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第1篇
会计研究方法是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前提，是会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由于我国会计界的主要任务是构建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这一任务无论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上还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一、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意义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人类长期科学实践的结晶，是在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过程中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的。每当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总会伴随着科学方法的重大革新，从而引起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纵观人类科学发展历史便会发现，在整个科学发展历程中。都贯穿着一条主线，即科学研究方法的演变和发展。那么，会计理论研究作为人类研究客观世界的一个分支，必定也需要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
长期以来，由于对会计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我国会计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人们在认识会计这个社会现象时所运用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的总和，它作为会计理论的组成部分，贯穿于会计理论研究的全过程，是任何一个会计理论研究工作者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它不仅直接影响会计理论研究的总体水平，而且对会计理论能否在实践中经受考验，成为实践的指导。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西方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历史演进的启示
西方以演绎法和归纳法为主的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方法曾经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在继续发扬光大。以佩顿为代表的演绎会计理论学派、以利特尔顿为代表的归纳会计学派和以坎宁为代表的真实收益学派，都是运用规范研究方法的产物。这些理论在世界会计理论的宝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使是在西方会计界极力推崇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今天，美国会计学会3大会刊中的《会计了望》(Accounting Horizons)和《会计教育问题》(Issue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仍有许多文章是运用规范研究方法进行会计理论问题的研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计师杂志》(loumal of Accountancy)的绝大多数文章仍然运用规范研究方法。毋庸置疑，这些文章对会计基础理论和会计应用理论建设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西方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为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外在经济环境。实证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运用于资本市场研究，因为资本市场中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的关系、会计政策选择等问题的可证伪性为实证研究的可证伪主义提供了市场。现在美国会计理论研究许多方面都在尝试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但对资本市场有关问题的研究仍占较大比重。在实证研究方法的档案式研究中，有关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研究通常需要运用许多数理统计模型知识，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具备较好的数理统计知识。许多具有理工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加入会计研究领域，使会计研究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其良好的数理统计知识使运用数量分析方法研究会计问题特别是资本市场会计问题成为可能。这一尝试性研究给会计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拓宽了会计研究的范围。与此相关，数据库的建立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了资料保证，计算机等现代信息处理技术的运用和普及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实证研究运用数学模型在手工计算时费时费力，计算机的运用改变了这种状况。同时，计算机还使数据库的建立更为方便，数据资料的查找更为快捷。
三、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现实分析
与西方会计界相比，我国在会计理论研究以及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方面起步较晚。下面简单地回顾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
建国前，我国一部分会计学家率先引进了西方国家的会计理论，同时也引进了西方财务会计理论的思想和方法。这为我国传统会计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则是对原苏联的社会主义会计模式和理论的全盘引入，这标志着我国传统理论研究进入实质性阶段。同时也表明我国会计理论的构建受到两个方面规范的影响，即作为会计研究理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和作为会计研究目标确立依据的国家经济政策和法规，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国家财政税收政策和法规对会计理论和方法的限制。这段时间在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中，对研究方法问题一直没有给予很好的重视，缺乏突破和创新，研究方法主要运用规范演绎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会计理论研究的气氛开始活跃，突出地表现为对会计基本理论等问题的研究，会计研究方法问题也随之引起会计学界的注意。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会计界的有关之士就曾一再呼吁，应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我国会计研究中。从1991年《会计研究》第6期徐兴恩的“论会计研究的方“一文发表开始，以后又陆续有学者发表关于实证研究方法方面的文章，1996年沈艺峰的《会计信息披露和我国股票市场半强式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开始了我国会计界“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1997年大量介绍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被系列发表。至此关于会计研究方法的研究引起会计学界的普遍关注。但是统计结果表明：1996年《会计研究》共发表实证研究类的论文3篇，占全年论文的2％；1997年共发表实证研究类的论文14篇，占全年论文总数的9％；1998年共发表实证研究类的文章13篇，占全年论文总数的10％；1999年共发表实证研究类的文章8篇，约占全年论文总数的7％。其他会计杂志发表实证研究的文章更为少见，《经济研究》发表的有关会计方面的实证研究类论文的数量也不多。由此可见，规范研究在我国仍占主导地位。
我国会计研究方法与西方会计界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有以下方面原因：
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不同。西方会计研究方法较多地受实用主义影响，信仰存在就是合理的，有用的就是真理；而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唯物主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西方会计界受实用主义影响，早期更注重应用理论的研究：我国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更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习惯从会计本质、会计职能、会计对象、会计目标等基本概念及基本问题开始起步。
会计研究的外在环境与西方会计界存在较大差异。自1990年12月17日飞乐股份等8家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首次上市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只有10年的时间，上市交易的公司至今也只有1000多家。特别有关资本市场的法规建设正在逐步完善，许多法规本身还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资本市场中包装上
市、会计作假等案件时有发生，相当一部分投资者缺乏理性，市场融资功能不足，缺乏足够的资源配置引导能力等等。这就使以资本市场为内容的会计理论研究缺乏良好的外在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所以，尽管近年来以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成果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关于资本市场的数据库还未形成较为权威的版本，许多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只能自行收集。在此情况下开展实证研究，一方面使研究者本身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资料收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中存在着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也难以保证研究资料，特别是数据本身的准确性，进而影响这些研究结论的验证质量。
四、现阶段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选择
观点1：从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二者的特点及其在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中的定位来看，这两种方法的结合是恰当的选择。原因有以下方面：规范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在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中是并列的两种方法，它们各有侧重，有不同的特点，不存在何者取代何者的关系。规范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是由一些具体方法以特定方式结合在一起，在运用时遵循一定规则的综合方法。因此，规范和实证方法并非完全独立，互不联系的两种方法，在基本要素上，它们有共同之处。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在发展过程中有各自的特点。但又有相互渗透的可能性。随着人们对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认识的发展和深入，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会不断吸取别的学科的先进成果，同时相互取长补短，完善自身。
