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欧盟贸易壁垒动态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基于浙江鞋业出口贸易“价跌量增”日趋严重的现象，本文揭示了全球价值链中，采购商主导的俘获型治理模式是造成地方产业国际市场势力缺失的重要因素。要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企业必须创新性地整合全球要素，实现价值环节的功能攀升，拓展国际市场势力。文章以奥康、康奈等浙江制鞋企业的国际化实践为依据，分析了国际市场势力拓展的具体模式。
欧盟贸易壁垒动态分析论文 篇1：
欧盟对中国ＦＤＩ与中欧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对1995—2006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FDI存量对中国出口促进大，而FDI流量对中国进口促进作用明显。同时发现，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增加对中国对欧贸易顺差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直接投资 贸易 经济关系 欧盟
引言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对于双边的意义十分特出。2007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3561.5亿美元，欧盟对中直接投资超过美国和日本，中欧贸易增速在我国前五大贸易伙伴中名列首位。
在中欧贸易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欧贸易摩擦也在增加。其中，中欧贸易不平衡的加剧是中欧贸易摩擦加剧的重要原因。2007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到1342.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50.1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总体贸易顺差的51.2%。
揭示中欧贸易迅速发展的决定因素对于进一步深化中欧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
实证分析，对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是中欧贸易发展和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加大的重要因素。
文献综述
贸易与投资的替代关系最初由罗伯特·蒙代尔(Mundell， R.A.)提出。1957年，蒙代尔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得出在两国产出效率相同的情况下，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贸易壁垒的存在会导致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的障碍则会产生贸易。维农(Vernon， R.)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有可能对母国的出口产生替代作用。［1］
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清通过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不仅会产生替代效应，而且也存在贸易创造的效应。但是其前提是“要从投资国潜在的比较劣势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提高投资接受国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生产函数，并使之成为显在的比较优势产业”。［2］
新贸易理论根据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产品差异化等，剖析了贸易的成因，结合跨国公司在全球资源整合的能力，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使各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作用进一步细化，由此形成国际贸易的扩大。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可以分为资源导向型直接投资和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两类投资对贸易的作用不同。前者具有促进贸易的作用，而后者具有贸易替代的作用。
关于中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直接投资利用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Liu、Wang和Wei（2001）利用19个国家和中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流入中国的FDI和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进口引发了FDI，同时FDI又引发了出口，并且发现它们之间是互补的关系。［3］
冼国明、严兵和张岸元（2003）运用单位根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证明了外资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出口的增加反过来对我国吸收FDI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4］
王洪亮和徐霞（2003）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中国与日本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日本对华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互补关系。［5］
陈继勇、秦臻（2006）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对1992—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时滞。［6］
目前国内对国际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大多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关于中欧双边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较少。欧盟的投资项目具有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单项规模较大、大型公司投资较多的特点。欧盟对中国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完全可能有别于其他来源国的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此揭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
关于中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直接投资利用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Liu等，2001；冼国明等，2003）。
目前国内对国际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大多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关于中欧双边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较少。欧盟的投资项目具有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单项规模较大、大型公司投资较多的特点。欧盟对中国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完全可能有别于其他来源国的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此揭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
中欧贸易投资关系
1.中欧贸易现状
