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第1篇
摘要：人工智能对构成现代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主体、交往、知识等等都有自己的理解与重构。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对“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哲学假定进行了“拆卸”，使得教育主体（人）“降格”成了客体，教育客体（物）“升格”成了主体。人工智能所建构的“人与非人的交往”因遭遇到“理解难题”而行走在教育交往的“模糊地帶”，致使学生极有可能丧失自我，变得和机器一样机械，其独立性和自主性终将消磨殆尽。人工智能参与知识生产的逻辑是一种基于知识库和逻辑规则（算法）的“计算与表征”系统，虽然这为个性化、自适应学习提供了支持，但依旧没有摆脱“客观主义”的窠臼，甚至还隐藏着潜在的教育危机。
关键词：人工智能;教育思想;主体;知识;交往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日益为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所关注，并大致发展出三种典型应用场景：个性化自适应学习，智能测评，教育治理智能化和现代化。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领域的应用正在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塑造了教育变革的引擎。虽然令人兴奋，但这些影响对教育而言却是外在的，尚不足以对现代教育的生态构成根本性威胁。而“教育思想”的冲突则更具内在性和根本性，因为当代人工智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似乎有自己的“教育哲学”，从而为重塑教育生态提供了新的概念框架。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对构成现代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主体、交往、知识等等都有自己的理解与重构。当前，“人工智能+教育”已成燎原之势。作为教育研究者，我们必须对这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行比较与评述，以便为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提供—个有效的知识平台或理论基础。
二、教育主体观：历史演变钩沉与人工智能的挑战
（一）教育主体观的历史演变与哲学基础
1.主客体哲学与师生主客体关系
主体是与客体相对应的一对范畴。在传统的哲学框架中，通常以“人的活动的发起和指向”作为区分主客体的标准和尺度。在此意义上，主体就是活动的发起者，即在活动中发挥能动作用的人，客体则是人的活动所指向的对象。于是，我们获得了主客体哲学框架内“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哲学假定：一是只有人才能成为主体;二是任何物对于人而言都是客体，即物永远不可能成为主体;三是当一部分人成为特定的人的活动的对象时，这部分人便是该活动主体的客体。
“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如果说，教育活动的发起者是特定的人（这里狭义地指教师），那么该活动所指向的对象首当其冲就是学生了。按照前文“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哲学假定，不难得出“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的结论。然而，在教育实践中，学生作为客体（对象）的身份或地位却屡遭诟病。比如，“受教育者成为‘人’（表现人的自主性）会受到‘非人’的待遇（例如体罚）;反之，受教育者成为‘非人’（丧失自主意识），才能受到‘人’的待遇（鼓励、尊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教育理论界先后出现了“学生是唯一主体”“师生双主体/互为主客体”等学说，但整体而言，依旧没有摆脱“主客对立”的窠臼。
2.主体间哲学与师生主体间关系
作为对传统哲学“主客对立”的超越，现代哲学提出了“主体间性”的范畴，试图规范一个主体如何与作为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发生作用。从方法论上来看，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所开创的传统哲学，首先需要确立一个“自我”（心灵和意识），然后从这个“自我”出发去看、去构造世界。这样一来，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就不过是客体（对象）而已。事实上，“其他人”和“我”是平等的，也是一个看世界、构造世界的“主体”。于是，哲学家提出了“主体间性”这一概念，用以表明“其他人”和“我”处于同样的“主体”地位。
实际上，主体间哲学向我们昭示了“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全新假定，即人与人的关系永远是“主体间”关系，而非“主客”关系。具体到教育活动中，既然教师和学生都是具有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人，那么他们之间的“主客”关系便寿终正寝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主体间”关系。也就是说，任何时候师生之间都没有客体，师生成为完全平等的主体，他们通过双向互动、平等交往而塑造相互间的关系，从而走向共识、理解、融合与更有意义的前景。
（二）教育主体客体化与教育客体主体化：人工智能的挑战
人工智能对“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哲学假定进行了“拆卸”，使教育主体观即将遭受或正在遭受着挑战。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教育主体（人）“降格”成了客体，二是把教育客体（物）“升格”成了主体。
1.教育主体客体化
正如前文所昭示的那样，通过主客体哲学向主体间哲学的转变，教育完成了其庄严的价值承诺：师生是平等的主体，而非客体。然而，人工智能通过自身的一套机制正在试图“绕过”教育的这个价值承诺，进而“恢复”学生在主客体哲学框架中的客体身份。近几年来，在教育领域中虽然出现了诸多人工智能的应用创新，但主流媒体和学术界最突出的公共讨论当属“学生面部识别系统与专注度分析系统”，其典型的应用场景包括：事件或活动的出勤签到、学生学习行为分析、课堂专注度偏离分析、课堂互动和教学行为分析等。这些系统之所以能够运行乃至发挥作用的逻辑，一言以蔽之，皆是借助硬件设备（如摄像头、电子手环、智能校服、智能头环等）“监控”并“分析”学生的身体数据或私人空间（如面部表情、举手次数、眼球焦点、脑电波、心率数据、运动轨迹等）。
早在18世纪，为了描述“一种完美的权力技术”，英国功利主义代表人物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了“圆形监狱”理论。由于圆形监狱的特殊设计（由一个中央瞭望塔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少量狱警甚至不需要狱警便可监控所有的囚徒。狱警处于瞭望塔上很难被看到，相反囚徒则处于公开的位置，而且他们从心理上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被监控状态，因此不敢“越雷池半步”，这就实现了所谓的“自我监禁”。而“学生面部识别系统与专注度分析系统”所涉及的隐私泄露、电子监控等问题，与“圆形监狱”的核心要义如出一辙，甚至比“圆形监狱”更加隐蔽。因为，这些人工智能系统不仅降低了学生的心理防线，而且吸引教育机构、研发企业参与监控网络的构建，它带来的不是学生的“自我管理与规训”，而是把学生“降格”为一个节点、一个类似于“物”的对象、一个需要随时对其加以“监控”和“分析”的客体。
2.教育客体主体化
关于“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哲学假定，主客体哲学和主体间哲学达成了一个默契，即“物永远是客体，不可能是主体”。而人工智能对这个默契产生了影响，甚至催生出了自己所需要的主体。具体到教育领域，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技术人造物”，是人类所利用的一个教育工具，它总是被动的，无法自主地行动。然而，人工智能却又被注入所谓了的“智慧”“思想”，甚至“情感”（比如能够为学生规划学习路径、推荐个性化学习内容），似乎有了“主观能动性”，这使得作为客体的“技术人造物”“升格”成了“教育主体”。
“人类是主体”是哲学界的共识，但人类因何而成为主体？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也就是说，人类通过社会实践生成自己的本质，从而获得主体地位。然而，人工智能却不具备这种自我实践的能力，它本质上依然是属人的，尚不足以成為“教育主体”。那么，它为何能够为学生规划学习路径、智能推送个性化学习内容，从而表现出一定的“能动性”呢？这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这些“智能行为”完全“依赖”于学生在线学习时留下的“数字足迹”，包括学习过程的行为数据、学习结果的评价数据，以及通过在线学习形成的社会网络数据等。人工智能通过一套算法对学生的这些数据进行加工和处理，构建通用参考模型（一般包括学员模型、领域知识模型、知识推荐模型和测试模块模型等）来模拟人类解决教育中的某些问题。可以看出，这些数据全部来自于学生的实践（学习）活动，而非人工智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主体，而是人类‘赋予’它的主体地位”。
三、教育交往观：变革历程述要与人工智能的新思路
（一）教育交往：从“独白”到“对话”
与教育的主体观相联系的是其交往观。现代教育基于不同的主体观，将师生关系分为主客体关系和主体间关系，与此相对应，现代教育的交往也有两种主导范型，即“独白”式交往与“对话”式交往。
1.“独白”式教育交往
主客体哲学采取“主体一客体”的分析框架，强调“我”对“它者”的认识和占有，是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一它”关系。这种分析框架成就了师生主客体关系，绘制了“独自”式教育交往的图景。“教育交往以一定的教育目标为指向，受一定的教育目标的规范”，“独白”式教育交往的至高鹄的就是“占有”更多的知识。在“占有”知识的规范下，交往的内容仅限于“标准”知识的交流，而非启发学生思考的“原料”，师生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往往处于孤独的关闭状态;交往的方式是教师“点对面”地通过控制和训练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教师的眼中往往没有具体的学生，而是与一个“朦胧的整体”在交往，堪称是一种几乎没有情感成分的“露水式”交往;交往的结果使得师生双方成为“单纯的知识承载体”，失去了彼此之间的人格精神在教育中的“会合”和“相遇”，最终压抑了学生的自主发展和完整人格的形成。
2.“对话”式教育交往
主体间性哲学把分析框架构筑于“主体一主体”的关系之上，主张“我”之外的其他一切存在物都是与“我”一样的另一个主体，而非外在的对象性存在，强调“我”与“对象主体”之间的共生性、平等性和交流关系。受主体间性哲学的启发，教育交往由“独白”走向了“对话”。就教育目标而言，“对话”式教育交往追求的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精神沟通，即“通过理解而实现精神世界的共享”;在交往内容方面，“对话”式教育交往注重的是“知识结构或称符号世界的不断重构和更新”，而非“标准”知识的复制或再现;在交往方式方面，“对话”式教育交往推崇“我-你”关系基础之上的平等对话、互相理解和真诚合作;交往的结果也与“独白”式教育交往有着天壤之别，即“不是去复述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学生富有创造性思想的生成”。
（二）教育中“人与非人的交往”：人工智能的新思路
尽管“独白”式教育交往和“对话”式教育交往有着诸多不同，但两者固守的都是“人与人的交往”。人工智能有自己的交往范式，它所认同、建构的交往不再囿于“人与人的交往”，而是开启了“人与非人的交往”的新尝试。具体到教育领域，最为典型的是学生和教育机器人之间的交往。尽管教育机器人的倡导者和质疑者之间存在着争论，但目前主流媒体的流行言论制造了炒作的泡沫和拥抱教育机器人的愿望。在乐观中保有一份谨慎，对教育中“人与非人的交往”进行冷思考，揭示其中埋藏的隐患，或许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时代课题。
1.教育机器人因遭遇到“理解难题”而行走在教育交往的“模糊地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驳倒“强人工智能论题”（即被“合适程序”控制的机器不仅有自己的认知状态，而且可以像人一样进行理解活动），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设计了“中文屋”的思想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一间屋内只有铅笔、稿纸和写有中文翻译程序的书，只会说英语的塞尔被关在其中。写有中文的卡片从门缝塞进屋内，塞尔根据屋内的那本书来翻译卡片上的文字并用中文回复，以此诱骗屋外的人相信他也会说流利的中文。塞尔由此指出：既然任何一台处理语言的计算机在结构与处理流程上都是与“中文屋”类似的，那么，任何一台计算机也都不可能真懂人类语言。换句话说，机器虽然能够处理信息，但无法真正理解信息。奥古斯丁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真正的理解依赖于洞见、‘光照’，不可能通过纯粹操作性的、计算性的方式达到”。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认为，教育机器人因遭遇到“理解难题”而行走在教育交往的“模糊地带”。一方面，“对话”式教育交往是“从对话者各自的前理解结构出发而达成的一种视界融合”，即实现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确定。这其中“理解”是关键的一环，换句话说，“理解”既是“对话”式教育交往的条件，也是“对话”式教育交往的归宿。教育机器人因不具备“理解”的能力，使得这种教育交往几近成为“海市蜃楼”。另一方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教育机器人之所以受到热捧的原因。概而言之，它具备了语言理解（非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语音交互的能力，能讲故事、唱歌、播放视频，能提供个性化知识讲解，且讲解过程不厌其烦、不会出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学生和教育机器人的交往，究竟是在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还是在利用所谓的人工智能技术强化已经过时的“独白”式教育？
