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人才培育工作计划范文第1篇
摘 要：大连是中国软件与服务外包的中心城市，坚持以政府推动、市场主导为原则，以国际化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方向，以人才培养、引进为核心，大力开拓以ITO、BPO为代表的服务外包业务。本文从分析大连IT教育现状入手，剖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建设全国IT教育基地的思路和对策。
关 键 词：软件与服务外包；教育基地；卓越工程师；IT培训
一、引言
大连是中国软件与服务外包中心城市之一， 2011年，大连软件出口、服务外包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4亿美元，执行金额10亿美元，拥有外包企业近1000家，就业11万多人。2012年大连高新园区2至3月份拟开工软件园项目4个，分别为航天科研试验保障中心及航天软件产业园项目、软通动力科技园项目、海辉国际软件园项目、龙头软件园项目，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上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中的软件园区预计5年内将实现就业20万人，产值达到1000亿元，累计吸引投资500亿元。这些项目的实施，需要有充足的IT人才支撑才可以实现，那么如何培养和保证能有充足数量的IT合格人才，成为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大连IT教育的现状分析
大连现有专科以上的高等院校31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40多所，年培养IT相关专业人才近万人。除此之外，大连的IT教育培训业经过近 15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多种办学主体的市场格局，主要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办的培训班、具有IT行业背景的培训中心、行业协会的培训中心、各种学会团体办的培训班、社会力量联合办学等100多家。随着培训市场的不断发展，口碑好、品牌价值高、教学质量过硬、就业形势良好的培训机构将会越来越强大。传统大学以及一些学历培训机构将逐步走高，品牌价值高的中等培训和品牌优良的企业技能培训继续保持平稳，部分不注重教学质量、不重视市场、不注重品牌的培训教育机构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逐步形成以重市场、重品牌、重质量、重就业为主的高等院校、行业培训、技能培训为主的三足鼎立局面。
三、大连IT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高校毕业生与企业实际需求相脱节的矛盾突出
尽管我国高等院校每年都有大量的IT专业学生毕业，但大多数都很难快速满足企业用人需求，这主要是由于学生在校园里很难获得实际的项目操作经验。因此，IT行业如今最普遍的问题就是，高校培养的IT人才相对过剩，而企业却找不到合适人才。在调查中发现，如果单从数量判断，我国每年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数量完全可以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但应届生实际工作能力却普遍偏低。所以，人才的匮乏严重影响了软件产业的发展，而高校的培养模式与企业的用人需求脱节，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软件人才的短缺。
（二）民间IT职业教育存在短视行为
为了解决短期内的燃眉之急，许多民间教育机构开始涉足IT教育，几年来他们确实培养了许多实用型的“人才”，解决了就业问题，但其培养的人才在未来可持续发展方面却值得忧虑。纵观中国IT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当前的IT职业教育尚处在一个由发展起步阶段向爆发性成长期转型的过渡阶段。整个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各类花样百出的招生广告、鱼龙混杂的IT培训机构充斥着市场。在行业自由竞争愈演愈烈，IT培训行业市场的“马太效应”将日益明显，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而有专家预测，这一趋势在未来的3年内将更加清晰[1]。
（三）企业IT教育浪费社会成本
软件企业为使新人能够胜任工作，在每名新员工身上花费的培训时间至少要6到12个月的时间，这无形之中就加大了公司的人力资源成本。又由于软件行业的特殊性，人员流动较大，如果培养出的软件人才不断流失，企业就会疲于不断地培养新人的过程中，如此高昂的培训成本往往是企业难以招架的。并且，由此引发的软件开发的延续性问题和交付时间难以保证，将直接造成企业信誉和产品质量下降。为了企业的发展，许多企业因无奈而自己培养IT人才，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虽然有的企业把成本转嫁给学生，实质上也间接地浪费了企业的成本，更是浪费了社会的成本。
（四）IT人才结构不合理
在软件行业，较为合理的软件人才结构的高、中、初之比应该在1:4:7，呈“金字塔形”分布，然而我国的软件人才的总体结构分布却存在着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分布，即软件“高端人才”(系统分析师、项目经理等)和“低端人才”(软件编码人才)严重短缺，这种人才结构配比上的失调，严重阻碍了软件产业的健康发展。当前我市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已进入转型期：逐步摆脱低水平外包业务，不断向高端、高附加值业务发展。从软件制造、测试向软件设计的业务转型，对IT人才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端人才，特别是熟悉国际外包业务流程的人才已成为产业发展最急缺的人才。
（五）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
目前国外在这方面开展的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所谓“合作教育(Co-Op Education)”模式，这种模式在世界43个国家的大学中实施，其中不乏世界一流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乔治亚理工学院等。合作教育是一种非常严谨和严格的产学合作办教育的模式，学生在校期间轮流在学校学习和在产业实践，在产业实践期间顶岗工作、有报酬，学生毕业前已积累较丰富的产业工作经验，受到产业界的欢迎。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模式。但是由于受经费、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制约，当今的中国企业不愿接受学生实习，这就导致了传统的培养模式难以达到培养目标[2]。
（六）IT培训缺乏因材施教的灵活性
近几年来，有一定IT公司背景的教育企业具有体制灵活、反应迅速，适应力强等诸多特殊优势，对于提升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有着更加强烈的愿望和积极性，因而，他们的竞争力也得到更加显著提高。他们将逐渐增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并最终占领主要市场。具有大公司背景的办学机构的地位将进一步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重。但目前各家培训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问题：技术标准缺乏差异性，培养方向不够多元化，课程设置缺乏足够的灵活性。这就造成了同样的培训内容，基础较好的学生感觉比较简单，无法有效地提升个人的IT技术水平，而基础较差的学生又感觉吃力，不能切实改善自身技术应用能力不足的问题。
四、大连建设全国IT教育基地的思路和对策
我国软件业要发展，关键在于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需要大量的产业后备军，比较合理的IT人才培训供应链应该是高校、专业IT培训机构和IT企业的互动链条。高校教育相对稳定，偏重理论基础知识的教学，培养的人才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专业IT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则更加实用，更能紧跟市场需求；另外通过与企业合作进行的专业化高标准的职业技能培训，也是完善人才教育体系极为重要的一环。针对大连的IT教育现状，特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IT教育基地，规范IT人才培训标准，建立完备的培训机制。
由政府牵头建立IT教育基地，设置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适应企业发展需求的培训内容，建设一个集人才培训、服务企业和高端研发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使之成为大连的一个品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对参与培训的行业企业及培训机构进行严格的选拔，建立相关的准入制度，通过规范IT人才培训的标准，建立完备的培训机制，使得进入基地的每一位学员都是以“专业培训+企业实践+保障就业”的模式完成培训。
（二）要建立教师培训基地，提高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
1. 将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化，鼓励和要求教师参与实践
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化为大众教育，由于招生数量的不断增加，绝大多数的高校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教师的实践机会少，工程实践能力弱，具有实践背景的“双师型”教师数量也远不能达到要求。因此，需要建立提高教师工程能力的基地，并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激励机制，让教师在基地提升工程实践能力，如果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提高了，那么在他们的教学活动中的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得以传授工程实践的思想，会更好的将工程技术贯穿于教学过程中，这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2. 保证教师掌握最新的IT技术
IT技术发展速度迅猛，教师的知识需要及时更新和充实，了解和掌握行业尖端技术，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把最新的技术和技能传授给学生。行业企业要有针对性的开展短期课程培训，让教师了解行业发展的最前沿技术和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学习行业的新规范新标准。企业和学校都要建立一套切实有效的管理机制，保证教师知识及时更新的目标得以实现。教师深入企业不能蜻蜒点水，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要主动承担这些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其在提升教师工程实践能力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3. 聘用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
吸引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到高校任教，从而提升教师的整体水平。各高校院系可设置“特聘教师”等岗位，吸引一批行业专家、技术骨干、高级工程师到学校“短期上岗”，聘请他们对专职教师进行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参与课程设计环节或为学生开设专题讲座。此外还应允许一些符合条件的兼职教师参与高校教师职称的评定，并给予适当的报酬或荣誉称号。总之，打开校门，欢迎企业中的行业专家走进课堂，不仅提高了高等工程教育的专业性和实践性，更促进了高校和企业在人才、技术和文化上的沟通与交流。
（三）结合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工程”，探索IT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设计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建立适合IT人才快速成长的育人新机制。
1. 校企合作探索IT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以国家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为契机，真正做到以合作创新路，以合作促提高、以合作谋发展。要在合作领域上有所拓宽，合作层次上有所提升，合作内涵上不断丰富，积极开展宽口径合作、多样化合作、深层次合作，真正做到以联合推动合作，以整合促进合作，以融合提升合作。校企合作还应该走更加深层次的道路，以共建学院、共建专业、共建课程、共建课堂、共建实训基地等方式，从招生到就业，企业全程参与，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共同完成人才培养，这样既能够保证招生生源，同时学生的就业也得到了保证，全面提高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2. 校企合作制定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创立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