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交后，双边贸易快速发展。90年代初期，由于欧共体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双边贸易曾出现过大幅的下降。1991年贸易额仅为116.1亿美元，下降了近50%。但从1992年起，中欧贸易开始恢复，并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除了1996和1997年，其余年份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率。2003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1252.2亿美元，同比增长44.3％，而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4年5月，欧盟扩大为25国后，欧盟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772.87亿美元，占中国总贸易额的15.35%。1975年中欧双边贸易额仅24亿美元，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2007年贸易额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增长超过100倍。［7］表1显示了中欧贸易的发展状况。
从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欧盟出口以机电产品为主，其他有纺织、服装、鞋、箱包、玩具、收音机、组合音响、医药、塑料制品等。中国从欧盟进口以资本品为主，包括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工业原料、钢材、医药、初级塑料等。自1997年开始，中国对欧盟贸易开始出现顺差。近年来，随着中欧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呈逐步扩大趋势。统计表明，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由1997年的46.2亿美元（欧盟15国）到2007年的1342.32亿美元（欧盟27国），增长了接近30倍。图1显示了中国与欧盟的进出口变化和贸易顺差的变化。
2.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现状
相对于中欧贸易而言，欧盟对华投资起步较晚。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一直稳步增长，但到90年代以前，投资规模一直很小。从外资项目数看，每年只有100个左右；从实际利用外资额看，每年的规模只有2亿美元。1993—1997年是欧盟对华投资急剧膨胀的阶段，从1993年的6.71亿美元到1997年的41.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50%以上。从1998开始，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进入调整阶段，这一阶段欧盟对华投资起伏波动较大。1998—2000年投资停滞不前，实际投资额一直在40亿美元左右徘徊。2001—2002年受美国经济衰退和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规模开始下降，从2000年的44.8亿美元下降到37.1亿美元。2003年起欧盟在华投资恢复增长，2006年实际投资达到了53.9亿美元。
欧盟对华投资虽然有过波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稳步上升的。按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计算，从1986年的1.8亿美元到2006年的53.9亿美元，增长近30倍。截至2006年12月，欧盟在华累计投资项目25418个，合同金额979.5亿美元，实际投资531.8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引进外资的8％。在欧美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2001年中国“入世”使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根本改善，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欧盟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力度，纷纷制定长远投资规划。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欧盟跨国公司正在形成新一轮对华投资热潮。欧盟对中国实际直接投资的变化如图2所示。
欧盟对华投资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首先，投资集中于生产领域。从科技、电子、海洋开发、能源、电力到化工、纺织、有色金属、冶金遥感等领域，涉及的主要是中国急需发展的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其次，项目平均资金投入比较大（资本密集），投资项目技术含量高（技术密集）。欧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75%的项目的技术水平处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在技术转让方面，欧盟较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要开放，限制较少，是中国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而获取先进技术、关键设备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三，以大型跨国公司为投资主体，投资方式趋向独资控股和兼并收购。欧盟在华投资以大型著名跨国公司投资为主，中小企业来华投资较少，已在华投资的少数中小企业多是作为大跨国公司的关联企业。最后，投资地区分布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区。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由于区位优势成为吸引外资最多、发展最快的地区。
3.欧盟各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随着欧盟不断东扩，成员国越来越多，目前有27个。但是这27个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与中国的经贸交往水平也相距很大。从贸易方面看，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这五个国家的贸易额占中欧贸易总额的70%以上。特别是德国，2007年中国与德国的贸易额占了欧盟27国总贸易额的26.4%。在欧盟原15国中，爱尔兰、丹麦、奥地利、希腊、卢森堡和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很少。2006年，这6国和中国的贸易额合计247.25亿美元，仅为中德贸易额的26.3%，中欧贸易额的7%。新加入的12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也较小，只占8%左右。欧盟各国在华投资规模也不平衡。欧盟对华投资主要来源于英国、德国、法国、荷兰和意大利5个国家。截至2007年，上述5国累计在华实际投资520.89亿美元，占欧盟对华实际投资总额的88%，而其他国家总计只占10%左右。
从图3可以看出，欧盟各成员国在中国的FDI存量与其和中国的贸易额分布之间存在相似性，即对我国直接投资存量占总存量大的国家其与中国的贸易量占总贸易额的比例也大。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五国同时是中国在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外资引进国。而奥地利、希腊、卢森堡和葡萄牙等国，无论对华投资还是贸易量所占份额都很小。因此可以推测，欧盟各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贸易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为验证这种关系，下面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1.模型建立
本文从贸易引力模型出发进行研究。贸易引力模型是非常具有实效性的分析工具，最初出现在Tinbergen (1962)和Poyhonen (1963)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所作的研究中［8］。贸易引力模型指出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一系列变量相关，其核心变量是进出口国的经济总量和相互距离。其中，经济总量代表进出口国的供求能力，与两国间贸易流量成正比；距离代表两国之间的贸易阻力，与两国间贸易流量成反比。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Tij=AYαiYβjDλij
