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人民币升值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影响中国碳排放，其中前者导致排放上升，后两者则相反。基于1994-2011年的数据，利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验证了人民币升值导致二氧化碳排放上升。为此建议，应协调人民币升值和减排之间的关系、积极防止人民币升值导致的产业结构高碳化和技术的停滞并及早应对。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碳排放；VAR
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长期存在。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中国自2007年以来就成为全球最大的由化石燃料燃烧而生产的碳排放国家，减排压力激增。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急需弄清人民币升值与碳排放的关系。因为人民币升值整个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经济活动是人类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本文采用理论和实证的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研究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我国面临人民币升值和减排的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剧增。
（一）中国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处于升值态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发布的报告，2006年-2014年期间，人民币有效汇率年均升值幅度为5%，其中2014年的升值幅度为3%0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导致其在未来一段时期仍然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见表1），预计2015年全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8%，而中国、美国分别为7.1%、2.7%0而到2017年，全球、中国、美国的预计增速分别为3.2%、6.9%、2.4%0可见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高于美国及全球平均水平。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一国的经济增长率越高，其工资实际增长率将越高，从而导致实际汇率上升越快。因此，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态势，将导致人民币继续面临升值的压力。
（二）中国面临减少碳排放的压力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上升（见图1）。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2011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比1991年增加了249%；并且从2007年起，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减排压力巨大。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并且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60%-65%。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应该考虑人民币升值对碳排放的影响。因此，本文把人民币升值对碳排放的影响途径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为协调人民币升值与减排的关系提供合理建议。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人民币升值对碳排放影响的机制
本文主要借鉴Grossman and Krueger（1991）的分析框架，将汇率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假定经济系统由高碳产出和清洁产出共同构成（Y）。而碳排放是高碳生产的副产品，单位产出的碳排放为T（碳排放技术）：清洁产出不产生碳排放，高碳产出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为S。这样，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
C02=T*S*Y （1）
对（1）式进行简单求导，可分解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
Ln碳=lnY+lnS+lnT（2）
2.1规模效应
在（2）式中，InY代表规模效应，是指在经济结构和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国内经济活动紧缩，从而导致碳排放下降。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相对财富、利率等渠道阻碍经济增长。其中，价格渠道是指人民币升值引起国内贸易品相对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价格下降，刺激国内非贸易品的需求，减少国内贸易品的生产，导致资源流向生产率较低的非贸易品部门，阻碍经济增长。相对财富渠道是指人民币升值导致跨国投资者财富存量的相对价值下降，外资流入减少，不利于经济增长。Ken-neth et a].（1991）采用1974-1987年的美国数据来分析汇率与吸收直接投资的关系，发现美元贬值导致美国吸收的直接投资增加。该研究从相反的方向证实了本币升值不利于吸引外资，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利率渠道是指人民币升值导致国内外的实际利率差减小，假定该情况在短期内难以调整的话，则将促使国内实际利率上升，引发国内的投资需求及国外对本国的投资需求下降，阻碍经济增长。在经济结构和技术不变的条件下，经济规模下降导致碳排放减少。工业是中国主要的碳排放部门，同时其发展受人民币升值影响较大。以2009年为例，其产值、碳排放分别占各自总额的39.7%、71.48%。因此，人民币升值导致工业规模增速下降，对减少中国碳排放具有重要影响。
（二）结构效应
InS代表结构效应，是指在经济规模和技术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导致高碳产出相对于清洁产出上升，碳排放增加。李小平等的研究显示，以单位产值的碳排放系数作为指标，发现资本密集的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为高碳排放的产业，而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农林牧渔、水利业等属于低碳排放的产业。这与Mani et al.的研究相一致，认为资本、能源、土地相对密集的产业为污染产业，而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为清洁的产业。人民币升值导致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下降，刺激资本密集的高碳产业发展，阻碍低碳的服务产业发展。从表2可知，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用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不仅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要低，而且还落后于巴西、印度等金砖国家。人民币升值过快是服务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李利基于1990-2009年全国层面工业结构数据，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行业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人民币升值阻碍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而显著促进资本密集型发展。可见，人民币升值，阻碍了服务等低碳行业的发展，刺激了石油加工等高碳行业的发展，导致了中国产业结构的高碳化，从而增加碳排放。
资料来源：程大中：《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结构及影响——基于投入一产出法的国际比较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第76-88页；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2012）》。
（三）技术效应
InT代表技术效应，是指人民币升值阻碍技术进步，使得碳排放增加。中国与碳排放相关的技术相对落后，根据Antoine Dechezlepretre et a]对1978-2003年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创新分布的研究，中国仅占其中的5.8%，而日本40.8%0这种落后的状况与人民币升值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技术创新是企业的一种风险行为，因而技术创新受抵御风险能力的制约，而后者与企业的规模密切正相关。因此，规模大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倾向越大，技术进步越显著，碳排放越低。Jen Baggset a].采用1987-1996年加拿大的制造业行业数据，发现汇率升值降低了企业生产规模，导致企业生产率下降，说明汇率升值阻碍了技术进步。
（四）小结
人民币升值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途径影响中国的碳排放。其中，规模效应导致碳排放减少，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则刚好相反。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取决于上述三者之和，因此理论上不能明确总体影响的方向，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对人民币有效汇率和碳排放两个时间序列建立VAR模型，然后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分析。
（一）数据说明
本文选用人民币有效汇率来表征人民币变化，用ER表示。当该值上升，表明人民币升值；相反则表示人民币贬值。人民币有效汇率来自国际清算银行（ BIS）数据库。该数据库公布的是月度人民币有效汇率，由于碳排放的月度数据无法获取，故采用简单平均数的方法，将其转化为年度数据。本文所指的碳排放（用CE表示）主要是指使用化石燃料而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自然界中产生的碳排放没有考虑在内，因此其排放量等于化石燃料消耗量乘以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目前，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有多种指标。为了提高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本文采用Pan etal（2009）和陈诗一算法的均值。其中，Pan et al.（2008）在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考虑中国化石燃料的实际状况，把每吨标准煤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定为2.13吨。陈诗一则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的方法，也考虑中国化石燃料的性质，把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分别设定为2.763、2.145、1.642（tce/toe）。化石燃料消耗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样本期间为1994-2011年。人民币有效汇率（ ER）和碳排放（CE）均取自然对数，数据分析采用Eviews6.0软件。
（二）相关检验
对log（ER）和log（CE）进行单位根检验，其水平值均不平稳，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则具有平稳性。根据LR、FPE、AIC、SC、HQ检验，确定滞后阶数为5。在此基础上，经过Jo-hansen检验，根据特征根的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结果见表3），log（ER）和log（CE）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说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避免了谬误回归.