2.对机器人的依赖会使学生丧失独立性和自主性
黑格尔曾以著名的“主奴关系”理论来说明“精神活动”的运动发展规律。按照他的描述，在“自我意识”阶段存在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意识的形态，“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通常来说，奴隶要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来“伺候”主人，任由主人摆布。然而，由于主人缺乏这种“一技之长”，他在某种意义上又必须依赖奴隶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奴隶是实际的行动者。长此以往，主人得到的并不是“独立的意识”而是“依赖的意识”。也就是说，本来作为独立的自我意识存在的主人，现在反而要依附于奴隶而存在。
事实上，黑格尔所说的“主奴关系”已经映射到了“学生和教育机器人”的关系之中。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教育机器人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获取学生的各项数据，“识别”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风格和知识点盲区，从而精准地刻画出千人千面的“个人画像”。在此基础上，教育机器人不仅能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活动，还能为学生提供最优化的学业方案和职业发展规划。长此以往，学生难免会形成“依赖的意识”，心甘情愿地让教育机器人代为“选择”或“规定”自己的未来，成为“取悦机器的寄生者”。换句话说，学生“理想”的实现要依靠教育机器人，并且实现在“奴隶意识”（学生对机器人的肯定或承认）之中。在此过程中，学生极有可能丧失自我，变得和机器一样机械，其独立性和自主性最终会消磨殆尽。
四、知识观：“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分野与人工智能的重塑之路
（一）知识观的历史演变：从客观主义到主观主义
所谓知识观，简单地说就是对知识的理解和看法。它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大致包括：知识的起源、获得知识的方法、知识的客观性以及知识的真伪标准。由于立场、视角的不同，历史上形成了不少观点纷呈甚至截然相反的知识观。其中，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野格外引人注目。
1.客观主义知识观
對于知识的起源与本质，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思维方式：一是由笛卡尔、莱布尼茨发轫的“唯理论”路线，它主张依靠人脑中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进行严密的演绎推理，就可以获得一套与“外部世界”一致的知识。另一种是伯克利、休谟发轫的“经验论”路线，它宣称人的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条件和基础，感觉经验既是知识的来源，又是检验知识的标准。整体而言，这两种知识观都强调认知的客体（即知识内容），认为知识是客观的、普遍的、真实的、确定的。因此，这两种主张是纯然客观主义的论点。
在客观主义知识观的支配下，教学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传递-接受”式的灌输知识的活动，师生关系的基本性质就是知识的传递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教学方法着眼于“传递一接受”的效率，教学评价归结于学生对知识的“占有”。其积极的一面在于，有效提高了知识传播的效率并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客观主义知识观压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把学生训练成了没有灵魂的考试机器。其结果是，“孔子杏坛的师生质疑问难、苏格拉底的问道中途、亚里士多德的学林漫步，这些教育的本真形式只能成为现代教育的幻想”。
2.主观主义知识观
康德用独特的“综合路线”调和了“唯理论”与“经验论”两条路线之间的冲突。他认为，对于知识的可能性而言，“唯理论”与“经验论”缺一不可。一方面，感觉经验是人类知识的基础，知识是感觉经验的产物。另一方面，认识主体必须具有一套先天的“认识形式”或“先验范畴”。因为，后天的感觉经验必然经过先天的“认识形式”或“先验范畴”的加工和组织，才能成为普遍性的知识。由于承认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康德的“综合路线”被认为是认识论历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它扭转了“认识顺从对象”的惯性思维，认为“在知识的结构以及知识的形成过程中，都不能缺少主体的能动性”。
康德之后，人们对知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产生了怀疑，改变了原有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模式，尝试从认知的主体（人）出发来理解知识，进而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主观主义知识观。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皮亚杰把儿童描述为一个“孤独的探寻者”，认为同化、顺应和平衡等一些生物过程至关重要;维果茨基则强调父母、教师、同伴及文化环境的作用，并将这些因素很好地归纳到“最近发展区”的概念之中;卡茨和斯腾伯格认为个体的主动性在建构知识结构的过程中起着颇为关键的作用;哈贝马斯提出“情境理性”知识观，主张知识的意义是在学习者与学习情境的互动、学习者与学习者的互动过程中生成的。
（二）计算与表征：人工智能的重塑之路
关于知识的来源与构成，人工智能绘制了不同的图景。简而言之，人工智能参与知识生产的逻辑是一种基于知识库和逻辑规则（算法）的“计算与表征”系统，包括知识的搜集、处理、生成、匹配和推荐。虽然这种知识生产的逻辑为个性化自适应学习提供了支持，但依旧没有摆脱“客观主义”的窠臼，甚至还隐藏着潜在的教育危机。
1.计算与表征：人工智能参与知识生产的逻辑
作为人工智能基础的“计算与表征”思想，可以在柏拉图那里找到根源。据说，当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四处寻找专家（如匠人、诗人、政治家等），以期测试和绘制他们技能背后的规则。然而这些人却无法阐明其成为专家的行事规则，只能告诉苏格拉底一些专家行为的案例。后来，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造成上述困难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他说，专家们或许已经忘记了这些规则，而哲学家的作用就是要帮助专家回忆他们所遵循的规则。于是，柏拉图“把全部推理都归约成明晰的规则，把世界规约为不须解释地运用这些规则的原子事实”，进而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
计算机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最主要的特点是“可以按明晰的规则进行计算”，一般不需要人直接干预。因此，在两千多年的传统中，计算机被理解为“逻辑智能的范式”。对此，德雷福斯的见解深刻而独到。他认为：“人工智能恰好是柏拉图哲学传统和计算机技术相互加强的产物”。有鉴于此，在人工智能那里，知识的来源与构成可以用“计算与表征”加以解释。具体来说，人工智能依靠知识库和逻辑规则（算法）而参与知识生产。目前来看，构建知识库的主流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自上而下的符号主义进路，即在机器内部用符号表达式建模世界，形成显性的命题表征;二是自下而上的联结主义进路，即通过训练人工神经网络来赋予机器学习能力，让机器自动获取知识，扩充自己的知识库。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还必须有一套逻辑规则（算法），然后根据逻辑规则（算法）对知识库中已有的知识进行重组（包括搜集、处理、生成、匹配和推荐），进而规划机器的行动（即回答问题或解决问题）。
2.对“计算与表征”知识观的审视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计算与表征”的知识生产逻辑，使得基于“学生画像”的个性化自适应学习成为可能，使得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因材施教的润泽。同时，这种知识生产的逻辑也存在着一定的限度与困境。
（1）知识库的“客观主义”陷阱
符号主义区分了显性/隐形两种表征形式，即符号只能解决显性表征，对隐性表征却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只有显性知识才能被编码成为表征，而隐性知识将不能被编码，从而不能成为表征。这意味着，基于符号主义进路所构建的知识库，其中存储的知识只能是显性知识。按照英国哲学家波兰尼的理解，显性知识是指可以用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等符号系统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具有客观性、静态性、情境独立性等特征。可以发现，这种知识库的构建自觉不自觉地重蹈了“客观主义”的覆辙。
联结主义进路深受认知科学和神经心理学的启示，试图通过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来模拟人类的大脑，进而成为处理隐性知识或打破显性/隐性区分的希望。然而，联结主义实现这一目标依旧遥远。首先，人工神经网络增加和扩展知识库，需要预先的海量训练才能完成，一旦真实情境中的变化超越历史训练的数据集，它就难以做到随机应变，从而落入“情境独立性”的窠臼。其次，人工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模型通过对数据的曲线拟合，发现的多是特定领域的相关性知识，而难以获取因果性知识。因此，该模型也就无法进行迁移和类比学习，也无法进行常识性推理。总而言之，联结主义无法打破知识的显性/隐性区分，离现代教育所推崇的主观主义知识观尚存在一定距离。
（2）逻辑规则（算法）与教育危机
人工智能进行知识的搜集、处理、生成、匹配和推荐的过程中，逻辑规则（算法）所带来的教育危机不容小觑。首先，影响学生学习成效的因素通常是很复杂的，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如情感、想象、直觉、灵感、信仰、意志、习惯等）是至关重要的。而逻辑规则（算法）却无力表征这些非理性因素，“计算模型对教育对象和教育过程的量化和简化使教育失去了丰富的内涵和诸多有价值的成分”。其结果是，“个人画像”的构建主要基于学生的知识状态和能力水平，而基于“个人画像”的知识匹配本质上是让学生掌握更多显性知识或提高其考试分数。试问：在这种情况下逻辑规则（算法）是在颠覆应试教育，还是在强化更加“精准严密”的应试教育？其次，知识推荐固然能够提高知识获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茧房”的弊端。具体来说，学生根据算法推荐所获取的高度同质化的知识，就像蚕吐出来的丝一样，密密麻麻地编织成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从而将其自身桎梏于其中。其结果是，“信息茧房”隔断了学生接触多样化知识、异质性思想的机会，进而侵蚀学生的思考能力，拘囿学生的知识视野，久而久之学生被困在狭窄的认知结构中成为“井底之蛙”。
五、结语
毋庸置疑，在教育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个性化教育向更高层次复归，这为教育开辟了有意義的前景。但是，人工智能专注于从学生行为数据那里获得所谓的“事实”并设计可数学化、可逻辑表达的“规则”，而把“教育应该是什么样”这个问题给排斥了，从而忽视和遮蔽了人的价值和意义。教育具有极强的情境性，特别是涉及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个体，每一个“事实”的背后都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原因。有鉴于此，因果关系的寻求与应用似乎更应处于教育研究的核心位置。目前来说，人工智能执着于相关关系的寻求，对于因果关系的处理则是苍白无力的。为此，我们应当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技术架构实现教育中的人文关怀。早在1954年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就以“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这一概念，强调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应该增加个人对自由和人权的关心。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应用首先应当恪守教育的根基与原理，将学生的发展、价值和隐私保护镶嵌在人工智能的算法之中。人工智能的无限滥用会成为“限定”甚至“强求”学生的工具，因此还应当合理控制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使用范围，并始终保持学生的主体地位。二是，破除教育中人工智能价值至上的观念。教师应当始终把人工智能当成手中的“工具”而非全能的上帝，进而建构一种“人机协同”“AI教师与真人教师联袂执教”的发展路向，即人工智能的价值在于发现教育中的相关关系，教师则致力于处理教育中的因果关系，两者优势互补，共同开启教育发展的新图景。三是，建立符合教育目的的人本层面的人工智能价值评价规范。教育主管部门要在符合教育目的的价值观指导下，从人本层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价值评价，构建起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人工智能对学生认知领域、思维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作用和影响。
作者简介：
张刚要：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基础理论、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zhanggy@njupt.edu.cn）。