其中Tij表示国家i和国家j的贸易流量，A是常数项，Yi和Yj分别表示国家i和国家j的国民收入，Dij表示国家i和j之间的距离。将其转化为线性对数形式即为：
lnTij=lnA+αlnYi+βlnYj+λlnDij
以上的重力模型主要从需求角度刻画了贸易的决定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不仅影响贸易双边的国民收入，而且会改变双边的资源配置、生产效率和生产结构，由此对贸易形成进一步的影响。考虑直接投资在贸易中的特定作用，我们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直接投资变量（FDI）作为新的解释变量，拓展后贸易决定模型满足如下关系：
lnTij=C+αlnFDIij+βlnYi+λlnYj+ηlnDij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实证分析。面板数据与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相比，样本点充足，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可以有效地避免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问题，从而可以更好地研究经济行为变化的动态性。本文采用以下的计量分析模型分别进行检验。
lnTij=C+αlnFDIij+βlnEGDPij+λlnCGDPij+ηlnDi+εit
其中ε为随机误差项。i表示欧盟各国，t表示年份。为了分别考虑FDI存量和流量对贸易总额、出口和进口的影响，本文的被解释变量T分别表示贸易总量（TR）、中国对欧盟各国的出口（EX）、中国从欧盟各国的进口（IM）以及出口与进口的比例(B)。B值越大表示中国对欧盟的顺差越大。而解释变量中的FDIij分别用存量和流量进行分析。本文分析中未将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其原因在于直接投资存量中包含了直接投资的流量。各解释变量的含义及其预期影响见表2。
2.数据与方法
截至2007年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但2004年后加入的12国加入时间短，且对中国的贸易投资所占份额很小，所以本文选取欧盟15国（英国、德国、法国、丹麦、荷兰、比利时、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卢森堡、希腊、奥地利、芬兰和瑞典）1995—2006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采用存量数据，用0.1的折旧系数对前一年的直接投资存量进行折旧。数据来源于http://www.fdi.gov.cn 中国投资指南网站和http://www.stat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单位：亿美元。
中国和欧盟15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亿美元。中国和欧盟15国各年的GDP数据来源于www.imfstatistics.or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单位：亿美元。中国与欧盟15国的距离以双方首都之间的距离来计算，数据来源于www.geobytes.com 网站，单位：千米。
在计量方法上，利用Eviews5.0软件，基于面板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由于计量模型中包含与时间无关的解释变量Dij，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3.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对贸易总量（TR）、中国对欧盟各国的出口（EX）、中国从欧盟各国的进口（IM）的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的（1）～（6）列。其中（1）～（3）列为选择FDI存量作为解释变量的分析结果，（4）～（6）列为选择FDI流量作为解释变量的分析结果。为了便于区分，表中用FDIS表示直接投资存量，FDI表示直接投资流量。
从（1）～（6）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方程调整后的R2值均在0.7以上，方程拟合度较高。除了出口方程lnD的系数外，其余解释变量的系数都达到了较高的显著性水平。
无论是选择FDI流量作为解释变量还是选择FDI存量作为解释变量，其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欧盟对中国的FDI对中欧贸易具有促进的作用。FDI存量增加1%，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加0.207%，而中国从欧盟的进口增加0.109%。FDI流量增加1%，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加0.1216%，而中国从欧盟的进口增加0.131%。比较上述结果可以发现，直接投资存量对出口的影响大于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即直接投资对出口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而从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上看，直接投资流量的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由此说明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可以在短期内显著扩大中国从欧盟的进口，但长期内对进口的作用会有所减少。欧盟在中国投资的大多是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目的有两点，一是通过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进行产品生产的整个或部分环节，以节约总成本；二是借此进入中国的庞大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欧盟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中国融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链中，公司内贸易增多，促进了中欧贸易的发展。此外，欧盟在中国进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也对中国国内其他企业的生产结构转变产生影响。在国内市场被欧盟企业挤压的情况下，国内的企业会将资源转移到国内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形成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欧盟的大量出口。
在各个回归结果中，lnEGDP、lnCGDP和lnD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为正，说明欧盟各国和中国GDP的增长都对出口和进口贸易量起促进作用；而距离的系数均为负，说明距离对贸易起阻碍作用，所有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实证分析结果上看，中国GDP增加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欧盟国家GDP增长对贸易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中欧贸易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采用投资存量的方程中，欧盟国家和我国GDP增加１%， 双边贸易分别增加0.968%和1.11%。在投资流量方程中，欧盟国家和我国GDP增加１%， 双边贸易分别增加0.998%和1.277%。文中选取的欧盟15国都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阶段，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较缓慢，GDP增长对国内需求供给的带动作用都相当有限。而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年均GDP增长保持两位数，国内需求旺盛，因此中国GDP对中欧双边贸易起主要作用，中国GDP的增长能更好地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为了进一步探讨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收支的影响，本文还以中欧贸易顺差指数B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选择直接投资存量、双边国内生产和距离作为解释变量，分析结果如表3中的第（7）列所示。各系数显著性不高，拟合度也很低，回归结果不理想。考虑到距离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将此变量剔除后进行分析，可以得到第（8）列的结果。调整后的R2值在0.7以上，方程拟合度较高，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也很高。可以发现，FDI存量对贸易收支起正向作用，随着FDI存量的增加，B会增大，即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会扩大。