观点2：在强调研究中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这从某种角度上是很难的。研究方法的选择是一个相机抉择的问题，要么选择严格而精确的实证研究方法。这样做可能主题和现实有差距；要么就选择务实有现实价值的规范研究方法，但我们的研究可能得不到验证而缺乏严谨性。对于每一个会计理论研究者而言，绝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法。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是理论研究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两者不能截然地割开。当然，由于研究者的学识背景、个人的能力以及研究风格都有所不同，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可能会有侧重面，但是不能要求人人都采用实证和规范相结合的方法。
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课题，通过上述观点的讨论，我们知道如何对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进行思考，如何深刻地认识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既要实事求是、又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既立足我国经济转轨现实，解决特有实际问题，不可盲目照搬照套，特别是对会计环境的理解，对假设的慎用；与时俱进，即大胆引入先进的分析方法，唯有此，才可在本质上创新。此外，要有科学的态度做研究，注意选题以及不同学科间的结合。
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第2篇
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有关世界本原和发展变化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最有影响的古代哲学思想，也是中医学的重要思维方法。这部分内容深奥而且没有条理性，学好这部分知识需要的是有中医学独特的思维方式，然而世界观是思维方式的基础，它为人们认识和把握外部世界提供了思维背景和认识框架，从而决定了人们的四维空间和思维内容。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看更多的相关书籍从而去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自己对内容的足够了解和熟悉再加上老师生动的讲解，这看似深奥的中医哲学相信也不在话下了。
想必学中医的我们知道精、气、血、津液、神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而藏象学说中所说的五脏六腑以及奇恒之腑又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内脏器官，所以针对这一部分我们需要做的是深入个体，将每一个个体的基本概念、生理机能、生理特性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都整理出来，这样就能够有清晰地条理，以便我们掌握。
我们学习医学无非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救死扶伤，为人类出去病痛，让世人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幸福的生活。而疾病源于生活，是生活中一些因素引起的，病因的种类很多，如七情内伤、饮食失宜、劳逸失度等，均可导致发病而成为病因，而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或者有的不那么常见，但是这都不妨碍我们通过结合生活实际来学习这部分内容，所以当我们将病因与生活一一对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病因其实很好掌握。而病机部分需要我们在联系生活实际的同时，再结合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以及精、气、血、津液、神，相信如果我们能将哲学、藏象部分学好，那么病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第3篇
摘要：本院魏品康教授从事中西医结合消化道肿瘤的防治已有四十余载，临证根据胃癌发生发展的特点，运用取象比类的中医哲学思维，结合中医古代痰证理论，提出从“痰”论治胃癌的理论观念，构建了胃癌痰污染学说，从治理机体环境着手，根除病因，以提高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名医经验；魏品康；从痰论治；胃癌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7.05.025
Discussion on Academic Ideas of WEI Pin-kang in Treating Gastric Carcinoma Based on the Phlegm Theory ZHAO Ying， XIU Li-juan， WANG Xiao-wei， LIU Xuan， LU Ye， YUE Xiao-qiang， Instructor： WEI Pin-k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zhe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3， China）
Key words：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s； WEI Pin-kang； treatment according to phlegm differentiation； gastric carcinoma
本院魏品康教授乃上海市名老中医，从事中西医结合消化道肿瘤防治四十余载，其临证四诊合参，紧扣病机，遣方用药法度严谨，知常达变，药专力宏，每获良效。魏老根据胃癌发生发展的特点，结合中医古代痰证理论，总结出从“痰”论治胃癌的理论观念。笔者有幸侍诊左右多年，现就魏老在胃癌诊疗过程中的学术思想进行简要分析和探讨。
1 取象比类，构建学说
“取象比类”是我国古人研究自然界规律所普遍运用的一种朴素认知方法，又称“援物比类”“假物象形”等，是以“象”的相似关联性研究为基础，发掘物质本质属性的实践方法。长期以来，“取象比类”一直是中医学广泛运用的推理方法，在中医药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临床上，胃癌患者经手术、化疗、靶向治疗等，依然会复发、转移，魏老究其缘由，溯本逐源，从症状到证据，从现象到本质，取象比类，发现本病发生发展与自然界蓝藻生长现象十分相似。蓝藻是一种水生植物，喜欢生长在水质污染、流通缓慢的区域，越污染的地方生长越迅速，甚至连接成片，影响水域流通，造成水域富营养化，以致鱼虾大量死亡。若要改变污染的水质，仅通过打捞去除蓝藻是完全无效的，因蓝藻很容易在死水环境中繁殖，打捞的数量远远难以抵消蓝藻生长的速度；若水質清澈，在活水环境中，蓝藻则无法生长。在肿瘤生长过程中，同样有类似蓝藻的现象，肉眼可见的肿瘤亦会生长在经络不通、气血阻滞的环境下，如同蓝藻必须生长于不流通的死水环境中一样，肿瘤组织在机体环境中大量分泌各种肿瘤细胞因子等，亦为肿瘤局部生长复发或远处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
蓝藻现象让魏老联想到蓝藻有其赖以生长的环境，肿瘤必然也有其生长的环境，打捞蓝藻无效，相应地切除肿瘤亦无效。因此，只有变死水为活水，改善水质，改变环境，一旦蓝藻失去生长的基础，就会快速大量消亡。那么，产生肿瘤的根源、肿瘤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改变的方法又是什么呢？由于自然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失衡，以及社会生活节奏快，精神压力大，加之饮食不节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人体，使肿瘤患病率不断增加。魏老根据肿瘤发生发展特点，基于朱丹溪“怪病多痰”“诸病多因痰而生，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以及“自气成积，自积成痰，痰挟瘀血，遂成窼囊”等，总结其病因病机为六淫入侵（环境恶变）、饮食失宜（致癌物质）、七情内伤（精神抑郁）造成气机阻滞（细胞信号传导异常），进而造成津液停滞（细胞代谢紊乱），久而化浊为患，痰浊内蕴（黏附分子表达异常），浸淫细胞，最终造成细胞突变而发生胃癌。因此，痰浊内蕴是胃癌发生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是孵育胃癌细胞的根本污染环境。肿瘤细胞局部发生循环代谢障碍，分泌代谢产物，即为痰浊的物质基础，为肿块进一步生长提供了源泉；反之，肿瘤的生长也对痰浊内蕴起到促进作用，并阻滞气血，气机不畅，津液停滞，局部痰浊越发深重，污染加重甚至扩大。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最终导致肿瘤生长严重失控，出现恶病质等严重后果。治疗同样应遵循这一原则。手术或化疗对肿瘤猛攻就如同打捞蓝藻，只是对肿瘤细胞进行杀伤或切除，所以达不到根治效果。为此，魏老提出胃癌诊治须从痰论治，只有清化痰浊环境才是根治胃癌的方法。
2 确定治则，病证兼治
根据以上胃癌痰证理论，魏老审因论治，拟定胃癌核心治则、治法及方药——消痰散结法（方）。消痰散结方由《济生方》导痰汤化裁而来，所谓“坚者消之、结者散之”。方中以制半夏、制胆南星消其痰，为君药；山慈菇散其结，为臣药；佐以鸡内金健脾开胃、消导散结，陈皮理气燥湿、茯苓健脾渗湿；炙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多靶点、多层次地清化痰浊污染环境，有效抑制肿瘤复发转移。如同活化水体对于蓝藻治理的作用，水活藻灭，痰消瘤清。临床观察表明，消痰散结方对中晚期胃癌患者疗效明显[1-4]。
因患者年龄、性别、体质等不同，且发现肿瘤时往往处于不同疾病阶段，所采用的治疗方法不同（手术、放化疗等），对机体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导致临床上症候各异，如术后患者出现食纳不馨、机体消瘦乏力、胃倾倒综合征等，晚期或年老患者因放化疗药物攻伐太过，易出现气血阴阳亏虚，且并发症多，如抑郁、大便秘结、白细胞低下及肠道梗阻等。对此，魏老临证在消痰散结方基础上，以辨病因为经，谨守病机，审因论治，消痰散结法贯穿始终；以辨病证为纬，分期制宜，病证兼治，随证加减，创立“消痰散结八法”，以针对患者不同情况辨证施治。①消痰散结法乃胃癌治疗基本原则。②消痰散结软坚法：适用于胃癌患者腹部可触及坚硬结块，或体表及腹腔见淋巴结转移等，方选消痰散结方加昆布、煅龙骨、煅牡蛎。③消痰散结和胃法：多用于胃癌伴有恶心嗳气、食纳不馨患者，方选消痰散结方加沉香、佛手等。④消痰散结通腑法：适用于大便闭结不通，或有不完全性梗阻患者，方选消痰散结方加制大黄、厚朴、炒莱菔子等。⑤消痰散结解郁法：适用于胃癌患者伴情绪低落，抑郁、烦躁失眠、口干口苦等，方选消痰散结方加柴胡、郁金、白芍、八月札等。⑥消痰散结解毒法：适用于胃脘灼热疼痛，大便干结，胃镜可见胃黏膜溃疡，周围有脓性分泌物，方选消痰散结方加重楼、白花蛇舌草、蒲公英、黄连等清热解毒之品。⑦消痰散结通络法：适用于晚期胃癌局部痰、食、毒、瘀等病理产物积聚，导致局部的瘀滞状态，胃脘部有胀痛刺痛、舌下静脉迂曲等，实证以消痰散结方加入威灵仙、土鳖虫、天龙等化瘀通络之品，虚证可在消痰散结方基础上加当归、丝瓜络、桂枝、桃仁等辛润通络之品。⑧消痰散结扶正法：适用于胃癌晚期、术后、放化疗后而见气血不足患者，以消痰散结方加炙黄芪、枸杞子、女贞子、淫羊藿等。
3 痰证方案，贯穿始终
基于胃癌痰证理论并结合临床实践，魏老提出以下三大痰证治疗方案。
3.1 全程中药治疗
运用“消痰散结八法”抑瘤抗转移，清化痰污染环境，贯穿于胃癌全程治疗的始终，并针对患者不同病情、体质，创立扶正八法调节免疫（益气养血法，益气摄血法，益气健脾法，升阳益胃法，温肾健脾法，益胃养阴法，益胃生津法，益胃温中法），提高生存质量及针对“主症八法”（食纳不馨，消化不良，反酸，嗳气，口干口苦，胃脘饱胀，恶心呕吐，胃脘疼痛）随症加减作为补充[5]，形成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系统化治疗与个体化治疗相结合的胃癌中医治疗方案。
3.2 配合中药静脉滴注治疗
口服中药联合静脉滴注5年治疗方案：若体质尚好或伴淋巴结转移、或肿瘤标志物波动的患者，可配合使用中药抗肿瘤静脉注射液，如华蟾素注射液、康莱特注射液、消癌平注射液等；对晚期胃癌体质较弱而不能耐受化疗的患者，可联合扶正中药注射液治疗，如参麦注射液、参芪扶正注射液等加强益气扶正作用。
3.3 肿瘤并发症治疗
针对不同并发症采用不同处理方式：并发疼痛者，给予外用消痰通络止痛凝胶，合并腹腔灌注热疗；并发腹水，除口服中药随症加减外，另予消痰利水凝胶外用。针对患者情志调摄，魏老根据痰气胶阻的病因病机建立了消痰解郁法（二陈汤合小柴胡汤加减），全方化痰为主，兼顾理气，使痰消则气达，气达则郁解。诸药相合，共奏消痰除湿、解郁理气之功。
上述三大治疗方案不仅能起到明显祛邪抑瘤抗转移作用，而且可明显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实现“带瘤生存”目的。
4 典型病例
