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农村合作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之一，也是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既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又要立足本国实际。对此，文章对国外农村合作金融成功经验及发展趋势、国内农村正规合作金融改革、合会的合法化与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创新有关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综述
[文献标识码]D
农村合作金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且发展很成功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但是，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由于在产权和组织模式、管理体制、风险分担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必须进行改革。为了方便更进一步研究，笔者根据近年来的相关文献，对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研究的重点进行简单综述。
一、国外农村合作金融成功经验及发展趋势的介绍
(一)合作金融的发展模式
柯铁(2002)从组织机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三个方面，分别介绍了德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的成功经验。廖富洲、单恒伟(2005)介绍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复合式合作金融体制、以德国为代表的多级法人体制，以及国外普遍存在的合作金融行业协会等;认为各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内部管理制度上基本采取多级法人制度，在行业管理上一般都有较为完备的行业自律管理制度。
(二)政府监管和支持
奎立双、冯平涛(2005)通过对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中的外生性特征进行介绍并比较其异同，认为国家在资金扶持、产权适时退出、经营风险管理制度和建立合作金融存款保险制度四个方面的外生干预，对于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极其必要。陈林(2005)不仅谈到了印度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合作银行和农村地区的银行被排除在存款保险制度之外，而且还谈到了美国的全国信用社股金保险基金和德国的合作金融体系中的贷款担保基金，认为信用社不应充当存款保险制度的先行者，即使要为信用社建立存款保障，也应首先诉诸于行业性的制度安排，即基金赔偿制度。廖富洲(2005)介绍了日本和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及其在税收、利率、存款保险等方面的支持政策，认为内部民主管理、外部监督管理和行业自律管理三者的有机结合，是西方各国合作金融管理的成功经验。此外，廖富洲(2005)还谈到了立法支持，认为这些法律能使合作金融的参与者从立法中明确各自的基本权利、义务和风险，形成相互制约和促进的关系，有助于参与者形成稳定的预期和行为，也可较好地避免行政当局决策中容易出现的部门利益或任意性问题。
(三)国外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趋势
柯铁(2002)、廖富洲和单恒伟(2005)总结了国外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趋势。(1)在经营目标上，柯铁、廖富洲和单恒伟都认为出现了淡化合作性质，向商业化经营的发展趋势。(2)在组织机构和股份构成方面，柯铁认为，农村合作金融借鉴了股份制，加大了按股分红，改变了信用互助合作制退社退股的做法，社员不许抽资退股。廖富洲、单恒伟也认为，国外农村合作金融引入了股份制的控股原则，不仅扩大了股东范围，而且还增加了股金种类和股金数额;同时，一些国家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还改变了社员可以自由退社退股的做法，给社员退股制造某种形式的“退出成本”。(3)在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上，柯铁认为，除股本金和存款外，现在农村合作金融的资金还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向中央银行借款，二是发行债券;而且农村合作金融在贷款对象、贷款数额、贷款期限、贷款用途、贷款方式和贷款利率上，与传统合作金融相比都发生了变化。(4)在业务经营方面，柯铁、廖富洲和单恒伟都谈到了服务对象开放化、业务种类多样化、经营手段现代化、服务追求优质化;而且廖富洲和单恒伟还认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业务范围，日益跨社区化和国际化。(5)在经营管理方面，柯铁认为农村合作金融已经改变单纯的民主管理，而实行民主化和专业化管理。
二、国内农村正规合作金融改革
(一)产权模式
多数人主张在经济金融发达地区，把信用社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在经济金融较发达地区，按股份合作制原则合并信用社，实行县级联社一级法人制度;在生产力和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可按合作制原则对原有信用社进行规范，把县级城市信用社，划入农村信用社的县联社或新成立的农村商业银行(蔡则祥，2002;彭宇文，2004)。也有人认为应按下列模式进行改革：农村信用社分别改组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基层网点(基层机构)或政策性金融机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股份合作制农村合作银行(侯玉林、韩继伟，2002;梁润秀、郑喜喜，2003;崔国平，2005)。另外，信用社改革是坚持合作制原则还是坚持股份制原则，争议很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性的观点。(1)坚持以合作制为改革原则。此种观点认为，合作金融的本质特征要求其存在形式只有一种，即合作制;其实现形式也只能是合作制，而不是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黄永华，2000)。应在坚持合作制为农村金融组织基本产权形式的原则下，改造农村信用社(张长全、胡德仁，2003;郭田勇，2003;欧阳仁根、张庆亮，2003)。此外，在合作制的具体形式上，彭宇文(2004)认为以股份合作制取代互助合作制，追求一定盈利和为社员服务并举，是可行的选择。(2)坚持以股份制为改革原则。这种观点认为，股份制是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地方性、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是中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目标模式(蔡则祥，2002)。农村信用社走合作制的发展道路，是完全行不通的，农村信用社必须选择股份制作为终极产权制度(赵万宏，2003)。另外，周脉伏、稽景涛也认为，信用社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合作制规范的路子是行不通的，必须另起炉灶。(3)以合作制为过渡，以股份制为终极目标。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在把合作金融作为农村金融主要形式的同时，应该允许部分农村信用合作社合并为股份制金融企业，而且大量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终极发展目标将主要是商业银行(阎庆民、向恒，2001)。还有人认为，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使合作制过渡到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逐步过渡到单一的股份制的产权形式，即最终目标是实行股份制改造，而且产权制度最好以省为单位(雷春柱，2004)。(4)不存在“最优模式”。何广文(2003)认为，农村信用社制度创新，不
存在“最优模式”，不同模式各有优缺点，应以合作制和股份制多种模式同时并存。胡竹枝(2005)也主张，不能简单地认为应该有一种“最优的模式”，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存在于农村金融体制中与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而应该构建一个多元化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体制。
(二)组织模式
信用社改革的组织模式，不仅因产权模式的主张不同而不同，而且即使产权模式的主张相同，设计的组织模式也可能存在差异。目前，信用社组织模式的改革方案，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1)是否取消基层社的法人地位。阎庆民、向恒(2001)主张合作形式仍应保持基层社一级法人制度不变，待社员合作意识增强、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提高之后，再逐步取消基层社法人制度。但是，彭宇文(2004)、吴王番(2005)则主张，县级联社变为一级法人，取消基层社的法人地位，把基层农村信用社改制成为营业机构。(2)如何组建多层次组织机构。张长全、胡德仁(2003)认为，将农村信用社分别建成合作银行、以县级联社为一级法人、将多家农村信用社合并为一级法人、以单一农村信用社为一级法人的多层次产权形式。雷春柱(2004)则认为，合作制金融体制可以采取省联社、县市信用社、乡镇分社的组织形式，实行省联社、县市信用社两级法人体制;也可以采取省联社、县市联社、乡镇信用社的组织形式，实行省、县、乡三级法人体制。
(三)管理模式
对信用社管理模式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是采取行政管理还是行业管理。陈剑波(2000建议，建立地方银行监管体系作为信用社管理体制设置的试点内容之一，并且提出两种具体方式：(1)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变为独立的省级信用社管理局或办公室别人省政府行政序;(2)建立省联社进行业务管理。但是，张杰斌(2005)却论述了省级政府的行政管理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背离，以及省级联社行政化的危害，认为联社及基层社不可能建立起符合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组织模式。因此，建议防止省级联社行政化，而应确立协会的经济法主体地位，发挥信用社协会的作用。彭宇文(2004)、陈岷(2005)则认为，应建立农村信用社的自律机构——农村信用社协会。此外，欧阳仁根、张庆亮(2003)主张，建立金融监管为主、行业管理为辅、民主管理为基础、社会监管为约束的农村合作金融管理体系。