欧盟各国的GDP的系数为正，起正向作用，欧盟各国经济增长可以改善中国对欧盟贸易收支；中国GDP的系数为负，起反向作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会恶化中国对欧盟贸易收支。这个结果也符合贸易理论，欧盟经济增长会导致需求增长，从而会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改善中国贸易收支；同样的，中国经济增长也会扩大对欧盟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进口，恶化了贸易收支情况。
结论
本文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点：①中国GDP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欧盟国家GDP对双边贸易的影响。②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欧贸易具有互补关系。③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对出口的贡献率大，而流量对进口的贡献率大。④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是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扩大的原因。
根据本文结果可以推断，欧盟对中国的投资不完全是为了占领中国市场，利用中国当地资源生产出口产品也是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加了欧盟生产设备和核心部件对中国出口，而欧盟对中国投资又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生产能力，改变中国的资源配置，并通过技术外溢等途径推动中国对欧盟的出口。
本文关于欧盟对中国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关系的研究对于探讨中欧贸易摩擦成因以及分析汇率等因素变化对中欧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提供了基础。在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的条件下，中欧贸易不平衡引发的贸易摩擦现象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外贸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是由于欧盟在中国投资生产的增加推动了中欧贸易的增加以及贸易不平衡的加剧。中欧贸易扩大是全球资源配置的结果，这种配置不仅有利于中欧经济合作关系的深化，而且可以使欧盟的企业获得巨大的收益。
注释：
［1］Mundell R A.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47:321335
［2］小岛清.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3］Liu Xiaming, Chengang Wang and Yingqi Wei. Causal Links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1(12):190202
［4］冼国明,严兵,张岸元.中国出口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南开经济研究，2003（1）
［5］王洪亮,徐霞.日本对华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1983—2001）.世界经济，2003（8）
［6］陈继勇,秦臻.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6（5）
［7］黄卫平.高速增长的世界经济：竞合格局的变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4)：35
［8］Poyhonen, Pentti A. Tentative Model for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e,1963，90：93100
(责任编辑：张晓薇)(上接第70页)
［22］Michale Staak, Handelsstaat Deutschland: Deutsche Aussenpolitik in einem neuen internationalen System Paderborn 2000, S1341//熊炜.论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欧洲研究，2004(2)：126
［23］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62，366
［24］［德］弗兰克·阿尔吉利.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要求.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8)：64
［25］Asmus R 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an Age of New Uncertainty. Slovak Foreign Policy Affairs, Spring 2003：13
［26］摘自齐莫谢维奇（1996—1997年间任波兰总理）在1996年2月26日在议会的演说。
［27］波兰团结工会前主席瓦文萨谈欧盟东扩.国外理论动态，2004(9)
［28］Gromadzki G， Osica O. ProEuropean Atlantists: Po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fter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Stefon Batory Foundation, June 2001：7
［29］Cameron F, Primatarova A. Enlargement, CFSP and the Convention: The Role of the Accession States. EPIN Working Paper, June 2003(5)：18
［30］Foreign Minister Adam Daniel Rotfeld to the Polish Parliament//金玲.欧盟东扩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内部决策环境的影响.欧洲研究，2007(2)：88
［31］欧盟各国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超国家机制建设的态度详见：金玲.欧盟东扩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内部决策环境的影响.欧洲研究，2007(2)：8386
［32］［美］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29
［33］Adrian HydePrice.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dentities in the Study of European Foreign Policy//Tonra B, Christiansen T ed. Rethinking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108
(责任编辑：张晓薇)
作者：叶文佳 于津平
欧盟贸易壁垒动态分析论文 篇2：
全球价值链中地方产业国际市场势力的拓展