患者，男，64岁，2010年10月29日就诊。因“中上腹疼痛不适一月余伴消瘦”在当地医院行胃镜检查发现胃底黏膜充血水肿，黏液浑浊，胃体小弯侧见4 cm×5 cm溃疡，胃角见溃疡增殖性病灶、表面污秽苔、周边不规则、质地脆、易出血，病变浸润至胃窦中部及贲门下小弯侧，占胃壁近1/2。病理提示：“胃角局灶腺上皮低级别上皮内瘤变，不排除胃癌可能”。遂行上腹部CT平扫+增强发现“胃底体浸润型胃癌，累及部分胃窦部，病变与胰腺部分脂肪层消失”。查：肿瘤标志物AFP 3.3 μg/L，CEA 4.313 μg/L，CA199 821.23 μg/L，血红蛋白118 g/L，红细胞计数3.84×1012/L。当地医院剖腹探查诊断“胃癌晚期，全胃几乎均被肿瘤占据，质硬，约15 cm×10 cm，侵及胃壁全层及横结肠系膜，胃左血管、胃周淋巴结成串肿大并已融合成团”，考虑胃癌局部浸润严重，无法切除，遂行胃-空肠造瘘术。术后患者精神疲惫，消瘦明显，神疲乏力，难以坚持化疗。刻诊：患者消瘦明显，面色晦黯，胃脘饱胀、嗳气，纳差，不思饮食，终日以米汤水进食，大便量少，舌淡白，苔薄白腻，脉洪大。辨证属胃癌晚期，胃气衰败，故治以鼓舞胃气为先，醒脾开胃。用消痰和胃方：桂枝15 g，白芍15 g，细辛6 g，黄连6 g，佛手15 g，香櫞皮15 g，蒲公英30 g，白花蛇舌草30 g，麸炒枳壳、麸炒枳实各15 g，鸡内金15 g，沉香（后下）6 g，炙甘草6 g。28剂，每日1剂，水煎服。
2010年11月30日二诊：患者胃脘饱胀感明显缓解，能进软食，呕吐白色痰涎明显好转，嗳气返酸减轻，大便量少、不爽，舌淡红，苔薄白腻，脉洪大。乃胃气有所恢复，给予消痰散结，佐以软坚。守方去沉香，加制胆南星15 g、制半夏15 g、重楼30 g、山慈菇15 g、干蟾皮6 g、蜈蚣6 g、制大黄15 g。以该方加减并间断配合康莱特注射液治疗2年8个月，体质量增加1.5 kg，且生活能自理，能从事轻便农活。期间每3个月复查上腹部CT均提示胃病变较前未见明显进展。
2013年7月1日三诊：患者无明显诱因呕吐淤泥样残留物，进食困难，大便减少，腹胀，复查上腹部CT提示“胃底贲门及胃体浸润型胃癌胃空肠单纯吻合术后改变，吻合口狭窄，胃病变较前CT片有进展”。遂“急则治其标”，以消痰通腑法灌肠去积滞。药用制大黄（后下）15 g，麸炒枳实、麸炒枳壳各15 g，厚朴15 g，炒莱菔子30 g，芒硝（冲）9 g。水煎，保留灌肠。患者灌肠第1次，夜间排出大量黑色粪便、呈硬块状、夹有黄色臭秽粪水后，自觉腹部轻松。次日灌肠后，再次排出少量粪块，听诊出现肠鸣音，每分钟5次，患者能进少量流质。乃积滞已去，胃肠功能有所恢复，遂行吻合口扩张术。继以消痰散结、和胃通腑之法。药用制胆南星15 g，制半夏15 g，佛手15 g，香橼皮15 g，重楼30 g，山慈菇15 g，天花粉15 g，鸡内金15 g，干蟾皮6 g，天龙15 g，焦三仙各30 g，麸炒枳壳、麸炒枳实各15 g，制大黄15 g，厚朴9 g，炒莱菔子30 g，炙甘草6 g。水煎，少量频服。后患者坚持持续治疗中。
按：本案患者乃胃癌晚期且多处转移，已失去手术机会，治疗主要目的是延缓病情发展，提高生活质量，遂制定从痰论治全程中药治疗方案。首先运用消痰和胃法鼓舞胃气，方以小建中汤合香橼皮、佛手、鸡内金和胃助消化，沉香理气降逆。待患者体质改善后，运用消痰散结方清化痰浊，抑制痰结增长，配合软坚散结之品直捣病所。以制胆南星、制半夏燥湿化痰、消肿散结，清除间质污染，为君药；山慈菇、天花粉散结清热，加强散结作用，并制约君药燥热之性，为臣药；佐以蜈蚣、干蟾皮解毒，鸡内金健脾助运，其中鸡内金为消化瘀积之要药，更为健补脾胃之妙品。诸药合用，使患者获得带瘤生存、病情长期稳定的良好效果。三诊时，患者出现险情，遂“急则治其标”，以通腑为要，待胃肠道通畅后，再行消痰通腑方。
本案运用从痰论治胃癌中药方案3年余，消痰散結法贯穿治疗始终，和胃、软坚、通腑等法为顾及出现的兼证，分期制宜，病证兼治，多靶点、多层次清化痰污染，截因除瘤，防止肿瘤迁移增殖。最终使患者生存质量良好，实现了与癌瘤和谐共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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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第4篇
摘要：人工智能对构成现代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主体、交往、知识等等都有自己的理解与重构。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对“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哲学假定进行了“拆卸”，使得教育主体（人）“降格”成了客体，教育客体（物）“升格”成了主体。人工智能所建构的“人与非人的交往”因遭遇到“理解难题”而行走在教育交往的“模糊地帶”，致使学生极有可能丧失自我，变得和机器一样机械，其独立性和自主性终将消磨殆尽。人工智能参与知识生产的逻辑是一种基于知识库和逻辑规则（算法）的“计算与表征”系统，虽然这为个性化、自适应学习提供了支持，但依旧没有摆脱“客观主义”的窠臼，甚至还隐藏着潜在的教育危机。
关键词：人工智能;教育思想;主体;知识;交往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日益为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所关注，并大致发展出三种典型应用场景：个性化自适应学习，智能测评，教育治理智能化和现代化。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领域的应用正在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塑造了教育变革的引擎。虽然令人兴奋，但这些影响对教育而言却是外在的，尚不足以对现代教育的生态构成根本性威胁。而“教育思想”的冲突则更具内在性和根本性，因为当代人工智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似乎有自己的“教育哲学”，从而为重塑教育生态提供了新的概念框架。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对构成现代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主体、交往、知识等等都有自己的理解与重构。当前，“人工智能+教育”已成燎原之势。作为教育研究者，我们必须对这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行比较与评述，以便为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提供—个有效的知识平台或理论基础。
二、教育主体观：历史演变钩沉与人工智能的挑战
（一）教育主体观的历史演变与哲学基础
1.主客体哲学与师生主客体关系
主体是与客体相对应的一对范畴。在传统的哲学框架中，通常以“人的活动的发起和指向”作为区分主客体的标准和尺度。在此意义上，主体就是活动的发起者，即在活动中发挥能动作用的人，客体则是人的活动所指向的对象。于是，我们获得了主客体哲学框架内“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哲学假定：一是只有人才能成为主体;二是任何物对于人而言都是客体，即物永远不可能成为主体;三是当一部分人成为特定的人的活动的对象时，这部分人便是该活动主体的客体。
“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如果说，教育活动的发起者是特定的人（这里狭义地指教师），那么该活动所指向的对象首当其冲就是学生了。按照前文“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哲学假定，不难得出“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的结论。然而，在教育实践中，学生作为客体（对象）的身份或地位却屡遭诟病。比如，“受教育者成为‘人’（表现人的自主性）会受到‘非人’的待遇（例如体罚）;反之，受教育者成为‘非人’（丧失自主意识），才能受到‘人’的待遇（鼓励、尊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教育理论界先后出现了“学生是唯一主体”“师生双主体/互为主客体”等学说，但整体而言，依旧没有摆脱“主客对立”的窠臼。
2.主体间哲学与师生主体间关系
作为对传统哲学“主客对立”的超越，现代哲学提出了“主体间性”的范畴，试图规范一个主体如何与作为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发生作用。从方法论上来看，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所开创的传统哲学，首先需要确立一个“自我”（心灵和意识），然后从这个“自我”出发去看、去构造世界。这样一来，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就不过是客体（对象）而已。事实上，“其他人”和“我”是平等的，也是一个看世界、构造世界的“主体”。于是，哲学家提出了“主体间性”这一概念，用以表明“其他人”和“我”处于同样的“主体”地位。
实际上，主体间哲学向我们昭示了“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全新假定，即人与人的关系永远是“主体间”关系，而非“主客”关系。具体到教育活动中，既然教师和学生都是具有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人，那么他们之间的“主客”关系便寿终正寝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主体间”关系。也就是说，任何时候师生之间都没有客体，师生成为完全平等的主体，他们通过双向互动、平等交往而塑造相互间的关系，从而走向共识、理解、融合与更有意义的前景。
（二）教育主体客体化与教育客体主体化：人工智能的挑战
人工智能对“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哲学假定进行了“拆卸”，使教育主体观即将遭受或正在遭受着挑战。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教育主体（人）“降格”成了客体，二是把教育客体（物）“升格”成了主体。
1.教育主体客体化
正如前文所昭示的那样，通过主客体哲学向主体间哲学的转变，教育完成了其庄严的价值承诺：师生是平等的主体，而非客体。然而，人工智能通过自身的一套机制正在试图“绕过”教育的这个价值承诺，进而“恢复”学生在主客体哲学框架中的客体身份。近几年来，在教育领域中虽然出现了诸多人工智能的应用创新，但主流媒体和学术界最突出的公共讨论当属“学生面部识别系统与专注度分析系统”，其典型的应用场景包括：事件或活动的出勤签到、学生学习行为分析、课堂专注度偏离分析、课堂互动和教学行为分析等。这些系统之所以能够运行乃至发挥作用的逻辑，一言以蔽之，皆是借助硬件设备（如摄像头、电子手环、智能校服、智能头环等）“监控”并“分析”学生的身体数据或私人空间（如面部表情、举手次数、眼球焦点、脑电波、心率数据、运动轨迹等）。
早在18世纪，为了描述“一种完美的权力技术”，英国功利主义代表人物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了“圆形监狱”理论。由于圆形监狱的特殊设计（由一个中央瞭望塔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少量狱警甚至不需要狱警便可监控所有的囚徒。狱警处于瞭望塔上很难被看到，相反囚徒则处于公开的位置，而且他们从心理上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被监控状态，因此不敢“越雷池半步”，这就实现了所谓的“自我监禁”。而“学生面部识别系统与专注度分析系统”所涉及的隐私泄露、电子监控等问题，与“圆形监狱”的核心要义如出一辙，甚至比“圆形监狱”更加隐蔽。因为，这些人工智能系统不仅降低了学生的心理防线，而且吸引教育机构、研发企业参与监控网络的构建，它带来的不是学生的“自我管理与规训”，而是把学生“降格”为一个节点、一个类似于“物”的对象、一个需要随时对其加以“监控”和“分析”的客体。
2.教育客体主体化
关于“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哲学假定，主客体哲学和主体间哲学达成了一个默契，即“物永远是客体，不可能是主体”。而人工智能对这个默契产生了影响，甚至催生出了自己所需要的主体。具体到教育领域，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技术人造物”，是人类所利用的一个教育工具，它总是被动的，无法自主地行动。然而，人工智能却又被注入所谓了的“智慧”“思想”，甚至“情感”（比如能够为学生规划学习路径、推荐个性化学习内容），似乎有了“主观能动性”，这使得作为客体的“技术人造物”“升格”成了“教育主体”。
“人类是主体”是哲学界的共识，但人类因何而成为主体？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也就是说，人类通过社会实践生成自己的本质，从而获得主体地位。然而，人工智能却不具备这种自我实践的能力，它本质上依然是属人的，尚不足以成為“教育主体”。那么，它为何能够为学生规划学习路径、智能推送个性化学习内容，从而表现出一定的“能动性”呢？这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这些“智能行为”完全“依赖”于学生在线学习时留下的“数字足迹”，包括学习过程的行为数据、学习结果的评价数据，以及通过在线学习形成的社会网络数据等。人工智能通过一套算法对学生的这些数据进行加工和处理，构建通用参考模型（一般包括学员模型、领域知识模型、知识推荐模型和测试模块模型等）来模拟人类解决教育中的某些问题。可以看出，这些数据全部来自于学生的实践（学习）活动，而非人工智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主体，而是人类‘赋予’它的主体地位”。