梁青青：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数字媒体技术（1091512229@qq.com）。
收稿日期：2020年2月3日
责任编辑：赵云建
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第2篇
摘要：[目的/意义]深度剖析国际著名智库美国兰德公司的最新发展现状及其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的研究情况，为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尤其是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专业智库的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过程]采用网络调查和文献调研的方法，梳理兰德公司的组织架构、研究团队、财务情况、全球影响力及主要的研究领域和取得的成就，结合兰德公司近些年发布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代表性研究成果，揭示其研究进展与核心内容。[结果/结论]兰德公司在管理模式上保持着其专业性和独立性，智库人才建设方面聚集了世界级多元化的智囊人物，研究选题方面开展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并确保选题的前瞻性，为我国建设高端、新型、特色智库乃至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的专业智库提供了多方面参考，包括建立科学规范的智库管理模式、建立强大的思想型人才队伍、进行超前的研究選题和议题设置。
关键词：兰德公司 智库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 战略研究 政策咨询
分类号：C932.8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0.04.08
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成立于1948年，是一家非营利性、无党派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它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空军服务，研究武器的改进和战略管理问题。经过70多年的发展，RAND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从最初的主要针对军方，甚至仅仅为空军提供服务，扩展到现在为政府机构、基金会、高校以及私营企业等提供咨询。它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从最初的军事科技与战略层面，延伸到内外政策方面，逐渐发展为集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多方面为一体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以及“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
随着网络空间的兴起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简称“网信领域”）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受到各国高度重视，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网信领域。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1];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从互联网造福人民、网络良好生态、互联网核心技术、网络安全与发展、互联网企业、网信人才6个方面谈论了网信问题[2];2018年4月，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维护网络安全，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强网信领域军民融合，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等[3]。目前，许多国际知名智库也将目光聚焦于网信领域，不断发布各种战略规划、研究报告、期刊论文等，据此可以了解和把握网信领域最新前沿情况和态势、观察全球网信发展形势。近些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4]中，RAND在国防和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政策等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前列，是国际智库界的翘楚;在RAND目前的研究主题中，也专门设有网络与数据科学、科学技术等与网信紧密相关的研究领域，同时，在其他的一些研究主题中也渗透着各种与网信相关的问题研究。
本文以国际知名智库RAND为对象，通过网络调查和文献调研的方式收集相关资料，概述RAND的组织架构、研究团队、财务情况、全球影响及战略与政策研究与咨询的主要领域和成就，并结合RAND近些年发布的与网信有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深度剖析RAND在网信领域的研究进展与重点，以期为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尤其是网信领域专业智库的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1 RAND发展态势
RAND始于1946年由美国陆军航空队资助的一个名为RAND，“兰德计划”（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由位于加州圣莫妮卡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负责开发，旨在于和平时期继续进行二战期间招募的民间科学研究人员开展的知识进步事业。1948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RAND脱离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成为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性咨询研究机构，声称其宗旨是“进一步促进科学、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切为了公众的福利和美国的国家安全”。
1.1 RAND的组织架构
RAND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图1），2019年RAND年度报告统计数据显示[5]，其董事会成员共26人，董事会主席凯伦·艾略特豪斯曾为《华尔街日报》发行人、道琼斯公司高级副总裁，公司总裁兼CEO由曾长期担任RAND各种高级领导职务的迈克尔·里奇担任。RAND的组织结构[6]分为行政部门和学术研究部门。行政部门（如财务部、法律部、人力资源部等）主要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人员培训，并对研究部门提供支持。学术研究部门（设于研究与分析部下）包括4个受联邦政府资助重点研究美国国家安全的研发中心（“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3个负责社会和经济政策问题的研究部门，7个部门的主要任务及研究领域情况如表1所示[7]。
目前，RAND已在北美、欧洲和澳洲共设置9个办事处[8]。在北美的办事处包括：总部和帕迪兰德研究生院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以及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兰德海湾各州政策研究所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此外，RAND还在旧金山湾区设立了最新的办事处。RAND欧洲办事处则位于英国剑桥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RAND澳洲办事处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
1.2 RAND的研究团队
RAND的发展离不开优秀人才资源的支撑。RAND成立之后，员工队伍一直在不断壮大，从开始的一二百人发展到现在的1900多人。这些员工来自50多个国家（地区），许多为双语人士，工作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汉语、波斯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俄语和西班牙语。RAND的员工中有53%的人拥有博士学位，36%的人拥有硕士学位，11%的人拥有学士学位。RAND研究人员的专业背景也较为丰富，如图2所示为RAND拥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的学科分布情况，他们可在政策分析、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工程学、政治科学、行为科学、数学运算研究与统计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等学科领域为客户提供一流的研究分析成果。RAND的团队构成保证了研究人员在工作经验、学术训练、政治和思想观念，以及种族、民族、性别和年龄方面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进而更有助于思想、观点的碰撞和融合，用多角度的分析思路和方法进行战略政策研究[9]。
1.3 RAND的财务情况
RAND的研究工作由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其他的政府、机构和部委，国际组织、高校、基金会、专业协会等以委托项目的形式提供资助。此外，RAND探索事业部还依靠慈善捐助来支持员工追求高瞻远瞩的构想，解决一些尚未成为重点研究主题的关键问题，组织新兴政策辩论，设计创新方法来解决复杂的政策问题。据RAND 2019年发布的年度财报，公司该年度总收入为3.57亿美元（表2），其中19.69%来自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19.52%来自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及相关机构，15.38%来自美国国土安全部，13.61%来自美国空军，10.78%来自美国陆军。RAND收入的大部分经费将用于研究和分析（占76%），15%用于员工发展、信息技术和其他管理，余下9%用于设施和募捐[9]。
1.4 RAND的全球影响
对TTCSP发布的近5年的《全球智库报告》[4]排名情况进行整理发现（表3），RAND在全球及美国的排名一直处于前12名的位置;从研究领域排名来看，RAND除了未进入“透明度和良好治理”这个领域的排行榜外，在其他研究领域均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从特殊成就排名来看，RAND在跨学科研究、政策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在管理方面，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智库的信誉方面近几年处于一流的位置。此外，RAND还充分通过互联网、媒体等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2 RAND战略政策研究与咨询主要领域及其成就
福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不仅让RAND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还获得了从事军事领域以外的研究机会，RAND的研究领域开始从单一化逐步向多样化转变。
经过70多年的发展，RAND已经发展成一个具有世界一流影响力的战略政策研究与咨询智库机构;合作客户虽然大部分是美国联邦政府部门，但其还通过与不同性质的客户（如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等）合作保持其独立性，为全球成千上万的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思想和解决方案。RAND服务对象的多样化决定了其所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也逐步趋于多面性。目前，RAND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儿童、家庭与社区，网络与数据科学，教育与文化，能源与环境，健康、卫生保健与老龄化，国土安全与公共安全，基建与交通运输，国际事务，法律与商业，国家安全与恐怖主义，科学技术，工人与工作场所12个领域。根据RAND官方网站内容，RAND每个研究主题的核心内容如下。
（1）儿童、家庭与社区[10]。RAND对儿童、家庭与社区的研究旨在解决儿童健康问题以及家庭和邻里如何影响儿童的幸福的问题;还有一些以家庭为重点的研究涉及移民、看护和家庭财务等主题。通过对家庭及社区抗灾能力的研究，RAND开发了针对公共政策挑战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全世界的社区更加安全、健康和繁荣。
（2）网络与数据科学[11]。RAND在早期计算和数据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平处于最前沿。20世纪50年代，RAND便运用计算机来提高研究人员的分析和建模能力，并且开发了互联网的先驱——数据通信技术。如今，RAND的专家通过推荐政策和最佳实践来支持安全可靠的技术创新和技术使用。
（3）教育与文化[12]。RAND对幼儿、K-12教育（指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研究涵盖诸如评估与问责、基于选择和基于标准的改革、学校领导、教师效能、技术、职业培训等问题。RAND还探讨了学生的生活技能，例如学生对媒体、健康和金融知识的掌握，以及课外的时间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
（4）能源与环境[13]。RAND对能源和环境的研究聚焦于分析现有的和拟议的能源政策对环境的影响。在长期政策研究的基础上，RAND帮助平衡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需求。