摘要：基于浙江鞋业出口贸易“价跌量增”日趋严重的现象，本文揭示了全球价值链中，采购商主导的俘获型治理模式是造成地方产业国际市场势力缺失的重要因素。要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企业必须创新性地整合全球要素，实现价值环节的功能攀升，拓展国际市场势力。文章以奥康、康奈等浙江制鞋企业的国际化实践为依据，分析了国际市场势力拓展的具体模式。此分析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增进分工利益皆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国际市场势力；鞋业
一、引言
近年来，浙江鞋业出口额每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率，2006出口额达到32.13亿美元，占全国鞋业出口总额的13.94％，浙江已成为中国四大鞋业出口生产基地之一。然而，在出口额持续增长的同时，浙江鞋业的出口价格却不断走低，而同期意大利鞋业出口价格却保持稳步上升，两者形成鲜明反差(图1)。令人担忧的是，浙江鞋业出口的“价跌量增”态势仍在加剧，至2006年2季度，浙江鞋业出口单价已下滑至2.71美元，仅相当于同期欧洲鞋业出口单价的十分之一。出口贸易的“价跌量增”现象对浙江鞋业的发展造成了双重的不利影响：一方面，盈利能力弱化，抑制了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制约了鞋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低价竞争使浙江鞋业所处的贸易环境日趋恶化，贸易摩擦不时发生，如欧盟的反倾销措施、西班牙烧鞋事件、俄罗斯灰色清关事件等等。浙江鞋业出口面临的发展瓶颈已引起理论界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
目前国内外有关鞋业国际竞争问题的研究，主要以全球价值链为分析工具，围绕“地方鞋业集群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升级”展开。代表性研究有：Bazan&Navas－Aleman(2003)分析了巴西的Sinos Valley鞋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融合问题，Alessia&Roberta(2003)研究了意大利Brenta和Barletta等鞋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模式。谭文柱、王缉慈、陈倩倩(2006)分析了鞋业的国际空间转移，探讨了浙江鞋业集群如何实现升级；朱允卫、黄祖辉(2006)针对浙江制鞋企业的国际化现象，进行了问卷调研和实证分析。赵伟、秦政强(2005)，朱允卫、董美双(2006)从鞋业全球价值链的特征出发，研究了浙江鞋业面临的困境。现有研究往往将浙江鞋业出口面临的困境，归因于产业或集群的过度竞争及技术水平低下。实际上，经过十余年的资本积累与技术改造，不少浙江制鞋企业的技术装备与工艺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许多企业已成为海外知名品牌的贴牌制造商，然而，浙江鞋业整体的出口价格水平并未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有所改善。
笔者认为，浙江鞋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陷入低端锁定，体现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所普遍面临的困境。其根本原因绝不仅是技术水平本身，还在于缺乏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国际市场势力。本文正是克服了现有研究在把握国际竞争动态性方面存在的不足，富有新意地从国际市场势力的视角切入，以浙江鞋业为例，探索地方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升级、增进分工利益的具体思路与模式。
二、全球价值链中地方产业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理论理解
(一)动态分析视角下国际市场势力与创新的互动
在新古典范式下的静态分析框架中，市场势力作为“一个或一群企业持续地将价格维持在边际成本之上，即使价格上升但销售量不会因此大幅下降的能力”(Utton，1995)，往往被视为资源配置无效率的诱因(勒纳1934；Bain，1941)。此类观点忽略了市场势力在动态竞争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熊彼特(1942)、哈耶克(1948)等都对此进行了批判。熊彼特(1942)明确指出，市场势力是“防止企业创新被迅速模仿和利润受到损害的能力”；Kizner(2000)认为，企业正是为获取市场势力、赢得超额利润而不懈地竞争，企业家抓住利润机会的行为理应受到市场势力的激励。基于动态分析视角，市场势力不仅保护了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合理收益，也构成了企业创新的源泉和动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市场势力理论研究正迅速向开放经济延伸，国际市场势力成为产业组织理论、国际经济理论的研究热点。观察世界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不难发现，持续成长的国际性产业集群，正是通过不断的创新来增进国际市场势力，再凭借国际市场势力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国际市场势力与创新能力间的互动演进正是大量跨国公司持续保持竞争力的奥秘所在(张小蒂、朱勤，2007)。
相反，某个地区(国家)的某一产业，如未能建立起国际市场势力与创新能力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就很难在全球竞争中立稳栖身之地。以下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基本特征和竞争态势所作的分析正验证了这一点。
(二)采购商驱动型价值链中的竞争态势
Gereffi(1999)在波特提出的“价值链”概念基础上创立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他将全球价值链区分为生产商驱动型(Producer driven)和采购商驱动型(Buyer driven)两类。前者由控制关键技术的制造商协调整个生产网络，在汽车、航空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较为普遍；后者由大型零售商、品牌商和营销商等(统称为采购商)控制分散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网络，在鞋类、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较为普遍。采购商驱动(Buyer－driven)型价值链存在三方面的不平衡性：一是高等要素(Advanced factors)在价值链环节间的配置极不平衡。海外采购商作为鞋业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Leading Firms)，采取俘获型(captive)治理模式(Governance ofGlobal Value Chain)，对研发设计、市场信息、品牌渠道等高等要素实施了严格控制；发展中国家制造商往往只拥有自然资源、劳动力等基本要素(Basic factors)，作为被治理者，仅能发展有形生产能力，普遍缺乏无形竞争能力。二是附加值在价值链环节间的分布极不平衡。价值链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商业资本而非产业资本，附加值主要由控制了设计、品牌及流通环节的海外采购商创造，中游制造环节产生的附加值极为有限。三是分工利益在价值链环节间分配极不平衡。处于商业流通领域的海外采购商，凭借对市场的绝对控制获得了价值链中的主要分工利益，而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商只能接受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
俘获型治理模式下，海外采购商出于防范制造商提升竞争能力的考虑，有意识地限制设计、营销和品牌等知识资产在价值链中的流动，约束制造商在设计、营销和品牌方面的升级(Schmitz&Knorringa，2000)，从而造成我国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国际市场势力缺失状况日益严重。一方面，被锁定(Lock－in)于低端制造环节，仅能维持微利经营，缺乏提高研发设计水平所必须的资本积累能力；另一方面，大部分企业未能拥有完整的国际营销网络，只能被动接受采购商的订单，成为无奈的价格接受者。因此，大量企业被迫采取“消耗战博弈(War of attrition)”式的内耗性竞争，出口市场秩序难以得到有效规范，“价跌量增”现象从而无法避免。
(三)地方产业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基本思路