由行业企业根据IT技术的发展变化，适时提出人才培养标准，制定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制定各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提出相关课程的考核标准。同时设定若干门专业选修课程，以适应不同的院校及不同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保证人才培养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这样使一部分现在由培训机构和企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完成的基本课程，由学校完成。企业的培训可以直接由项目实训开始，从而缩短人才培养时间，提高人才培养效率。改变目前高校人才培养和行业企业需求脱节的现象，建立高校和行业企业间的制度化联系。
（四）分层次教学，培养各类IT人才
培训企业应着手进行整个培训体系的升级调整。根据参训学员的基础水平的不同，将技术课程的难度设为高、中、低三大类。同时，可结合不同院校的外语教学方向，在技术课程体系调整的同时，适当进行IT英语、IT日语、IT韩语等专业外语能力的强化培训。
1. 高端课程——理论深化
针对大工、海事等一本重点院校的学生，为其提供高端培训课程，以技术开发原理及相关基础理论知识的深化为重点，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与理论掌握，以满足学员进入科研院所进行技术创新等工作的发展需求。
2. 中端课程——实践应用
针对二本的理科院校及综合类院校的软件学院，为其提供更侧重IT企业实际技术水平要求的职业技能培训，通过项目实训等方式，切实提高学员的动手操作能力，积累实际项目经验，培养团队精神与职业素养，从而能尽快适应实际工作岗位的需要。
3. 低端课程——辅助支持
针对其他大专或以下学历水平的学生，为其提供理论教学更为浅显、技术培训更为基础的技术课程，使学员在通过短期针对性培训后，能够胜任技术支持、测试等基础IT职位的岗位要求，满足IT行业对基础性人才的需求。
（五）对于行业企业及企业培训机构的政策支持
设立专项培训补贴，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与大中专院校、培训机构开展人才培训、课程引进以及师资培训和引进等合作，由市专项资金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培训补贴。重点鼓励中高级人才培训，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培训。已经开展的“普惠制”培训还应该进行下去，要充分总结过去工作经验和问题的基础上，继续做好相关工作。
（六）要将大连IT教育基地建成全国IT产业的人才摇篮
大连对于全国的IT产业而言，其地位越来越重要，辐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大连IT产业的强劲发展势头，使得全国各高校成为大连IT业未来的“人才储备库”。大连的培训机构和行业企业要广泛和省外的其他大学联合，吸引他们到大连的IT企业参与实践，一方面可以解决目前高校缺乏实习实训基地的状况，还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基地，将更多的人才吸引过来，通过培训提升就业档次，成为实用型人才，做大IT人才市场。
（七）将大连的IT教育基地建成政府机构与众多国内外企业交流的平台和咨询服务中心
要突出自己的技术优势，依托我市高校和众多科学院所的技术力量，以大连软件园各IT企业为后盾，结合自身管理经验和教学水平，立足于IT产业的市场发展，瞄准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不但要为个人和企业提供高端软件培训，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应用等计算机技术和培训，还要为各个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服务，使基地成为政府机构和众多国内外企业交流的平台和咨询服务中心。
（八）建立良好的就业服务平台
随着就业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就业导向在培训市场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职业教育首先应为就业服务。学员选择职业培训的直接动机是为了顺利就业，就业导向已经在整个职业教育领域受到普遍重视。开发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实习就业基地是保证提供良好就业服务的前提，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要建立一个IT人才培养信息系统，全面掌握和管理相关IT人才的数量、质量、技能水平、职业技能方向等信息，为企业选拔人才和学员就业搭建一个就业服务平台。
（九）要根据不断变化的业务类型培养IT人才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努力，大连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高端业务比例明显提高。有数据显示，目前大连从事离岸外包业务的企业中高端业务的比例已经接近30%。近些年，高新园区还加快了云计算、物联网和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速度。技术更新换代快，使得人才培养呈现出加速度不足的情况。在嵌入式人才缺口大的同时，3G、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兴领域也招人迫切。所以，行业企业和培训机构要紧跟IT新技术的发展，培养与之相适应IT人才，特别是熟悉国际外包业务流程的高端人才。
五、结束语
吸引招纳一批既懂技术又有市场经验、教育培训经验和管理经验的高端人才，充分利用我市二十余所高校的师资资源，通过整合大连市场上的200余家培训机构，建立一套完备的培训机制和科学的管理规范，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强、做大IT人才教育基地，打造大连特有的职业教育品牌，使大连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IT人才集散地。
参考文献
[1]任文鹤. 中国IT培训行业报告 各家培训机构现状分析 http://edu.ifeng.com/peixun/detail_2011_09/19/9294558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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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勇毅，许金水. 何日破茧成蝶?——IT教育培养模式的困境与突破[J].软件工程师，2011(3)：29-31
[4] 黄国兴.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现状及对策[J] .计算机教育，2010(23)：14-20
[5] 王翔.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打造现代IT教育产业链条的思考与探索[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1（9）：184
[5]徐敏，王莉敏.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浅析[J].前沿，2010（5）: 282-283
社区人才培育工作计划范文第2篇
摘要：教师教育改革是关系教育改革成败的重要环节。20世纪9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师资培育体制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然而这场改革却遇到了诸多难题，为改革者始料不及。面对这些问题台湾学者做了深入的反思，他们提出的观点对大陆地区今后教师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师资培育；教师教育改革；台湾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台湾地区经历着一轮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的教育改革。这场教育改革是在台湾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下，以适应社会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以及教育国际化趋势而进行的涉及幼儿园到高等教育的各方面改革。台湾师资培育体制也在这次改革中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型，从计划的、封闭的完全公费的模式转换成适应市场化的、多元的和自费培养为主的模式。10余年过去了，台湾师资培育的数量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与预期相反的是，师资储备的增加并没有提高社会对教师职业的满意度，反而产生了许多意料之外的问题，使师资培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因此，本文想就此问题做一番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以此作为大陆教师教育制度改革的镜鉴。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师资培育改革的背景和主要措施
随着1987年台湾当局“戒严令”的解除，台湾一党专制的时代宣告结束，台湾社会开始向标榜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方向过渡。此后，台湾人民权利大幅增加，并出现了组织政党的热潮。政治上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发展倾向推动了教育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在民间，教育改革团体纷纷成立，并发动了1994年的“四一〇”教育改造大游行。而官方，也想通过教育改革提升台湾地区在未来国际环境中的竞争力。因此。台湾当局1994年9月正式成立“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由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博士担任召集人，负责完成教改谘议报告书，此后，当局陆续出台了各项教育法案，实施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的各项改革。
台湾师资培育改革也是政治解严背景下实施的教育改革之一。1987年，台湾教育部门成立了由教育专家组成的“师范教育法”专案研究小组，经历6年的研议期后，1994年2月，台湾教育部门正式公布实施了《师资培育法》。较之前一部《师范教育法》(1979年颁布)，它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变更，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使台湾的师资培育体制由计划管制时代迈入了市场导向时代。
1994年的《师资培育法》建立了多元的师资培育管道。新法规定，师范院校和公立大学教育院系以外的一般大学可申请设立教育系所及教育学程，加入培育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行列。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师范院校对师资培养的垄断，在师资培育中引入了竞争机制，由原先的“计划式培养”变为由市场机制调节的“储备式培养”。新法还规定，师范生入学的“公费”制度改成了“自费为主，公费和助学金为辅”的制度，毕业生由“分发制”改为“自行甄选制”。对于教师检定，新法规定，学生在师范院校毕业后或在一般大学毕业且修毕教育学分(或修满教育学程)后，经过教师资格初检合格者，方具有实习教师资格。在实习期间，领取一定的实习津贴，实习满1年，成绩及格，并经教师资格复检合格，才正式取得合格教师资格。而以往师范院校的学生结业后，在1年的实习期内，已经等同于具有教师资格，并领取教师薪俸。
《师资培育法》公布之后，在10余年的时间里经过多次修订，其中又以2002年7月公布的修正案变动的幅度最大。后来的修订案加强了监督和辅助机构的设置，并对原法案中未加明确的问题加以明确。修正法规定应设立的机构有：师资培育审议委员会，负责对师资培育机构及其课程设置进行审议；实习与就业辅导单位，办理教育实习，辅导毕业生就业及地方教育辅导工作。修正法明确了设有师资培育中心的大学招收师资生的资格和修业年限，即甄选大学二年级以上硕、博士班在校生，修习年限含其本学系之修业期限以4年为原则，成绩优异者，可依大学法之规定提前毕业。各师资培育机构还可以视实际需要并报请主管机关核定后，招收大学校院毕业生，完成至少1年的师资职前课程的修习，修习成绩合格者，也可以获得修毕师资职前教育证明书。修正法将师范生实习时间缩短为半年，取消实习津贴且需缴付学费，实习包含在师资职前课程之内，实习结束才能从大学毕业。同时，还废除了教师的初检和复检制度，改为教师资格检定制，毕业生必须参加统一的教师资格检定考试，才能获得相应的合格教师证书。
