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理论基础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文章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和对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育龄妇女家庭与生育状况”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研究了为什么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将会对未来出生性别比的发展趋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人口与计划生育理论基础论文 篇1：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评价监测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摘要 在借鉴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界定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内涵，提出人口长期均衡包含人口内部均衡和人口外部均衡两个方面，人口内部均衡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三个维度，人口外部均衡包括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四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指标体系设定为三级，第一级包括人口内部均衡和人口外部均衡两个方面，第二级由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七个部分构成；第三级指标包括反映内部均衡的7个指标以及反映外部均衡的13个指标，并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的权重；采用2000－2007年31个省级单位的数据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评价模型进行了验证，并对人口总体均衡水平以及影响人口均衡发展的关键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北京、上海和浙江分列前三，人口均衡发展程度最高。从影响均衡程度的关键因素看，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是制约人口自身均衡的主要因素，人口与社会的均衡状况对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制约最大，其次是人口与经济的均衡状况。
关键词 人口；均衡发展；模型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4.027
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本世纪中叶我国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从人口转变的现实和未来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人口数量、结构、质量、分布以及人口自身系统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问题将成为主要的、亟待解决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的现实催生着人口观的改变和人口理论的突破。适应这种现实需求，近年来管理者和宏观决策者提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理念和思路，一些学者［1-3］开始将经济学上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入到人口问题的研究，但这些都停留在概念、观念和口头表达上，而全面、系统地提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理论至少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人口均衡发展内涵的厘清；二是人口均衡发展的测量问题。本文将就上述两个方面做深入探讨。
1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内涵
在经济学中，均衡一般指经济体系中变动着的各种力量相对平衡，因而变动的净趋向为零的状态。这种状态具有稳定性、相对性、动态性、协调性等特点，因此可以认为均衡的状态是一个系统的各个部分达到了相对稳定的水平，系统的发展是协调的，也是可持续的。
将均衡的概念及其特点，延伸至人口问题上，同时借鉴适度人口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和谐理论，我们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含义界定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人口自身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的协调，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外部系统及国际竞争力的协调和可持續发展的理想状态，是指人口自身发展以及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国际竞争力达到和谐点。其中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的协调发展是人口自身均衡，即人口自身均衡；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国际竞争力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属于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
人口均衡发展的本质就是要在人口自身系统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四个外部系统的相互制约与促进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使人口规模维持在既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同时又在资源环境承载范围之内的水平，这种平衡本身是动态的，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人口均衡发展所要求的人口规模也是变化的。
人口自身长期均衡是指人口规模、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这三个基本要素本身以及要素之间的均衡状态。人口数量是指一定时期内人口自身繁衍所达到的人口规模。一定规模的人口数量要求人口作为生产者和资源消耗者的双重身份能够协调和统一；人口质量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一定的社会制度下，人们所具备的身体素质和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的水平。人口质量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教育素质等；人口结构是指按不同的标准对人口进行划分得到的结果，就人口自身而言，主要包括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人口自身均衡就是人口规模恰当、人口质量优良、人口结构合理，三者相互协调，能够支撑人类的自身繁衍以及人口系统自我演进至更高的层次。
人口与外部系统的均衡是指人口规模及增长率维持在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协调发展的状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均衡。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以其劳动力的数量、质量投入及消费需求动力，促进或延缓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与经济生产的相互影响和协同机制，要求人口再生产的数量增长、结构配置等须同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就业人口的吸纳和增长保持适度，从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生活消费增长需求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文明。二是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均衡。一方面，一定数量的人口的存在，是一切社会结构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状况又制约着人口问题的解决。人口与社会的均衡具体表现在一定的人口数量之下，社会结构合理、生活质量和社会综合影响较高、社会基本建设完善。三是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均衡。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能量源泉，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均衡是指人口对资源的消耗和再开发与资源的供给之间是协调的、可持续的。四是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均衡。人与其生存环境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单元的复合系统。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影响、改变生态环境条件，而生态环境反过来又影响人口的分布、人口的素质与人类生活的质量。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均衡发展就是实现人类生产生活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人口规模及增长必须维持在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使人口规模与环境相协调。
