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美贸易关系;贸易战;原因及影响;应对策略
一、引言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在多个方面成为合作伙伴。在贸易交往初期，中美经济实力差距非常大，且美方毫无疑问占据优势地位，贸易关系相对稳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经济实现了飞速增长，更是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贸易保护、贸易主动反击等意识逐渐增强，这一切使得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逐渐拥有话语权，也使得美国开始产生危机感。2017年特朗普上任，开始大肆宣扬美国优先的口号，同时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在与中国签订了总额高达千亿美元的合同之后转身就下令对中国开展301调查，矛头明显指向中国。2018年7月，美国对中国价值接近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增关税，中方对此不甘示弱，迅速给予同样反击，对美方产品加增等值关税，双边贸易战正式拉开序幕。
中美贸易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成为热议话题之一。董柳羽等(2021)认为日益增大的贸易逆差和抑制中国发展是中美贸易战产生的重要成因，贸易战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了一定影响[1]。胡晓玲(2021)分析了中美贸易战的现状及特点，通过对比日美贸易战的历史得出中美贸易摩擦的启示和应对的方案[2]。马淑娜(2021)则认为贸易战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的经济布局和中国的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的矛盾，美国的利益受到触动[3]。从现有文献来看，中美贸易战产生的原因众多，影响不可避免，当下能做的便是积极探讨应对策略。
二、中美贸易战产生原因
(一)存在巨额贸易逆差
中美双方之所以会产生贸易战，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存在贸易逆差，且逐年增长。自中美两国开始贸易往来后，经过短短数十年时间，贸易额就由25亿美元攀升至5196美元。我国在中美贸易中处于顺差，据统计2017年贸易顺差接近2759亿美元。美国也曾统计，在2017年美国全年贸易逆差为5600亿美元，而在这当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43.6%。以上种种数据使美国感到担忧，巨大的贸易逆差对其制造业的发展构成威胁，产生巨大经济损失，国内失业人员急剧增加。于是，美国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增关税，同时无理要求中国在降低关税的同时增加本国商品进口总量，企图通过这些举措来缩小贸易逆差。
(二)巩固加深美元地位
二战后期，美元趁势登上政治舞台，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开始成为世界性货币，黄金、石油等均由美元报价。为维持美元的货币地位，美国先后打压崛起的苏联和日本，让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口袋里面都是美元。如今中国崛起，经济发展迅速，人民币币值变得相对稳定。许多国家开始看好人民币，对人民币国际化寄予厚望，特别是需要人民币为其建立信用担保的东南亚国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多年，逐渐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人民币正朝着实现国际化发展，有望打破美元霸权。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中美贸易战成了巩固美元地位的工具。
(三)敲诈利益弥补赤字
日美贸易战使美国尝到了甜头，美国通过发动贸易战，迫使贸易伙伴妥协，从而开放市场让渡经济利益给自己，成了它的一贯作风。它所倡导的贸易保护主义，无视WTO制定的规则，完全以自身利益为中心，使得众多国家处于不利的贸易地位。自从1985年中美贸易正常化以来，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只增不减，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也逐渐加深。面对其巨大的政府亏空，它开始故技重施，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挑起贸易争端，希望借贸易战向中国施压，非法获利来解决政府财政赤字问题。
(四)抑制中国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下，我国经济实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种产品陆续走出国门，逐渐具备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我国制造业迅速崛起，产业升级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世界经济格局正在悄悄发生改变。美国政府开始按捺不住，逐渐重视起来，自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其霸权地位纹丝不动。如今以中国崛起势头正盛，对其世界霸主地位产生冲击，构成不小威胁。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美国先后采取提高关税、增强贸易壁垒等一系列措施，企图对我国产品贸易造成强烈冲击。
三、中美贸易战影响
(一)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发起的贸易制裁使中国出口贸易受到打击，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另外美国限制向我国出口科技产品，同时提高我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制约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产生冲击。但为了应对贸易战带来的外部压力，国内产业开始迅速整合到一起，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模经济，有助于培养我国的竞争优势产业。
(二)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单方面背叛与中国友好合作的承诺，恶意发动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方面阻碍本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对华贸易受到抵制，交易額直线下跌，国内大部分产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严重，波及消费者的利益。此外中国的反抗成果明显，中美贸易逆差持续增大，美国的经济压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美国此举使自己在国际上的声誉大打折扣，它的霸权主义思想及它的霸道无理行为让其他国家产生反感和质疑，不愿与其交往，美国的国际关系大受影响，经济政治活动的开展也受到限制。
(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者之间发起贸易战，其影响非同一般，会波及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威胁到经济利益与人类福祉。当前中美贸易战还只是存在于局部行业，美国贸易对中国的高端制造发起制裁，中国贸易对美国部分农产品重重反击，两者相互压制。如任由贸易战持续发展，将会涉及到越来越多的行业，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造成全球经济活动陷入混乱，使全球经济发展停滞。
四、中美贸易战应对策略
(一)发展高新技术，加快产业升级。
科技水平的高低对国家产业结构的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下中国很多产业只参与加工组装的各个部分，其他核心环节所需的各项材料，都是从发达国家进口而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中国应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研发核心技术，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上风。企业也应积极提升创新能力，加强高新技术的研发，争取拥有一批高精尖技术，掌握关键技能，不断转化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而促进整体实力的提高。在应对全球化竞争时，外企也应该更加关注收入不均等问题，强化国内市场，进而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相應的条件，通过高新技术产业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创造产业竞争优势。
(二)深化改革开放，推行全面外交
我国经济建设逐渐呈现出包容开放的特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军国际市场。此时我国需要结合自身国情和全球经济形势，加快完善开放经济体系，完善贸易本身之外的与贸易相关的规则和程序体系问题，不断增进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到世界活动中，进而促使世界范围内创设起良好的经济体制。在这过程中我们可以发挥出进口博览会、自贸试验区的优势，借此打造良好的贸易氛围，重视“一带一路”建设，与周边国家保持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同应对全球发展形势。另外在实施对外政策的时候，也应注意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排查知识产权风险，规避他人设置的国内外知识产权壁垒，及时调整关键技术方案，确保我国完全掌握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
(三)求助世贸组织，主动维护权益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处理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中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它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公正、快速高效和双方认可，从而能够有效地保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此次美国为一己私利，有意绕开WTO，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贸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我国与美国多次磋商未果，应及时联系世贸组织反映情况，客观公正陈述一切并提出诉讼，依托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权益，弥补美国加征关税造成的损失。中国依据规则启动争端解决程序，无论是起诉行为还是反制行为均是正当且合法的，完全符合国际要求。此外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与改进，试图提高国际话语权，有效减少贸易战带给中国的严重损失。
参考文献：
[1]董柳羽，张汝根.中美贸易战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师，2021(06)：10-11.
[2]胡晓玲.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影响及对策研究[J].现代营销(下旬刊)，2021(03)：1-3.
[3]马淑娜.中美贸易战的成因以及对策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21，42(05)：66-67.