（5）健康、衛生保健与老龄化[14]。RAND增进了对健康和健康行为的理解，并对护理的组织和资助如何影响成本、质量和获取途径进行了研究。RAND的研究范围包括健康保险、医疗改革、健康信息技术以及肥胖、药物滥用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等相关的创新性研究。此外，RAND的研究发现还促进相关政策的制定，以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其护理状况。
（6）国土安全与公共安全[15]。RAND对国土安全开展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从而更好的协助美国国土安全部完成任务，如预防恐怖主义和增强安全性、保护和管理美国边界、执行和管理移民法、维护和保障网络空间以及加强备灾和应变能力。在公共安全领域，RAND的研究涉及毒品政策、犯罪、监狱改革和囚犯再入及其他的一些主题。
（7）基建与交通运输[16]。RAND对基建和交通运输领域的研究解决了全球范围内开发、管理及保护能源、交通、水、通信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所面临的挑战。
（8）国际事务[17]。RAND的国际事务研究涉及一系列跨领域的问题，包括全球经济与贸易、太空与海上安全、外交、全球健康与教育、国家建设以及区域安全与稳定。RAND还对联合国、北约、欧盟、东盟等国际组织的政策及其有效性开展分析与咨询。
（9）法律与商业[18]。RAND对法律与商业的研究包括对刑事和民事司法系统、政府和政治系统、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以及银行和金融部门的分析。其研究还关注美国枪支政策的影响以及自动驾驶汽车时代的责任纠纷问题。
（10）国家安全与恐怖主义[19]。RAND为美国国防部及相关的国防部门开展了广泛的国家安全研究，包括探索威胁评估、军事采购、招募和人员管理、平叛、情报及战备状态分析等。RAND是开展恐怖主义研究的世界领导者，研究涉及诸如恐怖主义融资、破坏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等主题。
（11）科学技术[20]。RAND的专家是很多关键科学研究的先驱，包括计算机分析、卫星开发、军事技术、互联网建设等。RAND的研究还开发了新的方法论和政策问题分析的方法，如从德尔菲法到稳健决策法等一系列方法。
（12）工人与工作场所[21]。RAND对工人与工作场所的研究涉及劳动力发展、工作场所性别平等、工作条件以及工作场所健康计划等。RAND致力于该方面的研究旨在帮助个人、组织和政府了解工人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中保持参与度和生产力。
总的来说，RAND在以上领域均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工作，为全球各地客户提供研究服务、系统分析和创新思想。根据2019年RAND年度报告统计数据[5]，目前其在研项目累计数量超过1，750个（包括2019年新增的600个项目）;日益充实的数字图书馆新增450份出版物和大约250篇期刊文献（原有馆藏2.5万份），包括报告、博客、视频和评论文章;2019年网页下载量达650万次，Twitter的总关注者超过19.2万人。
3 RAND在网信领域的研究重点与影响力
RAND是一个在多研究领域“全面开花”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智库，但从《全球智库报告》各研究领域智库排名中可以看出，RAND在不同领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在国防和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政策等网信领域的研究成果具有相对较高的影响力。在目前RAND的研究主题中，也专门设有网络与数据科学、科学技术等与网信紧密相关的研究领域，同时，在其他的研究主题中也有各种与网信领域相关的研究。对近些年RAND的研究进行梳理，筛选出其中与网信有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表4）。
对RAND涉及网信领域代表性研究成果的主题和内容进行分析发现，RAND对网信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网信相关高端技术（如社交媒体、自动驾驶、数字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的应用，技术所带来的机遇、挑战、风险及相应的应对措施等。
3.1 社交媒体的舆情传播效力
RAND对社交媒体的研究重点是社交媒体传播背后的行为和最终目的。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俄罗斯对美国、土耳其发起的媒体及信息战，RAND认为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俄罗斯利用社交媒体传播关于美国的虚假信息，以寻求影响美国的民主制度;2016年，土耳其政变后，俄罗斯对土耳其发起了媒体及信息战，RAND评估了俄罗斯利用媒体运作来支持其外交目标的一些方式及其对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的相关影响。此外，RAND还认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各种话题的言论内容和基调，以支撑未来相关的政策制定，如使用社交媒体数据更好地掌握特定地区的局部态势和热点问题，服务于信息战。
3.2 信息作战能力与网络威胁
信息战与网络威胁是RAND关注的重要内容，RAND对该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美國军队信息战作战能力的提升以及在信息战或网络战中所面临的威胁。如RAND发现美国陆军的对手和潜在对手在信息环境中拥有优势，为了实现对战略目标的支持并有效地抗衡对手和潜在的对手，陆军应优先考虑并充分利用与信息相关的行动。RAND调查表明，主要国家已经开始利用信息渠道获取竞争优势，尽管这些计划仍处于初始阶段，但将来仍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展开。俄罗斯等国目前正在与西方进行一场信息战，并已开始在此类工具上投入大量资源，其利用针对性的社交媒体活动、深度伪造技术、网络谣言等手段对美国及其盟国带来巨大威胁。RAND建议美国从一个全新的机制来思考，如何应对那些想要从操纵信息领域获得竞争优势的外国势力。
3.3 自动驾驶的发展前景与风险
RAND对自动驾驶的关注一方面表现在自动驾驶技术在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无人海上航行器等方面的应用前景，如无人驾驶汽车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交通方式，配备这种技术的轿车和轻型汽车或将减少车祸的发生、能源消耗，以及污染，并降低交通拥堵的成本;无人海上航行器可以执行对士兵越来越危险的任务并增强作战能力。而相对于美好的应用前景，自动驾驶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与利益成本似乎是RAND更加关注的问题，如网络安全问题、交通事故责任划分问题、车辆保险问题、利益相关者就业问题等。对应出现的问题，RAND通过研究也提出了“衡量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性能的框架”“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模型”“无人驾驶技术决策指南”等。
3.4 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数字技术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RAND对数字技术的研究覆盖了政治（公民参政）、经济（数字货币）、文化（新闻传播）、教育（数字化教育）等各个层面。如RAND认为数字技术会影响公民的的参政议政，使得社会更加民主，但同时也会有一些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如参政的过程中滥用数字技术、数字化政治过程的信任度低、公开话语和政治观点的激进化等。RAND对教育的研究认为数字技术对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也应该认识到，未来不应该由技术驱动，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教育者的作用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数字技术应被视为使学习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有效工具。数字技术的发展是现在及未来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该领域的创新前景广阔且发展迅速，但应考虑这些变化对更广泛社会的潜在影响。
3.5 网络安全评估与防御策略
近20年来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的作用和地位愈发重要。从经济角度来看，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的促进已得到广泛认可。然而，这些技术同时也使得网络空间的非法活动激增。网络安全在国家和国际政策议程中占有重要地位。RAND就网络安全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如开展了“英格兰地方政府的网络安全评估”“网络安全投资”“网络安全最新技术进展”等研究项目。针对现有的网络安全问题，RAND于2018年8月发布“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实施指南”，指南基于牛津大学全球网路安全能力中心（Global Cyber Security Capacity Centre，GCSCC）构建国家网络安全成熟度模型（Cybersecurity Capacity Maturity Model for Nations，CMM），从5个维度、24项因素、130个方面生成了网络安全能力工具箱，以帮助决策者加深对国家网络生态系统的理解，提高构建网络安全的能力[22]。
3.6 其他网信技术发展机遇与挑战
RAND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3D打印等一些网信技术也给予了较多关注，对这些高端科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新技术对各行各业所带来的变革性以及所带来的机遇和存在的潜在风险。如利用大数据技术来进行精准化军事招募;将可穿戴技术应用在执法过程中;发现5.9 GHz頻段的潜在经济价值，RAND发现5.9 GHz频段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潜在贡献在59.8亿～1058亿美元之间;3D打印改变了部分行业的生产惯例并形成了新的业务模式等。但这些高新科技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和威胁，如人工智能可能会影响未来核战争的风险、对国家安全和未来就业造成影响;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侵犯公民的隐私等。为此，政策决策必须预先考虑各种可能的意外风险，制定适当的保护措施，及时调整以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变化。
综合来看，RAND对网信领域最先进技术和公众最关注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的研究。RAND对网信领域的研究工作由来已久，且在RAND的发展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影响深远。如1961年保罗·巴兰（Paul Baran）提出的“分布式通信”的思想成为目前互联网的知识基础;1978年RAND研究人员花了不到几周的时间创建了后来成为早期互联网上最流行、最具影响力的电子邮件程序之一，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全国通用的电子邮件系统。RAND成立已有70多年，其研究人员已从手工计算工作发展为研究先进的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汽车，它的关注点也从互联网的哲学基础扩展到现代互联网所引发的“真相衰退”（Truth Decay）这一威胁。RAND对这些新的网信技术的研究对全世界的安全、健康、繁荣都极具重要意义。
4 RAND发展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与建议
RAND作为全球顶级的战略政策研究智库，聚集了全球顶级多元化的智囊人物，开展多学科领域的研究，网上公布的研究成果达2万多项。其发展经验及在网信领域的研究经验，可为我国建设高端、新型、特色智库乃至网信领域的专业智库提供多方面参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1 建立科学规范的智库管理模式
建立适应智库发展要求的科学规范的治理模式是智库成功的管理因素。RAND是一个半官方的独立性智库，其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保持较好的独立性。官方性质主要源于其很多资金由美国政府以委托项目形式提供，但其坚持自己是个非营利性的私立研究机构，独立的开展学术研究工作。保持学术的客观性、独立性是智库生命力的源泉，可让智库研究人员进行独立思考和客观判断，智库战略与政策研究的客观性、独立性，也直接决定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质量程度[23]。我国的智库机构缺乏适应智库规律的独特管理机制，而按照一般科研机构来管理，这是智库难以有效发展的治理瓶颈，比如智库缺乏独立性和专业性便是我国智库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的问题。建议进一步借鉴国外智库管理经验，完善我国智库管理机制，使智库真正成为有自身独特管理模式的思想库，才可以提出有真知灼见的决策建议。
4.2 建立强大的思想型人才队伍
思想型人才是智库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延揽思想型人才就是智库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24]。RAND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吸纳了全球各地具有不同背景、成熟的思想型人才，开展跨学科战略与政策选择方案研究工作。一流的思想型人才，是智库之所以成为智库的关键。我国智库在这方面很少强调，这是制约我国所谓智库机构真正成为“智库”机构的主要障碍。我国智库要建立高端思想型人才队伍的建设机制，汇聚智库研究需要的不同工作经历、不同行业背景、不同学科背景的复合型高层次的思想型人才，以开展问题导向的跨学科高层次战略与政策的创新性研究工作。但目前来看，专业型小型智库是发展的主流，可以聚焦于特定专业领域研究的需求，汇聚高水平复合型人才队伍。