《师资培育法》尽管屡次被修订，但是改革的趋向是共同的，台湾学者用“一元、闭锁、管制、公费”与“多元、开放、自由、自费、市场导向”来形容《师范教育法》和《师资培育法》的区别…。也有人说“此种由一元到多元的师资培育方式的转变，其实不仅是培育的管道与方法开放多元而已，更是在师资培育制度背后有关教师养成之理念的转变”。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的这场师资培育制度改革是美国师资培育模式的翻印版。它以教育市场化为导向，推动实施师资培养的多元化，一方面希望通过入学机会的增加，来广纳并遴选出来自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优秀学生，引导他们进入教育专业以改善和提升整体教育品质；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教育机构的竞争，达到优胜劣汰，并促进师资培育品质提升的目的。然而这场看似推动了教育自由与民主化的师资培育改革在台湾的推行却未能如改革者当初所设想的那样乐观。
二、当前台湾师资培育面临的问题
21世纪初，台湾各项教育改革由于实施的不利，开始招致有识之士的质疑和批评。2004年，适逢台湾教改10周年，社会各界掀起了对教育改革反思的热潮。对师资培育制度的批评和反思也不例外，在2003年下半年到2006年间达到一个高潮。综观台湾教改评论者的观点，10余年台湾师资培育改革产生的主要问题有：
(一)师资培育供需失衡的问题
台湾《师资培育法》颁行的第二年，各大学开始申请设立教育学程，并招收学生，自此，师资培育大学的数量和师资培育的数量迅速增加。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培养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师资培育机构已超过100所，设有教育学程的一般大学有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成功大学等70所，而此时，台湾大学总数为150余所，可见，超过半数的台湾大学在培养师资。进人新千年，台湾师资培育数量每年超过2万人，而在1995年，各类师资的培育总量也不到1万人。
更令人忧虑的是，台湾出生人口却在逐年递减，统计显示，从1997年到2004年，出生人口平均一年减少约1万人，有研究者统计，以每班35人计算，从2003年开始，平均每年会减少430人左右的教师需求量。师资供需的失衡造成教育性失业问题严重。截止2004年，实施新法以来台湾累
计共有约10万人获得教师证书，而获聘为正式教师的大约为7万人，也就是说，约有3万合格教师找不到教职。其中，小学教师供过于求的状况最为严重，2005年台湾师资生应征教职的成功率小学仅为2.3％，而中学也只为12％。
2005年6月12日，近千名获得教师证书的合格准教师举行游行，抗议政府漠视“流浪教师”问题。他们提出的诉求包括：降低班级人数、提高师生比例、降低一半师资培育招生名额、订定教师评鉴指标以淘汰不适任教师等。有台湾学者统计，以求职最为困难的小学来看，全台湾有两千多所小学中，一校六班且全体学生数在百人以下的学校，大概占有一半以上，由此可知，无论怎样降低国小班级人数，也无法有效解决师资供需大失衡的困境。同时，国立中小学教师可退休的人员在未来10年也趋于减少，因此减少师资培育数量成了当务之急。
(二)师资培育质量下滑的问题
随着师资培育数量的增加，师资培育的质量也令人堪忧。
首先，各大学新设立的师资培育中心，由于投入不同，办学条件良莠不齐。1995年台湾教育部发布的《大学院校教育学程师资及设立标准》规定：办理教育学程的大学，“至少应置3名以上与任教学科专长相符之专任教师”，“至少须有教育类图书1000种、教育专业期刊20种及教学、研究用之必须仪器设备”。不少人士指出，这样低的门槛，致使许多大学师资培育中心专任教师人数少，图书设备不齐全，故难以保证教学质量。
其次，教师专业素质的培养受到忽视。教师专业知能与专业理想的养成不仅需要教师教育课程的精心设计，也需要学生有比较充分的学习时间来领悟，需要实践来锻炼。而修习教育学程的学生，在1年的学习期内要完成26个教育学分(2004年又规定为50个学分)，其教学品质如何倍受质疑；教育实习，在实际执行中成效并不理想，由于当局教育经费局促，后将教育实习从原来的1年改为半年，且不再分发实习津贴，更使教育实习的质量无从保证。
此外，有鉴于原来教师检定制度的繁琐且淘汰率太低，流于形式，新修订的《师资培育法》订立了教师资格检定制度，但从2005年4月的第一次考试看来，通过率也达到九成一，其筛检效果不甚理想，由此，新制保障合格教师的力度颇受质疑。
最后，优秀生源的减少也是造成师资培育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传统以来，由于教师有比较稳定的就业环境和收入，台湾的师范院校是比较受学子青睐的，尤其是公费时代，不少清贫而优秀的学生投考师范院校。如今，教师就业前景的不景气，使不少高中毕业生不愿选择师范院校，师资生的录取分数一降再降，而一般大学的教育学程，也难抵报名人数减少的趋势，生源质量岌岌可危。
(三)师范院校优势丧失的问题
在这场师资培育改革中，传统的师范院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发展的困境。在台湾，有12所师范院校，在培养师资方面它们富有经验且具有教学资源上的优势，但是，改革后，它们既失去了公费培养的独特优势，又没有名校的招牌。且学生毕业后，由于是专修教育专业，转行不易，因此，入学生源质量在大幅下降。再加上政府对师范院校投入较之其他公立大学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使得这些师范院校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型。
师范院校中规模最大的台湾国立师范大学预计到2007年，只有50％的学生可以选修教育学分，师范体系已面临实质的崩溃。而那些规模小，学生少的师范院校其中6所于2005年8月，改制为教育大学。台湾教育部要求这些大学非师资科类的学生要占学生总数的一半，且2010年前要与临近大学整并。然而，这些学校对于这样的转型更多的是茫然。一是要维持自身原有的师资培育优势难，毕竟自身的经费和学科广度和深度有限；二是建立新的非师范专业难，因为基础薄弱；三是与其他大学整并难，即使能整并，学校又将如何自我定位。在这些学校中，工作人员、教师面对没有方向的未来，深感情绪不安，学校的定位不清，也让在校学生倍感茫然。
三、对台湾师资培育改革的反思
面对教育改革出现的困境，台湾各界人士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其中多为教育专业的学者，他们从学术和专业的立场，分析教育改革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建议，为台湾师资制度的发展指路。归结起来，笔者认为导致师资改革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应该是：
(一)模仿搬抄痕迹重——盲目引进的多，关注台湾实际少
这次台湾师资培育制度改革平心而论有许多“美国化”的影子。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成因复杂，建立在市场调节机制下的美国教育体制除了受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外，同它的历史传统、国民特性尤其是国民的意识、观念是分不开的。美国的教育体制从联邦制国家建立起就开始定型并逐渐完善。台湾从1987年解严开始，进入所谓西式的民主化进程至今不过30年，教育市场化运作模式对台湾而言是完全的新鲜事物。台湾虽具备了一定的改革教育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但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仍与美国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历史文化传统、人文精神同这场变革有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举例来说，中华文化中的“师道尊严”、“论资排辈”、“重义轻利”和“求同存异”的观念同讲究“自由竞争”、崇尚“功绩主义”的西方市场化机制就有较大距离。因此，有台湾学者总结教改经验时说：“一个重大的教育改革，应属一种文化重建改造的历程，不是制订办法，下达政令，即能行得通，也不是增设某一单位即可行。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文化重建的工程。”
因此，建立以市场调节为导向的教育机制听上去合理，但不能被台湾人从心理上完全接受，多数台湾学者提出了疑问：“把教师比作商品，把学校比作市场，那岂不是把教育当作买卖?那么师生关系将变成什么了?”“待业和流浪教师在此逻辑下是否等同不符合品质标准产品的同义词，抑或整个市场机制下的待宰羔羊?”因此，即使台湾教育部一再提醒实行了师资“储各制”，找不到职位是在所难免的，师资毕业生要“转变观念”，可是难的恰恰也正是“转变观念”。另外，台湾学者也担忧，过分强调优胜劣汰并致力于追求个人利益的市场逻辑，容易导致师资生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遗失并助长他们对待学习的短视心理。当然，传统文化中一些不良的风气也会阻碍新的教育制度的推行，在台湾，根深蒂固的“人情主义”、“人脉关系”和“红包文化”等依然像幽灵一样游走于现代制度的边缘。
东西方有着巨大的差距。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台湾学者看到，鼓励教育多元化，提倡教育竞争自有其可取的地方，教育也应该有其更加开放、灵活的一面，但单纯靠市场机制来调节教育显然尚不合时宜，适度的调节与管控仍十分必要。
(二)政治因素干扰大——短视近利的做法多，专业理念的指引少
台湾传统的教育体制在一片谴责声中走远，可是新的教育体制似乎仍在混乱和动荡之中，难以矗立起来。台湾学者
称，这样只重破不重立的仓促改革的做法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介入太深。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从一党独大走向多党竞争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民主乱象”。各政党派系无不想利用教育作为政治筹码，扩张地盘、获取势力，同时支持各政党的利益团体也想通过教育获取利益。在利益竞逐的情况下，政客们常喊出一些漂亮的口号，博得民意的支持，但却缺少实质的内容与有效的策略。这种短线操作、滥用民意的做法贻误了台湾教改。政治的混乱还导致台湾1994～2004年，10年的时间，更换了6位“教育部长”，教育政策的有序性和延续性得不到保证。这样的政治背景使《师资培育法》虽屡次修订，解决的方案也一再提出，但都缺乏彻底执行，存在的问题依旧。为此，台湾学者深表忧虑：“师资政策执行不当，造成的冲击很难在短时间看到，但对中小学教育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延宕的结果必导致沉疴难起。”
因此，教育应当适当独立于政治，实行专业指导。台湾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必须用专业的理念、专家的队伍来引领教师的专业成长。一方面，师资培育改革应当听取更多教育界尤其是师范教育界的专业学者的建议并让他们参与其中。教育改革应当以教育学术为先导，按教育规律来办事。另一方面，师资培育应当以教师专业品质的提升和专业形象的树立为目的。如果改革不能促使师资生专业知能的提升与专业理想的建立，而只是以打破师范学院垄断为要务，那将是本末倒置。台湾学者称，台湾教改涌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其实都与“以手段为焦点，忘记原来的目的”的现象有关。在师资培育中，只重数量的发展，而忽视了质量的提高就是这种现象的明证。为此，他们主张师资培育应彰显教育的“人文本质”，发扬中华传统中的“人师”的精神，同时参照国际教师的“专业标准”并结合台湾实际来设定“台湾教师专业标准”，以此为据科学地培养高品质的师资人才。
(三)行政指令色彩浓——自上而下部署多，联系教育实践少
台湾《师资培育法》的诞生，源自各界对教师培养制度的不满，然而，它的设计和推行却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从1987年开始，先由台湾教育界知名专家伍振骛教授、张春兴教授等人主持相关的研究项目，继而由蔡保田教授等人负责《师资培育法草案》的草拟工作。初稿完成后虽有举行一些意见座谈会、学术研讨会、公听会，但大多规模小。参与人员一般为相关专家和中小学的校长和教务长，成分有限。1991年，《师资培育法》进人“行政院”和“立法院”例行审议程序后正式颁行，整个过程缺少了与一线教育人员的研讨、论证与对话，所以，专家们的纸上作业，在教育实际中的推动困难重重。同时，由于专家和行政执行者缺乏沟通，因此导致行政人员在对教育本质与内涵的理解上与专家缺乏共识。精英的设计，行政主导推动，常使改革成为双头马车，其成果自然不彰。
这场教育改革尽管标榜着促进教育的民主化，可台湾学者周祝瑛一针见血地指出：“10年来的教育改革，实际上仍未脱离传统一条鞭与强制性的行政文化模式。”这种自上而下由政令推行的改革，使教育一线成了改革的实验品，当遇到种种复杂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教育问题时，它暴露出了反应机制不灵敏的弱点。面对少子化的趋向，台湾教育部门到2004年才下令限制2005年度师范院校和师资培育中心的招生数量，并修订“大学院校教育学程评鉴作业要点”严格大学办理教育学程的进退场机制；面对师资培育的质量问题，台湾教育部门是到2006年才推出“师资培育素质提升方案”；在中小学改革中碰壁，才觉悟师资培育政策其实与中小学教育改革没能搭调。此时，所做的一切都已牵一发而动了全身，损失不是稍微补救就可以挽回的。
《师资培育法》的制订不仅需要对社会发展的全面了解，而且需要对中小学和幼稚园教育现状和需求的关注，任何举措的先后与轻重缓急不仅需要专家学者的论证研究，更需要倾听来自教育基层的建议。由于政策与实践如此地脱离，采取的又是与“专业自治”精神相左的行政指令手段，这也难怪“台湾当局虽然针对师资培育兴革之研究、专论及专书、专题研讨会等非常丰繁，问题是言之者谆谆期盼，听之者藐藐淡漠”。
四、台湾师资培育改革的经验对大陆的启示
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和教育改革潮流影响下，祖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台湾一样正朝着多元与市场化的方向发展。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国家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高等学校院校参与教师教育工作。有资料显示：2005年，非师范院校已达到培养教师院校总数的54％。显然，传统的封闭定向的师资培育模式已被打破了。那么，台湾的师资培育改革经验对我们今后的改革应有哪些启示呢?