人口的自身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关系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口自身均衡是实现人口外部均衡的基础和前提，而人口外部均衡通过人口内部系统的各个要素施加影响并间接地制约着人口自身均衡的实现。
2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评价监测模型的建立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前提是建立一个评价监测模型来描述、评价和监测人口自身以及人口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均衡状况，而任何指标体系的设计都必须深入挖掘被测量对象的内涵，同时分析和借鉴已有的相关指标体系。
2.1 已有人口发展理论指标体系回顾
人口压力指标。指人口的非适度状态，即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的不适应、不协调。区域的人口压力评估指标国内已有多项研究。如赵军［4］设计了一套由12项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并在甘肃省内各区域进行了排序。人口压力指标反映了区域内经济、环境和社会所承受的人口压力，因此实际上是一种滞后的指标体系，缺乏指标的超前指示功能。
人口承载力指标。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自然－社会复合的生态系统保持永续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负载和容纳的人口数。蔡莉［5］等回顾了过去关于人口承载力的数项指标体系，提出了一套区域人口承载力的指标框架和计量方法。人口承载力指标反映了环境、社会所能承载的上限，同人口压力指标一样，是一种滞后性指标，即根据指标不能判断人口与外部系统之间合适的度在哪里，何时对人口进行调节是合适的。
人口发展评价监测指标体系。见陈仲常［6］等的研究。作者在文中没有给出指标测量的概念内涵，从所选取的指标看，该指标体系围绕人口自身发展，与外部系统的关系方面只选取了人口与经济的4个指标，人口与环境、社会等方面没有涉及。因此，该指标体系不能测量人口与重要的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程度，也不能解决好坏的标准问题。
人口现代化指标体系。指与经济社会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人口发展形态。王学义［7］回顾了多项前人的研究，并设计了人口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从其选取的指标看，人口现代化指标体系反映了人口本身的现代化发展程度，而何种程度是较为合理的人口发展状况以及人口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和谐程度并没有反映。
此外，还有与全面小康指标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指标体系［8］、人口安全动态评价指标体系［9］等。对已有人口发展指标体系的回顾可以看出，虽然测量的都是人口发展的状况，但是侧重点是不同的。有的侧重于人口自身发展，有的侧重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但是均没有对人口系统本身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外部系统的全面测量。此外，关注于人口压力、承载力使得这些指标体系具有滞后性，对人口的发展程度、与其他系统的协调关系没有超前的指示作用，因此丧失了指标的监测和预警功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仅强调人口自身发展均衡，更加强调人口自身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人口外部系统的协调发展。因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指标体系要体现三方面的功能：一是描述和反映一定时期内人口各方面均衡发展的水平或状况；二是评价和监测一定时期内系统各个组成部分协调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三是综合衡量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均衡程度，以及影响均衡目标达成的关键因素。
2.2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指标体系框架
根据人口均衡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其内涵，将指标体系分为两大子系统，即人口自身均衡子系统和人口与外部均衡子系统，其中人口自身均衡子系统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三个方面，人口与外部均衡子系统包括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四个部分，如图1所示。
2.3 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人口均衡发展的内涵及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在人口自身发展特征分析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基本要素分析的基础上，遵循客观性、完备性、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和实用性的原则，采用频度统计法、理论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确定指标体系，并结合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参考小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10］给出2020年各指标的均衡值，具体如表1所示。
指标体系设定为三级，第一级包括人口内部均衡和人口外部均衡两个方面，第二级由七个部分组成，分别是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以上构成对人口内部均衡的细化；而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是对人口外部均衡的具体化；第三级指标是二级指标的具体体现，其中内部均衡使用7个指标，外部均衡使用13个指标来做具体描述。应该指出的是，指标的选取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即在反映信息的全面性和指标的精炼性之间、反映信息的精确度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之间反复权衡、比较、取舍的过程，最终形成的指标体系是一个折衷的结果。
2.4 指标标准化处理
不同的评价指标具有不同的单位，且即使具有相同单位的不同指标，其数值的大小也有很大差異，直接用这些量纲不同的指标数值进行综合，将有可能夸大数值较大的指标的作用。因此，我们需事先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本指标体系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中最常用的Zscore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对指标的方向进行调整实际上也是在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只是这种标准化是针对逆指标和适度指标而言的。在综合评价统计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方向不同，因此有正指标、逆指标和适度指标之分，对于逆指标和适度指标，需调整方向使其与正指标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本指标体系采用对逆指标求倒数（对适度指标取实际值与适度值差的绝对值的倒数）的调整方法。
2.5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的权重，首先依据指标体系设计了三级判断矩阵式问卷，选取了20名专家，其中人口学教授8名，国家宏观管理部门高级管理者5名，经济与管理学者7名，问卷发放的方式采用邮寄和送达的方式，全部问卷回收之后进行层次单排序与检验以及层次总排序与检验，得到的最终结果如表2所示。
3 国内31个省级单位的实证分析
我们采集了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0-2007年8年的指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目标一是对我国各地区人口均衡发展的现状进行综合评价，二是结合2020年均衡目标值，对我国各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度的发展态势进行分析，三是对影响均衡度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
表3是依据指标体系对2000-2007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均衡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的结果。其中平均得分是指2000-2007年八年的平均得分。
从具体排名来看，可以将各地区划分为四个层级，其中北京、上海和浙江分列前三，人口均衡发展协调程度最高。根据排名，结合指数得分将31个省市分为四个层级，北京、上海和浙江得分在0.75以上，人口均衡实现程度最好，分列一到三位，为第一层级；广东、黑龙江、海南、江苏、福建、吉林等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均衡发展程度较好，指数得分在0.7以上，为第二层级。这两个层级的省市占31个地区的30%；内蒙古、天津、河北、山东、江西、四川、辽宁、湖北、广西、湖南、安徽、重庆、河南等13个省市的指数平均得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占41%，属于第三层级；而新疆、山西、陕西、贵州、甘肃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均衡发展水平较差，占30%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第四层级。
