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文章探讨了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并基于社会网络嵌入理论提出了社会嵌入性风险的概念。通过对中国转基因育种项目的案例分析，研究了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的特征，并对如何防范这种风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技术创新；社会环境约束；社会网络；社会嵌入性风险
一、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作用表现的越来越明显，以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技术等为核心的IT产业主导了世界产业的发展，人类逐渐进入信息化时代；自19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更是通过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由工业经济时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当前，物联网、大数据和云服务技术逐渐渗入到世界各国经济体的各行各业，改变着人们身边的每个角落。但是，技术创新并不单单是技术人员的事情。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对社会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高智力活动，同时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技术创新活动不仅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制约，由此产生的技术创新风险也将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对于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风险，早已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周寄中、薛刚（2002）的文献中将技术创新可能面临的风险归为决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组织风险、资金风险、信息管理风险、企业文化风险、外部环境风险等八大类，分别归属于战略层、组织层和项目层三个层次。李晓峰、徐玖平（2008）则将技术创新的风险分为企业内部风险（包括管理风险、技术风险、生产风险和财务风险）和企业外部风险（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两大类。对于这些分类，从大类上看，都是完整、没有遗漏的。但是，对于来源于企业外部环境的风险因素，一般只关注到宏观经济、政治环境、法律法规、自然环境、市场需求等变化导致的风险，却很少有人关注到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嵌入性风险。实际上，这是一类非常重要而又长期被忽视的风险因素。
“嵌入（Embeddedness）”的概念是1985年由Granovetter（1985）提出的，他认为过去对经济活动的研究中，只是注重了市场需求和供给因素，关注交易成本，而忽略了市场是由社会的人所构成的，也有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遵循着社会结构构成的秩序，因而应该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嵌入的角度研究经济行为。后来，Ostgaard和Birley（1996）基于英国集群企业的研究，发现商业网络与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交叠现象，从而证实了商业关系、创新行为的社会网络嵌入性。随后，Uzzi（1997）进一步指出，经济行为都是在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环境中发生的，是基于信任而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在网络嵌入视角下，研发创新活动的主体都是存在于社会经济网络和关系网络中、以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关系相互连接并相互影响。本文正是基于社会网络嵌入理论，对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和网络化范式进行重新审视，进而探讨其社会环境约束特征，提出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这个新概念，并通过发生在当前中国市场上的典型案例对这种风险进行初步研究。
二、 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与网络化范式
1. 技术创新的内涵与基本特征。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在一定市场环境下实施的创造性活动。这种活动以企业为主体，但不局限于企业，而是由企业与其他合作企业、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等共同完成的系统性工作。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生产并提供新的产品，或者从根本上改善产品的质量；
（2）引进新的生产方法、技术或工艺流程；
（3）为产品或服务开拓新的市场；
（4）获得一种原材料或者半成品的新供给源；
（5）实行新的企业组织方式或管理方法。
由于技术创新是在一定市场环境下的创新性的活动，因而必然受到市场需求的引导，其行为具有市场导向性。市场需求是创新理念的源动力，只有满足市场需求的研发活动，才能转化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才能通过市场的检验、获得市场的认可，也才更有可能获得各种融资渠道的资金支持。因此，市场需求既是技术创新的激励因素，也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约束条件。
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为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探索性的工作，其结果总是不确定的，不仅技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新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生产过程等都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具有天然的风险性。由于技术创新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技术创新活动所涉及的各方面的专业技能很难被一家企业同时掌握，而且一家企业也不愿意独自承担巨大的风险，因此基于企业单位间的互补和合作就必然会产生。在同一个技术研发链或者相关技术领域的企业，就会很容易地集聚到一起，或者形成多方合作的网状结构，集聚性和网络化也就越来越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一种重要特征。