(一)教师教育改革应具有前瞻性和全面性
台湾《师资培育法》从出台到现在几经修补，可在实践中依旧问题重重。台湾学者感叹破旧易，立新难。任何教育改革的效果都具有延期性，而师资培育改革更是如此，因此，制定改革策略的时候要有前瞻性，不仅要着眼于当前的问题，更要着眼于长久的影响。同时，师资政策调整应该基于对实践的全面考察，仔细分析和整合来自各方尤其是教育一线人员的意见。由于国情，我们往往也是采用精英设计，行政推动的自上而下方式实施教改，这种做法的弊端我们从台湾的教育现状中可见一斑，何况大陆地区的地方差异更大，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可能更多，因此，以科学审慎的态度出台各项教育改革政策显得尤为重要。教育改革政策出台前要进行较长时间的论证与实验，经由严密的设计与较多层面的沟通，让可能产生的问题在实施前得到修正与补救，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教师教育改革由于与其他改革联系密切，还应注意与其他教育改革的衔接问题。在台湾，由于师资培育方式和课程设置没有和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改革相一致，导致中小学改革进程受阻。而在大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中小学在教育理念、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手段上更新变化，然而，我们看到，现有教师教育机构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却相对滞后，承担师资培训的专任教师也没有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前得到应有的培训，教师教育的专门机构和专职教师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优势，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教育部在2007年工作重点中提出要颁布和试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应当指日可待。虽说“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可如果能及早谋划，恐怕基础教育改革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困难。
此外，为了避免教育改革尤其是教师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出现失误而应对机制不灵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加强对教育改革过程的跟踪调查，同时建立对教育改革评估和考核制度，促进改革灵活、持续、有效地进行。
(二)教师教育改革的目标应对准教师专业品质的提升
在台湾的师资培育改革中，我们看到，改革的形式多于改革的实质。市场化也好，多元化也好，仿佛成了时髦的口
号，而师资培育改革真正的目标迷失了。有不少台湾学者指出，2002年修正后的《师资培育法》将制定法案的目的定为-“充裕教师来源，并增进其专业知能”，显然依旧没有厘清改革的目标，教师资源已经过剩，“充裕教师来源”目的是没有意义的。更多的台湾学者指出，应当将教师专业素质的提升作为教育改革的首要目标。
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准是当今各国教师教育改革的主题。教师教育改革都应当围绕“教师专业素养”提高来进行。这其中包括怎样优化生源，怎样建立“专业标准本位”的师资培育课程体系，落实教育实习的实效等问题。在台湾，有识之士正不断呼吁恢复或改良师资培育的公费制度。无独有偶，为了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今年秋季开学，祖国大陆将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同时要求学生毕业后去西部或贫困地区的基层学校工作，期限3年。可以实际看来，部属师范大学生源和就业形势本来就比较好，且在都市就业，他们3年的工资收入将远高于自己免除的学费。因此，放长眼量，以真正提升未来教师专业素质为目标进行改革，才是我们应当秉持的信念。
面对师资培育机构大量增加和良莠不齐的状况，台湾已经订立了师资培育机构审核标准并建立绩效评鉴和进退场制度。相比之下，我们的工作还比较滞后，当前，实在有必要应当建立一个有效的教师培养品质评估机制来规范教师教育机构，同时，政府毫无疑问应当加大对教师教育机构的政策扶持和经费投入。
(三)教师教育改革要注意保留好的传统
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教育改革不仅受政治经济的影响，还受历史文化所造就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投有意识形态的转型，新教育体制也难以建立。因此，一方面，教育的改革不应大破大立，以求速成；另一方面，教育改革也不能对别国的教育制度实施简单的“拿来主义”，相反，保留传统中的好的理念和做法是十分必要的。
从台湾的经验来看，中华的教育传统与市场化的理念存在许多冲突。同时，西方的教育体制也有它的局限性，教育问题的复杂程度是单一市场化的原则所无法解决的。而现代教育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却是东方文化所擅长的。台湾学者多次提醒在师资培育改革的过程中，不能使学生失去“人师”的特质，而只做“经师”，强调道德陶冶在教师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由此，他们也认为，传统的师范院校培养师资的模式依旧有它可取的地方，因为，具强化道德功能的师范院校体制最能培养成员对教育工作的认同，非师范院校的对教师素养的短期培训只适合提供为经济体制服务的“职业训练”。面对师范学院转型的困难和转型后师资培育落人另一种“一元化”的模式，有台湾学者主张师范院校的体制应当依然存在，与一般大学教育学程共同为培养及维护师资素质努力。
台湾和祖国大陆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改革中所面临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矛盾也是共通的，因此，在教师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反省传统体制和做法的优点，处理好扬与弃的关系。
社区人才培育工作计划范文第3篇
一、认清现状, 从实际出发
我台现有员工172人, 其中中层干部24人。年龄分布方面, 30岁以下48人, 占比27.9%;30岁至40岁45人, 占比26.2%;学历方面, 本科以上51人, 占29.7%。职称方面, 其中副高1人, 中级12人, 中级以上占比7.6%。
以上数据不难看出, 我台人才储备相对较弱, 高层次人才与单位发展不相适应, 应当承担发展主力的中青年人中, 优势不够明显;新生力量有所补充, 但发展势头不够明显。对此, 金坛广播电视台在适应新媒体发展格局进程中, 从实际出发, 采用“引进来, 走出去”的方式, 着力提升广播电视人才队伍素养。
二、多渠道为广电招贤纳士
需求不一, 各家媒体对应聘人员的素质要求也不一, 从本人负责的人事工作来看, 金坛台招聘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政治意识, 凡是应聘人员均要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热爱党的新闻事业。
(二)
专业要求, 招聘要求中针对中文、播音主持、后期编辑、计算机应用类专业的需求较多。业务技能上, 要求有一定的文字功底, 熟练掌握平面设计、后期大洋、PR、EDIUS等专业后期编辑软件等。
(三)
招聘类型, 我台招聘模式主要分为三类:单招, 如播音主持、摄像等一线专业岗位, 与四川传媒学院、山西传媒学院等专业院校建立合作共建基地, 每年寒暑假、毕业季从中挑选优秀学生到我台实习, 并为有意向留台的学生免费提供住宿、报销往返车票等多方面的福利;统招, 积极参与常州、金坛等地的事业单位招聘考试, 从中招贤纳士;内招, 单位内部人才选聘, 将合适的人才放到合适的岗位中去, 如从网站选取优秀人才从事电视摄像、后期制作等岗位工作。
三、加强人才培养, 在融合发展中实现人才转型升级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全媒体时代, 新的媒体格局和传播形态对媒体人的综合能力, 包括采编技能、新技术应用、知识积累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全媒体发布平台多, 相对开放的弱点, 倒逼县级媒体从业人员要加强采编技能, 提高导向意识。如何提升从业人员的素质, 是近几年业界、学界关注的主要课题。
(一) 打铁还需自身硬, 强化内部业务培训
在媒体融合发展实践中, 我台积极做好人才培养规划, 以组织原有的新闻采编队伍培训为主, “送出去”为辅的方式,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类技能培训、新闻实践等, 促进员工能力转型升级, 成为同时拥有多项技能的全媒体记者、全媒体编辑。同时, 积极建立读书角、报刊角等, 激发员工学习的主动性, 在全台形成全员学习、持续学习的浓厚氛围, 提升员工综合素养, 助力融合发展。
五年来, 我台共举办各类培训班20多期, 累计培训近80人次, 参加其他各类培训30多期, 累计培训100多人次。
(二) 找对缺口, 精准发展
9月20日是我国“公民道德宣传日”, 为了让孩子们听故事、学模范, 金坛广电台全媒体创新工作模式, 积极筹划了《主播课堂》活动。
FM89.0主持人周丹第一讲的主题是:敬业奉献!到底什么是敬业奉献, 《主播课堂》邀请了2017年7月“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的“最美警察”陆旭东。工作中, 陆旭东将“抱小孩上学”做到了极致, 无论风吹雨打, 一做就是9年。他的感人事迹, 让同学们知道了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 无论做着什么样的工作, 都要有责任感, 使命感。与此同时, 他还在现场教起了同学们如何笔划交通手势, 新颖的课堂模式, 良好的互动, 这堂别开生面的课, 让孩子们受益匪浅。
除了基本方式创新外, 金坛广电台全媒体还利用传统的电视平台以及电台提前进行宣传, 并将活动通过网络全程现场直播。
在《主播课堂》中, 电波外的主持人成了我台的名片。通过几次主讲的经历, 以及学校、社会的参与度、认可度, 我们发现, 主持人在全媒体运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 主持人成了这档节目的亮点, 她需要对节目的每一个流程了如指掌, 并能掌控全局, 主持人也成了节目独特的内容元素。
该节目的成功运营, 说明全媒体时代不管是引入的全媒体员工, 还是广电机构的老员工, 都需要转变思想观念, 积极创新, 找准传统媒体与全媒体之间新的融合点, 只有这样才能寻求到更好的发展途径。
四、制度效激励, 建立适应融合发展的人才管理体系
媒体要适应新闻业态的变化, 得先探索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人才管理体系, 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为人才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为此, 金坛台根据不同岗位设置不同的培养目标和晋升渠道, 在薪酬制度上也打破传统, 实行绩效考核制度, 多劳多得, 为好记者、好编辑和技术人员提供新的职业发展空间。并将员工绩效与所在部门绩效紧密结合, 全台的分配与各部门的绩效紧密结合, 形成重业绩、重贡献, 向优秀人才、关键岗位、节目生产一线倾斜的收入分配制度, 激发员工、部门的活力, 推动广电事业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 金坛广电台内部设立了特殊奖, 重点对获得国家、省、市级以上行政奖励集体和个人给予重奖, 大力表彰先进, 调动员工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创造性, 传递“实务兴台人才兴台”的正能量。
今天, 人们对全媒体的期待越来越高。只有不断改革创新, 引进专业人才, 寻找适合的转型途径, 才能让新闻充满亲和力与创新活力, 从而更接地气、更富趣味、更有效果。
摘要：全媒体是当前传统媒体发展的方向, 也是传统媒体重塑影响力的重要突破口。作为媒体单位, 要想突破区域影响, 观念束缚, 技术限制等因素的制约, 做出更多更好更优质的新闻作品, 人才是关键。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则是各大媒体当下探索及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
关键词：全媒体,融合,发展,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 孙开庆.网络时代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融合[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2017-03-15.
[2] 谢文, 刘江伟, 吴晋娜, 郭佳.破解媒体融合发展的人才瓶颈[J].青年记者, 2016-04-30.
社区人才培育工作计划范文第4篇
摘要：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城市社区;社区建设;社区治理
一、引言
近年来，各地方和有关部门通过实践创新积极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使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及相关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积极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表达社区需求与居民诉求、提供社区部分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构建多元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载体。社区社会组织的行动成效直接关系社区治理的整体水平，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有利于提高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培育居民的公共意识、开拓社区公共空间。针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复杂性以及社区需求多样化、社区利益分化的现实，要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必须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积极、有效地参与社区治理。随着《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出台，未来一段时间内，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工作将逐步走上有序的发展轨道，社区社会组织在发现并解决社区问题、改善基层民生、增进社区凝聚力等方面的功效也将受到更广泛的关注。本文以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为例，通过观察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实践逻辑和现实困境，探寻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思路及相关实践策略，从而进一步阐释社区社会组织在建设和谐社区、满足居民多元化社区需求、促进“三社联动”等方面的现实价值与社会意义。
二、社区社会组织的界定及相关问题