从区域分布来看，排名靠前的主要为东部尤其是沿海的省市，而中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市排名居中，西北和西南地区排名靠后。排名1-10位的省市中，黑龙江和吉林属于东北地区，而上海、浙江、广东、海南、江苏、福建均为东部沿海省市，这些地区人口均衡发展程度远高于内陆地区；而排名居中的省市除了天津、山东和辽宁外，几乎均为中部省市；排名靠后的9个省市中，西北地区的六个省份均列其中，此外还包括西南地区的云贵和西藏，这些地区人口均衡发展程度也较低。
从影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因素看，在人口自身均衡方面，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是制约人口自身均衡的主要因素。经过近30年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规模得到了有效控制，极大地减轻了我国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从当前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从表3的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与人口结构的得分来看，大多数省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已经控制在均衡目标值3‰左右，而各省市人口质量与人口结构的指数得分则参差不齐，尤其是人口结构，对人口自身均衡制约最大。这也提示我们在继续控制人口总量的同时，更应通过加大医疗服务投入和教育投入，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和人口文化素质，并采取积极有效地措施解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等导致人口内部结构失衡的问题。
在人口与外部系统方面，人口与社会对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制约最大，人口与经济次之。从全国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发展实现程度来看，人口与环境均衡发展程度最高，达到66%，而人口与资源次之，为61%，人口与经济均衡发展程度为53%，人口与社会均衡发展程度为52%。这说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是制约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的两个最主要因素。从具体排名也可以看出，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各项指数得分较为平均，上海虽然人口与环境指数得分偏低，但经济与社会两项得分较高，因此，整体排名前列。而黑龙江、福建和吉林等同样靠前的省市，人口与环境、人口与资源两项的指数得分均较高，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较好，但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的指数得分偏低，影响了最终的排名。云南、青海、西藏、甘肃等排名靠后的省市，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程度属于中等水平，与中部许多省市相当，但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程度低，因此，排名远低于中部省市。因此，要实现人口与外部均衡发展，在充分考虑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关键是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技术改造和革新，改善和提升产业结构，降低结构偏离度，引导劳动力更多地向第三产业流动，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4 结 论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际上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适度人口理论在当代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不僅强调人口自身要协调发展，而且更加强调人口自身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人口外部系统的协调发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具体排名看，北京、上海和浙江分列前三，人口均衡发展协调程度最高。从人口自身均衡来看，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是制约人口自身均衡的主要因素。人口与外部系统的均衡来看，人口与社会对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制约最大，人口与经济次之。
建立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理论体系，既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也需要实践的反复检验和修正，因此是一个不断完善、逐步逼近的过程，本文的研究是其中一个尝试和阶段性成果，无论是人口长期均衡的内涵还是指标体系的建立都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和修正。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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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for Monitoring, Measuring and Evaluating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WANG Ying1 HUANG Jin1 ZHAO Juanying2 ZHANG Xianbing1
(1.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China;2.Physic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Key words PopulationBalance DevelopmentModel
作者：王颖 黄进 赵娟莹 张先兵
人口与计划生育理论基础论文 篇2：
现代化视角下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与中国人口转变
摘 要：文章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和对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育龄妇女家庭与生育状况”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研究了为什么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将会对未来出生性别比的发展趋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使得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支持生育率下降和支持男孩偏好的因素共同存在，从而导致了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的出现。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业文明终将解体，出生性别比也将回归正常水平。
关键词：现代化；人口转变；出生性别比
一、背景
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情况下，出生性别比的数值是比较稳定的，变化范围一般在103～107间[1]。1950～2005年，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出
生性别比都在104～106间[2]。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虽然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也有超出正常范围的情况，但总体而言还是围绕着正常范围而上下波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性别比却出现持续升高、偏高的现象，2012年达到117.7的水平（见图1）。而且，出生性别比偏高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现象，从东、中部逐渐蔓延到西南、西北部，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省份逐渐蔓延到大城市，到21世纪初大多数省份的出生性别比结构都已严重失衡，出生性别比偏高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难题[3]。
本文将从现代化理论出发，把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与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联系起来，将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置于全球人口转变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将其视为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而形成的产物，为人们理解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二、已有研究中关于出生性别比偏高和人口转变关系的论述
一些人口转变先行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现象，为此从欧美等国人口转变实践经验中得出的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中并没有关于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或其规律的论述。
