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业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污染排放量;工业增长;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逐渐步入中后期阶段，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近年来中国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尤其是以持续雾霾天为代表的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地刺痛人们的神经。在此背景下，“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鉴于工业污染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主体，因此，深入研究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的关系，有望为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Grossman和Krueger(1991)通过深入研究多个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与水污染排放量、空气污染排放量的关系后，首次提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的观点，这条倒“U”型曲线也被称作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Bruyn和Opschoor(1998)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新西兰1960年～1993年期间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二氧化碳与人均GDP的關系，得出这三者与人均GDP均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不过，Shafik(1994)选取了10种衡量污染排放量的指标，构建了一个包括149个国家1960年～1990年的面板数据，在此基础上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研究结论表明，人均GDP与城市烟雾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其他污染排放量与人均GDP间则并未呈倒“U”型曲线关系。
国内同样有许多学者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群和彭水军(2006)运用中国1996年～2002 年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在加入环保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与贸易开放等变量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的方式考察了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除工业废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外，其他污染物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常宁和李娜(2010)运用线性模型、二次模型、对数线性模型、对数二次模型等方法分析了上海市1981年～2007 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COD 排放量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内，上海工业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唯一。高宏霞等(2012)以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与二氧化硫作为衡量环境污染的指标，以人均GDP作为度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利用中国2000年～2009年31个省级地区的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在中国成立进行验证，他们的研究结论显示，样本期内，二氧化硫、工业废气与人均GDP呈倒“U”型曲线关系，工业粉尘与人均GDP呈线性关系。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有关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偏少，尤其是对近年来中国各省份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章较少。鉴于此，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级地区(香港、澳门除外)2004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选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作为衡量工业污染程度的指标，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工业增长的指标，对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将各省级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与实证得出的污染拐点值进行比较，以反映各地工业污染与工业发展的差异。
二、 实证分析
1. 实证模型设计。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济学含义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更加重视经济增长而忽略对环境的保护，因此，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污染排放量会不断增加进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不过，在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人们开始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在这一阶段，污染排放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逐步减少，使得环境质量得到不断改善。鉴于此，本文采用如下简约形式的面板回归模型对中国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式(1)其中，Y表示工业污染排放量，X表示人均GDP，u代表随机扰动项。
由方程(1)的形式可知，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会因解释变量系数值的不同而不同。具体来说：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及其平方项的系数都为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的关系表现为一条水平线;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系数大于零，解释变量平方项系数为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随着工业增长而单调递增;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系数小于零，解释变量平方项系数为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随着工业增长而单调递减;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系数小于零，解释变量平方项系数大于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如果解释变量一次项系数大于零，解释变量平方项系数小于零，则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
2. 数据的选取与说明。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一致性与可更新性，本文构造了一个包含中国31个省级地区(香港、澳门除外)2004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中国各个省级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Soild)作为衡量工业污染程度的指标，单位为万吨;参照经典的工业化理论，选取中国各个省级地区历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作为衡量工业增长的指标，根据各个省级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年末人口计算，单位为万元/人。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利用GDP平减指数将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调整为2004年不变价。文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各个省级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年末人口数据均来自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GDP平减指数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3. 实证结果分析。本文选取的是中国各个省级地区的数据，考虑到各个省级地区工业增长与工业污染水平存在异质性，本文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下：