2. 技术创新的系统集成与网络化范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越来越呈现出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特征，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改进等研发活动也出现了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新趋势，各种研发工作不再由单一机构独自完成，而是由多个研发能力互补、利益相关的研发机构共同实施和实现。这种技术创新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行为互动，使得技术创新活动也成为多个行为主体的系统集成。
在这种新的系统集成创新模式下，各企业和其他研发机构一起共建实验室或者工程技术中心、建立各种形式的技术联盟与合作，形成多方合作共赢的网状研发创新关系，即创新网络。在一个创新网络中，各研发机构可以将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而将不擅长的工作交由网络中的其他合作机构去完成，从而大大提高了研发产出效率、降低了研发成本。通过网络式的合作关系，企业专注于发挥自身的核心能力，与合作伙伴共同形成组合优势，产生资源协同效应，更易于实现技术突破。通过合作创造的价值使得研发网络的各方都能受益，而这种协同价值是任何一方单独行动无法实现的。
在网络化范式下，技术创新活动将更多地采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将技术创新所涉及的各种资源、信息和行为主体都集成到一起，形成网络化的研发系统。技术创新网络中不仅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机构，而且组织机构间的联络关系也错综复杂。但是，通过网络间的协调配合，他们能够在共同的目标指引下相互协作、相互影响，使得整个研发网络呈现出整体性和协同性。
三、 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与社会嵌入性风险
1. 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约束与社会嵌入性。技术创新是围绕科学技术创新的一系列创造性活动。由于科学技术具有自然属性同时还具有社会属性，因此技术创新活动不仅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同时还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研发活动的创新成果有可能推动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可能给社会带来一些潜在的灾难（例如原子能与核工业技术、转基因与生物克隆技术），可能带来人类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使得社会网络结构和关系发生剧变。因此各种社会环境因素必然会对研发活动提出一定的制约，使之始终处于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视角看，技术创新活动是镶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与社会环境实现互动，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生活服务等各种环境，而且总是处于这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之中，这就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嵌入性。
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环境约束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结构体系、社会文化观念、社会政策制度、社会信息传播、社会信任关系等多个方面。社会结构体系是指社会整体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各个方面；社会结构中的各个节点的认知观念及其相对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态度倾向和约束影响力。社会文化观念是指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各种观念、风尚、需求、习惯、伦理、心理倾向等，决定了社会成员对研发活动的态度倾向。社会政策制度指社会构成的基本制度、法律法规、政府的政策导向、经济制度体系各种行为规范和行为导向的总和，对技术创新活动起着直接的约束作用。社会信息传播包括信息的产生源、传播渠道、媒体舆论导向、信息传播的技术与传播速度等因素，因为其对社会文化观念起着引导作用，因而会间接对技术创新活动造成约束。社会信任关系指社会成员的信誉信用、相互间对承诺的信任程度等，其中政府作为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其政策抉择和监管执行的公信力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非常重要。
2. 技术创新的社会嵌入性风险。通常我们谈到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环境，更多的是探讨如何优化社会环境以支持研发活动、促进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活动并不总是被社会环境所接受，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的作用也并不总是正面的。如果技术创新活动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抑制作用，对技术创新机构来说就会出现风险。这种风险不是由技术本身带来的，也不是由资本短缺、市场竞争等经济因素直接导致的，而是由社会网络关系带来的，是研发活动在嵌入社会网络关系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因此称为社会嵌入性风险。这种社会嵌入性风险，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化解，也不是简单地通过政策法律等手段能够直接影响和解决的。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转基因育种的技术创新项目。转基因育种就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从一个生物体中提取结构、功能清楚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以获得新性状、培育新品种的过程。2011年，全球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达到1.60亿公顷，占全球作物种植总面积的10.7%；美国在全球转基因作物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球的43.0%。近20年来，中国在转基因作物育种领域也紧跟世界步伐，有了较大发展，列入研究清单的项目主要包括转基因抗虫棉、抗病毒水稻、抗青枯病马铃薯，以及分别具有抗赤霉病、白粉病及黄矮病小麦等。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随后农业部在此基础上发布了4个配套规章《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管理办法》。2006年，中国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技术列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的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08年，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将在15年内投入资金240亿元人民币，用于优势基因的挖掘、转基因品种选育和转基因作物品种的产业化。2009年，中国第一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水稻品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安全证书，开始准备进入后续的品种审定、申请加工证书和经营证书、进行商业化种植。