基于以上对全球价值链中竞争态势的分析，可以发现，居于中游的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受制于俘获型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向价值链上下游环节升级，从而陷入“创新能力弱化一市场势力缺失”的恶性循环。因此，要突破当前困境，实现从价格接受者向价格制定者(Price maker)角色转变，就必须创新性地整合全球经济要素，形成相应的市场优势地位——即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由此，笔者提出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基本思路是：“依托资源整合方式的创新，突破俘获型治理模式，推动价值环节的功能升级，构建与创新形成良性互动的国际市场势力”。具体而言，地方产业提升国际市场势力应遵循以下路径：以创新(包括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以及经营模式创新等)为手段，整合全球的经济与技术资源，主动实现向设计、品牌、渠道等环节的功能升级，在市场竞争中争取相对主导地位，从而持续获取利润，最终形成国际市场势力与创新的良性互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与创新形成良性互动的国际市场势力既是动态竞争的合理结果，又是创新效率增进和竞争过程动态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浙江鞋业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模式分析
经济理论的探索往往滞后于真实世界的发展，应该看到，现有理论研究并没能为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明确指出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思路与模式。但是通过对浙江鞋业的考察，可以发现部分企业已经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国际市场势力拓展模式。这些模式对于我国其他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突破“量增价跌”的困境，增进分工利益，是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对资源整合方式的创新是浙江鞋业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基础，根据资源整合方式的创新路径差异，笔者将浙江鞋业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模式界定为“联盟型”、“网络型”、“技术型”、“海外制造型”四类。其中，联盟型和网络型模式是向全球鞋业价值链的下游，即品牌、渠道环节延伸，技术型拓展是向上游研发、设计环节延伸，而海外制造型拓展则是将基于本土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延伸为国际化制造的竞争优势(图2)。
(一)联盟型拓展模式 联盟型拓展模式是指企业与海外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利用海外联盟伙伴的销售渠道，进入国际市场，从而提高盈利能力和市场势力。例如，浙江奥康集团与意大利GEOX公司于2003年开始结成战略联盟，奥康能够有效利用GEOX的全球销售网络，在世界范围内以更为有利的市场价格推广奥康的自有品牌产品。采取联盟型拓展模式，浙江制鞋企业借助与战略联盟伙伴的渠道互换，不再一味受制于海外采购商，从而有效提升国际市场势力。实施联盟型拓展的本土企业必须具有广泛的国内销售网络和富有竞争力的制造体系，才能吸引富有实力的海外合作对象；其战略合作伙伴也往往是发达国家的领先型跨国公司。
(二)网络型拓展模式
网络型拓展是指企业招募海外华商加盟连锁专卖门店经营，依托华商资源构建网络化、规模化的海外销售渠道，切入终端消费市场，从而直接掌控商品价格的制定权。康奈集团是网络型拓展模式的先行者，自2001年1月在法国开设第一家专卖店以来，康奈已在美国、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开设了100余家专卖店。利用海外华商熟悉当地市场需求和经营环节的优势，康奈有效地突破了国际“市场隔层”，通过统一形象、统一配送的国际零售网络，提升了国际市场势力。网络型拓展模式要求本土企业具备丰富的连锁商业运作经验，以及良好的国际化品牌运营能力和便捷的海外物流体系。
(三)技术型拓展模式
技术型拓展模式是指企业把握世界鞋业产业转移及竞争格局变化带来的机遇，实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海外鞋业的研发、设计资源；或是在海外鞋业技术高地新建研发中心，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增加产品附加值，进而提升市场势力。例如，浙江哈杉鞋业于2004年8月收购意大利WILSON公司90％的股份，在保留WILSON公司研发团队的基础上，投资220万欧元，组建了HAZAN－WILSON鞋类研发中心，以开展面向海外市场的研发与设计。
研发设计能力是浙江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长期以来，浙江制鞋企业在设计上主要以模仿海外款式、风格为主，难以形成领先于竞争对手的设计优势，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能能帮助企业有效利用海外研发资源，突破在国际分工中的被动锁定，形成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国际化的高级形式，尤其是以技术获取为目的开展的投资行为，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存在一定投资风险。因此，实施技术型拓展的企业，必须具备良好的海外研发管理能力和财务风险控制能力。
(四)海外制造型拓展模式
海外制造型拓展模式是指企业突破对基于低廉要素价格形成的比较优势的依赖，在海外设立制造工厂，形成全球制造的竞争优势。例如，浙江好兄弟鞋业于2001年在埃及成立全资子公司，将国内工厂生产的半成品组装为成品鞋。这种跨境生产组织方式，既充分挖掘了浙江产业集群中社会化大分工的独特优势，又通过海外制造有效规避了贸易壁垒。好兄弟鞋业在东道国设立制造企业，能促进当地的就业与税收，从而获得了良好的政策支持，为市场势力的拓展提供了保证。2006年，好兄弟鞋业产值达到2400万美元，已成为埃及市场占有率最高，盈利能力最强的制鞋企业。海外制造型拓展模式的投资东道国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制造商必须具备良好的跨境生产组织能力，熟悉东道国法律、制度和投资环境。
虽然这四类模式存在不同的特点与实施条件(表1)，但都遵循着本文提出的拓展思路，成功突破了海外采购商构建的俘获型治理模式。此外，不同拓展模式间还存在着互动的正反馈作用，如联盟型拓展和网络型拓展模式，通过增强企业海外市场的控制力，有助于企业紧密把握海外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创新，从而能推动技术拓展模式的成功实施；而技术拓展模式则可增强企业产品的技术竞争力，进而促进企业网络型拓展能力的提升。
四、结论
在当前国际分工中，国际采购商采取俘获型治理模式，约束了制造商向全球价值链上下游优势环节的攀升，这使得被长期锁定于低端制造环节的我国地方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遍缺乏国际市场势力，并导致出口贸易“价跌量增”的现象日趋严重。
当前，我国地方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处在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增进分工利益的关键转型期，突破俘获型治理模式，拓展国际市场势力是这一转型得以顺利实现的关键。本文指出，地方产业应以创新为手段整合全球的经济与技术要素，实现价值环节的功能升级，从而在国际竞争中争取相对优势地位，实现国际市场势力的有效提升。本文以浙江鞋业为例，在对奥康、康奈等制鞋企业国际化发展实践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资源整合方式，归纳了联盟型、网络型、技术型和海外制造型等国际市场势力拓展模式，并结合案例分析，比较了不同模式的实施路径和条件。
浙江鞋业是我国典型的地方性劳动密集型产业，本文所探讨的基于创新拓展国际市场势力的思路及模式，对分析我国其他劳动密集型地方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增进分工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朱 勤
欧盟贸易壁垒动态分析论文 篇3：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研究述评