式(2)中各变量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式(2)中解释变量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可知，中国各个省级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与工业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利用式(2)中解释变量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还可以进一步计算出倒“U”型曲线的拐点位于人均GDP为5.742万元/人的临界值处。这一数值的经济学含义是：当人均GDP低于5.742万元/人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随着工业增长而同步增加，即工业增长会引起工业污染的增加，进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当人均GDP突破5.742万元/人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又会随着工业增长而不断下降，即工业污染随着工业增长而降低，环境质量随工业增长而得到改善。
将上述环境拐点与中国31个省级地区实际人均GDP进行比较可知，到2015年，天津、北京、上海与江苏这4个省级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分别为7.078万元/人、6.982万元/人、6.805万元/人和5.769万元/人，均突破了5.742万元/人的环境拐点，步入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逐步减少的“双赢”阶段;但剩余的27个省级地区实际人均GDP均未突破环境拐点，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特别是贵州、云南与甘肃2015年的实际人均GDP分别仅为1.957万元/人、1.889万元/人和1.715万元/人，与5.742万元/人的环境拐点相去甚远。这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随工业增长而不断增加的阶段，面临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日益增加的困境，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4.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回归上述模型的稳健性和合理性，本文运用随机效应估计法对上述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式(3)中各变量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式(3)中解释变量的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同样可知，中国各个省级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与工业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这说明从计量经济学角度看，设定工业污染排放量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为二次函数关系是合理的。但为了检验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回归上述模型是否是稳健和合理的，我们需进一步借助Hausman检验对上述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进行评判。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随机效应模型是正确模型，如果Hausman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说明随机效应估计量比固定效应估计量更有效，应采用随机效应估计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如果Hausman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则说明随机效应估计量是不一致的，但固定效应估计量仍是一致的，应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本文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1，表1显示三种Hausman检验形式的统计量分别为41.45、15.36和15.94，对应的p值均小于1%，表明三种Hausman检验结果均强烈拒绝原假设，这意味着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得出的估计量是不一致的，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出的估计量仍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判定本文采取固定效应估计法回归上述模型是稳健与合理的。
三、 结论与建议
1. 结论。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级地区(香港、澳门除外)2004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选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作为衡量工业污染程度的指标，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工业增长的指标，对中国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各个省级地区工业污染与工业增长间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位于人均GDP为5.742万元/人的临界值处。这表明当人均GDP低于5.742万元/人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随着工业增长而同步增加，工业增长会导致工业污染的增加;当人均GDP突破5.742万元/人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又会随着工业增长而不断下降，工业增长会使得工业污染水平下降。将环境拐点与中国31个省级地区实际人均GDP进行比较可知，到2015年，天津、北京、上海与江苏这4个省级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分别为7.078万元/人、6.982万元/人、6.805万元/人和5.769万元/人，均突破了5.742万元/人的环境拐点，步入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逐步减少的“双赢”阶段;但剩余的27个省级地区实际人均GDP均未突破环境拐点，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特别是贵州、云南与甘肃2015年的实际人均GDP分别仅为1.957万元/人、1.889万元/人和1.715万元/人，与5.742万元/人的拐点值相去甚远。这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随工业增长而不断增加的阶段，面临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日益增加的困境，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2. 相关建议。中国正处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时期，但是当前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不断增加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水平，以尽快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
(1)因城施策，平衡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存在较大区域差距的大国，中国必须因城施策，在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间找到平衡點。具体来说，对于浙江、广东、福建等东部发达地区，既要严格执行节能减排政策，又要积极发展低碳、环保产业，以最小的代价和成本尽快迈过环境拐点，步入工业污染随工业增长而逐步减少的“双赢”阶段;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环保目标可以设定的比东部地区低一些，以在适当提高污染容忍度的情况下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另外，对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具有良好生态禀赋的地区，还可以通过发展旅游业、生态农业等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方式平衡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
(2)绿色发展，促进工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与清洁生产是中国应对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恶化的根本举措。因此，中国应以绿色制造与清洁生产试点为抓手，积极引导工业企业走上绿色制造与清洁生产之路，并通过加快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体系促进工业提质增效，协调工业增长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