（三）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内生变量受到误差冲击的反应过程，因此脉冲分析可从动态上把握系统变量相互影响的过程。为明确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利用VAR模型，对变量log（ER）和log（CE）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从该图可知，一是中国碳排放对人民币升值的冲击的响应总体上表现为正，即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碳排放上升。这表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碳排放影响的规模效应不如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之和，即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大，而对产业结构高碳化和阻碍碳排放技术的影响较大。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相对不明显的原因可能是，主要是人民币逐年升值的幅度相对较小，1994-2011年间年均升值2.7%（小于10%，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展现出来。二是中国碳排放对人民币升值冲击的反应呈现倒U型。第一、二期是爬升阶段，在第三、四期的影响最大，其后总体上逐渐减小。其中的原因与人民币升值的传导路径有关。人民币升值在初期主要通过贸易、投资来影响中国外向型经济，在区域上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产业上为开放度高的产业。而东部沿海地区和开放度高的产业属于中国经济的龙头，通过空间和行业的溢出效应，人民币升值的影响逐渐扩大到中国整体经济。最后随着应对能力的提升，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最终逐渐缩小。中国碳排放主要是经济、特别是工业驱动，因此其对人民币升值冲击的响应呈倒U型。
（四）方差分解
通过方差分解，可以分析VAR模型中的变量的每个随机冲击产生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对log（ER）和log（CE）两个变量进行方差分解，结果如图3所示。从该图可知，中国碳排放对来自冲击的影响程度在一、二期处于上升通道，第三期基本稳定30%左右。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中美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68.32、54.65亿吨。而当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影响程度（约30%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为47.82亿吨，低于美国的排放量。
四、主要结论和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人民币升值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条渠道影响中国碳排放。其中规模效应减少碳排放，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增加碳排放。二是采用VAR模型的脉>中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证实，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碳排放增加，并且长期影响程度在30%左右，影响不容忽视。三是人民币升值对碳排放的影响路径呈倒U型。其中第一、二期处于上升阶段，在第三、四期的影响最大，其后总体上趋于下降。
（二）启示
因此，为了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一是应统筹考虑人民币升值和减排之间的关系。这包含两个层面国际和国内两层背景。在国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方面迫使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参与总量减排。而在国内，当前考虑人民币汇率变动主要还是基于增长、贸易、产业结构等经济因素，很少考虑碳排放因素的制约。本文的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与减排两个目标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因此，呼吁国际社会和国内相关管理机构把碳排放因素纳入到人民币汇率调整中，降低其对碳排放的不利冲击。二是应积极应对人民币升值导致的产业结构高碳化和低碳技术的停滞。积极通过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化解人民币升值导致劳动成本相对于资本的增加，促进低碳服务业的发展。鼓励企业重组，壮大规模，增强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力量，积极进行与碳排放相关的技术创新。三是应及早应对人民币升值对碳排放影响的影响。根据人民币升值对碳排放影响的倒U型路径，不可因初期的影响而麻痹大意。
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2篇
2014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今年共安排教育支出1 351.51亿元，增加了8.8%。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和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分别增长了6.3%、24.6%和18.7%。“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高度关注民生，持续促进教育公平。”何金平说，近年来，为了支持云南教育发展，国家连续4年投入资金支持云南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对1 500多万平方米的D级危房进行拆除重建。与此同时，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让全省503万学生受益。
何金平介绍说，2014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云南省教育系统克服鲁甸地震的不利影响，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教育部的精心指导下，全省教育系统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扎实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何金平说，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云南教育改革顺应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年度综合改革任务圆满完成。成立了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完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体制机制，细化改革任务和责任分工，制定《云南省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方案》，圆满完成省委部署的11个方面改革任务。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扎实推进。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成效明显，“六个统筹”经验在全国推广。编制《关于推动部分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促进高等学校分类管理。构建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省级试点学院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昆明医科大学、大理学院成为全国第一批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高校。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升格为本科高校。
滇西人力资源扶贫开发示范区建设成效明显。完善省部共同推进机制。加强科研项目合作，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大理研究院，启动实施“农村青年创业人才培养计划”。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筹建、大理学院更名、临沧师专升本已经专家投票通过，待教育部公示批准。
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学前教育进一步增量提质。启动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争取中央资金9.33亿元，省级投入1.12亿元。全省新增一级一等幼儿园7所。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3项。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达59.2%。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序推进。出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施意见，推进初中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完善中小学生学籍管理，探索学区化试点。15个县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初步均衡发展，向国务院督导委申报5个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校招生和办学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全省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2.2%。
普通高中特色化发展步伐稳中有进。创建25所普通高中特色化发展实验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优化。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项。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由2013年的72.1%提高到2014年的75.3%。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深化高职对口中职招生、在校中职学生直升高职两项招生改革试点，不断扩大五年制招生规模。深入推进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首批成立27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全省8个区域性职教园区(中心)已投入使用，入驻职业院校54所，学生达25.69万人。
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取得新进展。省财政安排1.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区域高水平大学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及学科学位授权点建设成效明显，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和新型智库建设顺利推进。遴选6所高校推进应用本科转型发展试点工作。继续加强南亚、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推进国门大学建设。深入实施“2011计划”，认真落实省属高校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计划。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3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013年的25.8%提高到2014年的28.3%。
民族教育工作稳步推进。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深入开展，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工作得到加强。建立云南省少数民族预科培养基地，集中培养预科生。
特殊教育得到提升。印发《云南省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14-2016)》。争取中央特殊教育补助资金2 500万元，省级安排5 000万元，支持16个特殊教育资源中心、120个资源教室和2个医教结合实验区建设，玉溪市、五华区被确立为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
加强立德树人能力建设
何金平强调，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是今天的事业，明天的希望。”立德树人乃教育之根本，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还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全过程，并转化为学生的自觉追求。
扎实推进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开展13所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工作，启动大学生诚信档案建设试点工作。“云南青年志在四方”主题报告会实现全省高校全覆盖。建立省级师德师风监督投诉机制。新命名省级文明学校147所，复查认定省级文明学校105所。
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深化“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深入开展“三爱”“三节”教育活动。推进学科德育，加强校外教育和家庭教育。
大力推进体卫艺工作。实施国家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计划，广泛深入推进阳光体育活动。深入开展学校卫生和食品安全培训。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深入开展禁毒防艾宣传教育。