三、教育交往观：变革历程述要与人工智能的新思路
（一）教育交往：从“独白”到“对话”
与教育的主体观相联系的是其交往观。现代教育基于不同的主体观，将师生关系分为主客体关系和主体间关系，与此相对应，现代教育的交往也有两种主导范型，即“独白”式交往与“对话”式交往。
1.“独白”式教育交往
主客体哲学采取“主体一客体”的分析框架，强调“我”对“它者”的认识和占有，是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一它”关系。这种分析框架成就了师生主客体关系，绘制了“独自”式教育交往的图景。“教育交往以一定的教育目标为指向，受一定的教育目标的规范”，“独白”式教育交往的至高鹄的就是“占有”更多的知识。在“占有”知识的规范下，交往的内容仅限于“标准”知识的交流，而非启发学生思考的“原料”，师生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往往处于孤独的关闭状态;交往的方式是教师“点对面”地通过控制和训练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教师的眼中往往没有具体的学生，而是与一个“朦胧的整体”在交往，堪称是一种几乎没有情感成分的“露水式”交往;交往的结果使得师生双方成为“单纯的知识承载体”，失去了彼此之间的人格精神在教育中的“会合”和“相遇”，最终压抑了学生的自主发展和完整人格的形成。
2.“对话”式教育交往
主体间性哲学把分析框架构筑于“主体一主体”的关系之上，主张“我”之外的其他一切存在物都是与“我”一样的另一个主体，而非外在的对象性存在，强调“我”与“对象主体”之间的共生性、平等性和交流关系。受主体间性哲学的启发，教育交往由“独白”走向了“对话”。就教育目标而言，“对话”式教育交往追求的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精神沟通，即“通过理解而实现精神世界的共享”;在交往内容方面，“对话”式教育交往注重的是“知识结构或称符号世界的不断重构和更新”，而非“标准”知识的复制或再现;在交往方式方面，“对话”式教育交往推崇“我-你”关系基础之上的平等对话、互相理解和真诚合作;交往的结果也与“独白”式教育交往有着天壤之别，即“不是去复述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学生富有创造性思想的生成”。
（二）教育中“人与非人的交往”：人工智能的新思路
尽管“独白”式教育交往和“对话”式教育交往有着诸多不同，但两者固守的都是“人与人的交往”。人工智能有自己的交往范式，它所认同、建构的交往不再囿于“人与人的交往”，而是开启了“人与非人的交往”的新尝试。具体到教育领域，最为典型的是学生和教育机器人之间的交往。尽管教育机器人的倡导者和质疑者之间存在着争论，但目前主流媒体的流行言论制造了炒作的泡沫和拥抱教育机器人的愿望。在乐观中保有一份谨慎，对教育中“人与非人的交往”进行冷思考，揭示其中埋藏的隐患，或许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时代课题。
1.教育机器人因遭遇到“理解难题”而行走在教育交往的“模糊地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驳倒“强人工智能论题”（即被“合适程序”控制的机器不仅有自己的认知状态，而且可以像人一样进行理解活动），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设计了“中文屋”的思想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一间屋内只有铅笔、稿纸和写有中文翻译程序的书，只会说英语的塞尔被关在其中。写有中文的卡片从门缝塞进屋内，塞尔根据屋内的那本书来翻译卡片上的文字并用中文回复，以此诱骗屋外的人相信他也会说流利的中文。塞尔由此指出：既然任何一台处理语言的计算机在结构与处理流程上都是与“中文屋”类似的，那么，任何一台计算机也都不可能真懂人类语言。换句话说，机器虽然能够处理信息，但无法真正理解信息。奥古斯丁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真正的理解依赖于洞见、‘光照’，不可能通过纯粹操作性的、计算性的方式达到”。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认为，教育机器人因遭遇到“理解难题”而行走在教育交往的“模糊地带”。一方面，“对话”式教育交往是“从对话者各自的前理解结构出发而达成的一种视界融合”，即实现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确定。这其中“理解”是关键的一环，换句话说，“理解”既是“对话”式教育交往的条件，也是“对话”式教育交往的归宿。教育机器人因不具备“理解”的能力，使得这种教育交往几近成为“海市蜃楼”。另一方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教育机器人之所以受到热捧的原因。概而言之，它具备了语言理解（非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语音交互的能力，能讲故事、唱歌、播放视频，能提供个性化知识讲解，且讲解过程不厌其烦、不会出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学生和教育机器人的交往，究竟是在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还是在利用所谓的人工智能技术强化已经过时的“独白”式教育？
2.对机器人的依赖会使学生丧失独立性和自主性
黑格尔曾以著名的“主奴关系”理论来说明“精神活动”的运动发展规律。按照他的描述，在“自我意识”阶段存在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意识的形态，“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通常来说，奴隶要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来“伺候”主人，任由主人摆布。然而，由于主人缺乏这种“一技之长”，他在某种意义上又必须依赖奴隶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奴隶是实际的行动者。长此以往，主人得到的并不是“独立的意识”而是“依赖的意识”。也就是说，本来作为独立的自我意识存在的主人，现在反而要依附于奴隶而存在。
事实上，黑格尔所说的“主奴关系”已经映射到了“学生和教育机器人”的关系之中。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教育机器人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获取学生的各项数据，“识别”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风格和知识点盲区，从而精准地刻画出千人千面的“个人画像”。在此基础上，教育机器人不仅能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活动，还能为学生提供最优化的学业方案和职业发展规划。长此以往，学生难免会形成“依赖的意识”，心甘情愿地让教育机器人代为“选择”或“规定”自己的未来，成为“取悦机器的寄生者”。换句话说，学生“理想”的实现要依靠教育机器人，并且实现在“奴隶意识”（学生对机器人的肯定或承认）之中。在此过程中，学生极有可能丧失自我，变得和机器一样机械，其独立性和自主性最终会消磨殆尽。
四、知识观：“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分野与人工智能的重塑之路
（一）知识观的历史演变：从客观主义到主观主义
所谓知识观，简单地说就是对知识的理解和看法。它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大致包括：知识的起源、获得知识的方法、知识的客观性以及知识的真伪标准。由于立场、视角的不同，历史上形成了不少观点纷呈甚至截然相反的知识观。其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野格外引人注目。
1.客观主义知识观
對于知识的起源与本质，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思维方式：一是由笛卡尔、莱布尼茨发轫的“唯理论”路线，它主张依靠人脑中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进行严密的演绎推理，就可以获得一套与“外部世界”一致的知识。另一种是伯克利、休谟发轫的“经验论”路线，它宣称人的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条件和基础，感觉经验既是知识的来源，又是检验知识的标准。整体而言，这两种知识观都强调认知的客体（即知识内容），认为知识是客观的、普遍的、真实的、确定的。因此，这两种主张是纯然客观主义的论点。
在客观主义知识观的支配下，教学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传递-接受”式的灌输知识的活动，师生关系的基本性质就是知识的传递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教学方法着眼于“传递一接受”的效率，教学评价归结于学生对知识的“占有”。其积极的一面在于，有效提高了知识传播的效率并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客观主义知识观压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把学生训练成了没有灵魂的考试机器。其结果是，“孔子杏坛的师生质疑问难、苏格拉底的问道中途、亚里士多德的学林漫步，这些教育的本真形式只能成为现代教育的幻想”。
2.主观主义知识观
康德用独特的“综合路线”调和了“唯理论”与“经验论”两条路线之间的冲突。他认为，对于知识的可能性而言，“唯理论”与“经验论”缺一不可。一方面，感觉经验是人类知识的基础，知识是感觉经验的产物。另一方面，认识主体必须具有一套先天的“认识形式”或“先验范畴”。因为，后天的感觉经验必然经过先天的“认识形式”或“先验范畴”的加工和组织，才能成为普遍性的知识。由于承认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康德的“综合路线”被认为是认识论历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它扭转了“认识顺从对象”的惯性思维，认为“在知识的结构以及知识的形成过程中，都不能缺少主体的能动性”。
康德之后，人们对知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产生了怀疑，改变了原有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模式，尝试从认知的主体（人）出发来理解知识，进而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主观主义知识观。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皮亚杰把儿童描述为一个“孤独的探寻者”，认为同化、顺应和平衡等一些生物过程至关重要;维果茨基则强调父母、教师、同伴及文化环境的作用，并将这些因素很好地归纳到“最近发展区”的概念之中;卡茨和斯腾伯格认为个体的主动性在建构知识结构的过程中起着颇为关键的作用;哈贝马斯提出“情境理性”知识观，主张知识的意义是在学习者与学习情境的互动、学习者与学习者的互动过程中生成的。
（二）计算与表征：人工智能的重塑之路
关于知识的来源与构成，人工智能绘制了不同的图景。简而言之，人工智能参与知识生产的逻辑是一种基于知识库和逻辑规则（算法）的“计算与表征”系统，包括知识的搜集、处理、生成、匹配和推荐。虽然这种知识生产的逻辑为个性化自适应学习提供了支持，但依旧没有摆脱“客观主义”的窠臼，甚至还隐藏着潜在的教育危机。
1.计算与表征：人工智能参与知识生产的逻辑
作为人工智能基础的“计算与表征”思想，可以在柏拉图那里找到根源。据说，当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四处寻找专家（如匠人、诗人、政治家等），以期测试和绘制他们技能背后的规则。然而这些人却无法阐明其成为专家的行事规则，只能告诉苏格拉底一些专家行为的案例。后来，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造成上述困难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他说，专家们或许已经忘记了这些规则，而哲学家的作用就是要帮助专家回忆他们所遵循的规则。于是，柏拉图“把全部推理都归约成明晰的规则，把世界规约为不须解释地运用这些规则的原子事实”，进而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
