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第21期半月谈半月评论
2008年半月谈评论第4期
养成和保持一种良好的执政心态
随着省级领导班子换届结束，一大批领导干部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开始了新的执政历程。我们的领导干部来自党的培养和人民的选择，政治立场、政治品质乃至执政能力理当是信得过、靠得住、过得硬。但是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辜负党的希望和人民的重托，还要有好的执政心态。政治路线确定以后，领导干部产生以后，领导干部的执政心态就成为重要的因素。
心态作为人内心的一种认知状态、修养状态，看似很虚，其实很关键。心态外化出来就是人的精神状态，体现在执政过程中就是政绩观。在这个意义上讲，领导干部的心态决定领导干部的行为。
领导干部养成和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各种各样原因，往往会使一些不良心态潜滋暗长。比如，有的同志认为自己辛苦了多年，总算进步到了相当的位置，为了守住这个位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的心态就会乘虚而入;还有的同志则认为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能施展自己抱负的舞台，于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好大喜功的心态溢于言表;也有的同志认为自己在推进改革、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方面功勋卓著，惟我独尊、居功自傲的心态就会萌生。很明显这些不良的执政心态会严重影响领导干部的执政绩效，进而损害我们的事业。
那么，什么样的执政心态才是我们事业所需要的、领导干部应该去努力培养和保持的呢?
首先，良好的执政心态应该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我国社会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发展的关键时期，所处的环境很复杂，担负的任务很艰巨，面临的问题也很棘手，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此起彼伏，要想实现改革的深化，发展的健康，事业的拓展，领导干部一定要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不因循守旧，不固步自封。像广东、山西等省的领导干部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向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越来越影响科学发展、越来越阻碍事业进步、越来越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一些观念、做法、行为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与强烈的抨击。这充分反映了积极进取的执政心态。
其次，良好的执政心态应该是一种清醒稳健的心态。中国社会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开始进入了盘点调整期。我们固然希望还能一如既往地快速发展，但面对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我们必须意识到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没有经济结构的根本调整，发展最终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出现停滞乃至倒退;面对日益凸现的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没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相应跟进，经济建设不可能永远一枝独秀。对此，领导干部一定要养成并保持清醒稳健的心态，不急于求成，更不好大喜功。前一段时间，云南省省长提出，宁可牺牲一点发展速度，也要守护好云南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江西省省长强调，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否则百姓健康都不保，还谈啥为民造福?这反映的就是清醒稳健的执政心态。
再次，良好的执政心态还应该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心态。我们的事业就像一场接力赛，一任接着一任干，才能顺利实现既定目标。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前任好的思路做法，好的战略部署不仅不要去随意更改，还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且发扬光大。一段时间以来，有很多领导干部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提出要牢牢把握工作的连续性和政策的稳定性，不主张换一任领导，变一套思路，不提倡刻意去烧“三把火”，认为这是发展“大忌”。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执政心态。
如何鉴别领导干部的执政心态就是实事求是而不是得过且过，是积极进取而不是好大喜功，是清醒稳健而不是糊里糊涂?现实中，确实有的领导干部本来是得过且过的心态，却美其名为萧规曹随;有的本来是好大喜功，却自诩是积极进取。事实上，好的执政心态与不良执政心态的分水岭、分界线很明确，这就是是否对党的事业赤胆忠诚，是否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是否对自身价值有清醒认知。当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时候，好的执政心态具矣。反之就需要引起警觉了。
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我们的抱负体现在群众的利益充分实现，我们的成功体现为人民的安居乐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领导干部有这样认识的时候，好的执政心态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当然，就现阶段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领导干部在执政中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
第二篇：半月谈2014年第4期半月评论：
除了移民，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生活在别处”。这曾是法国天才诗人兰波一生动荡不定的生命寻觅，也曾是捷克著名作家昆德拉笔下饱含哲理的激情人生。如今，它已成为我们身边不少中产人士毅然决然的共同选择：逃离雾霾，移民他乡。
回首这几十年，一波波工业化浪潮猛烈地拍打着传统生活的堤坝，刷新着城市乡村的面貌。我们从经济的迅速崛起中感受着无比的自豪，同时，也在环境的急剧恶化中咀嚼着深切的痛苦。尤其是在大气污染中爆发的“心肺之患”，已经成为国人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于是，我们在社会流动的版图上看到了一簇新的人群：环境移民。他们无奈地告别都市，向着远方，去寻找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回归生命的本真、生活的自然。这是理性的选择，也是个体的权利。
只是，国人如此之众，究竟有多少人能逃离得起?家国诸多牵挂，是否移居者都能放心得下?