但是，正如本文前述的，技术创新活动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转基因育种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各界对其安全性就一直存有疑虑，这种疑虑在转基因水稻临近商业化的时候，在诸多社会知名人士的参与下和媒体的推动下演化成了一场社会争论风暴，争论的论题远远超出了生物技术的范围，涉及到法律、伦理、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参与方也包括了媒体、国际组织、科研院所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普通民众面对海量的信息，也根据自身的理解和判断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争论拨动了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敏感神经，国家权威部门发放的“安全证书”本身的含义已经完全被忽略，而且无论是农业部官方辟谣，还是61名院士联名上书，都未能平息社会各界的争论。随后《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等媒体开始明确表态：新华社发文称转基因食品是“大趋势”，央视发表评论称转基因尚未发现任何有科学根据的安全问题。但是，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和社会公众的质疑，转基因水稻作物的后续品种审定、加工证书和经营证书的申请一直没有获得主管部门的审批。2014年8月17日，两个转基因水稻作物的安全证书到期，安全证书的续期申请也没有按时获得通过。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目前来看还是遥遥无期。
在转基因育种项目的研发过程中，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属性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转基因作物育种项目的研发过程中，出于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的考虑，社会各界不能顺利接受这项新技术，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是新技术产品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由社会网络关系的反作用带来的。这种制约作用带来的风险，与技术风险、资金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等都不同，是技术创新活动在嵌入社会网络关系过程中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风险，是一种社会嵌入性风险。
四、 技术创新社会嵌入性风险的防范
面对研发活动的社会嵌入性风险，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防范体系。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研发活动具有“社会属性”，要充分意识到研发活动的社会嵌入性风险，对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要有充分的认识，进而防范于未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科研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逐渐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新闻发言机构、开始关注项目的社会影响并积极应对，实际上是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认识。对于社会嵌入性风险的这种事先的防范，可以包括事先进行安全性检验、做好媒体沟通和普通社会公众教育，并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尤其是主动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建立监督检查机制。要认识到这种监督检查机制不是在制造麻烦，而是为未来更好的发展铺平道路。
与此同时，政府监管部门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主动了解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与研发创新部门共同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并及时将检测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开，树立政府的公信力。
在媒体宣传管理方面，应该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让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普宣传教育，培养人们对新技术产品及其安全性的科学认识。在这方面，媒体自身也应该树立公平公正的态度，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用科学严谨的眼光审视事态的发展，客观公正地履行舆论监督职责。毕竟，社会公众不可能成为技术专家，对于一些科学概念的一知半解是正常的；但媒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很大，如果也以一知半解的状态去引导社会公众认知，或者在陈述信息的过程中存在主观偏见，其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参考文献：
1. 周寄中，薛刚.技术创新风险管理的分类与识别.科学学研究，2002，20（2）：221-224.
2. 李晓峰，徐玖平.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8，（3）：72-76.
3. 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4. Ostgaard A， Birley S.New Venture Growth and Personal Networks.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96，（36）：37-50.
5. 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 s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1）： 35-6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企业研发网络优化、技术创新能力演进及其相互促动机制的研究”（项目号：71132006）。
作者简介：杨忠直（1956-），男，汉族，陕西省富平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和产业经济；乔军华（1977-），男，汉族，湖北省荆州市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科技金融。