计算机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最主要的特点是“可以按明晰的规则进行计算”，一般不需要人直接干预。因此，在两千多年的传统中，计算机被理解为“逻辑智能的范式”。对此，德雷福斯的见解深刻而独到。他认为：“人工智能恰好是柏拉图哲学传统和计算机技术相互加强的产物”。有鉴于此，在人工智能那里，知识的来源与构成可以用“计算与表征”加以解释。具体来说，人工智能依靠知识库和逻辑规则（算法）而参与知识生产。目前来看，构建知识库的主流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自上而下的符号主义进路，即在机器内部用符号表达式建模世界，形成显性的命题表征;二是自下而上的联结主义进路，即通过训练人工神经网络来赋予机器学习能力，让机器自动获取知识，扩充自己的知识库。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还必须有一套逻辑规则（算法），然后根据逻辑规则（算法）对知识库中已有的知识进行重组（包括搜集、处理、生成、匹配和推荐），进而规划机器的行动（即回答问题或解决问题）。
2.对“计算与表征”知识观的审视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计算与表征”的知识生产逻辑，使得基于“学生画像”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成为可能，使得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因材施教的润泽。同时，这种知识生产的逻辑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度与困境。
（1）知识库的“客观主义”陷阱
符号主义区分了显性/隐形两种表征形式，即符号只能解决显性表征，对隐性表征却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只有显性知识才能被编码成为表征，而隐性知识将不能被编码，从而不能成为表征。这意味着，基于符号主义进路所构建的知识库，其中存储的知识只能是显性知识。按照英国哲学家波兰尼的理解，显性知识是指可以用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等符号系统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具有客观性、静态性、情境独立性等特征。可以发现，这种知识库的构建自觉不自觉地重蹈了“客观主义”的覆辙。
联结主义进路深受认知科学和神经心理学的启示，试图通过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来模拟人类的大脑，进而成为处理隐性知识或打破显性/隐性区分的希望。然而，联结主义实现这一目标依旧遥远。首先，人工神经网络增加和扩展知识库，需要预先的海量训练才能完成，一旦真实情境中的变化超越历史训练的数据集，它就难以做到随机应变，从而落入“情境独立性”的窠臼。其次，人工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模型通过对数据的曲线拟合，发现的多是特定领域的相关性知识，而难以获取因果性知识。因此，该模型也就无法进行迁移和类比学习，也无法进行常识性推理。总而言之，联结主义无法打破知识的显性/隐性区分，离现代教育所推崇的主观主义知识观尚存在一定距离。
（2）逻辑规则（算法）与教育危机
人工智能进行知识的搜集、处理、生成、匹配和推荐的过程中，逻辑规则（算法）所带来的教育危机不容小觑。首先，影响学生学习成效的因素通常是很复杂的，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如情感、想象、直觉、灵感、信仰、意志、习惯等）是至关重要的。而逻辑规则（算法）却无力表征这些非理性因素，“计算模型对教育对象和教育过程的量化和简化使教育失去了丰富的内涵和诸多有价值的成分”。其结果是，“个人画像”的构建主要基于学生的知识状态和能力水平，而基于“个人画像”的知识匹配本质上是让学生掌握更多显性知识或提高其考试分数。试问：在这种情况下逻辑规则（算法）是在颠覆应试教育，还是在强化更加“精准严密”的应试教育？其次，知识推荐固然能够提高知识获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茧房”的弊端。具体来说，学生根据算法推荐所获取的高度同质化的知识，就像蚕吐出来的丝一样，密密麻麻地编织成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从而将其自身桎梏于其中。其结果是，“信息茧房”隔断了学生接触多样化知识、异质性思想的机会，进而侵蚀学生的思考能力，拘囿学生的知识视野，久而久之学生被困在狭窄的认知结构中成为“井底之蛙”。
五、结语
毋庸置疑，在教育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个性化教育向更高层次复归，这为教育开辟了有意義的前景。但是，人工智能专注于从学生行为数据那里获得所谓的“事实”并设计可数学化、可逻辑表达的“规则”，而把“教育应该是什么样”这个问题给排斥了，从而忽视和遮蔽了人的价值和意义。教育具有极强的情境性，特别是涉及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个体，每一个“事实”的背后都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原因。有鉴于此，因果关系的寻求与应用似乎更应处于教育研究的核心位置。目前来说，人工智能执着于相关关系的寻求，对于因果关系的处理则是苍白无力的。为此，我们应当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技术架构实现教育中的人文关怀。早在1954年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就以“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这一概念，强调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应该增加个人对自由和人权的关心。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应用首先应当恪守教育的根基与原理，将学生的发展、价值和隐私保护镶嵌在人工智能的算法之中。人工智能的无限滥用会成为“限定”甚至“强求”学生的工具，因此还应当合理控制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使用范围，并始终保持学生的主体地位。二是，破除教育中人工智能价值至上的观念。教师应当始终把人工智能当成手中的“工具”而非全能的上帝，进而建构一种“人机协同”“AI教师与真人教师联袂执教”的发展路向，即人工智能的价值在于发现教育中的相关关系，教师则致力于处理教育中的因果关系，两者优势互补，共同开启教育发展的新图景。三是，建立符合教育目的的人本层面的人工智能价值评价规范。教育主管部门要在符合教育目的的价值观指导下，从人本层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价值评价，构建起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人工智能对学生认知领域、思维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作用和影响。
作者简介：
张刚要：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基础理论、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zhanggy@njupt.edu.cn）。
梁青青：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数字媒体技术（1091512229@qq.com）。
收稿日期：2020年2月3日
责任编辑：赵云建
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第5篇
摘要：[目的/意义]深度剖析国际著名智库美国兰德公司的最新发展现状及其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的研究情况，为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尤其是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专业智库的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过程]采用网络调查和文献调研的方法，梳理兰德公司的组织架构、研究团队、财务情况、全球影响力及主要的研究领域和取得的成就，结合兰德公司近些年发布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代表性研究成果，揭示其研究进展与核心内容。[结果/结论]兰德公司在管理模式上保持着其专业性和独立性，智库人才建设方面聚集了世界级多元化的智囊人物，研究选题方面开展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并确保选题的前瞻性，为我国建设高端、新型、特色智库乃至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的专业智库提供了多方面参考，包括建立科学规范的智库管理模式、建立强大的思想型人才队伍、进行超前的研究選题和议题设置。
关键词：兰德公司 智库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 战略研究 政策咨询
分类号：C932.8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0.04.08
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成立于1948年，是一家非营利性、无党派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它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空军服务，研究武器的改进和战略管理问题。经过70多年的发展，RAND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从最初的主要针对军方，甚至仅仅为空军提供服务，扩展到现在为政府机构、基金会、高校以及私营企业等提供咨询。它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从最初的军事科技与战略层面，延伸到内外政策方面，逐渐发展为集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多方面为一体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以及“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
随着网络空间的兴起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简称“网信领域”）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受到各国高度重视，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网信领域。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1];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从互联网造福人民、网络良好生态、互联网核心技术、网络安全与发展、互联网企业、网信人才6个方面谈论了网信问题[2];2018年4月，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维护网络安全，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强网信领域军民融合，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等[3]。目前，许多国际知名智库也将目光聚焦于网信领域，不断发布各种战略规划、研究报告、期刊论文等，据此可以了解和把握网信领域最新前沿情况和态势、观察全球网信发展形势。近些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4]中，RAND在国防和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政策等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前列，是国际智库界的翘楚;在RAND目前的研究主题中，也专门设有网络与数据科学、科学技术等与网信紧密相关的研究领域，同时，在其他的一些研究主题中也渗透着各种与网信相关的问题研究。
本文以国际知名智库RAND为对象，通过网络调查和文献调研的方式收集相关资料，概述RAND的组织架构、研究团队、财务情况、全球影响及战略与政策研究与咨询的主要领域和成就，并结合RAND近些年发布的与网信有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深度剖析RAND在网信领域的研究进展与重点，以期为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尤其是网信领域专业智库的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1 RAND发展态势