项目：本文属2020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中美贸易博弈的思考与剖析》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202010378258
作者简介：周凡(2001年12月)女，汉族，安徽铜陵人，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金融工程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贸易结构;产业升级;贸易不平衡;政策选择
一、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多极化发展，以中国、巴西、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兴起，有力影响了世界经贸格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积极融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通过参与国际加工贸易，不断提升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力保障了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持续发展。
在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历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美贸易争端此起彼伏，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态势。2017年以来，美国以“美国优先”战略一方面对内大幅度减税，降低美国生产成本，推行“再制造业化”，提升美国传统制造业比重;另一方面，对外则通过增加报复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试图转变美国对外贸易的失衡。2017年8月，美国对我国实行“301调查”，并在近期密集出台对华产品加征关税措施，主动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同时不断发动对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以及欧盟国家的贸易战，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短期波动。美国这种全面开打的贸易政策的逻辑到底是什么，真的符合美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吗?美国对外贸易结构并非单一逆差，其中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是逆差，但服务贸易却一直为顺差。截至2018年5月，美国贸易赤字为430.53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入超657.87亿美元，服务贸易出超227.35亿美元①，而贸易结构中细分产业层面的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差异性则更为明显。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大于美国，对GDP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2017年底，我国进口和出口对GDP贡献均超过15%，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现有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主要围绕在技术创新与输出限制[ 1 ]、中美贸易逆差[ 2 ]、产业价值链分工[ 3 ]等方面，相关研究也揭示了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主要包括美国技术出口限制[ 1，4-5 ]，中美经济结构差异[ 6 ]，统计口径差异和统计方法、概念差异，加工贸易报关和中间商加工后转贸易引起的价格差异[ 7-9 ]等，由此造成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各执一端。美国认为，由于中国升级国内技术产业的措施，侵犯了美国知识产权，相关技术转让损害了美国企业技术产权，剥夺了美国企业创新收益权，并将美国就业岗位转移给了中国工人，这是美中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重要原因②。我国则认为，由于统计口径差异[ 9 ]和全球分工体系[ 10-11 ]，现有统计口径过高估计了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应采用贸易增加值来衡量中美贸易利润收益，同时考虑美国在华企业销售额后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并不大，中美双方基本实现了共赢。实际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也日益扩大，在美国放开对华技术转让等服务贸易限制后，贸易结构失衡局面是可以避免的。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但中美贸易失衡的表现仍然是贸易问题，或者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仍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借口，這需要从贸易本身入手来寻找原因。但已有相关研究集中探讨中美贸易结构的并不多，没有系统区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细分产业贸易水平对中美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数据统计口径争议由来已久，如何在现有贸易数据统计口径下更客观地认识中美经济与贸易关系变得十分必要。因此有必要厘清中美贸易发展格局、现状，研究中美贸易结构差异对自身贸易发展的作用，以此回应美国在贸易失衡方面的指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从贸易结构理解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较多，既有美国面对中国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的复杂情绪，也有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层面等因素③，美国政府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提高关税额度、对外商投资进行限制等贸易壁垒措施，提高美国国际贸易份额，扭转中美贸易失衡，促进美国经济发展④[ 4，12 ]。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关税是单向实施的，即只有美国能对他国征收高额关税;第二，提高贸易壁垒可以有效扭转贸易失衡结构，扩大本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第三，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可以促进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下的自由贸易规则逐步明晰，第一个条件显然是不成立的。贸易结构是由本国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结构失衡恰恰反映了美国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的不均衡性。因此，要准确回答第二和第三个条件是否成立，还需要从贸易结构入手分析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当不同经济体生产具有比较优势产品时，自由贸易可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整体福利，即贸易结构依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和产业。不论是具有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还是不同国家技术水平相对差异引起比较成本差异，贸易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都揭示了贸易依赖于不均衡要素、产业的集聚。由于不同国家要素充裕程度不同，且商品生产要素密集程度也不同，遵循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可以选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制造优势的国家提供商品参与贸易，具有知识技术水平优势的国家提供服务贸易，在没有要素跨国流通的条件下，自由贸易可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生产能力的有效配置。当要素存在跨国流通时，要素也会通过自由贸易带动世界要素均衡分配，并进一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福利。资本输出可为资本富裕国家的闲置资本迎来长期可供回报的利息，人才流动可进一步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提高出口产业产品质量，也为发达地区知识技术转移提供服务贸易收入和可供消费的高质量商品，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发达地区知识累积和创新投入。可以看出，贸易推动商品、服务互补性发展，有利于参与贸易国家整体福利水平提升。
伴随全球化进程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世界贸易量迅速增长，同类产品差异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原有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克鲁格曼[ 13 ]提出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是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在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14 ]。实证贸易经济学进一步研究表明[ 15 ]，贸易不再仅仅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还可以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途径;市场消费需求引发贸易结构变化，也可以创造比较优势，消费者需求促使垄断企业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推动国家间进口差异性产品。可以看出，贸易发展及贸易结构演化不仅与国家、地区要素结构、产业基础相关，而且还受到经济外部性的影响。因此，提高贸易壁垒会降低自由贸易趋势，进而弱化比较优势和削弱规模效应，美国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美国的贸易失衡。
贸易失衡与贸易结构优化并不等同，贸易结构依赖于本国产业比较优势，解决贸易失衡并不一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贸易发展伴随着贸易结构演化，贸易不仅直接带动经济增长，而且贸易结构变迁还带动相关国内产业结构变动，对贸易结构合理调整可以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16-17 ]。裴长洪[ 18 ]通过对59个经济体贸易数据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结构变化存在着明确的正向关联性，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内容，经济增长与资本品进口比重显著正相关，与初级品进口比重负相关。苏庆义[ 19 ]对30个经济体与24个产业的经验分析表明，现有全球贸易结构主要还是由要素禀赋和绝对技术差异决定的，相对技术差异贡献份额较小。根据本国比较优势来优化进口贸易结构仍是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措施，片面扭转贸易失衡并不能优化贸易结构，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结构优势，拉低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中美加收关税的产业类别看，截至2018年8月底，美国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产品主要是高技术产业领域，属于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业，具体涉及航空航天、机械、医药、通信、电器等产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并未对贸易逆差比重较大的纺织衣物加收关税，可见美国的贸易限制对象主要瞄准了中国高技术产业。作为回击，中国对原产于美国顺差较大的大豆、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中国采取回应的贸易政策还仅局限于部分进口美国的货物贸易，产业面较广，主要有从美国进口的肉类、海鲜、浆果、咖啡和茶，生活用品如折叠伞、鞋靴、帽子、厨房用品，生产资料如玻璃、不锈钢材等，并未涉及进口美国的服务贸易。
由此可见，美国挑起中美贸易冲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引起的美国产业比较优势丧失，其逻辑仍然是基于中美贸易结构，力图通过贸易关税来降低货物贸易逆差。但贸易结构反映了产业结构，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比较优势，降低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竞争力下滑。美国应该立足优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促进中美自由贸易，进而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相匹配，强化高技术产业的服务贸易输出，才有可能实现中美贸易均衡发展。
三、世界经济发展与中美贸易全球格局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毋庸置疑，国家与地区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活动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发展根本取决于全球化进程产生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选择不同产业链环节，形成产品供给和需求互补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美两国位于产业分工体系不同环节上，在理解中美贸易摩擦之前，有必要回顾并对比研究中美对外贸易的全球格局。
从世界银行发展指数(WDI)的数据看⑤，贸易与世界经济显著正相关，且对经济贡献份额逐年上升，其中货物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大于服务贸易。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市场需求逐步下滑，使2010年后贸易对全球经济贡献总体份额下降，2017年货物贸易占全球GDP比重约为56%，服务贸易仅占GDP的12.78%，其中货物贸易下降幅度较大，而服务贸易增长较为稳定。中美两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貿易，首先体现在出口份额中，中国出口贸易占全球比重增长迅速，并在2005年首次超过美国。2017年两国出口贸易占全球份额约21%，美国出口占全球比重2008年以来一直稳定在8%上下;2000年中国出口贸易比重仅为5%，美国约10%，2017年中国出口全球占比高达12.7%，美国则下降至8.2%。其次，从全球进口贸易占比来看，中国进口比重迅速增加，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美国进口占比呈现短期波动，2000年美国进口全球比重约为18.8%，此后逐步下滑，2008—2013年进口全球占比稳定在12%，2013年后有短期增长，但在2015年后又开始回落。2017年中国进口的全球比重约为10%，美国为13%。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全球格局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者需求不断增加，使得进出口比重持续攀升，尤其是初级进口品和对美货物贸易;另外一方面，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我国深度介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但仍位于全球分工的中下游，处于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环节。随着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程度的加深，我国出口全球占比虽然有所提高，但产品实际利润较低[ 4，11 ]。