(3)减少排污，弥补环境保护短板。目前，中国工业领域存在较大的节能减排空间，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可以综合运用财政资金支持及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企业通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采用先进生产技术与设备等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与此同时，通过政府购买、补贴等方式加快节能环保产品推广步伐，在全社会树立绿色消费观念，用消费模式升级倒逼生产方式转型，进而加快补齐环境保护短板，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4)完善治污，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政府有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快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建设步伐，尽快建立企业排污许可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鼓励企业污染物排放自行监测、加强环保部门对工业污染的监督、建立违法排污企业黑名单、对未达标企业严格实施限期整改等方式加快完善污染治理体系，以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增进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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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丹辉(1969-)，女，汉族，山东省济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资源与环境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工业资源与环境;金殿臣(1989-)，男，漢族，浙江省温州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李媛(1989-)，女，汉族，安徽省合肥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收稿日期：2017-04-16。
手工业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物流被称为企业的“第三利润源泉”,在全球工业化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很多行业通过改善物流条件来降低运营成本,进而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烟草行业也不例外。在分析广西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现状和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对发展广西卷烟工业企业物流发展的对策进行探讨。
关键词:广西;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现状及对策
Key words: Guangxi; cigarette industry; enterprise logistics;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物流是供应链管理的组成部分,物流的功能性活动包括需求预测、订单处理、顾客服务、分销配送、物料采购、存货控制、交通运输、仓库管理、工业包装、物资搬运、工厂和仓库或配送中心的选址、零配件和技术服务、退货处理、废弃物和报废产品的回收处理等。这些功能的每一环节的完善和调整都会为企业不同程度地降低成本,从而在其运营中创造价值。广西卷烟工业在“十五”期间开展了二次创业,经过几年的发展,为中国烟草和地方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目前广西卷烟工业企业面临国际烟草巨头的挑战及国内烟草行业“大品牌”、“大市场”、“大战略”的激烈竞争中,还是显得相对弱小的。如何通过物流这个“利润金矿”来降低成本,增加运营价值,进而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了广西卷烟工业企业当前追求的目标。
1广西卷烟工业发展概述
为了加快广西烟草改革,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广西卷烟工业对原有的甲天下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宁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钟山卷烟厂、富川卷烟厂、平南卷烟厂、浦北卷烟厂、博白卷烟厂、桂林卷烟厂和桂林卷烟分厂共9家卷烟工业企业进行了集团化、公司化改造。2001年,甲天下烟草集团公司和南宁烟草集团公司实施工商分设,柳州卷烟厂、南宁卷烟厂恢复独立法人资格;2002年关停并转年产量10万箱以下另外7家小烟厂;2003年广西中烟工业公司成立,下辖南宁、柳州两家卷烟厂和甲天下烟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广西中烟工业公司对下属的南宁、柳州两家卷烟厂实施联合重组,成立广西卷烟总厂,与工业公司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按照扁平化管理原则,形成总厂对柳州、南宁两分厂集中统一管理;2005年撤销广西卷烟总厂,统一组建为广西中烟工业公司,成为全国首家实现卷烟工业统一法人的企业。重组后的广西中烟工业公司,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了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有效地整合了资源,发挥了规模效益。从2000年至2005年,全区卷烟产量从72.33万箱扩大到106.9万箱,销售收入从19.34亿元增加到53.3亿元,税利总额从10.3亿元上升到31亿元,利润从3 148万元上升到5亿元,分别增长47.8%、175.6%、200.9%、1 488.3%。根据广西中烟工业公司数据统计,2006年实现了年产卷烟110万箱,实现销售收入62.14亿元,工业税利35.58亿元,利润5.65亿元。广西中烟工业公司“十一五”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年产卷烟150万箱,实现工业税利75亿元,利润15亿元。
2广西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物流理念落后
目前国内有部分卷烟工业企业已经开始把现代物流作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同时部分工业企业也开始积极地运用现代物流管理理念和技术,通过为商业企业创造附加值来创造和扩大商业企业对他们的需求。但广西卷烟工业企业物流意识淡薄,对物流管理的理解还停留在原先的一种传统的运输仓储管理上,对成本控制也只看到某一环节,没有系统成本最优及物流成本“均衡”的思想;各级政府及领导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企业片面追求局部效应和短期经济效益,忽视物流活动在企业活动中的“金矿”作用。
2.2广西卷烟工业企业供应链各环节物流功能普遍存在问题
由于烟草行业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卷烟工业企业的管理体制与动作模式存在着明显的裂痕现象。本该形成一条“价值链”的供、产、销三大系统各自为政,相互脱节,使得企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物流服务水平不高,其表现为:
2.2.1供应物流环节。广西卷烟工业企业没有真实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信息,原材料等有效货源仍然分散、沉淀在各个分公司,使企业无法主动、高效地调动这些有限的计划资源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不能均衡企业的生产,提高生产的计划性,从而最终产生了供应链中的“牛鞭效应”,增加企业资金占用,资金周转速度放慢。
2.2.2生产物流环节。广西卷烟工业企业内部一体化物流建设落后,原料物流、辅料物流和卷烟物流分属不同部门,缺乏横向协同,资源利用率差。在纵向上,生产计划并不是按照订单生产,根据生产决定采购,通过采购保证生产,通过生产保证销售,生产计划多是人为凭经验决定,使得生产物流成本及库存量增加;在横向上,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各自为政,职能不明确,使得各个部门之间管理混乱,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不能实现“门到门”服务,工业企业快速反应机制建设进度较慢,无法保障生产需要。
2.2.3销售物流环节。供应链管理是企业竞争力的主要体现,供应链的整合情况及反应速度,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水平。目前虽然工商双方在物流方面的协作有了一些变化,初步形成了两个“门对门”,即工业企业的卷烟物流通到商业企业的“门口”,商业企业的卷烟物流送到客户的“门口”。但工商双方在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物流资源及共用同城仓库资源等方面还未形成资源共享,使得销售成本增加的同时,却无法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个性化、增值化的物流服务,整个广西卷烟工业企业供应链的整体框架尚未构成。
2.3广西卷烟工业企业绿色物流落后
绿色物流是指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减少资源消耗为目标,利用先进物流技术,规划和实施的运输、储存、包装、流通加工等物流活动。它强调全局和长远利益,强调全方位对环境的关注,体现了企业的绿色形象,是一种全新的物流形态。