于是，一些学者从亚洲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出发，试图从中总结出有关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和人口转变关系的普遍性规律，以此来扩展和丰富原有的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有学者总结了亚洲人口转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出生性别比转变的“两阶段”规律：在前一个阶段，由于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性和自由流产的合法化、社会对性别选择行为的逐渐接受以及低生育率的挤压，人口出生性别比逐渐升高；在后一个阶段，男孩的过剩使未来整体环境对男孩逐渐不利，人们主动自发地减少对男孩的偏好，而社会经济的进步将削弱以男性为主的传统，内外两方面力量共同作用，导致出生性别比逐渐回归到正常水平[4]。国内的研究者在近些年来也开始关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变化模式：逐渐升高且在高位徘徊一段时间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他们结合该变动模式在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基础上进行扩展，构建了亚洲人口转变模型。他们对于这种变动规律的解释是生育率在短时间内迅速下降，挤压了生育的空间，快速下降的生育率与亚洲“男孩偏好”文化传统的强大阻力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升高；而随着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步改善和政府部门的不懈努力，出生性别比将重新回归正常[5]。还有学者总结出了中国带有性别偏好的人口转变模式：在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影响，生育水平快速降低，迅速压缩了生育空间，所以人们实现男孩偏好的方式只能从多生育转向了性别选择，导致出生性别比的升高[6]。
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偏高虽然是发生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的特殊现象，但是其实质是人口转变在全球演进和扩散过程中结合各国具体国情而形成的产物。根据前面所提及的几项研究成果的解释[7～8]，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之所以会产生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现象，主要源于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主要是生育转变过程）的“快速性”和强大而特殊的“男孩偏好”的文化传统。但是，本文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生育的快速下降并不局限于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文化传统也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具备相同两个条件的地方并没有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充分说明这两个条件并不足以阐明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发生的一般规律。
三、研究假设、研究方法和数据
针对已有研究成果所存在的不足，本文将从现代化进程特殊性的视角去分析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的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本文的研究假设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之所以产生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是由于它们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导致了农业文明缓慢解体和迅速工业化过程同步进行，所以支持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男孩偏好的因素在一段时间内并存。具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假设可以细分为以下三点：①生育率的快速转变和“重男轻女”文化传统不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的根本原因；②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导致的迅速工业化和农业文明缓慢解体并存才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农业文明的解体过程逐步完成，男孩偏好的文化就会失去支撑的根基，出生性别比又会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本文采用了历史/比较研究与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历史/比较研究法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分析，对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综合影响的问题进行研究，特别适用于重大社会过程和宏观问题的研究[9]。本文将采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比较和分析欧美国家、日本等国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特点，分析为什么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了特有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升高现象。
本文又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5～11月在湖北、浙江和河北三省开展的以育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育、生活情况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调查取得的定量和定性数据，对现代化进程后期农业文明解体的发展趋势对男孩偏好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未来出生性别比发展趋势的判断。这次调查在全国选择了三个实施相同计划生育政策的省份（浙江、湖北和河北），在每个省份中分别选取两个县（县级市）进行重点调研。它们分别是湖北的大冶和洪湖，浙江的瑞安和嵊州，以及河北的定州和文安。六县（市）在调查时点实施类似的生育政策（即都推行“一孩半生育政策”——第一胎生女孩的农村户籍夫妻，在间隔几年后，可以生育第二胎），但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性别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见表1），这使得调查能够尽可能地代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性别观念的地区。比如，嵊州和瑞安在经济上最发达，大冶和洪湖具有中等发达水平，而定州和文安则属于相对欠发达地区。而且，尽管瑞安和嵊州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但经济结构却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嵊州是从集体经济转变过来的私营经济，其主要产业以纺织等轻工业为主，是越剧之乡和著名的中国围棋之乡、领带之乡、竹编之乡、茶叶之乡、建筑之乡。这样的产业结构有助于女性就业，从而也有利于形成性别平等的观念。与此对应，瑞安县的经济结构则主要是从家庭作坊式发展而来的私营经济，家族观念依旧十分浓厚，传宗接代的思想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在这六县（市）中，文安的出生性别比一直处于正常水平；瑞安的出生性别比一直处于偏高水平，并没有发生下降趋势；其他四地都经历了出生性别比下降的过程，特别是嵊州，出生性别比已降至正常水平近10年。课题组在这六个调查地都进行了问卷调查、各级计生干部小组座谈和妇女深入访谈。共调查了2078位农村育龄妇女，召开小组访谈18次，并对90位已婚育龄妇女进行了深入访谈。问卷调查的调查对象是育龄妇女，在抽取最终抽样单位时，以全国2009年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为标准，采取配额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使样本年龄结构与全国育龄妇女结构相似，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结果与分析
1.“重男轻女”文化传统和生育率快速转变不足以解释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
在世界较早经历人口转变的国家中，不乏有着强烈男孩偏好文化传统和经历快速生育率转变的国家，但是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这说明，生育率转变和男孩偏好的文化传统不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重男轻女和男孩偏好的文化传统同样严重。在古罗马，妇女地位低下到没有姓名权，只能依靠父亲或丈夫来进行身份识别[10]，按照古罗马的传统，人们迫切地需要男性子孙来实现姓氏永存的目的，在婚姻中妇女永远处于次要的地位[11]。直到中世纪的欧洲，妇女在大多数时间还是被看作毫无价值的物件[12]。在日本，家制度的建立将妇女置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女人被称为“借腹之物”，唯一的作用只是生育子嗣。在江户时代就曾经出现过对子女性别甚至出生顺序理想模式的各种说法，比如“一姬两太郎”、“卖物、迹取、用心棒”等，主要意思是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是卖给人家的了，所以第一胎最好生女孩，在出嫁前可帮家里分担家务，第二胎一定要生儿子保证有人继承，最后还要多生一个儿子来保险[13]。这些国家男孩偏好文化传统的强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但是在它们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同样，快速的生育率下降过程同样不能保证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发生的必然性。在日本，生育率的转变也是非常迅速的。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日本生育率一直维持在30‰以上。二战以后，日本的生育率一下子下降到1950年的28.1‰，1972年进一步下降到19.3‰，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一直保持在10‰以下的水平。在日本生育率快速下降的时候，性别鉴定和选择技术已经问世，而且日本在封建时代就有堕胎、溺婴、弃婴的做法，1948年制定的《优生保护法》和1952年制定的《母体保护法》也大大放宽了对人工流产的限制，所以在技术可得性和社会接受程度方面都不存在着巨大的障碍[14]。但是，在整个生育率急速下降的过程中，日本的出生性别比却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见图2）。这充分说明了在强烈的男孩偏好的文化传统下，在技术水平和社会接受程度都具备的条件下，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偏高。