4.3 超前的研究选题和议题设置
选题和议题设置能力是智库的关键能力，是智库能不能前瞻开展研究与咨询的关键。RAND成功的另一关键要素是其议题设置或者研究选题的前瞻性，从而极大地扩大知名度，特别是前瞻性地选择可能在未来是决策急需的，或者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和热点选题，从而使其选题研究远远超前于决策应用，或者可以引领社会思潮。非常突出地，如RAND近年来在网信安全领域的研究选题（如数字货币、区块链等等），都非常超前和具有潜在重大决策咨询价值。
相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智库在研究选题的设置上特别缺乏前瞻性。智库应该是战略前瞻观察与预测性研究机构，可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预测、云计算等新技术敏锐捕捉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趋势性问题及早开展研究，帮助政府事前预警和准备，而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机构，或者变成某些领导机关的秘书班子式的机构。要“通过赛马来选马”，如比较智库机构前瞻性研究成果的贡献度，而不是以其行政级别和体制身份来论英雄。我国的智库建设与发展，智库的前瞻战略研究与决策咨询能力是最大的短板，也是智库不受重视的问题。特别是，要形成鼓励智库前瞻选题、设置议题开展战略与政策储备研究的良性机制，而不是把智库变成对政策文件等进行事后阐述的宣传机构。比如，我国智库应当关注网信领域国际热点问题、开展一些预测性、前瞻性的课题，尽管预测类课题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和难度，但前瞻预测性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决策者的战略谋划提供超前的决策信息。
参考文献：
[1] 潘柱廷. 源自未雨绸缪，贵在风雨同舟： 解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J]. 中国信息安全， 2014（3）： 50-54.
[2] 中國军网. 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EB/OL]. [2020-01-15]. http：//www.81.cn/2016wlaq/ index.htm.
[3] 光明网.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EB/OL]. [2020-01-15]. http：//topics.gmw.cn/node_117579.htm.
[4] TTCSP. TTCSP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s [EB/OL]. [2020-01-15]. https：//repository.upenn.edu/think_ tanks/.
[5] RAND. 2019 RAND annual report[EB/OL]. [2020-04-04]. https：//www.rand.org/pubs/corporate_pubs/CP1-2019.html.
[6] RAND. Organization and divisions of the RAND corporation[EB/OL]. [2020-01-20]. https：//www.rand.org/about/organization.html.
[7] RAND. Research divisions[EB/OL]. [2020-01-22]. https：//www.rand.org/research.html#research-programs.
[8] RAND. RAND office locations and addresses[EB/OL]. [2020-01-22]. https：//www.rand.org/about/locations.html.
[9] RAND. RAND at a Glance[EB/OL]. [2020-04-04]. https：//www.rand.org/about/glance.html.
[10] RAND. Children，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EB/OL]. [2020-01-25]. https：//www.rand.org/topics/children-families-and-communities.html.
[11] RAND. Cyber and data sciences[EB/OL]. [2020-01-25]. https：//www.rand.org/topics/cyber-and-data-sciences.html.
[12] RAND. Education and literacy[EB/OL]. [2020-01-25]. https：//www.rand.org/topics/education-and-literacy.html.
[13] RAND. Energy and environment[EB/OL]. [2020-01-25]. https：//www.rand.org/topics/energy-and-environment.html.
[14] RAND. Health， health care， and aging[EB/OL]. [2020-01-25]. https：//www.rand.org/topics/health-health-care-and-aging.html.
[15] RAND. Homeland security and public safety[EB/OL]. [2020-01-25]. https：//www.rand.org/topics/homeland-security-and-public-safety.html.
[16] RAND.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ation[EB/OL]. [2020-01-25]. https：//www.rand.org/topics/infrastructure-and-transportation.html.
[17] R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EB/OL]. [2020-01-25]. https：//www.rand.org/topics/international-affairs.html.
[18] RAND. Law and business[EB/OL]. [2020-01-25]. https：//www.rand.org/topics/law-and-business.html.
[19] R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terrorism[EB/OL]. [2020-01-25]. https：//www.rand.org/topics/national-security-and-terrorism.html.
[20] R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EB/OL]. [2020-01-25]. https：//www.rand.org/topics/science-and-technology.html.
[21] RAND. Workers and the workplace[EB/OL]. [2020-01-25]. https：//www.rand.org/topics/workers-and-the-workplace.html.
[22] RAND. Developing Cybersecurity Capacity： A proof-of concept implementation guide[EB/OL]. [2020-01-30].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2000/RR2072/RAND_RR2072.pdf.
[23] 張志强， 苏娜. 一流智库战略研究成果的质量管理机制[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8）： 940-950.
[24] 张志强， 苏娜. 国际智库发展趋势特点与我国新型智库建设[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6， 1（1）： 9-23.
作者贡献说明：
陈秀娟：收集、整理资料和数据，撰写论文;
张志强：设计文章框架，总结启示，进行论文修改;
唐 川：参与论文修改。
收稿日期：2020-03-01 修回日期：2020-04-06
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第3篇
但儒家学说并不完全是封闭的, 它还有积极入世进取的一面, 作为儒家学说补充的老庄哲学, 虽然也强调“安时而顺处”, 但它毕竟承认有一个“道”无所不在。因此不能完全放弃外向的追求, 仍需竭尽全力在身外世界去寻找。这样, 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理性格特征就必然矛盾而复杂了, 封闭中略有开放, 内向中稍有外向。
但是, 总的来说, 中国文人士大夫眼中的世界最终包含着无限的适己性。因此, 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理意向的根本要素就是乐感。乐感的对立面是忧愁感。它在心理意向方面与乐感, 刚好相反。事实上, 自逸其乐与忧国忧民的主体意向在儒家那里都存在, 但又明显地具有内在矛盾, 似乎不可调和。但微妙之处就在于, 这一矛盾正好构成相互支持的要素。既然“乐”是终极意向, 一旦忧患意识受到阻碍, “乐”终归是一个绝对的保证。至于道家的态度则明确得多, 那就是绝对的无待于外的自逸其乐, 绝对地排除忧愁感。王国维认为, 中国的传统悲剧充满了乐观主义色彩而着意于团圆之趣, 乃是因为“吾国人之精神, 时间的也, 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 无往而不著此乐天色彩, 始于悲者终于欢, 始于离者终于合, 始于困者终于亨。”[1]
印度佛学传入华夏, 并结出了智慧空灵的禅宗之花。思想史家们一致承认, 禅宗是儒家思想的进一步推进。我们知道, 当印度佛教传入中土时, 中国传统文化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正所谓“有晋中兴, 玄风独震, 为学穷于柱下, 博物止乎七篇。”[2]玄学之风把儒家精神吹挤到文人士大夫心灵的角落, 给他们重新组合了一个较开放的心理结构, 却也给佛教中的禅学、般若学敞开了大门。老庄思想中玄奥神秘的万物本源——“道”, 在玄学家那里变成了“无”, 而“无”便与般若学中的“空”相一致了, “无”即是“空”, “空”即是“无”。佛教中那种抹杀物与物界限的佛学义理立即为文人士大夫们所接受。于是, 主张在内心世界超脱羁绊, 返回自然, 追求无惧无俗、朴素淡泊的生活方式, 在南北朝已经成为名士风流的标志。印度禅学自我解脱的方式便趁虚而入, 渗入了文人士大夫阶层。
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人生哲学一直在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退隐、杀身成仁与保全天年之间动摇徘徊。它的外在一面是士大夫与社会发生的关系。它的内在一面则是个人欲望。但追求人世间的享受与保全个人始终在文人士大夫心中共存。即使他们身居庙堂, 春风得意之时, 心中也暗自羡慕着功成身退的前贤圣哲, 浅唱低吟“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 (李商隐《安定城楼》) 。因此, 他们不可能生活在“藏六如龟, 防意如城”的世界里, 于是南禅宗的“顿悟”学说对他们就再合适不过了。既不用坐禅, 也不用苦行, 也不念佛诵经, 只要心中有佛就行了。这种隐士加食客的生活方式正与文人士大夫朝思暮想的完全一致, 与老庄自然无为, 退隐适意的生活情趣也完全契合。
这种以自我精神上的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 对中国文人士大夫乃至于中华民族心理性格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人们以克制、和谐的方式来追求内心世界的平衡, 使人们形成了对外界变化的漠视, 甚至还本能地抵抗外界变化对内心世界平衡的冲击。内心世界缺少壮怀激烈的震荡感情, 永远处于一个完整而封闭的境界。
“儒道互补”与“儒禅互补”精神决定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结构和性格, 反映到艺术观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圆”的刻意追求, 因为“圆”是儒道释谨慎最具体、最完美的表征和归结。
尽管儒道释三家思想体系各有差异, 但是有一点非常有趣而且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那就是它们在各自的思想中都表现出“以圆为贵”、“以圆为美”的共同倾向。
在中国古人看来, 圆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模型, 也是包罗万象的宇宙模型。自古以来, 圆就备受推崇。在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和艺术理论中, “以圆为美”的观念到处可见, 屡见于诗文典籍。“冰扣声声冷, 珠排字字圆” (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 ;“新诗若弹丸” (苏东坡《次韵答王巩》) 等, 真是俯拾皆是, 蔚为大观。诗, 绘画、音乐、书法、舞蹈、戏曲唱腔, 都无一不以圆为美, 圆是最高境界。
当然, 中国人所追求的“圆”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 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回归, 合二为一。这个“圆”不是孤立存在的无方之圆, 而是事物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必然归宿。作为哲学共生体的中国古典美学, 保持、综合并发展了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 使由中国人的历史观、社会观、生命论及意识论等所形成的中国古代精神现象学充满了“首尾相衔, 开阖尽变”的圆圈现象。
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结构和性格是在儒道和儒禅精神互补的影响哺育下形成的。这三家思想在审美追求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圆为美。那么, 中国文人士大夫笔下的悲剧, 原则上就不可能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与悲悯之二者, 为悲剧中固有之物” (王国维语) 了, 而是充满了温柔敦厚、怨而不怒, 以和谐取代冲突的大团圆现象。