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不断巩固、拓展、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推动作风建设长效化、常态化。召开全省高校党建工作座谈会，出台贯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意见。继续坚持和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重点对教育乱收费乱摊派、高中涉外办学等11个问题进行专项排查整治，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行为。
强化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召开全省高校宣传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座谈会，实施高校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六大工程”。深入推进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组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宣讲团，在各高校共举办44场宣讲报告会。
加快依法治教进程。积极稳妥推进高等学校章程建设，核准7所高校的大学章程。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精简5项行政审批事项。坚持和完善法律顾问制度，深入开展师生法治教育。
全面提升教育督导工作。全省14 407所中小学、幼儿园建立了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评估认定15所省级现代教育示范学校，对14个县进行了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提高教育保障服务水平
教师队伍和创新团队建设切实加强。招聘到岗特岗教师7 183名。评审认定首批87名“云岭教学名师”。积极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深入开展“国培”“省培”等各类培训项目，培训中小学幼儿园教师10.2万人。高校学科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新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7人、长江学者1人;2名高校教师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1人入选科技部创新创业人才计划。
教育信息化工作稳步推进。深入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大力实施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和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项目。扎实推进教育装备标准化，新增中小学实验室和功能室178.9万平方米，教学设施配备率达77.5%。高水平承办第66届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
教育对外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成功举办第七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2014年，来滇留学生达18 667人，出国留学生达3 462人。
全力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实施“云岭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等项目。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87.7%，高校毕业生“走出去”就业人数同比增长5.6%，实现了就业创业比例双提高。
考试招生工作安全平稳。深入实施“阳光工程”，各项考试招生工作圆满完成。全力开展盈江地震灾区高考保障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扎实做好校园安全工作。及时高效协调处置各类突发灾害和校园安全事故。推动落实校园安全管理“一岗双责”，创建135所省级“平安校园”，切实抓好校园安全隐患拉网式大排查，认真做好敏感节点的维稳工作，确保教育系统和谐稳定。
同时，认真做好盈江、鲁甸、景谷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教育科研、语言文字、出国留学服务、教育宣传、教育基金会、离退休干部、机关后勤保障和关心下一代等工作进一步加强。
常抓不懈促进教育公平
何金平表示，云南地处西南边陲，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缩小与全国先进地区在教育和人才培养上的差距、促进教育公平，仍然任重道远。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教育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追求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是相统一的。”何金平说，当前，大部分地区仍旧存在严重的教育不公平现象，突出表现在城乡、地区、阶层和配置的公平缺失。对此，云南教育厅切实把握追求教育公平和效率相结合，切实做大蛋糕，切实分好蛋糕，奠好社会公平之基，使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具体工作有：一是努力扩大教育资源总量，提供更多学习机会;二是推进教育资源配置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三是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四是保障特殊群体接受教育的权益;五是将各项惠民工程落到实处。
去年5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出台，提出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要努力做到各方面水平大体相当的教育起点公平。《意见》还特别强调了教育的起点公平，指出根据云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主要目标，到2020年，全省95%以上的县、市、区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以上。办好每一所义务教育学校，努力做到校园环境、设施设备、生均公用经费、教师素质、管理水平大体相当，县域内学校之间差距明显缩小，力争实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全省城乡教育和谐发展。
2014年11月，为引导学校进一步落实国家课程方案，有效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结合国家和省教育综合改革要求，在深入调研、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云南省教育厅党组研究决定，对全省初中学业水平方案进行了进一步调整、完善和优化，并印发了《云南省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方案(试行)》。方案要求各州市教育局要认真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工作。一是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期间，可以在流入地参加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二是各地要按照全省的统一要求，将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有条件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工作纳入计划，于2014年内制定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的具体办法，并从2015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
云南促进教育公平工作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为了支持云南教育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实施教育惠民工程，国家连续四年投入资金支持云南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对1 500多万平方米的D级危房进行拆除重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2014年11月起，补助标准从每生每天3元提高到4元。全年投入补助资金35.24亿元，17 116所学校、503.25万学生受益。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供餐比例达83.8%;下达资金79.53亿元，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费和学杂费，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补助“全覆盖”;认真做好学生资助工作。各级财政共下达资助资金30.02亿元，资助学生128.49万人次。发放助学贷款8.19亿元，资助学生13.45万人;实施第二轮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启动“全面改善集中连片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项目，投入资金41.12亿元用于校舍建设和设备配置。同时，还将云南列入“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受援省，安排国家部属高校和省内外一本高校面向云南集中连片地区85个贫困县招生的专项计划。
此外，为了加强对云南的教育扶贫和人力资源开发，国家还确定教育部牵头滇西扶贫。教育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动真情、使真力、扶真贫，在推动云南教育健康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滇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民办教育发展日益规范
何金平说，民办学校依靠管理体制灵活等优势，大胆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优质特色发展，成为整个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云南省民办教育实现了快速发展。截至2013年底，全省民办学校达4 155所、在校生99.16万人，民办学校数及在校生人数分别占全省学校总数及在校生总人数的21.06%和11.21%。据统计，2010年以来，民办高校累计培养毕业生8万多人，极大地缓解了云南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成为云南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生力军。目前，全省民办学前教育承担了近一半的幼儿入园任务，为提高适龄幼儿入园率做出了积极贡献;全省民办学校解决了近7万个就业岗位，缓解了就业压力。
何金平介绍说，近年来，云南省民办教育发展日益规范。省教育厅加大扶持力度，扎实开展民办教育歧视性政策清理工作。安排民办教育专项资金2 000万元，下达中央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资金6 000万元，派驻公办教师的民办学校达300所。全省民办学校在校学生比上年增加10.3万人，达109.3万人。
2014年以来，云南民办教育的制度化、法制化发展取得新突破，《昆明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将上报省人大审议;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公平资助机制初步建立，2013年起基本实现全省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和免费教科书的全覆盖，惠及全省220所民办中小学校的13.6万名中小学生。民办教育公共财政资助制度初步建立，到2014年共安排1.2亿元、共扶持1 500所民办学校，省财政已通知把2015年的专项资金预算提高到1亿元。目前，全省已有昆明等8个州市设立了民办教育专项资金，同时省财政单列500万元，专项用于扶持民办学前教育。正式印发《云南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评估指标体系》，已认定1 205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并进行了奖补。云南还全面推开向民办学校派驻公办教师的模式，以及采取土地划拨或出让方式引进社会资金开办民办学校。部分地区在民办学校教师社会保障方面做出“破冰”式改革，包括为教师购买“五险一金”、给予民办学校奖补资金等。
何金平说，为了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云南省今年将全面清理并消除对民办教育的歧视性政策，规范准入条件，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进入教育领域，多渠道扩大教育资源。进一步完善民办教育公共财政资助制度，推行向民办学校派驻公办教师的模式。加强民办学校管理，规范办学行为，完善民办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办好一批高水平民办学校。
着力建设区域高水平大学
近年来，云南省积极推进区域高水平大学建设，实施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云南高校整体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不断提高。2013年，云南省高校有69所，在校大学生79万人，专任教师达到3.45万人。基本建成了呈贡高校新区和12个区域性职教园区。云南大学成功入选中西部高校综合能力提升工程，4所高校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计划，高等教育事业获得了新的发展。
在今年2月6日举行的2015年云南省教育工作会议上，何金平指明了云南省新一年的教育发展方向，除了备受关注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将在今年出台外，一揽子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文件也将先后出台。
这其中包括了《关于推进区域高水平大学建设实施意见》《云南省高等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意见》《云南省高等学校退出暂行办法》和《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实施意见》等。云南高校水平的提升、高校布局的调整都将有文可依，而关于高等学校的退出机制也将在云南省首次建立。