2. 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
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出现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的国家，他们共同的国情特征是什么呢？答案是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现代化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它实现了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工业文明）逐渐确立的过程[15]。这是一次涵盖社会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性的、深刻的历史变革，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在中世纪时，农业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工业化是在农业文明自然解体的基础上实现的，也就是说当工业化引发生育率下降的时候，重男轻女的封建文化传统也失去了支持的基础（农业文明的瓦解）。欧洲的海外殖民地还有亚洲的日本可以说是几乎全盘照搬了欧洲的现代化模式，所以情况也是类似的。但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几千年来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一直是不断得以巩固，登峰造极，后来在欧美国家殖民侵略的冲击下开始瓦解，才被动地开始了工业化进程，所以农业文明的解体和工业文明的生成是同时进行的。而且，这些地区对现代化所持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承认工业文明的先进性，迫切地希望早日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又对源自西方的工业文明有所保留，害怕因此丧失本身的民族特性，所以农业文明解体的进程缓慢，现代化过程变得相当复杂[16]。在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滞后性和矛盾交织性使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支持生育率下降和支持男孩偏好的因素同时存在、互相交织，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偏高。
具体来说，在欧洲，农业文明彻底解体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逐步淡化。农奴制的废除、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将人们从封建社会对人身自由、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地理大发现增强了商业精神，农业成为了商品生产，封闭的庄园经济被打破，开始变成一个不断扩大的农业市场。新的职业的出现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增加，越来越多的妇女取得了各种职业必须的才能；妇女的平均寿命增加，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时间相对缩短，她们的作用不再限于生养子女；妇女的法律地位和和政治地位提升，拥有财产权、选举权等各种权利[17]。这一切都造成这些国家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也已经大大削弱，所以在这些国家并没有表现出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的现象。
同样，日本在人口转变开始前已经初步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它不仅适时完成了对国家政体的改造，而且通过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国策，大力发展现代经济并取得成功，初步创造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新型民族国家。在非白人社会中，没有哪个地方能像日本那样“脱胎换骨”式地迅速实现现代化[18]。明治维新以后，压抑个人人性的家族制度和男尊女卑的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文化开明政策使西方文化、技术和生活方式传入，人们的家庭观念发生变化，以夫妇为中心的新家庭理论开始出现，蓄妾制被废除。贤妻良母主义逐渐形成，它将在一夫一妻制之下、与男子具有同等权利、在教育子女方面有教养和知性的女性作为理想形象。产业革命后，西欧资产阶级的女子教育论引入日本，女子教育的必要性逐渐为世人接受，到日本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的1907年，女子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96%，几乎适龄女子全部入学[19]。战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最终完成，传统封建家族制度彻底瓦解，男子优先、父子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转变为男女平等、夫妇关系为基础，妇女代替家长成为主管家计和安排生活的“一家之主”。妇女从男尊女卑和封建家长制中彻底解放出来，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包括姓氏权、离婚权、财产权等。妇女参政议政的意识大大增强，婚姻观也发生巨大变化，对妇女而言结婚不再是终身的从属和唯一的选择，晚婚、不婚、离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男孩偏好逐渐淡化，从表2可以看出近30年来，日本家庭已经没有强烈的男孩偏好，甚至更偏好生育女孩。
但是，在中国等大多数亚洲国家，现代化过程则显得滞后与复杂。第一，现代化的进程姗姗来迟，不仅距离先行国家差距大，在地理位置上与先行国家相隔甚远，这也使民众在心理文化上对现代化的认同力很低，这些特点都要求这些国家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强力推进现代化进程。在这些国家，现代化与人口转变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了，而是变得非常复杂，至少两者是同时进行的，人口转变并不仅仅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反过来人口转变也对现代化过程产生了影响，为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创造了条件。第二，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自古以来整个机制都是为农业文明服务的，发达的社会结构功能以巩固农业文明为宗旨，典章制度为农业文明设置，价值取向和思想意识形态为农业文明辩护；它不像欧洲，还有一个半独立于封建农业社会的市民社会的存在，很早从农业主体结构中分离出来，可以不受约束地发展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西欧社会越发展，背离农业文明的离心力就越大，而中国社会越完善，农业文明就越巩固[20]。而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农业文明的解体与工业文明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特别是在中国、印度这些亚洲的国家，一度曾是古代文明的中心，现代化过程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剧烈冲击中被迫开始的[21]，它们对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过程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情绪，从技术、经济发展手段、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现代化，都是一点一滴地慢慢接受改变，完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农业文明的解体过程非常缓慢。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人口转变过程也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由于国家的强力推动，工业化进程取得了迅速、巨大的成功，加之人口政策的作用使生育率发生快速下降；另一方面，农业文明还处于缓慢解体的过程之中，被包裹在最核心位置的思想文化更是改变甚少，男孩偏好的根基还未瓦解，两者矛盾作用的结果导致人们对孩子的性别进行选择，在宏观层面上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3. 现代化进程推进背景下出生性别比的发展趋势
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的出现与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农业文明的解体终将逐步完成，男孩偏好就会失去支撑的根基，出生性别比又会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当然，农业文明解体的速度和所采取的纠正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政策的强度都将使各国在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方面表现出不一样的速度。