除了移民，我们还有什么选择，还能做些什么?
率先跨过门槛进入移民行列的，应属社会层化中的先富人群、中产阶层。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潮动和市场经济的挺进中，捷足先登，捕捉了更多的机会，释放了更多的能量，也分享了更多的成果。
无疑，他们在遏制因GDP崇拜带来的城市病蔓延中，在治理因追求粗放型经济增长和奢华型生活方式带来的资源无度消耗、环境急速恶化中，同样应该担起更大的责任，投入更大的努力，作出更大的贡
献。
比移民更为重要的是参与治霾行动，比抱怨更有意义的是推进发展转型：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创造绿色低碳型生活，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央已下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从调整能源结构着力，从防治大气污染突破。
国务院已经出台专项计划，为未来五年大气污染防治勾勒出一幅明晰的路径图和时间表。政府主导治理，还须全民参与。市场经济中的先行者们，改革开放中的先富者们，尤应在发展转型中及时跟进，奋力作为。
发展转型，转的既是生产方式，也是生活方式。应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低碳型的可持续消费，振兴一场以文明、节约、绿色为标识的新生活革命。
看一看社会生活中正成为大众羡慕仿效追逐的一些消费潮流，恰是我们需要警惕和忧虑的。一些被网络热炒的率先进入“土豪时代”的消费者，或是为了补偿往昔艰难困苦生活贫穷中的物质匮乏，或是为了屏蔽当年体制转轨法治缺失中的财富原罪，或是为了维护自己脱胎换骨扬眉吐气中的身份尊严，追求豪车、豪宅、豪乐的生活享受，热衷炫富式、奢侈型、快时尚的消费方式。
不久前，有海外网站报道了一名英国女大学生来杭州给一个家庭做外教兼保姆的一段经历：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对奢侈品的偏好，在周末还会拥有奢华的、包含50道菜肴外加茶水和饮料的宴会，也会开着这一家人中诸多保时捷中的一辆去开车兜风。我们确应自省。所幸
的是，在生活方式的转型中，种种可持续消费的形态正在蓬勃生长。
绿色人居，已经成为百姓的生活追求。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家园”，依靠自然通风采光、应用科技智能技术的“未来之家”，利用太阳能和先进的保温节能技术建设的“光伏屋顶”，正装点着既节约又环保、既现代又舒适的家庭生活。
低碳消费，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英国公司早于2007年就率先推出全球第一批标示碳标签的产品，包括薯片、奶昔、洗发水等消费类产品。它是把商品生命周期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用数据标示出来，以标签的形式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碳信息。
如今，碳标签制度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推崇。在中国，大众的商品需求，已经从传统的求质量过渡到后来的求安全，现在正跨出新的一步，求低碳，开始普及一种符合低排放要求的生活理念和消费导向。
简单生活，也在渐渐显示它的独特的魅力。在物质日益充裕的时代，它主张不为物役，回归简朴，气定神闲，自然而然，更理性地追求生活的本真，提高生活的品质，发掘生活的意义。
欧洲作家多米妮克〃洛罗的《简单生活的艺术》一书向我们讲述的，正是如何摆脱物质的束缚，倾听自己的心声;如何从清理身边的杂物开始，规整自己的生活。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
治理雾霾，可以撬动起全社会的生活方式革命。在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资源永续利用的发展中，建设更文明、更健康的消费理念。治理雾霾，也可以撬动起全社会的财富伦理建设。越来越多的
中产人士、社会达人，已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踊跃投身保护环境的公益事业，让更多人的生活洋溢盎然的绿意，沐浴灿烂的阳光。
环境移民，毕竟还是少数人的事情。而且，移民的门槛也越来越高，选择也越来越难。看国外，最近加拿大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便是一个信号。看国内，有着好山好水好空气的丽江、大理和巴马等地，随着逃离都市蜂拥而来定居人群的集聚，随着地方政府急功近利趁势而上的开发，也已渐渐变得喧嚣起来，那一方纯净自然的生态还能保持多久?先期移民的住户已心生去意，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又在何方?