此前，云南省教育厅发布《推动部分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旨在改善云南省高职教育结构不尽合理，质量有待提高，办学条件薄弱，体制机制不畅等问题，并提出启动高等学校分类管理改革，且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未来将为本科高等教育发展重点。目前试点高校主要有昆明学院、普洱学院等6所学校。在启动高等学校分类管理改革中，省教育厅要求，试点高校本着先行先试、逐步完善的原则，按照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高等学校分类管理的要求，率先在高等学校设置制度改革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将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明确为云南省本科高等教育的新类型和发展重点，在项目、资金和政策的支持方面逐步实现归类管理;云南省本科高校的新设、升格和更名原则上明确为应用技术类型;深化研究生教育分类改革，原则上不再新设学术硕士学位研究生授予点。
本次云南试点高校包括公办本科高校、独立学院和民办本科高校。《推动部分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试点高校须明确应用技术类型高等教育的定位，制订转型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推进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要全面推进与行业、企业的合作，结合自身和专业面向的行业特点组建或参加教育集团;试点高校通过转型发展同企业签订实质性合作协议的专业(集群)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试点专业(集群)实现校企签订实质性合作协议覆盖率要达到100%。
按照国家部署，云南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建成一批本科转型示范高校、试点高校或专业的就业质量显著提高、服务区域重点产业转型升级能力明显增强以及人才培养“立交桥”更加完善4个目标。
何金平表示，云南将进一步优化全省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完善高校分类管理、分类指导的宏观政策，加强一流学科、协同创新中心和高校新型智库建设。此外，云南省还将编制好《云南省高等学校设置“十三五”规划》，加大国门大学建设，启动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总部建设，探索建立总部、特色学院和应用研究院治理结构，做好首批特色学院本科招生工作，构建学校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和教学数字化资源平台。
建议加快国门大学建设
会议期间，何金平还提出了恳请国家支持云南省加快国门大学建设的建议。
国门大学是特指分布在沿边境州(市)的各类各层次高等学校的总称，国门大学具有大学的一般属性(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和国际交往)，同时还具有大学的特殊属性(国际交往的沿边性、交互性和窗口性)。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云南加强国门大学的建设，既是高等教育开放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彰显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特色的最佳选择。据介绍，今年云南省将继续加强南亚、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推进国门大学建设，以及深入实施“2011计划”。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云南省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教育合作不断走向深入。云南省红河学院围绕打造国门大学，率先走出国门设立越南太原大学校区，目前已正常招生授课。据了解，自2004年以来，有来自越、泰、柬、美、韩、日、俄等15个国家的2 000多名国际学生到该校攻读学位或进行语言文化学习，其中有300多名来自越南的学生攻读学位。该院利用设在校内的“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红河州越南研究中心”“滇越合作研究基地”等平台，与越南社科院开展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等4个科研合作项目;并且利用与越南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短期出国学习或实习项目，每年有近100人赴境外进行专业实习或文化体验。
何金平表示，云南省边境线长达4 000多公里，共有8个州市与多个南亚、东南亚国家接壤。其中，8个州市有12所大学位于距国境线200公里以内。大力推动这一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南时提出云南要努力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的重要指示，促进云南省与周边国家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扩大对外开放、服务国家外交，推动沿边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因此，他建议把云南沿边高校的国门大学建设纳入国家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纳入“滇西教育发展支持计划”，支持云南边境州市调整结构、转型发展，支持云南国门大学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2015年是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教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冲刺‘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何金平表示，要认真领会、准确把握国家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主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立足省情教情，围绕党和国家大局，放眼国内外形势，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和教育部联系滇西边境地区扶贫开发机遇，更加注重以问题导向引领改革创新，更加注重以目标任务倒逼工作落实，更加注重促公平、调结构、提质量，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为加快推进云南教育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为此，何金平强调，一定要把握6个关键。一是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统领，汇聚教育改革智慧、凝聚教育发展力量，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二是要以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为抓手，力求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提升、滇西边境山区人力资源扶贫开发、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普通高中教育教学改革、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持续为云南教育发展注入动力、增添活力。三是要以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为主线，坚定不移推进教育领域科学立法、学校普法、师生守法、依法行政、依法治校、严格执法。四是要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根本，用情用力用心抓好各级各类教育质量提升，不断夯实“科教兴滇、人才强省”战略基础。五是要以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为保证，全面落实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积极探索各级各类学校党建工作新模式。六是要以提升教育基础能力为支撑，着力培养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全力做好今年的各项工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跨境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尤其是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更加凸显，而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该业务的稳健发展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尤为重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指经国家允许指定，有条件的企业在自愿基础上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的结算，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规定的政策范围内，直接为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相关服务。为提高应对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的主动性，及时加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对保障我国经济金融稳健发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和路径
(一)货币国际化:理论分析
从主要货币国际化的实践历程和理论研究看，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需要满足如下基本条件：一要有足够高的国际贸易占比。Grassman(1973)认为在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的贸易中，一般会选择出口国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贸易规模直接决定货币的国际需求。英镑和美元国际化初期，英国和美国进出口贸易分别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和15%左右，联邦德国和日本也分别为10%左右。二要有足够大的经济规模，Bergsten(1975)认为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应包括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关键货币是由最强的经济实力所支撑的。英镑和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时，其GDP分别占世界的5%和27%;马克和日元成为国际货币时，其GDP占世界的5%和7%。三要保持较稳定的货币币值，Krugman(1980)认为具有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是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媒介货币的前提，而稳定的价值对于一国货币保持低水平的交易成本至关重要。
1970-1989年联邦德国年均通胀率为3.9%，汇率年均变动仅为1%，为马克成为国际货币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金融市场发达、货币可自由兑换、金融基础设施完善等也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成功发展成为国际货币的国家均对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采取一定的制度安排。李建军(2003)认为英镑利用了殖民战略，美元利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制度，马克和欧元国际化依赖的是货币主权联邦制的区域性制度安排，而日元由于单边推进并实施了不恰当的政策，所以未达到预期目标。
李稻葵、刘霖林(2008)认为在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下可兑换，逐步改善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为人民币走出国门的创造成熟条件。任哲、王思程等(2008)认为应在时间、区域、功能上取向阶段性，先周边后区域再全球，先贸易后投资再储备。即在地域上先使人民币周边化，推进人民币在港澳台三地及俄罗斯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流通，逐步再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在货币职能上先使人民币成为结算货币，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再使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并逐步成为主要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投资币种，最后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
(二)四种货币国际化的经验分析
1.英镑与美元。英国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具备了绝对的经济优势，但其贸易收支却始终是赤字。已显现大英帝国逐渐走下坡的征兆，但从金融循环来看，贸易赤字(逆差)将本币英镑作为世界货币播种到全世界，由于英国实行金本位以及在国际贸易中的霸主地位，在1870-1914年英镑发挥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然而在二战中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的美国，为挤开传统世界货币—英镑，先是在大战期间对欧的军事援助都使用美元结算，战后再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提供了130亿美元的复兴援助，仍要求用美元结算，其目的实际上起到了保证有一定规模的美元外流的作用，并有效地将美元渗透入欧洲，然后实行自由贸易主义，开放国内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推进了美元全面成为世界结算货币的进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多年，美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但美国却一直利用积累的贸易顺差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以弥补美元的回流。美国利用其在二战中建立的世界霸权地位和世界第一的黄金储备量，通过布雷顿森林条约，将美元升级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并由此站稳了世界结算货币的第一把交椅。虽在1971年美国出现战后的第一次贸易赤字以后，且贸易赤字在1984年起还不断地扩大，其巨额的贸易逆差，对美国的国内经济产生了很多负面作用，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却从未受到丝毫撼动。至今，全世界已到了虽不想储备美元但又不得不储备的地步。可见，长期的贸易逆差在客观上起到的使美元净流出并被储备的效果。