绿色物流是最大限度降低经营成本的必由之路。专家分析认为,产品从投产到销售,制造加工时间仅占10%,其余90%为储运、装卸搬运、配送、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物流过程。因此,物流专业化是降低成本的关键。广西卷烟工业企业在绿色物流理念、政策及技术手段等方面与国内外同类企业相比均存在一定的差距,制约了卷烟工业绿色物流的发展,使企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2.4卷烟工业企业物流专业人才短缺
当前卷烟工业企业用人更多地倾向于工科类的技术性较强的人才,即使选择了专业的物流人才,由于目前我国的物流教育起步较晚,在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法及实践实训条件和内容设计上与企业要求脱节,使得培养的学生毕业后由于缺少经验而不能在企业担当重任。这些严重制约了卷烟工业企业物流的快速发展。
3广西卷烟工业企业物流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广西卷烟工业企业物流发展与区内外同行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广西卷烟工业企业要改变现状,必须从观念上、物流运作方式上等进行突破,以增强企业的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3.1树立科学的现代物流理念
现代物流作为一种实现经济高效运行,融合高技术为一体的先进管理技术与组织方式,通过计划、实施、控制与协调等手段,对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配送、流通加工和物流信息环节的整合,以最低的费用和最少的资金占用,安全、准时、高质量地为用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服务,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并且发展十分迅速。我国各级政府已经把现代物流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实施并强化管理,降低流通费用已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加快发展现代物流,对于广西烟草工业企业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集团化运行质量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要追踪世界物流的最新理论成果,引进国外先进的物流技术和管理经验,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充分发挥中国烟草学会在烟草物流研究中的排头兵作用,定期组织理论研讨,交流经验,提高理论水平,找出与我国烟草生产、流通相适应的物流模式。
3.2加强卷烟工业企业供应链各物流环节的科学有效管理
3.2.1建立稳定的烟叶供应渠道,减少供应物流成本。积极开展供应商管理库存,最大限度地降低原辅材料的库存,减少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建立科学的物流管理模式,卷烟生产计划与原辅料的库存采购业务之间实现系统集成,通过资源整合,统筹计划,集中采购、按照“一库制”的理念对各生产点原辅材料的仓储进行统一管理,既能保证有足够数量的优质、稳定、不断满足卷烟配方需求的烟叶持续供应,也减少了供应物流成本;同时采购部门在制订采购计划、资金计划时全面考虑生产资金情况,采用科学手段加强对卷烟销售市场的预测,避免造成原辅料库存的积压或短缺,导致库存成本加大,进而影响正常生产。
3.2.2推动工业企业内部一体化,加快生产物流发展。卷烟工业企业推动工业企业内部一体化物流建设,建成一体化物流运作组织,流程上对供应物流、生产物流、销售物流进行界定的同时,加强三者的协同运作,即对供应物流、生产物流和销售物流三个方面进行规范,将工厂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加工单位,只负责生产物流,原辅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分属于不同供应物流和销售物流部门,从而建立起本企业的快速反应机制满足灵活多样的生产需求;树立“精细管理”和“精细服务”意识,逐步引入精益生产的模式,推行看板管理,努力实践“零库存”的仓储理念。
3.2.3工商企业协同,共建销售物流。几年来,烟草行业卷烟销量大幅增长,一方面与货源供应较好有关,另一方面与行业内部卷烟营销方式变革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卷烟物流体系建设起到了主要保障作用。广西卷烟工业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工商企业合作,进行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物流资源等方面有效共享,制定实施卷烟营销物流资源整合方案,营销平台解决方案,对物流资源和物流平台进行全满整合;实现企业卷烟物流模式标准的统一,成品作业中采用以托盘为单位节能型运输,使用托盘成垛流转,结合先进的RFID技术进行托盘出入库扫码,提高工商企业出入库环节物流作业效率与准确率,减少在途时间,提高卷烟周转速度,既提高物流服务水平,也有利于节约物流成本。
3.3重视物流人力资源管理
广西卷烟工业企业物流发展滞后,企业物流管理水平要得到提高就离不开物流人才的培养。卷烟工业的发展关键是建立一只能力强、结构合理的优秀物流管理队伍,精通供应链管理理论和卷烟工业行业物流系统整体规划和设计的高效管理人员,以及一批熟练掌握生产一线物流技能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3.4卷烟工业企业运营的绿色化
卷烟工业企业应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制定其经营管理战略。选择绿色运输,通过交通工具的搭配有效利用车辆,提高配送效率,在合理规划网点及配送中心的基础上,努力优化配送路线,提倡共同配送,提高往返载货率等;减少公路运输,尽量采用铁路运输或海运,使用绿色交通工具;采用小型货车等低排放运输工具,保证运输车辆尾气排放达到标准;采用绿色包装,使用可降解的包装材料,设计简易包装,减少一次性包装,提高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再生利用率,加强绿色包装宣传等;开展绿色流通加工,由分散加工转向专业集中加工,以规模作业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集中处理流通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余料,减少废弃物污染。
4结束语
卷烟工业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价值链,研发、采购、生产、库存、运输、营销、服务各个环节缺一不可。广西卷烟工业企业经过几年的发展,为中国烟草和地方经济虽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相对于国内外其他烟草企业来说还相对弱小。广西卷烟工业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必须树立科学的现代物流理念,加强对卷烟工业企业供应链各环节的物流管理来培养和增强自己的核心能力,优化核心业务,增强系统动作能力,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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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论文范文第3篇
该冶炼造纸节能减排循环项目应用的专利技术为：
能量梯级利用：冶炼排出余热温度1200度—排出1000度高温空气，用于制浆；排出余热温度100度高温水蒸气用于造纸；置换出的热空气，可蒸发废液。
废物循环利用：冶炼产生的废气SO2，可以用制浆废碱水NaOH中和，实现治污的目的。治污废水中含有机物（C+H）化合物，蒸发浓缩后可用作冶炼的还原剂，可节约冶炼过程添加的还原煤，实现生产工艺技术节能。
本项目与传统工艺技术比较，有以下优点：节能，使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大幅度降低重污染工业的治污成本，实现清洁生产；能吸引投资，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丰收。
手工业论文范文第4篇
现代设计的类型和部门虽多，但如从生产和审美的结构关系划分，不外是工业设计和艺术设计两大类型。可以这样说，从事于工业产品的设计，就是工业(产品)设计;狭义的工业设计，一般不包括工程技术设计或施工设计。从事艺术产品的设计，就是艺术设计，广义上，它仍从属于工业设计;传统的手工艺设计(工艺美术)介乎于前二者之间，若从手工加工和单件生产为主的意义上说，它又是工业设计的对称。依据一九八○年国际工业设计学会联合会的修正定义，几乎一切机械批量生产的产品以及为推广产品而进行的一切宣传、传播活动，都被划入工业设计范畴。
不论从技术还是从艺术角度出发，任何产品(广义)的设计都不能脱离生产和使用、劳动和消费这一供求关系的矛盾规律。产品设计作为科学研究即技术美学的研究对象，则不仅以适用功能为其出发点，而且还要考虑到它的审美功能，即如何自觉地去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审美功能在功利基础上产生，而又成为它的辩证的对立面，二者相生相克，相互依存，通过设计活动，赋予产品以美的形象特征。
毋庸讳言，设计活动赋予产品以美的特征，使之达到应有的美学高度，并不是设计创造的唯一目标;在美之外，还有其它许多东西。严格地说，服务于外在目的的技术，不同于离开使用目的而自由活动的艺术。设计的首要职能，不在于美的创造，而在于适用;或者可以说，美的职能本身在这里也是功能性的和有用的。从审美功能意义上说，审美因素的选择，也完全是出于对产品功能、用户和产品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特殊关系的统一考虑。
设计进程最终形成的特征性形态表现，就是风格和样式。样式是机械的批量生产复制而出的产品形态和规格依据，属于生产范畴。而风格则偏重于精神内容或心理经验的反应，属于美学范畴。不过，二者都是人们智力活动的发现，都是思索的对象。