生活在此处，共同去奋斗。在奋斗中建设更美好的家园，创造更文明的生活。显然，这是一种更为现实也更有意义的生活抉择。
第三篇：半月谈2013年第20期 半月评论
不能用形式主义反“四风”
“向我看齐，对我开炮!…„不遮不掩，真刀真枪”。民众从新闻媒体上看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领导带头示范，亲自督导，各地官员高调宣示，自我解剖，推动反“四风”不断深入。
然而，也见也闻一些地方别出心裁，推出种种新招，惹来社会诸多热议——
有群众大会隆重举行，但见主席台上每位预上矿泉水一瓶。领导登台后大手一挥：全部撤下，改以服务员用暖瓶一一倒水;有行政大楼早已落成，一旁闲置，却将人员及时安排挤进别处临时办公场所，以保证合乎标准。
与一些媒体披露的只见程序不见行动的走过场相比，这些地方领导还是不一样，可谓雷厉风行，高调跟进。但就其实质而言，还是抛不掉形式主义，只不过是换了一副马甲而已。这些做法能否真正收到整改成效，赢得民众认可?令人生疑。
这是一种作秀。大概是平时做表面文章做多了，已经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每有机会，便故态复萌，忍不住秀上一把。近些年来，“三公”消费讲排场，比阔气，老百姓多有怨言，自然应该从严治理。但是，这并非是要取消正常的公务经费开支。会场不摆鲜花、不打横幅，这都正常。但让人费解的是，摆上几瓶普通的矿泉水与让服务员倒白开水之间，是否就有一条衡量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界线呢?这让人回忆起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始，就有地方干部在公开场合只喝白开水、只吃自馒头的事情。当然，这类作秀的社会效果并不好，群众背后议论纷纷，最终成为一种笑谈。现在经济发展了，生活提高了，也不必只喝自水吃馒头，让人感觉很不真实。转变作风，还是应该把心思放在如何密切联系群众上。
在不少官员心中，反“四风”被想象成了一次运动。在他们自己总结的“小聪明”中，所谓运动，就是刮一场大风，下一阵急雨，风来草自偃，雨过地皮湿。谁顶风作案，谁自然要冒被拿下的风险：谁真的深挖痛整，谁保不住过后后悔“吃亏”。于是，他们自认为最实惠的选择是搞形式主义，暂时摆出一些花样以图蒙混过关。拿办公用房来说，不少地方是一个局一座楼，而且外表都造型各异，气象非凡。有的领导办公室里还要带上卧室、卫生间，究竟这是办公场所还是豪华宾馆?你是来工作的还是来享受的?前不久，中央下文要求全国党政机关严格清退超标办公用房。他们便临时找个地方回避一下等风头过后再搬回来。如果真的是落实中央规定，那么你搬出的那座大楼为什么宁可一直闲置浪费也不改他用?而且，中央的相关规定几年前便已施行，是否应该过问一下当初超标建设者和审批者的责任?
