) 所“启发”。而在之后, 圣历二年 (699) 十月, 她在《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中将《宝雨经》提到了与《大云经》同样重要的地位:

朕曩劫植因, 叨承佛记。金仙降旨, 《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 《宝雨》之文后及。

由此可见, 《宝雨经》虽然没能发挥引领唐、周易代的舆论引导作用, 但是由于其“应谶佛授的价值远高于《大云经》”, 所以“被纳入既有的宣传体系, 完善了《大云经疏》的不足, 从这之后, 《宝雨经》和《大云经疏》在武周政权的政治宣传中往往被一并提及”。

菩提流志新译的《宝雨经》较前译增出两段, 分别位于卷一开头处与卷十结尾处, 即全经的头尾之处。其最为重要之处就是在卷一中增加了有阿鞞跋致菩萨现“女身”于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为自在主的一段经文:

天子!以是缘故, 我涅盘后, 最后时分, 第四五百年中, 法欲灭时, 汝于此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 位居阿鞞跋致, 实是菩萨, 故现女身, 为自在主……名日月净光天子。然一切女人身有五障。何等为五?一者、不得作转轮圣王;二者、帝释;三者、大梵天王;四者、阿鞞跋致菩萨;五者、如来。天子!然汝于五位之中当得二位, 所谓阿鞞跋致及轮王位。天子!此为最初瑞相。汝于是时受王位已, 彼国土中, 有山涌出, 五色云现……天子!汝于彼时住寿无量, 后当往诣睹史多天宫, 供养、承事慈氏菩萨, 乃至慈氏成佛之时, 复当与汝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

《宝雨经》直接说明了这个女子将在南瞻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为帝——摩诃支那国, 即是大中国。同时此段文字并非注疏, 而是佛经, 较《大云经疏》中将“净光天女”解释为“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这种引导性较强的注疏更具有权威性;而且菩提流志作为深孚众望的僧人, 其权威性也非假僧人薛怀义及法明等御用僧人可比。这一段经文从根本上解决了武周政权于经无征的问题, 为武曌的革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正统性论述依据。

更重要的是, 它化解了女人五碍说——女身不能做转轮圣王、帝释、梵天、魔王 (在此经中, 被改为阿鞞跋致) 和佛, 将佛教的原始教义修正为女人可以得到转轮王和阿鞞跋致菩萨两种位阶。不论是转轮王还是阿鞞跋致菩萨, 都可以被利用来塑造武曌的君主形象——慈氏菩萨的供养者, 武曌的皇权具有“受命于佛”的不可置疑的正统性。

虽然有此疑似伪造的经文, 但在唐朝佛教经典大规模引进和重新翻译的背景下, 可以解释为菩提流志对前代译本的改正和修订。而这一内容也一直留存在汉传佛教各藏之中, 可见中国佛教界也认可了其经典地位。

在菩提流志的译本中, 特别地提到了当此女受王位时, “彼国土中, 有山涌出, 五色云现”的经文, 有意无意地让人将其与武曌改朝换代之前发生的两次“山涌”联系起来 (第一次为新丰山涌, 第二次发生在京兆万年县) 。

在万年县“山涌”发生之初, 武曌政治集团仍然按照传统的解释框架, 将其解释为“庆山”;但是之后不久, 西京的官员就将其认定为佛教的圣地——“祇阇崛山” (即灵山) , 这就完全地摆脱了中国传统阴阳灾异学说的束缚, 武曌能够彻底地认定这是论证自身“受命于佛”的祥瑞。

在圣历年间, 武曌还以庆山有佛示现为由敕建寺宇——强化了官方对其佛教圣山地位的认可, 也间接地重申了自己“受命于佛”的正统性来源。这表明了佛教的理论框架解释力更强:不确定性更少、指向性更清晰。在中土出现了祇阇崛山, 更加清晰地表明了武曌的佛教“转轮王”身份。武曌政治集团在佛教的理论框架下, 能重新解释“山涌”这一传统上被认为是灾异的现象, 并借助所谓天竺真僧之言, 完全在话语解释权上占据了主动权, 取得了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这是中国传统的符谶祥瑞所不能及的。