收稿日期：2015-03-10。
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从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组织性质出发，在对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市场交易成本、内部交易成本、潜在绩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不完善的市场阻碍了组织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单个农户为基础的分散式生产阻碍了组织内部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时，地区的收入差异形成了组织潜在绩效边界差异的必要条件，而地方保护主义下分割的市场使收入差异成为组织潜在绩效边界差异的充要条件。最后，本文对促进农业产业化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途径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组织；市场交易成本；内部交易成本；潜在绩效
农业产业化组织作为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在全国各地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却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发展非均衡。据农业部最新统计，2003年我国已形成的农业产业组织已有9．4万个，其中东部占45．2％，中部地区占31．2％，西部地区占23．6％，农业产业化组织的这种地区非均衡发展所体现的其实是交易成本的和潜在绩效的不同。本文试用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结合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从农业产业化组织的产业组织性质出发，分析农业产业化组织的交易成本，并指出不同市场总需求影响下的潜在绩效，进而对促进农业产业化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途径进行讨论。
一、农业产业化组织与交易成本、潜在绩效
农业产业化组织是通过市场实现农业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的市场经济主体，它是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微观主体，它向上连接市场，向下联系农民。在性质上，无论是以法人还是非法人形式存在的各种农业产业化组织(即：“市场+农户”；“基地+农户”；“公司+基地+农户”或“企业+中介组织+农户”；“农工商联合企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农户”等)都是一系列要素合约的组合，并且它们是不完备的，可以与产品市场合约进行替代。因而，农业产业化组织是在各种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属于企业的范畴，但其又表现出区别于一般企业的特殊性，即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是以单个农户的分散生产为基础的。这决定了在运用交易成本和企业绩效对农业产业化组织进行分析时，应该结合其特殊性。
根据科斯的观点，企业无论是运用市场价格机制还是运用企业组织来协调生产都是有成本的，企业和市场的相互替代则取决于这两种成本的比较。科斯认为，价格是不确定的、未知的，要将不确定变为确定。将未知变为已知，市场主体是要付出代价的。则企业运用市场的交易成本表现为：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即获得可靠市场信息的成本；实现交易成功的成本，即谈判和履行交易的成本。在科斯看来，市场当事人之间存在冲突，为克服冲突就要谈判、缔约并求助于法律，因而建立有效联系就要支付费用。则企业运用企业组织来协调生产的成本表现为：与各组织内参与者签定契约的成本，保障生产顺利进行的协调和监督成本。因此，可以说这两种交易成本共同影响着企业的利润水平，在内部制约着企业的绩效水平。
根据新古典经济消费理论，个人的消费取决于收入，并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虽然客观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但从绝对数量上看，高收入者的消费量比低收入者的消费量水平要高。在考虑产品无差异的情况下，收入水平就决定了对企业产品总需求的市场大小，对产品的总需求的市场大小就决定了企业能达到的潜在最大绩效水平。因此，由收入不同引起的产品需求市场差别就在外部形成了对企业绩效的制约，处于大市场中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大，处于狭小市场中的企业生存和发展机会小。
二、农业产业化组织的交易成本分析
1．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市场交易成本。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组织性质决定了其在向上连接市场、进行经营活动时，要受到价格机制的制约，因而会产生市场交易成本，并且这种交易费用从微观上制约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市场交易费用具体表现在：第一，信息成本，即农业产业化组织进行市场调查，获取关于各类农产品、生产资料、技术等价格分布和质量的信息，寻找潜在的交易对象(买者和卖者)并获得与他们的行为有关的各种信息所必须付出的一定成本。第二，谈判、订立合约成本。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组织面向市场进行生产，根据合同进行生产。在合同签订时，首先是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争取确定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真实价格。然后是对农产品质量标准的议定。还有对交货时间、地点、交易方式及其他事项的议定。这些过程的进行，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即花费一定的成本。第三，保障交易成功的成本，即运输成本，是指组织直接面对市场所承担的农产品运输费用。第四，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成本，即组织与市场的其他参与主体发生纠纷时，为解决纠纷所必须发生的成本。