(四)金融监管
在金融监管方面，主要探讨农村合作金融市场准人、金融机构退出机制、金融危机处理机制、金融风险防范预警系统等内容。其中，对金融危机处理机制的讨论比较集中，而且主张建立下列三种应对措施。(1)存款保险制度。纪琼骁(2003)建议，农村合作金融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组织形式必须高度集中统一，权力集中于中央。欧阳仁根(2004)则建议中国的合作金融存款保险机构应当采用官民合办的模式，在投保方式上采取强制性投保方式;此外，欧阳仁根还设计了投保人、存款保险标的和最高赔偿额、保险费率的确定等具体内容。但是，陈林(2005)却从农村信用社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较之于大型商业银行不是那么严重，以及存款保险制度能助长银行及其股东风险偏好两个方面，认为信用社不应充当存款保险制度先行者。(2)专项风险基金。陈剑波(2004)认为在金融风险分担机制方面，除了建立全国存款保险，还应建立专项风险基金。即中央、省政府每年从银行业新增税收中划出一定比例投入基金;基金在存款保险机构资金不足以进行破产清算或银行重组时，可以作为存款保险的借款来源之一。陈林(2005)也认为应借鉴美国和德国的基金制度，为合作金融体系提供信用保证。(3)最后贷款人。欧阳仁根、张庆亮(2003)建议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对出现暂时流动性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财务援助和救助行动，防止金融体系的动荡。
此外，陈岷(2005)还建议在信用社的责任形式方面，增加“保证责任形式”，并主张自然人人社且探讨了自然人人社的条件;欧阳仁根、黄永华、吴王番等学者还建议加快农村合作金融立法，并就立法内容进了探讨。
三、合会的合法化与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创新
(一)合会的合法化
合会具有互助合作性质，是合作金融发展的雏形，至今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仍然较兴盛。但是，合会并没有被纳人金融监管体系，仍属于非法金融组织。目前，陈剑波(2004)、吴王番(2005)、李伟毅和胡士华(2004)等绝大部分学者都主张合会合法化;乔桂明、陈晓敏(2004)还认为，将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纳入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整体规划，可以有效控制农村金融风险，促进农村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
在合会合法化的具体措施方面，安菁蔚、任大鹏(2005)认为，应借鉴日本或台湾地区的经验，制定《合会运作管理条例》或将合会纳入“民法典”中进行调整。对具有一定规模和管理制度的合会应允许其领取执照开展业务，短期内可限定其利率浮动范围，长期内则可以完全放开利率以自由浮动(郭沛，2004);应该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范围、活动内容、审批程序以及风险处置方式等(陈剑波，2004)。
(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创新
伴随着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化，一些学者极力主张进行农村金融组织创新。陈剑波(2004)主张发育新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互助性的存贷款机构等，并认为传统的组织资源的充分利用将大大降低实施改革的成本和风险。李昌平(2005)则极力推荐社区发展基金会，他不仅详细总结了社区发展基金会成功的四个基本要点，而且还设计了三种方案：(1)让社区发展基金会承担国家办的农村信用社的中介职能。(2)将国家的农村信用社改造为农民土地银行，将社区信用合作社或社区发展基金会改造成社区土地信用社。(3)让国家的农村信用社维持现状，同时支持社区信用合作社或社区发展基金会发展，形成竞争和合作的格局。
责任编辑：艾佳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本文以互联网为视角，以丝路金融合作为主题，在梳理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的发展动态的基础上，分析了丝路金融合作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认为我国应构建线上金融服务系统，推動人民币成为“丝路货币”，通过金融产品创新活跃丝路金融市场，充分利用互联网促进丝路金融合作的稳步发展和不断深化。
关键词：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丝路货币；战略路径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对中亚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经过多方的努力，丝路经济带上的合作日益深化，金融合作作为丝路合作中重要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但由于各国经济、文化、地理位置方面的差异，通过传统渠道进行金融合作存在种种制约，而基于互联网的丝路金融合作则由于其服务便捷、信息匹配快等优势而逐渐受到人们认可。如何创新金融合作模式，激发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内生合作意愿，已成为丝路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在这个基础上，本文以前瞻性视角将互联网引入丝路金融合作发展进程，通过研究基于互联网的丝路金融合作战略路径，帮助创新金融合作模式，解决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的现实课题。
一、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的发展动态
丝路金融合作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货币金融合作、贸易金融合作、投融资金融合作。
1.货币金融合作
货币金融合作主要指货币结算、货币互换、货币汇率协调及区域货币一体化等方面的合作。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资料，自2013年至今，中国已与36家央行签订了互换协议，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进驻迪拜，其他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也正在迅速地扩张中。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倒逼影响，以五大行为首的商业银行开始主动通过自建电子商务平台、与电子商务公司合作、开展在线借贷业务等模式逐渐拓展自身的互联网金融业务。
与此同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期也于2015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CIPS由中国人民银行仿照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组建，能够实现其规划的基本功能，安全性、结算效率也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CIPS的成功上线运行是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管理方面的重大突破，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货币结算方面的一大进步。
2.贸易金融合作
贸易金融合作主要包括贸易支付、贸易结算等金融服务方面的合作。
近年来，我国基于互联网的贸易金融服务呈现出较为良好的发展趋势。以出口贸易为例，2011年-2015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渐趋平稳，而出口跨境电商的交易规模却实现高速增长（如图1所示）。细分模式后，出口跨境电商中尤以网络零售潜力巨大（如图2所示）。以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AliExpress）为代表的跨境电商一方面受惠于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另一方面也通过跨境贸易的结算为我国跨境电商出口额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3.投融资金融合作
投融资金融合作的主要内容为个企贷款、基金销售、证券投资等。
2013年6月，支付宝和天弘基金联手推出的“余额宝”综合了支付宝的平台优势和货币基金的专业优势，迅速突破1亿用户并成为中国最大的货币基金。根据网贷之家的数据，截至2017年11月，我国已有5965家P2P网贷平台，其中正常运营1954家，累计问题平台数量4008家，累计交易额超过60091.32亿元。以“天使汇”为首的众筹虽起步晚但发展快，为民间资本的融通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这些全新领先的互联网金融完全可以拓展用于促进线上丝路金融合作。
二、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的制约因素
1.互联网发展区域不平衡
互联网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情况在本国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均有体现，互联网普及率较低的地区尤以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为主。
图3展示了中国各省份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分布（颜色越深表明信息化发展水平越高，颜色越浅表明信息化发展水平越低）。对国内各省份的评价结果显示，国内信息化发展水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北、西南、东北三个方向基本呈现递减态势，而作为互联网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内部发展也并不平衡。
图4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信息化发展的程度。从图中可以看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信息化程度差异较大。其中，欧洲地区及部分西亚国家信息化发展程度高，中亚国家互联网发展程度则相对较差，地区形势动荡的国家（如伊拉克）信息化程度最低。