风格设计，贵在创新。与众不同，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模仿他人或因袭传统模式，是没有出路的，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风格的独特性，不是单纯的标新立异，故弄玄虚，而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生产条件里，对于现有的物质因素和美学因素作出审慎选择的结果，因而具体的特征性风格，不是简单的组合或分离的加减关系。从设计方法上说，一般机制品不容许有作者的个人偏爱或个性表现，明晰的设计风格，往往是智力经验的判断，而不是作者内心激情冲动或主观想象的情绪再现。然而，既然肯定了设计对象具有精神功能，也就等于是承认产品依然存在着风格特征，包括时代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况且，同一个技术方案，不同的设计者所遵循的途径，也因人而异，往往会呈现出个人的风格意向，在不同程度上会留下各自的世界观、美学观的烙印。
不能回避创新要求和保守心理之间的冲突。流行的时尚和审美爱好，无时无刻不制约着工业设计的风格塑造，在信息化、商品化的年代里，人们的文化生活意识，可能不再停留于稳定求同崇实或反奢的观念上，而更多地是趋向于求新求异和变化丰富的生活情趣上，那也是一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生活之间的矛盾冲突。总之，周期性的“时髦”问题不可忽视。产品的群众性、流行性及其对社会趣味的微妙变化及调节已成为审美环境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说，任何风格和趣味都是依当代人的判断为转移的，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风格，而风格的不同创造，与人们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观念是分不开的。
历史上，流行的风格、时尚和样式体裁，有当时时兴的，也有衰落后又复苏的。如依生产和消费，即从生产过程和使用过程分类，至少有：本世纪之初开始的“自由风格”、“装饰风格”(1925)，二十年代的“国际风格”，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新巴洛克风格”，五十年代的“当代风格”，六十年代的“新现代派”、“波普风格”以及“宇宙时代”风格，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主流是“工业化的高技术风格”等。如就技术意义上说，归根结蒂，风格的根本变革或“换代”最终取决于科学成就和材料工艺的彻底变革。
现代设计的美学思想、风格及方法的系统化发展，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济技术迅速推进局面下的产物，它与同时期的工业生产和科学成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十九世纪末起，几乎一切科学技术、艺术文化都在探索如何解决新的建设要求和运用旧的形式方法之间的层层矛盾，不是复旧，利用过去的传统样式，就是倾向未来，探求新的技术形式和表现，但最终仍未能解决新旧交替阶段存在的根本问题。可以说，现代设计的争论，就是为了确定在工业化进程中必要的美学问题，也是为了创造“更好”或最优化的条件而作的种种努力，至少在美学意义上说是这样。
下面，就让我们从一般艺术运动和设计科学变革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在近现代工业美术发展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几个流派或阶段。
样式主义的尾声和现代设计的过渡
设计及其理论形成的年代，即是手工业生产方式解体和工业化生产方式形成的年代，也是技术美学从经济技术中分化出来而独立发展的年代。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1861—1915)，比利时、法国、美国的新艺术运动(1906—1925)以及德、奥的青年风格和分离派等在不同地区出现的现代艺术和设计改革运动，是传统手工艺设计(工艺美术)和机械的批量生产的现代设计分离发展的开端。
其中，以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先锋，威廉·莫里斯(1834—1896)和约翰·罗斯金(1819—1900)的思想理论最有影响，并为欧洲大陆的新艺术运动所接受。他们都反对把主要艺术与次要艺术(设计艺术)作严格的划分，而把设计艺术摆在了造型艺术的中心位置上。为了美化生活，他们呼吁艺术与产品设计相结合，促使“艺术家向工艺家转化，工艺家向艺术家转化”(瓦尔特·克兰)。这也是同时代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们的共同意愿。
在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影响下，以亨利·凡·特·维尔德(1836—1896)为首的比利时“二十人画派”(1888)，一八九○年命名为“自由美学社”，转向工业设计变革的轨道。不象莫里斯那样偏爱手工艺而不要机械的帮助，他们认为只有根据理性构成法则所造成的完全实用的设计，才能实现设计中美的重要因素的作用。同一时期，在法国，设计艺术和传统艺术以及西渐的东方艺术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所谓“优雅”、“华丽”的艺术仍占优势，尽管工业经济扩增，材料工艺剧变，在功能第一、技术至上的生产局面前，不少创作还是偏重装饰性的单件制作，而不利于机械大批量生产的开发。象“南斯工场”的埃米尔·盖勒(1846—1904)，在他《依据自然装饰当代家具》(1900)的论著中，强调自然的真实是设计灵感的来源。其它象“新艺术馆”(新艺术运动名称即源于此)的设计家莎莫尔·宾(1838—1905)等，接过浪漫主义者“回归自然”的口号，也主张采用仿植物或动物的纹饰，期望室内设计有使人回到自然中去的感觉。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新艺术运动的共同特征。一九二五年，由巴黎“国际装饰和现代工业大展”引发的“装饰风格”，就是这一运动成果的集大成。他们普遍偏爱自然，企求以有力度感的曲线和卷曲的百合花之类取代古典派的直线，他们抨击机制品的规范化和呆板形态，推崇自然主义的生长概念和自然形态的直接描述。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德、奥“分离派”也是以摆脱过去的历史形式为目标的设计运动。但与新艺术派相反，他们着重于直线为主的简洁，简化表现。
从维尔德回到莫里斯，他们虽都提倡艺术家与工艺生产相结合，谴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危及艺术的自由创造，但是他们都看不到机械批量生产一旦停止了对手工艺劳动的模仿，就会闯出一条美与技术完善结合的康庄大道，并将在新的技术基础上产生出一种新的技术美学来。
机械论技术美学和功能主义的兴起
“机器和机械设备本身是美”的概念产生于本世纪之初。对于这一问题，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和见解：
一种是承认符合于功能而合理的形式表现，即所谓“美同有用之间不会有冲突，正是完全有用的东西才存在真的美”，主张“把有用和美或者工业的(即技术的)美和价值融合起来(保罗·苏里奥：《合理美》，1904)”。(注1)这是技术本身正常的自律活动的结果，而不是技术家特意想方设法创造出来的美，是符合于功能的;这种内蕴的、伴随功能而来的美，是产品中美的性质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另一种是认为人手所制作的使用对象，很自然地贯穿着人的精神，常常可以纳入造型艺术范围;而作为人手的延长以代替人工作的机器的产品，则难免是精神性薄弱的东西，“即使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成为‘机械艺术’，但总的说来，以功能为本位而制作的大量机械产品很难成为有意义的艺术品”。(注2)机制品不能同“外饰性”的手工艺品相比。
二者的分歧是明显的，前者突出功能或技术之美，后者强调纯粹美或外饰之美。
如何摆脱样式论的守旧倾向，肯定机械化生产和功能因素的重要性，充分考虑科学设计的经济意义和作用，可以视为机械论美学思想的普遍特点。在工业崛起的年代，机械论者是“机械法则”决定一切论者。他们不问社会环境条件如何，凡是能够有效地满足生产需求的科学或技术，都是适合于具体社会环境的手段，他们“以设计上的真诚和理性思考替代新艺术运动派的狂热和幻想，那就是要以科学性替代艺术性。”(注3)如果问机械美学从哪里来，用勒·科布西埃的话回答，就是在经济法则前提下，“数学的精确性与大胆的幻想的完善结合”(注4)的结果。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科学与技术的相互渗透，在不同类型的不同环节中带来新的变化。正如有机论者所称赞的，“如果没有爱因斯坦在同时性概念上的贡献”，“如果没有立体派的第四度空间的概念，那末就不会出现勒·科布西埃将萨伏伊别墅支在柱子上的作法，他也不会把该建筑物所有四个立面作得一样，而消除了正、侧和背立面的区别……。”(注5)显而易见，新的设计不能不反映当时的科学、经济、技术及美学倾向。
在科学技术的探索上，德国不单想在经济技术上起飞，而且还考虑到它的美学意义。德国机制联盟(1907—1932)和包豪斯学院(1919—1933)较早注意到工业与艺术问题，它们把机械模式作为二十世纪设计运动的目标，要求所有的设计务必符合使用功能。联盟的创始者莫迪修斯早在《对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调查》(1896)中便已认识到，工艺美术运动强调传统价值的复兴，是与机械美学方向背道而驰的。事实上，机械生产与手工艺操作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粗劣的产品并非机械所造成，原因是机械使用者的不当和无能。莫迪修斯重视产品质量，把产品质量和标准化以及简洁、抽象的外观同时并举。所谓标准化，简单地说就是形式问题。他把形式结构纳入规范化生产的轨道，视作解决艺术家个人风格趣味矛盾的前提。关注形式，可能是德国人特有的敏感，似乎只凭标准化，就能保证机械原则和目标，就能把机械定型和拘泥于原型的自然定型二者区别开来，使现代工业设计摆脱前期手工业方式的局限。但他把工业产品的美的要求归结为合目的性和有用，把纯内在价值的美与作为外在目的的手段的价值等同看待，却是错误的。