韩国是亚洲出生性别比升高趋势最早发生逆转的国家，出生性别比在1990年达到峰值（116.5），之后就处于一个逐步下降的过程中，目前已处于正常水平（见图3）。有学者认为除了有效的社会政策以外，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获得更大的自主权、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升，从而弱化男性为基础的社会传统和习俗是导致韩国性别偏好观念的淡化和消失、出生性别比恢复正常的原因[22]。而女性地位的上升等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农业文明逐步解体的标志性表现之一。这充分说明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业文明的解体终将完成，而出生性别比也将随之恢复到正常水平。
在中国，出生性别比同样已经开始表现出这样的趋势。2008年后，全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逐步下降，从2008年120左右的水平下降到2012年117左右的水平。这同样是由于现代化进程推进所导致的农业文明逐步解体所带来的结果。根据欧洲的发展经验和现代化理论，农业文明的彻底解体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在国家层面，农业生产力高度发达，为社会提供充裕产品，使得大量工业人口的生存成为可能，导致人口和资金最终大规模向工业部门转移，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在家庭层面，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都市化倾向明显，原有家庭功能极大削弱，社会功能逐渐增强，形成一套与工业化社会相对应的包括住房、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功能体系[23]。上述趋势在中国已经有所体现，而且这种农业文明逐步解体的趋势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5～11月以育龄妇女家庭生育、生活情况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调查取得的数据，对现代化进程后期农业文明解体的发展趋势对男孩偏好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中国未来出生性别比发展趋势的判断。
本文采用了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一些代表农业文明瓦解的因素对男孩偏好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因变量是男孩偏好，在问卷中通过询问已婚育龄妇女是否“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一定要生育男孩”进行测量，为二分类的名义变量，模型中转换为虚拟变量。自变量是体现社会农业文明解体的因素，根据现代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提炼，包括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否以农业收入为主、对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和家庭的居住方式。主要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民族、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家庭收入、家庭已有的孩子数量、地区。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3，回归结果见表4。
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并结合对深入访谈资料的研究，本文发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业文明的逐步解体确实对人们性别偏好的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转变为非农业收入为主、未来选择自己养老和自己独立居住等因素都能显著降低人们的男孩偏好。
首先，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优化，男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这使得人们的男孩偏好逐步弱化。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主要依靠劳动力的体力，所以男性在生产劳动中具有很大的优势，甚至有的生产劳动必须由男性劳动力来完成，所以人们更愿意生男孩。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业生产力水平和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劳动逐渐不再依赖于劳动力的体力，对劳动力性别的要求也随之放宽，所以男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优势也逐渐消失，人们生育男孩的偏好也因此降低。
其次，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农村劳动力逐步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进行转移，因此，非农收入逐渐成为一些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现代非农经济部门中，男女在取得收入能力方面的差异与在传统农业经济部门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缩小，这也会削弱人们对男孩的偏好。回归结果表明，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收入的妇女产生男孩偏好的发生比要比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的妇女低12%左右。
再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加，养老功能的承担者逐步从家庭转向社会，而与此相对应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也逐渐建立和完善。这导致人们对子女养老的预期下降，养儿防老的观念也随之逐渐淡化。具体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未来经济上选择依靠自己养老的妇女与选择依靠儿女养老的妇女相比，存在男孩偏好的发生比降低了25%左右。
最后，现代化背景下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父母、子女分开居住模式的普遍化趋势，使传统的“女方嫁进男方家庭，成为男方家庭中一员”的观念逐渐失去支持，人们看到更多的是“男女双方一起平等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的现象。所以，不与公婆居住在一起从一定程度上把女性从“夫家人”的身份约束中解放出来，可以自由地照顾双方父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对男孩的偏好[24]。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不与公婆或父母合住的妇女和与公婆或父母合住的妇女相比，男孩偏好的发生比下降了10%左右。
在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男孩偏好就越弱，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妇女男孩偏好的发生比比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妇女下降了45%。家庭已有的孩子数量与男孩偏好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一方面是由于男孩偏好越强烈，妇女为了实现这种偏好，就会倾向于多生育孩子；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生育政策的限制，随着生育孩子的增加，妇女可以生育孩子的空间逐步减少，所以一定要生育一个男孩的意愿也会越来越强烈。
总之，通过韩国和中国的案例可以发现，现代化过程继续推进，农业文明解体过程会逐步完成，支持男孩偏好的因素会逐渐消失，出生性别比也会逐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如果国家能在此过程中采取保障女性权益、提高女性地位和打击性别选择行为等方面的措施，这个过程将更为顺利和迅速。
五、结论和讨论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其实反映了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而并不是这些地区文化传统的强大和生育率下降迅速。因为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实质还是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滞后与民族文化的差异，使它们需要依靠强大的外力推进现代化进程。而且，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这些国家大部分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向始终是农业文明得到完善和进步，而且对工业化也持有部分保留的态度。这两种因素相结合，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欧完全不同。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实现完全替代的现代化过程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文明缓慢解体和迅速工业化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它不是农业文明自然解体，并为工业文明的发展做好充分准备的由内而外的过程，而是农业文明被迫缓慢解体与工业文明逐步形成同时进行的自外向内的转变过程。这种特殊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两种矛盾发展的力量，导致了支持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工业文明和支持男孩偏好的农业文明在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并存。所以，无论是生育转变过程的快速性或者传统文化的强大性都不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生育转变的快速性和男孩偏好的持续也只不过是现代化过程特殊性的表现之一。