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企业的契约性质》一书中，认为市场是一系列完备的产品契约组合。但是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由于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所以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备的。那么就正如诺斯所说：“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利润的话，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安排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在不完备的市场条件下，农业产业化组织就不能在完备市场所能提供的最低市场交易成本下运行。并且由于东部地区先开放、中西部地区后开放的事实，即市场的完备程度是存在地区差异。因此有不同地区农业产业化组织所面临的市场完备程度是不相同的结论。据资料显示，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综合指数平均得分分别是7116、5147、4171，东部最高，西部最低。那么对于不同地区的农业产业化组织而言，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的组织的交易费用，包括信息成本，谈判、订立合约成本，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成本就要比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的组织低。同时，由于我国的整体交通设施状况的良好程度也表现为从东到西递减的状况，故处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实现市场交易的运输成本也更低。因此，在整体上我国不完善的市场为农业产业化组织提供的最低可能的交易成本是远远高于完善的市场所提供的，并且处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农业产业化组织面临着比中、西部地区组织低的交易成本。
2．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农业产业化组织具有的企业的性质也决定了其在向下联系农民、组织生产活动时会产生与农民的交易成本，而这种成本可以看作是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由于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生产形式多为以个体农户进行的分散式生产，那么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和一般性企业是有区别的。那么作为生产要素合约而存在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其内部协调交易成本表现为：第一，信息成本，即农业产业化组织寻找、获取关于组织参与者——农户的各类农产品分布和质量的信息，所必须付出的一定成
本。第二，与农户谈判、签订合约的成本，主要是双方对农产品讨价还价，确定价格，然后对农产品的质量标准的议定及交货时间、地点、方式和其他事宜的议定所花费的成本。第三，收购运输农产品的成本。第四，与农户发生纠纷而产生的解决纠纷而发生的费用。由于土地分散生产经营，使得具有特殊组织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内部成本会因为其内部交易次数的增加而产生高额的内部协调成本。日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的农户的市场经济观念、文化水平、守信状况的差异及基于区域运输条件的内部运输成本差异，便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组织内部交易成本的地区差异。这样，在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上，仍然表现为从东到西递增的趋势。
三、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潜在绩效分析
从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组织性质出发，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潜在绩效，也就是在一定收入下，对产品的最大需求时，农业产业化组织所能达到的最大利润下对应的组织最大绩效水平。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假使没有国际贸易产生的条件下，可以说由收入决定的产品的需求市场大小，就成为了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潜在绩效边界。由于农业产业化组织的产品一般在质量、品种上都优于单个农户所生产的产品，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含量，那么可以认为农业产业化组织的产品为正常商品甚至奢侈品。因此收入的变动将会使消费者对农业产业化组织的产品需求同向变动。这样就可以用下图对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潜在绩效进行说明：如果消费者的偏好不变，商品的价格也不变，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发生变化，对产品的需求量也会发生变化，如A1图，图收入增加就表示需求曲线AB将移动到A1B1，也就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农业产业化组织的产品的总需求增加，那么农业产业化组织就有更大的利润机会。在图上就表示为在AB需求线上任一点在区域AOB内连接的矩形面积小于A1B2需求曲线上任意一点在区域A1OB1内连接的矩形面积。因此，可以说收入的高低所决定的对产品的市场需求决定了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潜在绩效边界。但对于一个国家区域间的收入差异，这只能是农业产业化组织潜在绩效边界的必要条件，因为农业产业化组织的产品可以在不同的区域销售，从而不受这个边界的限制。
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按照东、中、西的区域划分，2003年，东部为18931元，中部为8292元，西部为6466元。这明显表现为从东到西的递减趋势，因而这种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便提供了不同地区农业产业化组织潜在绩效边界差异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各地方政府的市场经济意识还没有真正的完全形成，在地方保护主义的思想下形成的多种市场地方保护措施，如工商、税务的行政审批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区域外产业化组织的交易成本，从而阻碍农业产业化组织的跨区域经营。因此间接使收入的地区差异成为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潜在绩效边界差异的充分必要条件。
四、促进农业产业化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途径
从以上对农业产业化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出：促进农业产业化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途径有：一是从外部创造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组织节约交易成本的微观环境，使其能在更低的可能交易成本下生产、经营；二是从宏观上改变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潜在绩效的地区差异，扩大其所面临的潜在绩效边界，使得农业产业化组织具有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1．建立更完善的市场体系，提供更低的市场交易成本。市场的不完备性，使得农业产业化组织所能达到的最低市场交易成本并非最小，因此应着力培养完善的市场体系的形成，建立完备和规范化的市场机制，保障农业产业化组织能以更小的市场交易成本运行。这包括：一是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市场，重点推进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市场的发育，支持农业产业化组织对各生产要素的稳定需求。二是加快完善各级产品市场，发展以集贸市场为基础，以批发市场、专业市场为骨干，以期货市场为方向的结构完整、功能互补的市场网络，保障农业产业化组织产品的销售渠道的畅通。三是在发育和完善批发市场过程中，要制定规范的市场规则，包括制度性规则和运行性规则，消除身份歧视，消除所有制限制，防止市场垄断，维护平等竞争，防止农业产业化组织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四是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包括资本市场、资金市场、直接融资市场和间接融资市场，降低农业产业化组织的资金成本，满足其发展壮大的资金需求。