接受机器在所有生产领域中的挑战，充分利用机械来为自己的生理需要服务，这种讲求经济合理和技术构成法则的革新精神，是当时德国包豪斯学派的思想基础。包豪斯学派的瓦尔特·格罗比斯(1883—1969)等人提出的综合教学、综合设计原理，针对机器和手工艺生产、艺术和技术关系中的许多矛盾层次，首次把功能摆在产品结构的主导地位上，明确了功能和形式之间的关系。这种把功能因素置于首位，既不表现概念也不表现客观形象，使之独立于一般表象艺术之外的艺术，是抽象的、不具人格或个性的合用形式。一切都以实用为前提，包括使用的形式要求、材料的机械特性、节能省材及功能等;本质上是侧重于理性的目的构成，不同于空想或凭灵感的想象的构成，或装饰设计。这就是格罗比斯的设计美学，“符合目的就等于美”，一切都以合用以为美的构成主义法则。如借用乔治·桑塔耶纳(1863—1952)的话说，一种“合用的形式”之美，就是“美和恰到好处”(注6)。
功能第一，形式第二，常被概括成两句话：合理的功能结构为目标，高尚简洁的造型为结果。事实上，功能与结构形式之间的对立统一应是辩证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而不存在单一的对应关系。同一功能可以，用不同的结构形式体现;同样，同一结构又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外观形态或样式。
对设计科学中适用和美观这一根本性问题，许多著名的建筑师、设计师还发表有种种不同见解，先后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涵。
格罗比斯说：“一件东西必须在各个方面都同它的目的性相配合，就是说，在实际上能完成它的功能”(注7)。这样，总的目的性就是设计中的功能内容及依据。在此之前，沙利文就已提出过后来被称为“功能主义”的思想：“形式永远跟从于功能”，“功能不变，形式就不变”，“自然界中一切东西都具有一种形状，也就是说有一种形式，一种外部造型，让人识别它”(注8)，认为外观、形状、形式及造型都取决于事物的本质。
勒·科布西埃强调设计即“驯服于功能的需要以使之适应于它所追求的造型目的”。但他认为设计的要素，不止是功能、形式结构，还有统一于目的性的“纯精神”创造，也就是要按照实际需要，自觉地“创造清楚的简洁的造型，给我们以几何形象的安适感”(注9)，把功能需要与造型目的统一于主观创造的目标上。可见，他追求的理想仍然是回到“数学的精确性和大胆的幻想的完善结合”上。
密斯·凡·德·罗(1886—1969)则主张以少胜多的“少就是多”的哲学。与“形式服从于功能”相反，他强调功能服从于空间，结构就是一切，“建造一个实用和经济的空间，在里面我们配置功能”(注10)，这就是先结构，后形式，先空间，后功能和讲究条理性的密斯风格和方法。
设计匠师们对功能主义有种种不同理解，但共同点还是主要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功能主义者是功能决定论者，以合目的性的功能要求统帅一切，强调在符合功能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形式，有推陈出新的一面。其次，摈弃传统的形式和外加的装饰以及手工艺性的表现，但作为目的设计，它们并不完全排斥视觉形象的美化表现。其三，重视外观、形式结构和造型要求。只是，这些形式概念，同功能概念一样，至今犹是模糊而多义的、多层次的，没有严格的科学界定。就形式和功能主次之间的关系而言，二者既确定又不确定，如果对照他们的创作实践加以检验，可以看出既有形式服从功能的积极趋向，又有功能服从形式的消极趋向，理论和实践未必一致，说明功能主义者大多不是完全的或辩证的唯物论者。但在历史上，激进的功能主义思想是在经济建设急速推进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在当时确有突破旧框框和反对学院派保守倾向的进步作用。
简而言之，功能主义者重视对“和谐”规律和“简化”、“单纯化”等审美素质和范畴的开发和思索，与之紧密相联的则是设计的非装饰倾向，反对外加的多余装饰。然而，仅依靠客体结构和外形的和谐表现，未必都能自发地获得美和装饰的价值。在大工业机械化加工过程中出现的那种过分的整齐划一、表面光滑，经常缺乏应有的艺术感染力，显得冷酷无情，那一成不变的准确性，又往往引人反感，“所有这些建立于‘完美无缺’的逻辑思维基础上的现代科技文明，却因此而遭到珍惜生活感情和审美价值的人们的反对”(注11)。功能主义产品中特有的“完美性”和非人性、无感情诸弱点，正是有机论者们所珍惜的品质，因而扭转功能主义的唯物质论、唯理论、机械决定论的偏向，也就成为了有机论者、有机现代主义者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有机论和折衷主义的回流
二十、三十年代直至五十年代，有机论、有机现代主义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技术美学潮流。意大利和北欧诸国原有的优良的手工艺传统，四十年代前后产生了广泛的国际性影响。它们从大众的经济水平出发，因地因材制宜，普遍重视适用性、功能性和形态美之间的平衡关系，因而没有阻挠工业设计的发展，相对地却能从正面作出一些非机械论的调整和改变，使手工艺与机械工业走向有机结合，逐渐形成一种具有自己传统特征的设计观和方法论。产品好，功能好，美而饶有人情味，在家具设计领域里它几乎成为优化居住设计的同义语。这种重视用材，重视生态学特征和考虑人和物之间的有机联系，不追求表面的夸饰，又没有过分的机械化处理，另有一种与标准化设计截然不同的自然有机性和内涵之美，确有符合经济法则，促进产品设计，适宜于批量生产并因之价廉，同时兼顾及产品审美素质的提高等优点。在这个意义上说，有机论以及后期被称为人情化或个性化或地方化的风格，是功能主义辩证发展的对立物;它们不是机械论、“无机”论的功能主义者，而是有机论的功能论者，可通称为“有机现代主义”。
有机论和功能主义都是高度重视功能性的。是有机地，还是机械地对待功能和形式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则是它们两家的分界线。如沙利文的后继者弗兰克·劳埃德·莱特就反对科布西埃的“居住的机器”模式和密斯的“少就是多”哲学，他认为建筑是从属于自然环境的，因而他追求“有机的简洁”(注12)，自然和谐的规律性表现，向往于一种植物生长之美。试看有机论者布鲁诺·赛维的评述，他认为应满足更为复杂的需求和功能，不但在技术上和实用上是功能主义的，而且对人类心理方面的要求，也应予以考虑。有机论继功能主义之后，提出了(建筑)设计的人性化的任务。关键在于在物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切感，一种互换的感觉，一种有人性的关系”。实质上那是一种隐含着功利的感情。但在他的移情说解释下，建筑物“不过是制造某种预定的人类反应的一个机器而已”(注13)。
装饰和非装饰，或有机装饰与非装饰的对立，是有机论和机械论功能主义之间的重要思想分歧。历史上功能论者排斥外加装饰，提倡塑造一种合用的形式，所谓理性的完善。有机论者恢复装饰，强调人工形式就象自然而然产生的有机形态，在合用的统一构成之外，还有诉诸感官或想象的更为内在的联系;象生物的生长和进化一样，各种形式是随着有机的必然性而发生发展的，因而又称：“有机装饰”。不论是显露结构或是掩饰结构，都是为了改变自然，使其功能更符合人们的感知能力和环境，多种多样的配合和协调是大有活动余地的。这些设计之美是发掘潜在的机械形式因素以适应审美需要而产生的。自然(物质)是基础，目的却在人。在理论上很少有人把产品设计之美，看作是可以与适用价值分离的因素来要求的，但在实践中，不少设计作者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或者市场竞争的需要，把装饰看成可有可无的或者任意堆砌拼凑的东西。如一九一七年齐柏林飞艇发明投入商用之后，流线型样式一度到处蔓延。在公众心目中，流线型可能是把现代的新颖设计和征服高速度的要求相联系的，并被看成是当世科技发展的象征。事实上，有限的有机性装饰，多少能弥补几何型实体外观过分光秃简单的缺陷，这也是促成流线型这一含有幻想的样式广为流传的原因。不可否认，把流线型引入技术领域，就流体力学上说尚有一定的科学性，某些工业设计也表现出应有的轻质、坚实而又明洁的视觉形象特征，但是，不问消费者是否喜欢，无视功能特点，为更新产品，改变外观而推出一种造型，只能沦为商品竞争的工具，这样做意味着是搞静态产品样式设计的失败或无能，只能导致折衷主义的回潮或样式论的再现。
不过，现代设计的理想和它的社会现实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丰富的物质生活和深层的内心活动即人们的感情世界，都左右着设计艺术实践的发展趋向。任何风格流派体系都是一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技术美学和设计艺术的转变，也不是孤立的个别现象。如前所述，伴随机器生产而来的规格化给制品带来一种单调或生硬的形象意趣，面对这种为使用目的而制作的绝对化倾向，人们要求人情味的某种表现，甚至要求装饰的美，并由追求形式美进而要求“无谓的”装饰，那也是高技术与深感情时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方法学上说，产生于机器、汲灵于机器的几何抽象风格和定型化标准设计，本质上就是一种具有社会功能的象征符号;所谓象征符号的物态构成，符号构成，就是指能把存在着的东西，还原为无机的要素或构件，可以随机组合。那也是现代技术发展的一大成就和特征。可是物极必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社会问题的激化，不是先进的技术所能解决的，它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协调，也导致技术成为艺术的对立面。有史以来，艺术与技术间的平衡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情况。工业化社会成批生产的“符号构成”，带来了非个性化非人性化的严重后果，人与物之间的异化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威胁着整整一代设计家们的社会伦理和美学方面的价值观。如何摆脱机械决定论可能带来的苦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大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同时期里，东方艺术热潮和不断变异的巴洛克舞台风采，广泛影响到敏感的上层阶级，成为新巴洛克“回流”涌现的先导。以法国为代表的流行全欧的折衷主义，和维多利亚女皇支持下的由这一折衷主义思想转化而成的赋有复杂外观的维多利亚风格不谋而合。在法国，许多古代的事物和遗迹，经常成为新的巴洛克艺术家创作的起点。那些充斥于巴黎旧货摊和伦敦加里东市场的廉价品，虽说是三十年代经济衰退时期不合时宜的产品，但它们对于受过训练的室内设计家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大胆吸收，兼容并包，广泛采纳汲取古代的有用因素，一改现代风格的几何模式;另一方面，比超前期流行的世界性文化，即唯理论的功能主义来，这些世代相传的、闭关自守状态之下的旧文化，相对地却更富有各自的地区性或民族特色。诸多情况凑合在一起，可以看到新巴洛克艺术短暂流传而又重复出现的特殊背景。当然，那时设计艺术探索中存在着的新要求和旧形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新巴洛克作品中确也暴露无遗。如同有机论没有完全“有机”地结合现代生产和社会特点一样，同时期里，法国的新巴洛克艺术偏爱小生产方式条件下的旧形式，往往带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它们为了摆脱正统的理性束缚，追求自由自在的自我表现，常把个人的气质、爱好超越于常规(艺术)语言法则之上，陶醉于某种诗化、装饰化了的语言境界;也许这种无限止的形象呈现可能收到功能主义者意想不到的戏剧性效果吧。