RAND始于1946年由美国陆军航空队资助的一个名为RAND，“兰德计划”（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由位于加州圣莫妮卡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负责开发，旨在于和平时期继续进行二战期间招募的民间科学研究人员开展的知识进步事业。1948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RAND脱离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成为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性咨询研究机构，声称其宗旨是“进一步促进科学、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切为了公众的福利和美国的国家安全”。
1.1 RAND的组织架构
RAND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图1），2019年RAND年度报告统计数据显示[5]，其董事会成员共26人，董事会主席凯伦·艾略特豪斯曾为《华尔街日报》发行人、道琼斯公司高级副总裁，公司总裁兼CEO由曾长期担任RAND各种高级领导职务的迈克尔·里奇担任。RAND的组织结构[6]分为行政部门和学术研究部门。行政部门（如财务部、法律部、人力资源部等）主要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人员培训，并对研究部门提供支持。学术研究部门（设于研究与分析部下）包括4个受联邦政府资助重点研究美国国家安全的研发中心（“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3个负责社会和经济政策问题的研究部门，7个部门的主要任务及研究领域情况如表1所示[7]。
目前，RAND已在北美、欧洲和澳洲共设置9个办事处[8]。在北美的办事处包括：总部和帕迪兰德研究生院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以及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兰德海湾各州政策研究所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此外，RAND还在旧金山湾区设立了最新的办事处。RAND欧洲办事处则位于英国剑桥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RAND澳洲办事处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
1.2 RAND的研究团队
RAND的发展离不开优秀人才资源的支撑。RAND成立之后，员工队伍一直在不断壮大，从开始的一二百人发展到现在的1900多人。这些员工来自50多个国家（地区），许多为双语人士，工作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汉语、波斯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俄语和西班牙语。RAND的员工中有53%的人拥有博士学位，36%的人拥有硕士学位，11%的人拥有学士学位。RAND研究人员的专业背景也较为丰富，如图2所示为RAND拥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的学科分布情况，他们可在政策分析、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工程学、政治科学、行为科学、数学运算研究与统计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等学科领域为客户提供一流的研究分析成果。RAND的团队构成保证了研究人员在工作经验、学术训练、政治和思想观念，以及种族、民族、性别和年龄方面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进而更有助于思想、观点的碰撞和融合，用多角度的分析思路和方法进行战略政策研究[9]。
1.3 RAND的财务情况
RAND的研究工作由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其他的政府、机构和部委，国际组织、高校、基金会、专业协会等以委托项目的形式提供资助。此外，RAND探索事业部还依靠慈善捐助来支持员工追求高瞻远瞩的构想，解决一些尚未成为重点研究主题的关键问题，组织新兴政策辩论，设计创新方法来解决复杂的政策问题。据RAND 2019年发布的年度财报，公司该年度总收入为3.57亿美元（表2），其中19.69%来自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19.52%来自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及相关机构，15.38%来自美国国土安全部，13.61%来自美国空军，10.78%来自美国陆军。RAND收入的大部分经费将用于研究和分析（占76%），15%用于员工发展、信息技术和其他管理，余下9%用于设施和募捐[9]。
1.4 RAND的全球影响
对TTCSP发布的近5年的《全球智库报告》[4]排名情况进行整理发现（表3），RAND在全球及美国的排名一直处于前12名的位置;从研究领域排名来看，RAND除了未进入“透明度和良好治理”这个领域的排行榜外，在其他研究领域均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从特殊成就排名来看，RAND在跨学科研究、政策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在管理方面，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智库的信誉方面近几年处于一流的位置。此外，RAND还充分通过互联网、媒体等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2 RAND战略政策研究与咨询主要领域及其成就
福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不仅让RAND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还获得了从事军事领域以外的研究机会，RAND的研究领域开始从单一化逐步向多样化转变。
经过70多年的发展，RAND已经发展成一个具有世界一流影响力的战略政策研究与咨询智库机构;合作客户虽然大部分是美国联邦政府部门，但其还通过与不同性质的客户（如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等）合作保持其独立性，为全球成千上万的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思想和解决方案。RAND服务对象的多样化决定了其所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也逐步趋于多面性。目前，RAND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儿童、家庭与社区，网络与数据科学，教育与文化，能源与环境，健康、卫生保健与老龄化，国土安全与公共安全，基建与交通运输，国际事务，法律与商业，国家安全与恐怖主义，科学技术，工人与工作场所12个领域。根据RAND官方网站内容，RAND每个研究主题的核心内容如下。
（1）儿童、家庭与社区[10]。RAND对儿童、家庭与社区的研究旨在解决儿童健康问题以及家庭和邻里如何影响儿童的幸福的问题;还有一些以家庭为重点的研究涉及移民、看护和家庭财务等主题。通过对家庭及社区抗灾能力的研究，RAND开发了针对公共政策挑战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全世界的社区更加安全、健康和繁荣。
（2）网络与数据科学[11]。RAND在早期计算和数据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平处于最前沿。20世纪50年代，RAND便运用计算机来提高研究人员的分析和建模能力，并且开发了互联网的先驱——数据通信技术。如今，RAND的专家通过推荐政策和最佳实践来支持安全可靠的技术创新和技术使用。
（3）教育与文化[12]。RAND对幼儿、K-12教育（指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研究涵盖诸如评估与问责、基于选择和基于标准的改革、学校领导、教师效能、技术、职业培训等问题。RAND还探讨了学生的生活技能，例如学生对媒体、健康和金融知识的掌握，以及课外的时间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
（4）能源与环境[13]。RAND对能源和环境的研究聚焦于分析现有的和拟议的能源政策对环境的影响。在长期政策研究的基础上，RAND帮助平衡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需求。
（5）健康、衛生保健与老龄化[14]。RAND增进了对健康和健康行为的理解，并对护理的组织和资助如何影响成本、质量和获取途径进行了研究。RAND的研究范围包括健康保险、医疗改革、健康信息技术以及肥胖、药物滥用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等相关的创新性研究。此外，RAND的研究发现还促进相关政策的制定，以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其护理状况。
（6）国土安全与公共安全[15]。RAND对国土安全开展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从而更好的协助美国国土安全部完成任务，如预防恐怖主义和增强安全性、保护和管理美国边界、执行和管理移民法、维护和保障网络空间以及加强备灾和应变能力。在公共安全领域，RAND的研究涉及毒品政策、犯罪、监狱改革和囚犯再入及其他的一些主题。
（7）基建与交通运输[16]。RAND对基建和交通运输领域的研究解决了全球范围内开发、管理及保护能源、交通、水、通信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所面临的挑战。
（8）国际事务[17]。RAND的国际事务研究涉及一系列跨领域的问题，包括全球经济与贸易、太空与海上安全、外交、全球健康与教育、国家建设以及区域安全与稳定。RAND还对联合国、北约、欧盟、东盟等国际组织的政策及其有效性开展分析与咨询。
（9）法律与商业[18]。RAND对法律与商业的研究包括对刑事和民事司法系统、政府和政治系统、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以及银行和金融部门的分析。其研究还关注美国枪支政策的影响以及自动驾驶汽车时代的责任纠纷问题。
（10）国家安全与恐怖主义[19]。RAND为美国国防部及相关的国防部门开展了广泛的国家安全研究，包括探索威胁评估、军事采购、招募和人员管理、平叛、情报及战备状态分析等。RAND是开展恐怖主义研究的世界领导者，研究涉及诸如恐怖主义融资、破坏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等主题。
（11）科学技术[20]。RAND的专家是很多关键科学研究的先驱，包括计算机分析、卫星开发、军事技术、互联网建设等。RAND的研究还开发了新的方法论和政策问题分析的方法，如从德尔菲法到稳健决策法等一系列方法。
（12）工人与工作场所[21]。RAND对工人与工作场所的研究涉及劳动力发展、工作场所性别平等、工作条件以及工作场所健康计划等。RAND致力于该方面的研究旨在帮助个人、组织和政府了解工人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中保持参与度和生产力。
总的来说，RAND在以上领域均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工作，为全球各地客户提供研究服务、系统分析和创新思想。根据2019年RAND年度报告统计数据[5]，目前其在研项目累计数量超过1，750个（包括2019年新增的600个项目）;日益充实的数字图书馆新增450份出版物和大约250篇期刊文献（原有馆藏2.5万份），包括报告、博客、视频和评论文章;2019年网页下载量达650万次，Twitter的总关注者超过19.2万人。
3 RAND在网信领域的研究重点与影响力
RAND是一个在多研究领域“全面开花”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智库，但从《全球智库报告》各研究领域智库排名中可以看出，RAND在不同领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在国防和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政策等网信领域的研究成果具有相对较高的影响力。在目前RAND的研究主题中，也专门设有网络与数据科学、科学技术等与网信紧密相关的研究领域，同时，在其他的研究主题中也有各种与网信领域相关的研究。对近些年RAND的研究进行梳理，筛选出其中与网信有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表4）。
对RAND涉及网信领域代表性研究成果的主题和内容进行分析发现，RAND对网信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网信相关高端技术（如社交媒体、自动驾驶、数字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的应用，技术所带来的机遇、挑战、风险及相应的应对措施等。