明代戏曲家叶宪祖所作《易水寒》, 写荆轲抓住秦王, 并逼他退还了侵略的各国土地, 最后由王子晋度荆轲登仙;清代周乐清写了八个剧本, 都取材于历史上的著名悲剧, 却全改为喜剧收场, 总名《补天石》传奇, 其中《宴金台》写秦始皇被狙击死于博浪沙, 各国攻灭秦国;《定中原》写诸葛亮一举统一天下;《琵琶语》写远嫁塞外的王昭君终于回归汉朝……
审美情趣是一个时代文化背景的产物, 也是这个民族这个阶层历史上审美情趣逐渐积淀、变异、更新的结果。因此, 考察分析审美情趣必须把握纵向 (历史的) 与横向 (社会的) 之间的联系。上面所引的几个剧例, 大都还是出于“毕竟含冤难尽洗, 为他聊出英雄气” (冯梦龙语) 的“补恨心理”, 谈不上什么艺术美感, 纯粹是一厢情愿的发泄。正如蒲松龄所说:“虽然捞不着, 咱且快活口。”如果说这一类“补恨”之作还只是为了迎合阅者之心, 还没有直接损害到美的艺术的话, 那么, 有一种大团圆就是以直接损害艺术真实和艺术感染力为代价了。
元代杨显之所作, 写秀才崔通中举做官后弃妻再娶, 原配张翠鸾寻至, 崔横加诬陷, 把她发配远方, 张沿途受尽苦楚, 在监江驿与失散多年, 已做高官的父亲重逢。结局是张与崔同归于好。这本应是一出感人的悲剧, 但剧作者硬把“背飞鸟纽回成交颈鸳”, 把这种于情理不合的恶“团圆”强行塞给了观众。这种结局与历史行程之间相去甚远, 不仅导致了戏剧艺术的“失真”, 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削弱以至损害了艺术的感染力和思想性。
在元杂剧的公案戏中, 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清官来制造大团圆。这固然反映了人民希望政治清明的良好愿望, 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但从根本上来说, 这也只是一种愿望而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 所谓悲剧, 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冲突”。这是一对深刻的矛盾, 然而在中国传统悲剧里, 这一对矛盾却微妙地得到了调和, 既忠君又爱民的清官在戏中成了悲剧性冲突的缓冲器。这其实正是隐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温柔敦厚、清静无为、崇尚和谐的思想的曲折反映。
如果说, 元杂剧——通常为四折——的前三折还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 只是在第四折表现出一种妥协而削弱了剧作的思想性的话, 那么, 明、清两代的大多数传奇悲剧则更是等而下之了。其思想性不但远不如元杂剧, 而且对“大团圆”的追求愈演愈烈, 变本加厉,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据徐渭《南词叙录》记载, 写蔡伯喈“弃亲背父, 为暴雷震死”。元末高则诚的《琵琶记》题材与此相同, 却替蔡编造了一个“三不从”的情节, 变成了“有贞有烈赵贞女, 全忠全孝蔡伯喈”, 最后以大团圆结局。
南戏剧本《王魁负桂英》斜述妓女桂英资助王魁读书赴考, 王中状元弃妻另娶, 桂英愤而自杀, 死后鬼魂活捉王魁。到了明代王玉峰的《焚香记》传奇, 情节改为王魁中状元之后, 坏人冒名休弃桂英, 桂英死后事获辨明, 人亦复生, 与王魁团圆。
著名的元杂剧《窦娥冤》到了明代叶宪祖的《金锁记》那里, 改为窦娥之夫未死, 窦娥监刑得救, 最后父女夫妇团圆。
由此可见, 真正意义上的完美的大团圆在明代才臻其大成。明代是儒学复兴的时期, 以程朱理学为精神支柱的伦理社会, 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形成。于是,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和为贵”、“和为美”的伦理价值观、审美观, 对大团圆心理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影响, 其结果就是强调矛盾对立双方的最终协调, 甚至从根本上取消善恶对立, 把严酷的生活现实推归于“误会”、“不得已”、“小人使坏”, 从而使大团圆结局显得有趣而合情合理, 达到了无利害冲突的最佳和谐境界。
明代中、晚期, 社会发生了激烈动荡的变化。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 一大批半农半商的工商地主、从事出卖劳力为生的雇主、游手好闲的市民, 以及从士大夫中分化出来的市民知识分子, 他们的生活态度、入世精神和人生观都颇与过去大不相同了。人们不再假装清高, 而是放纵地追求金钱声色, 伦理观念变得淡薄了, 失去了约束力。这一具有近代反封建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宋明理学的传统封建价值观和伦理观, 给清初的剧坛带来了一丝活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使清代的传奇创作题材范围扩展了一些, 大团圆结局也不如明代传奇那样泛滥。尽管清代仍有不少诸如《双仙记》、《如是观》等落入悲剧创作大团圆俗套的剧作, 但有不少剧作家写出了颇具悲剧性的剧作。
更为重要的是, 在清初产生了一部在中国传统悲剧中鹤立鸡群, 独具一格的杰作《桃花扇》。它“借离合之情, 写兴亡之感”, 结局是“白骨青灰长艾萧, 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 儿女浓情何处消。”这部剧作曾得到广泛共鸣, 一度轰动剧坛, 让许多观众惊心动魄, 甚至痛不欲生, 悲剧美感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人生哲学和他们的戏曲观与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循环人生观以及善恶报应、以圆为美的观念相融合之时, 中国传统悲剧的风格和形式——大团圆——便已经铸成了。大团圆现象既是历史之因, 也是历史之果, 同时也是一种必然的文化。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时代心理作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联系的中介, 对于思想文化有着更直接的影响。没有这种时代心理的基础, 无论政治力量如何扶持与提倡, 大团圆思想是不可能生长的。
如果给古希腊悲剧加上大团圆结局, 那就不是古希腊悲剧了, 同样, 如果给中国传统悲剧加上命运难逃的结局, 也就不是中国戏曲了。任何一位艺术家都无法从根本商超越他所生活的时代, 摆脱不了魔术般的时代“心理场”。“大团圆”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剖析, 一种文化的剖析。对于“大团圆”本身, 我们不需要接受, 但需要了解。
参考文献
[1] 周贻白.中国剧场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
[2] 齐如山.国剧艺术汇考[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
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第4篇
摘要：随着社会治理模式从统治型向管理型、服务型治理模式的发展演进，学校道德教育功能也应发生变化，从体现“国家一个人”关系的一元维度转变为“国家一共同体一个人”的多元维度，从国家对个人的单一控制模式转变为国家、社会力量、个体等多方力量的多元互动模式。学校道德教育模式也需发生相应变化，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示范式榜样教育需代之以现代公民社会共同体精神的培育。
关键词：社会治理模式；榜样教育；共同体精神
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道德教育首先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即国家对社会成员在基本道德规范、精神风貌上的基本要求。道德教育主要发挥对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控制作用。道德教育的国家属性决定了其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依从关系，进而体现为主要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维度定位道德教育的功能，强调的是个人对国家意志无条件的服从，对社会道德规范的无条件执行，进而导致社会成员道德主体意识的丧失。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演进以及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化，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化，社会治理模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传统的灌输式道德教育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与国家之间亦步亦趋式的盲从、依从、顺从关系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道德教育的功能定位应从体现“国家一个人”关系的一元维度转变为“国家—共同体一个人”的多元维度，从国家对个人的单一控制模式发展为国家、社会力量、个体等多方力量的多元互动模式。本文从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演变出发，选取道德教育中的榜样教育为分析对象，针对榜样教育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存在的诸多问题及其局限性，探索道德教育变革的时代必然性，以及建立以共同体精神培育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的现实可能性。
一、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演变及其对道德教育的影响
西方国家在社会治理模式上经历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哲学基础，在制度层面确立了现代社会结构的三个价值维度：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自由伦理，并以此厘定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同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治理模式不同，现代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管理型的治理模式，在价值层面寻求3个维度良性互动的平衡。而现代性本身的悖论导致了社会治理的系统悖论，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价值逐渐成为压倒一切的合法性源泉，进而反映出社会的不可治理性。面对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后现代主义的治理观做出了如下富有启发性的探寻与思考：建立在伦理视角基础上的服务型治理模式；通过微观领域，即社会个体的欲望乃至无意识层面的变革重新厘定社会秩序，提倡“微型治理”；力图通过社会自治最终超越官僚体制等。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世界多元化、多极化的不断发展以及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各方力量竞相表达自己的权利与利益，社会治理领域的多元化特征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社会治理方式的多元化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公平、正义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理念，社会治理模式正在向着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从单一的国家治理到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良性互动，从社会发展的单一经济维度的考量到关注民生和国民的幸福指数，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管理型国家到现代工业社会的治理型国家的转型等。2006年我国政府提出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变革追求的新目标，从而为解决和化解诸多社会矛盾提供了可能。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强调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还政于民，强调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共同管理，进而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表明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范围、运作方式、绩效观、透明度等诸多方面正在发生变革。随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社会、个人三者问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强国家、弱社会、无个人”的关系格局正在打破。这一系列变化都对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的学校道德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道德教育观念及其方式亟需变革；同时也为道德教育改革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为道德教育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社会土壤。随着国家从治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学校组织的科层化、官僚化管理模式也必须发生转变，进而树立学校作为公共事业部门的服务意识，弱化其管理职能，增强其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改变单一的学校只对国家负责、很少考虑社会集团(如企业、行业需求，学生及其家长利益)的价值取向的局面，为社会输送各类合格人才。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学校教育作为一种可能生活，还要为学生提供多种不同的价值选择。在此背景下，建立在“国家—个人”单一关系维度基础上的道德教育模式也呈现出变革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学校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教育公平的诉求日益强烈，教育管理的去行政化，教育家办学的呼声日益高涨等。