随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及社会组织培育工作的广泛开展，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功能和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部门重视，社区社会组织的相关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如何从学理层面界定社区社会组织？对此，学界的讨論比较多。康晓强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指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化、多样化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发成立并自觉参与，实现公益性或共益性目的的社会组织形态。①陈洪涛、王名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组织或个人在社区范围内单独或联合举办的，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社会自发组织。②夏建中等学者认为，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是指以社区为活动范围，以社区居民为成员或服务对象，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而成立的各种社团类组织和民办非企业。③概括而言，学者们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内涵已形成基本共识，如其主要成员是社区居民、主要活动范围在社区等。从概念外延的角度看，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共识还包括社区社会组织是当前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中的重要一员，能够为激发基层社会活力、促进基层社会发展和秩序重建贡献力量等。不过，学者们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定位仍存在不同观点。综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由街道、社区内的居民或组织根据自身需求而自愿组成的，具有一定的草根性和亲民性，能够为满足居民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且表达社区诉求而有所行动，尤其在调动居民参加社区公共生活与公共事务、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和一定潜能的社会组织。
目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实践方兴未艾，社会学界对此保持关注并积极跟进。从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及培育创新的角度看，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存在形态。这方面研究主要探讨社区社会组织的构成要素、分类、特点、经费来源等。在分类上，一些学者从活动内容和方式上进行了概括分析，如有学者将社区社会组织分为社区福利组织、社区文体组织、社区居民权益维护组织、社区志愿活动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组织以及为社区居民生活提供低偿服务的便民利民组织。④在管理方式上，社区社会组织被划分为三类：一是正式注册的组织;二是在街道或社区备案的组织;三是未注册也未备案尚处于发育过程中的组织。⑤在特征分析上，一些学者在借鉴已有关于社会组织特征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炼，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具有非政治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等基本特征。⑥总体而言，上述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为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实践指导，但作为一般性认识，这些研究侧重于描述，多停留在静态分析层面。
第二，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建设和谐社区、凝聚社区力量等方面能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如康之国指出，社区社会组织能够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有效提升社区服务的效率、有效整合社区资源，更好地为社区提供服务，提升社区参与程度，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化解社区矛盾，增进社区认同。⑦康晓强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对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具有战略意义，政府应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提供充分的社会空间和资源支撑。⑧李雪萍等学者也认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有利于促进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⑨王名等学者进一步指出，社区社会组织是实现居民自治的重要路径，有助于满足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与心理层面的需求，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形成“小政府、大社会”格局，是维护社区社会稳定的“安全阀”。⑩概而言之，这些研究不仅明确了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位置，而且明确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存在价值及发展方向。
第三，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对于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但在实践层面，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还面临不少难题。耿云指出，社区社会组织的地位尴尬、生存处境艰难、公信力面临考验。徐家良等学者指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一系列短板，如其合法性缺失、公信力不足、获取资源的能力较弱等。此外，有学者还指出了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诸多外部困难，如公众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认识有待提高，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支撑。总体来看，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既与政策、环境支持不足等外部因素有关，也与社区社会组织自身规模、能力不足等内在因素有关。
第四，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模式。在积极推动社会建设、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基层政府和民政部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手段，各地有关部门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些适合本地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培育模式与孵化机制，如以技能传授为主的师徒模式、以社会组织为主导的专家向导模式、以社区社会组织为基础的同伴模式。总体而言，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孵化工作较过去有了更多制度保障，政策环境大为改善。对此，有学者及时跟进研究，并总结提炼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和现实针对性的发展模式。但正如徐林等学者指出的，在社区内外部资源存在异质性的现实条件下，“政府主导”“社区主导”抑或“合作发展”等组织发展模式都可能只是备选策略，不存在最佳策略，更不存在唯一策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应因地制宜，根据社区资源、社区多元主体的状况等多种因素，通过引导、合作、博弈、自觉等多种方式逐渐推动。
整体来看，虽然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理念及宏觀制度安排已经形成了社会共识，社区社会组织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但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及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治理目标来看，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充分、高效参与，还需要宏观的政策性工具和微观的具体制度，不断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多元化互动机制。随着我国社会组织改革步伐的加快以及社会建设总体进程要求的提出，以往对社区社会组织一般性的静态研究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需要适时拓展理论分析框架以适应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针对当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模式还比较单一、运行效果不够理想等实践难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关于社区社会组织功能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在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相关实践中深化认识，以期实现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整体把握和综合施策。
三、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
实践创新：以天津市为例1.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基本情况
截至2016年3月，天津市共有社区社会组织26165个，其中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237个、基础型社区社会组织24145个（包括社区服务类6200个、社区事务类4016个、慈善救助类1405个、文化体育类11356个、社区维权类1168个）、特色型社区社会组织1783个。天津市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都是需要注册登记的，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一般只需备案。2013年4月，天津市民政局制定了《关于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意见》，对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全面部署，明确了社区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组建模式、扶持培育等具体内容。比如：在组建模式上，实行“1+n+x”模式，其中，“1”是指每个街道、乡镇建立1个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或服务中心），负责对辖区内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引导、服务和管理;“n”是指每个社区建立若干个基本型社区社会组织，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社区服务、社区事务、慈善救助、文化体育、社区维权等;“x”是指每个社区根据居民构成，建立具有本社区特点的特色型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上，天津市实行所有社区社会组织统一登记备案制度：街道、乡镇是备案服务与管理的主体，对具备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所在区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对不具备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实行统一备案。一般来说，在组织体系架构上，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是所在街道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或服务中心的成员。
从实践来看，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既离不开社区的内生需求，也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推动和政策引导。2013年《关于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意见》出台后，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倍增计划后，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有了大幅提升，2013年总数为13464个，2014年总数为15512个，2015年总数达24296个。从这几年的数据来看，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数量不断扩大，类别更加多样。
从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的过程来看，政府引导是突出特点。天津市不仅在市级层面专门出台政策以指导、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还在区级、街道层面通过政策创新与实践创新等各种具体措施，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以NK区为例，该区不仅制定、落实了2个关于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专门文件（《NK区关于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意见》《NK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还通过开展各种公益创投活动等举措，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截至2016年3月，该区共有社区社会组织3235个，其中备案的有3210个（包括社区服务类357个、社区事务类684个、慈善救助类342个、文化体育类1656个、社区维权类171个）。在该区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中，比较有特色价值的是成立于2011年的WDD街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会。截至笔者调研时，该促进会的专职工作人员已发展到28个人（最初仅有6个人），并孵化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414个。
2.重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随着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在天津市社区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加强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天津市通过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持续改善政策环境，积极营造重视和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良好氛围。除此之外，市政府通过出台《天津市社区公益事业专项补助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的平台建设，使社区社会组织有能力真正“动起来”。