3.1 社交媒体的舆情传播效力
RAND对社交媒体的研究重点是社交媒体传播背后的行为和最终目的。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俄罗斯对美国、土耳其发起的媒体及信息战，RAND认为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俄罗斯利用社交媒体传播关于美国的虚假信息，以寻求影响美国的民主制度;2016年，土耳其政变后，俄罗斯对土耳其发起了媒体及信息战，RAND评估了俄罗斯利用媒体运作来支持其外交目标的一些方式及其对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的相关影响。此外，RAND还认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各种话题的言论内容和基调，以支撑未来相关的政策制定，如使用社交媒体数据更好地掌握特定地区的局部态势和热点问题，服务于信息战。
3.2 信息作战能力与网络威胁
信息战与网络威胁是RAND关注的重要内容，RAND对该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美國军队信息战作战能力的提升以及在信息战或网络战中所面临的威胁。如RAND发现美国陆军的对手和潜在对手在信息环境中拥有优势，为了实现对战略目标的支持并有效地抗衡对手和潜在的对手，陆军应优先考虑并充分利用与信息相关的行动。RAND调查表明，主要国家已经开始利用信息渠道获取竞争优势，尽管这些计划仍处于初始阶段，但将来仍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展开。俄罗斯等国目前正在与西方进行一场信息战，并已开始在此类工具上投入大量资源，其利用针对性的社交媒体活动、深度伪造技术、网络谣言等手段对美国及其盟国带来巨大威胁。RAND建议美国从一个全新的机制来思考，如何应对那些想要从操纵信息领域获得竞争优势的外国势力。
3.3 自动驾驶的发展前景与风险
RAND对自动驾驶的关注一方面表现在自动驾驶技术在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无人海上航行器等方面的应用前景，如无人驾驶汽车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交通方式，配备这种技术的轿车和轻型汽车或将减少车祸的发生、能源消耗，以及污染，并降低交通拥堵的成本;无人海上航行器可以执行对士兵越来越危险的任务并增强作战能力。而相对于美好的应用前景，自动驾驶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与利益成本似乎是RAND更加关注的问题，如网络安全问题、交通事故责任划分问题、车辆保险问题、利益相关者就业问题等。对应出现的问题，RAND通过研究也提出了“衡量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性能的框架”“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模型”“无人驾驶技术决策指南”等。
3.4 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数字技术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RAND对数字技术的研究覆盖了政治（公民参政）、经济（数字货币）、文化（新闻传播）、教育（数字化教育）等各个层面。如RAND认为数字技术会影响公民的的参政议政，使得社会更加民主，但同时也会有一些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如参政的过程中滥用数字技术、数字化政治过程的信任度低、公开话语和政治观点的激进化等。RAND对教育的研究认为数字技术对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也应该认识到，未来不应该由技术驱动，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教育者的作用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数字技术应被视为使学习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有效工具。数字技术的发展是现在及未来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该领域的创新前景广阔且发展迅速，但应考虑这些变化对更广泛社会的潜在影响。
3.5 网络安全评估与防御策略
近20年来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的作用和地位愈发重要。从经济角度来看，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的促进已得到广泛认可。然而，这些技术同时也使得网络空间的非法活动激增。网络安全在国家和国际政策议程中占有重要地位。RAND就网络安全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如开展了“英格兰地方政府的网络安全评估”“网络安全投资”“网络安全最新技术进展”等研究项目。针对现有的网络安全问题，RAND于2018年8月发布“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实施指南”，指南基于牛津大学全球网路安全能力中心（Global Cyber Security Capacity Centre，GCSCC）构建国家网络安全成熟度模型（Cybersecurity Capacity Maturity Model for Nations，CMM），从5个维度、24项因素、130个方面生成了网络安全能力工具箱，以帮助决策者加深对国家网络生态系统的理解，提高构建网络安全的能力[22]。
3.6 其他网信技术发展机遇与挑战
RAND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3D打印等一些网信技术也给予了较多关注，对这些高端科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新技术对各行各业所带来的变革性以及所带来的机遇和存在的潜在风险。如利用大数据技术来进行精准化军事招募;将可穿戴技术应用在执法过程中;发现5.9 GHz頻段的潜在经济价值，RAND发现5.9 GHz频段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潜在贡献在59.8亿～1058亿美元之间;3D打印改变了部分行业的生产惯例并形成了新的业务模式等。但这些高新科技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和威胁，如人工智能可能会影响未来核战争的风险、对国家安全和未来就业造成影响;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侵犯公民的隐私等。为此，政策决策必须预先考虑各种可能的意外风险，制定适当的保护措施，及时调整以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变化。
综合来看，RAND对网信领域最先进技术和公众最关注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的研究。RAND对网信领域的研究工作由来已久，且在RAND的发展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影响深远。如1961年保罗·巴兰（Paul Baran）提出的“分布式通信”的思想成为目前互联网的知识基础;1978年RAND研究人员花了不到几周的时间创建了后来成为早期互联网上最流行、最具影响力的电子邮件程序之一，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全国通用的电子邮件系统。RAND成立已有70多年，其研究人员已从手工计算工作发展为研究先进的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汽车，它的关注点也从互联网的哲学基础扩展到现代互联网所引发的“真相衰退”（Truth Decay）这一威胁。RAND对这些新的网信技术的研究对全世界的安全、健康、繁荣都极具重要意义。
4 RAND发展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与建议
RAND作为全球顶级的战略政策研究智库，聚集了全球顶级多元化的智囊人物，开展多学科领域的研究，网上公布的研究成果达2万多项。其发展经验及在网信领域的研究经验，可为我国建设高端、新型、特色智库乃至网信领域的专业智库提供多方面参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1 建立科学规范的智库管理模式
建立适应智库发展要求的科学规范的治理模式是智库成功的管理因素。RAND是一个半官方的独立性智库，其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保持较好的独立性。官方性质主要源于其很多资金由美国政府以委托项目形式提供，但其坚持自己是个非营利性的私立研究机构，独立的开展学术研究工作。保持学术的客观性、独立性是智库生命力的源泉，可让智库研究人员进行独立思考和客观判断，智库战略与政策研究的客观性、独立性，也直接决定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质量程度[23]。我国的智库机构缺乏适应智库规律的独特管理机制，而按照一般科研机构来管理，这是智库难以有效发展的治理瓶颈，比如智库缺乏独立性和专业性便是我国智库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的问题。建议进一步借鉴国外智库管理经验，完善我国智库管理机制，使智库真正成为有自身独特管理模式的思想库，才可以提出有真知灼见的决策建议。
4.2 建立强大的思想型人才队伍
思想型人才是智库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延揽思想型人才就是智库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24]。RAND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吸纳了全球各地具有不同背景、成熟的思想型人才，开展跨学科战略与政策选择方案研究工作。一流的思想型人才，是智库之所以成为智库的关键。我国智库在这方面很少强调，这是制约我国所谓智库机构真正成为“智库”机构的主要障碍。我国智库要建立高端思想型人才队伍的建设机制，汇聚智库研究需要的不同工作经历、不同行业背景、不同学科背景的复合型高层次的思想型人才，以开展问题导向的跨学科高层次战略与政策的创新性研究工作。但目前来看，专业型小型智库是发展的主流，可以聚焦于特定专业领域研究的需求，汇聚高水平复合型人才队伍。
4.3 超前的研究选题和议题设置
选题和议题设置能力是智库的关键能力，是智库能不能前瞻开展研究与咨询的关键。RAND成功的另一关键要素是其议题设置或者研究选题的前瞻性，从而极大地扩大知名度，特别是前瞻性地选择可能在未来是决策急需的，或者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和热点选题，从而使其选题研究远远超前于决策应用，或者可以引领社会思潮。非常突出地，如RAND近年来在网信安全领域的研究选题（如数字货币、区块链等等），都非常超前和具有潜在重大决策咨询价值。
相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智库在研究选题的设置上特别缺乏前瞻性。智库应该是战略前瞻观察与预测性研究机构，可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预测、云计算等新技术敏锐捕捉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趋势性问题及早开展研究，帮助政府事前预警和准备，而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机构，或者变成某些领导机关的秘书班子式的机构。要“通过赛马来选马”，如比较智库机构前瞻性研究成果的贡献度，而不是以其行政级别和体制身份来论英雄。我国的智库建设与发展，智库的前瞻战略研究与决策咨询能力是最大的短板，也是智库不受重视的问题。特别是，要形成鼓励智库前瞻选题、设置议题开展战略与政策储备研究的良性机制，而不是把智库变成对政策文件等进行事后阐述的宣传机构。比如，我国智库应当关注网信领域国际热点问题、开展一些预测性、前瞻性的课题，尽管预测类课题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和难度，但前瞻预测性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决策者的战略谋划提供超前的决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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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張志强， 苏娜. 一流智库战略研究成果的质量管理机制[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8）： 940-950.