二、结论

武曌在《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中说, “朕曩劫植因, 叨承佛记。金仙降旨, 《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 《宝雨》之文后及”, 由此可见“武后用以建立佛教意识形态的主要经论有: (1) 《大云经》及其疏, (2) 《华严经》, (3) 《宝雨经》;此外还有一部伪经《普贤菩萨说证明经》。这些经论中, 包含两套佛王信仰体系:一是以《华严经》《大云经》为代表的弥勒佛王系统;一是以《宝雨经》为代表的密教不空罥索观音佛王系统”。依次考证《大云经》及其疏和《宝雨经》在武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认为:《大云经疏》虽不完善, 但其出现为武曌以“女身称帝”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满的解释, 也为武周政权奠定了以佛教为根本和依托的意识形态基础, 武曌借助其完成了易代称帝的第一步;长寿二年, 南印度僧人菩提流志到达洛阳, 他凭借其在佛教界巨大的威望和影响, 重新翻译《宝雨经》, 在其中增添了两段有利于武曌称帝的内容, 将其塑造为“转轮王”——武曌自长寿二年 (693) 起被冠以以“金轮圣神”为核心的皇帝尊号, 自此, 武曌以“女身称帝”的合理性、武周政权的正统性得到了完满的阐释。

参考文献

[1]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中国佛教中之真经与疑经[J].华冈佛学学报, 1980 (04) :296.

[2]刘昫等.旧唐书 (简体字本) , 卷六·本纪第六[M].北京:中华书局, 2000:79.

[3]祝陶然.简论武周革命之际的符谶与中古国家形象建构——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国家形象与语言权力认可[J].黑龙江史志, 2013 (23) :118.

[4]司马光等.资治通鉴, 卷第二百四[M].北京:中华书局, 1976:6459.

政治正统性 第2篇

一、艳情调产生的背景

敦煌词大都为民间词 (仅杂有温庭筠、唐昭宗李晔、欧阳炯等文人词五首) 。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说:今兹所获, 有边客游子之呻吟, 忠臣义士之壮语, 隐君子之怡情悦志, 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 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 莫不入调。《敦煌曲子词集》一百六十余首, “其言闺情与花柳者, 尚不及半”。这句话说明了两层意思, 一是这与花间词无百首不外乎工体与倡风者有别, 而往往被忽略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敦煌词就以出现了“言情”词, 只不过在写法上尚不成熟, 或具体特征不明确。

1、抒情题材的涉猎

抒情题材这里指的是儿女私情, 这种题材在敦煌词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抒写男女恋情的, 叙事的成分保留得很浓, 但“言情”的成分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如《长相思》:

作客在江西, 得病卧毫厘。还往观消息, 看看似别离。村人曳在道傍西, 爷娘父母不知。身上缀牌书字, 此是死不归。

一是将现实生活中的“事”已退居“二线”, 而让感情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如《凤归云》:

征夫数载, 萍寄他邦。去便无消息, 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起, 塞雁南行。孤眠鸾帐里, 枉劳魂梦, 夜夜飞飏。想君薄行, 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 表妾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 暗祝三光。万般无奈处, 一炉香尽, 又更添香。

这些都无不是艳情的萌芽, 民间词中尚有如此“多情”之词, 在文人化程度达到第一高潮的《花间集》“词为艳科”局面的形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2、民间词地区的转移

地域色彩在词创作的过程中也起着很大的作用。词所呈现的主体风格特征是属于柔美类型的, 具有“南方文学”的特色。中唐以后, 随着全国经济中心的难移, 南方出现了一批商业繁华、经济发达的大都市, 词的温床, 特别是文人词, 也就基本构筑与此了。都市富艳旖旎的生活风情以及南方“多水”“多桥”“多美女”的特征共同塑造了词的词境柔美、词情香艳与词风软弱的特点, 因此也奠定了“婉约为正宗”一说。被认为是文人词开始标志的是中唐白居易、刘禹锡的词也明显地受到了南方民歌和以上特征的影响。在南国时, 他们所作词无疑带有“南方文学”的特色, 比如刘禹锡《踏歌行》:

