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群岛历史久远,文化底蕴丰厚,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也是商务运输的重要港口, 更是文人骚客寻找长生不老之方的神仙场所。在这样的条件下,古往今来,舟山地区人才辈出,名人涌现,他们为舟山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过许多积极贡献。
墓葬是最能直观反映古人身份地位的珍贵遗存, 也是能反映一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物资料。在舟山市可以考据到的范围内, 从唐朝开始, 一些重要的人物开始大量载入史册,但其卒后是否归葬,葬地在哪等问题仍待研究发掘。据笔者搜集查证舟山地方志,主要是《宋元明舟山古志点校本》(下简称《点校本》)和《昌国典咏》记载略多,可搜寻到的有记载的唐宋时期舟山典型名人生平和墓葬情况做如下介绍:
1名人生平及墓葬概况
地方志中记载的唐宋时期的舟山名人墓葬有8座, 其中唐朝没有记载(徐浩归于名人,墓葬无从考据),宋朝时期的8座, 多数只记载到古时的墓葬所在地,而今天墓葬具体在哪里,还需要进一步的田野考古进行探掘查证。
1.1 唐朝
徐浩(703—782),据徐刻大德志,徐浩实昌国人也。一本大德志作沈治,与徐刻本异。陶恭《形胜赋》述昌国人物,亦云沈治进《孝经》十卷。《康熙定海县志点校本》记载,徐浩自称四明人, 唐肃宗时,向朝廷进《广孝经》十卷,肃宗授官校书郎。徐浩是唐朝时期的大书法家,擅长八分、行、草书,尤精于楷书。他的书法曾得到父亲徐峤的传授,风格圆劲肥厚,自成一家。四方诏令多出于徐浩之手。其代表作有 《不空和尚碑》、《朱巨川告身》、《大证禅师碑》等;但由于其籍贯未能定论,故墓葬无从考据。
1.2 宋朝
孙枝,生卒不详,字吉甫,昌国人;南宋嘉定七年甲戌(1214) 进士,曾经写了普慈寺《罗汉阁记》,《点校本》记载“尝于沈焕游朱晦翁门,学问益精,著《书解》三篇。”“枝性资卓迈,有智略”。《点校本》记载墓在城北源小溪之上 ,今可能为城北义桥村淡水坑。
余天锡(1180—1241),字纯父,号畏斋;世居昌国甬东村,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封奉化郡公。余天锡在《宋史卷四十二》中有记载:“十二月丁卯,余天锡薨,赠太师,赐谥忠惠。”康熙志称余天锡墓在“城东北小展岙南”(今黄杨尖西北麓山脚),具体在小展岙樟树湾鹅冢岗下小坑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掘。[1]
余天任,生卒不详,庆元府昌国县(今属舟山定海)人;字子大,自号退斋,于宝庆二年(1226年)入仕,南宋政治军事人物, 在南宋理宗时出任兵部尚书。墓葬在今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高钱村青雷山青雷寺旁。
袁燮,(1144—1224)字和叔,庆元府鄞县(今宁波)人;宋朝政治人物,教育家,哲学家。其在《宋史》中也有记载。袁燮博学, 学者称其为“絜斋先生”。著作有《絜斋集》二十四卷、《絜斋后集》十三卷、《絜斋家塾书钞》、《絜斋毛诗经筵讲义》; 后人袁士杰辑有《袁正献公遗文钞》;《昌国典咏》记载墓有二,一说在岱山梁家桥之西;一说在城东二十里,陈家岙之南。
应 (? —1255),字之道,自号葺芷,定海城关人;宋嘉定十六年(1223),试南省第一,登进士第。先后任临江军教授、太学博士、秘书郎、著作郎等官职,宋淳祐八年(1248),授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九年(1249)拜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封临海郡侯。《点校本》记载墓葬在城西四十里之浦东,《康熙志》记载在城西二十五里。今无考。
蒋猷(you),生卒不详,字仲远,丹阳人(今陕西,河南之间丹江以北),避寇徙昌国;北宋元丰八年进士,累迁至中议大夫。《点校本》记载墓在城北蓬莱乡。旧时,蓬莱乡有庄简墓,大沙庄有蒋公庙,均为蒋猷遗迹,厅志记载:绍兴三年,迁葬于明州鄞县翔凤乡隐学山之东岗。今无考。
徐愿,生卒不详,字恭先,昌国岱山人,以诗文入太学,南宋开禧元年乙丑(1205)进士,居官清廉勤劳。曾学习于袁燮,是袁燮的得意弟子,学问高深,显赫一时。《点校本》记载其墓在城西紫薇岙东山之原;《康熙志》载:徐司农墓在紫薇岙东山,据此,则徐司农墓,即愿墓也。愿尝为司农卿,故后人以官名其墓。
郭维,宋建炎年间人,生卒不详;河南府长沙判官郭受之子, 宋建炎年间由河南徙居至舟山。以北学教授诸生,从者如云,其先以《易》学四世登科,两尚主,有官历尚书及国子博士。《点校本》记载葬于城西湖之源。
2有争议墓葬陈述及原因分析
首先是孙枝墓葬所在地,《点校本》记载孙枝墓在城北源小溪之上,今可能为城北义桥村淡水坑。因为有人在定海城北义桥村的擂鼓山麓淡水坑之上发现一批石人石兽, 便提出了一种是孙枝的墓葬的说法,[2]但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仍然证据不足, 无法定论。而位于擂鼓山麓的石像很可能是属于宋朝时期的墓葬雕塑,根据体积和数量大小应该是工匠在当地雕琢而成,不太可能是从其他地方搬运而来。笔者比较支持这是孙枝墓的说法。原因是根据孙枝生平,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进士,长子起予,官至太常少卿;次子愿质,官至工部侍郎。而古人以孝为先,特别看重身后事。孙枝两个儿子位高权重,为其父亲建造一座较大规格的陵墓也不是没有可能。