形式主义顽症难治，主要是因为一些为官者善于把上面布置的各种工作转换成自己的政绩工程。看起来工作力度很大，实际上都是在做表面文章;落实要求表现得雷厉风行，实际上避重就轻。甚至把小题目无限拔高，对小毛病猛药施治，而对一些太阳底下、马路边上的积弊则视而不见，一些举手之劳、吹灰之力的施政也议而不行。这与党一贯倡扬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道而驰，与党的政策规范相去甚远，也直接违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宗旨和要求。
出现这些另类的形式主义，说明有的干部至今对反“四风”认识有偏差，态度不端正。中央要求的是坚持把“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贯穿全过程，是边学边改，边查边改，边整边改，是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行动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用形式主义反“四风”，按照老百姓通俗的但也很精准的说法，就是中央给出的是本好经，可惜被歪嘴和尚们念歪了。
自然，我们不应指望通过一次活动解决所有问题。从眼前看，首要的还是各级干部能不能深刻地去触及感情，触及心态，触及信念，深刻地审视自己，在感情上对百姓的牵挂还在不在，深不深?在内心中所思所谋的是百姓的利益多，还是自家的私利多?在头脑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还有没有，牢不牢?若从长远计，那还得在加强民主监督、构筑制度保障和推进法治建设方面，迈开更大的改革脚步。
第四篇：半月谈2014年第2期半月评论
半月谈2014年第2期半月评论：乡村文明的明天是什么
中国乡村正经历一场传统向现代的深刻转型。
“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在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中开始了加速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城乡一体化”的构思，在更为宏大的空间中加快二元体制的变革;“美丽乡村”的指向，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统筹中兴起又一波乡村文明建设的潮头。
乡村文明的明天是什么?我们还当有更深层的叩问，和更长远的追寻。首先，我们应当跳出城市与乡村“两极化解读”的话语陷阱。
城市文明是先进的，是一个现代性的符号;乡村文明是落后的，是一个过去时的遗迹。这一两极化解读，已深深嵌入社会意识的思维框架，而它又全然是一个被集体误读被舆论因袭的错误认知。由此，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型，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似乎就是用城市形态改造乡村形态，用城市文明覆盖乡村文明。其实，这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历史沉淀，是长期城市倾斜政策的路径锁定，是单线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思维的必然结果。
乡村与城市，本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空间和文明形态，自有其不同的运行路径和发展规律。推进城乡一体，建设美丽乡村，不是追求城乡一样，不是让乡村全然变成城市，而是要尊重不同的文明，顺应不同的规律，走出一条生态、生产与生活契合，自然、文化与历史和谐的城乡差别化互动型协调发展道路。从文明的演进看，我们不可以割断历史;从社会的变迁看，我们也不可能消灭乡村。令人警醒的是，正是两极化解读的错误认知，已经造成了一些地方将农村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农村城市化的实践误区。
本来，中国的城市化跃进已经显露其种种弊端：政府强势主导，投资强力驱动，热衷跑马圈地，盲目贪大求洋，结果千城一面。如今，当乡村发展执意从这一城市建设模式中寻求灵感和摹本时，其种种弊端便肆意地向乡村污染、扩散。- 1 -
于是，我们看到，当初的“新农村建设”，在不少地方止于单一地改善村容村貌的新村庄建设，流行为涂脂抹粉的政绩展示;后来的“新型社区化”，有不少官员盲目照搬城镇小区建设模式，以大拆大建开路，撤村并居驱赶农民上楼，演变成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当下的“美丽乡村”建设，能否摆脱路径依赖，充分尊重乡村文化特色，尊重村落布局特点，尊重发展阶段特性，激发那种“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栖居诗意?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城市本质的回归。乡村，让城市更向往。这是乡村魅力的解放。
乡村的魅力在自然生态。人们在与乡土的厮守和融入中，感受着土地的博大与包容，体验着生活的质朴和厚重。上海作家王安忆有一篇纪念陕北作家路遥的文章，忘不了其中的一个细节：“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之时，就对路遥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大胆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话其实是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那是在人生的峰回路转之中，一枝永远可以湿润我们心灵的桃花。
乡村的魅力在历史记忆。千百年来形成的村落空间，建筑风格，镌刻着一圈圈生命的年轮，印载着一个个家族的谱系。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是我们生长的摇篮，也是我们立人的基石。
乡村的魅力也在文化认同。礼失求诸野。“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乡土人情，村规民约，生活智慧，草根信仰，传递着乡土的道德规范和交往规则，馈赠给我们宝贵的价值资源和心理归依。
“美丽乡村”的建设，就是让乡村更像乡村，让文明照耀文明，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焕发其独特、永恒的魅力。
当然，文明的进步需要回望，也需要前瞻;需要汲取，也需要创造。
市场经济的侵蚀，核心人群的外流，发展主义的泛滥，还有人口和资源日益严重的危机，村庄边缘化、空心化日益加剧的趋势，都给乡村文明的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记得住乡愁，不是一味地沉湎于牧歌式的怀旧和幻灭性的伤逝。“美丽乡村”建设的旨归，绝非去孤独地株守每一个空心化的村庄，也不是简单地还原每一份从前的模样，而是要从乡土文化中汲取传统营养，从城市文明中吸纳现代元素，塑造崭新的村庄形态。
“美丽乡村”建设的内涵，自然有村落民居的科学规划，也当有乡土文明的开发传承，还得从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农民最迫切的需求切入，努力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可以是政策指引的政府领建，也可以是资本下乡的村企共建，但都应是尊重农民意愿尊重乡土传统尊重自然生态的自主性建设。
乡村文明的明天是什么?