互联网的特性不仅是单边，更要是双边、多边的。中国内地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信息化程度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互联网的便利程度、弱化其在丝路金融合作上的优势。这就说明需要发展落后地区互联网设施，同时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网上金融服务系统。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促进丝路金融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2.流通货币不确定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数量广泛，囊括了中亚、欧洲、中东的多数国家，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仍没有统一的通货。金融合作受限于汇率，一旦国际汇率发生较大波动，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产生直接影响。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推进人民币成为“丝路货币”已是大势所趋。
但是，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主要货币在国际市场上仍占据较大份额，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自由兑换也尚未实现，这些问题都给人民币区域化带来了相当大的阻力。没有统一的通货，不仅降低了互联网给境内外居民与企业带来的便利，而且减少了境内外居民与企业投资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渠道，制约了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的发展。
因此，促进人民币区域化、尽快完善基于互联网的货币流通渠道成为重中之重。
3.金融产品种类不丰富
目前，我国利用互联网进行金融创新的浪潮已经掀起，BAT三巨头也纷纷加入。阿里金融推出的支付宝和淘宝众筹在融资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腾讯于2014年推出的“微信支付”已逐渐步入日常生活，百度也与中信建投合作推出了“百度财富”这样的网络贷款与理财平台。
但是，这些突破仍然停留在工具平台的层面，很少有对金融产品本身进行的创新。产品结构雷同、服务内容单一，创新力度不足，同类互联网金融机构之间竞争激烈的背后是金融产品的高度同质化。对我国在丝路沿线的金融市场上，相对而言缺乏的是针对不同主体的多层次、多样化、高度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如果将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局限于工具平台，我国金融服务平台的竞争优势将逐渐被沿线国家本地产品的优势所掩盖，国外市场的拓展也将受到限制。
三、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的具体路径
基于以上对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制约因素的思考，我们将互联网丝路金融合作的具体路径分为三步（如图5所示）：构建网上金融服务系统为第一步，旨在为后续的互联网金融合作打好平台基础；完善基于互联网的货币流通机制是第二步，目的是给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人民带来便捷的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是第三步，希望能够达到深化金融市场的最终结果。
1.构建网上金融服务系统
如图6所示，网上金融服务系统由多个平台组合形成，信息平台、电商平台、支付平台是系统的核心三要素。信息平臺打通信息流、电商平台承担物流、支付平台完成资金流，三个平台共同作用促进丝路金融合作的发展。在此过程中，需要借鉴传统丝路金融合作的经验，以经验构建系统，以系统完善理念，达到线上与线下的协调发展。
具体到国家和地区而言，虽然我国和丝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并不平衡，但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也存在着实现信息化超常发展的可能。以我国为例，信息化发展水平较为成熟的省份，却并不一定是发展最迅速、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份。目前，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投入资本、引进人才、创新技术及国家的政策鼓励，实现超常发展，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接近甚至赶超先进省份。
2.完善基于互联网的货币流通渠道
丝路金融合作亟需一种沿线各国均认可的货币。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人民币完全有优势成为丝路经济带上统一的流通货币，即“丝路货币”。
完善基于互联网的货币流通渠道，需要做到：①完善CIPS一期，尽快发展CIPS二期。CIPS一期实现了大部分基础功能，但在结算方式、业务种类、运营时间等方面仍有提升和发展空间，希望通过二期予以完善；②加速推进人民币区域化。中国需不断加强对外开放，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作用。为降低外汇浮动风险，可提供人民币融资优惠，尽量精减国际主要外汇币种兑换环节，从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③尝试扩大人民币金融产品的营销模式。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互联网基金产品的竞争力，而且能够丰富经济带内国家和地区的理财模式，同时提高闲散资本与产业资本对接的效率。
3.鼓励丝路金融产品创新
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特征，积极运用创投基金、产业基金、保险基金等推动资产证券化，充分利用直接融资渠道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
我国对丝路沿线国家开放的金融产品应包括但不仅限于互联网平台推出的产品，也需拓展到资金结算服务、融资产品、风险管理产品等。以融资产品为例，根据李忠（2015）的分析，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发行人民币国际债券的环境，可以进一步借助上海自贸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平台，设计发行人民币国际债券，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综上所述，我国应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互联网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促进金融业态的多元化；构建网上金融服务系统，为丝路金融合作提供基础平台；完善基于互联网的货币流通渠道，推动人民币早日成为“丝路货币”；鼓励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活跃丝路金融市场。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合力，基于互联网的丝路金融合作才能稳步推进并不断深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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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广奇（1964.03- ），男，陕西合阳人，经济学博士后，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财务会计等；蔡溦（1993- ），女，江苏泰兴人，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
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唤醒了东亚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意识，也促成了东亚货币金融的初步合作，东亚\"10+3\"机制不断得以完善和拓展，近年来在复杂的东亚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中，受制于各国的合作意识分歧、东亚美元\"本位\"的固化等因素，东亚货币金融深入合作止步不前、陷入困境，严重阻碍了东亚贸易和投资合作的长远发展。鉴于此，文章主要针对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路径选择进行了分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全球金融危机；路径选择
1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现阶段的困境
根据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进行衡量，当前的东亚地区已经基本具备了建立共同貨币区所必需的一些基本条件，从上文中的论述可知，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因而建立东亚货币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仅根据货币区的相关趋同标准，尚无法就此认为东亚在现阶段就能够建成货币联盟。特别是在当前所处的金融危机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化程度的不同，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影响程度轻重有别，鉴于货币合作对部分主权的让渡有所要求，因此各国对于合作的热情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货币联盟的实现更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因为东亚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特定的政治历史，所以现阶段的货币合作除了要受到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的限制外，更受到政治稳定、民族宗教意识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东亚作为身处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区域整体，还要受到区域外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1.1区域性汇率协调和联动机制缺乏