二、从榜样教育到共同体精神培育：治理模式的变革
道德教育改革的核心理念是回归生活世界。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所倡导的是回归生活的品德发展、社会性发展的教育，反对的是脱离、背离生活的道德规范、社会知识等的教育。而对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理想以及教师、学生的生活世界构成最大威胁的，仍然是国家政治对学校教育生活的僭越，并集中体现在学校道德教育的核心——榜样教育中。
1 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榜样教育及其局限性
依照儒家学说对社会治理模式的理解，社会稳定是道德榜样发挥作用的结果，人会服从或依从道德榜样，因为“榜样是无言(无声)的秩序”，榜样可以再现秩序，消解不确定性，人们通过对榜样行为的模仿，形成一种惯常性行为以及对于社会规范的稳定态度，榜样进而成为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技术。有西方学者将中国社会称为“效仿社会”，认为注重模仿和道德示范是中国文化的特性，也是道德教育的特性。在中国哲学中，道德模仿的观念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社会控制系统中，法律与道德相比处于次要的地位。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关于榜样示范的假设在社会控制理论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直到今天也仍然适用。这种现象不仅在学校教育中随处可见，而且还扩展到整个社会。重复模仿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榜样文化。在中国的语汇中，“典型”经常被用作“模范”的同义词，“典型”经常是指示范作用，并不是指统计学意义上的经常性行为。
如果说，在马克思理论中，商品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细胞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好人好事存在于今日中国效仿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至少构成道德学习和效仿社会的精神细胞。榜样是社会意义和需求的象征，也是一种最有效地生产社会规范的方法。榜样学习是今日中国道德教育中最普遍的方法之一。强调模仿和道德示范作用，即年轻一代
向年长一代学习，对于人的社会化过程而言，重要的不是做什么，而是别人会怎样看。道德评判的标准完全掌握在他人手里，道德是他律的，做人、做好人(君子)仍然是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今天的德育工作者仍然强调习惯养成的积极作用，道德个性或人格被定义为“习惯的长期延续”。
榜样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主要通过“树立榜样——宣传榜样——学习榜样”几个环节加以实现。“树立榜样”通过刻意将某一人群的道德行为抽离出来，放大其美好的一面，予以类型化、典型化，使之成为一种“道德符码”。榜样被树立起来之后，学校教育往往动用表扬的技术手段予以强化，使榜样行为受到极大肯定，或予以物质的精神的奖赏，如劳动模范、学习标兵、三好学生等。奖赏往往是在比较大的公开场合，通过人为制造的轰动效应(如英模事迹报告团在全国各地的宣讲)进而产生最大效应。榜样人物提供了道德行为和价值的标准，因其经常被塑造成非常规的个体，他们的技能和美德对于常人而言往往是难以效仿和企及的。榜样人物因其行为被孤立，被改写，被人为地“妖魔化”，因此，榜样人物被制造的过程即是其意义和价值不断被消解的过程。
榜样被看作是服务于社会记忆和社会凝聚力的一个“叙事”或“神话”。榜样人物通常是一个被重复讲述的人物——在中国，经常是一个献身英雄的故事。英雄很少是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使得他高于生活。这些供效仿的文本经常介于神话和传记之间。通过英雄的个人示范作用，不仅可以传递美德，而且还会放大其作用。而虚构出来的榜样故事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差距，文本世界与读者生活世界之间的差距，导致个人经验和文本世界持续地发生矛盾与冲突，预期的榜样作用往往难以发挥。在价值多元的时代，榜样教育集中体现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校教育发挥的持续作用和影响，被作为惟一合法化知识的道德榜样教育与多元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变得尤为突出。榜样教育的局限性集中体现为国家政治对学校日常生活的僭越。
(1)榜样教育：政治对生活的僭越在教育与生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改革体现了教育对生活世界的回归，以及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拒斥，即道德教育的去政治化取向。但是，回归生活的道德教育并非思想的空场，也并非后现代语境下的“什么都行”、“怎样都可以”，它仍然需要价值的引领。改革开放30年来的学校德育实践表明，作为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思想道德建设始终不曾有过片刻的放松和懈怠。以中小学校广泛开展的“四个好少年”的宣传活动为例，服务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以及发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价值引领作用，围绕“争当祖国的好少年”，全国上下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创作歌词歌曲、编写民歌民谣、开展红色之旅、大唱红色歌曲等，这样一些政治运动形式以其无可移易的权威性随时随地进入学校生活，成为凌驾于学校制度化的时间空间安排以及学科知识体系之上的另类合法化知识。从国家领导人讲话中对少先队员的殷切希望，到以讲话内容为出发点，学校开展的一系列“争当好少年”的宣传活动，成为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从“争当祖国的好少年”、“争当四个好少年”的歌词创作、歌曲演唱，到“美少年童心乐”(拍手歌)、“四好少年童谣”的创作等，“祖国、国家、党、少先队员”这样一些政治符号以一种强制性、霸权化的方式植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导致政治对学校日常生活的僭越，政治教化及其特有的宣传模式仍然构成学校道德教育的底色。各种各样的政治宣传进校园，如廉政建设进校园，安全教育进校园等，这样一些服务于国家政治需要的教育内容以其凌驾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性、教育自身规律性的绝对优势，无条件地进入学校生活。道德教育去政治化、生活化的价值追求更多地反映了学术的思想逻辑，而非国家的政治逻辑。道德教育“去政治化”所要去除的也不仅是政治化的内容，更包括政治化的运作模式。
(2)透视“感动中国”现象自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到2002年10月中央电视台首次启动“感动中国2002年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至今，这样一种“典型示范式的道德教育模式”，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可谓一脉相承。由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国家主流媒体发起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以其鲜明的政治色彩以及代表国家传达出的极具权威性声音，成为以公开化方式对全体国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媒介。《感动中国》因此被媒体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它以表彰“杰出人物、突出贡献”为宗旨，试图重新塑造道德上的标兵和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这些被表彰的人物都有不平凡的事迹，并且被标签化为各种不同的类型。以“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为例，获奖者包括钱伟长、孙水林、孙东林、才哇、郭明义、王伟、王万青、王茂华、谭良才、何祥美、刘丽、孙炎明；获奖名片为赤子、信义、铁汉、传人、砥柱、仁者、炽爱、神兵、姐姐、活着。在人物事迹介绍之外，还有极富感染力的颁奖词。其中，“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郭明义被誉为“雷锋传人”，其颁奖词是这样写的：他总看别人，还需要什么；他总问自己，还能多做些什么。他舍出的每一枚硬币，每一滴血都滚烫火热。他越平凡，越发不凡，越简单，越彰显简单的伟大。
这样一种极力放大普通人物身上不普通、不平凡之处的道德榜样教育模式，因其抽离了榜样人物完整的精神世界而失去真实性，也因其制造过程的人为性而难以效仿。从榜样人物诞生的内在生活逻辑来看，即使榜样人物确实具有超人之处，往往也不是学校教育刻意培养的结果，而是人群中的少数或一种例外；如果可以通过道德学习或简单模仿而习得，那么，生活中就会处处有雷锋。而这种“树立榜样一宣传榜样—学习榜样”的道德教育模式，无疑是按照统一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加以规训，进而将复杂的人类道德生活和个体差异性加以人为地压抑和简单化处理。这样的榜样教育模式因其自身道德性的缺失往往难以取得预期的教育效果。
向榜样学习的信念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进而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惯习。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中国人的社会化进程一直伴随着榜样学习的推行，进而成为每个人文化知识和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学校生活中，“向……学习”、“以……为榜样”已经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惯用语。除了国家层面为青少年树立的榜样外，学校教育、班级生活中也开展了一系列冠以“发现身边的榜样”的学习活动。榜样本身构成一个系谱，雷锋、张海迪、赖宁、张华等熟悉的名字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进而成为他们的文化记忆。在榜样的光环下，每个人都生活在与别人的比较、他人对自己的价值评判中，因而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每个人都是为了他人活着，生活在他人的世界里。在持续不断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每个人都处于对榜样的不断学习与模仿中，政治上的未完成性或永远
的学习者姿态，使得普通人很难保持人格上的独立性和个体差异性，并以其不可替代性和独立人格平等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对于榜样人物而言，他们的生活本来存在着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但媒体舆论刻意宣传的结果客观上造成人们对榜样人物的刻板印象，使其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尴尬境地，如榜样人物的个人隐私、对金钱以及功名的谋取，都被认为“不可思议、不能原谅”，进而导致其人格发展出现障碍或严重的心理问题，“制造榜样”的过程进而变相成为“捧杀榜样”的过程。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榜样教育的制造过程、榜样教育模式自身的合理性不能不受到质疑与批判。
值得深思的是，面对强大的媒体宣传，人们已经习惯性地接受了这样一种将人物按照境界高低进行分类的思维模式，进而导致对于人的真实生活的扭曲和异化。端阳生在其博客文章《“感动中国人物”应当名副其实》中写道：“在13位受奖人物中，有两位在我看来事迹不很突出，与另11位相比，好像不在一个档次上。如一位母亲为给她的亲生儿子移植半叶肝脏，暴走数月消除了自己的脂肪肝，使儿子移植肝脏成功；另一位是与自己的丈夫同甘共苦58年的妻子。恕我直言，她们一个是为人之母，一个是为人之妻，充其量只能说她们尽到了母亲和妻子应尽的责任而已，古今中外大多数做母亲和做妻子的都能做到。她俩的事迹与那些为素不相识的弱小群体献爱心，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相比，实在是望尘莫及，天上地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为儿子移植肝脏、与丈夫同甘共苦的母亲与妻子形象，与为国捐躯者不可同日而语，认为是降低档次，另立标准的做法。这样一种刻意拔高和提升境界的做法，成为一种精神上的造神运动，而借助强大的舆论宣传对公众产生的潜移默化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榜样教育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可见一斑。
2 共同体精神的培育：一种新的道德教育模式