2．促进农户之间的横向合作，提供更低的内部交易成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阻碍了农业生产规模经济的形成，而且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的节约。对此，应该加强引导农户之间的多种横向合作，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这样的好处在于：一是在农业产业化组织内部，组织不再是和分散单个的农户进行多次小额交易，而是与代表农户经济共同体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一次大额交易。由于交易次数与交易成本成正比的关系，从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将大大的节约产业化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二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对于促进农户市场经济意识的形成、整体素质的提高、守信状况的改善都有很好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使组织内部的谈判、监督和解决纠纷成本得到节约。
3．打破不合理的地区市场保护，形成统一的市场。地区市场保护主义导致了地区收入差异成为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潜在绩效边界差异，使农业产业化组织面临不同的生存和发展上限，因而应该建立和健全适应农业产业化组织跨区域经营需要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了推进农业产业化组织的跨区域经营，一是应建立起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特别是政府提供的各项社会化服务。注意强化对农业产业化组织的信息服务，帮助农组织掌握市场，了解市场，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驾驶市场的能力。二是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消除工商、税务等行政审批程序中的阻碍区域外农业产业化组织产品销售和经营的条款，形成真正统一的市场，为农业产业化组织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4．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产品的出口，扩大产品的需求市场。上述分析是在假使不存在国际贸易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贸易额就有了快速的增长，从而我国产品的市场需求不在局限于国内。同时，WTO的加入为我国的商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那么对于农业产业化组织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同样就不在局限于国内市场，为此，抓住国际贸易提供的市场机会，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产业化组织的产品的出口，则成为了突破组织潜在绩效边界，促进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发展的又一重要途径。
责任编辑 李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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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基于对近三年来广东省直机关及广州、茂名两市公务员招考职位要求的统计分析，总结出目前我国公务员招考制度呈现出的招考对象基层化、社会化、招考专业模糊化等趋势。根据这些变化趋势，提出目前我国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应从就业理念、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环节、毕业生在职辅导培训等方面进行改革，充分利用公务员招考改革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专业对口就业的利好前景。
关键词：公务员招考；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
从1999年云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第一届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以下简称公管专业）招生开始，公管专业在最近十几年得到了快速发展，许多高校都相继开设公管专业。基于公管专业的特点和各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其毕业生的专业对口就业领域应该是政府部门及其下属的大量承担公共事业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但由于近十几年来我国公务员实行“逢进必考”的招考录用制度，并且以往的公务员招考职位限制公管专业毕业生报考，导致公管专业学生很难通过公务员考试途径进入专业对口的就业领域，就业质量整体较低[1]。
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学生就业基层化导向越来越明显，国家机关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制度也相应改革，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趋势，笔者认为这些变化趋势为公管专业学生提升专业对口就业率创造了新的契机。我国高校公管专业应充分认识并抓住这一契机，在人才培养模式的诸多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公管专业学生就业的专业对口率，进而提升公管专业的整体就业质量。
一、公务员招考变化趋势分析
为了分析近年来我国公务员招考的变化趋势，本文选取广东省直机关和广东省内的广州（发达地区）、茂名（欠发达地区）两市的公务员招考情况进行重点研究。在搜集广东省直机关和广州、茂名两市2008—2011年公务员招考公告等资料的基础上，对其公务员招考公告中的职位数据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基于统计结果发现，近年来我国公务员招考制度呈现出如下三个明显的变化趋势。
（一）从以招录应届生为主，逐渐向以招录社会人员为主转变