春江月出大堤平, 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 红霞映树鹧鸪鸣。

新词婉转递相传, 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 游童陌上拾花钿。

在他看来, “新词”的特点, 一就是在于“道欢不离口”的艳情内容, 二则在于宛转的风情。所以尽管他与白居易的词, 还未达到清一色的“艳科”境地, 但其艳和婉的“南词”风味, 却已相当浓厚, 艳情之风已广泛传播并渐渐被接受。

3、文人的润色与加工

随着文人作者的介入, 敦煌词中有很多词的风格已染上华丽和纤巧的特色。如《菩萨蛮》:

清明时节樱桃熟, 卷帘嫩笋初成竹。小玉莫添香, 正嫌红日长。四支 (肢) 无气力, 鹊语虚消息。愁对牡丹花, 不曾在君家。

此类词无论词藻的色彩, 还是抒情的婉曲, 都比其余的敦煌民间词显得浓丽、细气, 可以从中看到艳情词正一步一步走来。

综上所述, 从敦煌词中我们已看到艳情词的初步产生, 甚至是有了一些细微的发展, 文人词从刘禹锡的词开始便向艳情化、婉约化、女性化、都市化、歌舞化过渡了。而真正将“词为艳科”板上钉钉的是文人化的第一次高潮花间派。

二、《花间集》中的艳情

欧阳炯在为《花间集》作序:家家之香径春风, 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 自锁嫦娥。……庶使西园英哲, 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 休唱《莲舟》之引。这是关于“艳词”的一篇“宣言”或“自供”, 这种“以艳为美”的词学主张表现在:内容上题材艳情化;形式上高度艺术化;社会功用上极度世俗化;创作目的上完全娱乐化。这种艳情主张在花间派代表词人温庭筠的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菩萨蛮》其十一首:

竹风轻动庭除冷, 珠帘月上玲珑影。山枕隐秾妆, 绿檀金凤凰。两蛾愁黛浅, 故国吴宫远。春恨正关情, 画楼残点声。

这两首是唐宣宗使宫嫔所歌的温庭筠“密撰”之词。其题材与所表现之内容均为艳情, 另外还有十三首也均为此种类型的词, 这说明温词题材“狭”但抒情“深”, 他用华丽的词藻描写客观的物与人, 可一旦深入词中, 那表面上的平铺直叙暗藏着女子复杂的情感, 若有若无, 却异常深刻。如黄升说:“ (温) 词极流丽, 宜为《花间集》之冠”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 , 清人王士祯说, “温为《花间》鼻祖” (《花草蒙拾》) 。其实, 他们的这些看法, 早在《花间集》的编选顺序中就已得到了体现。

三、艳情词的“非正常”对待与本身具有的意义

《花间集》历朝历代被很多传统士大夫视为“隐词艳曲”, 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其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其艳情的正统色彩, 注定了它的娱乐性, 也决定了它背离了传统儒家政治与生活原则, 因此被道学家利用道学说歪曲、误读, 认为其无可取之处, 是词的耻辱;而事实上花间词仅有10%差强人意, 其它词从文学角度来讲, 都是无可挑剔的。也有一部分人对词的要求过高, 因此出现了批判“艳情词”题材世俗, 没有文人兼济天下的理想与抱负, 到处传播倡风, 从而使人的社会责任感下降, 品德堕落。诚然, 它无诗的“言志”, 读起来又过于香软, 但这正是词在创作时的原始面貌, 我们不能将其根源否定, 否则那所有的宋词就都无意义了。宋词的光辉有时也盖过了大气的“诗”, 形成了另外的风景线, 而且也正是由于其艳情的传统从而促进了以后文人的探索, 苏轼等词人的不同凡响之处才被认同得更深刻。

艳情词的贡献在于第一次为传统婉约词树立了正宗的典范的思想艺术风貌, 此外, 它又特别清醒的文学理念, 为文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有很大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北宋时期的“小唱”表演艺术就是胚胎于艳情词的。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 词从士大夫的樽前开始转入市井, 成为士大夫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技艺。如此说来, 词最终又似乎又回到它所起源的地方——民间, 这种文人与民间的关系如此紧密, 以至于让我们不得不为地大物博感到骄傲。