新巴洛克的回流还与超现实主义思潮有关。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超现实主义思潮持续不断，一九三八年，它们的作品在巴黎展出时引起轰动。当时的巴黎是国际艺术的中心，又是探索流行风尚的中心地，那里集中着最强的摄影家、艺术家和设计家群体，他们的实践和创造，可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他们之间的竞争和分歧表现在设计思想上，简单地说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重原型，尚实;另一种是重想象，尚虚。(注14)假如把虚幻和真实或真与假，看成是一对相反相成的审美范畴或规范，而又可以辩证地有机地统一起来的话，它与安德烈·布勒东所阐述的超现实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即有真有假，有虚有实，有古有今，能采纳多种因素构成重迭的、多层次的形象结构和特点。而这也就是新巴洛克同旧巴洛克之间的共同点。当然，在根本意义上，新巴洛克风格和十七世纪的“畸形珍珠”，非古典的巴洛克风格是不同性质的，它仅是设计艺术领域里带有超现实主义血统的一种“折衷”的风格呈现。那也是东方艺术西传，同西方超现实主义潮流交汇过程中出现的、逆现代浪潮而来的回流。
多元化的发展前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设计运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是新的科学成就和新的材料工艺的涌现，经济效益增长，五十年代起，工业产品交通工具广泛进入家居生活范围;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信息密集度增高，生活和工作频率加快，消费水准也与日俱增，产品的类型风格层出不穷，设计的变革，正形成一种世界范围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趋势。
设计是在自由与限制之中进行的，它必须面对现实，在这个技术飞快发展的时代，无视社会的频繁变化或否认自身存在的相对短暂性，将是对当代生活的无知。适用的现代技术就是适合于具体社会环境，能够最有效地满足需求的现实条件。因而，企图定出一个固定不变的统一的审美准则是不切实际的。十九世纪开始的单向度的审美思考和机械决定论的技术美学面临着考验或分化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有关选择美观或者选择形式的任何一种观点，那是设计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也是任何设计家和美学家都回避不了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十年代兴起的功能主义，要求形式服从于功能。进入四十年代，依然讲求用料合理，工艺合理，并且具备有美的价值。“合用以为美”在许多国家里，仍然是评选优秀设计准则的同义词;首先是“适用”，其次才是“好看”。问题的焦点是，商品经济受到服务对象即消费者“口味”的制约;定货最多的产品，有时可能是最费工费料的设计。这样，在五十年代西方经济恢复期的美国，在“外观、功能、结构和价格”诸因素关系中，外观首次被放到了首位。强调外观美的重要性，反映出五十年代的新要求、新特点。不过，持有相反观点的人认为，销售只是中间环节，归根结蒂，适用对销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象纽约现代艺术馆的埃德加·考夫曼所指出的那样：“产品应该表里一致，优秀的设计无时无地不表现出设计者的审美才能及良好的理性，这里没有任何添枝加叶的装饰余地”(注15)。他把商业性的成功意义，置于较为次要的位置上，而且认为销售量的多寡不能作为美学评价的标准。总之，这时期美国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维护的还是功能主义的“正统”美学。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交，是现代设计和技术美学论争激烈的年代，那时对功能主义的议论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所谓适时的“新现代派”和大众化的“波普风格”，都是十分典型的变化样式。六十年代的年轻人嫌三十、四十年代的产品太严整、太呆板，而五十年代的“当代风格”设计又太轻灵，过于功能化，连有机现代主义的优秀作品也已太古老了，他们要求与一般艺术即现代派有同样能量和表现的设计，藉以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意愿特点。处于这样一个设计换代，艺术转折发展的漩涡中，要求设计家能不拘一格采用各种材料，设计出富有新奇刺激的生活空间环境来，这是影响当代工业设计的一个重要的人文因素。有人认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并不反映出设计者的最大才能，而只能反映出我们这个存在着商品生产限制，还有市场竞争的利害关系的社会中所能允许的最佳方式。有的人干脆拒绝承认设计领域中有什么理想境界，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任何一件有用的东西都是美的;现实比任何想象中的设计标准更为复杂得多，现实包含着各式各样对什么是美的解释。面对流行艺术“波普”倾向的挑战，一九六七年，英国工业设计委员会的保罗·雷莱重申了有机论的一种见解，那就是承认一个设计只能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用途相适应;表明产品设计优秀与否，只对特定环境条件而言，离开了规定范围便无价值可言。过去年代的形式必须跟从功能是正确的;而在这个年代，“形式与功能应该并驾齐驱”。(注16)看来，雷莱等人倾向于采纳一种相对性的或弹性的美学价值观，借以替代过去功能主义的那种永久不变的绝对性的美学价值观。
在德国包豪斯的后继者乌尔姆设计学院(1950—1968)内外，围绕功能主义展开的讨论中，人们对原来设计学中的美学准则的权威性也提出了异议：“美学因素只是设计者可能控制的一个因素，它既不是主要因素，也不是支配因素”，产品设计还存在工艺结构、经济因素，也许还有象征性因素。由于强调现代设计教育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基础的重要性，有人提出以科学技术代替艺术课程，他们再度阐明设计与艺术分家的论点，即工业设计不是艺术，工业设计家也不一定是艺术家，他们甚至提出要批判功能主义，认为功能主义设计满足于苦行主义的功能性，是与今天富裕的物质供应和多样的审美口味背道而驰的。
新的设计有赖于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发现。一方面，美学风格的探索，总要受到经济法则和企业之间竞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能低估现代技术性形象信息的密集度不断加大所引起的转变。七十、八十年代的“高技术风格”固然各自不同，但它们已从过去以材料结构表达限度考虑设计造型，而转向从功能角度考虑设计造型的轨道。这里所谓技术性风格倾向是指风格的物态构成，主要是广泛工业化和高度技术化引起的结果，一般而论，具有采用高强度材料，体量轻，用料省，又能迅速灵活装配或拆卸等特点。象流线型汽车的样式，原来是借空气动力学原理，以降低阻力系数来节省汽油的消耗率;如今车身、轮罩以及车灯和挡风玻璃都被纳入密闭的、偏低的整体之中。新的科技的开发，必然促使产品设计更加生动美观、精确、轻巧或具有透明感，而且更合乎使用者的意愿。新的技术美学的开拓几乎完全改变了标准化定型生产和过去单一化的金属加工造型的旧局面。现代技术革新的成就对技术美学科学的研究提出了要求，同时也为技术美学的开发指明了方向。就以静态的家具和空间环境的有机组成来说，原先家具的具体形态已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替代它的是一种自由装折和可变的单元组合系统，此外，六十年代后产生的多彩变形和高度合理性的多功能家具，强调挺拔有力的形式和不同材料色泽的接合构成，它在迎合大众口味的非正统化时尚的同时又赋以立体派固有的明晰外观和功能意蕴，给人以变化不尽，而又表情丰富的美观感觉。但它并非仅从材料考虑造型外形的新奇，这一艺术创造的真正补偿，还在于它的功能内涵的完善性，在于设计者能把自己的主观概念贯彻到设计对象之中，并使之实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奇形怪状、争奇斗艳的不同呈现，又赋有难以捉摸的戏剧性或象征性面貌，甚至带有唯美论样式论倾向，象是返回到三十、四十年代的新巴洛克风格风尚上，很象是逆现代浪潮而来的一种报复性的回归，可以说是对注重高技术的工业化风尚和它的反形式倾向的又一回答。诚然，它不是古典派，也不是功能主义，后者对于这个不安的电子社会的潜在能量和希望的反映，确是缺乏表现力的。
科学技术在前进，技术美学也在同步前进，事实证明，七十年代以来，设计的美学功能不是下降而是相应地提高了。尽管在设计世界里存在的两极分化趋向，有增无已，而且各执一端，但是它们二者之间也不是完全对立的，不过各有所侧重和探求罢了。一种是“主理”的功能主义，即优先从技术上考虑生产的经济性，另一种是“主情”的有机论或人情化的倾向，即从经济技术入手，再求满足较为复杂的“人文”和感情要求。在不同程度上，它们几乎都是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功能性或有机性的。从普遍意义上说，现代设计不单注意人因工效学和经济产销规律，而且还从历史文化特点和公众需要考虑，在不阻拦功能发挥的前提下进行不懈的追求。因而在设计世界中出现种种所谓人情味的、有机性的或象征性的设计观和风格是不足为奇的。设计的对象已不再是一定尺度比例和合理外观的直觉的感染力，而是兼有理智和感情相一致，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复合的功能实体，可以诱发人们的反响。毋宁说这是一种多元论性质的美学观所决定的，而有机论、多元论思潮的延续和发展，无疑又是对高技术年代的工业艺术或技术艺术带来的一系列非艺术、非个性、反传统和反形式的设计倾向的抗议和否定。因而，在设计和技术美学研究中，究竟是坚持美而有用，“适用而美”(接近于有机说)，还是推崇“合用以为美”(接近于功能说)，依然是理论家和实践家们继续探求的课题。