一般来说，社区社会组织有两种比较常见的成立方式或渠道：一种是由行政机关或群团组织出于社区公共事务等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成立;另一种是居民群众缘于共同的文体娱乐等方面的兴趣爱好而自发成立。从天津市的相关实践来看，随着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的不断深入，不仅培育渠道越来越灵活多样，如项目培育、“以社育社”等模式相继出现，而且社区社会组织所涉及领域越来越多，涵盖社区事务、文化体育活动、社区服务、公益慈善、维权以及其他特色服务活动。在调研中，笔者发现不少社区社会组织不仅是居委会提供社区服务与管理的助手和伙伴，还是居委会发动居民参加社区公共生活的重要平台。笔者曾问一位居委会主任：您为什么如此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她坦言，起初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是为了开展社区工作、解决社区问题，在工作开展中居委会也真正“尝到了甜头”，因而越来越重视这项工作。在她所在的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推动社区公共活动的一个重要抓手。比如，在开展文明楼门创建、社区志愿服务、社区环境整治、老旧小区改造与更新等活动的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通过积极参与具体的社区实践，不仅帮助居委会分担了很多棘手事务，还不同程度满足了居民对社区服务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整体而言，天津市通过体制完善、机制创新，把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纳入社区建设整体布局中，引导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公益、社区志愿、社区自治、社区调解、社区安全等社区实践，由此不仅增强了社区社会组织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的主体能力，也调动了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天津市的实践证明，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不仅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不断成长为能够为政府提供部分公共服务的承接者、监督者、受益者，而且有利于增进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扩大社区社会资本，弘扬社会正能量，提高社区共治、自治的整体水平。
3.积极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益创投实践
近年来，天津市在市、区两级层面积极开展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并通过在这些活动中实施的各类项目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这种做法已取得一定成效。因为公益创投项目一般要求承接项目的社会组织是已注册的社会组织，所以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的项目大多需要依托所在街道辖区内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也就是说，申请主体是街道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实施主体是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也有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尝试直接申请的情况。如T区的公益创投中就有专门面向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含各小区业主委员会）的项目。2016年，天津市市级层面的公益创投活动中由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的项目主要有：JXL街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为老服务项目，“儿童心智成长发展”项目，“阳光之家—暖心助老”项目，无忧夕阳护理技能培训项目等。在区级层面，以BHX区为例，社区社会组织承担的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主要有：“彩虹微笑”儿童庆生会项目，“七彩阳光”关爱残疾人服务项目，“收藏开启互助锁，集报搭建连心桥”项目，“创和谐邻里，建美丽家园”邻里节项目，宜春里情系夕阳—银龄行动公益项目，“晨光—丽日—夕阳”孝亲敬老志愿服务活动，“志愿助残、和谐大沽”项目等。这些项目涉及社会福利、残疾人服务、公益慈善、社会志愿等多个领域。除此之外，一些街道也尝试开展类似的公益项目，如BHX区DG街开展居委会公益创投项目。
整体来看，实施公益创投项目是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通过承担项目，一些社区社会组织不仅锻炼了团队、提升了能力，而且进一步激发了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活力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通过项目活动的引导，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程度得到明显提升，社区、社会组织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到增强，社区舆情表达渠道进一步拓宽。可以说，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益创投活动是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创新、促进“三社联动”的重要方式。较之一般社会组织参与的政府类公益创投项目，部分社区社会组织自发组织的公益创投项目在设计上更贴近居民日常生活與实际需求，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也比较高。但这种参与方式的运行时间不长、受限条件较多，其成效及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观察。
概而言之，天津市不仅通过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实现了社区社会组织数量的快速提升，而且通过多种举措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初步发挥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功效。但是，与促进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还有待进一步激发，其参与的持续性和深度还比较有限，组织的整体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一些挑战。如：社区社会组织管理与服务的运行机制还不够顺畅，尤其是街道层面的社会组织运行机制亟待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平台建设有待加强，不少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的人、财、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还不完善，特别是从事专职社会组织工作的人员还比较缺乏，人员的专业能力有待提升;社区社会组织数量虽多，但质量参差不齐，主动发展能力不足，专业化程度较低;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能人、志愿服务带头人缺乏吸引力，激励机制不畅;一些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的公益创投项目缺少支持性的专业机构参与。另外，从调研情况来看，社区社会组织由备案类转向注册类的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一是这些组织发育还不够成熟，力量有限，影响力较小，内生动力不足;二是注册程序烦琐，注册要求比较多。一位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的评析值得关注：备案管理挺好，一是有街道、居委会帮着把握方向，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的压力较小;二是依靠街道、居委会也能够获得各种资源，比较省心、省力;三是少了很多烦琐程序，不必填各种表格。
四、从引导到自觉：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对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及其参与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要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一要从改善综合制度环境出发，加强政府宏观引导，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及社区治理机制改革，根据社区发展实际及社区社会组织的不同类型，积极拓宽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提高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切实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纳入社区治理的整体布局以及基层政府绩效考核之中;二要提高社区社会组织的自觉性，进一步发挥其主体能动性和自组织功能，使其自觉参与各种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真正成为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1.加大政府引导力度，理顺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管理机制
审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与难题，有必要加大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政策扶持力度。倡导分类治理，走精细化发展之路，既要重视顶层设计，又要因地制宜，还要注重基层实践创新。积极践行治理理念，深化对社区社会组织内涵与功能的认识。让渡社区服务与管理的部分空间，积极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社区活力、社区秩序、社区减负增效、社区治理多部门联动等具体实践进行有机结合，营造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成长发展的政策环境。要基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双向增能的角度，搭建平台、汇聚资源、适度激励、科学管理，破解政社不分的难题，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制度化与法治化建设。要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激励与管理模式，为社区发展及社区自治夯实组织基础。针对当前社区治理难题、社区热点问题，要积极组建和培育相关社区社会组织，优先扶持和鼓励养老、公益慈善、为民服务等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要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备案与注册管理制度，着重理顺基层运行机制，尤其要强化条块结合，调动街道的能动性，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平台与保障机制建设，使社区社会组织孵化、运行及作用的发挥规范化、常态化。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建立预警制度，对长期不活动、作用发挥不明显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正面引导和规范。
2.开发社区公益创投项目，探索多种方式，向具备一定能力的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加大社区公益创投项目开发力度，通过独立、联合等方式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相关服务，发挥项目的引擎作用。当前，要进一步规范项目发布、申请、立项、验收、评估等制度设计，在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上更加体现社区社会组织的特点，增强项目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可持续性。加强项目培训，尤其要针对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或骨干成员开展活动策划、申请书撰写、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项目执行效率。建立健全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工作机制，让社区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促进社区参与中真正“动起来”“活起来”。通过购买相关服务，让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或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带动、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实践，尤其要发挥街道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或专业性较强的支持性社会机构在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训等方面的作用。适度扩大政府购买服务的规模，建立常态化资金保障机制，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效率。与此同时，要通过多种方式拓展资金支持的渠道，防止出现过度依赖财政资金的现象。
3.完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工作能力
厘清党委、政府与社区的权责边界，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实践，在调整和优化社区治理结构中认识和把握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位置与地位，有序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拓展其生存与发展空间。围绕能力建设，根据社区社会组织的不同类型、不同需要，逐步完善组织架构、活动规范等方面制度，提高社区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水平，使其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的优势，凸显其志愿性和自治性，以动态的视角深化对社区社会组织的一般性认识，提升社区自我调节及居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做实做强街道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引进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推动街道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走向专业化，使其工作人员逐步专职化。通过深化街道体制改革，调动社区居委会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性。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开展得好的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也较为顺畅、频繁，居委会较为认可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此外，还要注重发挥居委会的监督、调解功能。居委会要及时了解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情况和运行状态，当社区社会组织存在内部矛盾或发生外部纠纷时，要适时恰当地介入进行指导。