我们认为在评价文学创作时, 应从它产生、成熟、发展等一系列过程中去看, 而不应单拿出一个时期, 从而“断章取义”。对于艳情词, 我们不可以给其强加它不可能涉及的东西, 更不能用一些正统的看似“约定俗成”的思想来彻底否定。用包容之心;欣赏之眼;深入之情来看待艳情词, 将会有美好的感受。

参考文献

[1]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2]杨海明.唐宋词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三国时期正统问题的研究 第3篇

三国时期是继东汉出现的时代称号，由魏、蜀、吴三个国家鼎立而得名。三国始与220年曹丕受禅称帝，终于280年晋灭吴。但史家往往以184年爆发黄巾起义为三国上限，以280年晋灭吴为三国下限

三国时期是个战争频繁,而又英雄辈出的时期.在官渡之战前,群雄割据.官渡之战后曹操统一北方.而在之后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孙刘联军战胜了曹操号称百万的大军.至此,三国鼎立的雏形基本已经形成.而后又经过多年,在公元220年,229年,221年,曹魏,孙吴,蜀汉分别称帝建国.由此真正的三国时代开始.古代中国地区中，皇帝称号只能由一个人使用，但是这时同时出现了三个。

因此,自古以来,三家何为正统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所谓正统，其正，是名正言顺的意思，统，顾名思义，统一一致的意思。何为正统呢？综合起来就是正确的，必然的，具有时代意义，具有政治客观因素的一种哲学思想。

历史上关于三国时期正统的争论有两个倾向.一是曹魏是正统,另一个是蜀汉为正统.在此不得不可惜正统问题自古就和东吴没有什么缘分.与三国有关的材料众多,而最被众人所知的的应属<三国演义>,其次专门记载三国历史的就应该算是<三国志>了.这两部书在正统的方面是截然相反的对立,<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对蜀汉人物以及事迹各种称赞和神话.以小说的角度来谈,是非常成功的,而以历史的角度,<三国演义>是不可信的.相比之下<三国志>的可信度就非常的高.史家对三国历史的研究也多从此下手.这部史书就是以曹魏为正统.<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所著.依据有关三国的历史、杂记，在广泛吸取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成果的基础上，加工、再创作了这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是一本以刘备为中心的书本，它里面的拥刘反曹思想是非常明显的.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蜀汉甚是偏爱,神话了诸葛亮的智慧,关羽的忠义,刘备的仁厚,子龙的无双武艺.也不符合历史的编造了许多没有的战绩给蜀汉.相反的却缺夸大了曹操的奸险狡诈.诋毁了许多人,其中最受冤屈的就算是周瑜了.公瑾可算是文武双全的美男子,胸襟也是非常的宽阔.不知道为什么的就被写成嫉贤妒能最后被气死的小心眼.以致影响了无数的后代.而在称呼方面也可以看出罗贯中认为蜀汉是正统.<三国演义>中,对刘备的称呼是刘皇叔,而对曹操的称呼却是曹贼,奸雄等.<三国演义>虽不是正史,单其文学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又被称作是七实三虚.因此不得不分析它

蜀汉为正统的原因:

1.血统.刘备算是比较幸运的人.虽然早期因为落魄而卖过草鞋.可以一个中山靖王之后的血统在封建社会可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因此他找到了两个忠实的跟班小弟关羽和张飞,成为汉献帝的皇叔,更因为此请出了在山里静观天下事的诸葛亮.然后打着光复汉室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罗贯中作小说时，已到了元末明初。他以蜀汉为正统，应该说是出于正常的封建价值观的考虑。刘备国号为汉，即帝位是承汉统，符合忠孝节义的一套伦理.其实到了东汉末年,汉朝已经气数基本已尽.天厌汉德已久,刘氏皇族早就不行了,扶持汉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各方开始割据.然而刘备的出现,得到那些不肯舍弃汉朝400多年(西汉东汉都算在一起)统治的人们的支持.刘备怎么说也是刘氏的人,总比他姓的人做皇帝改朝换代好.可其实更重要的是,刘氏继续做皇帝,就能延续大汉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2.罗贯中所处的历史背景.罗贯中处在元末明初的混乱时期, 曾当过元末起义军首领张士