随着东亚区域内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的加快，东亚各经济体相互依赖增强，市场与汇率政策的溢出效应日益显现，各经济体都极为密切关注其他各国的货币政策。由于金融危机的传染效益，区域性汇率协调和联动机制的建立已经十分必要与紧迫。虽然东亚各国早已意识到汇率协调与合作对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性，但是鉴于汇率协调与合作牵涉到各国的主权货币让渡等敏感因素，因此汇率协调和联动机制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长期以来东亚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得东亚地区的汇率和金融市场一直处于波动状态，这种机制容易受到投机行为的冲击，区域性汇率协调机制的缺乏严重制约了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向深层次发展。
1.2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上存在较大的不平衡
尽管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速度较快，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缺乏均衡性，各国在市场化程度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这一地区同时并存。而欧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便是各国普遍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且国与国之间差异甚微。就东亚地区而言，既有处于中上等收入阶段的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等国，也有位于中等收入层次的泰国、中国，还存在着低收入國家柬埔寨、印尼、越南、缅甸等。而从经济体制来看，虽说大部分已实现市场经济，但鉴于国情的不同，各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也有所差别，有自由市场经济的日本和韩国，也有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实施的则为协调型市场经济体制，缅甸、老挝、越南等则同中国一样还在进行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到各国政策制定者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东亚货币合作的进一步深化。除此之外，虽然东亚地区拥有东京、新加坡和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但由于东亚各国大多处于经济的起步与发展期，对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的控制还比较严格，各国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还不高，长期债券市场发展也相对滞后。
1.3东亚主要国家在货币金融合作意识和战略上分歧大
东亚主要国家在货币金融合作意识和战略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中日两国。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和国内经济的不景气状况，日本无法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起引领作用，相反，中国在金融危机后外汇储备保持稳中有升，坚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和资本市场渐进开放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同时会进一步削弱日元的国际地位。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调整其日元国际化战略，提出“亚洲日元”，显然不希望亚洲出现另一国际货币，中日对东亚货币合作态度存在着较大分歧，尤其是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货币主导权的争夺几乎无法妥协，再加之近年中日在钓鱼岛问题和中菲、中越在南海问题的争端，使部分国家间合作的信任度降低，这对现阶段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造成较大困惑。
2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路径选择途径
2.1加快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统一货币区创建经济基础
当今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认为，国家和地区间谋求建立区域经济合作集团，一般要沿着如下由低到高的阶梯进行：缔结优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同盟、经济同盟；从区域货币合作现存的实例如欧元区来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要早于货币合作，只有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去推动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才可能健康发展。因此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也不能违反这一规律，只能从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始，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但现实情况却是“货币同盟的建立比自由贸易区更快”，由此可能造成当经济失衡时不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实施共同的政策合作加以解决，而只能由失衡国家自己承担，这在货币主权进行让渡的情形下，成本巨大，失衡国一般难以承受，而一体化的货币区也就难以为继，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各国在进行统一货币区建立之前，应加强内部经济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通过协商，建立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就是要坚持按照区域合作的规律来执行，率先建立自由贸易区，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建立货币同盟，这样才可能获取货币一体化的最大收益。当然，先后成立的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说明了东亚各国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2.2合理、准确地设定合作目标
迄今为止，对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毫无争议，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就已达成广泛的共识---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直接的应对经济危机，更应该是谋求东亚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与持续、稳定发展。鉴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历史文化、要素禀赋、经济结构的差异，各经济体对于危机的应对之策是不同的。所以，这种以直接应对金融危机为目标的合作机制不仅不会促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阻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危机是非常态的，经济的发展、综合实力的增加才符合各经济体发展的要求。因此，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共同繁荣与稳定发展”。
2.3促进人民币区域化，形成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良性互动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是对外货币金融合作的过程，如前文所述，自2001年起中国与周边国家及经济贸易密切的国家签署大量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尤其是与东亚国家的货币合作具有天然优势条件，中国2002年与东盟國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2010年已开始正式启动，目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处于攻坚阶段，中韩自由贸易区已在2015年签署协议。在此有利的基础上，中国应积极促进与东亚国家区域内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规模，充分巩固在原有的CMI（清迈协议）框架和近年外汇储备库建设已取得的货币互换成果基础，继续提升外汇储备库的规模及实际运作效用，增强东盟国家对人民币的信心，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互信基础，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不断提升人民币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由中国主导2015年年内即将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不仅有助于東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良性互动的重要见证。