2.马克与日元。德、日两国在20世纪60-70年代所处环境大致相同，大量的贸易顺差给两国货币带来了巨大的升值压力，经济都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在此背景下，德、日两国都选择逐步放松并最终放弃外汇管制，两国货币的国际化都始于货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得益于区域货币联动机制的制度设计。德国在马克升值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通过资本账户逆差大量向外输出马克，增加了国际市场上的马克供应，减轻了国内的通胀和马克升值压力，避免了因美元贬值购买资产的损失。德国马克稳健的走势加上德国央行的公信力，导致马克在区域贸易投资中被广泛采用，并被广泛接受为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促进了德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日本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国内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日元面临升值压力。但日元的不稳定和自由浮动，其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效能也无从发挥，这是扼杀日元国际化的主要原因。可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对国际化结果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德、日两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当今中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本币进入升值的通道。但当今世界金融格局已基本成型，人民币要想楔入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必将招致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抵制。
纵观历史上英镑、美元、马克和日元国际化的条件和路径：货币国际化与一国的经济实力相联系的，与该国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进程和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在持续大额贸易顺差条件下，由政府通过推动各种形式的本币对外融资输出金融资本，继而带动产业资本输出，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本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强化本国货币在国际贸易、结算、储备等方面的优势，形成本币的境外自我循环，最终实现国际化。
二、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与人民币国际化
(一)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
1.经常项目层面：经济实力的增强为人民币成为区内贸易货币结算奠定了基础。我国已经是世界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总额已超过GDP的60%。2011年3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达到3万亿美元，巨大的经济体量和不断上升的全球经济影响力，使得人民币初步具备了越出国界发挥货币职能的条件;同时货币多样化的组合可以减少因为储备货币的币值波动，而带来的储备货币资产的缩水情况。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加国际货币的币种和数量，形成多元国际货币的格局，有利于发挥“反格雷欣法则”，使处于强势的国际货币更好地发挥国际货币的作用，同时使处于弱势的国际货币减少其发挥效应[1]，该机制的优势性在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很好验证。因此，我国境外人民币业务的范围逐步扩大，而且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或兼并收购，从事跨国投资、生产和销售。截至2010年底，参与试点的出口企业由最初的365家增加到67 359家，为人民币成为结算货币奠定了基础。
2.走向资本领域：布林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是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动力。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和浮动汇率制为主的时代。发生在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使人们意识到美元“一币独大”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以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为此，各国迫切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币种。从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着稳中有升的态势，也让人民币在边境贸易中受到欢迎，如人民币在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已经成为边贸结算的主要币种。人民币跨境结算有效避免了美元汇率波动过大所造成的损失，实现了人民币作用范围从国内向国际的扩展。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化与恶性循环不断演化的形势下，不但境内进出口企业对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有强烈需求，而且那些希望从人民币升值中获取收益的境外出口商，及在内地有相当投资规模和人民币收入的外资企业，对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也具有较大需求。因此，应在全球多元贸易结算体系中增加人民结算的领域和空间，使全球多元结算体系更具有灵活性和活力。
3.政府间合作层面：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继续扩展，需要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政府间合作是树立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保障和推动人民币的全球流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目前，合作内容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双边贸易本币结算，“金砖国家”等对此表现出了较强的合作意向，中俄双边本币结算协议已经签署;二是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目前我国已与韩国、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等1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三是边境贸易本币结算，即在边境贸易中推动人民币结算，已在中国和越南等国的边境贸易中付诸实践;四是与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开发银行(ADB)、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等，在人民币参股、经济合作与发展、贷款、官方援助等方面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中委大额融资项目是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典型案例，实现了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局部均衡和重大突破，这为跨境人民币结算谋求一般均衡提供了有益借鉴[2]。
4.企业效益层面：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积极效应。相对外汇结算，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优势明显。据统计，仅仅委托银行进行衍生品交易的费用就约占企业营业收入的2%-3%，同时还涉及到开信用证、结汇以及汇兑等费用。综合起来，采用人民币进行对外贸易结算可降低了企业4%-6%的贸易成本，进而有效提升我国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5.银行间合作层面：商业银行进行海外拓展、完成国际化布局，开辟新的盈利空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跨境业务逐渐在周边、区域、全球等不同范围，投资、融资等多个领域全面展开，提高对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开辟新的盈利空间。随着人民币对外投资的放开，促使各商业银行加大境外扩张的步伐、加速完成国际化布局，商业银行通过海外网络扩张，拓展人民币跨境业务。
(二)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
1.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扩展面临制度和政策约束，增加了宏观经济调控难度。我国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扩展面临制度和政策约束，如跨境人民币结算与边境贸易外汇管理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增加了宏观经济调控难度。
2.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带来更大国际风险冲击，对全面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涉及央行、银监会、外汇局、海关、财政部、商务部、税务等多个部门，目前权责关系不明确，信息共享和管理机制容易出现不协调，难以形成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有效监管。由于货币壁垒的消失，国外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都有可能通过国际途径传递到我国。境外人民币资金将可能以热钱形式流入境内，增加境内流动性泛滥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压力和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因此，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后，对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3.中资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制约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纵深发展。从交易成本看，境外企业一旦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其交易惯性将持续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由于中资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不高，人民币结算的境外推动力不足，境外企业人民币计价结算意愿不强，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短期内还难以撼动。调查显示，截止2010年6月，在与中国相关的支付活动中，非人民币占到98%，美元占比约80%;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占0.24%，中国的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占11.4%，前者大大低于后者，而且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主要集中在香港、新加坡，两地分别占总结算量的74%和13%。因此，在货币地位上难以与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竞争，制约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纵深发展。
退税环节与边贸核销[]退税时提供银行入账单应与外汇管理部门出具的出口收汇核销单相匹配⑥。 []收汇核销时提供的核销单与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无需一一对应。[]人民币现金结算不享受出口退税，人民币出口退税与核销政策不匹配影响边贸企业正常退税，政策预期效果难以发挥。
真实性审核管理要求[]结算行应按规定负责人民币跨境交易的真实性与一致性审核，央行按日总量匹配核对，出口报关和退税均不需要提供外汇核销单⑦。 []边贸企业应按出口收汇核销管理规定向外汇局申领出口收汇核销单，办理出口报关、收汇及核销等手续⑧。 []企业出口只要用人民币申报，海关就允许不用核销单报关，且这部分报关数据不会通过电子口岸传输到外汇局⑨。 二者要求不一致，真实性审核政策差异导致外汇局出口报关数据缺失。