从中美贸易占各自国家对外进出口比重来看，对中国来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2014年以来美国占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约在16% ～19%区间波动，欧盟、中国香港分别以16.37%、11.75%位居其次;对中国的货物进口比重而言，中国从欧盟(12.68%)和韩国(9.53%)的货物进口比重较大，美国(8.14%)并非中国最大货物进口国，其中，中国对亚洲进出口占比将近50%，欧洲、东南亚占比都超过10%，非洲的货物进口占比也较大，2018年上半年约为7.17%，增速尤为明显。对美国而言，欧洲是美国的主要贸易地区，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具体来看，中国是美国第四货物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8.39%)，美国对欧盟⑥(18.33%)、加拿大(18.21)和墨西哥(15.7%)货物出口比重都较高;中国还是美国的第一货物贸易进口国，美国对欧盟(18.53%)、加拿大(12.94%)和墨西哥(13.55%)的货物进口比重都较高;中国是美国第三服务贸易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7.22%)，次于英国(8.73%)和加拿大(7.33%)，欧盟地区则总计高达30.51%;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不高，2017年中国占比仅为3.21%，欧盟仍然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进口地区，其中美国对英国服务产品进口最多，2017年约为10.49%，德国(6.52%)和亚洲地区的日本(6.09%)也较高，具体数据参见表1和表2。
四、从产业与贸易结构看中美整体经贸水平
伴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原有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使得对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投入不断增加，这也不断推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对外贸易结构的不断调整，并逐步与欧美占据传统优势的高端精密制造业、创新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形成竞争关系，因此理解中美贸易摩擦还需从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入手。
(一)中美经济增长均受惠于贸易发展
中美两国经济增长都受惠于贸易发展，但中国对贸易依赖性更强。第一，中国进出口贸易拉动经济效应明显。2005年出口贸易占GDP比重约37.5%，进口约28%，进出口贸易比重占GDP比重高于美国，且长期以来呈现贸易顺差;2005年后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末出口和进口占GDP比重分别为20%、17%。而美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在2008年短暂波动，2013年后呈现短期下降态势，但长期来看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大于中国。第二，美国对外贸易呈现逆差是长期现象。对美国而言，尽管服务贸易顺差稳步增长，但美国对外贸易总体呈现长期逆差，货物贸易逆差2017年约8 000亿美元。1980年之前美国进出口占GDP比重基本持平，从1983年后美国进口对经济拉动效应逐步显著，并长期高于出口对经济拉动效率，到2017年底，进口对经济拉动为15%，远高于出口拉动近 2.5%。第三，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同步加大。从中国净出口结构看，1990年后中国对外贸易一直顺差，2008年和2015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转折点，其中对外货物贸易一直增长，但服务贸易2008年后逆差越来越明显，2017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约2 300亿美元。第四，商品的货物贸易是中美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持。中美商品贸易对本国经济拉动力明显，中国2005年货物贸易经济拉动率达到峰值(64%)，美国商品贸易对经济拉动力稳定上升，但近期下降趋势明显，由2010年的21%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9%。两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都较低，美国为7%，略高于中国。
(二)中美产业结构差异决定了贸易结构
相对而言，中国产业结构较为均衡，农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都较高。2017年，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占43.5%，工业就业比重约为30%;服务业增加值比重51.63%，高于制造业增加值比重29.34%。中国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呈现长期下降趋势，而工业、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均处于上升趋势，其中一般制造业就业比重仍较高，1993年后中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型，无论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还是增加值比重，二者总体上升趋势明显。在对外贸易上，中国的电力机械、电气零件、电信与录音设备、通用工业机械零部件占出口比重较大，尤其是电气零部件和电力机械占比都超过13%，服装和纺织物制成品的比重也都较大(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约6%);中国主要进口电力机械的高端成品、精密零部件和石油产品，分别占进口比重的20%和13%(参见表3)。中国服务贸易主要是进口，2017年服务贸易进口约7 000亿美元，主要是运输服务业、电信与计算机服务业、知识产权服务业、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业。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贸易结构与本國产业结构优势息息相关，从中美产业结构的对比看，美国产业结构呈现高度服务业化，2017年服务业就业比重近84%，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6%，传统工业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工业就业比重占全国的15%，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2%。美国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对外贸易一直长期处于逆差，其中服务贸易为顺差，货物贸易规模较大(货物出口比重占66.07%，货物进口占81.31%)，但长期都为逆差。具体而言，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主要是能源产品，分别占全国总货物出口的11.41%，其中石油及石油加工品占9.74%;非药物化工品占7.15%，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出口也较高，约7.60%;汽车零部件及发动机的比重约10.26%。对外货物进口比重较高的仍为能源产品(占总进口比重约9.77%，其中主要是原油与石油产品);家用和厨房等家居用品进口比重为8.12%，服装鞋类等用品进口比重5.59%，计算机、电气设备、民用飞机、电信设备等零部件比重也较高(2.0% ～3.5%)(参见表4)。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占33.93%，服务贸易进口占18.68%，长期处于顺差。具体而言，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业，旅游(含求学)和维修保养服务业一直是顺差，其中知识产权和金融服务业出口比较大，分别占当前全美出口总额的16.09%和13.64%。
从中美两国海关数据来看，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及零部件主要依赖于进口，例如航空器、航天器零部件，铁道机车零部件，光学医疗设备，机械机床等;而美国贸易结构主要依赖于技术转让、金融业等服务贸易出口，国内商品消费主要依赖于进口，其高端制造业如飞机、汽车和石油产品出口量较大，进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比较优势高度一致。
五、中美两国间贸易失衡的现状
中美对外贸易有力促进了全球贸易发展，中美两国间也存在双边贸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要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需从具体产业深入考察中美两国间贸易结构以及中美双方相互投资结构。
(一)中美间货物与服务贸易相互补充
根据美国商务部和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表明，中美间贸易体现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并且均长期存在。199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一直存在，货物贸易规模较大，主要源于进口中国商品。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品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含汽车)和一般消费品(不含食品、汽车)。2017年前者逆差为1 428.78亿美元，后者逆差为2 286.04亿美元，二者占对华商品购买逆差的98%，资本密集型产品(非汽车)具体有机械装备品、电气设备、航空飞行器及零部件、工程机械等，非食品和汽车消费品主要有服装鞋类和家居用品、医药牙科和医药产品、家用和厨房用具及其他家居用品、玩具和体育用品(含自行车)。其余的汽车及其零部件、发动机(2017年逆差为 61.49亿美元)和原材料逆差较小(2017年逆差不到60亿美元)，食品、种子和饮料出口是顺差，但占比不高，2017年顺差为121.64亿美元(参见图1)。
中美间服务贸易在2008年前基本持平，2008年后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幅明显，而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值增幅较少。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主要是旅游(个人教育和商务旅游占比大，其中商务旅游是在2000年后开始的，2017年美国对中国旅游的顺差为282.18亿美元，其他如维修贸易(11.81亿美元)、知识产权(78.40亿美元)、金融服务(31.86亿美元)、保险业(1.93亿美元)也是重要的顺差来源(参见图2)，计算机等知识产权(含视觉电子产品、电影和电视产品)、信息技术、管理、法律和商务咨询、建筑工程设计服务、工业技术、租赁业务、政府服务也为顺差，但规模不大。以顺差最大的旅游业为例，2008年后美国对华旅游服务贸易顺差增加迅速，其中教育比重较高，且增长稳定，2016年教育服务贸易顺差为125亿美元，但2013年后中国赴美商务会谈与旅游比重逐步提高，2016年顺差已近140亿美元。美国对华服务贸易主要逆差为货物运输(含海洋、码头、航空)、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研究和发展服务、会计业务、广告业务、工程建设。其中货物运输总体(含海洋、码头、航空)是逆差，但港口和航空运输贸易一直是顺差，对华海洋货物运输长期为逆差。具体如表5所示。
(二)中美非均衡的双向投资结构与规模
中美在推动全球贸易格局发展的同时，还积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发展。总体来看，第一，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规模都高于中国。无论是从投资存量还是增量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都小于美国，但差距正在缩小。以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例(参见表6)，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仅为美国的1/15，到2017年上升至美国的近1/5。第二，欧洲是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的主要地区。2017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4 273亿美元，其中对欧洲地区直接投资约占59%，亚洲地区约占16%，主要是针对制造业投资，其中美国电气设备、电器和部件制造对外投资中欧洲占94%;同时欧洲也是对美投资的重要地区，主要为爱尔兰、瑞士和荷兰等国，2017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流入投资增加了2 604亿美元，增幅近49%来自欧洲，它们在美国也投资制造业和零售业。第三，中国吸纳外资和对外投资基本持平。除金融业投资外，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 20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9.4%，主要是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信息软件技术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尽管建筑业比重不高，但增幅较快。201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约1 310亿美元，保持7.9%增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幅较快。吸纳外商投资的主要是制造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前者2017年吸纳外资338.22亿美元，后者实际使用外资近208亿美元，增幅为157%;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比重也较高。
中美两国双向投资的相对规模不大。第一，中国对美投资占美国吸纳外商投资比重不高。尽管中国对美投资占中国对外总体投资比重是上升的，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为169.81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但从美国吸纳外资结构来看，中国投资的比重并不高，且逐年下降。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吸纳外资主要来自于欧洲国家。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395.18亿美元，不足美国吸收外资总额的1%，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具体产业主要是交通基础设施(18亿美元)、房地产(35.72亿美元)、一般制造业(16.92亿美元)和批发业(8.09亿美元)，存量最大的仍是制造业，占对美存量的比重超过25%。第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相对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美国对中国投资1 075.56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不足1.78%;从中国吸纳外资的结构来看，吸纳美国对华投资比重也是下降的，由2000年的10%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8%。美对华投资产业主要是运输装备制造业、计算和电子制造业、零售业、食品制造业等产业。其中，美国对中国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上升较快，2017年末已达15%;食品制造业下降明显，计算机、电子制造业和零售业近年来比重上升。