人民币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影响力的提升，不但有利于扩大人民币在东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的信用，拓展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和使用范围，逐步成为周边国家外汇储备货币。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成为关键货币，势必会逐步影响长期以来“东亚美元体制”的固有格局，进而漫射到欧美发达资本市场。因此通过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货币合作逐步扩大除周边地区外的国际货币合作，对增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开放、汇率自由化，逐步促使合作方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货币，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重要推动作用，也将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3结论
综上所述，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世界和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当前应当将重点放在如何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层面，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也必将产生更进一步的神话，在这个过程中，合作的双方也必须要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不断的协商与谈判，通过理性的决策来促进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不断完善，以促进亚洲经济的复苏与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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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针对校企合作的模式和存在的问题，文章以广州城建职业学院的金融专业为例，探讨如何进一步建设具有区域经济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提出合作学院式订单班、实训校区和双导师制等建议，同时希望克服在校企合作操作中的问题，使校企合作取得长足发展。
【关键词】 合作学院式订单班 实训校区 双导师制
教育部于2006年颁布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服务是高职院校教学的主要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的发展道路，总结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是一种办学模式，“工学结合”是一种育人模式。校企合作的基本内涵是产学合作。校企合作体现了高职教育与行业企业的紧密联系，也是目前改革高职教育办学模式、教学模式等的关键环节。校企合作是当前我国实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平台，也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企业所需人才对接的契合点。
一、校企合作概述
校企合作，学校、企业和学生都是利益的主体。学校可以利用企业先进、完善的设施和生产环境，培养出等多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企业可以借助学校学生自愿的优势，培养出符合企业要求的人才；学生可以在企业实习中一方面获得报酬，另一方面参与到实践中，积累工作经验，了解企业对人才的具体要求，为以后就业打下基础。
张平（2010）等将校企合作模式类型分为以下几类：模块型委托培养模式；校企互动模式；顶岗实习模式；订单式合作模式；教学见实模式等。邓志新（2012）把校企合作类型分为：“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2+1”人才培养模式；“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企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全方位合作教育模式等。无论如何划分校企合作模式，目前我国的高职教育的校企合作模式，普遍存在学校的积极性高，但是企业的积极性不高的现状。校企合作难以深入开展的原因：一是学校谈到校企合作时，总是希望企业给予经费或者设备上的无偿支持，但是企业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不愿意做短期没有收益的事情；二是企业缺乏与高职院校合作的热情，随着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技能型人才的供求也发生变化，过去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对企业的吸引力逐步下降。传统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只是一种比较松散的校企合作方式，而且会因为人事的变动造成“只谈恋爱不结婚”的局面。校企合作难以深入开展的根本原因在于高职院校与企业缺乏有效衔接的桥梁。
分析企业合作的热情不足的原因在于，企业的投入成本大，但是收入少。要解决企业的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必须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这就要求我们在校企合作中，解决企业参与教学、教学内容更新、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兼职教师聘任和学生就业等问题，为企业量身定做，培养企业所需的人才，减少企业的成本。
二、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校企合作模式
本文以广州城建职业学院金融专业为例，探讨校企合作模式，对现代金融业校企合作模式进行探讨。该院的金融专业为了适应企业对应用型金融人才的需求，主要以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为主，实践教学作为高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主要途径。
目前广州城建职业学院金融类专业在进行校企合作的现状是在保证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前提下，要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对军人类人才的需求，拓宽校企合作的途径，培养学生适应社会、适应行业的基本技能和实践能力，强化校企合作的力量。因此高职院校在进行校企合作的时候需要切合区域经济特点，明确专业发展方向。高职院校的生源大部分是来自本地区，毕业后也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发展。金融作为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反映区域经济特点，而且区域经济的发展也要借助于金融的区域化运行。借鉴德国的“双元制”模式，我们选择长江证券有限公司、宏穗投资有限公司等作为合作对象，根据职业岗位的需求，进行充分的专业人才需求调查，校企双方共同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产学研的合作，我们采用2.5+0.5的人才培养方案，即前面两年半的时间学生在学校进行基础课及专业理论课的学习。第六个学期学生开始进行毕业顶岗实习。金融专业在实践中摸索发展，初步形成特色鲜明的理论教学体系、时间教学体系及素质培养体系，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
吴耀伟（2010）认为，校企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从学校层面上看，主要有：对校企合作办学理念认识不足；高职院校自身的优势不明显（包括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课程开发满足不了职业岗位需求、双师素质教师不足、实训条件和场地不足等）；传统的教学管理不能适应需要等；从企业层面上看，主要有：企业缺乏成熟的合作意识；企业合作动力和能力不足等；从政府层面上看，主要有：缺乏法律支持；缺少宏观调控等。高职教学人才培养主要是满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为主，以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为手段，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体现了高职教学的本质。当前高职院校的金融类专业人才培养面临如何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将学生培养成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满足行业的需求，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正尝试建设具有专业特色和区域经济特色的校企合作道路。
1、校企共建“合作学院”式“订单班”
校企合作还可以共建“合作学院”式“订单班”，使学校企业两者融为一体。广州城建职业学院的金融专业进行订单式的人才培养，与广州宏穗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组成订单班式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订单班”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是松散的管理，而是在2012年开始对订单班学生进行独立组班，企业派遣专业老师，针对企业的独特需求，进行授课，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参考企业专家的意见，企业参与到制定一些教学的管理制度，共同构建双师教学团队，共同实施教学环节，共同实施顶岗实习，共同开发教材等，合作院校式订单班成为校企合作的稳固平台。在这个合作平台上，学院从企业聘请行业专家到学院做兼职教师，使师资队伍的实力增强，同时建立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金融专业以技术交流为辐射点，推动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合作院校式的订单班的建立确保学生在企业顶岗实习半年以上，企业可以培养自己所需的技能人才，把合作的院校当做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高度重视校企合作的发展，可以客服目前校企合作中企业积极性不高的现状。
2、校企共建“实训校区”