那么，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农业文明终将解体，支持男孩偏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会逐渐削弱，出生性别比也将回归正常的水平。当然，农业文明解体的速度和所采取的纠正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政策的强度都将使各国在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方面表现出不一样的速度。
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去考虑，发生在亚洲的特殊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对其他地区也有着很强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亚洲这些发生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的国家都具有相似的现代化进程特点，而其他地方之所以没有产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情况，是由于它们的现代化过程并没有像部分亚洲国家一样出现两极化的作用力量（迅速的工业文明生成和缓慢的农业文明解体）。当然，这些亚洲国家形成这种特殊的现代化过程是由其发展历史和地域特色所决定的，这是其他地区不具备的。但是，如果未来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影响生育率下降和维持男孩偏好的因素共同存在的情况，那么无论其形成原因是什么，都很可能会发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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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方 志]
作者：杨凡
人口与计划生育理论基础论文 篇3：
天津市人口发展状况30年实证分析
摘 要：基于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及天津市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资料，在对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人口发展历史、现状与前景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天津市人口30年发展变化趋势与原因，并对与此相关的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阐述了天津市在加快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人口改革的挑战，包括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人口规模与结构、人口素质与新增劳动力就业问题等，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
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天津市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随着滨海新区这一国家战略的稳步实施，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已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人口问题作为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影响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为引导人口与城镇合理分布、完善计划生育工作机制以及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人口发展状况通常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等指标，这些指标直接影响着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运行质量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等。因此，了解本地区人口变化趋势，特别是现阶段人口发展状况，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的必要前提。
一、 天津市30年人口现状分析
（一）人口数量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解决发展问题与人口问题，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两大基本国策。30年来，天津市作为较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城市之一，始终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并在全国已率先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这一国家战略的全面推进，在天津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全市人口数量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人口发展状况具有显著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天津统计年鉴》，可以发现近10年来天津市人口发展状况有如下特征，如图1.图2所示。
图1 1982—2011年天津市人口基本状况统计①
图2 1982—2011年天津市人口基本状况统计
1.人口再生产由过渡型转变为现代型，且出现两次生育小高峰
由图2数据可以看出，1982—2011年天津市人口再生产逐渐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目前已实现人口增长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与低自然增长率，处于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尤其是到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1—2011年天津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始终保持在1‰左右，每年都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人口计划，实现并保持稳定的低生育水平。
与此同时，由于受生育率上升、育龄妇女比例提高及生育政策等的影响，从1982—2011年天津市人口再生产出现两次生育高峰，即1987年前后和2007年以后。图2数据显示，1987—1990年与2007年以后这2个阶段，年末户籍人口年增长量均超过10万人次。这是自建国以来天津市出生人口进入的第三次和第四次生育高峰，二者具有历史继承性。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现已进入婚育旺盛期，且按照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最新规定：城市地区符合“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农村地区符合“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2个子女。目前，进入生育年龄的人口多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且大多符合生育二胎政策。因此，无论是从年龄结构还是从政策条件上，2007年开始，天津市出生人口明显增多，出生人口进入第四次生育高峰[1]。
2.人口总量快速增长，但增量以外来人口为主
由图1可知，天津市人口总量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且常住人口数增长幅度远远大于户籍人口数增长幅度，增量以外来人口为主。1982—2011年常住人口增长了近580万人，增幅达74.8%，增长的绝对量与相对量都呈刚性逐年稳步提高。同时，形成两个外来人口增长高峰期，即1990年前后与2006年滨海新区开发以后。1990年外来人口增长形成小高峰，年增长28.92万人；而2006年到现在外来人口增长最多的是2007年，一年增长高达75.74万人。
与此相对的是，30年来户籍人口仅增长了不到222万人，增幅为28.59%，远远低于同期常住人口增长数量与增幅。同时，形成的两个户籍人口增长高峰同样是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期，即1987年左右和2006年到现在。由此可知，改革开放30年来天津市常住人口的跨越式增长主要是受外省市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增加的外来人口是户籍人口增量的将近3倍。
3.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由图1可知，30年来天津农业人口数量仅增长了18.28万人，增幅仅为5%，占户籍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47%下降到2011年的38.37%。与此同时，非农业人口增长了203.24万人，增幅达49.48%，占户籍人口比重由1882年的53%上升到2011年的61.61%，远远高于同期农业人口绝对增量与增幅。由此可知，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人口比重逐渐上升，天津市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