六、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政策思考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伴随着中国技术研发投入比重逐步提升，中美在前沿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削弱中美经济结构互补性，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面临常态化。为进一步系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需要在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制定反制贸易措施坚决反击，根据美国贸易结构，制定针对性强的贸易措施，增加美国高技术中间品成本和消费品价格，降低美国政策预期。从长期来看，中国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出清过剩产能;加大技术创新研发与应用力度，提升核心技术独立性，培育创新型经济体;进一步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制;在深化全面開放新格局、促进对外开放的基础上，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开放市场，提升中美贸易互补性，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内生性长期增长模式。
(一)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
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摩擦实质和中美经济的客观现实。首先，要认清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正如前述，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逻辑是对后发经济体技术进一步削弱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战略遏制。尽管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较大，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限制却是由来已久;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长期存在，并非仅由中国引起。2008年以来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扩大使得近期美国对进口中国的工业中间品开始加征关税，但有选择地忽视了纺织、鞋类等影响日常生活的商品贸易，其目的是出于对中国技术进步的限制，这是理解中美贸易结构失衡的关键。第二，尽管美国引发贸易摩擦后使美国传统制造业复苏效果明显，但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获益甚微。从经济数据来看，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确提高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经济活力，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增幅达到4.1%，为2008年以来增幅最高时期，同时失业率大幅下降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是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服务业失业率比重变化不大。这表明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并未显著受益于贸易摩擦，长期贸易摩擦会压抑美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美国经济结构服务业化的趋势表明，中美贸易摩擦还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动。第三，中美经济规模尚存较大差距，美国经济增长内生性较强。2017年中国GDP为101 610.13亿美元，仅为美国GDP的59%，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3%(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这是中国需要认清的客观事实。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居民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对GDP贡献，对进出口贸易依赖较小，2016年以来国际贸易持续下降，2018年第二季度净出口拉低GDP8 499亿美元(以2012年不变价计算)。
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无疑增加了中国加快经济转型的紧迫性。美国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确实会对中国钢铁、化工等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将倒逼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去库存。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性大于美国，为应对美国贸易挑衅，合理维护中国企业海外权益，在短期内中国需要通过合理的贸易政策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采取对进口美国农产品、飞机、汽车等优势产品加征关税的政策是合理的⑧，通过全面拉高进口美国产品价格，压制美国优势产业出口。但同时还需提高对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货物与服务贸易比重，发展替代贸易。由于中国对美出口工业零部件、纺织服装、鞋类与医药等消费品和赴美商务、教育、旅游带来的服务贸易比重都较高，后续还可采取以下短期贸易措施：减少对美关键工业中间品出口，抬高国际相关商品价格;转移中国的一般消费品出口，提高美国相关进口品价格;降低美国对华旅游、教育出口、保险和咨询、信息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比重。另外，进一步扩大对美开放，提高中美贸易合作预期收益，“以打促和”，稳定中美双边贸易。扩大美国商品进口，缩小中美货物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力度，促进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二)强化创新驱动机制
尽管中国国内市场巨大，具有多元化经济体系，但目前中国产业技术密集程度还不高，重大关键技术领域仍然依赖国外进口，而美国等其他国家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使得中国以市场、海外并购、技术转让等措施获取核心技术愈发困难。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技术之争。伴随着从国外获取技术难度的加大，突破美国等技术封锁的唯一途径是自主创新，中国必须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发展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继续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1.培育创新环境。建立具有包容力的社会环境，鼓励试错就是鼓励创新活动，培育崇尚和鼓励科学家、企业家自由探索的风气。(1)强化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基础创新。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和人才教育的支持力度，改革高校人才考评机制，鼓励理论原始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和核心技术研发，克服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2)推动校企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围绕市场需求和国家发展战略，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研究，提高研究成员收益比重，推动基础研究的产业化进程，实现科研成果的生产力转化。(3)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但由于初始投入大、投资风险高，国家对自主创新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可以且应该通过适度的补贴、减税、信贷优惠、事后奖励、行政便利、基础设施提供等方式，对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创新予以支持。
2.完善创新制度。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红利降低，需要提升人才资本累积，激发创新的新动能。加快构建完善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体系，通过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提升，健全知识产权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完善自主可控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核心技术研发和国产化替代，以市场带动产业发展。提高创新者收益，提升专利转让率和转让收入，激发原始知识创新，调动技术人员创新积极性，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注重技术人才培育，强化工匠精神，加大面向先进制造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和培训，夯实产业基础。
3.升级创新理念。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基础创新意识，促进我国由商业模式创新到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转变。提高政府对企业原始创新兜底政策保障水平，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参与企业风险投资，严控企业负债，减小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出口退税，完善企业退出市场机制，倒逼中国企业从成本依赖转向创新驱动。
(三)用好宏观经济政策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经济与政治的全面博弈，需要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来整体应对，降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提升经济增长内生性。
1.提高产业政策有效性，明确产业政策内涵。无论在发达国家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政策都是促进创新产业发展的通行做法⑨。目前中国面临中低端产能过剩与前沿核心技术不足的问题，单纯依靠纯粹市场机制可能导致中国错失有效供给形成的窗口期，因此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产业政策应当注重对基础研发能力的资金和制度扶持，重点构建政府监督、高校研发、企业生产的技术创新与转化制度。(1)提升产业政策促进市场竞争的效率。合理的促进竞争性产业政策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1 ]，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与促进竞争功能，以激励更多企业参与竞争，引导企业实现差别化发展。企业具有创新路径依赖性，倾向于在自身已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内创新，缺乏利益驱动去关注其他产业领域，需要产业政策合理引导，提升政策的正外部性。(2)提高产业政策对象的精准性。对于新兴技术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产业政策可以构建有益于技术创新、科技研发的制度环境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机制能够更加灵敏地捕捉供求信号，产业政策更应注重制度性的建构作用。(3)完善政策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等微观市场客体通常能够对市场信息及时反应，产业政策的制定受到市场信息滞后、政策周期滞后、多重政策执行层级等因素影响，需要构建政府、市场、企业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机制，提高产业政策在制度合理框架下的干预有效性。第四，明确产业升级内涵。中国产业体系健全，发展服務业要跳出产业结构“空心化”的误区;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并非单纯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推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地位。
2.协调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缓冲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企业对美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短期会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协调税收、补贴等财政政策与汇率等金融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降低贸易摩擦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1)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维持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力度，促进投资带动优化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减税政策与科技政策相结合，降低中国企业税负，尤其要降低涉及对外贸易的中小企业税负。通过减税降费、有针对性的补贴维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降低中国企业发展成本。对于申请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企业，可以提供相关的政策优惠和专项资金鼓励创新。鼓励推动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有较多科技贡献、较高专利数量、科技水平较先进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降低其负担和政策性成本;对于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可以给予较低险率的出口保险，以免除其后顾之忧。(2)坚持稳健、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货币供给，保障市场流动性。稳定国内储蓄利率，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防止房地产等价格过快上涨引发的资产泡沫。(3)优化贸易结构与汇率政策相配合。实施自由双向贸易。调整进出口空间布局，使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较为均衡，规避单一国贸易摩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周边成熟贸易区推广人民币结算业务。稳定汇率政策。中美企业贸易规模较大，贸易摩擦将引导市场不利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逐步降低，尽管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外贸压力，但中国需要稳定汇率，避免大幅度波动，为后续中美贸易关系改善提供基础。发展对欧盟、墨西哥、东南亚等多边贸易。提高中国对非洲、东南亚及欧盟的市场份额，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对欧盟区等其他经济体的汇率，鼓励发展替代贸易。