[24] 张志强， 苏娜. 国际智库发展趋势特点与我国新型智库建设[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6， 1（1）： 9-23.
作者贡献说明：
陈秀娟：收集、整理资料和数据，撰写论文;
张志强：设计文章框架，总结启示，进行论文修改;
唐 川：参与论文修改。
收稿日期：2020-03-01 修回日期：2020-04-06
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范文第6篇
摘 要：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流派，它的兴起源于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游离于日常生活之外，造成成效不大。对国内外有关日常生活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出一个新的视野和理论框架，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思想政治教育;述评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20世纪文化哲学的主要流派，它的兴起源于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现象学家胡塞尔最早提出生活世界的观念，继而引发了欧洲学者对生活世界研究的强烈热情，马克思、列斐伏尔、卢卡奇和赫勒等均有相关论述。国内黑大的衣俊卿教授最先对日常生活中批判做了大量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性文章，近年来，国内学者把这一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可谓建树颇多。本文将详细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日常生活理论研究现状
（一）国外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现状
日常生活理论作为现代西方文化哲学的一大主流思潮，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成为现代哲学的重要方向。日常生活理论曾经一度被忽视被漠视的状态，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到20世纪才重新受到西方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强调建立一个理念王国，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直弥漫着对现实虚无主义的色彩。康德的“物自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绝对理念”都忽视日常生活世界。直到19世纪末，哲学家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强力倡导建立一个充满酒肉精神和张扬个性的感性世界，人们才逐渐关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世界。
20世纪的欧洲理论界掀起了日常世界的研究热潮，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越现象学》一书中多次提到了“周围世界”“日常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并成为他哲学的核心思想。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种相对于“科学世界”，用来描述和表达他心目中人之存在的活动领域，那是一种我们身边可以体验的自在世界，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世界，是一种前理论和前科学的世界。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绝不是实证主义者眼中的那个狭隘的科学研究世界，也不是我们单单所感知到的事实，它是一个能够提供给我们原始意义的自明性境域，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主体间的世界。这一理论的提出引起了欧洲学术界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强烈兴趣，也成为后来哲学家和思想家日常生活的理论渊源。
继胡塞尔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审美特性》和《关于社会的本体论》等多部著作中，多次谈及日常生活和日常意识。其中与日常生活理论最为密切要数《审美特性》。卢卡奇在《审美特性》的前言中曾指出，“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有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它们互相区别并相应地构成了它们特定的目标，取得了具有纯粹形式的——源于社会需要的——特性，通过对人们生活的作用和影响而重新注入日常生活的长河。”人类的一切文化都来自于日常生活。卢卡奇从日常生活和日常意识的角度探讨异化和反对异化的问题，他认为日常生活是物化和异化的重要场所，主张以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斗争为主线去反对异化斗争。
与卢卡奇差不多同时代的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列斐伏尔，他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他的名著《日常生活批判》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改造成一种以现代人的异化为出发点的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所主张的日常生活批判，就是通过主观革命的道路变革现存的生活方式，变革现存的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习俗、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从而实现人的全面的解放。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把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克服人性的内部分裂和矛盾，使人真正成为人，成为“全面的人”“完整的人”，成为完全摆脱了异化的人，而不是向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那样被消费所控制的消极的人。列斐伏尔认为，要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应该把日常生活作为革命的中心，不仅改变国家政权和所有制性质，而且要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实现个人的解放。
赫勒作为卢卡奇的学生，继承并发展了卢卡奇关于日常生活理论，以关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主体为主要特征的日常生活理论。在其名著《日常生活》一书中，详细全面系统的对日常生活进行论述，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腻和严谨划分了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组织架构和根本图式，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和日常生活的变动等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分析，是继列斐伏尔之后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另外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为核心，提出的“日常共在世界”、哈贝马斯也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日常生活理论有所研究。但西方还是以列斐伏尔和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主，其他西方学者只是有所涉猎而已，引出相关的概念，或者对概念有所解释而已。列斐伏尔的理论一方面扩展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在思想层面上体现出某种深化，但另一方面也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但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经久不衰，依旧有很多学者还在研究。
（二）国内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经历了冷冻期和迅速发展期。日常生活理论在我国的研究较早始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衣俊卿教授，他发表的《日常生活批判刍议》中指出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领域，是每个人无时不以某种方式从事的活动，然而，它又是最少引起人们的反思，最少吸引理性探究目光的邻戴，是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给定的和自在的王国。日常生活是日常的认识活动、交往活动和各种各样旨在维持个体生存的活动的总称。日常活动区别于自觉的类的活动（社会活动），它的功能是个体的再生产;而政治、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类活动的功能则是社会的再生产。然而，日常生活（个体再生产）又构成类生活（社会再生产）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换言之，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但不断再生产出个体自身，而且以此为基础，塑造自己的世界。衣俊卿教授以独特视角解读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1946）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赫勒的《日常生活》，从中汲取一系列理论成果。第一，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或一般图式。日常生活是一个充满差异、矛盾和冲突的领域，但是在众多异质的行为和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一些起支配作用的同质的图式，例如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经济化，类比归类，等等。第二，建立起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模式，以此透视特定社会的发达程度。第三，改造日常生活，使之达到自觉自为的可能性和现实途径。在传统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涵盖了他的全部或大部分生活。而现代社会则需要突破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阐限，通过主体自身的改变而使现存日常生活人道化，使之摆脱纯粹的自在和封闭状态，达到自为自觉的状态。
衣俊卿开启了我国学术界研究日常生活的热潮，纵观学者们一系列关于日常生活的相关论述，可以提炼出他们大概研究方向。
第一，研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文献。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仰海峰《列斐伏尔与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2003）和《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逻辑转变》（2009），系统阐述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的主张，强调以文化革命日常生活异化现象，极力推崇列斐伏尔的劳动异化的理念，并逻辑的角度分析了列斐伏尔日常批判理论的渐变过程，对列斐伏尔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
第二，对赫勒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国内对赫勒的研究则主要是概括性、介绍性的，主要基于其著作《人的本能》《日常生活》《现代性理论》中译本的出现。这之中尤其是衣俊卿对日常生活理论的介绍，以及他结合中国日常生活的现状所开展的研究，发表以《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为代表的数本研究著作，使得人们对赫勒开始关注起来，现在国内对赫勒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以衣俊卿为代表的将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相结合的文化哲学研究，但是这一研究通常只是从《日常生活》这一本书入手，没有全面考察赫勒思想的整体，也并不将赫勒作为研究主题来予以关注;一个是从美学角度出发，对赫勒的美学思想，以至于整个布达佩斯学派的重构美学思想开展了研究，如最近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傅其林的出站报告《布达佩斯学派重构美学思想研究》，冯宪光1997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国内学者主要研究的是列斐伏尔和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但大多是对外文译本的研究，而外文文献由于语言的差异和翻译的出入，不能很好地把握思想大师真正要传达的意思。
二、日常生活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国内对日常生活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目前成果比较少，主要有以下几个人。
赵帅等（2013）从日常生活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我国思政教育的困境与出路。海华等（2012）研究了部队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含义和方法。张国启（2009）从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出发，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应然和实然发展两个度向，阐述了思政教育对生活世界的依赖性和超越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其阐释身是一种理论式推导，缺乏对我国思政教育现状的日常生活观照。唐桂娟从日常生活理论角度研究了思政教育，认为其本质功能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教育和引导。
武汉理工大学的蓝江《论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文提及日常生活与思想政治教育息息相关，较为深入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生活中内在逻辑关系，提到日常生活是人们不能摆脱的生命之重，日常生活是与主体共在的存在状态，正如人无法摆脱自己的影子一样，日常生活一直同我们如影随形，并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回归生活”。
南通大学潘晴雯的《思想政治教育怎样回归日常生活》一文中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回归怎样的日常生活和如何回归的问题，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受体的反思力量，应通过对日常问题的批判，使思想政治教育超越日常生活的束缚，达到至真至美的境界。
西华师范大学的赵立帅和李敏的《日常生活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和出路》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过于理想化、知识化和工具化，脱离日常生活的困境，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回归日常生活，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价值，建立专业队伍，使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覆盖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
光明日报的徐金城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生活化及其途径》和梁同波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生活化的创新路径》系统剖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实现日常生活化，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
纵观国内现有的文献，可以发现日常生活理论作为文化哲学一个流派在中国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真正系统研究还在不断发展中，把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应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更是少之又少，他们并没有对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做较多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理论研究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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