摘 要：伴随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加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依据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结合出口贸易发展的现实情况，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方向应是立足比较优势，通过提高传统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同时大力发展新产品。凭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相结合，技术研发和技术引进相结合，不断推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升级。
关键词：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
1 出口商品结构研究概况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我国的成本优势如劳动力要素和资源要素逐步丧失，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为推动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有必要对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影响出口商品结构的要素等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概括来说，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大体分为以下六类。
首先是从国际贸易理论的角度出发，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以及二者的结合。例如江小涓（2007）等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指出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应当立足国内比较优势，发挥劳动力等资源的成本优势，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资本积累和技术研发等措施，提高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推进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张曙霞（2002）等从竞争优势角度，认为我国依靠比较优势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当前我国具备实施竞争优势战略条件，必须实现向竞争优势战略转变，避免出口增长的贫困化，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李衍（2005）等则认为单纯依靠比较优势或者竞争优势都很难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应当立足现存的比较优势，发展和创新传统产业，通过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相结合，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相结合，不断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技术含量以及附加值。
其次是从影响因素方面，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贸易政策如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保险以及多因素的关联分析。例如卫平、冯春晓（2010）等从FDI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关系角度，指出FDI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如通过要素报酬的影响引致要素禀赋的变化，继而改变产品的要素投入比重，从而改变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赵勇、白永秀（2009）等指出通过鼓励技术研发，吸引高新技术投资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措施构建良好的技术开发环境，依靠技术进步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从而促进出口商品结构转型升级。黄黎情（2005）等指出，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会提高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引起资源优化配置，进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人力资本存量通过作用于技术发明、创新、扩散和应用，实现技术进步，从而推动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张靓芝（2003）等从出口信贷、出口保险和出口退税等贸易政策角度针对各自时期出口现状，提出促进出口的政策，推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再次是从出口商品的区域分布角度，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和区域层面的比较分析。例如余斌（2008）等从国家层面研究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运用比较优势或者竞争优势等理论，结合FDI、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变化情况，分析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优化商品结构的策略。唐宜红、杨琦（2007）等分别从省、市区域层面，从出口商品结构的单一或者多因素入手，运用TC指数、RCA指数、误差修正模型等分析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再次是从行业分布来看，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单一行业和多行业的商品结构分析。例如屈小博、霍学喜（2007）等分析了农产品出口的商品结构、地区结构、市场结构等的变化，实证分析了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易力、李世美、刘冰（2006）等主要分析了工业制成品的结构变化如资源资本密集产品向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密集产品的转变等。
再次是从时间跨度上，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短期、长期和短期、长期的综合分析。这里主要依据朱格拉周期（9～10年）作为短期和长期的时间划分。例如裴长洪（2009）等主要从短期时间跨度分析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而多数研究如魏浩、毛日昇（2007）等主要从长期的时间跨度分析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主要是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需要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多数行业短期内难于完成产业升级，进而引起出口商品结构的明显变化。