3.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美国对中国工业中间品征收关税既会影响中国的东部地区，也会影响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短期内贸易依存度更高的城市和地区将受到更大冲击，需要完善对受影响地区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重点推进以下三方面工作：(1)根據不同地区比较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素非均衡分布、产业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地区依赖于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东部地区创新经济体提高研发比重，实现创新驱动;利用中部地区人口规模优势，继续扩大标准化制造业发展;东北和西部地区需要加快产业升级，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吸引高端人才集聚。(2)促进城市群建设，协调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群中心城市通常集聚较多人口，知识外溢效应明显，适宜发展产业多样性的城市化经济，研发创新更具优势;对于中小城市，不宜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应培育因地制宜的地方化经济。发展城市群内交通设施，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3)推进生态经济发展，优化工业供给结构。建立生态资源确权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区域利益共享;提升创新、循环经济比重，优化原有工业体系，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降低过剩产能。(4)推进“三个支撑带”发展，整合国际、国内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整体优化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大城市病治理和落后地区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拉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降低国内市场壁垒。
(四)协调好“两个市场”
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同等重要，需要通过优化贸易结构，扩展国外贸易市场，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1.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提高对中亚、欧洲和东南亚贸易比重，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区、贸易港建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贸易规模。参与WTO等多边贸易规则制定，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中国企业海外利益。降低外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深化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开放外资投资领域，提升中国企业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倒逼技术研发，提高资本利用效率。鼓励外商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事业、教育等领域投资。
2.加强对内开放。中国目前经济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存在较大潜力，在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培育国内市场，构建国内生产与消费的规模经济，进一步塑造内需导向性经济模式。对内扩大民营企业准入范围，改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在国内投资;调整国内产品结构，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培育中高端消费，拉动高品质内需形成。培育新经济增长动能。伴随着我国人口劳动力结构转变，养老、健康产业需求增大，通过打造高质量健康产品供给体系，促进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内生性经济模式形成。
注释：
①除特殊标注外，本文与美国有关的数据均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和美国商务部。
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是白宫内阁级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协调和管理美国国际贸易、投资及贸易谈判等事务，具体原文详见其新闻发布“USTR Announces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 China”。
③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还有战略遏制、制度等政治与文化原因，属于“醉翁之意不在酒”，已经超出本文的讨论内容，故不予讨论。
④萨缪尔森在研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观点，其立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大幅提高了生产率”，会挑战美国原有产业比较优势，与美国争夺全球产业价值链份额，并导致美国退回不贸易的状态，这似乎是当今美国政策推行贸易壁垒、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的经济学理论依据。但其忽视了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及发展高技术产业互补性。一方面，美国优先发展生物技术，而中国主要将信息技术作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目标，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是美国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进而降低服务贸易收益，加剧贸易失衡;另一方面，欧美具有绝对技术优势的产业还很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迅速发展缺乏现实基础。
⑤作者根据WDI(2018)数据分析。
⑥这里将欧盟看作统一市场国家。
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受益于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而非服务业。采矿业失业率由2016年的8%下降至2017年的4.1%，其下降幅度约为48.75%;制造业整体失业率2017年为3.6%，下降幅度为16.28%，其中耐用品制造业失业率由4.2%下降至3.7%，电子装备制造业下降17.5%(2017为2.8%)，木产品失业率由6.9%下降到4.3%，下降幅度为37.48%，家具制造业下降22.22%。在非耐用品制造业中，食品制造业、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纺织业、纸张制造业、石油与煤制品业、化工制造业、塑料与橡胶制造业的失业率分别下降9.25%、19.44%、18.18%、40.54%、17.5%、18.18%和43.58%。除广播电视、电信产业、房地产业下降明显外，其余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失业率下降不明显。上述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研究局(BEA)。
⑧中国商务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8〕7号)，2018年8月23日。
⑨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曲解中国对信息技术、航天航空装备、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划，却无视自身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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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of China-U.S Trade Confl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U.S Trade Structure
DENG Zhong-liang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28，China)
Key words：China-US trade conflict;trade structure;industrial upgrading;trade imbalance;policy choice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湖南省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强省，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将对湖南农产品的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已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基于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以湖南农产品贸易格局为基础，探讨中美贸易战可能对本省农产品贸易产生的影响以及应对之策。
关键词 中美贸易战;农产品贸易;潜在影响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13.06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Study on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SinoUS Trade War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in Hunan Provinc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SinoUS trade war;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Potential impact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研究”（15BJY112）;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中美贸易战对湖南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与对策研究”（cx1816）。
作者简介 肖黎（1968—），男，湖南洞口人，教授，博士，从事国际贸易、农业经济管理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 2019-02-02
1 中美贸易战的爆发
1.1 中美贸易战爆发的背景
2018年3月，特朗普簽署对华贸易命令，以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为借口对中国商品征收达500亿美元关税。中国政府对美方的行为做出了强硬回应，计划对包括水果、猪肉、葡萄酒、无缝钢管等100多种美国产商品加征关税，公布了同等金额的反制清单[1]。
5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就中美贸易摩擦进行有关进出口、劳务贸易、保护知识产权、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方面的谈判，已达成基本共识协议，但部分问题仍存在较大分歧[2]。
7月6日，美国正式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同时对160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加征关税征求公众的意见。中国也采取了强力反击，宣布了5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其中300亿美元商品已于7月6日生效，剩余160亿美元商品将根据美国行为实时推进。
1.2 中美贸易战的形成原因
1.2.1 经济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美两国的合作逐渐加深，但贸易摩擦也随之而来，在中美双方的立场上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原因。
1.2.1.1 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主导地位。中国GDP从2006年的2.75万亿美元到2017年的12.20万亿美元。1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从占美国的19.8%迅速增长到63.7%，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与美国经济实力差距迅速缩小。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凭着廉价的劳动力和较高水平的生产力，承接了大量轻工消费品、机械设备的加工贸易，以此向美国出口了大量低附加值的产品，导致两国的贸易差不断扩大，并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3]。
2015年，中美两国贸易逆差达到3 656亿美元（中国发布的数据为2 600亿美元），2017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 752.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美国无法接受这样的现状，以中美两国贸易存在巨额贸易差为由，引起了争端。
1.2.1.2 中国出口结构不合理，出口产品核心竞争力弱，对美依赖程度高。
中国产品结构不太合理，粗放型增长方式导致对美国市场有较大依赖性，美国通过限制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使中国贸易结构愈加不合理。中国出口商品中，20%销往美国，加大了对外贸易的不确定风险。
中国以大宗产品出口为主，包括大量农副产品、低廉加工品、组装产品等低附加值产品。在高新技术产品领域缺乏核心技术，企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不高，对美核心竞争力不够的缺陷下，美国使用各种手段，在对华贸易中以提高关税为由，制定贸易保护政策，提高进口标准，非关税壁垒等方式提供了方便，无形中减少美国对外负债和我国的外汇储备，使美国国内经济得到提高，减轻了国家财政赤字。所以，中美贸易摩擦不能忽视反倾销手段，中国企业在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后往往爱莫能助。
1.2.1.3 中国内需不足，对外依赖程度高。
中国经济虽逐年增长，但国内需求水平还未跟上经济增长速度，导致国内需求过大，不得不迫使企业将业务扩大到海外国家，导致了中国对外市场的依赖。根据数据显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平均占比为30%～60%，有相当一部分份额，有些行业也已经离不开美国市场。
另外，受传统的消费观念和储蓄习惯的影响，消费的谨慎观念非常强，大多数人都是在有足够收入保障下才考虑消费，储蓄率高，消费率低是普遍存在的现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更加遏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但生产能力的增加需要找到出口，所以不得不增加出口量，由此，中国的贸易顺差进一步增大。
除此之外，居民可收入水平低、收入分配机制不公、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抑制了中国的消费水平，居民可实际得到的财产性收入低，从而使得消费率低，因此，保证中国经济经济平稳运行，使之较快增长刻不容缓。
1.2.2 政治原因。
特朗普希望通过发动贸易战，赢得美国公众的选票，获得连任，回应了社会中下层和底层的需求，实现他在竞选时对保护国内市场、增加就业和扩大出口的承诺。他强调中国产品夺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和收入。发动贸易战可使美国的内部需求增加，进而增加美国的就业率。