我国实施公务员招考制度之初，公务员招考对象绝大部分都是应届大学毕业生[2]。但随着近年来我国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和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逐渐加剧，国家提出鼓励和支持大学毕业生进入西部和基层就业的指导方针。根据这一指导方针，公务员招考的对象也逐渐进行调整，从以往以招录应届生为主逐渐向以招录社会人员为主转变。近几年来，在我国各级公务员职位中面向社会人员的比重逐渐超过应届毕业生的比重，并且所占比重逐渐加大。以广东省为例，2009—2011年，广东省直机关公务员招考社会人员职位比重均超过60%，分别达到60.3%、62.5%和64.4%，并且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广州市和茂名市2009—2011年公务员招考职位统计呈现出同样的规律（见图1）。据2012年广东省公务员招考的相关信息，2012年广东省各级政府部门公务员招考的所有职位均面向社会人员，反映出我国公务员招考对象正式全部实现了社会人员化。这种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应届公管专业大学毕业报考公务员，但对毕业后进入基层工作的公管专业学生而言则是极大的利好，他们在社会基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报考公务员，将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公务员队伍。
（二）不限专业职位的比重逐渐增大
我国以往的公务员招考非常注重对招考职位的专业要求，无论是国考、省考还是各个市县的公务员招考，绝大部分职位均限定专业要求。这一做法固然可以确保政府部门招到适合不同岗位的实用专业技术人才，但却剥夺了许多新专业和冷门专业毕业生的报考资格。公管专业在我国是开设较晚的一个新专业，社会认可度较低，导致其在各级公务员招考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公管专业能够报考的职位非常有限，但这一现象在近几年逐渐有所改变。从近三年广东省直机关及广州、茂名两市的公务员招考职位要求来看，对专业有明确要求的职位数量及比重在不断下降，而不限专业的职位所占比重则逐年增加（见图2）。在广东省直机关公务员招录中，不限专业职位数占总职位数的比重由2009年的2.1%上升至2011年的18.3%；广州市的这一比重则从2009年的15.6%上升至2010年的19.2%，2011年上升至40.5%；茂名市不限专业职位数的比重从2009年的49.3%升至2011年的68.8%。这反映出近几年我国公务员招考对专业的限制逐渐放松，不限专业的职位比重呈逐渐增大的趋势。这对公管等冷门或社会认可度偏低的专业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是一个明显的利好。在职位表提供公管专业的招录人数不多的情况下，公管专业的毕业生可以选择报考不限专业的职位，从而有利于增加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概率。
（三）注重从基层一线招录公务员
为了提高公务员队伍的基层工作经验，更好地引导高校毕业生切身体会民情、服务基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出台《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规定从2006年开始，省级以上党政机关考录公务员具有2年以上基层经验的高校毕业生比例不得低于1/3，以后还会逐年提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以下基层工作两年以上的毕业生。在这一意见的指导之下，近年来我国公务员招考逐渐加大了从基层和生产一线考录公务员的力度。以广东省为例，2009年广东省直机关招录需要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的比例仅为10.1%，到2010年增加到16.3%，2011年增加到45.6%；广州市2009年这一比例只有5.3%左右，到2011年则增至33.7%，茂名2009年只有8.5%，2010年增加到13.1%，到2011年增加到25.9%（见图3）。另据相关统计，2010年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用于招录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的计划数比2009年高出20个百分点，总体达到70%以上。同时还拿出一定职位招考适当数量的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及大学生村官等项目的人员，反映出我国公务员招考对象基层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二、公管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建议
（一）确立“曲线对口”的就业理念
目前我国公管专业的对口就业率一直偏低，尤其是地方高校本专业的毕业生，绝大部分毕业生都无法直接进入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就业，只能选择到基层企事业单位工作。以广东海洋大学为例，公管专业毕业生每年毕业后直接进入基层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比重均超过70%。随着近年来我国公务员招考对象的基层化和社会人员化，公管专业的初次就业对口率将进一步走低。目前公管专业就业的基层率比较高，这一现象恰恰与公务员招考的基层化和社会人员化趋势相一致，进入基层就业的公管专业学生可以先工作两年或更长时间之后再报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专业对口就业的几率将大大增加。因此，公管专业学生需要逐步树立“曲线对口”的就业理念，即毕业之后可以先到基层一线从事专业对口或不对口的工作，等积累一定工作经验之后再报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从而曲线实现专业对口领域就业的目标。
（二）加强学生的职业和人生规划教育
树立“曲线对口”的就业理念，毕业后先到基层就业是当前就业形势下高校公管专业毕业生就业的现实选择，但这种选择不应是一种盲目的选择，而应是一种有计划、有规划的选择，是建立在明确的职业和人生规划基础上的一种选择。高校如果不注重学生的职业和人生规划教育，只是一味盲目地鼓励学生进入基层就业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表现，对公管专业的毕业生而言可能是一场人生灾难。因此，高校在鼓励公管专业学生树立曲线对口就业理念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加强学生的职业和人生规划教育，通过设置相关的必修或选修课程，加大就业指导课中职业和人生规划教育的比重、举办多种多样的职业和人生规划大赛、邀请成功校友回校做报告等形式，提升公管专业学生的自我职业和人生规划能力[3]。要确保公管专业学生在进入基层就业之前制定出个人职业和人生规划，明确进入基层工作的目的，在工作过程中需要着重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若干年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通过明确的职业和人生发展规划，公管专业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时充满信心，勇于迎接挑战，最终实现曲线对口的就业目标。
（三）以基层就业为导向