其次是袁燮墓葬争议,《昌国典咏》记载墓有二,一说在岱山梁家桥之西,一说在城东二十里,陈家岙之南。还有一种说法是袁燮的墓在宁波东钱湖绿野岙,“依据是清嘉靖《宁波府志》载: “袁尚书宅在县治西北一里时移俗易鉴桥之西, 以状元及第,故旁又有状元坊;正肃公袁甫墓在鄞县东南五十里绿野岙,……”墓地有翁仲石像等。宋宝庆《四明志》载:“西北厢为袁甫立状元坊,在鉴桥下;另有袁尚书桥,宅前,距府四里半……”对于这个争议,在一篇《从袁燮、袁甫父子墓址说开》中,作者对第一种说法进行了分析:袁氏祖籍河南开封,是鄞县人,为什么袁燮、袁甫父子墓在舟山,依据是民国《定海县志》载:袁甫“与父燮常往来昌国,故并祀昌国乡贤,甫居岱山久学者宗(从)之,甫墓在岱山, 今无考。”张坚先生的《南宋的岱山学者及岱山书院》载:“袁燮跟舟山的关系,是因为他“往来于昌国”。因而,昌国的乡贤祠中,立有他和儿子袁甫的牌位。他的墓在舟山岛城东陈家岙南,而袁甫“居岱山久,学者多从之游”,他的墓在岱山梁家桥西。”这个说法取之于《定海厅志》。但争议较多。[3]笔者认为,根据文献资料记载来看,说法不一,由此不能定论。
最后是徐愿的墓葬地址,《康熙志》载:徐司农墓在紫薇岙东山,根据笔者查地图得知,紫薇岙为今天的定海双桥镇紫薇村, 故徐愿墓应该在紫薇村东山。由于人力物力问题,笔者无法进行实地的田野考古发掘,故有待进一步查证为实。
3唐宋时期舟山名人墓葬增多的原因
从唐朝开始,舟山历史名人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有些人更是位高权重,为朝廷和舟山本地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致使舟山名人墓葬逐渐增多。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鄞州地…,明皇开元二十六年(738),始置翁山县,属明州。·代宗大历六年 (771), 废翁山县, 以其地仍属明州……宋神宗熙宁六年 (1073),割鄞县边海富都等三乡立昌国县,隶镇海军。”[4]行政区划的划分能看出一个地方在各方面的重要性, 舟山始设县是在唐朝时期,是由于唐朝时期经济发达,需要更细的行政区划加强管理。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的行政管理区划,要比不发达地区更细。而舟山正是在政治,经济,文化逐渐走向繁华。故行政区划的划分, 是舟山名人墓葬从唐朝开始逐渐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是宋朝文化的一个大发展, 宋朝时期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由此带动着文化重心也南移,宋朝时期大兴科举,使南方大量有志之士,奋发图强,通过考取进士走入仕途[5],如前文提到的余天锡和余天任,应,徐愿等。其次是南方书院的盛行也是宋朝文化大发展的一个表现。在舟山,南宋时期有三座书院,由余天锡创办的虹桥书院是舟山的第一座书院; 翁洲书院是舟山群岛唯一一家由皇帝钦赐名字的书院。应“至告老还乡,出资在童年读书处建书院,宋理宗赐额,名‘翁洲’。”明洪武二十年 (1387年), 因海禁内迁书院被毁弃。应为建造和打理翁洲书院,几乎竭尽了自己家族所有积蓄和力量。翁洲书院为舟山培养人才, 发展教育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还有一座书院是岱山书院,南宋咸淳七年(1271)春,昌国县蓬莱乡岱山村人魏榘(字方真,一作方直)联络乡中有识之士,建造岱山书院。其历南宋三年,在元代十七年,似乎已不复存在。但是,汤浚的《岱山镇志》中却录有明代郑真《送岱山书院陆山长》七绝一首,可见明初海禁之前,岱山书院继续在办。[6]
以上所述一系列原因,引起南方名人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出众,如余天锡官至太师,应?位至参知政事。但是这些位高权重之人的墓葬却无法被后人考古发掘, 笔者认为这些人物墓葬的研究虽然是一项浩大繁琐的工程, 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资源去挖掘,但是其在传承文化,发展舟山经济,文化产业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摘要：舟山市自唐朝设县以来,人才辈出,由此舟山保存了许多名人墓葬,这些墓葬既是物质财富,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他们既能够记录舟山市的历史,同时又彰显着舟山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人文气息。整理更多的舟山历史名人,进而对其所包含的特有的人文精神进行挖掘,有利于舟山市的文化建设,也有利于人们传承和弘扬优秀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舟山市,唐宋时期,名人墓葬,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