4.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对我国专业人才队伍与交易系统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第一，我国商业银行人才队伍建设与后台系统建设面临挑战。尽管我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成功改制后，已逐渐培养出一批具备竞争力的人才，但与境外人民币创新业务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目前由于我国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后台系统仍处于本外币隔离的状态，不适应境外人民币创新业务的需求。第二，人民币利率定价机制和利率风险规避机制仍有待完善。人民银行与我国周边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之间尚未建立货币定价机制。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多为非自由兑换货币，与人民币无法形成基准汇率，结算需通过第三国货币(美元或欧元)进行套算;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经营业务相对简单，缺乏境外经营的经验，尤其是一些利用汇差、利差的套利产品对商业银行的汇率利率组合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第三，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使境内外资金流通更加便利化，境内外融资产品的套利空间存在也引发了一些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跨境业务的产生。不仅为洗钱等金融非法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同时也加大了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审核的难度。
三、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监管体制建设，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
一是应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实行严格有效的监管制度。要建立高效运作的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完善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以利于中外金融机构能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健全的金融法制环境中进行良性竞争发展，维护本国经济金融的稳定[3]。二是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培育和发展人民币业务海外市场。注意认真选择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以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支付领域为引导，逐步培育和发展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增强本区域货币联动。应根据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要求，制定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协调政策。鼓励境内外企业在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各类外贸人民币信贷工具，降低人民币国际结算成本，不断完善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三是健全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各种货币跨境流动的监测机制，制定相应的检查管理制度，明确检查主体资格和检查流程，对违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各种行为实施处罚，有效维护正常的人民币国际结算秩序。
(二)加快跨境人民币业务系统建设，进一步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
一是加快跨境人民币交易网络系统建设，提升清算质量。应加大本外币系统的融合力度、提升本外币系统的联动效率。应尽快将本币结算币种纳入到会计核算系统中，实现会计核算系统升级，做到即时入账，及时平仓，提升境内外人民币业务的清算质量，为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提供良好的运行基础。二是构建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风险监测体系。应加强央行对本外币市场联动的分析、预警、预测以及快速反应能力，根据海外人民币的规模情况分析研究调控的渠道和效率，适时调整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同时，要避免出现像日元那样的大幅波动，导致非居民对人民币稳定缺乏信心，探索建立主权货币清算银行。应该建立区域性或多边性的主权货币结算或清算银行，解决多边货币结算所带来的众多问题。三是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增加其自动识别和分离人民币跨境汇款的功能，升级统计监测系统的银行接口程序，增加人民币会计账户系统向统计监测系统导入人民币跨境收支基础信息的功能，进一步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
(三)搭建境内外信息资源平台，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并举
一是依托人民银行RCPMIS系统，按照便利化原则，搭建人民银行、外汇、反洗钱、商业银行、海关、税务、环保信息共享数据服务平台。通过与有关部门之间的联网，建立起进出口人民币报关、人民币跨境收付、出口退税及绿色环保的联动监管机制;并提高决策部门的调控能力。政府部门应建立起科学高效的决策体制，对新出现的经济问题及时反应、迅速调控。二是按照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搭建境内外信息资源平台。通过境外分支机构、外部评级公司、咨询公司等渠道，搭建境内外信息资源平台，力争尽快熟悉掌握境外市场规律和有效识别境外市场风险，有效提升包括境外信用风险、政治风险等风险敞口的管理水平;并依法向有关部门公开披露信息，推动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并举。
(四)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和海外分支机构建设，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
一是加强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的人才储备，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跨境人民币业务对商业银行人员综合素质、创新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应进一步提高国内经济研究水平，建立一批高水平智囊机构，能对出现的各个领域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专业性研究，并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建议。为了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进程，需要重视培养和引进专业的国际结算及相关业务的人才，有效推动业务的发展。二是加快海外分支机构建设，提升对境外风险的识别能力。商业银行必须加强对人民币衍生产品的研发力度，提高定价能力，有效控制创新业务的汇率风险。应积极配合金融监管机构，对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过程中新出现的操作风险、政策性风险进行研究，特别应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和防控，防止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成为非法金融活动的温床。三是银行机构可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建立全过程跟踪管理的动态管理系统，引入适当的资产管理工具，面向收益管理的精细化管理模式，通过产品创新，将贸易融资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相结合，推动向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深层次发展，为各类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4]。
(五)加强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及协调，构建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生态环境
应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及协调，积极参与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与周边国家开展多层次、全方位合作，稳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业务的开放[5]。积极开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合作，培育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推动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加强政府间的沟通，消除一些政策壁垒，共同营造互惠互利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环境;加强与香港、澳门监管当局协商，允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参加行在当地办理企业人民币存款质押融资业务，适当放宽企业在当地银行人民币账户取现限制。此外，有关部门应积极协调贸易对象国金融主管部门，促进在其境内银行开展人民币相关业务，帮助中资商业银行与其建立合作关系，支持中资商业银行在对方国家开设分支机构，构建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生态环境。
注释：
① 《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银发[2010]249号)。
② 《边境贸易外汇管理办法》(汇发[2003]113号)。
③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边境省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核销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40号)。
④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试点地区银行申请人民币购售额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办发[2010]162号)。
⑤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广西边境贸易银行结算账户结售汇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汇复[2009]274号)。
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免)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0]26号)。
⑦ 《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公告[2009]第10号)。
⑧ 《边境贸易外汇管理办法》(汇发[2003]113号)。
⑨ 海关总署《监管司关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监管函[2009]255号)。
参考文献:
[1] A.K. Rose. Currency Unions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Z].NBER Working Paper, 2002.
[2] 卜凡玫.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资本推手：中委大额融资项目案例[J].金融发展研究，2011(1):33-37.
[3] 曾文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法律思考[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1):78-81.
[4] 沈继伦.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发展观察，2009(5):47-48.
[5] 马松峰.我国边贸结算本币化与人民币区域化问题[J].经济视角，2009(2)：44-46.
[6] 朱君.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结构研究[J].商业研究，2010(9).
On Cross-border RMB Settlement and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XIE Qing-he
(Nanping Branch，China Construction Bank, Nanping 353000，China)
Key words:cross-border RMB settlement;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financial innovation
(责任编辑：关立新)
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4篇
近年来，随着人民银行体系的不断发展，各级人民银行的施工类项目不断增多，而施工类项目合同履约法律风险具有涉及面广、发生频率高、防控存在局限性等特点，这些风险可能引起人民银行的权益受损。在当下建设法制央行、推进依法行政的背景下，做好合同管理工作，最大限度降低合同管理风险，不仅是人民银行的重要法律工作，而且是维护人民银行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
一、人民银行施工类项目合同履约法律风险点梳理
（一）合约方资质
第一、承包商未具有相应建筑施工资质。对于不同的施工项目，承包商应当具有项目需要的施工资质，若承包商未有相应资质、相应施工资质已取消、超越资质允许的范围、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施工的，承包商不能保证施工质量，且一旦事故发生，则人民银行将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承包商履约能力不足。承包商不具备合同履约能力，可能存在项目难以如期执行，工期停滞、终止的风险。
第三、项目负责人资质不足。对于施工项目，不仅要求企业要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项目负责人也需具备一定的资格、经验等资质。在合同中未对项目负责人的资质作出要求可能导致承包商在施工时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引起施工质量不符要求、施工工期迟滞等风险。