学校引企业进校共建实习工厂、实习基地等。企业负责设备投资、提供顶岗实习的岗位和技术指导。学校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阶段，安排他们在课余、课内等阶段性进行实训。依据协议，学院向企业提供学生和开展员工培训。通过共建“实训校区”，学院积极主动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企业主动参与到学生的日常管理和培养中，让企业感受到高职学生在企业发展中的主要作用。目前广州城建职业学院的营销专业就建立了“实训校区”，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目前金融专业建立了“金融服务中心”，现阶段“金融服务中心”只是本专业的老师在操作，下一步将要与企业共同建设，将“金融服务中心”的业务范围扩大化，更加正式化，让老师、学生和企业的人员共同参与进去，促进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
3、校企共建“双导师制”
“双导师制”指的是在实施校企合作过程中，学生在企业顶岗实习配备两个导师，在校企合作培养技能型人才过程中，两个导师各司其职：校内导师负责学生的课程学习和毕业设计的指导；校外导师侧重培养学生在课堂之外的能力素养、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和职业道德等的训练。这种“双导师制”培养模式能够充分利用学校、企业两种教学资源和环境，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了促使“双导师制”的顺利进行，学院构建了“学生—实习单位—学校”三方的责任、义务权利相对明确的机制。
一是互惠互利激励。有针对性地选择企业作为长期的实习实训基地，建立长期的合作协议，校企双方开展工学交替、产学研究。二是学生跟踪管理。构建学院、老师、企业的三方管理机制。校内导师需要不定期到企业走访学生、探访学生的实习情况，和校外导师经常联系，了解学生在实习中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经常和学生在网络上进行联系及时掌握学生的组织纪律、行为表现、关心学生实习期间的学习、安全问题、生活和健康状况。三是顶岗实习效果评价。学生实习效果的评价，主要以项目成果为依据，突出社会价值。主要由实习单位对学生完成业务的质量、带来的经济效益等作为评价指标。
“双导师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导师的选取。校内导师一般从专任教师中选拔，要求导师有良好的师德和责任心，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了解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目标，有较强的专业学习指导能力。校外导师的职责侧重于提升学生的发展空间，一般由校外实习基地所在企业中业务素质较高、工作能力强、专业知识丰富的业务骨干担任。学校与校外导师签订协议，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使得“双导师制”顺利进行。“双导师制”实现学生实习与就业岗位的零距离接触，构建了学校与社会联合培养学生的平台，建立学生实习、就业的长效机制，达到素质培养与企业需求的对接。
但是在探索中，我们也发现校企合作还存在相当的问题。第一，政府角色的缺位。校企合作的保障与运行机制不健全，学校与企业合作的时间长短和合作的深度取决于校企之间的情感，因此合作的稳定性较差，常造成“只谈恋爱不结婚”的局面。政府虽然表示对校企合作的重视，但是并没有实质性地推动参与协调校企合作，政府在立法、财政等方面也未能给予支持和引导。第二，合作机制不规范。由于政府没有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导致校企合作缺乏监督与约束。学校与企业基于双方的利益进行合作，但是由于利益的去向和短期行为，使得校企合作难以建设长期的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机制。第三，教学机制不完善。学校和企业确定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学院对教学机会的限定和企业培训的灵活性两者有时难以协调，因此会采取一些变通方式，但是结果不甚理想。因此，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可以在学校和企业在合作中给予直接引导，甚至是参与到校企合作中，确立专门的法规保护鼓励校企合作的开展，而学院也将继续完善教学机制，促进校企合作取得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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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实现泛北部湾经济合作，需要该区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相融，因为政治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生产力。克服差异、实现多国政治文化融和是促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内在要求；要在认清泛北区域多国政治文化的差异性与相容性的基础上，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建设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多样性条件下合作共赢的政治文化。
[关键词]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政治文化；差异；融合
[作者简介]陈元中，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 南宁 530006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是一个跨国和跨省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构思。该区域包括以广西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七个国家。合作与发展的重点是打造“海上东盟”平台，加强港口物流合作，促进区域内产业对接与分工合作，扩大相互贸易与投资，大力发展临海工业，联合开发海上资源，加快临海城市发展，形成一批互补互利、相互促进、各具特色的港口群、产业群和城市群，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
泛北部湾经济区已经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在论证其可行性。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泛北部湾地区的国家领导人积极响应，东盟秘书处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地区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给予赞同和支持。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已经由共识走向实践，确立了一系列合作原则和项目，可以说，北部湾已经风生水起。泛北部湾既是一个经济合作区域，也是一个文化交流区域。区域经济合作，需要区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相融与支撑，因为文化决定经济——生产与市场以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交流为前提。因此，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中的多国政治文化差异与融合问题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一、政治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生产力
(一)政治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要素
区域经济的发展缘于该区域生产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其中，文化生产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所谓文化生产力，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将人类自身的思想、理念和情感作用于一定载体，转换为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和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文化生产力的作用表现为：一是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人在经济建设中富有特殊的思想、理念和情感，拥有自己的追求并转化为具有民族特点的物质产品，以适应时代文明的发展并满足本区域和全球性的要求；二是人们进行形而上的文化形态生产。正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无论是哪一种文化生产力，都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都是生产者思想、理念、意志、态度、情感、愿望和价值取向渗透于全部文化生产过程的结果，而这些要素的凝聚，准确地说，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作用；或者说以上文化生产力中的重要成分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的作用突出地表现为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中民族和国家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的一致性，至少是相融性，这样才能有区域经济合作意向并走向经济贸易合作实践。二战以来，世界多种区域经济合作的事例足以说明政治文化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如意识形态对立时期的“马歇尔计划”和“莫洛托夫计划”导致的欧洲出现两个区域性特征和原东盟区的建立就是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等政治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而现在的欧盟这个最典型的区域经济合作区对欧洲各国政治文化进行重新整合，才使该区域经济合作具有了政治文化认同。虽然政治文化差异不可能消除，如宗教问题就有可能导致欧盟合作中的某些不和谐，而实现政治文化差异的融合是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不可轻视的重要任务。
(二)克服差异、实现多国政治文化融合是促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内在要求