(注1)佐佐木勇《工业艺术》，载“美学新思潮讲座”第四卷，1976。
(注2)竹内敏雄《美学总论》第五章，1979。
(注3)彼得·F·史密斯《建筑和人的尺度》，1979。
(注4)(注9)勒·科布西埃《走向新建筑》，1952。
(注5)(注13)布鲁诺·赛维《建筑空间论》，1974。
(注6)乔治·桑塔耶纳《美感》，1955。
(注7)格罗比斯《建筑与设计，1890—1939》。
(注8)贾根·乔迪克《现代建筑史》。
(注10)C.诺尔伯格·希尔茨《西方建筑的涵义》，1974。
(注11)托马斯·门罗《走向科学方法的美学》，1956。
(注12)唐纳德等《二十世纪的建筑》，同济大学译本。
(注14)菲利普·加纳《费顿装饰百科全书，1890—1940》。
(注15)(注16)凯思琳·海辛格《一九四五年以来的设计》。
手工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精馏-结晶；分离提纯；熔融结晶
近年来，随着化工产品的品种增加，提纯要求的提高及对环境的影响因素等方面，不断的要求这工业方法的改进，这也促使耦合技术的发展[1]。使用精馏-结晶联合工艺，能简化或缩短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收率，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环境污染，因而是分离有机产品的有发展前途的工艺。国内外不少研究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其中部分已应用于工业生产。瑞士苏尔寿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也有类似的流程用于生产硝基氯苯[2]。他们的工艺中充分发挥其所拥有的先进结晶技术，精馏只是作为辅助手段，来提高母液的利用。
1 精萘等易结晶物质的分离提纯
众所周知，工业萘中还有许多杂质，将工业萘进一步分离精致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工艺路线。比较古老落后的方法有酸碱洗涤法和结晶--压榨法，比较先进的方法有分布结晶法和催化加氢法等。这些可行的工艺都有各自的有缺点。许多学者都在积极的研究能够保证提取率、低能耗、无三废的合理工艺。
采用熔融结晶技术与其它分离技术耦合在国外已有研究的报导[3]。Berry等进行了熔融结晶和萃取技术的耦合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Miloud等让静态熔融结晶技术与精馏技术相耦合，从煤焦油中提取精萘。其流程为原料先经过一系列静态结晶器，得到结晶产品为精萘，结晶母液进入精馏塔，塔顶组分返回结晶器，塔釜为残液，这样使产率和纯度都达到了最优化。该装置还可提纯甲苯衍生物和硝基苯等国内也有研究者從事这方面的工作，戎大明[4]提出用蒸馏-结晶法生产工业萘并与结晶法进行了对比，得到较好效果。谈业贵运用此法对萘的精制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该装置即能得到高纯度的产品，又起到了强化蒸馏过程的作用。叶煌讨论了工业生产精蒽的两种方法，结晶-蒸馏法与溶剂法相比较，产品纯度和回收率高，操作温度低，自动化程度高。阮湘泉对精馏法和萃取精馏法进行萘的分离进行了对比。探讨了用萃取精馏法从结晶萘残油中回收萘的可行性，并提出了分步结晶-萃取精馏法联合工艺的应用前景。可以使萘的总提取率由88-94%提高到97-98%，有较大的经济效益。
叶青等[5]利用减压精馏-熔融结晶耦合技术分离提纯人造麝香（DDHI）
含量的原理和工艺流程。实验结果表明，该技术可使人造麝香DDHI的纯度达到98%，总收率达到54%，比原工艺提高13%。对于形成共沸物或固体溶液有机物系的分离，精馏-熔融结晶的耦合是今后值得研究并大力推广应用的技术。
2 同分异构体分离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硝基氯苯异构体的分离提纯采用间歇结晶法，该法设备庞大，环境污染严重，且效率低。至20世纪80年代初连续精馏工艺逐步取代了间歇结晶工艺，90年代初实现了单塔精馏替代多塔精馏，并开发出了单塔精馏-结晶提纯新工艺，技术上的进展导致经济效益和环保质量的双丰收[6]。
叶永恒将蒸馏-结晶这种分离方法应用到硝基氯苯的分离提纯工艺中，采用单塔精馏-结晶工艺分离硝基氯苯。由于硝基氯苯有对位，邻位及间位存在。其中对位、邻位熔点差为五十多度，相对挥发度为1.24。而间、对位的相对挥发度约为1.08。故单纯用精馏分离，需三塔联合操作，能耗大、成本高，而单纯用结晶分离时，所占场地大，劳动强度高，泄漏严重。故采用精馏- 结晶联合操作。精馏过程主要完成对、邻位硝基氯苯分离，塔釜可得邻位产品，塔顶采富对位，富对位提纯利用熔融结晶。结晶后获得对位成品，该工艺以单塔加结晶器代替现在普通使用的多塔流程，实现大幅度节能，并且工艺流程简捷，可用于同类热敏性物系和同分异构物系的分离，该装置已用于工业生产。
3 恒沸或低共熔物系分离
对于具有共沸点的二元体系蒸馏过程会因共沸物的存在而形成阻碍，这种热力学方面的困难虽然可以引用第3种溶剂到体系中而达到消除目标共沸物的目的，实现分离要求，但却会增加分离体系的复杂性，同时能耗成本也会成倍增加[7]。
Myasnikovd等针对多种分离提纯的单元操作的特点，把熔融结晶及发汗操作与精馏耦合，开发出一种新型的涉及气-液-固三相平衡的分离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固-液分离问题，并且将其应用于多种恒沸或低共熔物系如萘-双酚A混合物系，尤其是在低共熔点时，也可以取得了比较好的收率与纯度，同时还对动力学进行了研究。将熔融结晶技术与全蒸发技术耦合开发出一种新型分离技术，该技术在实验室基础上采用亲水膜对含水的有机物系如水-乙醇、水-丁醇物系提纯分离，相对于单一熔融结晶技术和全蒸发技术具有更好的效果，例如对于从叔丁醇（tert-TBT）中除水，试验结果表明可以得到纯水（叔丁醇质量百分数<0.1%）和叔丁醇（tert-TBT）（叔丁醇质量百分数>99.7%），且整个过程总收率可以达到75%。
国内许多学者对此过程进行了可行性研究。于三三等[8]也将此法应用于同系物体系乙酸-丙酸的分离提纯过程中，通过对比实验，证明蒸馏-结晶过程可在一个装置中完成，在相同填料、相同塔高的情况下，提高产品的纯度。其主要原因是在某些物系中可发挥固液平衡的分离作用，从而强化蒸馏分离效果。蒸馏-结晶耦合法为一种新的分离方式，许多具体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如操作条件的优化，包括溶剂比、结晶终止温度、降温速率等的影响；冷凝器、冷却结晶器的配置及内部结构的改进；固液平衡数据的完善等.通过乙酸-邻二甲苯体系研究蒸馏-结晶耦合技术分离具有共沸物的二元体系的可行性，阐述该技术的原理和工艺流程。实验结果表明：该技术分离出的产品中乙酸的质量分数超过85%，能够突破共沸物组成的限制，实现单纯蒸馏分离过程无法完成的分离要求。
与蒸馏分离过程相比，蒸馏-结晶耦合分离过程是在蒸馏塔顶部增加一级固液平衡，从实验结果看，由于固液平衡的分离因子较高，且不受体系中汽液相的热力学障碍共沸点的影响。因此，蒸馏-结晶耦合过程分离具有共沸点的二元体系实际是利用固液平衡突破蒸馏过程汽液相的热力学障碍，达到进一步提纯的目的。同时母液的回流使得蒸馏塔顶部的汽液传质推动力加大，起到强化蒸馏过程的作用。
4 模型模拟
王丽军等研究了PX氧化反应－结晶－精馏耦合过程模型。PX氧化是一个气液固三相复杂反应过程，反应同时伴随着吸收、蒸发、放热、结晶等多种耦合的物理化学效应，反应器采用反应段（下部）与精馏段（上部）一体化结构。在其课题组已有工作基础上，全面考虑了反应、传递、结晶、精馏多种过程之间的耦合作用，建立了氧化反应器的综合数学模型。模型给出了反应动力学、相平衡、流动与传递、结晶动力学等各类模型与参数的计算方法，计算结果与工业现场数据吻合。通过模型模拟考察了各工艺条件对反应器操作性能的影响，提出了工业装置改造和优化的方向与措施。
Lie-Ding Shiau等将结晶与典型的分离方式蒸馏在同一设备中完美的结合起来，适用于固-液-气三相平衡体系。用蒸馏-冷冻结晶方法分离二甲苯的同分异构体，在这样的系统中，液体中含有杂质不能形成晶体，在减压下蒸发，接近主要组分的三相点压力。通过控制温度来达到结晶分离的目的。最终的结果设备中存在气相和固相。并成功的描绘出不同压力的气液固三相相图，联合van't Hoff、Clausius-Clapeyron等数学模型，验证该过程的可行性，模拟数据与实验数据接近。
5 总结与展望
熔融结晶技术由于其效率高、能耗低，在化工医药的分离纯化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是新型熔融结晶技术以及耦合熔融结晶技术的不断开发，必将引起工业分离技术的全面升级。这些新技术在常规结晶设备基础上做出较大完善，使分离物系进一步拓宽，分离效果大大增加，从而更好的体现了熔融结晶同其他分离操作相比所具有的独特分离优势。但应该看到的是，目前对于熔融结晶技术及其耦合技术的研究主要还注重与具体物系的应用研究，对于熔融结晶过程的传质机理研究、固-液相平衡热力学研究、工业熔融结晶装置的开发以及耦合分离过程合成研究等都比较薄弱。为适应大工业化生产的需要，还应加强这些新技术的基础研究，以便加速这些新技术的工业推广。最后，尤其应注重熔融结晶过程及其耦合分离的连续化以及过程的网络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节能，弥补单一操作过程的不足，提高分离效率，这也将是以后分离提纯技术的一个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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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于三三、李文秀，蒸馏-结晶耦合分离具有共沸物二元体系的研究[J].沈阳化工学院学报，2003，17（4）：255-258.
作者简介：
陈月（1976-），女，辽宁盘锦人，工程硕士，讲师，化学工程与工艺方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