总之，通过分析天津市30年人口基本情况的相关统计数据，笔者认为，虽然天津人口增长已转型，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规模、完善流动迁移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更应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
（二）人口质量
改革开放30年来，天津市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紧随国家制定的大政方针，横向上与国家总体人口状况的历史变迁高度统一；纵向上该市各年份人口增长同样具有稳定性与一致性。因此，在对天津市30年人口质量与结构进行分析时，笔者采用了具有代表性的四次人口普查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关于天津市常住人口中各种文化程度和文盲人口数据公布如下，见图3。
图3 1990—2010年天津市各种文化程度人口统计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天津》
图3显示，与1982年普查相比，该市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程度的人口由17.72万人上升到226.16万人，增长了将近13倍；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由103.42万人上升到267.23万人，增幅为158.39%；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则由123.97万人上升到220.59万人，增幅为77.94%；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由108.87万人降至27.14万人，下降了81.73万人。这些变化表明本市人口的文化程度已完成由初低级向中高级的转变，普及文化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已经初见成效，并逐步走向教育大市。
（三）人口结构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关于天津市常住人口中各年龄阶段人口数据公布如下，见图4。
图4 1990—2010年天津市人口年龄构成②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局《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天津》
图4显示，与1982年普查相比，天津市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2010年0—14岁人口的比重为9.80%，比1982年下降了15.7个百分点； 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8.52%，达110.23万人，比1982年上升了5.12个百分点。这与人口老龄化特点不谋而合，即人口金字塔中顶部与底部人口变化同时发生。由此可知，在保持较低水平的出生率的同时，特别是人口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天津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同时，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中，15—64岁人口达到1 056.84万，比1982年数量增加了将近45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上升到了81.86%。该年龄阶段作为劳动人口的主力，说明天津市劳动力资源丰富，不会出现劳动力数量短缺问题，就业问题仍将长期存在。
二、问题及对策分析
（一）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
21世纪以来，尤其是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自1996年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来，天津市受外省市人口迁移流动规律的影响，成为人口向城镇群、大城市区快速集聚的核心区域。同时，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和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天津市自身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化水平也在逐年上升。面对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不断变化、流动人口状况复杂等问题，如何对人口迁移进行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将是影响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针对由于人口迁移与流动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我国自1958年推行城乡二元结构的《户口管理条例》，这种户籍制度不仅加剧了城乡二元差别，同时也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天津市经济的腾飞。因此，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应进一步放宽调整户籍准入政策，完善与此相关的社会福利保障，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同时，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也应完善流动人口的登记制度和居住证制度，加强人口信息统计工作等。
（二）人口规模的适度与可持续发展
天津市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除了两个生育高峰期，人口生育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控制人口在全国范围内成绩斐然。但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人口安全及新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独生子女成长风险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目前，理论界对人口政策的争论主要存在两大派别。一派认为应坚定地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保持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其理论基础是马尔萨斯主义的“过剩人口论”。另一派别则认为，政策应当放宽。其理论基础是“适度人口论”，即适度人口就是指能够达到一个特定或一系列目标的“最佳”或“最理想”的人口规模，而这样的人口规模可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2]。
适度人口论把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看作是影响人类进步的消极因素，认为只有适度人口才能使社会得到最大收益[3]。因此，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政策应以稳定低生育率、控制人口增长为手段，以提高人口素质、加大教育投入为核心，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基础社会建设等民生工程为关键，依据经济最优人口理论实施适度人口战略。
（三）老龄化人口的加速
根据人口年龄结构中老年系数指标可知，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达到7%即为人口老龄化。2010年，天津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8.52%，1990年为8.33%，说明天津市是我国较早进入人口老年化的地区之一，且老龄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人口老龄化加速一方面是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以来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天津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同样遭遇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这批人规模巨大后代却相对较少，因而随着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开始步入老年阶段，人口结构会迅速老化[4]。
针对天津市人口老龄化尤其是户籍人口老龄化加速，首先，要在宏观上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同时，辅之以高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其次，也要在微观上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保覆盖面，尤其是老年保障制度；同时，提倡家庭供养与发展社区服务。最后，与其他人口政策相贯通，即一方面通过人口流动减弱年龄结构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放宽二胎生育政策以期优化劳动力年龄结构，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当然，除了上述问题，天津市要想在21世纪取得区域经济长足发展，还需要足够重视人口素质问题、新增劳动力就业问题、出生性别比问题及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这些都与人口改革与发展息息相关，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参考文献：
[1] 天津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改革开放30年与天津人口发展.http：//www.tjrkjs.gov.cn/ArticleView.aspx？id=975.
[2] 余兴厚.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理论探索[J].生态经济，2002，（11）.
[3] 吴宏洛.影响中国人口政策走向的几个关键性问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
[4] 宋潇.目前中国政策争论之我见[J].改革与开放，2010，（6）.
[责任编辑 高惠琦]
作者：樊丽文 张妍