差异具有产生吸引以促进合作和导致对立以阻碍合作的双重性。因此，区域经济合作都要面临如何正确对待政治文化差异，避免原则性分歧以实现政治文化融合的问题。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中，克服差异，实现政治文化融合的任务十分艰巨。区域经济合作各方必须形成共识，而这种共识从表面形式看是经济层面的，如2007年7月26日召开的“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达成八大共识，即共同获益的共识。合作中始终兼顾各方各国的利益，尊重各国的资源选择，广泛吸引各种合作伙伴参与；先导领域合作的原则；以交通基础设施为重点的共识；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共识；加强金融合作的共识；逐步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尽快成立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跨国专家小组，由泛北部湾各国、东盟秘书处、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官员和专家共同组成。建立政府合作机制，加强政策协调，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纳入现有的“10+1”合作框架；发挥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前沿和窗口的共识；行动更加务实，各方共同努力的共识等。
以上各项共识都是以本国的根本利益包括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民族安全为前提的。这些利益最大化(建立在双赢或建立在“非零和”模式基础上)和安全战略内含着参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各个国家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政治情感乃至政治信任等要素。只有真正形成了政治互信基础上的文化相通相容，才能为该区域经济合作奠定稳固的基础。毋庸置疑，泛北部湾经济区中的、以广西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越南以及相邻北部湾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七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差异问题十分突出是不争的事实。要实现经济合作与和谐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克服差异，实现政治文化的融合。
二、泛北部湾经济区多国政治文化的差异性与相容性分析
(一)泛北部湾经济区多国政治文化的差异性
由于泛北部湾区域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法律、宗教和民族习惯等存在很大差别，因而使合作各方的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等政治文化都有较大差异。
1、在政治心理方面，存在的主要差异是大国与小国的心理自尊性差别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心理认同差异两个方面。
(1)大国与小国的心理差别问题。泛北部湾经济区的七个国家中，中国最大，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面积；而东南亚总面积44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3亿。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六个国家所占的比例就更小。国家的大小在一个区域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显然不一样，必然带来各国在区域性国际活动中的政治心理不同，而如何调节则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2)经济发展程度也会造成经济合作中的心理认同差异。泛北部湾经济区七国2006年经济总
量排位依次为：中国，25122.75亿美元，人均1911美元；印度尼西亚，2643.57亿美元，人均1077美元；泰国，1965.78亿美元，人均3042美元；马来西亚，1318.16亿美元，人均5636美元；新加坡，1215.34亿美元，人均27068美元；菲律宾，984.76亿美元，人均1101美元；越南，482.62亿美元，人均572美元；文莱，57.43亿美元，人均15139美元。按照人均排位依次为：新加坡27068美元，文莱15139美元，马来西亚5636美元，泰国3042美元，中国1911美元，菲律宾1101美元，印度尼西亚1077美元，越南572美元。
在经济贸易额上，中国与各国的贸易量也有很大差别。2005年，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额为331.49亿美元，与马来西亚为307.03亿美元，与泰国为218.12亿美元，与菲律宾为175.58亿美元，与印度尼西亚为167.89亿美元，与越南为81.96亿美元，与文莱为2.61亿美元。
大国与小国、富国与发展滞后的国家、贸易量大小的国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所占的份额和受惠程度不同，对区域经济合作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互合作的态度。
2、政治思想方面的差异，在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思想的差异性。
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5种类型：一是人民代表制国家：越南、老挝；二是议会共和制国家：新加坡、东帝汶；三是总统共和制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四是君主制国家：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和文莱，其中泰国、柬埔寨和马来西亚是君主立宪制，文莱是一个马来穆斯林的绝对君主制国家；五是军政府国家：缅甸。
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泛北部湾经济区的七个国家中，有五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和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越南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这两国都实行人民代表制度和共产党一党领导。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差别。采用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分别按照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甚至夹杂有民族主义为指导思想，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样，在合作中难免出现分歧。
3、在政治价值方面，将涉及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和各国经济体的利益保护等问题。
政治价值观的不同会阻碍合作。东盟有学者已经对此发表了看法，可供参考。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邮报》2004年8月刊登梅迪亚塔马·苏尔约迪宁拉特的一篇文章《寻找共同价值观》，认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因为各成员国价值观不同而难以成为共同体；认为“东南亚国家虽然加强了经济合作，但私下里仍然彼此视作竞争对手。东盟会议发表的冠冕堂皇的声明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些国家在地理和战略上由来已久的差异还没有消失”。作者断言：“推动共同体形成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相同的价值观。”“由于政治环境的差异，这一地区的人民秉承不同的价值观。东盟成员国应该直面现实：只要各国政治体制的开放程度还存在明显差异，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共同体。”泛北部湾经济区虽然不是共同体，但梅迪亚塔马·苏尔约迪宁拉特所讲到的价值观差异一定会对合作产生影响的观点应引起我们高度注意。
从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等方面考虑，也会影响泛北部湾经济区合作。如两极格局解体后东盟国家为了求得生存，在外交领域，一直奉行战略合作与大国平衡相结合的策略。东盟国家的大国平衡外交战略会对合作形成障碍，但奉行合作的战略又为泛北部湾经济区合作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二)泛北部湾经济区多国政治文化的相容性
地域相连性、文化相通性、利益相关性为泛北部湾经济区合作和政治文化相容提供了有利条件。
地域相连为经济合作和政治文化相容提供了地缘条件。泛北部湾背靠中国大西南地区，面向东南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文莱等临近北部湾的国家；北部湾海洋是中国与这些国家联系的重要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连接东盟国家的海上交通枢纽。在两极世界格局成为历史，经济全球化和合作、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区域经济合作已经逐步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相邻国家的政治信任越来越强，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甚至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以及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泛北部湾区域的经济合作和政治文化相容具备了制度性保障。
文化相通为经济合作和政治文化相容奠定了文化基础。东南亚总面积44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3亿，大部分为黄种人，包括有属于汉藏语系、印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的多个民族。其中，人口较多的有爪哇族、京族(越族)、泰族、缅族、老族、高棉族、苏禄族等；华侨、华人约3000万人，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最集中和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新加坡的华人比例占70％以上；其次是马来西亚，约占30％。中华文化已经溶入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使经济区的合作中有了很多共同的观念、价值和情感基础，而且由于地缘相连，还会逐步形成地域性政治文化。地域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最终将作用于经济合作，产生经济效应。