不是现代的城市文明，也不是传统的农耕文明，而是在汲取和创造中的新乡村文明。
第五篇：2010半月谈1-8期半月评论01
《半月谈》2010年第1期 【半月评论】拒绝“城市二元化
城市化，在当下中国人的脑海中，有着特别丰富的想象。
它是引领现代化巨轮远航的飘扬的旗帜，它是撬动全球化大国崛起的神奇的支点，它是普通中国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一个璀璨的梦想。
在中国应对后危机时代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际，城市化又被赋予特殊的使命。
可是，当我们激情澎湃地去鼓呼、去追赶、去推进的时候，有没有思索过、诘问过：城市化的真谛、城市化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城市化、为谁的城市化?
聆听各级政府宏大叙事中的城市化构想，投身今日中国呼啸前进的城市化浪潮，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应当警惕的，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指数，而是城市化的内质和价值。
许多地方正铺开改天换地的“新造城运动”。乡村城镇化、郊区城市化、县城城区化，由此引发了紧锣密鼓的“圈地运动”，更有暗潮汹涌的“圈县运动”。可是，如果脱离制造业服务业的支撑，仅仅靠爆炒房市股市做大资产泡沫就能举托新城崛起?在城市空心化的格局中，新市民生存发展、就业谋生的机会在哪里?
许多地方正热衷经济增长的“新城市拉动”。意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进城打工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消费升级，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创新。可是，在城市GDP化的偏向中，百姓消费的基础是什么?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建制的扩大、土地的圈占和人口的膨胀，城市功能的开发，公共空间的拓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福利的普及与提高，如何及时跟进?
许多地方正推进城市经营的“新地标活动”。政府一味追求“现代城市形象”：更高的楼房，更豪华的商务区，更宏大的花园广场，更具动感的都是韵律……令人目眩的种种商业地标、产业地标、文化地标，往往变成造价惊人的工程，变成
财富和技术的炫耀。可是，在城市化泡沫化的幻象中，普通人的地位和尊严如何提升?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是一种新的发展，人的创造力量的解放和财富源泉的涌流;是一种新的生活，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是一种新的文明，人的道德精神的进步和人文价值的升华。
城市化的灵魂应是以人为本。践行以人为本的重心在哪里?在于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于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我们的城市化除了要努力开掘“管理者的财源”、打造“投资者的乐园”，更当努力建设“劳动者的家园”。
看一看身边的城市化浪潮，我们应当警惕：不少城市借助于区区一纸户口登记的户籍改革，借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便拥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失地农民。当城市化难以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有效的福利保障时，“失地”和“变市民”更可能换来的仅仅是无业市民的身份。
还有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者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
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们亦当清醒：交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
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机动车对路道资源的一再扩张，是自行车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挤占、被压缩，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断然取缔。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是一个恰逢低碳社会到来、无法重复美国消费故事的国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仍是我国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还难以进入“有车一族”，他们日常的出路又在哪里?他们行走的路权如何保障?