中国GDP近10年来以6%的增速稳定增长，与美国差距逐年缩小，并且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在科技领域也得到了发展，美国对中国产品征税，是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担忧，目的是想削弱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使中国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以稳定其全球地位。
2 湖南农产品贸易发展现状
2.1 湖南农产品GDP的发展状况
2017年，湖南省GDP达0.35万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净值增值为3 689.96亿元，上涨3.6%。2018年湖南省前三季度GDP累计值为25 321.58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0%，拉动经济增长0.2百分点。2017年，湖南省GDP占全国GDP的4.2%，第一产业占比5.64%。农产品进出口方面，2017年湖南省农业出口总值为0.21亿美元，进口总值为1.0078亿美元，进口与出口在全国的占比不到005%。湖南省2018年前三季度农业进口总值为1.44亿美元。湖南省农产品进出口对全国农产品进出口贡献很小[5]。
2.2 湖南农产品贸易的基本格局
总体概括来说，湖南省农产品贸易的基本格局是贸易规模、贸易范围逐年扩大，贸易结构不太协调。
2.2.1 湖南农产品贸易规模。
根据表1可以发现，近几年湖南省农产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贸易额大大增加，不论是出口额还是进口额，2017年与2013年相比，额度都上升了很多。尤其在2014年，“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建设，该省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增多，出口额由原来的8.8亿美元直奔67.2亿美元，接下来的几年出口额均超过65亿美元，在该点上下浮动。进口额随出口额同步变化，表现出上升趨势，2015年也稍有所下降。从2014年开始，该省农产品贸易顺差在不断缩小，贸易顺差可能不会长久维持。
2.2.2 湖南农产品贸易的产品结构。
湖南省生产的农产品种类丰富多样，产量高，但出口种类较为单一。主要农产品保持了较高的产量水平。农产品贸易着力解决内部需求问题，国际贸易在我省农产品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小，农产品出口居弱势地位。在出口的农产品中，大多是粗加工的初级产品，比如活猪、冷冻猪肉、茶叶等。而活猪、茶叶、大米三大产品出口也是湖南省农产品出口创汇的支柱。该省主要进口农产品为大豆、木薯淀粉。
2.2.3 湖南农产品贸易的国际市场结构。
由于农产品市场不断开放，各地区需求不断上涨，该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市场也逐渐扩大。根据长沙海关统计数据，2017年湖南省农产品产销地多达17个国家和地区，如香港台湾地区、东盟10国和欧盟28个国家。其中，香港地区、美国、东盟、欧盟位居前列，是该省主要出口地区和国家。香港地区出口额达到543 518万美元，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出口额。就出口增长速度而言，东盟同比增长了45.2%，远超主要出口地区与国家26.5%、28.0%、29.3%的速度，主要得益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值得注意的是，该省农产品贸易贸易国虽多但分布偏斜程度较大，出口目标地以亚洲国家为主，美国是主要贸易伙伴国之一。而进口市场主要是日本、澳大利亚、欧盟、美国、韩国等少数国家[6]。
3 中美贸易战对湖南农产品贸易的潜在影响
自2018年来，中美贸易品被加税几轮，直至7月6日美方宣布对中国进口的340亿商品征税商品生效，贸易战正式打响。中美贸易战对中美双方及湖南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目前不敢妄下定论，只能根据已有数据等资料从进出口量和市场结构两方面分析其潜在影响。
3.1 中美贸易战对湖南农产品进口的潜在影响
通过察看近几年湖南省农产品进口数据，笔者发现猪肉及杂碎、牛肉、大豆、奶粉、粮食占很大比重。湖南省农产品进口绝对额在全国农产品进口绝对额中所占比例极小，农产品进口排名始终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变动幅度不大，且增速低，排名靠后。2017年，该省共进口猪肉及杂碎2.66 t，价值14.252万人民币，从2018年初截至目前，大豆进口数量为51.15 t，价值1412万人民币，粮食64.75 t，价值17.02万人民币。中美贸易产生摩擦后，根据已公布的数据，短期内，对我省进口农产品影响有限。一方面，湖南省农产品进口规模小，且进口农产品征税在总征税清单中比例不大。另一方面，部分进口农产品对美国依赖程度不是很大。从湖南省进口农产品的比重和产品分类来看，农产品的进口占了非常小的比重，进口农产品的需求较少。该省进口牛肉、奶粉集中于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美进口不多，贸易战对湖南农产品进口的影响非常小。
从贸易结构来看，湖南省农产品进口贸易伙伴以澳大利亚、欧盟、美国和新西兰为主。2017年1至6月湖南省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合计2 671万美元，同比增长5.9%，占2017年上半年湖南省农产品进口总额的27.8%;欧盟进口总额达1 878万美元，同比增长7.6%，荷兰进口总额为1 329万美元，下降11.8%;美国进口总额为1 847万美元，增长461%，占比19.2%;新西兰进口总额为1 221万美元，下降15.2%，占12.7%。该省对澳大利亚、欧盟和东盟一直保持着较平稳的增幅，因此，该省从澳大利亚、欧盟、美国和新西兰进口的数量和产品种类不会受到贸易战的影响而减少。长远来看，中美贸易战对该省大豆进口将产生一定影响。美国大豆在湖南省的进口比例较高，如果对美国对中国大豆进口持续加征关税，会在一定程度上波及该省大豆进口情况。
3.2 中美贸易战对湖南农产品出口的潜在影響
通过分析近几年湖南省农产品出口数据，可以发现，肉食出口占绝对地位，包括鲜冻猪肉、冻牛肉、猪肉及杂碎等湖南特色产品。湖南省农产品出口绝对额在全国农产品出口绝对额中所占比例极小，农产品出口排名始终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变动幅度不大，但出口增速较高，增速排名靠前。2008年湖南省农产品出口绝对额占全国农产品出口绝对额的1%，居第22位，2018年湖南省1—5月份出口绝对额居全国第19位，增速居第3位，达33.2%。在出口的农产品中，又以冻猪肉、猪肉及杂碎，茶叶为主。2016年，该省出口农产品总额为13.76亿美元，同比增长21.3%。该省出口茶叶30 340.07 t，出口同比增长8.2%。出口茶叶中，边销茶的产量与销量占据了全国茶叶总量的半壁江山。该省出口罐头5 8551.63 t，出口总额为8 088.18万美元，重量同比下降1.03%，价值同比增长3.22%;卷烟出口总额为8 725.49万美元，同比增长2843%[7]。中美贸易产生摩擦后，根据已公布的数据，短期内，对该省出口农产品影响有限。一方面，该省农产品出口份额小，并且美方对中方加征关税主要意图是打压“中国2025制造”，农产品征税在总征税清单中比例不大;另一方面，部分农产品的出口对美国依赖程度不大。此外，该省还在继续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茶叶出口在进一步地发展。2018年1—5月份该省猪肉出口量虽然持续下降，但并非贸易战引起。湖南省猪肉出口集中在港澳等亚洲市场，对美出口不多，贸易战对猪肉出口影响极小。
从对外贸易结构来看，日本、美国、东盟、澳大利亚以及东欧地区是该省农产品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香港地区是该省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美国、韩国紧跟其后。2018年第一季度，湖南省对香港双边贸易额为73.3亿元，同比下降94%;与美国贸易额为63.8亿元，增长56.3%;与韩国贸易额为28.8亿元，增长24.8%。同季度内，湖南省与欧盟28国的贸易额为73.9亿元，增长72.9%;与东盟十国的贸易额69.7亿元，增长62.9%。但对比2017年1—8月份与2018年同时期的出口情况来看，出口至美国的产品金额比重大，仅低于香港地区，但同比增长从去年的72.5%下降至25.5%。由图可知，该省对俄罗斯的出口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速，出口至日本的同比增长幅度很大。由此推断，该省出口至日本、东盟、俄罗斯的数量可能会增加。站在长远角度看，中美贸易战对该省农产品的出口是有影响的。如果对该省主要出口产品继续加征关税，其他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需求又基本稳定的话，湖南省对外贸易将会受到很大创伤。
4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湖南农产品贸易应对之策
4.1 湖南农产品贸易的进口对策
4.1.1 优化农产品进口结构。
湖南省在大豆、粮食、牛肉、肉及杂碎等农产品的进口需求量较大;其余农产品进口量极少，农产品进口总量趋于增长，但同比增长放缓，大豆和粮食的进口波动较大，粮食，肉及杂碎较为稳定。
以大豆为例，湖南省大多数的大豆需求依赖进口，并对国外的依赖性很高。2018年前3个季度湖南省大豆进口数量为51.15 t，占农产品进口总额的较大比重。目前，进口大豆只能在巴西和美国中选择，且南美大豆难以在短期内满足我国的需求。另一方面，巴西的大豆收割时间是每年的4—5月，而美国则是9—10月才收割，收割时间的差别将会导致大豆因供给时间不同而难以完全替代。此外，该省大豆消耗主要是豆粕、豆油的生产，但是畜牧类产业的饲料主要原料是豆粕，价格的连锁效应将会影响下游肉类和油脂的价格，从而一定程度提升国内通胀。
美国是湖南省的主要贸易国之一，若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湖南将会继续减少其进口，主要进口农产品可能会转向巴西、印度等市场。有资讯称印度预利用中美贸易战机会向中国出口农产品，俄罗斯、欧盟等国家也希望能扩大对中国肉类的出口。从结构来看，由于加征关税，成本过高的商品进口稍有减少，进口商也发生偏移。那些征税过后成本过高而不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中国加大了从其余替代市场的进口力度。
4.1.2 充分利用进口优惠政策。
该省应充分利用优惠政策红利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关税优惠待遇，从优惠国进口农产品，降低进口成本，从而减轻对主要进口国家的依赖程度。比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中，鲜、冷牛肉、以及其他冻猪肉在菲律宾的协定税率为5%，而在老挝、柬埔寨则不征税;猪大肠头、其他动物肠衣在老挝的协定税率为5%，在菲律宾和柬埔寨为0%，这些农产品的进口税率在与中国无贸易协定国家或地区低很多，该省便可选择从这些地区进口。湖南省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以大豆为主，目前采取的措施是部分转向巴西市场。实际上，巴西进口大豆的价格高于未征税前美国大豆的价格，该省可以考虑从已签订贸易协定地区进口，进而分散甚至消除中美贸易战对湖南省进口大豆的影响。
4.2 湖南农产品贸易的出口对策
4.2.1 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分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
提高农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必须要坚定地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近年来，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明显高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分散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压力，减少对单一国家进出口的风险。湖南虽然不是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但可以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充分挖掘发展稍滞后沿线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拓展省内商品市场空间，协调湖南省较为单一的出口结构。2018年第1季度该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达22.62亿美元，同比增长66.1%。对非洲地区的贸易额增长了95.3%。该省要抓住机遇，深化“一带一路”战略，加大“农业走出去”力度，加快整合优势资源，重点开发，各地区平衡发展，不能仅省会城市一枝独秀[8]。
4.2.2 优化农产品出口结构。
湖南省在冻猪肉、猪肉及杂碎、茶叶、烟草等农产品的出口量较大，占该省出口农作物的相当一部分比重。其他种类农作物如柑橘、种子、蔬菜、食用菌、罐头等出口量较少，导致了该省出口农产品的种类结构不平衡。从出口市场来看，该省农产品贸易的国际市场主要是日本、东盟、美国和东欧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的占比非常少。国际贸易市场的过分集中大大削弱了农产品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会增加对外贸易的成本。
湖南省农作物种类少、质量不高，农产品市场尚不健全，效率较低，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且目前湖南省农业发展现代化、机械化水平较低，跟世界上其他出口农作物相比，质量和价格上都不占优优势、花费的加工成本和流通成本较高，高质量产品需求不足，一般农产品需求饱和，难以适应市场上对不同产品的细化要求[9]。扩宽贸易渠道，建立多元的对外贸易市场格局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但可以帮助我国对外贸易企业规避风险，还有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对外贸易市场。
4.2.3 努力克服贸易壁垒障碍。
加入WTO后，中國遭受的关税壁垒逐渐减少，但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愈发严峻，美国、欧盟和日本是主要实施国家，所涉及的商品主要包括农产品、纺织服装、轻工、机电。有资料表明：中国大约40%的出口商品遭受到了技术性贸易壁垒[10]。由此可见，减少贸易壁垒扩大出口有很大的必要。该省农产品出口的主要障碍来自美国与欧盟的绿色贸易壁垒，比如中国茶叶只有通过指定口岸才能出口到欧盟市场。
湖南省应当加大人才培养和农产品技术投入，争取将农业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纳米技术等高新技术融合，以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动植物的产量和质量，从而培育出优良的品种。加大研发投入，降低农药残留量，提升农业产品质量，增加该省农产品的竞争力。提升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水平，提高效率的同时又可以保证农业信息的及时接收，既保证了农产品的稳定产出，又可以针对市场引导农业生产，发挥出市场对农产品的结构调整作用。
4.2.4 提高产品知名度，打造国际品牌。
湖南省农产品有着规模小、知名度不够、企业品牌意识不强以致自主品牌培育动力弱等缺陷，许多农产品企业技术设备落后、产品档次较低、产品结构单一，且涉及范围小、辐射低、竞争力小。企业之间、企业与农户之间、企业与生产地之间联系不紧密，凝聚力不强，进而使得该省农产品的国际化程度不够，产业结构失衡。进出口企业应当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新技术的加工、新设备的引进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和声誉，提高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部分产品采用中性包装、贴牌生产的方式出口，没有独特的品牌特色，不仅影响了经济效益，而且不利于新市场的开发。
4.2.5 完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应对摩擦的积极性。