利益相关将为经济合作和政治文化相容提供内在动力。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在2007年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讲话中说：“中国和东盟正在加快建设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区域各国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正在展现巨大的潜力和商机。2006年中国与泛北部湾区域六国的贸易额为1307亿美元，增长22.6％，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81.3％，正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随着相互投资和贸易壁垒的消除，相互投资和贸易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领域会不断扩展。”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必将给区内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实现中国与东盟繁荣和发展的共赢。文化乃至政治文化始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撑；利益相关性使区域内政治文化能够自觉克服差异走向相容。
总之，地域间差异的文化比较是商品生成的重要原因；地域文化差异将会转化为经济现象并具有寻求交流合作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中国与东南亚文化的相容性又为区域合作搭建了海上平台。多国文化的兼容将会产生强大的文化生产力。
三、建构“和而不同”的泛北部湾区域性和谐政治文化的构想
(一)树立跨国区域性政治文化观
要实现经济区合作与区域和谐发展，必须建构区域性和谐政治文化，而对于具有各自政治经济利益追求和稳定的政治文化特征的国家来说，促进政治文化相容和融合，应当在遵循“和而不同”原则的基础上，建设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多样性条件下合作共赢的政治文化。
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核心是和谐，即以人际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群体和谐，最终实现天人和谐。做到和谐，关键是要“和而不同”。“和”是指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统一，因而有别于“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指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在正视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同而不和”则是指小人习惯于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并没有和谐友善的态度。
泛北部湾经济区的合作主体都是一些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合作中有各自的利益追求，也有合作中的方略主张；但是，各方都必须深刻认识到，建立经济合作区域将会把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市场做大做强，促进“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及最具增长潜力的北部湾地区与东盟东部增长区及东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越南和东盟最发达的国家新加坡实现对接”(蒋正华在2007年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上的讲话)，加强区域内各国的经济互补性，拓展海上通道和海上沟通平台，推进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通过合作加快区域内各经济体的共同发展。这是合作中“和而不同”所追求的和谐与一致性的重要基础与本质要求。另外，必须有长远的心理预期，不能纠缠于具体事宜的分歧和眼前获得利益的多与少；否则，就会陷于“同而不和”的泥淖。长期以来，东南亚国家深受中国“和”文化的影响，至今还有大量华人在各国作为“和”文化的传人，相信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中一定能够实现“和而不同”。
既然是区域经济合作，树立合作意识应是对各方的基本要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区域性经济合作是基础和前提。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此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这是国际社会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可喜的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构想自2006年提出以来，区域内各方高层都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两次对北部湾开放开发作出重要指示，认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前景广阔；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南宁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一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中国一东盟第十次领导人会议上两次倡议“积极探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可行性”；全国政协与国务院就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开发与建设问题召开了专题协商会；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泛北部湾区域国家领导人都已明确表示支持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在一年多时间里，泛北合作已经由构想变成为发展战略，由共识走向实践，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后，要进一步克服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的差异，以合作共赢为价值选择，迅速将合作意识转化为合作行动，成立合作机构，建立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确定合作项目，将合作推向深入。
(二)培育规范泛北部湾经济区发展的制度文化
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由非制度随机性交流到制度规导性合作，最后达到制度文化引导性合作的发展过程。目前，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已经由非制度随机性交流向制度规导性合作方向发展。2007年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发表的主席声明指出：本届论坛就泛北部湾合作的机制、产业发展与金融支撑，泛北部湾交通、港口、旅游合作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并要求逐步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同时，提出“成立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跨国专家小组，作为启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机制的重要措施；专家小组由泛北部湾各国、东盟秘书处、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官员和专家共同组成；主要任务是，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范围和原则、目标方向、优先领域、机制安排、行动计划、标志性项目等进行研究，提交研究报告，以推动合作进程”。另外，还强调“要推动建立政府合作机制，加强政策利益协调。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纳人现有‘10+1’合作框架，由中国一东盟经济高官会评估跨国专家小组研究报告，并提交中国一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审议，共同研究、决策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重大问题”等。
在此基础上，要积极引导将合作制度和机制变成各国政府和经济体共同遵循的观念、态度、作风和习惯，也就是在加强合作制度和机制建设的同时，培育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文化。区域合作的制度文化是在经济体各方制定和推行的制度、政策和协作机制基础上形成的引导合作进行的规制文化。区域合作的经济本身是一种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在经济合作发展中，规制经济活动的制度文化随之成长，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充分体现其作用和价值。只有合作各方溶入这种制度文化之中，才能在合作中游刃有余，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才能具备必需的政治文化基础。
(三)培育引导泛北部湾经济区发展的政策文化
经济合作必须遵循各方及其共同的行动准则，即合作要在各国政策和合作各方制定的政策框架下进行。为此，北部湾经济合作中，培育引导泛北部湾经济区的政策文化十分重要。首先应将经济合作各方的政策透明化，让各方互相了解、熟悉政策情况，以便于在经贸往来和经济合作中共同遵循；其次，合作各方应当尽可能地参透他国政策的基本精神和了解政策的基本走向，以提高合作各方把握政策发展的预期和应变能力；再次，建立政府合作机制，加强政策利益协调，共同研究、决策泛北合作的重大问题，加强区域内各国政策和利益的协调；并在各自国家加强合作区域内政策的宣传教育，使其成为合作参与者的行动准则。
责任编辑：周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