4.强化“三社联动”，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实践证明，以高昂的行政成本来强化社区治理是难以为继的。鉴于此，整合社区内外资源，调动各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形成社区治理合力显得尤为迫切。要以“三社联动”为依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探索构建具有自治与共治、协商与协作特征的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之间可持续互动的机制。当前，要把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实践纳入“三社联动”之中，使社区治理各相关主体之间增进了解、增强互信，确保“三社联动”的各种项目顺利实施，凸显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真正实现社区治理各方共建共治共享。通过“三社联动”，引导社区社会组织承担项目，鼓励专业社会工作组织“陪伴”社区社会组织成长，形成“以社育社”的良性发展机制。鼓励社区探索、创新“三社联动”的可持续互动方式，开发社区服务创新项目，在项目实施中发现、培养社区社会组织的带头人、骨干、积极分子，发掘社区内生力量。培育居民自愿组建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识，引导居民参加社区社会组织，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建设符合新时代需要的社区文化，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五、结语
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既是创新基层社會治理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激发基层社会活力、提高社区自治程度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很多情况下，社区社会组织对于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提高社区参与程度、调动社区内外资源、维护社区秩序等具有重要社会价值，而且在具体实践中能够发挥“桥梁纽带”“润滑剂”“减压阀”的功效。但是，当前一些社区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能动性并不高，有很多是被引导或者因社区工作需要而被邀请的。在一段时间内，这种被引导、被邀请是现实的也是必要的，但长期来看，这种缺乏自主性的参与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使社区社会组织建设规范化、常态化。当前，要因地制宜，以需求为导向，根据社区实际及社区社会组织的不同类型，有层次、有步骤地分类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要由“重引导”向“引导与自觉并重”转变，而且要更加凸显社区社会组织的自觉性。在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上，要由“重数量”向“数量与质量并重”转变，而且要更加重视培育的质量，让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社区治理中成长起来、活跃起来。
从实践来看，政府引导是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路径。为此，要加强政府民政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业务沟通与互动，整合政府内部资源，把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立足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尊重基层群众首创精神，挖掘更多社区社会组织的生存样态，通过多种灵活的间接手段提高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质量，特别要注重提升培育工作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使社区社会组织逐渐走向自觉。也就是说，在政府引导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社区社会组织的自觉性，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凸显其与社区保持亲密联系的特性，增强社区自组织的能力及创造力。总之，培育、发展、壮大社区社会组织，要将其“嵌入”社区治理的各种实践之中，进行动态培育、动态引导、动态养成，使其真正融入社区治理结构。
之所以要关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通过社区社会组织来组织社区、动员社区，能够激发社区活力，推动社区治理方式转变;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建构良好社区秩序、提高社区生活质量的现实需求。从实践来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探索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治理实践层面都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因素。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的成长、发育及作用的发挥。从社区治理结构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之间持续互动的视角看，如何看待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構中的位置与地位，如何形成持续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与保障机制，以及如何评估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成效等方面，都还需要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索和创新。
注释
①康晓强：《社区社会组织研究：回眸与展望》，《社团管理研究》2009年第10期。②陈洪涛、王名：《社会组织在建设城市社区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基于居民参与型社区社会组织的视角》，《行政论坛》2009年第1期。③夏建中、[美]特里·N.克拉克等：《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第8页。④杨贵华：《对当前我国社区民间组织建设的思考》，《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⑤夏建中、张菊枝：《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主要类型与特点》，《城市观察》2012年第2期。⑥李雪萍、曹朝龙：《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城市问题》2013年第6期。⑦康之国：《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机制研究——以天津市H区为例》，《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⑧康晓强：《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⑨李雪萍、曹朝龙：《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城市问题》2013年第6期。⑩王名等：《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7—159页。耿云：《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及其对策》，《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徐家良、武静：《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思路》，《上海城市管理》2015年第3期。周宇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中国社会报》2015年1月26日。赵罗英、夏建中：《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以北京市D区为例》，《学习与实践》2014年第3期。徐林、许鹿、薛圣凡：《殊途同归：异质资源禀赋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路径》，《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4期。此处的数据是2016年3月笔者参加天津市社会团体管理局（现天津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组织的关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情况的调研中所得，文中其他数据，若无特别说明，均来自此次调研。
Guidance and Consciousness： A Path Analysis of Urban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Li Peizhi
Key words：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urban communit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社区人才培育工作计划范文第5篇
摘要：依据实际调查数据，分别从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两个群体的视角分析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双方产生的社会距离，指出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地位、空间隔离、社会网络是两个群体产生不对称社会距离的主要因素；阐述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制度导致的各种客观因素对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产生社会距离的具体影响，提出减小双方社会距离，促进社会融合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社会距离；失地农民；城市居民；社会融合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由于土地被征用导致了大量的农耕者成为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由于各种原因很难适应新的城市生活，从而使他们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产生了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是理解城市化不同群体社会融合的重要指标。在社会学领域，塔德首先提出社会距离的概念[1]，齐美尔进一步提出社会距离就是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2]。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代表学者帕克将社会距离定义为存在于集团与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并指出感觉上的距离可以像智力一样得到测量[3]。美国社会学家博格达斯认为社会中的问题大多数都是由社会距离引起的，经过实证研究于1925年设计出了“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用于测量美国人对其他民族的态度[4]；随后Lee等人也从小族群的感受出发，设计出反转社会距离量表。通过社会距离的测量可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误解，较为完善地测量两大群体间的社会距离[5]。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量表和Lee的反转社会距离量表为本文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测量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测量工具。
我国最早进行社会距离研究的是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他使用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量表研究了美国人对待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解释了经济社会地位在社会距离中的决定性作用[6]。张海辉对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社会距离进行了双向度的测量和分析， 结果显示两者社会距离存在不对称。张海辉的研究弥补了以往社会距离研究中过于偏重大族群、主流群体角度的不足， 试图从双向度的角度对社会距离进行考察[7]。卢国显率先对国内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进行了研究，认为制度导致两大群体的社会差异[5]。郭星华、储卉娟等学者都是从农民工的视角对社会距离进行了较深层次的研究，但是其在实证测量方面缺乏严谨科学的量表[8]。李强教授认为，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产生的原因有体制与制度的原因，也有历史和文化的原因[9]。史斌在李强教授对农民工与市民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地位、社会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距离[10]，但仍然是从单一社会群体的视角进行社会距离的测量。李强和史斌对农民工与市民社会冲突和距离产生的体制与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原因对本文失地农民与市民社会距离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和结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国内对社会距离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本文基于小城市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距离与社会融合的调查和研究，有助于拓宽对于中国社会城市化發展问题的认识。因此，本研究利用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对社会距离进行实证研究，分别从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两个群体的视角分析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双方产生的社会距离，期望能进一步揭示中小城市城市化的有效路径。
二、方法与样本
（一）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概况
本研究设计两套调查问卷，一套是针对失地农民，另一套针对是城市居民。
1.失地农民调查问卷以陕西省杨凌区徐西湾村失地农民家庭为单位，采用随机抽样对他们进行走访调查。徐西湾村位于杨凌中南部，全村有751户，共计3 223人，近一半人离村在外打工。政府从2007年开始对其征地用于示范区城市建设，到2015年徐西湾村完全失去土地，成为了典型的城中村，整个村庄集体转变为城市社区。本次调查研究主要基于2015年7月在杨凌区徐西湾村的入户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得到村民以户为单位有效样本165个，其中采访男性户主84人（50.91%），女性户主81人（49.09%）。失地前85.45%的村民以务农为主，失地后50.03%的村民以打工为职业；失地前（2007年）人均月收入700元，失地后至今家庭人均月收入1 350元。
2.城市居民调查问卷以杨凌区城市居民为对象，有选择性地按照职业地位、个人收入、学历、企事业单位人数的一定比例进行分层抽样，再进行简单随机抽样选取。抽样调查的165个城市居民样本，其中男性占81人（49.09%），女性占84人（50.91%），年龄以30～50岁者居多，学历以本科和专科比例较大。职业分布如下：政府官员12人（7.27%）、企业家或贸易经营者15人（9.09%）、大学老师29人（17.58%）、中小学教师16人（9.70%）、公务员18人（10.91%）、单位普通职员31人（18.79%）、工人24人（14.55%）、无固定职业者20人（12.12%）。城市居民中家庭年收入5～10万元有81人（49.09%）、10万以上占29人（41.82%）、5万以下占26人（22.61%）。
（二）理论分析框架