诚的谋士.在那样不太平的时期.对比曹操的奸险和刘备的仁厚.刘备自然是受当时人们欢迎的.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也描写出了刘备的仁德宽厚.比如刘表让荆州的时候;还有人们周知的刘备携民渡江的事情.以及刘大耳摔阿斗的事情.可其实刘备此人到底是真仁厚还是伪仁厚在此就不加讨论了

<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历史。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曹魏为正统的原因分析:

1.政治原因.陈寿是晋代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只有传，没有纪。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2.曹魏本身的实力.三国时期,虽然魏蜀吴鼎力.但是势力的差别却是显而易见的.曹操在刘备还到处投靠的时候就拥有强大的势力,而官渡之战后更是成为北方的霸主.那时候的孙家势力也明显不行.以致在赤壁之战的时候刘备要来求救于东吴.而当时的孙权也畏惧曹操的力量而迟迟不能决定.(但靠鲁肃和周瑜的劝谏还是联合了刘备.战争时,又有周瑜等人的机智和骁勇以及曹操自身的失误赢得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役)而在经济,人才和文化各个方面,曹魏都明显优于其他两国.3.汉献帝的禅让曹操去世后曹丕继承魏王的称号.不久便逼迫汉献帝让位.先不说这方法是不是能被封建社会认同.也不管汉献帝的禅让是不是过场，但是毕竟这样是正常的法律程序.在理论上,曹魏是非常合法合理的政权.4.三国归晋.战争频繁的三国时期经过100多年,最后在公元280年被司马家统一.建立了新的朝代.而两晋源自魏，自然魏是正统

由于历史背景和作者个人喜好的问题,曹魏和蜀汉何为正统一直以来都是争论不休的.但是离开历史的争论,对于三国时期各国的实力简单的分析一下.1曹孙刘势力的人才之比。

众所周知，人才是一个国家兴亡与否的关键性因素。司马迁说：“尧虽贤，兴事而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孙子兵法>则认为“道、天、地、将、法”是决定国家兴亡、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而“将”是其中之一。“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可见如果没有足够的“高质量”的一流人才，一个国家难以兴旺发达。同理，三国时代中的任何一个势力也是如此。曹魏之所以是老大，不仅因为强大的军事战斗力和经济基础，更因为源源不断地有优秀人才被其所用。鉴于历史的原因，中原的开发程度远远高于江南“蛮荒之地”和蜀中“偏远山区”。这个“开发程度”

也除了指生产力水平外，更指的是中原盛产人才，文化开发度相对更高。

曹操又是个十分爱才的人,他对人才的重视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的唯才是举也吸引了大批的人才投靠.有加上他以汉献帝为名,可以广招人才.而纵观东吴和西蜀的优秀人才也都是早期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刘集团那些不可复得的人才一个一个过世之后，吴蜀的实力可谓和曹魏越差越远。“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这个现象就可知道。而吴国后期能带来精彩表现的将才、相才也屈指可数。这样的人才差距直接决定了吴蜀和曹魏的综合实力差距必将越拉越大。单举吴国的例子，出类拔萃的江东四英，除了陆逊以外，周瑜、鲁肃、吕蒙三子都亡于吴建国之前。而程黄韩蒋周等十二“虎将”，又有几人见到了大吴帝国的成立呢?因此,从人才的对比上讲,曹魏是站在绝对的优势上的2.三者的国力之比。

曹魏国力之强远在吴蜀两国总和之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里的国力，我指的是经济，军事，技术和人才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人才的问题上面已经讨论过了.)无可否认，虽然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原惨遭劫掠，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生产力水平大大被削弱。但是毕竟中原是中华民族开发了数千年的老家本。家底充实，技术也相对发达，而在曹魏的屯田政策下生产不断恢复。而吴蜀两国呢？先天条件不足，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原大地，开发相对少得多，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条件远不能和曹魏相比。再加上土地也不如曹魏广袤，人口也不如曹魏众多，总体实力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