随着我国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的基层化和不限专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基层工作能力强、表现优秀的毕业生将更容易进入公务员队伍。这就要求到基层就业的公管专业必须具备较强的基层工作适应性和工作能力，才能在未来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招考中脱颖而出。基于此，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公管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特别注重学生基层工作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增强学生到基层就业及未来报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竞争力。
一是在课程设置方面，公管专业应该进一步增加适应基层工作需要的课程，例如，针对城市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就业的需要，可加大社区管理等课程的学时比重，同时增加基层民主与社区治理等相关课程；针对农村基层工作需要，可开设农业经济学、农村政策与法规、农村民主建设等课程，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和掌握我国城乡基层公共事业管理的现状、模式和方法[4]。
二是在专业实践教学方面。一方面，公管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要凸显基层化倾向，将实践教学基地更多地选在区县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城市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或广大的农村基层管理机构，通过设置办公室主任助理、街道办主任助理、村长助理、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等实践岗位，让学生更多地进入基层工作岗位锻炼学习[5]。另一方面，要力争做到实践教学内容基层化，在对实践教学环节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未来基层工作的实际需要，将目前我国城乡基层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环节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培养和锻炼学生解决城乡基层重点、难点工作的知识和技能。
三是在假期社会实践方面。目前我国高校大多设有学生假期社会实践环节，要求学生利用假期进行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为了更多地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公管专业的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利用这一社会实践环节进行较长时间、较大规模和范围的基层社会调研活动。这些调研活动应以班级或小组为单位，深入城乡基层，围绕城乡基层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深入调研，这既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调查能力、获取第一手的城乡基层资料，又可以有效锻炼学生的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精神。
（四）建立毕业生在职辅导和培训体系
对到基层工作的公管专业学生，高校应当做好学生到基层工作的后续跟踪服务工作。
首先，高校要保持与基层就业学生的经常性联系，可以通过建立QQ群、基层就业论坛、校友探访等活动，从多渠道了解关心在基层工作的毕业生[6]。同时要鼓励毕业生走上基层工作岗位后，通过电话、网络等各种途径，及时将当地情况及个人工作情况反馈到学校。
其次，高校应充分整合校内外资源，帮助到基层就业的毕业生解决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例如，可以出面与地方政府部门相关部门交涉，帮助解决基层就业毕业生的住房、社保、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与地方政府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合作为基层就业毕业生提供免费或优惠的职业技能培训，还可以通过主动与电视台、网络、报刊等各类新闻媒体合作，搭建平台，为基层工作的毕业生提供各类帮扶和宣传。
最后，针对基层就业毕业生考研和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需要，高校应建立学生网上自学资料库和网上自测试题库，让进入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和在校生一起形成广泛的资源共享。网站可以对毕业生提出的疑问进行在线解答，并为毕业生及时提供考试公告、大纲等相关急需资料；还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考前网上测评和训练，让毕业生系统掌握考研或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相关知识和面试技能，提高基层就业毕业生进入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比重。
我国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逐渐呈现出招考对象社会化、基层化和招考专业模糊化等新的发展趋势。这些发展趋势对高校公管专业而言，既是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一场严峻的挑战。高校公管专业应牢牢地抓住这一机遇，进一步深化公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实习基地的建设、学生职业和人生规划教育、毕业生的后续跟踪扶持等方面不断创新，为公管专业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实践“曲线对口”的就业理念奠定良好的知识和技能基础，从而进一步提高公管专业学生的整体就业质量，促进公管专业的长足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宋君，郑蓉芳.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困境的分析与应对[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9，（12）.
[2]罗珍.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6）.
[3]王毅.对当代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0，（24）.
[4]包红梅.对高校公共事业管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10，（2）.
[5]谢舜，谢清，杨欣.地方综合性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2，（8）.
[6]张修宇，潘建波.促进大学生基层就业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思考[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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