最后是从使用的分析工具来看，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简单的RCA、TC指数分析，以及复杂的投入产出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和关联分析。例如贾彬、甘子夏（2009）运用RCA、TC指数测算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变化。唐宜红、杨琦（2007）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北京的出口商品结构合理度。刘舜佳（2004）利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FDI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关系。吕瑛（2005）使用灰色关联度分析了WTO背景下河北省主要出口产业和出口商品行业分布的关联程度以及如何通过改善相关产业推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袁芳英（2010）采用ARDL和ECM模型分析了有效汇率的变动对上海市各类出口产品的不同影响引起出口商品结构变动。苏振东、周玮庆（2009）在关志雄等（2006）提出的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法的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深入分析了FDI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变迁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另外，荟萃分析（Meta）的运用，比较全面的概括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各方研究成果。
2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研究评述
基于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笔者认为有关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充分考虑比较优势理论等假设条件的真实性，加入动态变化的要素如短期内要素的国际间流动，长期发展中的技术变化以及国家发展中偶然性譬如意识形态方面不同产生的政治分歧诱发的经济制裁。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过于依靠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可能会造成“比较优势陷阱”，过于依赖竞争优势的发展战略则容易造成经济发展的均衡。林毅夫（2003）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以要素禀赋结构的提高为目的，并以创造有利于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的政策环境为手段，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一国的开放程度和贸易规模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
第二，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既要符合出口商品结构变动长期要求，也要符合参数稳定性如G-L协整检验或者邹氏参数稳定性检验。首先，现实中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容易引起出口商品的相关时间序列的不确定性，可能不符合多元回归分析的要求。其次，时间序列数据的无法准确获取包括数据本身的失真和数据无法获取。
第三，单纯的依靠RCA和TC指数并不能评价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RCA指数和TC指数的修正如贾彬、甘子夏（2009）针对RCA指数的缺陷，采用RSCA（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弥合RCA指数对比较优势变化的不敏感。在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评价上应当考虑各种评价方法本身的系统缺陷。
第四，关于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多数学者主要从FDI的角度出发，讨论FDI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关系。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关系。
第五，在对外贸易的发展中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愈加明显。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成本。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设置贸易壁垒如劳工标准和近年来的碳关税等以保护环境的目的限制进口等。
第六，国际金融环境尤其是当前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影响明显。一般来说一国货币的升值短期内由于技术条件变化的时滞效应会削弱一国的成本优势，长期内有利于一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带动一国优势的动态转变。即短期内不利于一国的出口，长期内利于一国商品结构的转型升级。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要充分考虑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我国技术变化的步伐。
此外，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在国际贸易方式方面的影响值得关注，尤其是国际分工、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例如近年来总部经济概念和关联经济对经济结构转型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影响等等。
3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关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从长期的角度出发，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运用RCA指数、TC指数等工具分析的基础上，从FDI、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汇率以及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贸易政策方面，结合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使用计量经济学相关模型如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误差修正模型等分析影响出口商品结构变动的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因此，进一步深化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研究应注重比较优势分析和竞争优势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同时根据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现实情况，吸纳波特钻石模型、误差修正模型等相关理论的有用成分，形成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据此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方向应是立足比较优势，通过提高传统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同时大力发展新产品。凭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相结合，技术研发和技术引进相结合，不断推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1］江小涓，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变化趋势［J］.经济研究，2007，（05）.
［2］唐宜红，杨琦，北京市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7，（09）.
［3］贾彬，甘子夏，比较优势和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升级：1992-2007［J］.统计与决策，2009，（04）.
［4］魏浩，毛日昇，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历史演变与优化策略［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0）.
［5］黄锦明，陈卉娟，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评价［J］.国际商务，2010，（01）.
作者：张前方 霍 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