湖南省应从本省情况出发，制定符合湖南省特点的法律法规体系，并与国际性的对外贸易法规体系相接轨，形成具备体系化、程序化的应对策略。同时，根据湖南省出口产品的特点，制定出符合世界性贸易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体系与标准，提高抵抗贸易摩擦的抗风险能力。此外，还要提高对待中美贸易摩擦的积极性，从贸易摩擦过程中，不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合理利用WTO的相关贸易规则，维护该省在贸易摩擦中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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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美国政府此次挑起中美贸易战，直接目的在于以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借鉴19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责任不在中国，主要原因在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如果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对中国高端制造发展及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但同时也将势必增加美国民众生活成本，推升通胀，制约消费，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内部实力足够强大时，就会向外延伸甚至实施外部霸权。中美贸易战既已开打，我方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在刚刚显露出初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际，中国再度面临“修昔底德陷阱”。中美贸易战拉开了全球领导权更迭的序幕，如能妥善应对贸易战，成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将为中国的更次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贸易战 特朗普政府 301条款
一、中美贸易战概况
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指令有关部门对从中国进口约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企业进行投资并购。
作为还击，中国商务部3月23日7点发布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的约3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从贸易制裁领域看，中国对美国拟中止减税的地方主要在水果、猪肉这样的农产品及初级产品等基本生活消费品领域，而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主要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很显然，这与其说是贸易战，不如说是对中国复兴的打压，以维护其全球霸权国家的地位。
二、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近20年来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下滑，制造业中的很多岗位流失到了国外。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企业可能得利很多，但美国许多普通劳动者反而喪失了工作，贫富差距加大。这个过程恰好又是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增加。大家容易看到中国拿走了美国的就业，但忽视了科技进步以及产业链分工的影响。以及，随着中国逐渐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美国或者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得不够，外国在华企业面临纠结。贸易战的出发点仍是经济利益的考量。
（一）中美贸易失衡是美方发起贸易战的导火索
目前中美贸易主要格局表现为：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这反映了中美之间的比较优势。中方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5.3%;而美方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3%。为此，美方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美对华贸易赤字1000亿美元。
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中方的计算是3750亿美元，而美方的统计为5040亿美元，双方统计数据相关一千多亿，中美贸易统计存在明显差异。目前，中国是美国飞机、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是美国集成电路、汽车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44%属于“三来一补”企业的出口，这些企业的两头在外，只是在中国进行了中间环节的加工，假若这一部分剔除，那么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二）美方认为中国市场扭曲导致不公平竞争
知识产权一直是中美双方争论的焦点，知识产权争端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问题，美国一直把中国列入侵犯知识产权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商务部2017年10月发布的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备忘录中，美国基于中国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该角色与市场和私营部门的关系，认为中国未充分践行市场原则、从而对经济造成根本性扭曲。特朗普政府挑起本次贸易战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指责中国强制美国企业技术转让，“偷窃”知识产权等。在此背景下，美国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农产品能源等市场，降低汽车等关税，消除金融等服务业投资壁垒，改善市场环境，并采取切实措施削减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三）美国试图借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
2017年中国GDP达12万亿美元，增长率为6.9%，远高于美国的2.3%。2017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3%，按此增速继续增长十年时间，即大约在2027年中国GDP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美国一直试图遏制中国的全面复兴。
20世纪80年代，美国向日本发起了24例301条款案件调查，并通过贸易战等成功打压了日本的崛起及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日本先后被迫签署了美日半导体协议、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最后直接系统性地开放了日本的国内市场。通过301条款，美国成功地打开了日本的医药、半导体、钢铁、电信等市场，包括强迫日本于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和1987年签订卢浮宫协议，成功阻止日本挑战美国经济霸权。
三、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双方贸易战已经拉开序幕，若任由事态升级，结果将是双输的，所以，中美双方都应以理性和智慧来化解矛盾。
第一，对美国经济而言，不仅其发起贸易战的目的不会实现，美国大部分工业品价格走高将引起通胀，损害消费者利益;中国对其农业品、汽车、飞机等的反制措施将挫伤其出口贸易，经济受损，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客户，美国大豆农民将损失惨重，同时汽车和飞机出口企业利益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此外，美国当前激烈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优先”等霸权主义思想，会引起众多第三方国家的不满或质疑，将影响其与多数国家的国际关系。
第二，对中国经济而言，美国发起的贸易制裁将使中国出口受挫，经济受损。对农产品和化工品的反制措施将推升农产品化工品价格，利好该行业企业，但二者作为重要的上游行业之一将一定程度推升食品CPI和中游工业企业成本，进而冲击消费者利益并压缩部分工业企业利润空间，影响社会福利。
第三，对全球经济而言，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起贸易战，将影响世界经济，尤其是当前正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刚开始复苏的阶段，经济还比较脆弱，贸易战对各国经济均将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
第四，对全球金融市场而言，贸易战引发了全球市场的避险情绪，短期内对股市打击较大。当前，经济复苏带动美国进入美联储加息周期、欧央行也进入“温和”退出量化宽松阶段，加息和退出QE进程的节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2018开年经济超预期美股大跌，金融市场波动较大，中美双方开展贸易战严重不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四、中方应对贸易战的对策
一味的妥协，对方就会得寸进尺，最终就丧失谈判权，没有谁在商业谈判中会采用这一策略。所以，我们预计中国政府在美国抛出一些措施之后，会提出一些反制措施，反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双方能更好的坐下来谈。但需要尽量避免去激化双边之间的矛盾。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次美国提出的是针对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的“301调查”，以维系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绝对优势的国际分工地位，而中国有在提倡创新发展的经济转型升级，关系到双方的核心利益，可预见谈判会非常艰辛，但依然要砥砺前行。
但只要双方都保持相对的理性，没有进一步去恶化双边关系的行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坐下来谈的结果估计是中国会做一些妥协，例如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体系和扩大开放，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太可能完全如现在所愿。预计中国在谈判的过程中可能会采用一些谈判策略，例如，在加大对其他经济体开放的过程中，与美国边打贸易战边谈，这样可以获取到更加主动的地位。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涉及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已有的规则对发展经济体来说并不是特别有利。例如，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实施垄断、限制或者扭曲国际贸易，抑制创新，大量存在。部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希望把包括限制性商业惯例规则在内的竞争规则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但由于部分發达国家以这是企业自身行为反对纳入而告终。但我们可以考虑在TRIPs的规则之下寻求立法来鼓励企业突破与创新。
当然我们也需要充分尊重美国政府和企业关切的问题，例如，针对目前国际技术转让规则缺失的现状，通过谈判，形成一个技术转让和技术受让方利益综合平衡的规则体系，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为今后建立国际技术转让多边规则体系奠定基础。尽管目前中国政府对禁止强制技术转让做出过国际承诺，但我们在对外宣传以及对外谈判过程中，可以考虑明确承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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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贸易战;产业转移;贸易流向;“一带一路”
一、 引言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2019年8月1日，特朗普政府不满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进程，在2 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的基础上，宣布对余下3 000亿美元的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通过暂停购买美国农产品、对约75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10%或5%关税、对美汽车及其零部件恢复加征关税等措施进行反击。此后美国作为反制，将之前2 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25%关税调制30%，以及增加3 000亿美元商品税率至15%。显然中美贸易战仍将持续下去，并愈演愈烈。
2008年～2018年间，美中贸易逆差规模由2 848.48亿美元扩增至4 430.55亿美元，占美国当年逆差比重由32.93%升至46.83%。特朗普政府始终将中美贸易失衡作为发动贸易战的理由。本文认为产业转移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并且两国贸易失衡符合价值链分工及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美国单方面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严重破坏了全球价值链，不仅会对中美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也影响到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那么，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否与产业转移有关?2018年3月以来的贸易战会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占比的变化探讨了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并以2018年3月为节点，分析贸易战前后中国对外贸易变化情况。对重新认识中美贸易失衡、最大程度地防范或减少中国的经济损失以及拟定中国未来的战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二、 文献综述
1. 中美贸易失衡原因。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从现有文献来看，其主要原因包括：第一，结构性因素。美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提高，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正好适应美国的市场需求(蔡兴、刘子兰，2012;朱维巍，2014)。第二，数据失真。孙继山(2017)、戴翔等(2018)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存在水分。中国对美国超过半成的货物贸易顺差来自加工贸易，而绝大多数加工贸易又来自外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美国实现了巨大的结构性收益，因此贸易失衡不但有水分，而且不能与贸易利益相等同。第三，东亚因素。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根源在于国际产业转移，即东亚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将其对美国的出口转化成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刘万锋，2008;杨丹、张宝仁，2012)。第四，国内发展战略。我国粗放型发展战略的累积效应以及长期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粗放型发展战略造成了商品结构不合理，外部表现为较强的价格竞争力，并且出口秩序混乱(孙瑞华、张松丹，2006)，但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时候却会有很多政策和条约的限制(林明臻、郭真，2018)。