在学校教育场域中，榜样教育作为惟一合法化知识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榜样教育作为一种体现和反映国家意志的外铄型治理模式，从树立榜样到学习榜样的过程，很少考虑受教育者的接受心理和价值选择，学生作为道德判断与选择的主体性代之以“受教育者”的受动性，进而导致学生表面上的认同与实际心理上的排斥与抗拒，并由此形成虚假的道德人格，这对学生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道德人格的和谐与完善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研究学生的道德发展需要，确立学生道德选择与判断的主体地位，改变单一的外铄式榜样教育的思维模式，探索一种新的建立在学生主体认同基础上的道德教育模式，无疑成为社会转型期道德教育改革的着力点。这里，提出一种新的道德教育模式，即共同体精神的培育，并探索其现实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回归生活道德教育的核心理念是让学生过有道德的生活，而有道德的生活可理解为共同体生活，即公共生活。金生铉教授认为，共同体生活是一个人获得德性、理性和个性发展的根本条件，是人性得以优秀的教育根基，对于人性的展示和教化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共同体的核心是公共精神。共同体精神的培育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旨在培养学生对公共生活的热爱，增强学生对共同体的认同感与责任意识，学会与他人共处，自觉遵守公共生活秩序，使自己成为共同体生活的一员，在共同体生活中获得德性、理性和个性的健康和谐发展。而这样的人性教化和道德人格的培育只有在共同体生活中才能获得。在学校生活、班级生活中进行的共同体精神培育，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以及未来社会公民的培养。
在道德教育中引入共同体及共同体精神的理念，是建立在学校生活作为公民社会以及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学校教育的价值引领，担当起建设公民社会责任的现代学校教育的价值追求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之上的，公民社会及公共生活的理念可谓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本质区别所在。吴康宁教授提出，21世纪学校道德教育的使命是从“教会顺从”的道德教育转变为“教会选择”的道德教育，而选择的前提是学生独立的道德判断能力。公共精神的培育作为一种新的道德教育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道德教育中师生关系的不平等性，学校和教师的角色不仅仅是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而且是学校、班级共同生活的建设者和具体践行者，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再是单一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在学校公共生活的建设中，教师作为教师共同体、师生共同体生活的一员，首先是共同体生活的学习者，在自我精神成长的同时，成为学生道德选择的引领者和学生道德成长的伙伴。离开了教师自我的道德精神成长，就很难有师生共同的精神成长。在师生共同体中，教师与其说“闻道在先”，毋宁说“成长在先”，在公民社会与共同体精神培育过程中，教师的角色本身首先需要经历从道德认知到道德行为的转变，教师角色的转变势必带来道德教育模式的转变，以及学校道德教育功能的转变，即道德教育承担着公民社会建设以及公共精神培育的重任。
建立在公共生活理念基础上的道德教育势必带来道德教育模式的改革，而在道德教育实践中已经蕴含着这样的改革基因。在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已经构建并形成了“师生道德发展共同体”，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或相似的新的教育形态。“师生道德发展共同体”是由学生和教师共同组成，以有意义的师生共同学习生活为载体，以促进共同体成员德性发展为共同愿景，强调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相互对话、相互辩诘、相互认同、相互理解，在充分保障成员权益与责任的前提下，通过人际沟通、交流，分享个人经验与各种资源，而实现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道德教育存在方式。“师生道德发展共同体”将共同体成员的德性发展作为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学生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与教师拥有同样的权益与责任；改变了教师在学生道德发展中的优先地位和惟一合法性，把道德发展定位为师生共同的精神成长，而不仅仅指向学生。“师生道德发展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以及教育实践表明，在道德教育中教师的角色意识和角色定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即教师作为师生道德发展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与学生一起面对自我的道德精神成长，只有不断经历精神成长的教师才能赋予道德教育以新的生机与活力。教育实践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进而不断催生新的道德教育模式。
总之，从灌输式的榜样教育走向公民教育以及公共精神的培育，体现了道德教育模式的现代转型，其背后是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即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现代工业社会治理型模式的转变。而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榜样教育与公民精神培育的根本区别在于，榜样教育是建立在对人的道德发展水平、精神境界具有高下之分的价值预设以及人才选拔机制的基础之上，主要诉诸舆论宣传所特有的对行为人加以“褒贬、扬抑”等作用，进而达成对典型人物以及普通大众分类治理的目的。具体而言，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宣传，将其置于公众舆论的监督
之下，进而达到监控的目的；对于大众而言，典型人物及其行为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进而发挥示范作用。而公民精神的培育则将个体人的行为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即共同体成员之间具有的“工具性、情感性、构成性”等不同的共同体关系之中，进而确定何种行为是恰当的行为，而不是将人的行为孤立起来，人为地加以善恶褒贬式的评价。共同体精神是一个关系型概念，强调的是个体对共同体、对他人的相互依存关系。将榜样教育转变为公民教育以及公共精神的培育，将榜样教育中少数典型人物的个体行为及品格推及他人的做法转变为共同体成员确立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及公共精神的培育，体现了道德教育中道德主体地位的不可缺失，以及由知到行的道德实践过程是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在共同生活过程中经由长期的人际沟通与交往，彼此达成相互理解、对共同生活准则不断达成共识的人际互动过程。将外铄型的灌输式道德教育转变为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同的共同体精神培养；将独善其身式的道德标准转变为共同体生活的公共理性、德性和完善人格；将他律型道德转变为自律型道德，提升成员对共同体的责任意识和认同感；将个体的独立性、差异性建立在共同体生活的基础之上，进而获得其合理性和现实性；将道德榜样标准的惟一性、神圣性转变为公民教育的普适性、多元化。这样的改革趋势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日趋显现。
参考文献：
[1]杨鸿江，现代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出路[J]，理论前沿，2007，(8)：23-24
[2]张康之，社会治理中的价值[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5)：20-23
[3]贺豪威，任晓林，模式差异与重构：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变革[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7－11
[4]鲁洁，回归生活——“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与教材探寻[J]，课程?教材?教法，2003，(9)：2-5
[5]Borge Bakken，The Exemplary SocietyHuman Im，provement，SociM Conol，and the Dangers of ModernityIn ChinaLMj，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6]张婧，劳动模范：在道德与权力之间——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种道德教育模式[J]开放时代，2007，(2)：107－108
[7]金生铉，人性的教化何以可能——论共同体、公民性与人性的关系[J]，教育学报，2011，(3)：26-30
[8]吴康宁，教会选择：面向21世纪的我国学校道德教育的必由之路——基于社会学的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99，(3)：10－15
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第5篇
[摘 要]如何实现“科学传统与人文传统”的辩证统一，是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通识教育”可以给予我们以诸多启示。“通识教育”既有助于深化对素质教育、创造性教育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在现代教育实践中切实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关键词]通识教育 科学传统 人文传统
[文献标识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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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第6篇
1.淮河治理耗时10年，国家、地方和众多企业投入600多亿元巨资，但成效不大，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和片面的GDP的发展观。从哲学上看，这要求我们() ①树立全局观念，办事情要从整体着眼②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看问题③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的手段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④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
2.我国2006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五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三年就可以实现。全部免征农业税，取消农民种种负担，彻底改变两千多年来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实现这一目标只是农村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巩固成果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走更长的路。这一认识蕴涵的哲理是()
A. 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
B.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C.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D. 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3.在我国，既是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又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标志是()
A.生存权和劳动权
B.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C.言论、集会等自由
D.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监督权
4.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国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都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说明()
A.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B. 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
C. 中国共产党是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产生的基础，并监督它们的工作
D.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5.居民购买国债的热情很高，主要原因是()
A、它具有风险小、收益较高的特点B、它具有可抵押转让，流通性强的特点
C、它具有风险高、收益高的特点D、它是建设债券，是为经济建设事业筹资而发行的
6.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目的是()
A、增加财政收入B、实现依法治税C、减轻农民负担D、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7我们所指的文化多样性，主要是指()
A、历史文化的多样性B、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C、建筑文化的多样性D、文学艺术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