第四、施工设计单位资质不足。施工设计可由发包人、承包商或第三承担，若施工设计单位未具有相应资质，或设计工作承担方无相应资质，不仅埋下施工隐患，导致施工难以推进，造成工期迟滞，可能存在已完成工程量推翻，工程终止的风险。
第五、监理方资质不足。《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工程建设监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中对必须采用监理的项目、监理选择的方式及监理资质做出了规定，若不按照要求操作，将引发违法风险。
（二）施工风险
第一、未签订合同就施工，可能引发施工中部分工作责任权限的界定不明确、施工管理缺乏合同约束，管理依据，影响后续合同价款的确认，引发人民银行财务损失和法律诉讼的风险。
第二、质量管理制度不规范影响工程质量的风险。对供货商、监理单位的工程质量责任追究机制的执行如果不到位，在发生工程质量问题时，难以落实责任。
第三、安全管理制度不规范的风险。监理、施工等执行单位操作不规范问题，可能导致安全隐患无法及时发现和排除、管理效率低等问题。
第四、项目预控体系不完善的风险。若项目预控体系提供的相关信息不准确，或项目安全隐患的控制手段不完善，无法落实预控资源的有效利用，可能导致施工安全质量隐患的风险。
第五、应急联动机制不完善的风险。未建立多方联动应急预案，未结合各作业现场具体状况及要求编制应急计划、应急组织及应急设施等，也未实施应急演习，则危机或设备故障一旦发生，可能导致紧急情况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与处理。
第六、施工设备材料的品牌选定。《建筑法》规定发包人不得指定建筑材料的生产厂、供应商，若指定设备材料品牌将引发违法风险。
第七、施工现场的工人有无合法的建筑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关系。根据法律规定，若施工工人出现人身伤害，人民银行将承担连带责任，若施工现场的工人无合法的建筑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关系，将引发责任承担风险。
第八、施工未按施工计划进行。承包商未按照经人民银行审定的施工方案及计划时间推进施工，将引发项目迟滞、工期拖延的风险。
第九、未能及时解决违约或合同纠纷的风险。若合同履行过程中未能实施有效监控，发生对方违约或履行不能或其他合同纠纷等异常情况时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导致人民银行发生财务损失和法律诉讼的风险。
（三）合同支付
第一、付款条件不充分。承包商未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承包商工程量造假、承包商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款项相关支持材料等未满足付款条件的情况下，人民银行进行支付则造成经济损失。
第二、付款时限超过合同约定。承包商完成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不能及时付款，引发付款超过合同约定期限，存在合同违约风险。
（四）合同变更
第一、变更内容违法违规。变更不得擅自增加零星项目规避招标，引发扩标风险及审计风险。
第二、未及时办理合同变更程序影响项目进度风险。若未及时办理合同变更或合同变更事项审核周期长、审核流程复杂，导致施工过程中各事项不能得到及时审核与执行，影响工程进度。
第三、合同变更对后续工作及责任约定不明。若在变更时对增加的工作未明确后续工作及相关责任，容易引发合同纠纷并造成项目迟滞，追责不明。
第四、变更审核流程不规范。合同变更未进行相应内部和外部审批则将引起审批疏漏，引发风险。
第五、合同解除的风险。合同变更作为原合同的补充内容，不能影响原合同的存在，导致原合同的消灭和新合同关系的产生。
二、施工类项目履约阶段法律风险的防范
（一）提高人民银行员工法律风险意识，增强培训力度
防控法律风险，关键在于转变观念、提高法律风险意识和重视程度。要做好法律案例共享機制，通过组织相关培训、组织案例讨论、经验交流等活动，使行内合同经办人员充分认识施工类项目履约阶段的风险及其不良后果，提升防控意识，增强防控能力。
（二）实行合同管理过程的动态监控
对合同管理的全过程实行动态监控是防控合同管理法律风险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步骤，在施工合同履约阶段，应当及时、全面、实际地履行合同，及时对对方的履行瑕疵、违约等事项作出反应，并及时收集证据，提出相应的权利主张等，通过动态监督，使人民银行的合同管理更加规范化。
（三）完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进一步完善人民银行法律风险的防范机制，从制度及流程搭建好框架，才能保证法律风险防范工作有序有效开展。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第一、法务工作常规化，增加法务人员配置。目前人民银行形成了总行条法司、分行和省会支行法律事务处、地市中支专/兼职法律事务工作人员的法律事务工作结构，地市中支法律事务工作人员配置少，把控力度薄弱，建议强化法律事务工作结构，在地市中支增加法律事务部门，配置法律专业技能人才，促进基层人民银行法务工作常规化开展。
第二、建立施工项目合同范本。合同范本是经过长期积累总结的精华，对于不同类型的项目，具有不同的适用范本，在范本中应提供多种条款以便根据不同项目需要进行选择，建议在选择正确合适的范本基础上，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设置可操性较高的相应的合同条款。
第三、建立人民银行合同管理系统。建立线上的合同管理系统，从招标文件编制、合同编制、合同签订、合同变更、合同支付、合同结算等合同执行全过程全部系统化，实现线上的审批、留档，规范合同管理流程。
（四）加强合同法律纠纷的应急管理
鉴于施工合同的复杂性以及风险发生的偶然性，不能忽视应急管理的建设。当有预警事件发生时，应全面分析，对解决方式进行优化比较，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同时，对已经发生的预警及纠纷事件，要认真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为今后提供宝贵经验。
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下，法律援助工作和人民调节已经深入到基层司法工作、行政工作的各个方面，但是当前二者的结合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解决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节相互衔接必须先了解其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针对其特性而制定相关对策，从而指导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
关键词：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发展对策
近年来，法律援助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作为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一个中心、两个龙头、七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践中，基层司法行政机关通常将法律援助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割裂开来，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司法行政资源。如何切实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都能获得必要的、无偿的法律服务，化解社会矛盾，是真正体现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制度存在价值的关键所在。人民调解又称诉讼外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支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减免收费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作为一名基层律师，笔者结合工作实践认为，法律援助工作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必须整合司法行政资源，把法律援助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结合起来，降低法律援助成本，简化法律援助流程，增加弱势群体维权受益面，拓宽弱势群体维权渠道，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改善法律援助网络系统，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一、法律援助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相衔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强调要“最大限度激化社会创造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指出要“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权益机制”。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维护的是困难群众最基本的权益，彰显的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基本矛盾日益凸显，即困难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和政府对法律援助资源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加剧。另外，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社会化进程的加快，普法宣传的深入，法律援助群众知晓率的提高，弱势群体自我维权意识的觉醒，法律援助受案范围的扩大，法律援助门槛的降低，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将进一步加大。不难看出，在法律援助需求量上升的同时，也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障碍，这就要求法律援助工作，不仅“硬件建设”要“硬”起来，“软件建设”更要“硬”起来。把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相结合，创造一种新型的工作机制，对法律援助“软件建设”来说，不失为一种好经验、好办法。通过人民调解有效解决弱势群体的一部分法律援助需求，扬人民调解之长。同时，法律援助工作介入人民调解工作，有利于提高矛盾纠纷的调解率、成功率、履行率，有利于提高人民调解案件的质量，有利于司法资源的整合。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实施、普法宣传的深入、弱势群体自我维权意识的觉醒和弱势群体经济困难认定标准的进一步放宽，广大群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日益加大。
二、法律援助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相衔接的可行性
1、二者结合具有共同的群众基础
法律援助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同属于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业务重要组成部分，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法律援助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相结合的实际基础日趋成熟、完善，二者有着共同的群众基础。就笔者所在的汶上县来讲，法律援助组织网络日臻完善，已经形成依托14个乡、镇基层司法所，在村、居设立法律援助信息员，基本做到一乡（镇）一站，一村（居）一员，初步形成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工作格局。并且将进一步调整充实法律援助委员会，有效地整合法律援助资源，在工会、妇联、残联、老龄委、团委、武装部、民政等组织和单位设立法律援助联络室。同时，汶上县委、汶上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先后成立了县矛盾纠纷调解指导委员会和调解中心，全县14个乡、镇全部建立了调解中心，全县493个行政村全部设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另外，各村、居法律援助信息员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组成人员中选任。这样，法律援助网络与人民调解工作格局更加密切了。
2、二者结合有共同的服务对象和法律依据
一是服务对象有共同之处，申请人民调解的当事人，有一部分是困难弱势群众，而法律援助的对象则全部是社会弱势群体；二是案件类型有共同之处，法律援助案件中常见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受到人身损害要求赔偿的，也是人民调解工作中常见的类型；三是工作依据有相同之处，法律援助依靠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开展工作，人民调解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社会主义道德在基层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三、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相衔接的发展对策
1、提高思想认识，加强机构管理，构筑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相衔接的机构保障线
要积极协调建立法律援助机构与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保障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组织在为困难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服务方面协调一致，实现法律援助工作协调发展。要推进法律援助向基层延伸，向老百姓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领域延伸，畅通基层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
2、加强队伍建设，构筑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相衔接的人员保障线