2. 贸易战对一国贸易的影响。Santos-Paulino和Thirl-wall(2004)估计了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增长，进口增长，贸易差额和贸易平衡的影响，发现自由化刺激了出口增长，也进一步提高了进口增长率。毛其淋和盛斌(2014)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其中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而关税升级会降低加工部门的竞争力，并且影响整个经济体的贸易与福利(Narayanan & Khorana，2014)。吴小康和于津平(2016)、徐艳等(2018)分别运用引力模型和实证检验发现，进口国关税税率越高，中国对其出口越少。有学者专门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模拟。李昕(2012)利用含中国加工贸易部门的GTAP多国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中、美对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0%和100%两种情况，研究发现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1.67%～4.51%，实物投资下降0.82%～2.09%，贸易摩擦的结果是中国损失更大。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仍未定论，而当今中美贸易战对两国经济的影响是亟需探究的问题。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了边际贡献。一是通过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数据，分析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二是以2018年3月为时间点，分析贸易战开始后中国对外贸易流向和流量的变化等。
三、 产业转移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产业转移则是实现空间分工的重要途径(张少军、刘志彪，2009)。发达国家为了实现国内经济高度服务化、制造业高端化以及向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攀升，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将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谭介辉，1998)。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结合本国比较优勢，顺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总量与结构的跨越式发展。本文认为产业转移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1. 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或地区贸易差额的直观分析。本文根据IMF网站数据计算了1990年～2018年美国与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差额占美国总逆差的比重。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占比由1990年的35.80%降至2018年的7.70%，降幅最大，其次对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占比由9.94%降至1.77%。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比由1990年的9.24%猛增至2018年的47.71%。另外，美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占比变化较平稳，而对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甚至出现了贸易顺差，对东亚其他国家(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在内的东盟各国)的贸易逆差占比逐年上升，从1990年的6.08%提高到2018年12.01%。
绘图可以更直观地发现，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和美国对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贸易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例的变动呈“剪刀差”态势。具体表现为：美国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贸易逆差比重大幅缩水，共减少46.56个百分点;对中国贸易逆差比重指数型上升了38.47个百分点。
2. 美国对中国和东亚国家(地区)贸易差额的计量检验。
(1)数据来源。本文选取的变量有：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重，美国对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逆差额占美国总逆差比重，分别用X，Y来表示。由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经贸步入新台阶，同时伴随着东亚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因此，样本研究年限为2000年～2018年。数据来源于IMF数据库。
(2)计量检验。由于本文研究的变量数据是时间序列，而绝大多数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因此先要判断变量是否平稳。使用Stata软件对变量X、Y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中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所示：变量X不平稳，而变量Y平稳。因此还需要检验X、Y两个变量序列一阶差分后是否存在单位根。
如表1中的“变量一阶差分后的单位根检验”所示，对变量X和Y进行序列一阶差分后，P值均小于0.05，不存在单位根，说明变量一阶差分序列平稳。
接下来需要根据信息准则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表中“最优滞后阶数检验”显示，根据FPE和SBIC准则，只要滞后1阶。根据LR检验以及AIC和HQIC准则，选择滞后5阶。权衡考虑，本文选择滞后5阶。
最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美国对东亚贸易逆差占比减小是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比增大的格兰杰原因，而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比增大不是美国对东亚贸易逆差占比减小的格兰杰原因。就经济学意义而言，中美贸易失衡实际上是由于东亚国家(地区)向中国产业转移所致，符合价值链分工及比较优势。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地区)，甚至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华投资、产业转移的方式，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偏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国以及发展偏落后的东亚国家(越南、柬埔寨等)转移。中国逐步成为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与此同时，美国产业空心化严重，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产业比重远远超过物质生产部门，虽然近年来通过产业回流等方式有所缓解，但产业转移等因素造成的中美两国巨额贸易差额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四、 贸易战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1. 总体进出口规模有所上升，但增速放缓。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2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2.34万亿美元，进口总额为1.91万亿美元。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2%;其中出口总额为2.50万亿美元，增长6.9%;进口总额为2.11万亿美元，增长10.4%。进出口总体规模均有增长。
但从月度同比增速来看，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进出口平均增速为8.76%，比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下降了3.81个百分点;出口平均增速7.70%和进口平均增速10.47%，相应下降了3.28和4.88个百分点。2019年2月，出口同比增速更是低至-20.7%。由此可见，自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来，虽然中国货物进出口规模仍在不断上升，但不管进口还是出口，其增速均受到不小影响。
2. 对美贸易受阻，贸易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进出口增速。本文根据IMF数据计算了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中国对前四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东盟和日本，以及韩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去数据缺失的巴勒斯坦共63个国家，下同)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出口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速为5.83%，低于总体出口增速1.05个百分点;中国对欧盟、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分别增长8.95%、12.23%和7.77%，增速分别高于总体增速1.97、5.25和0.79个百分点。进口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减少了9.63%，下降显著;中国对欧盟、东盟、日本和韩国进口增速均低于总体进口增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增速则高达18.34%，高于总体增速7.85个百分点。
贸易战开始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放缓，进口出现了大幅下降。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愈发明显，对其进出口增速均高于总体进出口增速。
(2)进出口占比变化。出口方面，2017年至2018年，中国对各国或区域的进出口占比变化很小。但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比快速下降，由20.35%降至16.24%，2019年后欧盟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出口伙伴;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占比呈上升趋势，2019年4月中国对其出口占比已高达30.59%。
进口方面，2017年至2018年同年较稳定，但从2018年3月起，即贸易战开始之后，趋势就立刻发生了变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占比由25.11%上升到27.68%;对美国的进口占比从8.58%降至5.79%;对欧盟、东盟、日本和韓国的进口占比仍然变化不大。可见贸易战开启之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活动更多地转移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3)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变化。本文参照邹嘉龄等(2015)方法，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中亚5国、蒙俄2国、东南亚11国、中东欧19国、南亚8国以及西亚、北非19国6大板块。时间同样选取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和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两大块。
出口方面，增速最快的是东南亚和中东欧，分别同比增长了12.23%和17.68%;其次是蒙俄和南亚，分别增长了7.49%和5.20%;中亚和西亚北非略有下降。进口方面，整体增速较高，其中中亚、蒙俄和西亚北非的增速高达29.24%、33.50%和33.67%;增速最低的东南亚为7.40%。进出口总额可见图1，东南亚11国在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均处榜首，西亚和北非18国占据次位。
3. 贸易结构难以优化。本节主要比较我国重点商品2018年上半年和2019年上半年分别累计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以及占总出口比例变化。
2018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累计出口金融同比增速分别为15%和18.3%，比总出口增(下转第57页)速(12.7%)高出2.3个百分点和5.6个百分点，增速迅猛。而2019年上半年，我国总出口同比增速仅为0.1%，其中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同比增速降至-0.6%和-2.3%。可见美国贸易战重点针对的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服装及衣着附件和农产品出口在贸易战影响下也持续下滑。以上四大类商品在2019年上半年占总出口比例均出现下降。若贸易战继续下去，我国出口结构将难以优化。
4. 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高，贸易附加值上升。2019年上半年，中国一般贸易進出口1.28万亿美元，同比下降0.56%。其中出口6 880.4亿美元，进口6 055.7亿美元。而一般贸易占总进出口59.86%，比2018年上半年提高了0.88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出口5 289.6亿美元，同比下降7.49%。其中出口3 446.6亿美元，进口1 943.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总进出口24.94%，比2018年上半年下降了1.47个百分点。
从贸易方式角度看，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占比提高，尤其是在出口端，因此贸易战影响下，我国贸易附加值水平反而略有提高。
五、 结论与建议
中美贸易失衡背景下，两国贸易战持续升温。本文基于1990年～2018年美国对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差额数据，利用实证计量模型探究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同时，以贸易战开始之时2018年3月为时间点，分析其前后各一年中国对外贸易变化情况，发现中国货物进出口增速放缓;贸易流向由美国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出口增速大幅下降;短期内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占比提高，尤其是出口端，有利于我国贸易附加值的提升，但是否会长期影响仍有待考察。由于贸易战有滞后效应，若其持续下去，之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大大超过本文所示结果。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中国应加大对外投资，加快产业向中西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的速度，优化海外市场布局，通过产业转移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第二，加快调整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提升产品质量和国内增加值比例，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第三，出台各种政策刺激国内投资与消费，推行供给侧改革，使高端产业与内部消费需求相适应。贸易战终究会给两国带来损失，只有解决内部失衡问题，才能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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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旭泽(1994-)，男，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9-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