房地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热，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房价对普通百姓的重压和裹挟。有业内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问题。当时希望通过经济适用房既解决百姓住房，又拉动经济增长，却出现了有钱人买了多套经济适用房，有的城市还没有廉租房的政策。后来，国家下达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结果也基本踩空，从而造成民生住房体系的严重缺位。于是，我们在一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社区围墙，成了贫富的“楚河汉界”。
还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和地产与名校牟利的“勾兑”，文化设施建设中竞相攀比的豪华和风格样式的崇洋，道路环境整治中对马路摊点的清理和对“美丽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剧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艰辛。
当我们还在问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艰难求解之时，一个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图像又已隐约浮现。
这里，有城市的财力问题，有发展的阶段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径选择。
人民城市，应当人民做主，人民创建，人民共享。
《半月谈》2010年第2期 【半月评论】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坚持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党中央前不久颁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专门就扩大干部提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民主程序是干部工作的生命，缺失民主程序的干部选拔工作不仅是没有群众基础，而且贻害无穷。任何事物在发展进程中，都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近年来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随之却出现了一些“拉票”现象。“拉票”行为破坏了干部选拔工作的正常秩序和民主的真实性，影响极坏。因此，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这个毒瘤，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干部工作的重点。
所谓“拉票”就是在干部推荐过程中，打招呼或者暗示具有推荐资格的一些同志投票推荐自己，从而使自己达到升迁的目的。这种靠“拉”，不靠“干”的行为，不符合党的干部任用工作原则。如果纵容这种行为，就会形成一种误导：“干得好”不如“拉得好”。有些人平时不是把心思用在干好工作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关系上。整天吃吃喝喝，工作上马马虎虎，关系方面却是左右逢源。随着打击和查处“拉票”行为力度的加大，“拉票”行为从原来的赤裸裸地进行，转变成了悄悄地进行。拉票者把工夫用在了“诗外”，用在了平时。
变换花样的“拉票”行为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是在日常工作中送人情。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公权私用，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做老好人，搭顺水人情。甚至，明明是正常的工作，也要暗示对方对自己心存感激，让对方背上人情债。这种人对上如此，对同级、下级也是如此。可
以想象，以这样的态度和工作出发点，能不耽误工作和事业!当然，在这种人看来，耽误工作和事业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的选票不能丢!他们认为，坚持原则，不光得罪人，还丢了选票，没有群众基础，你干得再好也是白搭。更何况，评价有些工作好与不好没有硬性指标，对这种人来说，上下拥护，大家“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依靠手下亲信帮忙。手下培植几个信得过的人，平时在有意无意间帮自己鼓与呼，往自己脸上烫金。这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有一条共同的“利益链”。这些“抬轿子”的人，一般都是领导干部的亲信，都是靠依附某位领导受提拔重用的，平时领导信任，关键时刻为领导挺身而出。这些亲信们时时处处维护领导权威，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方方面面搞好关系。这种行为看起来是无可厚非，实际上在拿组织原则做交易，他们是在用公权为上司争取“票仓”。
三是在亲朋好友中搞感情投资。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它对权力起到了约束和反制作用。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有些人为了职务升迁，总往领导家里跑。如今，情况有点变化，他们的亲朋好友们平时也会主动“出访”，走家串户送出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事实上，对于这种感情投资，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去的人家，一定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手中有选举权的人，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自然不会享受到如此待遇。
四是“大款朋友们”出面保驾护航。这些年，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屡禁不止。在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往往是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出了事，自己也被牵扯出来。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往往神通广大，凭借手头阔绰，他们结交了方方面面的“朋友”，结成了一张张的关系网。到了关键时刻，没有这些大款摆不平的事。领导干部平时结交大款朋友，认真经营关系，关键时刻大款们会异常活跃，到处游说，为他们的领导朋友卖力地争取每一张选票。
上述种种行为，比干部自己直接“拉票”危害更大，这些手段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必须加大力度予以根治。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要防止简单的以票取人。首先，要认真分析、比对，把干部平时的表现和考核获得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科学论证，防止工作简单化、公式化和理想化。其次，要早预防，要建立起防止和杜绝“拉票”行为的相关工作机制，让那些“拉票”者无可乘之机，无可钻之空，无生存的土壤。第三，要加大查处力度，要有钢性的措施，对“拉票”行为决不手软。
铲除毒瘤要下猛药。要从舆论上形成声势，在举措上形成机制，让“拉票”行为无处藏身，没有市场，没有机会。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让被查实的“拉票”者受到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半月谈2010年第3期【半月评论】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
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
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迎接他们，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政府的治理要创新，民间的力量要参与。
迎接他们，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迎接他们，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迎接他们，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但是一个正常、健
康的社会，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企业家、官员、教授——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迎接他们，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他们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舆论场里，他们如同隐士，社会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户籍在乡村，但是很多人没有回乡参加村委会主任“海选”，而在城里他们又往往难以参与政治选举与公共生活。他们应该尽可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来，从而能够理性、大声地表达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