法律援助机构与各基层调解组织，要严把入门关，规范人员管理，要把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正派的人员选配到法律援助机构、各基层调解组织。要逐步改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人民调解员的待遇。要定期组织培训和交流活动，以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3、必须加大资金投入，构筑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相衔接的经费保障线
经费是新形势下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相衔接的基础保障和关键。要不断推进政府责任，健全经费保障体系，同时，法律援助机构、各基层调解组织要积极争取本级政府财政的支持，要拓展多种渠道，筹措无偿资金。当然，同时要建立健全经费监督管理机制，确保办案经费落到实处，确保资金的使用安全。
4、法律援助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相衔接的具体途径
结合其它省份比较成功的做法，法律援助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相衔接，可以采用三种工作途径，一是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当事人法律援助申请后，认为可以调解结案的，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为申请人指派法律服务人作为受援人的代理人直接进行调解，或由法律援助机构委托纠纷当事人所在地或纠纷发生地的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在诉讼（仲裁）前，尝试运用调解作最后的努力。二是各级调解组织在受理调解矛盾纠纷时，如果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并指导当事人提供申请法律援助所需要的材料，报所在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进行初审，县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办理审批手续，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及时指派法律服务人员作为代理人，再进入人民调解程序。三是诉讼（仲裁）法律援助案件结束后的“后期调解”，主要是诉讼（仲裁）法律援助案件经过判决（裁决）生效后的权益履行问题。一般而言，赡养纠纷、抚养费纠纷、工伤纠纷等具有长期给付内容的案件，法院判决（仲裁裁决）有时也显得苍白无力，这期间需要做一系列的“后期调解”。这就使法律援助工作在人民调解参与下得到了升华，从而有效的体现了法律援助为弱势群体终生服务的理念。
5、完善和规范法律援助诉前调解机制
积极探索低成本解决矛盾纠纷的有效途径，创新工作理念，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完善和规范法律援助诉前调解机制，有效降低当事人的维权成本，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法律援助诉前调解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不搞强迫调解，在当事人各方同意的前提下，法律援助律师到法院立案前对当事人各方进行诉前调解。对于当事人不愿调解或经调解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及时立案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法律援助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相互衔接正在探索阶段，尚未完全成熟，因而暂时不宜扩大案件的范围。根据实践，目前可将三类案件作为法律援助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相衔接案件的受案范围，一是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二是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是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受到人身损害要求赔偿的。对于一般的赡养纠纷及亲属之间、邻里之间轻微民事纠纷等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于此类纠纷通过诉讼解决成本高、程序复杂、效率低、难度大、维权成本高，因此，在办理此类法律援助案件中要本着快速化解矛盾纠纷，不使矛盾升级、激化的原则，将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工作相结合，从情、理、法方面开导双方当事人，发挥调解人性化、低成本、易操作的特点，引导当事人妥善解决纠纷，消除当事人之间的隔阂，促进相互之间的和睦，最大限度地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对确因情况特殊无法提供身份证明的涉及劳资纠纷等事项，有事实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援助的，不作经济困难审查，做到“求援必援”，简化程序，将诉前调解作为此类案件的前置程序，尽最大努力避免累诉，运用非诉讼法律援助方式化解矛盾，依法调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贾午光.法律援助制度改革与发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2]杨立娟.走近中国法律援助工作者[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3]刘江江.人民调解法治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4]李一文,马风书.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张华明)
人民交通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基于内外均衡的角度对人民币汇率政策自1994年起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内外均衡 汇率政策
一、钉住美元人民币汇率政策与经济协调机制分析（1994-2005）
1994 年是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重要一年。19941 月 1 日起外汇实现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新的汇率为8.72 元/美元，比前一交易日的官方汇率 5.7 元/美元贬值 33%；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改进汇率形成机制；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上缴和额度管理；取消境内外币计价结算，停止发行外币兑换券；同年 4 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运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开始实现有条件可兑换。人民币汇率的这次改革真正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统一的汇率决定体系。与此同时，国内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指导内外均衡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开始发挥作用。虽然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从后来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实际走势（图 3-1）来看，人民币汇率在 1994 年初作了大幅贬值以实现与调剂汇率的并轨，之后略有升值，从 1998 年到 2004 年就保持在了 8.28 元/美元的固定水平上。因此这一时期称为典型的人民币钉住汇率制度，直到 2005 年 7 月人民币汇率的再次大改革。
根据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内部经济均衡调节的关系，可以将这一段时间再分为三个阶段：
1.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与内部经济过热并存（1994-1997）
1994 年初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大幅贬值（一次性贬值幅度高达 33%），直接刺激了当年净出口的增加（1994 年净出口增长了 36.7%），同时由于 1994年实际固定增产投资增长高达 15.6%，财政政策处于高度扩张态势。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外汇增加所导致的外汇占款增长过快，国内市场上 M2 在 1994 年增长了 31.2%，同样出于扩张态势。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过热现象，1994 年与 1995 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 24.3%和 16.8%。在经济出现过热时，中国政府为实现内部均衡而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是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是力图通过名义汇率升值后减少净出口。在人民币汇率管理方面，外汇管理当局将人民币的名义汇率由最高时的8.72 元/美元逐渐调整到 1995 年 8.35 元/美元（年度均值），名义汇率出现升值。同时，紧缩性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平衡效应开始显现，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进入升值通道。但由于之前名义汇率贬值幅度过大，即便是在 1994 年、1995 年略有回调，仍比 1994 年之前的汇率贬值不少。
2.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与通货紧缩时期（1998-2001）
中国人民银行自 1996 年开始连续七次下调人民币的存款利率，然而，人民币利率的下调，并没有形成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原因是，美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美联储自 1999 年6 月经过连续七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由 1998 年的 4.75%上升到2000 年的 6.5%。中美利差的扩大导致包括外国直接投资、隐性国际流动资本在内的国外资本进入中国的数量大幅下降，国内的基础货币实际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国际资本的外逃削弱了通过降低国内利率来创造宽松货币环境的努力，加上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内部经济并没有较快实现原定解决通货紧缩的目标。2000 年后随着东亚经济体止跌回升、中国入世后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数量不断扩大，国内货币供应才得到有效缓解，总需求也开始缓慢回升。
3.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压力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2002-2005）
从内部经济环境来看，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效应开始显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开始提速，由 2001 年的 9.2%增长到 2002 年的 13.2%，M2也连续出现了大幅度增长，2002 年增长率达到了 18.3%。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缓解了国内通货紧缩的情况。
2002 年至 2004 年我国连续三年年均出口增长超过了 23%。在对美贸易方面，中国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增长迅速。人民币升值的外界压力给国际社会对人民升值带来了强烈的预期。大量国际资本竞相流入我国，以期获得利差和和汇差双重收益。
二、 爬行钉住的汇率机制与内部经济的脆弱均衡（2005 年至今）
2005 年 7 月 21 日，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钉住美元，而是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在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下进入了对美元的爬行钉住的升值通道。总的来看，这段时期国内经济均衡受到流动性过剩的冲击和考验，经济波动与国内信用环境呈现出大约滞后一年的正相关关系。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中国经济采取了 4 万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后果就是中国经济自 2011 年至今面临着控制通货膨胀的考验。
始于 2007 年初的次贷危机成为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水岭。随着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冲击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经济也开始受到波及。2008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受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影響，中国通胀压力消除，继之以出现向通货紧缩发展的态势。
参考文献：
[1]李维刚. 基于内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2.
[2]章和杰，陈威吏. 人民币篮子货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实证研究[J]. 浙江金融，2007，04：22+21.
[3]林伟光. 金融危机下我国经济内外失衡与政策搭配探讨[J]. 岭南学刊，2010，02：89-92.
[4]高瞻. 我国外汇储备、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基于国际收支视角的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2010，11：4-10.
作者简介：
张惠军（1993—），男，山西太原人，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学术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