分别从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两个视角来分析（见图1）。根据博格达斯量表，主要测量指标为社会认同、社会经济地位、空间隔离、社会网络（心理距离），而城市居民的社会认同对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具有决定作用[5]。在城市化实践中，社会认同也会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土地产权缺陷、征地补偿、社保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加深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客观距离（行为距离）。
（一）基于社会认同的社会距离
1.基于失地农民角度的分析。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过程存在自我身份社会认同失调问题，由此产生一种心理差距和适应障碍，并与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有关。年龄较大者、受教育较少者自我认同矛盾更大， 适应障碍也更加突出。据对165个样本调研，徐西湾村社会认同率较高，55.75%的失地农民认为自己已经融入了城市中，主要原因是该村处于城市中心区域，与市民交往较多，基本适应城市生活。但还有44.25%的人对身份认同处于模糊和否定状态。失地农民对身份认同的程度反映出正式制度对社会距离的影响，也表达了失地农民对新制度的渴望。
2.基于城市居民角度的分析。城市居民对失地农民态度体现了失地农民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可能性与难易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居民的社会认同对政策和制度具有决定作用。本次调查向165位城市居民发放了相关问卷，以调查他们对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生活的态度。
从表1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对失地农民给予肯定和宽容的态度，尤其是在失地农民为城市建设发展作出贡献方面，城市居民给予70.3%的高度认同。在治安和卫生环境问题上，大部分城市居民都持中肯态度，说明两者在一定范围内社会矛盾和冲突相对缓和。但在评介失地农民个人公共素质方面，持肯定态度只有10.91%，说明两者在生活方式、文化素质及社会公德等方面的认识差距较大。在就业方面，仅有15.15%的城市居民认为他们会抢占就业机会，因为失地农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大多无一技之长，无法在城市竞争中占优势。当然，大多数城市居民也认为在城市化改造中，城市对失地农民限制过多，肯定回答和中间回答各占36.97%和49.7%。杨凌拥有悠久的传统农业历史和文化底蕴，以农业大学教育发展起来的这个城市的居民，对周围的村民一直抱有亲近、容纳和支持的态度，因而对失地农民的调查评价比其他大、中型城市居民认可度高，与失地农民的社会距离较小，因而对当地政府制订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距离
1.基于失地农民角度的分析。本次研究的调查量表是在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基础上，结合徐西湾失地农民的具体情况，分别设计了6个具有逻辑上的趋强的问题，分别询问失地农民与对方的社会距离（见表2）。并在试调查基础上对量表中项目及强度结构进行了修订，形成正式的社会距离量表，即是否愿意与对方一起聊天、工作、交朋友、娱乐、吃饭、子女与对方谈恋爱，分别表示社会距离从大到小的关系。量表中的每个问题都要求被访者从“非常愿意”=5分、“愿意”=4分、“不确定”=3分、“不愿意”=2分、“很不愿意”=1分，5个选项中选择1个最符合自己想法的答案，分别累加量表的各项分值，除以各项个数， 等到一个中间值（mean），并对各种态度按照中值大小进行排序。中值越大（越接近5分）， 表示态度越倾向肯定性，表达的社会距离越小；中值越小， 态度越倾向于否定性，表达的社会距离越大[11]。
个人收入是失地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最重要的测量指标。数据显示，月收入2 000元以上的阶层比低收入者在聊天、工作、交友、娱乐、吃饭、子女恋爱各项上的中值逐渐拉大，特别是最后一项子女恋爱，高收入者的4.47中值明显高于低收入者的3.01中值。表明失地农民中经济地位越高的阶层与城市居民交往的意愿越强，并希望通过经济收入的增加，逐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改变户籍制度对身份的局限，得到城市的认可。
2.基于城市居民角度的分析。社会经济地位是由职业地位、收入、文化程度三个指标的反映。利用社会距离量表在问卷中设计一组与失地农民同样的问题，以家庭年收入为例，测量各阶层的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的交往意愿。
量表3中数据显示，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在聊天、工作、交友方面的中值差距不大，高收入阶层在聊天和工作方面还略高于中间收入阶层。因为城市上层阶层作为城市社会的成功者和政策的受益者往往会表现出对弱势群体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在后三项的娱乐、吃饭和子女恋爱方面，高收入阶层的中值逐步下降，特别是最后一项子女恋爱，高收入阶层中值只有2.14，明显低于中间收入阶层的2.75，而低收入阶层中值3.51明显高于上面两个阶层。从测量表中可以看出，随着意愿的趋强，上层阶层的意愿中值变化幅度最大，说明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维持在一个表层的关系上，中国传统的门第观念根植于社会阶层之中，说明城市居民经济地位越高与失地农民社会距离越大。
（三）基于空间隔离的社会距离
1.基于失地农民角度的分析。空间隔离包括居住空间隔离和职业空间隔离。徐西湾村虽然被城市居民住宅小区包围，但居民仍住在自己原有的宅基地和住房中，社会关系、邻里关系并没有被城市割裂，因此他们传统的乡村感觉还存在，村落共同体感受还存在，這样也加大了他们与“城市人”的距离感。
杨凌是一个大学科研城，90%的城市居民在事业单位工作，拥有各种社会保障和职业优越感，这种社会距离不仅是社会制度，也是历史造成的。失地后的徐西湾农民大多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或者当服务员、保安员等。这种职业隔离的结果必然使双方产生心理隔膜，影响情感信任、交往意愿和双方关系的评价。因此，对于此次徐西湾失地农民的调查，职业隔离是社会距离产生的重要原因。
2.基于城市居民角度的分析。城市化建设衍生出多种不同的空间社会组织和居住形态，杨凌是个以农业科研事业单位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城市居民居住分布基本有三种形式：一是原单位家属大院。居住者多为城市居民，少数失地农民以保安、清洁工、食堂服务员等临时工作在这个同质性较强且相对封闭的区域里，本单位的居民对外来人员较为排斥，双方感受的社会距离相对较大。二是新建的住宅小区。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加速，各种新兴住宅小区不断涌现，在仍以城市居民为主的新型小区里，人员构成比较复杂且包括少数失地农民，打破了以前的群体聚居状态，小区成员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更强，双方的社会距离相对较小。三是靠近城中村居住区。城市楼房扩建逐渐将失地农民群体居住区包围，形成一个城中村，由于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不同，影响到城市居民正常的作息时间，无形中产生一种不满的情绪，社会距离感受较为强烈。调查统计，城市居民只有32%表示愿意与城中村居民共同居住在一个区域内。总之，居住隔离并不利于两个群体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程度，并会引起情绪和行为的冲突。
（四）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距离
1.基于失地农民角度的分析。据调查统计，问卷中是否有来自城市的同事或朋友一项，持肯定回答的失地农民只有10.9%，且双方很少交往。首先，失地农民的职业阻隔可能导致他们与城市居民的接触机会不多；其次，失地农民长期以亲缘、地缘关系作为社会网络的纽带，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中失地农民网络本质上是一个弱关系的社会网络，并且要比城市居民遭遇更多利益壁垒限制，这种关系网络无形中了拉大了两个群体的社会距离。
2.基于城市居民角度的分析。在调查问卷中，75.15%的城市居民都会有来自农村的同事或者朋友，但仅有33.59%的城市居民表示与他们经常接触。对多数城市居民来说，他们更愿意与自己同等社会阶层的朋友交往，加上工作节奏和压力较大，与周围的失地农民接触很少。因此，多数的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将失地农民排斥在外，双方的社会距离也较大。
通过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两个角度的社会距离实证研究，发现两个群体在社会认同、交往意愿、情感投入、社会网络建构方面存在不对称的社会距离。在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受制于城市居民的社会认同，在交往意愿和情感投入方面失地农民比城市居民更强烈、更积极，社会网络的建立也更复杂、愿望更迫切。但根据 Lee 等学者对小族群社会距离的研究发现，小族群并不简单接受由大族群所构建的社会距离机制，而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总是以大族群为学习的目标，倾向于向大族群的生活方式、观念靠近[12]。因此，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不对称的社会距离也会在城市化过程的不断冲突、融合中趋于平衡[13]。
四、缩小社会距离推动城市化社会融合
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这种不对称性的社会距离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在政府倡导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社会制度同时产生诸如城乡二元结构、土地产权缺陷、征地补偿过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因素导致的社会距离，进一步加剧了两个群体的社会矛盾。如何解决这些因素导致的社会距离，不仅需要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两个群体克服自身因素，逐步缩小之间的距离，更需要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政府政策的支持。
（一）提高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的根源是我国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尽管目前徐西湾村居民户口已经全部“农转非”，但是卻并没有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福利待遇。
在徐西湾村的访谈中，失地农民十分顾虑由于身份的限制，他们的孩子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孩子一样的教育条件和资源。
案例一：李大姐，42岁，家住徐西湾村。丈夫在附近建筑工地做工，每月有3 000元的收入，自己在家照顾两个孩子，闲时与村里姐妹们一起打些零活，自家盖的两屋楼房有两间外租，每月有800元的收入，日子过得不错，但两个孩子因无城市户口无法就读离家最近的教学质量好的重点中学，只能上离家较远的普遍中学。
因此，必须改革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逐步消除城乡二元格局，增强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宿感，确保两个群体的良性互动和平等关系，实现城乡社会在经济、教育、空间发展一体化和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建构社会网络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失地农民应该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职业技能，加强与城市居民接触、交往，了解城市文化。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生活可以很大程度提升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归属感，政府应增设图书屋、棋牌室等文化设施，加强社区服务；协助失地农民参与城市文化和体育赛事活动，促进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交流，消除双方的空间隔离，在活动与交流中重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三）提升失地农民的经济地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平衡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减小社会距离最有效的措施。政府可以与当地农业大学协作，建立一个具有失地农民特色的就业技能培训平台，通过科学、实用的技能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就业能力和经济收入。调查数据显示，以技术承包和自主创业者只占6.6%，无法提高失地农民的整体经济地位和示范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施；政府应当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和承包流转土地，在为创业农民优先提供土地和资本支持的同时，发挥当地大学的科研示范和产业带动能力，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全面系统的技术支撑[14]。
（四）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保护失地农民土地产权合理流转
在问卷调查中，徐西湾村绝大多数的失地农民认为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不赞成耕地被征用，74.4%的人不满意政府的征地赔偿。由于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不规范、不合理，导致农民的土地被征用时，权益遭到损失和剥夺，所以必须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和评估标准， 确保农民在失地的同时得到合理的补偿，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立法确立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实施自愿、有偿原则下的集体内部转包、转让，实现土地经营的规模效益[15，16]。
（五）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融合
杨凌示范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通过政府的一次性征地补偿和每月固定的生活补贴，他们基本的生活得以保障，生活水平比失地前略有提高。
案例二：徐老伯，65岁，家住徐西湾村。征地后政府按照每亩土地小麦400公斤、玉米400公斤的市场价折合成现金，每年发放基本生活费，6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补贴145元的养老金，徐老伯与老伴都参加了新农合医疗保险，如果不得大病日子还过得去。但去年老伴得了场大病，手术和住院费四万多元，医疗保险只负担60%多，徐老伯一下子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但在访谈中，许多失地农民仍旧担忧医疗保险问题，新农合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较低，大病无力承担。建议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提高失地农民的住院补偿和低保标准，使其达到城镇居民水平，逐步缩小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的社会距离，推动城市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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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social distance； landless farmers； urban residents； social inte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